打印

圣严法师著作:印度佛教史

  第三节 《俱舍论》概述


  《俱舍》的品目

  世亲论师是犍陀罗国人,到迦湿弥罗国学《大婆沙论》之后,回国即出要义,计六百颂,再送到迦湿弥罗,当时有部的悟入论师,以其有违正统的教义,要他为颂作释,世亲便作了释论,这便是《阿达磨俱舍论》(Abhidharmako′sa-′sa-srowa 以下略作《俱舍论》)。此论现尚存有梵文论疏,及西藏译的印度之注疏数种。中国近人演培法师作有《俱舍论颂讲记》,可资参考。

  《俱舍论》是巧妙地将有部极繁琐的思想,予以整理、统一、批判、组织而成,其品目如下页表。

  《俱舍论》的品目记忆法,古来使用有一偈子:

  「界二根五世间五,业六随三贤圣四,智二定二破我一,是名《俱舍》三十卷。」



  《俱舍》的七十五法
  《俱舍论》将一切法分为有为法及无为法。凡依因缘造作而有时间的迁流,染净的差别,即是一切世间的现象,均属有为法;离有为法的性质,离一切作用的状态,含有灰身灭智的涅盘义的,属於无为法。

  阿达磨多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三科作为法的分类依准,《俱舍论》承此而复采用《品类足论》的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的五位,作为法的类别。虽然七十五法的确定,是出於后来普光的《俱舍论记》,因为在《俱舍论》中,尚未将心所有法中的不定法之恶作、睡眠、寻、伺等做数字的确定。七十五法之源出於《俱舍论》,则无可疑。



  果因缘
  《俱舍论》摄一切法为七十五法,但此诸法并非个别的独立存在,而是存在於相互关连的关系之间,这就是因缘论(参阅木村泰贤《小乘佛教思想论》第二篇第六章),因与缘结合,即成为果,通称为六因、四缘、五果。


  世间法
  因果法,含摄了世出世法,但在世出世法之中,仍须加以分类。 《俱舍论》的〈世间品〉、〈业品〉、〈随眠品〉,是分析迷界的果、因、缘。迷界 又分为有情世间及器世间。地狱、饿鬼、傍生、人、天,此五等为有情世间,乃 为空间中的安立层次;有情的生死流转,又分为生有、本有、死有、中有的四种 状态,依十二缘起而有三世两重因果,乃是时间上的安立次第。欲界、色界、无 色界,此三界为器世间在空间中的安立层次;又以成、住、坏、空的四劫,支配器世间的生灭循环,乃是器世间在时间上的安立次第。但是,若不出世间,世间法的安立,不论有情世间或器世间,总是回还不已、无始无终、因果相续、因缘生灭。

  众生之不脱生死,是由造业而得的果报,本论的〈业品〉,即在对於业说的剖析。业分思业及思已业,意业为思业,身、语二业为思已业。又将身、语二业各各分为表业及无表业。

  众生之造业,是由於惑的驱使,本论的〈随眠品〉,即为疏导惑的问题。随眠是由业的活动而引生的苦果,它有烦恼的意味。烦恼分有根本的(六种或十种)及枝末的(十九种)。惑又分作迷理的见惑及迷事的修惑,见惑迷於四谛之理,配合三界则为八十八使;修惑即是根本烦恼中的贪、嗔、痴、慢的四种,三界共有十种,欲界四种,上二界除贪之外,各有三种。又有所谓百八烦恼,即是见惑的八十八使,加十种修惑及十缠而成。(各名相请自检阅法数)



  出世间
  分析世间法的目的,是在进窥出世间的圣道。《俱舍论》的〈贤圣品〉、〈智品〉、〈定品〉,即是说明悟界的果、因、缘。智有决断义,分为有漏智及无漏智。生得慧、闻慧、思慧、修慧的四种,称为有漏智;法智、类智的二种,称为无漏智。智的功能在断见惑。至於定,分为生得定及修得定,此两种定,各 有四色界定(四禅)及四无色界定,每一定又分有近分定及根本定。由智及定的功用,可渐次证入贤圣的果位,断惑证真的阶位过程极为繁复,现在只能略述如下:

  (一)贤位七阶,分作两类:三贤--五停心、别相念住、总相念住。四善根--善根、顶善根、忍善根(忍善根又可细分为下、中、上的三品)、世第一法。

  (二)圣位两类,分作三道八辈:有学位分为见道的预流向,修道的预流果、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无学位是无学道,即是阿罗汉果。这是有佛之世的声闻果位。

  无佛之世,有能自观十二因缘而独悟的圣者,称为独觉,梵名辟支迦佛(Pratyekabuddha)。释尊的前生及至今生之尚未成佛以前,称为菩萨,菩萨先修六度万行,经三大阿僧只劫,再经百劫植相好之业,最后证等正觉(成佛)。

  最后的〈破我品〉,阐明佛教的无我之理,以破斥外教及异执的有我之说。
  伟大祖国是炎黄子孙最美丽的家园,五星红旗是我们家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让我们共同祈愿:祖国明天更好!

TOP

  第七章 阿育王以后的王朝及佛教艺术


  第一节 王朝的兴替
  孔雀王朝的没落
  印度的政局,在阿育王的祖父未建孔雀王朝以前,国内不能统一,异族也由西北不断地入侵;孔雀王朝兴起,驱走了由亚历山大所留下的希腊势力,至阿育王时,印度始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可是,阿育王信佛过盛,佛教因阿育王而大兴,阿育王的崇佛,做广大布施,动辄以百万计,建佛舍利塔八万四千座,修精舍,厚供僧,乃至使外道因贪利养之丰而入王建的鸡园寺僧伽,破坏僧伽的和合,不能和合诵戒者达七年之久。阿育王对於佛教乃至三以阎浮(国土)施。

  因此,引起三种后果:1.佛教因生活富裕而僧侣分子复杂堕落;2.国家因连年大做修福的佛事而库府空虚;3.外道因见国王偏为佛教常做无遮大施而妒嫉愤慨。以致到王之晚年,王储及大臣,制王仅能取得半个阿摩勒果供僧。但这不是佛所希望的事,释尊尝有辄施之劝,及留乳之训;也就是说,应当量力衡情而做 布施。后世佛徒每劝信众效菩萨精神,尽舍内外所有的一切,用意虽善而违世之常情,殊为可惜!

  孔雀王朝三传而至阿育王,三王皆崇佛教而国力日益强大,至阿育王而达鼎盛。阿育王一死,国势顿变,固由於嗣君之无能、仇佛。即其子达摩沙陀那王,依耆那教所传,尝於五印度建立耆那教寺院;其孙十车王,则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其重孙多车王,不孚众望,被大将补砂密多罗(Pusyamirowa)取得婆罗门国师之助,举兵权而弑王自立。孔雀王朝历六王经一百三十七年(西元前三二二 -一八五年),至此而亡。佛教不为阿育王的子孙所重,且为所仇,僧徒因之四散而向西南及西北发展。同时,阿育王逝后,达罗维荼族勃兴於南印,希腊及波斯人则进窥於西北印,印度又成分裂局面。


  中印的法难
  补砂密多罗是孔雀王朝多车王时的将领,得婆罗门国师之助而拥兵自立,仍都於孔雀王朝的华氏城,建立熏迦王朝,此王既以婆罗门为国师,故用其言,以孔雀王朝之衰亡,归咎於崇信无神及无诤的佛教。因此,重行曾为阿育王所严禁的马祀(Asvamedha),行马祀之后,西征而得小胜,婆罗门教士便大振厥辞。

  於是,藉政治的阴谋,推行广大的排佛运动。当时佛教所受苦厄的程度,传记多不详尽,唯据《阿育王传》、《舍利弗问经》等而知其大略。《舍利弗问经》说补砂密多罗王,希望能与阿育王同样的名事不灭,但他自知威德不及先王,先王造八万四千塔并舍倾国的财物供养三宝而留盛名,他便相反地毁塔灭法,残害息心(在家出家)的四众佛子而留盛名。於是,对於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不问少长,集体屠杀,血流成川,并坏寺塔八百馀所,诸清信士,也遭囚系鞭罚。当时有五百罗汉,登南山而得幸免於劫。

