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迦使者

                                                                                                        第36节  好合好散

      王五白了他一眼：“不对吧，他是要告诉我们的，他好像说了。‘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的话，还说了‘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可是你没听进去，就动了手了。”

    大家望着王五，低下头，胡七也低下头。低了一下，又抬起头，望着王五：


    “这可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


    “还是要先听听他的。”王五说着，站起身来。大家也都站起来，一起走进屋去。


    他们再进房里的时候，谭嗣同已经起来了，正在洗脸。那脸盆是搪瓷的，可是已很破旧！原来的盆底已烂了，是用洋铁皮新焊接的。焊工在北方叫锔碗的，他们把打破的碗接在一起，把破片和原底两边外缘钻上钉孔，再用马蹄形铜扣扣入钉孔，最后涂上白色胶合剂，就变成了整补过的新碗。锔碗的同时可用白铁皮焊壶底、焊脸盆底、焊水桶底……他们是废物利用的高手、是家庭日用器材的修补人。工业时代的人们、有钱的人们，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他们珍惜旧的、爱护旧的、对旧的发生感情，他们宁肯钉钉补补，也很难汰旧换新。这种情形，变成了一种定律、一种习惯，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一切都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所以，中国人的家里，有着太多太多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相沿不替。农业时代的穷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谭嗣同擦脸的时候，王五走过来：


    “你流了不少的血。他们太莽撞了。”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从水缸里舀出两勺清水，洗着血红的手巾。


    “让他们洗吧，别洗了。”王五说。


    “没关系，还是自己洗吧，有机会能洗自己的血，也不错。有一天——”他突然若有所思，抬头，停了一下，又低下来，“血会流得更多，自己要洗，也洗不成了。”


    “弟兄们太莽撞，三哥不要介意。”王五说。


    “怎么会。”谭嗣同说，“也要怪我自己。我一直没好好使大家明白这回事。”


    “那就大家好好谈个清楚。十多年来，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没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对满洲人的立场，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这样做，未免伤了弟兄们的感情。我们帮会的人，对满洲人是绝不谅解的。现在，既然事情闹开了，大家就弄个清楚。”王五说。


    “也好。”谭嗣同说着，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来。


    “三哥记得吗？”王五首先开口，“康熙年间，东北的西鲁国老毛子扰乱中国，满洲人平不下来，因为需要能够一边游泳一边作战的，才能跟西鲁人打，东北人游泳是不行的，一边游泳一边作战更别提了。那时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议，何不征用平台湾以后移到北京住的这些闽南人，他们都是郑成功系的海盗世家，用他们来打西鲁老毛子岂不以毒攻毒，于是就成为定案，去打西鲁老毛子。”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记起来了。”谭嗣同摸着头，“那个仗，不是说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忙打的吗？”


    “三哥真是大学问家，一点也不错。当时康熙皇帝征用这些闽南人，因为是海盗世家，所以平台湾后康熙不要他们再在台湾住，免生后患，就都被强逼着移民到北方来。这回为了打西鲁老毛子，征用他们，有五百人可用，他们不高兴干，这时候从福建赶来一百二十八个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闽南话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劝他们说：满洲人是我们的敌人，抄了我们老家，这个仇，非报不可，这是个机会，满洲人这回有求于我们，打外国人，我们不妨跟他们合一次作，一来是不管满洲人怎么坏，究竟是同中国人，究竟这个仗是打外国人，对外作战总比对内作战重要；二来是如果仗打赢，满洲人欠我们情，至少对我们有好印象，高压的政策会改缓和，我们可以保持实力，徐图大举。于是这些闽南人都愿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鲁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国人每人头上顶了一个大牌子……”


    “我打个岔，那个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么知道？真奇了！”


    “打赢了西鲁老毛子以后，满洲人印了一部书，叫《平定罗刹方略》，里头提到过‘福建藤牌兵’，就是指这些闽南人。”谭嗣同补充说。


    “对了，我们书看得太少，你们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么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里游泳，用藤牌做盾，冲到西鲁老毛子船边，凿漏老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么来了这种怪打法，把他们叫做‘大帽鞑子’。他们真倒霉，自己在台湾多少年想杀鞑子，结果竟被别人叫做鞑子。”


    “后来呢，后来不说又有火烧少林寺的事！”


    “仗打赢了，满洲人说大家有功，要行赏。和尚们不接受，表面上是说我们是出家人，不受人间荣华；骨子里是根本不承认你满洲人有赏的资格。等和尚回少林寺后，不久，满洲人就去派兵火烧，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仅逃出五个，其余的都死了。逃出的五个，找到明朝崇祯皇帝的孙子朱洪竹，大家同盟结义，结义时候天上有红光，红光的红与朱洪竹的洪声音一样，大家都说是天意，就开始了洪门会，那五个和尚，就是洪门的前五祖。前五祖刚由少林寺逃出来的时候，曾在沙湾口地方折下树枝发誓：


    天之长，


    地之久。


    纵历千万年。


    亦誓报此仇！


    所以洪门的主义就是报仇，反清复明，跟满洲人干到底。后来在武昌地方打了败仗，朱洪竹失踪，大家只好化整为零，徐图发展，最后留下一首诗作为日后联络凭证：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于是各开山堂，秘密发展下去。发展成为‘三合会’、‘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愈分愈远，谁也搞不清了。三哥是大学问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第37节    秘密



       “话不是这么说，洪门一直是秘密的，所以简直没有任何写下来的材料，一切都凭口传，难免传走了样。我所知道的，也极有限，但从官方的一些材料里反过来看，有时候可以正好跟口传的配合上，像刚才五爷说的藤牌兵，就是一个例子。”

    “三哥说得是。”


    “又比如说《大清律例》中有说福建人有歃血订盟焚表结义的，要以造反罪处分，为什么看得这么严重？就是为了对付洪门。满洲人注意洪门，搞不清洪门宣传，除嘴巴你传我我传你以外，一定得有写下来的才方便，一直扯了一百五六十年。才在咸丰年间发现了一本书，不是别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的特色是提倡恢复汉室，桃园三结义，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义千秋。所以咸丰皇帝查禁《三国志演义》。”


    “哦，原来是这个缘故。洪门以后的事，太复杂了，简直搞不清楚。只知道成立洪门是为了反清复明，可是后来发现很多兄弟又跟清朝合作，大家搞不清怎么回事，要反他，怎么又跟他合作？合作、合作，洪门前五祖不就是合作上了大当，兔死狗烹，惹来火烧少林寺，怎么还合作？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说来话长，得先从满洲人种说起，才能说明白。”谭嗣同先喝了一口水，“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七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la ma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太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没有胡骚味！




                                                  第38节   夷狄观念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瑶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竞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一八四○年以前，黄帝纪元西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的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至于说到帮会，说到帮会的反清复明，其实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以其中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的反清复明，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至于三合会、哥老会以外，流传到中国各地的反清复明，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反清复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两百五十多年都没给复回来，谁还好意思再说反清复明？谁还有脸面再说反清复明？又有什么必要还说什么反清复明？


    “并且，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


    “今天的皇上虽是满洲人，但却是个好人，是个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好皇帝，他既然有心在西太后选出的烂摊子上变法图强，既然找到我们汉人头上，我们应该帮助他。这种帮助，是对大家都好的。你们哥儿们人人留着辫子，口口声声地反对满洲人，从前辈的哥儿们起算，反了两百五十多年了，还反不出成绩来，可见此路不通，大家方向都搞错了。今天我话就说到这里，各位兄弟愿意平心静气地想想，想通这番道理，你们自然还把我谭嗣同当兄弟；如果想不通，或想通了仍认为你们对，你们可以说服我，说服我我辞去这军机章京不干，跟你们去三刀六眼的干。怎么样？”


    说着，谭嗣同站了起来、气雄万夫地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全屋是一片死寂。王五的旱烟早都熄火了。他盯着谭嗣同，缓慢地点着头。他挺着腰杆，魁梧的上身，随着点头而前后摇动。弟兄们的眼睛，从谭嗣同身上转到王五身上，他们没有意见，大哥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他们要等大哥一句话。最后，王五开口了：


    “三哥，我们是粗人，我们不知道那些麻烦的大道理。我们只知道你是我们哥儿们，你赞成的我们就赞成、你反对的我们就反对、你要推FAN的我们就推FAN。反过来说，欺负你的就是欺负我们，惹了你的就是惹了我们，砍了你的我们就还他三刀。我们心连着心，一条线，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全没话说。三哥，你是有大学问的，我们不懂，但我们信你，你是我们的灯、我们的神，我们信你总没错，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信你就是。但这次……这……这……次，好像总有点不对劲，不对劲。”

弥迦使者

                                  第39节   不对劲

     “五爷，有什么不对劲，你尽管说，咱们哥儿们，有什么话都不能闷在肚子里，五爷，你尽管说。”

