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迦使者

                               54节     平行线

            谭嗣同平静地坐在太师椅上。椅背是直角起落的。他的腰身挺直，直得跟椅背成了平行线。烛光照在他脸上，他的气色不佳，但是脸安详肃穆，恰似一座从容就义的殉道者的蜡像。殉道者的死亡的脸不止一种，但是安详肃穆该是最好的。把道殉得从容多于慷慨、殉得不徐不疾、殉得没有激越之气，显然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能办到。注意那凶死而又死得安详肃穆的人，他在生的时候能够那样，死的时候也才能那样。带头的从谭嗣同的脸上，看到了死亡的投影。看到谭嗣同的头、脖子，他感到这颗头自脖子上被砍下来的景象。他感到那时候，这个安详肃穆的人，有的只是死生之分，而不是不同的脸相。   
    在安详肃穆中，谭嗣同开口了：   
    “老兄说的去做铲除他们的战士，不做被他们铲除的烈士一点上，我真的感动，并且认为有至理。但是，我所以不走的原因，实在也是因为我认为除了做战士之外，烈士也是得有人要做的。许多人间的计划，是要不同形式的人完成的，一起完成的。公孙杵臼的例子就是一个。没有公孙杵臼做烈士，程婴也就无法做战士，保存赵氏孤儿的大计划，也就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的处境和赵氏孤儿的例子不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做一件大事，总得有所牺牲才对，我们不要怕牺牲，既然牺牲是必然的，我想我倒适合做那个牺牲的人。做这样的人，是该我做的事……”   
    “谭先生你别说了！”带头的打断了谭嗣同的话，“你谭嗣同，你是什么才干、什么地位的！你怎么可以做牺牲，要牺牲也不该是你呀！”   
    “不该是我，又该是谁呢？”谭嗣同笑了一下，静静地说，“我想该是我，真该是我。我谭嗣同站出来，带头走改良的变法路线，如今这路线错了，或者说走不通了，难道我谭嗣同不该负责吗？该负责难道不拿出点行动表示吗？我带头走变法路线，我就该为这种路线活，也就该为这种路线死。这路线不通了，我最该做的事，不是另外换路线，而是死在这路线上，证明它是多么不通，警告别人另外找路子……”   
    “可是，就算你言之成理，你也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来警告啊？”   
    “除了死的方法，又有什么方法呢？如果死的方法最好，又何必吝于一死呢？请转告黄轸兄，我错了、我的路线错了、我谭嗣同的想法错了，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不但承认我的错误，我还要对我的错误负责任，我愿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迹、用一死证明我的错和你们的对、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   
    房里一片沉寂，除了谭嗣同的苍凉声调与慷慨声调，没有任何余音。最后，王五开口了：   
    “既然谭先生决心留在北京，南边的朋友也就尊重他的决定吧！”   
    ※      ※      ※   
    南边的朋友走后，王五开口了：“三哥，你一离开镖局，大家就众口一声，决定遵照你的话去做，除了另派弟兄去打听皇上囚在瀛台的情况与地形外，并决定也保护你三哥，所以暗中跟着你，没想到在会馆却碰到南边的朋友，只好打照面。我跟来，要跟三哥说的是：我们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号为‘昆仑’计划，细节你三哥不必操心。问题是万一我们成功了，皇上又有机会执政了，搞变法维新了，而你三哥却可以不牺牲而牺牲了，岂不误了大局。所以，我们还是劝你躲一躲，固然不必躲到外国公使馆，但至少不要留在会馆里等人来抓，务请三哥看在我们弟兄的共同希望上，不要再坚持了。”   
    王五的声音很沉重，那种声音，从虬髯厚唇的造型发出来，更增加了力量与诚恳。谭嗣同被说得为之动容。可是，他内心的主意已定。为了不愿使这些弟兄们当面失望，他缓慢地点了点头，说：   
    “给我点时间，我愿静静考虑五爷的话。这样吧，你们各位先请，先去筹划救皇上，我这边，要把一些杂务料理一下，料理定了，我就去镖局找你们。”   
    “要料理多少时间？”胡七问。   
    “要料理三四个小时。”   
    “这样好不好？不晚于清早五点前，你就过来。”胡七逼问。   
    “好吧！不晚于清早五点前。”谭嗣同心里敷衍着。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      ※      ※   
    王五他们走后，谭嗣同嘱咐老家人先睡一下，就开始料理，接续上午的工作。最后，该烧的烧了，该保存的保存了。他伏案写了五封信。   
    第一封是写给王五、胡七他们的：   
    五爷、七哥及各位兄弟：变法维新本未期其能成，弟之加入，目的本在以败为成，叫醒世人。真正以为能成功者，大概只有康先生一人而已。皇上是满人中大觉悟者，受我等汉人影响，不以富贵自足而思救国，以至今日命陷险地，弟义不苟生；兄等昆仑探穴，弟义不后死。特留书以为绝笔，愿来生重为兄弟，以续前缘。嗣同顿首。戊戌八月九日。   
    第二封信是写给他父亲的：   
    父亲大人膝下：不听训诲，致有今日，儿死矣！望大人宽恕。临颍依依，不尽欲白。嗣儿叩禀。戊戌八月九日。   
    第三封信是写给他夫人李闰的：   
    闰妻如面：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戊戌八月九日，嗣同。   
    第四封是写给他佛学老师杨文会的：   
    仁翁大人函文：金陵听法，明月中庭，此心有得，不胜感念。梁卓如言：“佛门止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代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人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繁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者也。嗣同深昧斯义，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苟有所悟，其惟地藏乎？“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嗣同诵佛经，观其千言万语，究以真旨，自觉无过此二愿者。窃以从事变法维新，本意或在“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事不成，转以“未愿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矣！吾师其许我乎？戊戌八月九日，受业谭嗣同合十   
    第五封是写给老同学唐才常的：   
    常兄大鉴：弟冲决网罗，著《仁学》以付卓如，朝布道，夕死可矣！《仁学》题以“台湾人所著书”，假台人抒愤，意在亡国之民，不忘宗周之陨。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改良之道，当随我以去；吾兄宜约轸兄东渡，以革命策来兹也。临颍神驰，复生绝笔。戊戌八月九日，于莽苍苍斋。   
    信写完了，一一封好，已是三更。谭嗣同叫醒老家人胡理臣：   
    “给老太爷的信、给太太的信、给杨老师的信，都留在你身边，由你转送。老大爷给我的信，给太太的一些礼品，以及我包好的一些纪念品，也都由你保管。带回家乡去。其他大的物件，由你整理。现在，你把给五爷的信立刻送到镖局，把给唐先生的信也带去，托五爷转给唐先生。这两封信不能留在这里，要立刻带出会馆，就麻烦你现在就跑一趟。并告诉五爷，我不能去镖局了，不要来找我，因为我大概不在了……”   
    “老爷！您不在了？您去哪儿?”   
    “我去哪儿?”谭嗣同笑了一下，拍着老家人的肩膀，“我定会让你知道。你先去吧！”   