  又据《大婆沙论》卷一二五(《大正藏》二七·六五五页中)之末的记载:「昔有一婆罗门王,名补沙友,憎嫉佛法,焚烧经典,坏堵波,破僧伽蓝,害刍众,於迦湿弥罗国一边境中,破五百僧伽蓝,况於馀处。」这就是指的补砂密多罗王西征得小胜时,在迦湿弥罗边境,所做的排佛运动。《舍利弗问经》所指是在中印华氏城的情形,五百罗汉登南山,当是指的部分佛教僧人,离开中印的摩揭陀国,而到南印去了。

  可是,摩揭陀的熏迦王朝在灭佛之后,传到第十主地天王时,仅一百一十二年(西元前一八五-七三年),也由婆罗门大臣婆须提婆,又得婆罗门国师的赞许,而行篡位,别建迦纳婆王朝,四传至善护王时,计四十五年(至西元前二十八年),即为南印案达罗的娑多婆诃王朝(Sa-tava-hana)所灭。婆罗门教在中印的 复兴,终无以救摩揭陀王朝(即熏迦王朝)的衰亡!佛教在南印及西北印兴,却又见其国势的强盛。

  中印自此即为南印的案达罗所兼并,南方建立的案达罗王朝,即与北方的贵霜王朝对峙,成了南北朝的形势。


  案达罗王朝
  阿育王后,摩揭陀帝国的领土,次第缩小,据於东南印度达罗维荼民族的分支案达罗族,即乘孔雀王朝的衰微而告独立。在西元前二四○至二三○年顷,尸摩迦(Simuka)王,兴起娑多婆诃王朝,建都於驮那羯磔迦(Dhanakataka)等地,领有德干(Deccan)高原地方。西元前二十八年,兼并了中印的摩揭陀,到了西元后一○六年顷,乔达弥普特罗·悉达卡尔尼王(Gautaml-a-takarn.i),又将领土扩张至西印度,但在此王殁后,中印及西印的地方即告失离,西元二二五(亦云二三六)年顷,此一王朝即告灭亡。

  在宗教信仰,案达罗的娑多婆诃王朝,诸王多信奉婆罗门教,其中亦有信仰耆那教及佛教的君王,并加以保护及弘扬,英主悉达卡尔尼王,及其母后,即对贤胄部的僧徒,布施洞窟精舍;又有娑多婆诃王,以黑山峰的洞窟施与龙树,推定此王即为於西元一七三至二○一年顷的乔达弥普特罗·耶耆那舍利王(Gautaml-purowa yajn~asri)。

  在锡兰方面,有一位木叉伽摩尼王,在阿罗陀补罗,建设精舍、大塔、铜殿等,厚供僧伽。由於诸王的外护,佛教顺利发展,佛教未至之前,本来为供尼干子(耆那教徒)而建的无畏山寺,也转而供给了大寺的长老摩诃帝须。其后又由诸多王臣的护持,建立的寺塔颇多。锡兰佛教本属印度的一支,本书当以另篇介绍,故此处从略。

  弥兰陀王
  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西元前三二六年)之后,又有一位着名的希腊人德弥多利奥斯(Demerowois),率大军再占阿富汗而侵入印度,略信度河囗,占有恒河上游各地,建都於舍竭(奢羯罗 Sa-kala),弥兰陀王即是德弥多利奥斯的族人。

  弥兰陀(Milinda)王,约在西元前一百六十年间即位。他对佛教有净信,曾就那伽斯那(Na-gasena 译作龙军,或音译那先)比丘问佛法,此事被集为一书,即是巴利文的《弥兰陀问经》,汉译的《那先比丘经》,与此大同。

  据周祥光《印度通史》八八页称,当西元前一五五年间,喀布尔(Kabul)及旁遮普总督梅娜陀(Menander),率希腊大军进攻摩揭陀国,於是,摩偷罗、阿陀(Ayodhya-)、秣第密伽(Madhyamika)相继沦陷,至熏迦王朝的华氏城,双方大战,希军败退。不数年,补砂密多罗称王行马祀,凡祭马所经之邦,若甘作祭祀国的属邦者,即以军士加入祭马的卫队,否则即发生战争。希腊军队即因此而与统率祭马卫队的补砂密多罗之孙,婆苏密多罗(Vasumirowa)交锋,卒将希军击败於印度河两岸之地。

  这位梅娜陀,便是弥兰陀王,简称为弥兰王,他先是印度大夏国驻喀布尔及旁遮普的总督,后继承印度大夏国的王位。他统治的领土,包括阿富汗斯坦、印度河流域、拉伽普大那(Rajaputana)及东部印度的一部分。他死之后,印度大夏分裂为二,最后一王为项茂斯(Hermanes),於西元前五十年间降於大月氏(塞族 Scythian)的贵霜王朝。


  贵霜王朝
  继希腊人之后,来到印度西北的,便是月氏族的入侵。据《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又说:「有五翎侯,一休密翎侯,二双靡翎侯,三贵霜翎侯,四顿翎侯,五都密翎侯。」

  《后汉书·西域传》条下,又说:「初,月氏为匈奴所灭,迁於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馀岁,贵霜翎侯邱就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 宾,悉有其国。邱就却年八十馀死,子阎膏珍 代为王,复灭天竺。」

  月氏族本为蒙古种人,被匈奴从中国的甘肃山谷间赶到大夏(今之土耳其斯坦的布哈尔州),此时大夏为希腊人的殖民地,由亚历山大的部将建立小国。邱就却打败了希腊人,而建立贵霜王朝。希腊人败退南下,进入西北印的迦湿弥罗(今之喀什米尔,即由此来),月氏人紧随希腊人之后,也进入印度,到了阎膏珍的儿子迦腻色迦王(据V. A. Smith说,王在西元后一二○年即位)时,便成了印度中部以北的共主。迦腻色迦王的即位年代尚无确定,若根据他所铸银币考察,大概西元七十八年至一二三年,乃为其在位时期。(见周祥光《印度通史》一○○ 页)

  在印度佛教史上,迦腻色迦王的地位,与阿育王同被称为佛教王。文治武功,雄才大略,先后堪相辉映。建都於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 今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白夏瓦),东到阎牟那河流域,南自频耶(Vindhya)山脉到印度河囗,西与安息(今伊朗及阿富汗之一部)接壤,东北则达葱岭之东。俨然是一大帝国。

  据查耶斯华(K. P. Jayaswal)氏说,贵霜王朝的三十三王之中,仅前之十八王统领至中印度,中期以后,在迦摩普(Campa-)地方,有那伽斯那(Na-gasena)王 朝(西元一五○-三四八年);在乔德(Gaud.a-)地方,有乔德王朝(西元?-三二○年),后来有普拉白维斯奴(Prabhavisn.u.)王出而将二朝合并。到了沙姆陀罗笈多(Samudra-gupta)王,创立笈多王朝,印度又归统一,笈多王朝的基础,则为其父旃陀罗笈多第一(Candragupta I)所奠立,那是西元三二○年间,是由世袭的土王之名而改为君王的。

  南方的案达罗王朝,亡於西元二三六年间,北方的贵霜王朝,亡於西元三二 ○年间。接着便是笈多王朝的代兴。
  伟大祖国是炎黄子孙最美丽的家园,五星红旗是我们家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让我们共同祈愿:祖国明天更好!