    “咳，到底怎么不对劲，我也说不大出来，只是……只是觉得……咳……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有点不那么顺。”


    “你是说——你是说我不该跟康有为去？”


    “那……那倒也不是，康有为天大学问，哪里会错。但我们总觉得……只是觉得，康有为走跟满洲人合作的路，这条路，到底行得通不通？是不是真成了‘与虎谋皮’了？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不懂，我们只是担心有天大学问的人除非不犯错，要犯就一定是大错，大得收不了摊，要人头落地。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根本沾不上边，所以全靠三哥判断、三哥做主，三哥了解康有为，三哥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犯了大错。”


    “五爷的意思，我懂。”谭嗣同说。


    “还是老话，我们是粗人，我们只信三哥。”王五说。


    “我们信三哥。”大家众口一声。


    “三哥信康有为，我们也只好跟着信。”王五说。


    “如我没猜错，五爷你们对信康有为有点勉强。”谭嗣同说。


    “话倒不是这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根本说不上来。”王五顿了一下，“如果犯了大错，错在哪儿，我们也根本说不上来。刚才说了半天，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我们的感觉，感觉有点不对劲、不那么顺。三哥，我们跟你完全不同，你是书里出来的，我们是血里出来的，我们从小就在道上混，三刀六眼，整天过着玩命的日子，但玩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把命玩掉，原因也有一点：哥儿们的照应、自己的武艺、祖上的积德、佛爷的保佑、再加上大家的运气……都是原因，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说出来也不怕三哥笑，就是事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一点也说不上来，但真的，真的有那么一点。那种感觉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时候它真的有，弄得你别别扭扭的，心神有点不安，直到换一换、变一变，才觉得顺。这么多年来，有几次，直到事后回想，才发现幸亏在紧要关头那么换一换、变一变，才死里逃了生。这话说来有点玄，但的确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又不能不信。”


    “五爷，我跟康有为的事，五爷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三哥你会笑我？”


    “五爷这种感觉，我一点也不笑你，并且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这种预感。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不瞒五爷和各位说，我来北方，结交你们这些英雄好汉；我在南方，也结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乡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黄轸——草头黄、珍贵的珍字左边去掉斜玉旁换成车马炮的车字。他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五。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岳麓书院；武的能空手夺白刃，南拳北腿，几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他为人行侠仗义，跟哥老会关系极深。像黄轸这种哥儿们．他们相信要救中国，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有赶走满洲人，中国才有救。跟满洲人合作，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那种担心‘与虎谋皮’的心理，比五爷还强烈。我这次北上，他们特别为我饯行，也特别劝我小心，甚至劝我不要应满洲皇帝之召，而跟他们一起搞革命。坦白说，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已写得那么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表现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人头落地，革命总要人头落地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血，总是不好的。我把这番意思讲给黄轸他们听，他们也无法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与虎谋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难重重，希望不高，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感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我今天来通知五爷和各位，并不是拉大家一起跟我下水，只是告诉大家：我谭嗣同不论做老百姓还是做官，都没有变，都是你们的兄弟。各位兄弟如了解我，今天就是来通知；各位兄弟如不谅解我，今天就是来道别。也许有一天，在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再会相聚，或者化为泥土，大家相聚，不论怎么样，我们一旦是哥儿们，永远是哥儿们。我们此去是成是败，全不可知，知道的是如果失败，我将永远不再回来。保重了，各位弟兄。”谭嗣同向大家拱手为礼，然后向前一步扑身下跪，“五爷，请受我一拜。”又转向胡七，“七哥，也受我一拜。”……


    王五、胡七都争着扶起谭嗣同来。谭嗣同转身退去，大家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




                                            第40节    戊戌政变


     黑暗在北京城处处皆有，即使在皇宫中也一样。紫禁城的宫墙都相当高，夹在宫墙中的，多是四合房、三合房，晚上到来，更是黑暗处处。

    乾清门比起午门、太和门来，虽然规模小了一点，但是它身居内廷第一正门，离皇帝最近，天高皇帝近之下，看来也气势威严。尤其在天黑以后，黯淡的烛光，自门中摇曳出来，照在阶前的一对铜狮背面，更显得威严而死寂。铜狮蹲踞在低矮精雕的石台上，五趾张立，看来在保护皇帝，但是，入夜以后，它们在死寂中沉睡了。


    乾清门虽然是乾清宫前面的门，但是，它也内有皇帝宝座，皇帝来这里，叫做“御门听政”。听政时太监将宝座抬到乾清门的正中，前面放一黄案，黄案前放一给官员下跪的毡垫，开的是一个半露天的小朝廷。顺着御门的石栏向左看，有斜墙一面，就是照壁，壁上黄绿琉璃瓦，凸起在朱红的墙上，入夜以后，变成一面黑墙，在乾清门前的外院中，显得格外突出。沿着照壁再向左，过了内右门，就看到三间与高大的皇宫建筑绝不相称的小矮房，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内阁——军机处。与军机处成直角的，是隆宗门。过隆宗门又成直角，与军机处无独有偶的三间矮房又出现了，就是军机章京值房。


    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原因，是由于连年用兵西北，为了军书快递与保密防谍，就在隆宗门外盖了小矮房，叫大臣值班。从此立为制度，延续了一百八十年。


    军机处是神秘的衙门，它的权力极大，皇帝为了防止它坐大，也未尝不限制它。例如军机处自己的图章，就另放在内廷，要盖印时，由值班的军机章京要去“请印”，才能完成盖印手续。又如中央和地方官吏，上奏的内容，都不准预先告诉军机处，而军机处的重地，没得允许也不得进入，门上挂着白木牌，上书“误入军机者斩”，森严情况，六字毕呈。为了执行这些森严的规定，军机处每天都来一名御史，在旁监视。


    巍峨豪华的皇宫与矮小破落的军机处，是一种强烈的对比，那正象征着君主的高大与臣下的卑小。军机处里除了办公用品和休息的木炕外，设备简陋。唯一考究的，是高挂在墙上的“喜报红硅”木匾，那木匾上的四个字，正是皇帝每次见到军机大臣的最大盼望。如今，皇帝的盼望对象转移了，转移到军机章京身上，由于西太后的专权，“御门听政”早就没有举行了，被缩小了的皇帝，现在，决心用变法维新做最后的挣扎，在他与军机章京的谋划下，展开了满汉联手的大改革。不过，所谓满，满洲皇帝一人而已；所谓汉，军机四章京外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而已，整个的中国，还像那入夜的铜狮子。


    ※      ※      ※


    变法维新从六月十一日正式开始。这一天，光绪皇帝诏定国事，宣布变法自强，接着就是密锣紧鼓的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除旧方面废八股、废书院、裁绿营、裁冗衙冗官冗兵、禁止妇女缠足等；布新方面荐人才、试策论、办学堂、设农工商机构、设矿务铁路总局、提倡实业、奖励新著与新发明、翻译新知、准办学会、准开报馆、广开言路、军队改练洋操洋枪、准备实行征兵等……在光绪皇帝带头、在紫禁城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时候，西太后那边，在颐和园看在眼里，也就伸出手来。西太后在光绪皇帝诏定国事第四天，就把皇帝老师翁同龢赶走、把自己心腹荣禄安置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先摆下阵势，看你皇上有多大能耐。虽然阴云满天、大军压境，光绪皇帝还是义无反顾的要变法维新，发愿不要做丧权辱国的亡国之君，他要在困难重重中向前推进。在白天，他越过守旧大臣，跟军机四章京推进变法维新；在晚上、他把在军机章京值房的爱国者叫进乾清门，在铜狮未醒的当口，秉烛策划一切。


    ※      ※      ※


    可是，不论多少夜以继日的推进，一切却显得不对劲了。光绪皇帝终于觉察到危机就在眼前。秘密消息传来，大概就在十月里，皇上陪西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废立皇上、解决新党的行动，就会展开。光绪皇帝已被逼到墙脚，九月十四日，在四章京正式值房的第九天，他把密诏交给杨锐带出；三天以后，他又把第二张密诏交给林旭带出。两道密诏的内容是：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己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第41节     自告奋勇

    九月十八日清早，在南海会馆里，康有为和大家捧着密诏，做了紧急的决定：第一、要想办法救皇上，谭嗣同提议去劝说有新建陆军在手的汉族军头袁世凯，袁世凯头脑比较新，办强学会时他就赞助过，皇上前天昨天已连续召见两次，已表示重用他。如果他能够深明大义，事情还有转机，这一劝说，风险虽大，但值得一冒，谭嗣同自告奋勇，愿意只身前去找他。第二、皇上力催康有为南下，用意在避免意外发生时，大家被一网打尽，所以决定康有为速离北京，以保全火种。决定以后，即分头进行。