                                                第55节    从监牢到法场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农历戊戌年八月十日，北京城的鬼月刚过去不久，可是一片阴霾与鬼氛，却笼罩在全城。天还乍亮的时候，日本公使馆的大门慢慢开了，八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戴着压低帽沿的大帽，鱼贯走了出来，上了马车。到了火车站时候，他们又鱼贯走进。可是到了进月台之前，十几个清廷官员赶了过来，半强迫半礼貌的拦阻了他们，说按照手续，请他们拿出护照看看。护照一一是平山周、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内、桃太郎、宫崎滔天、可儿长、月照。清廷官吏由翻译官用熟练的日语，向他们问话寒暄，可是问到月照的时候，平山周抢着用中国话说：   
    “这位月照先生是哑巴，不能说话，请原谅。”   
    清廷官员以惊奇的眼神盯着月照看，又盯着平山周看。平山周严峻地用日语向翻译官耳边补了一句：“请贵国尊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外交人员，不要惹起什么误会才好！否则事情闹大，大家都不好看！”   
    翻译官识相的在官员耳边做了私语，大家再交头接耳一阵，把路让开了，心照不宣地盯着月照，让他上了火车。   
    一星期后，八位日本人乘大岛军舰到达了日本。日本报纸头条报道着：“大隈重信首相正式宣布，清国变法维新志士梁启超君在日本国民的道义协助下，已安抵日本。”   
    ※      ※      ※   
    在日本公使馆开大门的同时，浏阳会馆的大门也慢慢开了。开门的只有一个人。他穿着上朝衣服，神色夷然的把门左右固定住，保持大开的状态。他在院里踱了一阵，然后挑起帘子，再走回屋内。他烧了一壶水，倒在盖碗里。   
    早起喝茶是他从北京人学到的习惯，北京人喝茶考究，茶叶从龙芽、雀舌、毛尖，到雨前、珠兰、香片等等，一应俱全。一般人都是喝香片，用黄铜茶盘子，摆上一把细瓷茶壶，配上六个同色同花样的茶杯，成为一组。不过，官宦之家用的茶杯就是盖碗了，用盖碗喝茶，显得更高贵、更正式、更庄严。   
    他坐在太师椅上，侧过头来看着西洋钟，已经清早六点半。突然间，外面人声嘈杂起来，由远而近，一刹间门帘忽地拉起，冲进武装的衙门官员，一进屋就五六个。   
    一冲进来，他们吓了一跳。主人正襟危坐，安静地看他们张皇失措。他不慌不忙，从桌上端起盖碗，挑开盖子，还悠闲地喝了一口茶。   
    官员们惊魂方定，带头的九门提督欠身为礼，恭敬地说：   
    “谭大人，上面奉旨，拟请大人到部里走动一下。”   
    “我知道了。”主人笑了，笑得那样从容、那样会心，“我知道你们各位会来的，我已经开门恭候了。”   
    主人安稳地放下盖碗，站起身来。   
    “会馆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主人笑着说，“等一下我的老家人会回来，请留下的人转告他一声。”   
    说罢，他戴上官帽，摆正了，挺胸走出来。两边的官员慌忙让出路，护送他上了马车。   
    马车在刑部停下，大人被前呼后拥进了刑部。刑部的值班人员拿出收押簿，问他身分、请他签到，他的“桀傲”，又展现了。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他被带到刑部监狱南所的第一间——头监牢房里，房里一床一桌一椅，阴暗、肮脏而简陋，和他身穿的雍容华丽的上朝衣服——朝衣来，构成了非常不搭调的对比。他首先感觉到这一对比，他笑了，他脱口吟出龚定盦的诗句：   
    朝衣东市甘如饴，   
    玉体须为美人惜。   
    吟完了，他笑得更开心了。他想起两千年前的汉朝大臣，为国家筹划长远的前途。可是，一旦天威莫测，纵为大臣，也不由分说，回家一下都不准，身穿朝衣就斩于东市。清朝最有才华的龚定盦写这首《行路易》诗，道出谋国者捐躯为国而死，死得固然快乐，可是，想到此身不能再与美人燕好，也未尝不为之惜也！其实，这就是人生，你不能全选全得，你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该坦然面对有所失，有所失就有所惜。他想起他那别妻书：“……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虽然，对来生来世备致希望，但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却是眼前的事实。自己求仁得仁，固毫无所憾，不过，那“同命鸟”的一方，他单方面就替她决定了生离死别，作为志士仁人，在小我立场上，未免也难逃“自私”之讥吧？他坐在床上，天南地北的乱想起来，脑中不免有点困惑。还好，困惑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人生。人间虽众生百相，但只能做一种人——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我不能做烈士又做寿星、不能做改革者又做隐士、不能做天仙又做牛头马面、不能献身给国家又献身给妻子……我所面对的是两个方面，一面是选择做什么、一面是拒绝不做什么，然后进一步对选择的，寄以前瞻；对拒绝的，砍掉反顾。承认了人生必须选择又承认了人生那么短暂，自会学着承认对那些落选的，不必再花生命去表现沾恋与矛盾。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并且影响自己已选的角色。不过，今天，人已在这里，就不同了。眼看已经没有未来了，今天的生命已经无从浪费、今天充满了空白与悠闲、今天是一个假期，是永远的假期的开始，真奇怪，这样的一开始，他就先想起那在浏阳家乡、孤苦无依的妻子，结了十五年的婚，只生了一个小男孩，还夭折了，他对她未免愧疚。他想到他的死讯传到家乡后、他的灵榇运到家乡后，她将如何面对这种凄苦与长夜，他想不下去了……他又想到他的父亲，多少年来，由于后母的虐待，导致了他与父亲的不合，直到最近几年，他长大了，情况才好转。他父亲是湖北巡抚、是封疆大吏，可是他不愿连累父亲，所以，昨天早上，他烧掉了一些父亲赞助他的信，捏造了一些父亲斥责他的信，用惟妙惟肖的书法，表达了父亲在激烈反对儿子去搞变法维新的活动，并声言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想到这里，他露出一丝慧黠的笑——“这些假信，在搜查会馆时，一定被他们搜查到，他们一定被骗，父亲大人就可脱身了”……   