TOP

  第二节 迦腻色迦王与佛教


  三百年间的佛教
  从阿育王到迦腻色迦王之间,约有三百多年的印度史,不论宗教或政治,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不得其详,近代以来,由於古代遗物的发掘、考察,以及利用各种间接而模糊的资料对比、审查,总算已得其大略。在此期的佛教,据吕澄依荻原云来《印度之佛教》编的《印度佛教史略》本篇下一章第七节二段所述,大致有如下的五个区域:

  最盛於南方的锡兰。次盛於印度西南的摩腊婆(Malava)。 又次为西北的信度。再次为北方的迦湿弥罗、犍陀罗。印度东北为耆那教的势力范围。  


  我们知道,中印度先为婆罗门教的复兴地,自案达罗王朝灭了摩揭陀王朝之后,南方大众部佛教思想也到了中印,乃至随着案达罗朝的西进而使西方的有部佛教,接受了大众部的感染,有部西方师经量部的出现,自非偶然。上座部有一部分学者之在东南印的,因中印法难而南避,接触了大众部的思想,形成了分别部的再进步。例如以波吒厘子城为中心的化地部及法藏部,法藏(即昙无德部)之有密教色彩,即是受了案达罗文化的影响,故与阿育王时的分别部不同,也即与先此分传到锡兰去的分别上座部不同。

  在这阶段,婆罗门教初期的根基地西印及北印,已为佛教的势力所取代,在阿育王时盛行佛教的中印,反为婆罗门教所占领;婆罗门又向南而成了案达罗族的信仰,并且由案达罗文化的混合而产生了湿婆派的新婆罗门教。又由於案达罗王朝之到中印,佛教便在中印再兴。

  南方锡兰的,当以另篇介绍。案达罗方面的,所知很少;唯有北方的有部一系,所留典籍最多,故仅就此介绍。


  迦腻色迦王其人其事
  迦腻色迦王的名字,见於佛教的记载,西藏及蒙古,亦有所传。西元一九○九年,斯邦内博士(Dr. Spooner)在西北印掘得一舍利函,函盖上即刻有迦腻色迦的名,此可证实古代印度确有其人,并在函之表面刻有「纳受说一切有部众」的字样,可见他是有部佛教的护法之王。

  唯据迦腻色迦王时所铸的钱币图文之考察,王之信佛当是晚年的事,他早期发行的钱币,形式最美,以希腊语题字,并刻日月神像;其次发行的,以希腊文题古代波斯语,所刻亦为希腊、波斯、印度所尊的神像,但未见有释迦之像。

  迦湿弥罗及犍陀罗的佛教,是始於阿育王时末阐提等之来化,因其环境特殊而渐自成一系,其特质是富於论典的撰述及对禅定的重视,故后来的论师、禅师,也十九是出於这一系的学者。

  论师多了,便不能无诤,所以,迦腻色迦王对佛教的最大功德,即是促成第四次的结集。第四次结集有三种传说:

  (一)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藏》五一·八八六页中-八八七页上)载:王因以道问人而解答各异,问了胁尊者,尊者即答:「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闻见,共为矛盾。」王甚痛惜,乃发心宣令,召集圣哲,结集三藏。共五百贤圣,以世友菩萨为上首,次第造论、释经、释律各 十万颂,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备释三藏。

  (二)《婆薮盘豆法师传》(《大正藏》五○·一八九页上)中说:佛灭后五百年中,有迦旃延子罗汉,於萨婆多部出家,与五百罗汉及五百菩萨,共撰集萨婆多部阿达磨。

  (三)西藏所传:迦腻色迦王於迦湿弥罗国的耳林精舍,集五百罗汉、五百菩萨、五百在家学者,使结集佛语。自此以后,十八部异说,悉认为真佛教,又记录律文;其经论有未记载的,今亦记录。

  以上三说,《大唐西域记》仅以世友一人称菩萨,《世亲传》加上五百菩萨,西藏的又加上五百在家学者,并将此次结集形容成为通含一切的佛教,实则仅是一切有部的结集。因而,三说之中,当以《大唐西域记》较为可信。同时,此次结集的成果,是二百卷的《大婆沙论》,可是现存的该论之中,却有「昔迦腻色迦王时」的字样,推想其内容业已经过后人的增补了。


  王与马鸣
  中国及西藏所传,均说马鸣菩萨(Asvaghos.a)与迦腻色迦王有关。据传说,王进攻摩揭陀国,该国不敌即献佛钵及马鸣菩萨以求和。又据《大庄严经论》马鸣所作的〈皈敬序〉,有「富那胁比丘」、「我等皆敬顺」之句,可知马鸣为迦腻色迦王时胁尊者的弟子了,传说王亦师事胁尊者。至於《世亲传》 (《大正藏》五○·一八九页上)说:「马鸣随即着文,经十二年,造《婆沙》方竟,凡百万偈。」此将马鸣说成为《大婆沙论》的着作者了。实则,马鸣生於此时,且其又是一代大文豪,为《大婆沙论》润色或有之,但他不是婆沙师,因他在《大庄严经论·皈敬序》中,对於富那、胁比丘、弥织(化地部)、萨婆室婆(说一切有部)、牛王正道者(或即鸡胤部)等诸论师,他均一律「敬顺」的。

  不论如何,迦腻色迦王建国於中国与印度的通路之间,晚年护持佛教,而使佛教得传於各民族之间。佛教来华初期,即由西域经陆路而至,宜乎王的功德,可与阿育王齐名了。


  北印的法难
  物极必反,似乎是世间法的铁律。据迦湿弥罗的史书Ra-jatan.gin. 所载,贵霜王朝在迦腻色迦王以前的二王,亦保护佛教,建筑僧院及支提颇多,至迦腻色迦为迦湿弥罗之王的时代,佛教的势力大振,并压迫婆罗门教对於湿婆的信仰,致受到土邦龙(Na-ga)族的反对,大肆杀害佛教徒,王亦曾为此一骚扰而躲避。当时又有甘陀罗提婆(Candradeva)婆罗门出而镇压佛教。到旃那陀(Gonanda)王三世,始停止对佛教徒的弹压。

  《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藏》五一·八八七页中),也说:迦腻色迦王既死之后,讫利多种,复自称王,斥逐僧徒,毁坏佛法。后来由睹货罗国释迦种的摩罗杀了讫利多王,佛教遂得复兴。

  由此两书大略一致的记载,可信迦王之后,确有婆罗门的土王毁佛之事。

  法难后的影响
  据印顺法师说,在中印法难之后,佛教即引起了三种可慨的结果(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第九章第二节):

  (一)急於外延而成分失其纯真:因感於教难,乃本着世界宗教的见地,不先崇内、固本、清源,而日务外延,以随方应化,虽释尊所深斥者,亦不惜资借为方便。此固适应了环境,屡经教难而不灭者,以此之力,但已失去佛法的纯真。

  (二)法灭的流言造成了颓废心理:正法住千年,为经律所旧传,乃是遥指千年以形容圣教住世的长时,不因人去而法灭,乃是释尊制戒摄僧的功能。但自教难勃兴,古人即兴起「千年法灭」之悲感,此与佛说,实是言同而心异。此一观念一生起,佛教的雄健之风,便荡然无存。哀莫大於心死,此真是个写照。

 

  (三)由佛子自力住持转而外求王臣护法:佛弟子本来自视很高,无需政治力的帮助,也不忍受政治力的拘束。然在法难之后,即感自力维护的不足,乃将佛法转而付嘱王公大臣,且以僧团的清净、佛法的流布,均盼由外力之助成。圣典中原有天、龙护持的记载,此乃以自力而感致的外力,是来助而非去求助。但在教难之后,外力护法的思想日盛,乃出之於卑颜求助了!

  印顺法师的这三点看法,确非出於假设,我们若能留心於后出的圣典内容,即可明白。
  伟大祖国是炎黄子孙最美丽的家园,五星红旗是我们家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让我们共同祈愿:祖国明天更好!

TOP

  第三节 印度的佛教艺术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
  所谓艺术,它的范围和定义,可以言人人殊;但在普通的观念,艺术是指的:建筑、雕刻、图画、音乐,和各种文学作品。现代人往往把科学、宗教、艺术,分别地加以界说,认为:科学在於求真,宗教在於求善,艺术在於求美。事实上,未必真有如此的界限可求。因此,在艺术的立足点上,又可分有科学的艺术、宗教的艺术、艺术的艺术。

  尽管近代人中有的是为了艺术而创造艺术的观念;但是,追寻古代人类的遗迹,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很少是脱离了宗教的信仰而独立存在的。就建筑而言,在希腊、在埃及,最伟大的古代建筑物,乃是宗教的神殿,以及基於宗教信仰而来的金字塔;即在我们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物,称为「明堂」,《礼记》中载有一篇<明堂位>的文字;明堂是什么,便是古代帝王拜天、祭祖、行政及推行教育的所在。

  再说雕刻,现存古代的雕刻,大多是属於宗教性的神像,纵然有人像,也是於宗教的信念而产生,例如《史记·周本记》所载:「周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伐纣。」便是说,武王伐纣之时,用车子载着文王的木雕像,以代表文王,此到后来,便成了图画先人的遗像,以及供奉祖先的牌位。