    当天晚上，谭嗣同联络上袁世凯，约好晚上十点，到法源寺去拜访袁世凯。袁世凯那时事忙，没住在自己的海淀别墅，就便住在法源寺里，他为什么住法源寺，没人知道，也许在学恭亲王吧？


    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下弟弟恭亲王奕言斤在北京与洋人谈判。那时洋人占据了紫禁城、北京内城，恭亲王住不成自己的恭王府，就看中了外城的法源寺，住进了法源寺。咸丰皇帝在热河遥控交涉局面，他一再叮嘱的是：恭亲王不可以亲自见到洋人，因为恭亲王是中国皇帝的弟弟，地位高高在上，岂可被洋人见到？但是，咸丰皇帝这种叮嘱，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你自己打了败仗，洋人占了你国都，你跟洋人谈判，怎么可以不打照面？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英法联军在北京杀人放火、抢劫强jian，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也亟应赶快解决，在解决过程中，恭亲王就无法不见到洋人了。最后，谈判完成，英法联军同意撤兵，愿和中国和平相处，并表示将按国际礼仪派大使来“亲递国书”。不料这一约定，使以天朝自居的咸丰皇帝大大的介意起来，他批恭亲王的奏折说：“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为了抗议大清无人和拒见夷使，咸丰皇帝不肯再回北京，他死在了热河。这一死，造成了西太后的夺权成功、恭亲王的终于失势。他在法源寺折冲尊俎的努力，最后挡不住人为刀俎。在法源寺苦心孤诣后三十四年，日本又打败了中国；再过四年，六十六岁的他，终于在拦阻光绪皇帝变法维新中死去——年轻时，他是同治中兴的急进派；年老时，却变成光绪变法的保守派，这就是人的一生。谭嗣同在去法源寺的路上，忽然想起近四十年前恭亲王在法源寺那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他顺着想下来，想到袁世凯，他的心，凉了半截。啊！他住的浏阳会馆，不就在附近吗，这一联想，可真是得天时地利呢。他苦笑了一下。


    袁世凯简直在以朝服出迎这位军机章京了。军机章京在实权上，相当于副宰相，袁世凯是老吏，对这样炙手可热的新贵近臣，不能不另眼相看的。


    谭嗣同首先说事属机密，要求在卧室与袁世凯单独谈话，袁世凯照办了。在卧室里，谭嗣同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诏，以取信于袁世凯。并告诉他，救皇上、救中国，在此一举。谭嗣同表示，根本的关键在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决问题。如今要袁世凯配合的是：一、杀掉荣禄；二、包围颐和园。至于进颐和园对付西太后，无须袁世凯派兵，他谭嗣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汉几十人，并可从湖南招集好将多人，足可解决园内的一切。


    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送走谭嗣同以后一个小时，荣禄就得到袁世凯的报告；第二天清早，颐和园的西太后，从荣禄的跪禀里，也知道了真相。


    同样的第二天清早，经过一夜的讨论，大家在南海会馆分别走出来。除了林旭绝对不相信袁世凯以外，其他的人半信半疑，倾向于袁世凯纵使不派兵，大概也不至于告密。谭嗣同的结论是：不管袁世凯可不可靠，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着棋，死马如当活马医，只好冒险找他。为了加强袁世凯的信心，他决定今天进宫，签请皇上明天再召见袁世凯一次。至于康有为，决定明天就南下。


    九月二十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的运气真好！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官军团团围住，抓到康广仁。因为不见了康有为，官方下令停开火车、关闭城门，以防康有为逃脱。又下令天津地区停开轮船、下令烟台地区大肆搜船。可是，几次劫难他都躲过了，靠英国人的帮助，他终于到了上海。


    日本人也不落英国人之后，在公使馆里，他们首先收容了梁启超。这天正是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两天以后，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关在皇宫的湖心小岛——瀛台——里。


    尽管外面风声鹤唳，谭嗣同却没有逃走。但是，浏阳会馆找不到他，他带了一个布包，去了日本公使馆。


    ※      ※      ※


    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从来没去过。走近的时候，最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一大排方形木窗。木窗的规格，跟中国的窗户完全不一样，显得开朗、方正，而透入大量的光明。他走上了三阶宽石阶，证明了身分，说是来看梁启超。正巧林权助公使不在，一个矮小机警的日本人接待了他。


    “久仰、久仰，谭大人。我名叫平山周。我们欢迎谭大人来。梁先生住在里面，现在就带谭大人去。”


    开门了，进来的是谭嗣同，平山周一起进来。梁启超迎上去，双手握住他的两臂。“你可来了，复生，你叫人担心死了。来，坐下，先喝点茶。”


    梁启超接过谭嗣同手中的布包，放在桌上。


    “我怕有人跟踪，转了好几条街，最后从御河桥那边过来的。若有人跟着，他会以为我去英国使馆。怎么样，卓如，两天来睡得还好吧？”


    “睡得还好。”梁启超说，“你还是睡在会馆？”


    “是啊，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会馆，没出来。”谭嗣同答。

弥迦使者

                                                                     第42节    会馆

    “会馆附近有人吗？”

    “还看不出来。”


    “康先生有消息吗？”


    “没有。”


    “康先生现在应该到上海了。林权助说他已密电天津上海的日本负责人照顾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来过，伊藤博文来，他太忙，现在出去了。”


    “林公使说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请不要见怪。”平山周补充说。


    “我们感谢他还来不及，怎么还见怪？”梁启超说。


    “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更心同此理，愿意为你们中国志士效劳。为免夜长梦多，我们打算就在三五天内掩护你们两位偷渡，离开中国，如果有别的志士到公使馆来，我们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兴奋地说着。


    “不过，”谭嗣同冷冷地插进嘴，不大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们帮我离开中国，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危难时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来，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梁先生带出去……”


    “可是，复生！”梁启超急着抓紧谭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坚定地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置，却不可能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这么固执！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杵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以后路还长得很，也许由我开这个路，对你们做起来有个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就像公孙杵臼若不开路，程婴就没有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一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我留下来。”


    “唉，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时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可是，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是比拟不伦的啊！”


    “比拟伦的！”谭嗣同坚定地说，“我今天带来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学》的稿子，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给你处理吧。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这部《仁学》，卓如兄你是看过的。有些章节，我们还讨论过的。”


    “是啊！”梁启超说，“这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为皇帝而死。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却感于皇上的慧眼识人、破格录用，你决心一死，毋乃被人误会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说，你决心一死，是完成了你书里所宣传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而你决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对其他的，有没有也同时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过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来，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来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错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


    “什么？”


    “‘死君’！我说是‘死君’，是你要为皇上而死！你决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


    “你这样说，我不怪你，但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把我书里宣传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认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认为你做的比说的还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头，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话，是一种光荣的不一致。”


    “那你说我不止‘死事’，还有‘死君’，不是明明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说‘死事’，并且你决心一死，为事而死，这件事本身有头有尾，已经很一致了，又何来不一致？如果你说‘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没这样，所以，根本就不发生不一致的问题。你本身，已经很完满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问题发生在你认为‘死事’和‘死君’是对立面，其实这倒有讨论的余地。中国四千五百年来的皇帝，包括光绪，前后有四百二十二个，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们的账，不能一概而论。你书里说：‘……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看你的话，你只承认为皇帝‘死君’的，应该只是他身边佣人女人，因为他跟他们之间有私恩有私昵有私人感情，所以他们对他有愚忠有偏爱，除了这些人以外，你就认为‘绝无死君的道理’，你这样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显了？”


    “难道不应该这样明显吗？”




                                             第43节   晏子的故事

       “让我们先回忆晏子的故事。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晏子是齐国大臣，皇帝被杀，别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问他：你为君死难么？晏子答得好，他说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话，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皇帝，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一点也不在乎。晏子识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晏子为什么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认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论的人。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昵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齐庄公被杀以后，崔杼决定立齐灵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齐景公。那时景公年纪小，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把所有大臣都找来，在太庙里歃血发誓，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发誓，可是轮到晏子，晏子却要改变誓词，只发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当时崔杼他们要翻脸，高国赶忙打圆场，点破说：‘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们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条件。由晏子的故事，我反过来，请问你，如果人君之死是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你谭复生又怎么说？对这样伟大的人君，难道你也认为‘死君’不对，而‘绝无死君的道理’吗？”

    “这种人君当然例外。”


    “这就是说，你宣传的理论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论就有。”


    “好了，光绪皇帝是人君，我就问你这么一句，你坦白说，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为什么是？”


    “皇上在变法维新前已经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变法，他还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满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稳更神气。皇上变法，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国家。”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没猜错。”


    “没猜错什么？”