                                                                                第56节    天南地北

       就这样天南地北的想着、想着，已近中午。狱吏从通道外，把午饭从栏杆下推进来，只有简单的窝头一个、菜汤一碗。狱吏长得尖嘴猴腮，一副小人模样，并且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嘴脸，盯着谭嗣同看。然后东张西望，突然间伸手掏进上衣，快速地将一包东西，丢进牢房，正丢到谭嗣同脚下，然后用眼神示意，低声说：“送给你的。”接着，凶恶的大喊一声：“吃完了，汤碗丢出来！”就转身走了。   
    谭嗣同机警地捡起小包，退到墙角，背对着，打开了，原来是一包酱牛肉，配上十多条湖南人爱吃的红辣椒。他立刻明白了：“这里有好心人惦记着我。”在孤独中，他感到一丝暖意。   
    下午，仍旧在天南地北的乱想中度过。他想累了，决定看一看，不再想了。他把椅子放到床上，站上去，勉强可攀住高窗，朝外望去，正看到刑部狱的内院，院中那棵大榆树，忽然提醒了他：“这不是明朝杨椒山杨继盛在狱中亲手种的那棵有名的大树吗？杨继盛三百五十年前，不正关在锦衣卫吗？锦衣卫狱不就正是今天这个刑部狱吗？而杨继盛住的，不正是编号头监的这同一间牢房吗？”他惊奇得想叫出声来。杨继盛一代忠良，可是由于向明朝世宗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当庭廷杖，打了一百四十棍，打完以后，又下狱三年，最后还是把他杀了。他死的那年，只有四十岁，他的夫人上书要代他死，她哀求皇帝准许她代丈夫死，可是还是不准。杨继盛倒是铁汉，他被廷杖后，昏倒了许多次，但最后活了过来。他被打得屁股都烂了，在牢里他用破碗的瓷片，把腐烂的肉一块块切下来，连在旁边执灯帮他打光的狱卒，看得手都发抖了。在他被打之前，有人送他蚺蛇胆，说吃了可以减少痛苦，可是他的回答是：“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他临被砍头时，作诗二首，一首是：   
    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   
    留与后人补。   
    真的补了。他死后二十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五十一岁时候，又和他一样的做了烈士。而左光斗坐的那个监狱，不也正就是今天这个刑部狱吗？如果是头监，岂不又是这同一间牢房吗？左光斗为了说真话，被下狱、被廷杖、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左光斗体无完肤。他的学生史可法买通狱卒，穿着破衣服、草鞋，化装成清洁工，偷偷进来看他，看到的竟是面额焦烂无法辨识的左老师了。左老师身靠着墙，浑身血肉模糊，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已残废得站不起来了。史可法一见，跪上前去，抱住左光斗大哭，左光斗眼睛烫瞎了，可是听出声音是史可法，乃大骂他你来干什么！国家之事，已经糜烂了，你不去救，反倒“轻身而昧大义”，妇人之仁，跑来看我，一旦被奸臣发觉，你还活得成吗？你快给我走，不然我就打死你。说着就抓起地上铁链刑具做投掷姿势，史可法只好含泪而出。史可法后来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这是杨继盛以后的又一个！左光斗死在明朝高宗年间，一转眼又是两百七十年了。谭嗣同想着。   
    从三百五十年前的杨继盛，到两百七十年前的左光斗，这个刑部狱、这个头监牢房，也不知关闭了多少川流不息的过客，他们的身躯已经不存在、血肉已经不存在，但是，鉴不用人，形还问影，他们的影子，其实依然存在。他们在丹青与青史、热血与冷汗、悲愤与哀呼、长吁与短叹，其实处处都凝固在空气里、嵌入到墙壁里、渗透到地底下。虽然先后关到同一座监狱同一间牢房，甚至萧条异代，各不相属；身世遭际，自有千秋。但是，当一代又一代化为尘土以后，他们终于在不同的时间里、在相同的空间里，离奇的累积在一起，做了时空的交汇。也许在子夜辗转、也许在午夜梦回，同座监狱同一牢房，先驱者的身影却恐怖的魂影相依，苦难就这样传递下去、接替下去，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为了中国的伤痕，永远做出推陈出新的见证。如今，谭嗣同来了，他在看到榆树以后，顿觉这一刑部狱的头间押房变得逼近起来，多少沧桑、多少熟悉、多少生离死别、多少幽情暗恨、多少悲惨与凄凉，一一都浮现他的眼前。尤其夜色渐深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牢房里没有灯光，灯光是油灯的，只在走道上才有，牢房里几乎是黑暗的。黑暗之中，自己的影都离开自己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影。影喜欢黑暗，黑暗就是它的家。一回到黑暗它就变成了主人。因为他本身就是黑暗，跟黑暗同一颜色。自己以为自己是形。其实错了，至少在黑暗笼罩的时候，是错了。自己不是纯粹的形，乃是形中有影，光明把影从形中推出，但影紧追不舍，直到光明疲倦的时候。在黑暗里，会慢慢感觉：影进入了形，重合了形，使形融化——不是影没有了，而是形没有了。影之于形犹梦之于眠、犹刃之于刀。影并没在黑暗里消失，只是染了更深的颜色。这时候，灵魂好像无所依附了。人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现在更什么都不是。如果有这东西，也是个在黑暗中最先背弃人的，灵魂只是影的影。在黑暗中，谭嗣同化形为影，与同座监狱同一牢房的先驱者，开始魂影相依了。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      ※      ※   
    凌晨五更左右，谭嗣同朦胧中听到有人轻敲木栅栏，他定神去看，一名狱卒在向他招手，另只手还拿着一支点着的香。香是全根的，常识告诉他：这狱卒是刚接班的。他下了床，走了过去。   
    “谭大人吗？”狱卒轻声地说，“我是佩服你的人，昨天中午的牛肉和辣椒就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家仆人有信带来，还托我带上一点日用品，等下我塞在门后。”狱卒说着，左右张望了一下，“等天亮后，请大人借纸笔，说要写信通知家中仆人送日用东西来。收到纸笔后，再加写一两封信，加写的信，可说秘密的话，我明天早班来取，我会秘密替大人送去。”说完了。不等谭嗣同开口，转身就走了。   
    天亮后，谭嗣同照做了。他把第一封信公开交给狱方转达。加写的两封，也写得很含蓄，以防万一。