  至於音乐,在古代,用在宗教上的,远较用在娱乐上的为多,唱颂赞神的诗歌,无不伴之於音乐,有音乐又会出现舞蹈。我们知道,印度的《吠陀》,原先,都是用来赞美神明的诗。再从古代壁画的遗迹之中,发现许多神话人物的舞蹈姿态,优美异常。直到现代,尚有一些落后地区的土人,用歌唱及跳舞来祭神和谢神。

  所以,在古代的人类社会中,艺术的创作,大抵是基於宗教的信仰而出现。当然,从性质上说,宗教和艺术,并不相同,因为宗教是在信仰,艺术则在表现,信仰了宗教之后,永远得到安全感的依赖;艺术则唯有在表现的当时或在欣赏的当时,获得美的安慰感。

  因此,虔诚到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徒,他可以不需艺术的生活,也能保有一颗平静安乐的心;一般的人则须仰仗艺术方法作为媒介,而进入宗教的信仰。所以 宗教不一定要有艺术,只是有了艺术的表现,更能引导人群进入宗教。这从佛教的思想而言,正好说明了这样的事实。



  佛教的本质对艺术的迎拒
  (一)原始佛教重修持、重解脱,未暇及於艺术:我们略具佛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一个比丘或比丘尼,他是不可以从事艺术工作的。因为从缘生法所产生的一切现象,无一非假,既是假有和暂有的光影中事,就不必去重视它,同时应该设法去解脱对於这些光影中事的占有欲和贪恋心。一个修道的人,若不超颜庑┕庥爸惺碌氖浚偷貌坏叫薜赖氖狄媪恕K裕挤鸾痰慕桃澹薹鞘墙涛颐撬倮肷酪担鼻蠼馔逊āU馐亲诮绦叛鲋料嗟本辰缰钡谋厝幌窒蟆L乇鹗欠鸾蹋煞鹜拥谋侵校髀冻隼吹囊蛟倒郏谠诖偈刮颐蔷醪煳颐撬娴目占浜褪奔洌擞晌逶碳俸系纳硇亩菔贝嬖冢暇怪展殪断穑圆灰煌庠诘奈镏剩肷曰蟆R帐醯谋硐郑从直匦胙隼奠渡肷拿浇椤?br />
  总之,在佛陀时代的人间教化之中,佛陀固然未尝反对艺术,而艺术对於佛陀的教化工作,并不是很积极的被重视。因为,人生几何,寿命无常,旦不保夕,求出生死苦海,急於燃眉,那里还有闲暇从事於艺术的工作呢?故在原始圣典中,以及印度古代佛迹遗址的发掘中,在佛陀入灭之后二百多年的阿育王时代,始有佛教艺术品的出现。这是由於距离佛陀的时代越久,信仰者对於佛陀的圣格越难想像和捉摸,同时也受了其他宗教及文化的影响,才渐渐地产生了以声色为表达工具的佛教艺术,故最初这些艺术品的创作,并非为了欣赏,而是为了藉以作为信仰的象征。

  (二)由小乘佛教至大乘佛教的艺术观:在此,先要说明,在佛的时代,并无大小乘之分,只是一味的佛法,由於弟子们的根器不同,对於佛法理解,才有不同的程度。从对象而言,佛陀对出家弟子所说的法,是着重於离世出世的,对在家弟子所说的法,是侧重於和世乐群的,而其目标则同为解脱的涅盘境。因为佛陀的常随弟子多是出家人,佛灭后初次结集(编集)佛经的,也全是出家人,故从原始圣典中,虽可得到大乘思想的消息,原则上毋宁是偏重於小乘的。

  但是,所谓小乘佛教,并非出现於佛世,而是在佛陀入灭之后,出家僧团由於地域分布的不同影响,对佛的教法,产生了各各不同的异解,分张出许多的部派,小乘佛教,便是部派佛教。最先分为老比丘派的上座部与青年比丘派的大众部,后来又从上座及大众两派之下,各自分出了许多部派,据《异部宗轮论》的介绍,共有二十个部派,所谓部派,相当於中国佛教的宗派,或希腊哲学的学派。

  在此许多部派的小乘佛教之中,以南印度的大众部各派及流传在西北印度的上座部下的一切有部,思想较为进步,故当着重於在家生活之教化的佛法再度复兴之后,便是大乘佛教。南印的大众部,即由小乘而渐渐地融入大乘。西北印的一切有部,也由小乘僧团之中,产生了许多大乘的宗师。(此请参阅第八章)我们知道,大乘佛教既然侧重於和世乐群,大乘的精神,便是自度度人的菩萨行,菩萨行与世俗法,在表现上并无差别,只是在存心上有所不同。菩萨行是入俗而化俗,世俗法则是流俗而同於俗。所以,大乘的菩萨道,乃是外现世俗行,而内修解脱道的伟DA法门。

  既然入俗化俗,便有四摄法中「同事摄」的要求,先去随顺众生的欲乐,再来导归佛陀的正道。这样一来,佛教艺术,也就很有需要了。故从进步的小乘部派所传下的佛教圣典之中,我们就见到了绘画及雕刻的记载。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 奈耶杂事》卷一一(《大正藏》二四·二五二页上),虽规定比丘不应作画,但其若画死尸或髑髅像者无犯。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诵的《 奈耶》卷三四(《大正藏》二三·八一一页中),记载於寺门屋下,画有壁画,画着生死轮回相、地狱相、人天相、佛像,并以鸽像表贪染,以蛇形表嗔恚,以猪形表愚痴。并在周围画有十二缘生生灭相。

  《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八(《大正藏》二四·四四五页下),有因为彩色的壁画陈旧不清时,比丘予以重新再画的记载。

  在上座部的法藏部所传的《长阿含经》中的《世记经》(《大正藏》一·一一四页中-一四九页下),描写天上、人间、地狱、神道的各种世界,已完全是用艺术手法。法藏部在部派之中是比较晚出的,而且也是比较接近於大乘的,所以法藏部传诵的戒律《四分律》,中国的律宗初祖道宣律师,也以为是「分通大乘」的。在大众部所传的《增一阿含经》卷二八(《大正藏》二·七○六页上),更有了优填王命巧匠「以牛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的记载。

  到了大乘圣典之中,佛教艺术的气氛,当然是更加的浓厚了。纵然如此,在《大般若经》卷三二七〈初分不退转品〉(《大正藏》六·六七四页下),仍要说菩萨「於诸世间文章伎艺,虽得善巧,而不爱着」,因其皆为「杂秽语」、「邪命所摄」。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佛教艺术品的创作,固然是由於接引众生以及表达信仰的热忱,同时也有外在的因素,因为南印度的土着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信仰,他们由庶物崇拜而发展成为神明的偶像崇拜,佛教为了化导当地的土民,故也采用了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将土民的神明,摄为佛教的护法神。所以,佛教最初有的偶像,倒不是佛菩萨像,而是护法的神像及天人像。

  在西北印度,由於希腊政治势力的南侵,带来了希腊的文化。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虽是马其顿人,但他於西元前三二六年侵入印度的目的,便是将希腊的文明,加惠印度。到了西元前一百六十年代,又有一位希腊将军,侵入印度,占有了恒河上游各地,那就是《那先比丘经》中所记的弥兰陀王。我们又知道,近代西洋文化的启蒙,是渊源於希腊文艺的再兴;同样的,在印度的北方,也是受了希腊文艺的激扬。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犍陀罗地方所留下的佛像的雕刻艺术。


  关於印度的佛像
  (一)原始佛教是否已有佛像?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至少,佛陀并不主张弟子们仅对他做形式上的崇拜,时时教诫弟子们,要以圣道的实践,来表示对於佛陀的亲近。否则自己不修圣道,纵然天天见到佛陀,也无多大意义。同时,从近**古学的发掘之中,在印度尚未发现有关阿育王以前的佛像或表示佛教艺术的遗物。

  但是,在部派佛教所传的经律中,确有佛陀时代即有佛像出现的记载,现在试举数例如下:

  1.《增一阿含经》卷二八(《大正藏》二·七○六页上),记载因佛陀去 利天为母说法,人间四众弟子们,久久不见佛陀,非常渴念,尤其是优填王想念最切,如果再不见到佛陀,他就会因此而死,所以接受了群臣的建议,由巧匠用檀香木雕了一尊五尺高的佛像。当波斯匿王知道这个办法之后,也请巧匠,用纯粹的紫磨金,造了一尊五尺高的佛像。