    “没猜错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说？你决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还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们眼里，我无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这原因一来是中国历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另一个原因是‘死事’的主张根本不普遍，将来纵有人读我的书，也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这种主张在中国，简直也没被明确的宣传过，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更会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还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了光绪，光绪是皇帝，他的名字太响了，你跟他一起变法、一起殉道，你却另有死的原因，这在人们心中，是很难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为，一定成立；‘死事’行为，反可能被埋没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还解释成我为满洲人而死，我还是汉奸呢！”


    “好不好要时间来证明，在满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尝不是满奸，他如死了，在满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为汉人而死？”


    “谈到满汉问题，真是一个叫人痛苦的问题，我已决心一死，死而无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能说服大刀王五他们一帮兄弟。”


    “那该是时间问题，你说服的时间不够。大刀王五他们是粗线条的人，粗线条的人属于下愚，惟上智与下愚最难移。”


    “我看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别的原因。你说他们是下愚，是对的，改变上智可以用思想用嘴；改变下愚我感到用思想用嘴是不够的，得用别的。关于满汉问题，我同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多少次，他们总是听不进去。我知道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太相信我了，而我最后不但肯定了该跟满洲人合作救中国，竟还跟满洲皇帝搭上了线搞合作，变化太大了，他们简直难以适应。”


    “最后呢？”


    “最后我不再使他们痛苦了，我决定大家先不见面，决定用别的方法。”


    “你一出去，还见他们吗？”


    “我看不必了。”


    “如果有时间呢？”


    “有时间也不会有好机会。我一定被注意了，这时候跟他们会面，会连累他们。”


    “如你刚才所说，你除了证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你愿流血这一点以外，你决心一死，还证明了什么？还会不会证明了别的出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功德、一种坦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心底的话，我这一死，我在声名上，会被分尸。”




                                              第44节    分尸

    “分尸？你是说——”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的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的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镳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条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哟！复生，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线，肯定革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地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为革命而死？谁会这么想？谁会承认？革命党也不会承认。”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

弥迦使者

                                    第45节   血荐的效果

       谭嗣同笑了，他拍拍梁启超的肩膀，站起来。通过公使馆的方窗户，向远望着。“就是什么都不能说，才能加强血荐的效果。”他侧过头来，望着梁启超，梁启超抬头看他。谭嗣同笑着，“卓如啊，你一个劲儿地想说动我出走，事事都朝出走有好处解释，甚至要死也该在海外死，你可太爱朋友了。你明明知道要血荐就是要借这口老太婆的刀才妙！这也叫借刀杀人吧？怎么可以自杀？老太婆杀了我，才证明给天下这个政府无道，大家该革命；若如你所说，不给老太婆杀而去自杀，不但给这个老太婆脱了罪，自己消灭了他们的眼中钉，并且自杀又变成了种种离奇解释。比如说，人家就会说自杀是因为改良失败而厌世，或是什么别的，总之，那个时候，整个的效果完全不对了。所以，要血荐，就在这儿血溅，就要血溅菜市口。在这儿，才有最好死的地方，才有最佳死的方式。”

    “如果你对改良的路这样悲观，你希望我的，是走哪条路？”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路，但我知道康先生的路，他的路好像定了型，如果皇上死了，康先生可能转成革命；但如果皇上活着，康先生在外面，他绝不会丢掉皇上，他一定还是君主立宪，走改良的路。以你跟康先生的关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演变。我说过，卓如兄，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你好自为之吧，你一定会有最正确的选择、不断的选择。人的痛苦是只能同敌人作战，不能同朋友作战；或只能同朋友作战，不能同自己作战。你可能是一个例外，只有性格上大智大勇又光风霁月的人，才能自己同自己作战，以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作战……噢，时候也到了，卓如兄，一切保重了。”谭嗣同站起来。


    “可是，复生……”


    “唉，卓如，别以为我死了，我没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没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随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你形影长生。记得我的《感怀四律》吗？第四首——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劫僧祗。


    我们萍水相逢，如今堕水成离，我们是短暂的；但无论天亲魔眷、不论汉满蒙回，中国是永恒的，我们只不过在永恒中短暂离别，早晚化做春泥，还要相会。再会了，卓如，再会了。”


    “可是，复生……”


    谭嗣同把布包交给梁启超。“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关心的不是留名，而是留什么样的名。我希望你带走这些稿本，连同我已经发表的，将来一块儿代我整理、代我印出来，同时用你一支健笔，代我宣传我这一点苦心焦思以后生命的成绩，也算不虚此生。我这三十三年，活得愈久愈觉得完成了自己，尤其认识了你和康先生以后这三年，它是我生命中最后开花的日子，当然，如《法华经》所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到头来不过昙花一现，但我希望最后是生命本身的昙花一现，而不是如是妙法的昙花一现。我的生命，我愿意在三十三之年，就这样在花开花谢之间告一结束，但我最后毕竟用我的血来印证了我留下一点妙法。再会了，卓如，你不要送我出来，在里面安全。再会了，卓如，一切保重。”


    谭嗣同放开了梁启超的手，一转身，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客厅，平山周紧跟着出来，随手带上了门。


    梁启超呆望着门，然后快步走到窗前。从窗口朝外望，谭嗣同从大门走出来，平山周陪着他，并肩朝街口走去。那是一个背影、一个前进着的背影，这样一个伟大的同志，在一同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后，为了永恒，一时撒手，只留下背影给你看了。


    ※      ※      ※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出公使馆，要求送他一程。谭嗣同答应了。两个人并着肩，向西走去。街上很静、很干净，他们经过了西班牙使馆、英租地、俄国兵营、荷兰使馆、美国使馆、美国兵营，向南转向正阳门。离开了这些使馆区，就是中国的气氛。正阳门地方是北京最繁盛的地段，正阳门也叫前门，这个前字，说明了一切；前字旁边就是这么多使馆区，也说明了一切，前门是北京内城南边正中间的大门，盖在紫禁城的中线上，高达十二丈，是北京所有城门里最雄伟的。它的南边，包了一座半圆的城墙，叫瓮城，半圆中点，有一座箭楼，箭楼的目的是保护正阳门的门楼，这是设计时的周到地方。出了箭楼，就是护城河，河上有桥，过了桥，向东的街叫东河沿、向西的叫西河沿，桥头就是联在一起的五个牌楼，叫五牌楼，所以正阳门外面，等于有两道前面的建筑——箭楼和五牌楼。出了五牌楼，就是向南的大街，叫正阳门外大街，也叫前门大街，也叫五牌楼大街，这条大街，直奔天桥、天坛、先农坛，以到外城的大门——永定门。出了五牌楼向右转，就是北京的娱乐区大栅栏，有戏院。从大栅栏后面穿出，就走到李铁拐斜街。斜街，因为它的方向是西南斜，北京城的街道大多是南北向、东西向，很整齐，叫斜街，就表示它不整齐。北京是一个古城，到处是历史、是传说、是神话和掌故。李铁拐是中国八仙里的用拐杖的跛子，叫斜街做李铁拐斜街。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着，一路谈的，多是沿途的地理与掌故。谭嗣同奇怪这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如此之深。他从平山周机警的眼神里、渊博的谈吐里，蓦然想起：这个人，难道真是日本外交人员吗？他愈想愈疑惑。他听说日本秘密社会像黑龙会等的成员，许多都是“支那通”。眼前这位平山周的东洋人，难道不是黑龙会的人物吗？


    平山周从谭嗣同的机警眼神里，也有了“高手过招”的默识。最后，在浏阳会馆门口，他鞠躬而退了。他用深情的眼神望着谭嗣同，转身走上回程。




                                                              第46节     抢 救

      五个小时以后，平山周回到公使馆告诉梁启超，他说他直送谭嗣同到会馆，会馆附近已经有形迹可疑的人。平山周认为，他再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劝劝谭嗣同。他走出房门，去找林权助。

    “我刚才送谭嗣同回会馆，他已决心一死。”平山周对他的公使说，“但我听他与梁启超刚才的谈话，感到其中也许有点隐情，例如他跟大刀王五他们的关系，他好像就不愿多说。另外在他谈话之间，他一再技巧的强调行者与死者都有必要，都不可少，一再站在梁启超应该逃走的立场讲话，我可以看出来，他一再强调的目的之一是使梁启超不感到内疚、不安或难为情。他谭嗣同，真正是大大的侠骨柔情人物，胆大心细，临危不乱。这样的支那人才、这样的白白送了命，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林权助点着头，两眼望着窗外。他把右手的五指抵住左手的，两只食指对敲着。“问题的关键是使谭嗣同所坚持的寻死的理由不能成立，这样才能劝得他逃。照你所说，你感到谭嗣同跟梁启超的谈话里也许有点隐情，我想这是关键。这些隐情也许构成谭嗣同不肯逃走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能解决，也许他会回心转意。”


