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耕：毛泽东与佛教
满耕（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前言
二OO三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为此，大陆各地以上映文献纪录片《走近毛泽东》、发行毛泽东纪念邮票、全国毛泽东诗词书画大赛、还有各种以毛泽东为主题的影像展、研讨会以及图书联展等种种方式来庆祝纪念这位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六O年代，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追崇达到了顶峰，他甚至成为亿万群众心目中的“救早”与“红太阳”，人手一册《毛语录》，胸佩毛泽东纪念章，高喊“毛泽东万万岁”的狂热，使老一辈的人们依然记忆犹新，中国社会因为毛泽东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的功与过至今仍然倍受争议，但是这位倡导无神论共产主义领袖，由于从小受过佛教的熏陶，即使在实践中学习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十分关注中国的宗教问题，他对宗教问题籼宗教工作有过一系列重要而精辟的论述，制定的宗教政策在今天的大陆却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探讨毛泽东与佛教的关系，除了使我们重温佛教的根本精神面貌之外，同时也让我们更确切地肯定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佛教在经历两千年的东传后，已经完全融入到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风俗、语言等各个方面，成为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个课题是值得我们来关注和研究的。
一、毛泽东信仰佛教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字润之，笔名子任。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节俭吝啬，善于理财。母亲文七妹，是个典型而又善良的农村妇女，她与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深受民间佛教文化的熏陶。文七妹对己节俭勤恳、对人宽厚仁慈，每逢荒年灾月，经常送米送粮接济贫穷的乡亲，佛教慈悲救世的精神和甚深微妙的义理，在一个不识字的劳动妇女的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毛泽东小名“石三伢子”的由来带有浓厚的民间佛教色彩。由于文七妹婚后生下两胎均不幸夭折，当诞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唯恐他再度夭折，于是文氏带著毛泽东叩拜“石观音”为“干娘”，并为儿子寄名“石头”，喻意结实、长寿。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故名之“石三”。接著，文氏又代替毛泽东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并答应待毛泽东长大成人之后再去还愿，此外，她发愿吃“观音斋”祈求菩萨保祐毛泽东平安长大。在母亲的影响下，幼年毛泽东在放牛之余，经常去石观音前礼佛，并转往外婆家探望，以感谢外婆的关怀和菩萨的保祐。说到石观音干娘，二OOO年十月十二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在其住所对笔者叙述了毛泽东的一段往事：“一九五八年，毛泽东首次回乡，吃饭之前他对大家说，“请等一下我的干娘（意指观音）。”大约过了三分钟左右，他又说：“我的干娘不会来了，大家请用。”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观音的尊重。”少年学佛的毛泽东，直接影响来自她的母亲文氏，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道：
我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
二、学佛母亲对毛泽东的影响
文氏虽未读书，但佛教思想对她影响极深。母亲的心地善良和品行教厚，尤其是对穷苦人极富同情心，毛泽东耳濡目染，从小也跟随母亲信仰佛教，他也经常效法母亲的善行帮助他人。有一次，两位衣著褴褛的老少要饭女人来到毛家。见此情景，毛泽东跟著母亲二话不说进了厨房，母亲往碗里盛饭，毛泽东也在一边帮忙。接著，文氏母子二叫一后往谷令走去。文氏撑开袋子，毛泽东则协助母亲往袋里装米。还有一次，正在上私塾的毛泽东看到另一位同学因家贫没带午饭而挨饿，他主动把自己的饭分给同学，自己尽量少吃，放学回家后再补吃。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几天才被母亲发现，文氏不但没有责怪毛泽东，反而夸奖儿子做得对，并从第二天起，每天给儿子备好两份午饭。因此，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时，曾一再赞美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也正是这位品德高尚的母亲，佛教慈悲助人的精神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反而父亲毛顺生的自私固执让毛泽东感到失望。在毛家附近一个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毛父，几天后毛父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这个农民一直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十一岁那年，毛父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对父亲的作风不以为然。为此，毛泽东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希望能扭转父亲的态度。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氏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灾荒年月，经常背著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文氏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十五岁那年，毛母生病，毛泽东向菩萨许了愿，希望母亲早日病愈，于是和两个弟弟用竹杆加上躺椅制成一副轿子，抬著母亲，走了两百多华里，登上海拔一千二百八十九点九公尺高的南岳衡山祝融峰，专程到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可见当时毛泽东是如此的虔诚。
也许当时毛泽东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毛泽东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佛寺里去礼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佛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烧香叩拜，从未问断。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重返故居时，指著堂屋正中摆过神龛的地方对大家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过的地方!”