  2.《根本说一切有部 奈耶》卷二八(《大正藏》二三·七八二页中),记述因为佛陀坐於众中之时,弟子们都能威仪整肃,佛陀不在座时,弟子们便无威德,所以给孤独长者便请示佛陀,准许造像以代表佛陀,供於众中,佛陀的回答是:「随意当作,置於众首。」

  3.同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奈耶》卷四五(《大正藏》二三·八七四页上)又载,摩揭陀国的影胜王,欲画一佛像,送给远地胜音城的仙道王,经向佛陀请示,佛说:「大王,善哉妙意,可画一铺佛像,送与彼王。」并且还规定了画像的格式。

  由此可证,《增一阿含经》及《根本说一切有部 奈耶》,虽属於部派佛教的圣典,我们也不可以说,佛教是不主张礼供佛像的。佛在世时,利用身教及言教,佛灭度后,便以像教为信仰的中心了。凡是有形像的佛教事物之能产生化世导俗的功用者,无一不是像教的范围。

  (二)佛像的出现:若据近代的考古发掘而言,印度最初的佛像,是南印萨特那地方的立像,乃是阿育王即位之后一百五十年(西元前一百年)顷的作品。在阿育王时代,虽已有了佛塔、石柱、石刻的遗留,却尚未见有佛像的雕刻。萨特那立像,虽属於佛教的艺术,但却仍是取的夜叉的形像,而此夜叉,即为南印土民达罗维荼人的民族神,后归佛化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

  佛教,原来唯重人格精神的内在建设,不重形式的崇拜,所以原始的佛教,没有任何祭祀的仪式,故也用不着偶像的崇拜。此到我们中国的禅宗,尚能看到这样的消息,例如丹霞禅师把佛像劈了烤火取暖,后来有的禅堂之中也不供任何佛像。因为佛在你我的心中,不在心外。此与专门诽谤佛教为拜偶像、拜木头的ji 督徒比较,实在无法比喻,他们不拜偶像,却以十字架代表偶像来下跪祈祷。

  由上可知,佛教徒本不设立偶像,到了后来,佛法的化区渐广,接触到的异民族日众,例如南印的达罗维荼民族,侵入西北印的希腊人和月氏人,均各有其所崇拜的神像。当他们接受了佛教的信仰之时,便有了崇拜佛像的要求。因此,在早期的南印方面,仿照夜叉像而造佛像,所以顶上没有肉髻相,多以狮子为座;在此后的北印方面,则仿照希腊神像而造佛像,顶有肉髻,以莲花为座,有须有发,此在西元前后四百年间,即形成了有名的犍陀罗的雕刻艺术。


  印度佛教的雕刻艺术
  印度佛教的雕刻艺术,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一)由阿育王至案达罗王朝:无疑的,雕刻的技术,在佛陀时代已经有了,但在今日残存的遗物来说,则自阿育王的磨崖石刻及石柱的雕刻为始。此时技术已极高明,例如阿育王立於鹿野苑的石柱,其柱头如今存於印度的鹿野苑博物馆,高七尺,柱头上部雕四只狮子,狮下为一鼓,鼓边又有浮雕的象、马、鹿、狮四兽,四狮与四兽,皆极神似生动,磨琢也极光滑,故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极高的地位。

  在阿育王后百馀年,约为西元前第二世纪,则有婆尔诃特(Bha-rhut)和桑 (Sa-n~chi)塔的塔门及其栏的雕刻,遗留迄今。雕有狮子、金刚力士、夜叉、佛传等的故事人物。不过,此时尚未出现真正的佛像,仅以莲花象征诞生时的佛,以菩提树象征成道时的佛,以轮宝象征说法的佛,以塔婆象征涅盘的佛。以上是属於南印的佛教雕刻。

  (二)犍陀罗地方的雕刻:犍陀罗在今日阿富汗及印度西北省地区,此一地区遗留有许多佛像雕刻,大约是经西元前后四百年间的孕育,到西元第二世纪,由於大月氏人所建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等之保护而达於鼎盛。此期的雕刻,是以佛菩萨像为主,是用希腊的技术来表现佛教的信仰,故以佛像的形像而言,乃为希腊人种形的高鼻梁,蓄有须发,并以厚厚的毛织物为衣饰。我们知道,剃除须发是沙门相的基本精神,在印度的恒河流域,也用不着厚的毛织物御寒。

  案达罗王朝是由南印度人所建,贵霜王朝是由侵入西北印度的大月氏人所建,这在印度史上称为南北朝时期。正由於南北两种民族文化的彼此激荡,介於南北印度之间便出现了阿摩罗婆提(Amara-vat)大塔的栏雕刻,它是受了犍陀罗雕刻的影响,而仍保守着第一期纯印度的手法。它的年代,约在西元第一至第二世纪之间。

  (三)笈多王朝的雕刻:这是由希腊色彩回顾到印度本位化的雕刻,由於笈多王朝的保护鼓励而达於顶点,这乃是西元三三○年至六四○年间的事。

  此期是采犍陀罗佛像的技术,发扬古代印度的雕刻原则,其特征是雕像的衣着极薄,紧贴身体,呈透明裸露状态,用极浅的曲线,左右均等地刻划出雕像的衣褶纹路。与犍陀罗雕像比较起来,尚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二期的雕像的像背光圈,是单纯的圆板,本期则在光圈上加刻了图案;本期佛像的头发,多为螺形,且有白毫相及手足缦网相等三十二大人相,所以相好端正而富於慈爱的表情,均为第二期所不及。此乃表现了大乘精神,富於利他的理想。例如在鹿野苑的佛陀转fa lun像,以及西南印度阿姜他(Ajanta-又作阿恩陀)洞窟精舍中的雕像,便是本期作品的代表。

  (四)密教的雕刻:西元第八世纪之后,有一个波罗王朝,偏安於东印,拥护佛法,虔信密教,达五百年之久。本期的佛菩萨像,均系根据密教的教理,对於像座、结印、光背、衣服,以及庄严饰物,都有一定的规定和比率。大致上说,两眼向上钩,颚部呈尖状,以及多手多头等的特征。并且规定,在修某一种密法仪轨之中,必定是用某种式样的佛菩萨像。

  印度佛教雕刻艺术的最大宝藏,遗存於今的,则为位於印度西部的一个土邦,海德拉巴的阿姜他石窟寺,西元十九世纪初为欧洲学者杰姆斯(James Fergusson)所发现,共计二十九个洞窟,以其开凿的年代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期:西元前二世纪至西元后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代,西元第四世纪至第六世纪中叶,西元第六世纪后半期至第八世纪初。其中包括有石佛、石门、石栏、石柱等的各种雕刻。西洋及日本的学者,对此石窟艺术,均已有了专着研究。


  印度佛教的建筑艺术
  初期的雕刻,是附於建筑而存在的,唯因上古的建筑物,虽有残存,亦已无从求其完整,纵由考古发掘,也仅得其基脚而已。

  佛教建筑,可分三大类:

  (一)塔婆(Thu-pa):塔婆又称 堵波(Stu-pa)。塔是简称,它的构成,分为基坛、覆钵、平头、竿伞等由下而上的四个部分。塔的形状,则因时代的先后而不同,有在平头的周围造龛安置佛像;又有在覆钵的前面安置佛像;也有以二重、三重的轮盖作塔的竿伞,而表崇敬之意,更有以基坛作成三层或五层;最后便出现了塔基与楼阁结合的建筑物,那就是中国及日本等地塔型的由来。今日南传各佛教国家的佛塔,尚保有近乎原始形态的风格。

  在今日的印度,尚有古塔的遗迹可求者,则有阿拉哈巴(Allahabad)西南一二○哩处之婆尔诃特,以及中央州的皮尔沙(Bhilsa)以南六哩处之桑 。前者的塔门和栏的雕刻,今藏於加尔各答博物馆;后者大塔的直径有一二○尺,在十四尺高度的基坛上,置有四十二尺高的半球形覆钵,覆钵之上更有平头及伞盖,已於近代修补,此塔乃为古印度建筑艺术的最隹标本。又据一般传说,以上所载两处,本为阿育王所建佛塔的遗址。另在摩偷罗地方的阿摩罗婆提大塔,规模也很可观。