    平山周点点头。


    林权助问：“谭嗣同向梁启超说他不逃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各国变法都要流血，他愿意流这个血，用他的血，来振奋人心，以利于变法的宣传；另一个理由倒很怪，他说他本来决定不了救中国到底走革命的路好呢，还是走改良的路好，只是比较倾向革命。后来碰到了康梁，他才走改良的路，一起搞变法，这次变法结果，他愿意用一死来证明改良的路行不通，大家今后死心塌地的走革命的路。”


    “这倒怪了，我只听说人活着骑墙，从没听说人死着骑墙。”林权助露出日本政客的奸笑。


    “谭嗣同是英雄豪杰，哪里是骑墙的人？并且人活着骑墙是为了占便宜；人死了，还有什么便宜好占？如果情况是被逼得非死不可，一个人在死前、在无从选择的时候，也许会如你所说，多抓几个漂亮的死的理由，而有骑墙的可能。但谭嗣同明明有选择权，他明明可以不死，而他决心要死，显然其中有他真正信仰的理由。”


    “我真希望知道那是什么，支那人太难了解了。我在国内，他们说我是支那通，但碰到谭嗣同这种支那人，我简直想不通他。”


    “一般来说，甘心殉死的人，头脑都比较单纯，信仰也比较单纯，因为单纯，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两意。但谭嗣同完全不同，他复杂，复杂得令人难以全面了解。他能这样复杂的殉难，尤其看出他的功夫，真不可思议。”


    “我们能做的，还是尽量做吧。”林权助叹了口气，“伊藤公也表示了这些中国青年是中国的灵魂，我们该救他们，伊藤公的看法是不能不重视的，伊藤公最有眼光。纯粹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我只是代理公使，我实在也不敢拿这么大的主意，幸亏伊藤公在北京，他肯定表示该救他们，我才放了心。现在的办法是，你多约几位你们的弟兄，再去会馆一齐去劝谭嗣同，你可以技巧的用到伊藤公的名义，说是我转达的。伊藤公盼望谭先生以大局为重，还是先到日本，徐图大举为上策。日本政府碍于官方立场，不能主动邀谭先生，只能转告伊藤公的好意，请谭先生三思。并且由你们几位日本弟兄一齐登门请他去日本，这样一来，自然也和他自己请求政治庇护情形不一样。谭的自尊心很强，用以上的方法，也许比较有效。总之，我能做的，一定全做，并且也愿意做，但是太明显太主动的表露日本官方的立场，以我的身分办不到，并且谭嗣同也不会接受。站在我私人的立场是，对这些中国青年，我极为同情、敬佩，也愿意帮助他们；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不能放弃烧冷灶的机会，只要不明显的违反外交惯例，日本政府一定暗中支持支那的第二势力第三势力，这也是我们外交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会烧冷灶，是支那人的手法，日本人学得会，可是现实的英美人学不会。好了，就这么办，你说好不好？”


    平山周说：“好主意，等一下弟兄们就到使馆来，我就约他们去一趟。政治，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到中国来帮助这些有理想有勇气的人。”


    “你们的背景，我想我知道。”林权助盯着平山周，“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但你们来了，我就不能不告诉你们，在大家眼中，你们一定有后台，后台是谁，是玄洋社？是黑龙会？是军部？是资本家？大家都心里有数，支那人也心里有数。”


    “但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想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支那人也不知道。一般说来，你们这种类型的人，不在日本好好过，却跑到中国来，来干什么？于是就有两派看法，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极端国权主义分子，你们形式上属于黑社会，但黑社会真正的后台是日本军部，所以你们是日本军部扩张领土政策的尖兵，你们以在野身分，拉拢支那在野势力，做下伏笔；另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民权主义右翼分子，后台老板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想扩充势力、强化代议制度、减弱藩阀政府的独cai政治，先到中国来，做下伏笔，以备将来挟中国以自重，并且掌握中国市场。”


    “我说过，我们什么都不是。”平山周否认。


    “我说过，这点我想我知道。我了解你们，所以我说，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


    “那你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要听吗？我开玩笑不生气吗？”


    “要听，不生气。”


    “你们是一种狂热分子。你们在家里坐不住，所以跑到外面，老是帮别人兴风作浪。你们有一种捣乱狂，老是想推FAN头顶上的一切。日本政府太稳了，你们推不翻，所以跑到中国来捣乱。”


    “你们日本政府的代表，在中国不也兴风作浪吗？”




                                    第47节    兴风作浪

       “完全不一样。你们兴风作浪，至少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你们是帮助弱者打强者。我们却没这么笨。我们公开帮助强者、暗中帮助弱者，取得跟强者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一天，价钱好，我们可以把弱者卖给强者；或者价钱不好，扶植弱者推FAN强者，或使弱者割据一方。在整个的作业过程中，没有任何理想、义气、良知、朋友，有的只是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做的，是真正对日本有利的事；你们却是胡闹。你们希望中国强，中国强了，对日本没有好处。”

    “照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只要日本强，哪管中国弱，从长远看，中国弱就是日本的弱，你别忘了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这个事实。将来世界一定朝这样发展。”


    “我是日本外交家，不是日本预言家，也不是日本道德家。一百年以后的事，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和你们感兴趣的不一样。”


    “但现在你和我们一样，对救这些中国弱者感兴趣。甚至你还帮助我们。”


    “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你们代日本政府做了日本政府不便做、也做不到的事。”


    “我们不给政府利用。”


    “那是你们的想法、天真的想法。只可惜你们逃不掉被利用的命运，也许你们不知道。但事实总是：你们无形中在被日本政府利用，或被极端国权主义分子军部利用，或被民权主义右翼分子财阀利用，甚至，最惨的，被支那人利用。”


    “你以为我们是傻瓜，我们这么容易给人利用？”


    “你们是不是傻瓜，要看你们走的是哪条路。你们至少在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帮助弱者打强者，在外表上，你们是走上这条路，这就是傻瓜之路、这就注定了你们被利用的命运。你们在这条路上的努力，成了，成果的得利者不是你们；败了，别人都不负责任，你们被人上坟扫墓。上坟回来，还笑你们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路走错了？”


    “看你用哪一种观点来看。大体说来，你们走的路是侠客的路，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们的成败观根本和世俗不一样，别人以为你们被利用，你们却冷笑三声，为什么？你们的人生观是疏财仗义排难解纷，你们根本志不在世俗所争的功业、权势、名位与财富。所以，当你们没得到这些而被别人得到，世俗认为你们是傻瓜，你们却冷笑三声，世俗认为你们是失，而你们却怡然自得。所以，从你们侠客的观点看，你们走对了路。可是，天呵！谁能了解呢？侠客哲学、侠客人生观，这是九世纪中国唐朝的小说带给我们日本的，现在是十九世纪。你们太古典了。”


    “你笑我们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转生为未来，只是古典不能转生为现代，你们的行为，不是历史就是未来，但不是现代。”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不现代。我们若现代，我们也不会同谭嗣同交上朋友。他们也不现代。他们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他们用古典给中国创造未来。”


    “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你说得很对。武士道就是我们大和魂，伊藤公说他们是中国的灵魂，中国魂就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士道的发展太偏向一身一家的私恩私怨，或是一个地区一个帮会的私恩私怨，他们任侠感死的目标可惜都太窄了、太小了，他们的血，很少为国家民族这种大目标流，勇于私斗，怯于公义，这是支那人的大毛病。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


    这时候，外面敲门，林权助走过去开门，三个日本人走进来，是平山周的兄弟，桃太郎、宫崎和可儿长。平山周站起来迎上去，说：“刚跟公使商量过，由我们一起到会馆请谭嗣同出走，现在我们就一道去。”


    三个人点了头。平山周向林权助说：“要赶时间，又不能坐车招眼，我们得快走了。”


    “我送各位下楼。”林权助一边说，一边带上门，陪他们走下楼，“我把最后的一段说完。刚才我说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最能欣赏侠客的，可惜他没能指出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有多大的不同，中国人也不注意，中国武士道的发展竟愈发展愈窄愈小，这是中国的不幸。你们各位这回同中国的灵魂接触，如在他们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国武士道，并且看到为大目标献身的一面，大家肝胆相照，这就是你们各位最大的收获啊！”


    到了门口，平山周说：“多谢公使指教，请公使上楼时，代为转告梁启超，告诉他我们赶去会馆劝谭嗣同了。”


    林权助说：“自然，我一定转告。梁启超是广东人，也许吃不惯北方的菜，我已叫厨子给他做牛脯煲，他在这边，一切由我照应，请放心就是。”