弥迦使者

                               57节   满怀忠爱

        
    第一封信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谭家人胡理臣罗升：送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巾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均同来人送来为要。   
    又取铜脸盆一个、筷子一双、饭碗一个。   
    第二封信   
    来信知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   
    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   
    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第三封信   
    速往源顺镖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顺便告我。   
    主人  谭复生  字   
    第二封第三封信秘密交出的时候，已是入狱第三天的清早。取信的狱卒偷偷告诉他，抓进来的人有八位，都隔离监禁。除谭大人外，还有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谭嗣同心里想：徐致靖是向皇上保荐他们的大臣，被牵连还有个道理；张荫桓只是康先生的同乡而已，且是当朝的办外交的第一把手，他怎么也被牵连了呢？   
    ※      ※      ※   
    同一时间，张荫桓在南所末监里，正靠在墙上，以三分玩世的嘴脸，悠然想着：“他们说我勾结康有为，其实康有为他们只是新进小臣，我在他们以前，早就做了大官了。说他们勾结我，还差不多。我的被捕，其实啊，结怨在我从英国祝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极六十周年回来送礼送出了差错。我那次回来，在英国买了红宝石送给皇上、绿宝石送给老太太，但却因看不起李莲英那太监，结果在老太太欣赏绿宝石的时候，李莲英在旁边挑拨说：‘难得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下子正挑拨到老太太的痛处。在妻妾衣饰分别上，按规矩，大太太用红色、小老婆用绿色，西太后这老太太出身小老婆，这下子老太太多心了，把宝石退了回来。当时我磕头认罪，老太太没有立刻算账，今儿却是趁机来算账了。”   
    他又想着：“四天前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还没吃饭。我叫九门提督等我吃过饭，他同意了。临出门时候，他们偷偷提醒我：‘有什么话，跟夫人交代一下吧。’我才知道原来是要杀我了。我很干脆，说：‘不必了。’就跟他们来了。不过，杀我容易，但向洋人解释却不容易，看老太太怎么解释吧！”想到这里，他狡猾地笑了一下。   
    由于张荫桓是有名的大官，气焰又盛，他在刑部狱里，倒比别人拉风得多。这时他六十二岁了，他在官场打滚几十年，什么黑暗都见过，在黑暗里，他以部分玩世的从容，面对着世事的波谲云诡，也颇能自解、自得和自脱。但是这次，他仿佛感到自脱不得了，但他仍达观得不太介意。他虽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做了大官，实际上，几乎已是外相、外交部长的身分，但他并不是科举出身。在几乎人人科举出身的官场里，显得非常刺眼与索寞。科举出身的讲究梯次，同一年考取的叫“老同年”、先前考取的叫“老前辈”，在办公场所、在大庭广众，到处是“老同年”、“老前辈”称呼得此起彼落，把他窘在一旁。但是张荫桓却别有自嘲嘲人之道。他找来三个名戏子：秦稚芬、王瑶卿、朱霞芬，叫她们戏称他做“老前辈”，他自己戏称她们叫“老同年”，以为反讽。如今，他身陷牢里，角色换了，所有先他坐牢的，都成了“老前辈”；所有与他同时坐牢的，都变成了“老同年”，他寻思起来，不禁好笑。   
    他虽不是科举出身，书却念得极好，很多古文他都背得烂熟。在无聊中以背古文自遣，背到方苞那篇《狱中杂记》，他忽然大有所悟。近一百九十年前，清朝大学者方苞被判死刑，关在牢里，那个牢，不正是这座刑部狱吗？方苞后来被赦出狱，写的那篇《狱中杂记》，所写的内容，岂不还流传到眼前吗？方苞写监狱黑暗，写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前有小窗透空气；其余的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往往一死就死上十来个。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的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病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方苞问狱中一个姓杜的，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姓杜的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又写道：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方苞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他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有拿多少作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方苞又写道：“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方苞说他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   