  又据传说,迦腻色迦王曾於富楼沙补罗,造一大塔,高达四十馀丈,庄严冠於全印。

  (二)支提(Caitya):又名制多,本与塔同,后来因了集会之用,便於制多置 堂舍,称为制多堂,主要用作每半月比丘诵戒布萨的场所,其构造大体为於长方形的室中,设一个半圆形的制多於室内的后壁正中。今日尚有残存而着名者,则有南印的迦利(Karli)、那西克(Na-sik)和阿姜他等的石窟洞院,便是最古老的支提的遗迹了。

  (三)诃罗(Viha-ra):支提是集会所,诃罗是止息睡眠处,那便是僧房。乃由多数的小屋集合而成。但是,由多群僧房的集体建筑物,又有一个名称,叫作僧伽蓝(Sam.gha-ra-ma)。也就是说:单纯的僧房,称为诃罗,集合食堂、讲堂、禅堂等设备於一处的僧房,称为僧伽蓝。所以,真有艺术价值的佛教建筑,乃是僧伽蓝,例如经律中所载的只园精舍和竹林精舍,规模均极庄严美丽。可惜的是,佛世的旧观,今已无从考究,近世在印度各地发掘出土的精舍遗址,例如鹿野苑乃至那烂陀寺,亦均后世的增建,不是原来的旧貌了。


  绘画艺术
  佛寺中有壁画,始於《根本说一切有部奈耶杂事》卷一七(《大正藏》二四·二八三页上),佛许给孤独长者,在寺中作壁画,并指示如何画、画什么?从门额一直到厕所,无一处不可作壁画。

  关於有部律之有此等记载的时代背景,已於前面分析,同样的,今日所知的佛教绘画,也有在犍陀罗雕刻的同一系统内发现。例如在犍陀罗之西的梵衍那 (Bamian)地方,有描绘天女的壁画於一大佛龛的内部,其东方之鄯善的弥兰(Miran)佛寺寺址,亦发现西元三世纪间的同系统壁画遗品。在巴古(Ba-gh)的洞窟中,发现有作於笈多王朝末期(西元七世纪)的甚为精美的壁画。

  在南印的阿姜他洞窟中的壁画,乃为印度绘画的代表,它的制作年代,是自西元前一世纪到西元后七世纪的长期创作。沿着半圆形石山的内部石壁,开凿有二十九个窟院,其中存有壁画者计十六窟,所画的题材,则以《本生谭》及佛传为始,以及当时贵人生活的描写。从其风俗、衣服等看,知其物质条件并不高,但从艺术看,占有极高位置的作品却不少。


  文学作品
  初期佛教圣典,文艺的气氛不浓,大乘经典一通行,即多采文学的方式,例如《般若经》为否定的表现法,《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采用象征的表现法,《大无量寿经》则为感觉的表现法,密教的明咒乃是声音的表现法。

  佛传如马鸣的《佛所行赞》,乃是以优美的宫廷诗的格调写成。《本生谭》则用民间故事的方式而寓佛教的意趣。

  在九分教(九部经)中的偈颂(Geyya 只夜)及重颂(Ga-tha- 伽陀),除了论部的颂,均富有文学的色彩。对於偈颂,有种种格律的规定,通常多用塞洛迦(loka)调,此调规定一句有八音,四句为一颂,由三十二音成为一颂。这种韵文译成汉文后,虽已多成无韵,但仍不难想像。

  在马鸣的作品中,除了《佛所行赞》,尚有《孙陀利难陀诗》、《舍利弗戏曲》。另有在马鸣之后而年代不详的摩 里制吒(Ma-t.rcet.a),他作有《四百赞》、《一百五十赞佛颂》,对此两部作品,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大正藏》五四·二二七页中)所载,印度凡是学造赞颂的,无不学习;出家人不论是大乘或小乘,诵得五戒及十戒之后,即应诵此二赞,可见此二赞的地位之重要。

  在西元第七世纪前半叶,领有北印度的戒日王(Sl-la-ditya),为强调佛教的慈悲观念而作了《龙喜记》(Na-ga-nanda)的歌剧,共分五幕。戒日王是笃信佛教的君主,也是一位文豪,另外他尚作有歌剧《喜见记》、《璎珞记》,诗集则有《迦丹波黎》。
  伟大祖国是炎黄子孙最美丽的家园,五星红旗是我们家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让我们共同祈愿:祖国明天更好!

TOP

  第八章 初期的大乘佛教


  第一节 大乘佛教的根源


  最早的大乘思想
  大乘佛教是在部派佛教以后兴起,部派佛教是由原始佛教而发展的,大乘佛教乃是继部派佛教的发展,再回到佛陀的根本精神的复兴。部派佛教尤其到了一切有部的论书,已由对於「法」的分析,及於枝末的固定,把活泼的佛法变成了严密的理论,将佛法范围起来,筑起了阻止前进的墙。

  大乘佛教的宗旨是探求佛陀的本怀,放弃枝末问题的诠释分析,而使佛法活泼泼地成为人间的、一般的、实用的、生活的,这种精神,便是在佛的《本生谭》中得到消息。大乘佛教是把握住佛法的原则(三法印),来发挥佛陀以兼济众生为目的之本怀--菩萨道的菩提心。

  因此,大致上可说,部派佛教(小乘)是保守的分析的学问佛教,大乘佛教是开放的、原则的生活佛教。

  在原始的《阿含》圣典中,佛陀未尝以菩萨道开示其弟子,并且佛陀自己的生活也即是声闻型的比丘身分。可是,佛陀以利他为要务的救济工作,已说明了大乘菩萨的精神,只是当时的弟子们觉得,罗汉与佛的解脱虽同一味,罗汉终究不及佛的伟大,佛是由菩萨而成,菩萨也仅是指的未成佛前的释尊。但在《阿含》圣典中,确有大乘的名目及大乘的思想。

  《杂阿含经》卷二六第六六九经(《大正藏》二·一八五页上),以行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者为大士。

  《杂阿含经》卷二八第七六九经(《大正藏》二·二○○页下),以八正道的修持者,名为大乘;《根本说一切有部 奈耶》卷四五(《大正藏》二三·八七五页中),亦有:「乃至出家得阿罗汉果,或有发趣声闻独觉乘心者,或有发趣大乘者。」

  《增一阿含经》卷一九(《大正藏》二·六四五页中),明白载有大乘的六度。

  不过,具体的大乘思想,在原始圣典中是不易找到的。

  菩萨道与菩萨
  菩萨道对於佛世的弟子们,虽然向往和实践的人不多,但也并不陌生,那就是佛陀的《本生谭》之大行。现在的《本生谭》中,难免已加入了后人增订的成分,所以那些《本生谭》的故事,有些也是久已在印度流传的素材,佛陀则尝以菩萨修行应当以《本生谭》那样的大行为典型,这就暗示了要成 佛,须修菩萨道,菩萨道的形态,便是累生累劫为了方便利人而现各种各类的身分,为外道、为王、为臣、农、工、商贾,乃至为禽兽。凡有利於众生的,菩萨方便可以行杀、盗、淫、妄,这种大行,同声闻的小乘行是不同的。但是,从这《本生谭》中,便不难进窥佛陀的本怀乃是以菩萨道为理想的;菩萨道的基础是人天道及声闻道,当时印度的环境,尚不能接受此一理想,所以佛世的教团,即止於声闻境界。

  在《阿含》圣典中,菩萨仅两位,一是未成佛前的释尊,一是当来在此世界成佛的弥勒。释尊是沙门,弥勒也是现比丘相,在声闻会中坐。在《长阿含经》卷六第六经(《大正藏》一·四一页下),《中阿含经》卷一三第六六经(《大正藏》一·五一一页中),《增一阿含经》卷四四<十不善品>(《大正藏》二·七八八页中)、卷一一<善知识品>(《大正藏》二·六○○页上)、卷三七<八难品>(《大正藏》二·七五二页中)等,均说到弥勒菩萨,并记别他将来人间成佛。

  在大乘经中的在家菩萨,文殊及善财,是实有其人的,此外, 舍离城的宝积、维摩诘等五百人,王舍城的贤护等十六人,也是确有其人的,可惜不载於《阿含经》,他们的详情也不得而知。因在佛灭后数百年间,佛教在上座比丘的领导下,是以声闻的出家僧团为主,未暇顾及其他。这些大乘的胜义却在默默中流行。