    ※      ※      ※


    走在路上，平山周详细说明了刚才同林权助的谈话。可儿长问，林权助说什么专诸荆轲，是什么人，平山周说：“他们是中国的侠客，都是两千年前的人。专诸是吴国的一个孝子，喜欢打架打抱不平，打起架来谁也劝不住，只有他母亲来喊一句，他就不敢打了。那时候吴国的公子光跟他堂兄弟王僚争权，想找刺客杀他堂兄弟，就由伍子胥介绍，认识了专诸。公子光常到专诸家去问候他母亲，并且送米送酒送礼物，一再照顾。这样过了四年。一天，专诸向公子光说，我是一个粗人，而你这样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你坦白说。公子光就说，我想请你行刺我的堂兄弟王僚。专诸说可以，只是我母亲还在世，目前恐怕不行。公子光说，我也知道你有这个困难，可是我实在找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来帮我忙。万一你因行刺出了意外，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专诸说，好。但是王僚那边警卫很严，怎么接近行刺呢？公子光说，我堂兄弟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吃烤鱼，如果你烤鱼做得好，就有机会杀他。于是专诸就去太湖边，专门学做烤鱼，变成了专家。等了很久，公子光认为时机成熟了，就交给专诸一把最有名的小匕首，这匕首叫鱼肠剑，一句话也没说。专诸明白他的意思，说这种关头，我不敢自己做主，还是告诉母亲一声，再给你回话。于是回家，一到家，见了母亲，就哭了起来。他母亲看出了真相，就说公子光待我们这么好，应该为他卖命，你不要惦记我，现在我要喝水，你到河里打一点水来。专诸就去打水，等打水回来，发现母亲竟上吊死了。于是专诸专心为公子光卖命，公子光叫他做烤鱼给王僚，王僚警卫森严，怕他做手脚，限定他脱光衣服上菜，结果他把鱼肠剑藏在烤鱼里，还是刺死了王僚，他自己也当场被王僚的警卫砍死。刚才林权助说专诸型的中国武士道为私人的小目标，认为太没意义，就是指这个故事。”


    “听你说这故事，我倒觉得专诸的母亲比专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义比专诸重得多，专诸是直接对公子光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他只完成了这么一个目的；但他母亲，却不但完成了这个目的，还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谓更高的目的是——”

弥迦使者

                                    第48节   完成一个目的

     “第一、她为了使儿子完成一个目的，竟然用一死，并且先死，给儿子看，使儿子不再为矛盾所苦，没有牵挂，坚定决心，去完成那个目的。第二、在行动上，她不能同儿子一起去完成这个目的，也不需要她参加，但她一死，为这个目的而先死，虽没参加，等于参加，使她儿子知道行动时一点也不孤单；她的赞同儿子的行为，一点也不是空口叫别人去干，她自己先走一步给儿子看。第三、她儿子去行刺，事实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并非没有生的机会，但是这位母亲却先把自己推到毫无余地、毫无侥幸的地步，更显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儿长说完了，转过头，问桃太郎有什么意见，桃太郎想了一下，最后说：


    “你说的我认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死的手法，她说得很少，你指出这三点，都是事实，但都是留给人解说、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说。但她也不完全不说话，她告诉专诸，说该为公子光而死，这是个重点，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会使儿子有疑虑。重点交代以后，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带水的方式、画蛇添足的方式来诀别、来预告、来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洒脱之至！我觉得她是大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还有一个高的，”平山周接过来，“那就是林权助说的中国武士道另一个型——荆轲型。荆轲的时间比专诸晚，是在秦国将要灭亡六国前，燕国太子丹想用刺客要挟或刺杀秦始皇的办法，来免于亡国。于是太子丹去拜访一位老侠客，叫田光，请田光执行这个行刺计划。田光说千里马年轻的时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劲的普通的马都可以赶过它，你太子丹听说的我、仰慕的我，其实是年轻时代的我，现在我老了，没办法执行这个计划了，但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太子丹于是请田光去找荆轲，并嘱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泄漏这个计划。田光见到荆轲，得到荆轲同意后，就叫荆轲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杀了。田光的死，也像专诸的母亲一样，死得很高，第一、士为知己者死，太子丹求他帮忙，他愿意献身救国，可是太老了，行刺计划他答应下来，死的自然该是他本人，他认为理论上他该死；第二、他请荆轲替他，是叫荆轲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国冒险送命，自己却在燕国，他认为说不过去，情谊上他该死；第三、荆轲去行刺，死不死还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却先示荆轲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给荆轲激励，效果上他该死。这三点，他的手法和专诸的母亲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诉荆轲他要自杀，自杀的理由是他故意强调了的，他说他是长者，长者的行为是不容别人怀疑的，太子丹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漏，他愿一死来配合这一点，这显然是不使荆轲为难。荆轲也高，他居然不劝田光也不拦田光，他知道像田光这样壮烈的性格，用先自杀来给这件行刺计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劝田光拦田光，反倒远了、俗了。荆轲后来去行刺，失败了，他是笑着死的。他从燕国出发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这个机密计划的人，都在易水河边，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的心情，由这首歌就看出来。


    “这两个刺客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两个自杀的老人，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么？”


    “是老。”


    “老是一般现象，不能算特色。”


    “自杀是特色的结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么？”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他们的最大最伟大的品格，就表现在这里。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他们若不死，并不少什么；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充实。我的意思，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说清楚，甚至可能还有点矛盾。但我真的感觉到，他们不这样做，并不低；这样做，就更高。不这样做，并不渺小；这样做，就更崇高、伟大。”


    “我感觉到你的感觉。”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的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画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第49节    谭嗣同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回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      ※      ※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客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末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第50节    什么道义

      “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


    “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


    “当然牺牲个人。”


    “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


    “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撅着嘴。


    “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


    “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


    “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


    “当然不做。”


    “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


    “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


    “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


    “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


    “你看我像吗？”


    “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好好先生，抱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要纠合志士帮助皇帝，失败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恶势力前来，失败了。最后以三十岁年纪，横尸法场。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风起云涌，最后达成维新的果实，这证明了吉田虽死犹生、虽失败犹成功，他以败为成。我就用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临别纪念吧！”


    四个日本人走出浏阳会馆的时候，大家嘀咕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是支那通。”平山周赞叹着，“想不到原来谭大人是日本通！他脱口而出的这些日本历史与政情，真是如属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着。


    “谭大人说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说过。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乡，是指谁啊？西乡是指西乡隆盛吗？”桃太郎问。


    “西乡是西乡隆盛。”平山周说，“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为人豪侠仗义，他出国回来，在西方压力和幕府压力下，进行勤王尊王的活动。后来事情闹大，由近卫公安排，避难于萨摩，由西乡隆盛收容。最后牵连到西乡。月照不愿连累近卫公和西乡，乃伸头给西乡，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乡却若无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抢救，救起了西乡，可是月照却淹死了。西乡后来变法维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遗愿。刚才谭大人叫我们把月照和西乡的事转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竟之业。谭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物，我们日本要亡中国，可早得很呢！”