                                  第58节    现场印证

            张荫桓在牢里一边背诵着方苞的文章，一边从现场印证，他发现他置身的，是刑部监中最受优待的牢房。《狱中杂记》说做官的犯案可住优待房，现在他一人住一间，看不到其他牢房的更黑暗场面，也算优待的项目之一……想到这里，远处闻来哀号的叫声，断续的、阴惨的，使他更有动于心。他是老官僚了，见闻极多，他记得有人跟他谈到刑部狱的黑暗，禁子牢头受贿，名目繁多。有一种叫“全包”，就是花钱从上到下，一一买通，可得到最大的方便；还有一种叫“两头包”，就是买内不买外、买上不买下；还有一种叫“撞现钟”，就是按件计酬，每得一次方便，付一次钱；还有一种叫“一头沉”，专在受刑时付钱，借以减轻皮肉之苦……张荫桓想着、想着，笑了起来。他自言自语：我这回遭遇的，可算是“全包”，不过不必我花钱买通，光凭我这“户部侍郎”的大官衔，就足以通吃这些禁子牢头了。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今天却是“牢里有官好做人”——要不是这个大官头衔挡着，《狱中杂记》的全套场面，我都要全部见识了。   
    ※      ※      ※   
    与刑部狱相对的，其实另一座监狱也形成了，那就是瀛台。瀛台是中南海湖中的一个小岛。瀛台从明朝以来，便盖有宫殿厅堂，到了清朝，由名建筑师样子雷根据中国蓬莱等仙山的传说，把它变成人间仙境似的造型，但是，现在这一人间仙境，却变成了人间最豪华的监狱——光绪皇帝被囚在这里，这里，几百年来，曾有历代皇帝的寻欢作乐、流连忘返，但是现在啊，剩下的只是可怜的青年皇帝孤零零在假山怪石旁边，流连而不能再返。虽然他已经无异囚犯，但用他名义对外发号施令，却依旧以假乱真。先是九月二十四日、旧历八月初九，厉行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忽然下了一道命令，把谭嗣同等六个人“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紧接着这道革职抓人的命令，两天后，九月二十六日，旧历八月十一日，又下了第二道命令，“着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刑审讯”。但形式上只“严刑审讯”了一整天，九月二十八日，旧历八月十三日就下了这样的第三道命令：   
    “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在这命令还没公布的清早，刑部监上下已忙做一团，开始“套车”了。   
    “套车”是把死刑犯送上刑场前的外部动作，把囚车套在骡马身上，准备出发。在南所禁子牢头呼喝套车的嘈杂里，张荫桓叫住走道的狱卒，轻松地低声问：“八个人抓进来，有没有留下一两个呀？”狱卒说：“听说留下杨深秀和康广仁。”接着听到外面套六车的声音。他心里想：“这回老太太真算账了，我就走一趟吧，反正活过了花甲之年了，死就死吧！”   
    正在张荫桓静坐待死的时候，远处的牢门一个个开了，嘈杂的声音混成一团，可是，人声并没有近逼到这南所末监来——他居然侥幸的死里逃生了。   
    开的牢门共六间，分别提出来的，是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   
    ※      ※      ※   
    刑部狱源自前朝的“诏狱”，俗称“天牢”，几百年来，累积了它不少的规矩。规矩中南所、北所两座，东西各有两道角门，犯人释放或过堂，走东角门；犯人执行死刑，走西角门。刘光第被捕时，正是刑部的大官，他知道规矩，一出这门，就是死路，六个人中，他最清楚死刑的作业，如今他亲身来试法了，他感到尖锐的对比与荒谬。   
    按照通常的称呼，衙门除中间的正门外，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白虎门平常是紧紧关着的，只有把犯人押赴刑场前才走这道门。通常的规矩是行刑前提犯人，或骗他说要开庭——过堂，或说有家人来看你了——面会，犯人一走出牢房外的二门，狱吏从他后面突然用力一推，大喊一声：“交！”藏在二门两旁的另一批家伙就一拥而上，抓辫子的抓辫子、提脚镣的提脚镣、挟持左右臂的挟持左右臂，一起大喊：“得了！”就蜂拥疾驰，像抬猪一样的把犯人抬到大堂阶下，强迫跪在那儿，由原来抓犯人的差官手执提牌，念念有词滚瓜烂熟的向堂上报告。由堂上略问姓名、年纪、籍贯，完成“验明正身”手续后，告以你已死刑定谳，现在立刻就要执行。然后下令“堂绑”，并用红笔在斩犯标上标朱。一点、一勾后，顺势把朱笔朝前面地上一丢。传说用这支毛笔可以治疟疾，于是大家一阵乱抢。   
    “堂绑”是一门大学问，堂上一声令下，手下就在犯人身后，手持衣领，往下一撕，把裂开的上衣从两肩向下拉，这时挟持左右臂的就开始向后扭胳臂，如遇到强悍的犯人反抗，狱吏就把随身携带的小铁锤，在犯人肩胛骨上一敲，两臂立刻松软，要怎么绑就怎么绑了。标准绑法是五花大绑。用绳子从头套上，将绳子两头从左右分开，再交互一抽，就拉紧了，再将两头捆在犯人反背的交叉手腕上，从手腕上再绕过拇指与食指之间，最后打结。这种绑人方法，牢固无比。一经五花大绑后，就给犯人最后吃顿酒肉。所谓酒肉，肉是用篾签插三块生肉，在犯人嘴唇上一擦，表示给你吃了；酒是一大碗，拿着给你喝了，有时候，把樟脑放在酒内，喝了可以昏迷，痛苦自然减少。当然，放樟脑是要暗中给好处才有此优待的。酒肉完毕了，把犯人放在篮里，两人一抬，就出了白虎门。   
    刘光第他们六个人除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外，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官，所以执行死刑的方式，比较客气。只是被拥簇着出了西角门，捆绑着各上一辆骡车。骡车上有木笼，人放进去，头却伸出外面，远看起来，头像是笼盖上的圆把手。   
    吆喝声中，骡车开动了，前呼后拥着几百个士兵。几百个人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菜市口。   