  一佛与多佛
  在《吠陀》圣典中,立有七圣,在耆那教中有二十三胜者。在佛教的《阿含经》中,则立有七佛,这是从古到今的多佛相次在人间成佛,或者与《吠陀》的七圣说有关。既然过去有多佛,未来亦必有多佛,弥勒菩萨的未来做佛,即此说明。又在《长阿含经》中, 沙门天王皈敬了三宝之后,另外又皈敬释尊,可知现在除了此界的释迦佛,尚有他界的其他佛。

  因此,在原始圣典中,虽仅以释尊一佛为主,却已透露了三世诸佛的消息。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 刍尼 奈耶》卷一四(《大正藏》二三·九八四页下),佛即为两个给佛做引导的童子授记:「於最后身得成无上正等菩提,一名法鼓音如来,二名施无畏如来。」有部是反对大乘佛教的,在其律典中,却已有多佛思想,甚至更进一步,记载释尊曾为叛佛害佛的提婆达多及未生怨(阿世)王,授记於未来做佛。

  可见,人人皆有成佛的机会或可能,在《阿含》圣典及部派圣典中,已经存在,不过未曾受到声闻僧团的重视而已。


  大乘佛说非佛说
  从原则上说,大乘圣典确系出於佛陀的本怀,初期的若干大乘经典,有的也是出於佛说,但其未能见重於比丘僧团,乃为事实。有些大乘 经典则并非出於佛说,是由在家弟子的宣说而得到佛的印可,例如《维摩经》、《胜 经》便是。最大的《华严经》也唯有其中的<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现为八十卷本的卷四八之下半卷,《大正藏》一○·二五五页下-二五七页下),是佛说,馀均为诸菩萨说。佛经中也明白地显示,佛法除了佛说的,尚有弟子说、仙人说、化人说、诸天说的。所以,我们实在不必为了大乘经典是佛说与非佛说的问题而争论。同时,现存的大乘圣典,纵然在佛世已有了其原型,如今所传的,无疑是已经过增补,这不是后世佛子故意藉着佛的招牌而发挥自己的主张,乃是由於口口传诵的师承之间,无意及有意中加进了新的材料。

  每一个时代环境,必有其不同的时代思潮,这种思潮之影响於佛教的学者是可能的,老师将传承於上一代的圣典,再传诵给弟子们时,也很可能另外讲授一些时代中流行的学问,传了数传,时代的产物与佛教的原典之间的界限,便会自然消失,所以这是无意的加入了新材料。有些资料,虽然从来未见师弟传诵,可是竟在某种因缘下发现了,以佛的法印衡量,确不违背佛陀本怀,并且含有胜义,於是被佛教的学者视为佛陀的遗教,集辑起来,便成了增补的部分或新出的圣典,所以这是有意的加入了新材料。

  这样下来,大乘圣典的篇帙,便越久越丰富了,例如六百卷的《大般若经》, 它是一部大丛书,八十卷的《华严经》,它的成立过程,也是相当的久。如果一定要说那全是佛在某时某地说出的,实有违背史的根据,而且也大可不必。因为,对於佛教来说,圣典之是否出於佛陀亲口所说,并不值得争执,但问圣典的内容是否合於佛法的原则?

  在《大智度论》卷九(《大正藏》二五·一二五页上)说有「法四依」,第一便是依法不依人;凡是根据三法印或四法印或一实相印而通得过的,那便是佛法,佛陀的悲智中流出了佛法的原理原则,却未暇尽说佛法的本末终始;依律住,依法住,即如依佛住,佛法则不必要求其皆出於佛说。作为一个正信的佛子,应当具有如此的观念。

  大乘圣典的结集
  但是,在佛教的传说中,确有结集大乘经典的记载,试举如下:

  (一)《菩萨处胎经》卷七的<出经品>(《大正藏》一二·一○五八页上-中)说,佛灭七日,五百罗汉受了大迦叶之命,至十方恒河沙刹土,邀集八亿四千比丘,以阿难为上首,结集了菩萨藏、声闻藏、戒律藏;将三藏又分作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计为八藏。

  (二)《大智度论》卷一○○(《大正藏》二五·七五六页中),则说文殊与弥 勒带同阿难,於铁围山结集摩诃衍(Maha-ya-na 大乘)。

  (三)《金刚仙论》卷一(《大正藏》二五·八○一页上),也说在铁围山外,二界中间,结集大乘法藏。

  (四)真谛及玄奘所传,则说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别有窟外的大众结集,其中有大乘经。

  此等传说,若从史实的考察,可信的成分很少。晚出的小乘圣典,特别是大乘圣典,在数字上每喜运用印度的通俗观念,动辄以八万四千或恒河沙数做单位,然此仅作为数字很多的象征,却不必信为确有其数。因为古代的印度人,几乎多有诗人的气质,喜用象征而淡於实数的统计。

  以上四说之中,唯第四说略微近乎事实,那是由於富兰那长老等的未被邀请参与第一次结集,而附会产生;因为从此种下了第二次结集的因;第二次结集造成了大众部的分离;大众部的开展,即催促了大乘佛教的成长及成熟。
  伟大祖国是炎黄子孙最美丽的家园,五星红旗是我们家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让我们共同祈愿:祖国明天更好!

TOP

  第二节 初期大乘的兴起


  大乘兴起的原因
  佛灭之后,大乘的暗流虽在潜移默化,却未能影响到它所处的时代思潮。直到西元纪元前后,大乘佛教依旧保持缄默的状态。

  促成大乘兴起的原动力,乃是般若思想,般若思想则导源於大众部的「现在有体」之因缘生法的基础。在大众部中即唱有「世出世法,悉为假名」的口号,据南传的《论事》一九·二(《南传大藏经》第五十八卷三六五页)的记载:制多山部(案达罗地方的大众部自由派)主张「空性含於行蕴」之说,此即是缘起空性的教理。

  般若思想为大乘的先河,《般若经》出於南印案达罗地方,已为近世学者所公认。在现存的《小品般若经》卷四(《大正藏》八·五五五页上)中也说:「般若波罗蜜,当流布南方,从南方流布西方,从西方流布北方。」这已暗示了大乘佛教发展的路向,由南而西而北,生於南印而成熟於北印,西北印本为婆罗门的教区,所以流行梵文;为投合梵文环境,传来中国的大乘圣典,也均出於梵文本的翻译。

  因此,大乘佛教,既是小乘佛教(大众部)的延伸,也是对於小乘佛教(特别是有部)的反抗,它使得被小乘佛教定型而几乎僵化了的佛法,重行回转到佛陀的本怀而复活起来。大乘佛教站在出类拔萃的立场,即以小乘(Hinaya-na)之名贬低部派佛教的地位。同样的,部派佛教特别是有部的学者,站在自以为是正统的根本佛教的立场,对新兴的大乘佛教,起而还击,唱出大乘非佛说、大乘是魔说的口号。到了无着的《大乘庄严经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又竭力为「大乘是佛说」而辩护。若从实际上说,双方均有理由,也可以说,双方均有一点偏激,因为小乘既由原始佛教而开出,也是大乘佛教的源头,未必全是自私自了的小乘;大乘既有原始教理的根据,纵非皆出於佛说,何至於即成为魔说!这一现象,若从其结果说,也都值得尊敬,倘不如此,新旧思想便分别不出,因其相反适相成。到了《法华经》中,大小三乘汇归一乘,便调和了大小之诤。大乘佛教的圆熟,得助於有部的思想基础者很多,有部对於唯识的成熟尤其有功。


  发起大乘的人物及思想
  大乘运动的骨干,无疑的,有两种人:

  (一)声闻僧团中的比丘们:大众部的比丘们,从来便是进步自由的,大天是其典型的代表,也可说是大乘佛教的先知先觉者。后来由大众部的案达罗派而影响到化地部、法藏部、经量部,终於开出大乘而化入於大乘之中。

  (二)自由思想的在家信徒们:向来的上座僧团中,在家众依出家众而修学佛法。此时出现的大乘圣典,却多以在家菩萨为弘法的中心人物,例如《维摩经》、《胜经》,不仅僧俗平等,男女平等;乃至《维摩经》要将舍利弗作为声闻比丘的代表人物,大肆奚落,藉以嘲笑固执保守的比丘僧团。