弥迦使者

                                       51节    舍 生

            平山周他们走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动作加快起来。他关着房门，检查了屋里的片纸只字，有的烧毁了，有的又有意保留下来。他神秘工作了一个上午，然后匆匆外出，机警地看了四周，转入小巷，朝大刀王五的镖局走去。   
    镖局的弟兄们都在应约等他，他出现了。   
    “今天我来这儿，不是向五爷、七哥两位师父和各位弟兄来打扰，而是来告别。外面情况已经完全不对了，皇上昨天被老太婆囚禁在瀛台，大抓人就在眼前，一百多天来变法维新的努力，眼看全付流水。我谭嗣同是祸首，决定敢做敢当，一死了之。只可惜皇上年纪轻轻，受此连累，搞不好要被老太婆毒死害死，我实在心里过不去，因此在向各位告别之时，想以救皇上之事相托，也许各位能够仗义救救皇上。”谭嗣同拱手为礼，锐利的眼神，打量着房里的每一位。   
    “但是、但是，三哥，你怎么了？”胡七先开了口，“从认识三哥起，我们三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三哥说东我们甘心东，说西我们认为西有理。但是，今天，三哥，今天三哥怎么把这个题目给了弟兄们，叫弟兄们救起满洲人来了？上次说与满洲人合作，帮着满洲人维新变法，兄弟们不明白，最后还是不大明白，但不再说什么。今天更进一步，不但跟满洲人合作，反倒救起满洲皇帝来了。三哥，弟兄们能够维系到今天，两三百年全靠这股恨满洲人的仇，如今大家奋斗的方向愈斗愈离谱。这可不太对劲了吧？”   
    “话不是这么说，”谭嗣同解释，“坦白告诉各位，我在南边北上的时候，还以为皇上要变法维新，纵然有老太婆高高在上，皇上毕竟还是皇上，还是可以做些重大的决定的。可是，等到我一进了宫，才发现事事掣肘，皇上根本没有实权。虽然没有实权，却使我愈发佩服皇上的伟大——他本来不缺吃不缺穿，不变法维新，照做他的皇帝的，可是他为了满洲人和汉人，却要在没有实权的困难下奋勇前进，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中国圣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然皇上这么伟大，我们应该设法帮助他、不论他是不是满洲人。人家为了我们汉人，好好的安安稳稳的皇帝都不怕牺牲了；事到今天，我们怎么还分什么满人、汉人？既然皇上陷于险地，我也义不独生。所以我以一死相求，盼各位在我走后，对皇上有以救助。”   
    “这一救助，”王五说了话，“你三哥不参加？”   
    “我不参加，我要做的、我所该做的，是先一死来加强这一救助的力量。”   
    “一死？”王五问。   
    “一死。”谭嗣同平静地答，“让我说个故事来解释这件事。各位都知道汉高帝刘邦，刘邦是对人最不客气的流氓皇帝，他把女婿封在赵国，有一天到赵国去，把赵王指着鼻子当众大骂一顿，吓得赵王不敢吭声。但赵王的左右看不过去了，当时左右有个名叫贯高的，他带头计划，决心谋刺刘邦、决定在柏人地方把刘邦干掉。刘邦到了柏人，晚上睡不着，心神不宁，起来问人，我们住的叫什么地方啊？人说这地方叫柏人。刘邦说：柏人，就是迫于人的意思、就是被人整的意思。这地方名字不好，不能住，走，立刻都给我走，于是大家全部上路，跑了。半夜里贯高带人来杀刘邦，全扑了空。这事情被刘邦知道了，于是大抓人特抓人。这些刺客，知道反正活不成了，于是你自杀我也自杀，独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贯高。贯高不但不自杀，反倒大骂那些自杀的，他的理由是：我们计划行刺，赵王并不知道、可是这回刘邦连赵王都抓去了，我们这些惹祸的人若全死了，还有谁来证明赵王的清白呢？于是贯高被刘邦抓去，大加修理。修理得全身都是伤，没有一块完整的肉可以用刑了。可是他还是不肯攀供、还是流着血咬着牙说赵王是无辜的。他这种精神，使刘邦很奇怪，于是找了贯高的一个老朋友假借买通狱里的人，进来送点水果，去套他的话，问他赵王到底知不知情？贯高说：‘谁不爱自己的父母老婆呢？可是他们都因为我谋刺而活不成了！我若说是赵王首谋，我的父母老婆都可以减罪。我爱父母老婆当然胜过爱赵王，可是我不能为了自私的缘故而诬攀好人，我要好汉做事好汉当。’贯高的朋友走出监狱，立刻报告给刘邦，说赵王实在没参加行刺的计划；而贯高也实在够朋友、够义气。刘邦听了，很感动，决定放赵王自由，并且也赦免贯高。贯高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想到跟他一起行刺的朋友都死了，他也不想活了，于是也自杀了。我说这个故事，就是证明，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大家一起搞变法维新，出了事情，皇上给关起来，死生莫卜；我们这些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的，若全部跑了，没一个人肯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只有用一死来对得起皇上、对得起朋友。何况，我活着只有失败，死了方有机会成功。”   
    “既然这样，”王五说，“你三哥从南边北上搞变法维新，就未免太欠考虑。你们是多么难得的知识分子，是不世出的。结果就这样草草给牺牲了，这可不太好。你们等于是厨子，厨子要知道怎么准备、什么火候，才能炒好这盘菜。这就像你们湖南的名菜炒羊肚丝，羊肚丝是一盘好菜，可是做的方法不对，就难吃得要命，方法太重要，羊肚不先洗干净、刮干净，就不成，弄干净后切成丝，在锅中放油，先爆葱丝和辣椒丝，然后放下羊肚丝快炒，最后加韭黄和麻油、醋、盐等作料，再来一点高汤，合炒几下就出锅，炒久了，韭黄一出水，就不脆，整盘菜，全完蛋。连做一盘菜都讲究准备和火候，何况变法维新？准备不够、火候不对，糟蹋了材料，耽误了时间，并且，还要倒足了胃口。”   
    “如果变法维新是做一盘菜，做这盘菜的情况都在眼前，五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也可以全盘掌握，自然五爷说得对，要讲求准备和火候。但现在这问题太复杂，复杂得什么都纠缠在一起，整个的局面纠缠得不能动。这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先让它动起来，总不能死缠在那儿，动，才有机会、才有起点；不动，就一切都是老样，老样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实在也忍不下去了。所以，目前是要动，准备够不够、火候对不对，也顾不了那么多。何况什么样的准备才叫够，什么样的火候才叫对，因为问题太复杂，实在也很难判断。所以干脆来个动，从动中造成的新局面，来判断得失。”   
    “这么一说，你不顾准备和火候了？”   
    “也不是不顾，至少从时代潮流来看、从大方向来看，我们也不是全无准备、也不是全不顾火候，我们已经把自己充实了十多年或二十多年，个人的准备也都做得很充足；火候方面，现在虽然群智未开，但也未尝不人心思变，纵使火候不成熟，可是我们又怎么再等？康先生已四十开外，我也三十开外，大家都在壮年，已等了一二十年了，又怎么再等下去？如果火候在三十年后才成熟，我们岂不都报废了？”   
    “你们有没有想一想，救国为什么一定要你们？如果火候要再等三十年才成熟，为什么不让三十年后三十岁的英雄豪杰来救国？”胡七问。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全没有机会、何况做和不做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七哥太以一件事的成和败、成熟和不成熟来做做不做的标准了。”   
   


                                      第52节   稳健

    “这难道有错？这是稳健啊！”胡七说。   
    “不错，是稳健。可是愈是稳健的人，就愈变成愈稳健有余、行动不足，最后一事无成两鬓霜、也一事无败两鬓霜。所以稳健，最后竟变成不是一种做事态度，而变成了不做事的借口。”   
    “但你总不能不在做事以前，先精打细算一下。如果在事情还没做，就已经败相毕露，那怎么还能做？一件事，如果一开始看不出来成败，也许还值得一试，但一开始就看出不能做，要做一定失败，那又为什么？”   
    “我们的名义上，是变法维新，从这个标准看，一做就如你七哥所说，是一开始就看出会失败，你七哥说的未尝没道理。但你不知道，我们的名义虽然是变法维新，或者说，开价虽然是变法维新，但我们的底价却不是变法维新，而是宣传变法维新，使中国人民知道要改革，就算成功。所以我们知道底价是什么，并不奢求，正因为底价不高，所以我们来做的心情也不全是失败者的心情。”   
    “那你不能把底价宣布吗？何必弄得这么刺激？如果只止于宣传，当道的人也许会谅解到相当程度，而容忍你们，不下毒手？”胡七说。   
    “这怎么行？宣传变法维新，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只是我们第一个进度，宣传以后，变法维新的事实迟早总要来的，我们的精神是成功不必在我，但这并不构成自己不做的理由。所以从进度上，这是不可分的连续关系；何况从技巧上，也必须用变法维新的行动来做宣传的手段，这叫取法其上，或得其中；如果不得其中更可得其上，那不更好。”   
    “这么说来，你们把目的——变法维新——当作了手段，当作了达到你们的底价目的——宣传变法维新——的手段。而宣传变法维新本是变法维新的手段，却根本是你们的目的。至少是底价目的。对不对？”王五接过来问。   
    “说来很好笑，对。”   
    “将目的作为手段，将手段作为目的。”   
    “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将目的作为手段；对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的手段和目的合一，手段是变法维新，目的也是变法维新。”   
    “无所谓第一个进度，宣传变法维新的进度？”   
    “无所谓这种进度。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进度，只有变法维新成或败这一个进度。如果失败，就自然达到了第一个进度，第一个进度是绝对不会失败的，现在要看的，是它该怎么成功，成功到怎么一个程度。”   
    “在我看来，你们做来做去，都太多做给别人看的价值，只是宣传变法维新，而不是实行变法维新。”   
    “你说的，我全明白，我也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你大概没想到，我的本来目的，根本就是在宣传。怪事吧？想想看，难道你真的以为，变法能够成功？在这种恶势力底下，变法一定难成功，其实我早就知道，也早就感觉到。”   
    “既然你全知道、全感觉到，那你又何必这样用心做一件明知要失败的事？”王五叹口气。   
    “知其不可而为之。”   
    “那也总有个理由。”胡七追问。   
    “理由就是要告诉中国人民，改良的时代已经到了，必须改良，中国必须改良。这是一个声音，第一个声音，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大概只能传来这么一个声音，而不是真能改变的事实。既然只是一个呼声，那就愈响愈好，所以，如你所看出来的，我们的行动有太多表演的意味，我也不否认。但是，不是表演玩的，是拿自己脑袋做牺牲品表演的，一个人肯用脑袋做牺牲品去搞宣传，这就不发生什么表演不表演的心术问题，也不发生什么目的手段的本末问题，一切评价，都会被生死问题盖了过去，生死问题把一切疑虑都解决了。七哥啊，一个人肯为他奋斗的目标去死，别人还能苛责什么呢？还能挑剔什么呢？”   
    “何况，”谭嗣同进一步说，“乐观地说，搞变法维新，实在没有什么失败可言，所谓失败，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成功也许只要两步，那失败就成功了一半；成功也许需要十步，那失败就成功了十分之一。所以，不要把失败孤立来看，要把失败当成功的一段、成功的前段来看。把失败跟成功连续起来一起看。从另一角度看，你说我在努力做一件失败的事，不错，这件事形式上是一次失败，但以我的底价来说，我的底价就是要做成一次成功的失败。失败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失败的失败，一败涂地；一种却是成功的失败，在失败中给成功打下基础，或者完成成功的几分之几。你只注意到我在做一件失败的事，你却没注意到我根本就没想做成功的事，成功需要时间和气候，我正好被安排在前段，我是注定要做先烈的人，不是注定要做元老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即是注定要做先烈的，现在我三十多岁就要如此，其实，纵使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也是一样。各位记得那七十岁的老翁侯嬴吗？侯嬴只是魏国看城门的，可是是侠客。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对他礼贤下士，请他吃饭，去接他，他穿着破衣服，很神气的坐在马车上，由信陵君给他赶马车；吃饭时坐上座，大模大样。后来秦国包围赵国，赵国求救，魏王不肯。侯嬴乃给信陵君出主意，教他从魏王姨太太那边下手偷虎符，这样才能调动魏国前线军队，以救赵国，信陵君听他的话，如法炮制，果然偷到虎符。临走时，侯嬴推荐他的朋友屠户朱亥一起上路，并跟信陵君说：我本来应该同你们一起去冒险的，可是我太老了，只好送你们走。不过，为了表示我们的心在一起、表示我井非不敢冒险，我计算在你们抵达前线的时候，我面朝北，对着风自杀，以表达我们这一番交情。后来，在那边信陵君抵达前线的时候，这边侯嬴老先生果然自杀了。唐朝王维写《夷门歌》描写侯赢说：‘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望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就指的是这回事。以我对侯嬴的了解，我认为他老先生显然以一死来表达他并非自己偷生、只陷朋友于险地，相反的，他的朋友虽然照他的主意去冒险，但还有活的机会，而他自己呢，却一死了之，不求存活。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方面表达我无法分身救皇上，一方面又要求各位去险地救皇上，作为朋友，实在说不过去，为了达到变法流血的效果，我不能望风刎颈的自杀，但我会横尸法场的让人去杀，终以一死来表达我们这一番交情。时间不早了，就此永别吧！”   
    谭嗣同抱拳为礼，在暮色苍茫中，退了出去。大家想送他，他张开两掌，做了手势。王五会意，说了一句：“就让三哥自己走吧！”   