                                   第59节     菜市口

       菜市口是北京的闹市，从南方各省来的人，从官宦仕绅到贩夫走卒，过卢沟桥，进广安门，进入北京内城，大都要经过这里。菜市口从六百年前就是有名的杀人地方了，那时叫做柴市口。六百年前，一位被元朝统治者关了四年的宋朝丞相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最后在菜市口被杀死。当他从狱中走到刑场时候，态度庄严而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为宋朝能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完了。”元朝统治者把这位只有四十六岁的宋朝丞相在闹市杀死，是一种成全，因为这样“刑人于市”，对殉道者而言，倒是一种宣传和身教。中国人民，包括他的敌人在内，都对这位殉道者致敬。后来，一座“文丞相祠”就这样盖了起来。   
    菜市口最精华的所在是丁字路口上，从两行翠绿的槐树北望，就是巍峨的宣武门，更是皇权的象征。高高在上讲究“刑人于市”的帝王看中了它，把它当作杀人示众的好地方。在热闹的路口杀人立威，可以达到“与众弃之”的效果。在这种作用下，菜市口是刑场中的闹市，也是闹市中的刑场、因为在行刑时候，总是就地取材，并没严格的划分市与场。路北的那家西鹤年堂，就是就地取材的一个。西鹤年堂是几百年来的老药铺，传说它的匾还是明朝宰相严嵩写的。每到行刑时候，西鹤年堂旁边就要搭上个棚，棚下放着一张长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锡笔架，上面插着朱笔，给监斩官使用。   
    监斩官一般是戎服佩刀、骑着大马、气势汹汹地带着决囚队，鸣锣开道，直奔刑场。衣服上绣着“勇”字的士兵，追随着他，刽子手也跟着，其中刽子手最令人侧目，他们或穿红衣、或打赤膊，手提大刀，面目狰狞。这种人有很好的收入，一般说来，杀一个死刑犯，可得白银三两六，其中高手，一天可杀好几个人。另外还有死刑犯家属给的“孝敬”，一给就是三五十两。这种“孝敬”，是拜托请以“快刀”减少死刑犯痛苦。按照刽子手的规矩，他们用的是“鬼头刀”。“鬼头刀”在刀柄上，雕一鬼头，刀的前端又宽又重，后面又窄又轻，砍头时，反握刀柄，刀背跟小臂平行，把刀口对准死刑犯颈脊骨软门地方，以腕肘力量把刀向前一推，就把头砍下。这种功夫不是无师自通的，也靠祖传或师傅传授，做徒弟的，总是先从天一亮就“推豆腐”——反握“鬼头刀”的刀柄，以腕肘力量，把豆腐推成一块块的薄片；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画上黑线，一条条照线往前推；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放铜钱，最后要练到快速一刀刀朝黑线切，但铜钱却纹风不动，才算功夫。这种“推豆腐”，推得出师以后，还要练习摸猴脖子，摸出猴子第一节和第二节颈椎所在，从而推广到人体结构，在砍头时，做到一刀就朝颈椎骨连结处砍下，干净利落，减少死刑犯痛苦。死刑犯家属给“孝敬”，其理也就在此。否则由生手或熟手故意装生手乱砍一气，死刑犯苦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忌讳身首异处而死。如刽子手砍头砍得恰到好处——推刀推到喉管已断时就快速收刀，使喉管前面尚能皮肉相连，头不落地，照中国人解释，这就仍算全尸而归。刽子手收放之间，能做到这种功夫，是要得到大“孝敬”的。一般行刑，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身首异处以后，可以买来专家，把头“缝”回去，叫做“缀元”，也算聊慰生者与死者。总之，家属对刽子手的“孝敬”是少不了的，没有这类打点，花样就会层出不穷。即使死刑犯死后，花样也不会中止。例如刽子手怕颈血乱溅，每在刀一落下就用脚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溅，然后让人用剥了皮的馒头就颈腔沾血，沾成所谓“人血馒头”，照中国人传说，这种馒头可以治肺痨、可以大补。除此以外，死者身上的其他器官也会被零星割下，传说都能入药，甚至五花大绑的绳子都有避邪之功，也值得几文。   
