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照法师：论“种植福田”
注：此文是明照（心觉）师父发表在赤壁市佛教协会刊物《种福田》里的一篇文章，末学特转载至此和更多人分享
在历史岁月中，善良的人们总是通过某种途径，到达幸福的目的。那漫长的探索中，有幸遇上了佛法，有缘亲近善人知识，逐渐了解到，欲求幸福，必须“种福田”。
“种福田”是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首当其中提出来的。它跨越地域，家族，宗族社会的民间公益事业，于修桥补路，放生护生，念经普渡等在灾荒或战乱年代，各寺院道场的僧人，普遍实施，救困扶危，以广“种福田”利益社会，造福人类，普渡众生，证“无生忍”。
福田是比喻。“田”含有长生和收获的意思；“福田”即可生福德之田。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师长，悲苦者）即可收获功德福报。
“种福田”的思想理论依据是有其历史考证的。《佛说诸德福田经》释迦牟尼佛号召：“广施七法”。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阔；二者果园浴池，诸术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固船，济度人民；五者安桥梁过度赢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敦煌壁画中有两幅仅有的《福田经变》，可以让我们有缘对“广施七法”获得直观而形象的认识。《认识经变》就是在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佛教在社会公益事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可多得的理论文献和历史依据。
佛在《大智论》把福田分为二种：一，以受恭敬之佛法僧为对象的“敬田”；二，以受怜悯之贫，病者对象的“悲田”。还有“三福田”（慧田，敬田，恩田）“八福田”“看病福田”等多种，但都不出悲敬二大福田。
佛在《像法决疑经》中说：“我于经中处处说布施。欲令出家众修慈悲心，布施贫苦，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都即是敬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老乃至蚊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这种强调救助悲苦众生的悲田思想，就是佛教慈善救济的“种福田”的理论指导依据。
隋唐时期的“天尽藏院”，唐朝的“悲田养病坊”武则天女王，于长安年间（701-704）令全国设立“慧田院”（种福田）以收容孤儿及孤老，施予赡养和治疗。武宗的“会昌发难”之时仍未废止。宋朝改为“福田院”，宋徽宗又改为“居养院”。所以说医院的起源与佛教密切有关，不是没有道理的。元朝又改为“解典库”。
佛教特有的“斋会”就是赈灾救济（布施方式） - 不分道俗，贫富平等，设斋施食法会，由寺院或斋主承担全部费用。佛教徒一直是历史中扶贫济因的急先锋。
南北朝时期，有位名叫法进的和尚，舍身救饥，以至感动官方，而达到朝野上下赈饥的目的。隋末兵慌马乱之际，东都洛阳，沙门法素，不忍城中百姓饥饿想望，变卖一金佛像换米赈灾。唐朝的昙选法师在兴国寺前，煮米施粥亲手周济贫饥。四川成都开照寺的鉴源和尚，施千人食，分与饥人。宋孝宗干道八年（1172）饶州僧绍禧，行者智修煮粥，共瞻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另有僧法传，行者共聚三万八千五百一十六人。四人分别被朝廷召令赐紫金衣及度牒。佛教的慈善事业，促进了中国相应的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发展。
寺院在“陶铸圣凡，养育才器......教化之所出”。历史上如范仲淹，吕蒙正，韩亿，李若谷，王安石等名儒，在寺院苦读，一举成名为千古之名流。
千百年来，佛教徒秉承佛陀教诲，本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济世精神和情怀，为社会为人群奉献着慈悲之心而广“种福田”。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佛教同仁会，前后五年，得免费吃粥的贫民总数达千余万人。
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和国家实施赈灾福利事业特别重视，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超越历史上任何时代。佛教徒又是首当其中，虚云和尚为抗日阵亡解放战争等阵亡的战士，念经施食法会超度。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重大自然灾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赈灾前线，不分种族和国界，中国政府和人民都给予无私的援助，佛教界又是起在前面，例如印度洋海啸之时，中国的佛教徒捐款最多，最及时，佛教徒是爱国爱教，知恩报恩，“与时俱进”，未辱佛陀种福田的光荣使命。
种福田正是佛教慈悲观念，善恶报应思想及其延伸出来的福田思想，时代在前进，挑战和机遇并存，要种的福田很多，必须牵一点而动全身。从点滴做起，先从心中之“福田”，处处都能福田种，处处都可种福田。行，住，坐，卧，处处要广结善缘，广种福田“不问收获，只管耕耘”，日月有穷，虚空无尽，自他俱利，福德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