  这是说明思想的趋势,却不必即代表大乘佛教的全盘史实。大乘佛教固然摒斥小乘行者的保守风格,大乘佛教的圆成者及发扬者,从史实的考察而言,仍是出於比丘僧中的历代大师。

  另外,我们已屡次说到的所谓时代思潮,也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佛教内部的相互激荡:部派与部派之间,乃至在同一部派之内的学者,也相互发明,彼此批判,这是为了法义之争,而构成的现象。旧思想在争持不下之时,往往即有新生一代的思想继之而起。

  (二)外教及外来思想的攻错: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当佛教的气运压抑了婆罗门教及其他外道学派之际,也正是他们企图重整旗鼓之时。例如《大战诗》的《薄伽梵歌》,此时已成立;数论及胜论等的外道哲学,此时已完成了体系;新的婆罗门教维修奴派及湿婆派,已趋於隆盛。他们对於佛教的攻击是不容忽略的。佛教一旦遭受攻击,就会发现自身在人为方面的弱点,同时也发现了对方的优点,取长补短,或发挥所长、扬弃所短,乃是必然的结果。同时,我们已经说过,南印达罗维荼族的文化,北印来自希腊及波斯的文化,佛教也在容忍的精神下,在不违背佛陀本怀的原则下,容受了它们,融化了它们。经过数番的大开大合,大乘佛教便达於鼎盛。

  部派时代的大乘学者
  我们不能不说,初期大乘圣典的渐次结集而公布於 世,乃是一代又一代的具有进步思想的无名学者,他们在默默中为了发扬佛的本怀而工作。直到龙树菩萨出世,集数百年无名大乘学者的工作成果於一身,予以搜集整理着述发扬,才确立了大乘佛教的地位。

  但是,在龙树之前,至少已有了下列数人,确已具有大乘思想:

  (一)龙军:这就是弥兰陀王时代的那先比丘,从《那先比丘经》看,他虽是罗汉,所做的问答亦多为小乘的范围,可注意的,便是他以为佛对「去事、甫始、当来事」,「悉知之」。佛能悉知三世诸法,同时也主张佛的智慧能对人的「从心念至身知苦、乐、寒、温、、坚,从心念有所向,佛悉知,分别解之」。佛是全知者,佛智是无边的,这就含有大乘的先驱思想了。

  (二)胁尊者:这是迦腻色迦王时代的人,也就是促成第四次结集的人物,但他已经接受了由南印传到北印的般若思想。所以他的学风,取直要而厌繁琐,与有部发智论系的学者颇有不同。同时他对《方广经》的解释,竟说:「此中般若,说名方广,专用大故。」

  (三)世友:这是第四结集中的重要人物,着有《异部宗轮论》及《界身足论》,他本是有部的小乘学者,但在真谛译的《部执异论》、玄奘译的《异部宗轮论》、玄奘着的《大唐西域记》,均称他是大乘菩萨。《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藏》五一·八八六页下)也载有世友的自白:「我顾无学,其犹唾,志求佛果,不趋小径。」他对小乘的无学罗汉,也看同「唾」而不向往,他所求的乃是佛果,这便是不折不扣的大乘思想了。

  (四)马鸣菩萨:马鸣(As、vaghos.a),《大正藏·史传部》有《马鸣菩萨传》一卷(《大正藏》五○·一八三-一八四页),是迦腻色迦王时代的人,传说他生於中印,本学婆罗门外道,长於音乐及诗歌,声誉卓着,后为胁尊者所论破而皈依佛教。马鸣的着作很多,现存於藏经中的有:1.《大乘起信论》一卷,真谛译。 2.《大宗地玄文本论》二十卷,真谛译。3.《尼干子问无我义经》一卷,日称译。 4.《大庄严论经》十五卷,罗什译。5.《佛所行赞》五卷,昙无谶译。6.《十不善业道经》一卷,日称译。7.《事师法五十颂》一卷,日称译。8.《六趣轮回经》一卷,日称译。其他着作,未见汉译。

  从以上八种马鸣的着书中看,仅一、二两书属大乘性质,馀均小乘境界,故近代学者如日人境野黄洋等,怀疑《大乘起信论》不是马鸣造,《大宗地玄文本论》亦疑非真谛译。甚至有人以为《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托名马鸣所造(如望月信亨、荻原云来等)。境野氏认为《大乘起信论》纵是马鸣造,也不是迦腻色迦王时的马鸣,而是龙树以后的人,乃是陈那与坚慧时代的学者,恐怕是世亲的弟 子,这是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上分析而知。

  在龙树的《释摩诃衍论》,举出了六位马鸣:1.释尊同时的马鸣,出於《胜顶王经》。2.另一释尊同时的马鸣,出於《大乘本法经》。3.佛灭后百年顷出世的马鸣,出於《摩尼清净经》。4.佛灭后三百年顷出世的马鸣,出於《变化功德经》。5. 佛灭后六百年顷出世的马鸣,出於《摩诃摩耶经》。6.佛灭后八百年顷出世的马鸣,出於《常德三昧经》。其中的第五马鸣,便是迦腻色迦王时代的人,一般相信撰着《大乘起信论》等大小乘论的马鸣就是他。至於其中所称的佛灭后多少年,因为佛灭纪年的推定,有众多的异说,故此仅供参考,不必作为定论。

  不论如何,迦腻色迦王时的北印,已有大乘教法的流行。胁尊者、世友,也都有了大乘的思想。生於中印的马鸣,既与胁尊者等亲近,当也不难受有大乘思想的感染启发。

  西方净土-有人以为:从南印发展出的般若思想,是主智的大乘佛教;从北印(西域)开出的他力往生的净土思想,是主情的大乘佛教。据印顺法师说:「胁尊者信《般若经》,马鸣菩萨则与西方净土有关。《大悲经》谓北天竺国,尝(As、vaghos.a 即马鸣),作大乘学,生西方极乐世界。马鸣本信仰之热诚,赞佛之本生、史迹,有往生他方佛土之信念,颇与其个性合。」(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第十一章第四节)

  又说:「若以经中暗示者解释之,《般若经》(之一分)可谓源於东方,如常啼菩萨求法之东行;大众见东方不动佛之国土。」「《大悲经》、《阿弥陀经》,明西方极乐,当为西方学者所集出。」(同上引书)其实,就印度佛教的大势而言,东南方可以互用,西北方也可以互用。

  弥陀净土思想之发源於西方,可有两种因素:

  (一)原始佛教的开展:净土救济的思想,实在是从佛的本怀中流出。《杂阿含经》卷二二第五九二经(《大正藏》二·一五七页中-一五八页中)说,向佛走去一步,也有无量功德。《杂阿含经》卷三五第九八○经(《大正藏》二·二五四页中)及《增一阿含经》卷一四<高幢品>之一(《大正藏》二·六一五页上)说,念三宝可以除恐怖。《增一阿含经》卷二七<邪聚品>之七(《大正藏》二· 七○○页中)说,被迫供佛,也能六十劫不堕恶趣。到了《那先比丘经》卷下(《大正藏》三二·七一七页中),便进一步说:「人虽有本恶,一时念佛,用是故不入泥犁(即地狱)中,便得生天上。」由生天而知求生当来佛的兜率天;由本界佛的净土而知有他方佛的净土;由佛的《本生谭》而知有佛的本愿力。西方净土便是阿弥陀佛的本誓愿力所成。可见,释尊虽未在《阿含》圣典中说到弥陀净土,弥陀净土的思想,确系由释尊的本怀中流出。

  (二)外来思想的激发:净土的他力救济,虽早存於原始圣典,但在未遇外缘的激发之先,尚不受人重视。一旦接触到来自希腊、波斯等北方民族的宗教信仰时,为了接引异教回入佛教,对异教的思想便不能不考虑其价值。他力救济的祈祷崇拜,乃是神教的通性,佛教不信有神,但佛的本愿力中,确含有他力救济的功能。所以那先比丘见了希腊的弥兰陀王,便说了念佛可以生天。到了马鸣菩萨时,弥陀净土的思想已经出现人间,弥陀圣典由口头传诵而被结集成为成文的经书时,便是西方净土的当机应化。弥陀净土之确有其事,与西方极乐之究在何方,应是两个问题。「生则定生,去则不去」,这是对西方之在何方的最好解答。
  伟大祖国是炎黄子孙最美丽的家园,五星红旗是我们家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让我们共同祈愿:祖国明天更好!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