    不过，这些规矩都是对一般死刑犯用的，碰到死刑犯身分是大臣的时候，就得客气多了。所有的花样都得收起，也不能将死刑犯放了篮子里抬到法场，而要正正式式用骡车护送了。到了法场，甚至有刽子手向“犯官”下跪请安的例子，口呼“请大人归天”以后，方才行刑的。做过大官的，就便是死刑临头、刑上大夫，还是有不少尊严的。   
    当然，尊严也是相对的，一方面来自对大臣的尊重，一方面也有赖大臣自己的表现。谭嗣同他们六个人从上骡车以后，所表现的气概，也就有了等级之分。六个人中，有人表现得激越，有人表现得沉痛，有人表现得不服，有人表现得怯懦，但是，谭嗣同表现的，却是一派从容。   
    菜市口西鹤年堂旁边的棚子，已经快速搭盖起来，棚下的桌椅文具，也布置得一应俱全。这回走出的监斩官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是大名鼎鼎的军机大臣刚毅，是一级的满洲大员。他下令将犯官们带到，在形式上，一一验明正身，用朱笔勾决，然后按照惯例，朝地下丢下朱笔。这时谭嗣同忽然叫住刚毅，要同他说话。刚毅忌讳死囚临刑前对他说话，他把手一挥，叫左右带下去，同时用双手捂住耳朵，表示不要听。谭嗣同看到这老官僚颟頇尴尬的表情，忍不住好笑，他微笑了一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满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在刽子手的准备行刑过程中，他又放眼望去，望着天上的浮云，随着浮云，他的思绪快速的闪过。他想到江湖中人，在临死前慷慨激昂大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感到也该喊一句，但不要喊那种轮回性的。轮回是不可信的，死后妄信有来生，是一种怯懦、一种自私，对来生没有任何指望而死，才算堂堂的生、堂堂的死。想到这里，他笑了。突然间，像从浮云里划破一条长空，他的喊声震动了法场：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刽子手惊奇地望着他，赞美地点了点头。他对拿“鬼头刀”的同胞从容一笑。一般死刑犯会要求刽子手：“给我个痛快！”但他不屑做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      ※      ※   
    谭嗣同的躯体静静地仰卧在菜市口，他的头颅滚在一旁，血肉模糊。老家人胡理臣，带着另一个老家人罗升和浏阳会馆的长班，一起赶过来，料理善后。先从西鹤年堂要来一盆水，抱起头颅，洗去泥土与血迹。他们含泪望着小主人，小主人的两眼圆睁着，嘴张开着，又像死不瞑目、又像大声疾呼。由于被砍下来半天了，面孔已经开始瘪下去，瘪下乍看是缩小，其实是肿胀的前奏，再过一天，就肿胀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候，就很难认出本人来了。   
    老家人们焦急地等棺材到，在下午，棺材抬来了。“缀元”师傅也请来了。师傅把头颅端正的接在颈腔上，用熟练的技巧，在脖子正面左右各连一针，又在背面补上一针，就算完成了归位的手续。大家把尸体抬进棺材里，钉上了棺材盖。老家人点了香，抚棺而跪，磕了头，就由杠房抬起棺材，向西走去。第一个经过的路口就是北半截胡同，胡同南口就是浏阳会馆。老家人胡理臣痛苦地想着：“真没想到我家少爷住的地方，离刑场这么近！”   
    一行人等再朝西走，越过了一个胡同口，走到了下一个胡同口，开始左转进胡同，走到尽头再右转，一座古庙展现开来。他们在庙门口歇下，胡理臣先进庙里洽办，罗升在斜阳中望着庙门，正门上头有三个大字——“法源寺”。