                                                   第53节    三个人

    谭嗣同回到莽苍苍斋。他走进房里，点亮油灯。灯光下，三个人坐在角落里。   
    三个人都穿着黑色小褂，小褂里头是白色小褂。小褂第一个扣子没扣，白领子从里头露出来，配上反卷的白袖子。   
    三个人站起来，为首的向谭嗣同打招呼：“是谭先生？”   
    谭嗣同点点头。“各位是——”   
    “是来请谭先生的。”   
    “噢，”谭嗣同笑了一下。从容地说，“我等各位好久了，各位是来办公的。”   
    为首的笑了一下，“谭先生误会了，我们不是衙门来的。我们是南边来的。”   
    “南边来的？”谭嗣同愣了一下。   
    “我们带来一封信，请谭先生先过目。”为首的从内衣里掏出一封信，信封上写——   
    专送北京   
    谭复生先生亲启   
    黄缄　   
    谭嗣同一看信封，就明白了。拆开信，信是：   
    复生我兄：   
    不见故人久矣！然故人高风动态，弟等有专人伺报，时在念中。想我兄不以为怪也。兹由同志四位，前来迎兄南下，盼兄时衡大局，勿为无谓之牺牲。孟子有言：“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兄大勇，弟等如望云山；我兄大才，弟等如望云霓。事迫矣！亟盼即时启程，另开战场，共襄盛举。轻重之间，以我兄明达，无复多陈。总之我兄生还，即弟等之脱死也。生死交情，乞纳我言。即颂   
    大安   
    弟　黄轸　手启   
    谭嗣同看了信，把信凑上油灯，一点一点的，像蚕吃桑叶一般的，给烧掉了。   
    谭嗣同没请他们坐下，就开口了：“各位兄弟，情况很急，我们长话短说。黄轸兄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离开北京，也不打算离开北京。我到北京来，就有心理准备，不成功，便成仁。如今果然不成功，我愿意一死，我谭嗣同不是失败了就离开北京的人，我不能一走了之。我要死在北京，死给大家看。”   
    “谭先生的心意，我们全明白。”来人说。“黄轸兄派我们来以前，已经同我们说得很清楚。黄轸兄说，当时他反对谭先生北上，要谭先生东渡日本，一同走革命的路子，但谭先生认为中国太弱了，底子太差，革命的方法像给病人吃重药，不一定对中国有利，也不一定成功。如果有缓和的路子，也不要失掉派人一试的机会。北京既然有机会，总不该失去，所以谭先生自己愿意深入虎穴，或跳这个火坑。黄轸兄说他完全了解谭先生和他是殊途同归，谭先生不论走哪条路、不论怎么走法，大家都是同志。只是今天眼看北上这条路走不通了，黄轸兄怕谭先生做无谓的牺牲，所以特派小弟们来接谭先生南下。这条路既走不通，再留在北京，已无意义。请谭先生体谅黄轸兄的一番心意和小弟们走这一趟的目的，不要再说了，先动身再说吧！”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活着留在北京，已无意义；但死在北京，意义却有的。承黄轸兄和各位看得起我，我真没齿难忘。可是我已下决心死在北京，对你们的好意，我真抱歉。”谭嗣同拱着手，作了揖，“外面风声紧得很，我也不招待，各位就请赶快回去吧！”   
    突然间，另外两个人互望了一眼，一个人在带头的耳边说了些什么。带头的摇手示意，好像在阻止。说：“谭先生的守死善道决心，小弟们很佩服。可是，可是，谭先生这样做，是叫小弟们空着手回去，南边同志会怪小弟们辱命，小弟们当不起。小弟们真要请谭先生原谅；小弟们打算强迫谭先生走了。”说着，三个人就走近谭嗣同身旁。   
    谭嗣同笑起来，他的笑容里有庄严、有感谢：“各位先停一下，我有话说。就是要走，也得给我一点时间准备一下。”   
    “对，该给谭先生一点时间准备一下。”一句洪亮的声音从屋角背后传来，大家回头一望，一条彪形大汉出现在门口。壮汉后面，又闪出四条大汉。   
    谭嗣同向前一步，向彪形大汉打招呼：“五爷，这三位不是别的路上的，是南边兄弟他们派上来的，派上来接我的。”   
    “我全知道。”王五说，“你们的话，我全听到了。他们来的，不止这三位，外面还有一位把风的，被我们兄弟给摆平了。”   
    “要不要紧?”谭嗣同急着问。   
    “不要紧，只是昏了过去。这些革命党，只会革命，功夫却不敢领教，一碰就完了！”   
    带头的厉声说：“你这什么意思？”   
    谭嗣同赶快握住他的臂：“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自己人，我一说你就知道了，他就是‘京师大侠’——大刀王五！”   
    带头的怒容立刻不见了。谭嗣同转向王五：“这位南边来的兄弟。”   
    “失敬、失敬！”王五作了揖，对方也作了揖。   
    谭嗣同说：“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各位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全领了，但是我真的不能离开北京，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我愿中国流血从我开始。”   
    带头的摇摇头。“谭先生，黄轸兄告诉我们，谭先生其实是赞成革命的，反对改良的，当然也反对什么变法维新。谭先生，既然你明明知道哪条路才是你该走的路，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不去做铲除他们的战士，而做被他们铲除的烈士？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有什么私人的牵挂、感情的牵挂，还是什么别的？不管是什么，谭先生，那些牵挂都是小的，比起我们追求的救国大目标来，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牵挂那些，为那些而因小失大，岂不太妇人之仁了吗？谭先生，你是我们的大哥，你是我们眼里的英雄、我们的导师，现在我们全等你，你不走，你怎么了？我们真不明白，还有什么更高的意义能比得上你走，你的走，不是逃掉、不是不再回来，而是回马一枪、而是重新以战士身分，凯旋回北京。你不走，这算什么？我们要的是在城门顶上挂我们的军旗，不是在城门顶上挂我们的人头。你不走，头悬高竿于城门之上，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带头的声音愈说愈高，他把右手举起，合起了拇指食指做着吊挂的动作，然后，把手突然落到桌上，发出了一声巨响。烛光跟着急闪着，在光明中，摇撼着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