“不杀生”在中国古代就甚为推崇，孟子曾言：“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不杀生更是佛教修证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高僧大德纷纷阐扬，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在其（放生文）中说道：“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蜡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何乃网于山，罟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钩、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魂飞、母离子散。或因笼槛，则如处囹圄，或被刀砧，则同临剐戮。”所谓“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己身，心将安忍”。由于文氏反对暴力和杀生，毛泽东从小受到耳濡目染，因此“小时候常随母亲去庙里，而且还学会了唱佛经，那时候他深信杀生是罪大恶极的”。另外，与佛法吻合相应的毛氏家规对日后的毛泽东也影响深远。
正是这种慈悲观念潜栘默化不断在毛泽东心中滋长，他虽然身经百战，指挥大大小小的战役，内心却总是不失慈悯。跟随他十五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毛泽东一生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著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后来，毛泽东开始住香山的双清别墅。同住在香山的将士们都听惯了枪声，此时耐不住寂寞，几位警卫干部便打起鸟来。毛泽东开会回来看见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并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说：“麻雀也是有生命的嘛!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据跟随他上井冈山的陈士渠将军回忆，毛泽东只在朱、毛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时挎过一次匣子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
有一次，毛泽东与李银桥拉家常时，李银桥说他喜欢母亲，因为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宽厚，毛泽东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他说：“你说她心善嘛，出家人慈悲为怀。”可见这位对待政治上的敌人从不软弱，主张“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革命领袖，但终其一生致力于救护焭独孤苦与探寻人类大同之路，这又与佛教强调忍辱不争、化解一切仇恨的主张，倒有几分内在的沟通与契合。
一九一九年，毛母病故，在长沙任教职的毛泽东时年二十六岁，母亲的去世令毛泽东极其悲痛，他长时间沉默独对孤灯，守在灵前，以泣母挽联来表达对母亲哀思及对佛教的认同：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瑞遗恨皆须补：
长生学新佛，不能住世，一掏慈容何处寻。
离开韶山后，毛泽东在写给同窗好友邹蕴真的信中，又高度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母亲是属于最后一种人。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充满同情心，乐于帮助他人。建国后，成为领袖的毛泽东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他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送给许多礼物。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这些无疑是幼年受母亲影响的缘故。
三、毛泽东佛学思想的启蒙
在毛泽东求学过程当中，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其中又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再加之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杨济昌对梁启超也是推崇倍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很自然的接受了维新派思想。
梁启超从事维新变法运动，在海外兴办报刊，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他认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表决心，梁启超又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新民丛报》连载四年的系列文章《新民说》，这对当时的社会，乃至“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新民丛报》是：“惊心动魄，一字干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毛泽东则评价梁启超“有登高一呼之概”。虽然《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O七年停刊。十六岁的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青年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他开始了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梁启超的文章，“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大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哲学和伦理学说之外，更不遗余力地宣传宗教，特别是佛教对改革者的激励作用。他在一九O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该报第十九号发表的；（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直指二日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诸历史而斑斑者也。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一九O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该报第二十三号上发表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时提出了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人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等五点意见。这些正信的佛教思想在毛泽东脑海中开始萌芽成长。一九一三年冬，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更强调二不教可无，信仰不可少”的态度，在知识与信仰两者的关系时，他又指出：“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由此显示，毛泽东对信仰是持有肯定的态度。
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中，梁启超的文章和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说是丝毫没有间断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曾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文章提出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的想法，这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这几位人物的由衷钦佩。
梁启超的文体对毛泽东的文章风格也有长远的影响，读毛泽东成年以后的文章，仍可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势和文采。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二栅国家思想”处，毛泽东还附加了一些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人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在日后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中有“新民”二字，足见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