弥迦使者

                  
                     第60节   他们都死了

            棺材停在法源寺的后房里，下面用两个长板凳横撑着，正面没有任何文字，是谁的棺材，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老家人们帮着抬棺材、架板凳，忙得满头大汗。胡理臣从腰间掏出一条毛巾，没有擦汗，只用来把棺材擦得干净、仔细，一如几个小时前清洗小主人的血脸。最后，摆上香案，一齐下跪，磕着头，他们终于哭出声来，一一诉说着少爷的苦命与不幸。   
    在停柩间的门口，一位老和尚默默站在那里，他是佘法师，旁边站着长大了的普净。他们一言不发，却满面悲戚。不久，他们相偕走开，走到大雄宝殿前的旧碑旁边，沉默着。   
    “普净，”佘法师终于开了口，“你看到了，这就是走改良路线者的下场！整整十年前，康有为在这古碑前面跟我们相识，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终于说动了皇帝，得君行道，联合谭嗣同他们搞起变法维新了。但是，表面上的成功，其实就是骨子里的失败——康有为花了十年心血，只证明一件事，就是谭嗣同用鲜血证明的：改良之路是走不通的。他们用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结论是，要救中国，只好大家去革命。谭嗣同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最大的原因，就是要证明这一结论。我老了，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我看，从今天以后，你还是做离开庙里的准备吧，到天涯、到海角，把自己投身出去，去做一个真的革命党吧！寺庙对真正有佛心的人说来，其实至多只是一个起点和终站，因庙生佛心，因佛心而离开庙，在外救世，也许有一天，你救世归来，可在庙里终老；也许有一天，你救世失败，和谭先生一样，可在庙里停灵。不管怎么样、不论哪一种，都比年纪轻轻的就在庙里吃斋念佛敲木鱼来得真实、来得有益。我看，是时候了，你也二十六岁了，你就照师父指示，准备一下吧！”   
    佘法师说着，轻拍着普净的头，普净深情地望着师父。低下头，一会儿，再抬起头来，咬着嘴唇道：   
    “我从八岁到庙上来，就一直担心有一天师父会不要我了，十八年过去了，今天我终于从师父口中听到这种话。当然我知道这不是师父不要我，而是更要我去做我该去做的事，我就照师父指示，到天涯海角去。唯一的遗憾是我不能由早到晚照料您老人家了……”   
    佘法师微笑着，又轻拍了普净的头。“普净你看，谭先生死了，他有父亲在堂、有妻子在室。他又由早到晚照料谁呢？在四万万中国同胞前，他一己之私的亲情，一概舍弃，谁也不照料，照料的只是众生。这种心怀，才真正是出家人的心怀。儒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佛门却是‘舍吾老以及人之老’，有大感情的人是不在意小感情的。”   
    “那么，师父，你为什么三十岁以后才出家？”普净顶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把庙作为起点，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遁入空门，把庙作为终站？”   
    佘法师为之一震。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他转了身，对着庙门，没有看普净：“这是你十年前就问过我的问题，我没答复你，只说有一天你会知道。那一天啊，现在还没到来。我只能告诉你，我从三十岁后出家以来，我一直怀疑法源寺是我的终站，我虽然六十二岁了，人已垂垂老去，可是，我总觉得冥冥中还有一件事在等我去弥补、去续成、去做完，我直到今天还不十分清楚那是什么事，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什么事。就是：我不会寿终正寝在这里，法源寺不是我的终站。普净啊，我们在法源寺相会，也会在法源寺相离，就让我们以离为聚吧……”   
    正在佘法师说到这里，从庙门那边，走进来两个彪形大汉。走近的时候，其中一个满面虬髯的，一直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佘法师，他不友善地盯着佘法师看，佘法师察觉了，立刻表情有异，低眉不语。两个大汉擦身而过，朝里走去，也连个招呼都不打。普净看在眼里，十分奇怪。   
    “师父，你好像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对你好像不很友善。”   
    佘法师两眼看地，又抬头看天，轻叹了一声。   
    “普净，你观察入微，我的确知道他们是谁。那个留大胡子的，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普净惊叹起来。   
    “大刀王五。”佘法师平静地说，“这位‘京师大侠’现在五十二岁，他整整比我小十岁。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   
    “师父那么早就认识了大刀王五？”   
    “那么早。”   
    “刚才大刀王五显然认出了师父。你们很多年不见了吧？”   
    “三十多年不见了。”佘法师说，“我看，我还是告诉你吧。你一直不知道我当年出家的秘密，如今我们分手在即，我就告诉你吧！”   
    “大刀王五跟我有一段相同的经历，这经历，大家都不愿透露的，就是我们都做过‘长毛贼’。所谓‘长毛贼’，是满洲人对太平天国中太平军的称呼。太平天国起义时，号召恢复汉族蓄发不剃的风俗、反抗清廷政府剃发留辫子的制度，所以就被叫做‘长毛贼’。近五十年前，金田起义时，天王洪秀全三十六岁、其他各王都三十上下，翼王石达开只有二十岁，当时他们的确有朝气，同甘共苦，有理想、有革命气象，可是，到了打进南京城、打下了中国半壁山河，他们开始腐化了、内斗了，但是其中石达开还是像样子的。他在武汉前方，听说京城里同志内斗武斗，东王杨秀清被杀，特别赶回来挽救革命阵营的分裂，但换得的，却是他自己全家也被杀了。最后他又不见容于洪秀全，他只好出走了，随他出走的有十几万人。他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四川等省行踪不定，最后败退云南，最后只剩四万残部，在西康抢渡大渡河不成，陷于绝境，不但被穷山恶水包围，也被清军和土人包围。那时我和王五都在他左右，我们没粮食吃，吃野草；野草吃光了，杀战马吃马肉；马肉吃光了，剩下七千人，拼死突围，逃到一个叫老鸦漩的地方，又碰到敌人，不能前进。两天以后，石达开不见了，据说他为了顾全最后七千人的七千条命，自动走到清军里投降了。可是，当我们放下武器，一起投降的时候，清军大开了杀戒，几千人被杀了、几千人四处逃命。石达开的家属早在南京就被自己人杀光了，但侥幸逃出来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叫石绮湘，人长得漂亮，又会写文章，六年来，跟着部队长征，那时我因为读过书，被石达开看中，替他掌管文案，与绮湘早晚见面，日久也就生情，石达开也有意把我收为女婿，但在整天转战南北的情况里，也不便成婚。石达开在老鸦漩不见了，我们事先都不知情，后来传说，自动走到清军投降的，是一个面目很像石达开的手下，他冒充石达开，替他被清军杀了，而石达开本人，却逃亡了。在清军大开杀戒的时候，我跟绮湘、王五等一百多人，翻山越岭而走，藏在深山里，等待转机，由于处境绝望，很多人主张还是偷渡大渡河。在偷渡前，我们四下探听，来了一个离奇的消息。说一个船夫，一天傍晚搭了一个老先生过河，老先生跟船夫蛮谈得来。船夫是有心人，感到这位老先生来路不简单，但也不便多问。最后，老先生下船了，回头望着高山流水，感慨地说了一句：‘风月依然，而江山安在？’就快步消失了。据船夫说，那种快步的动作，全是年轻人的动作。天亮以后，船夫发现船里留下一把伞，伞柄为硬铁所铸，上有‘羽异王府’四个小字，乃恍然大悟，这就是翼王石达开啊！这个消息，使大家都兴奋起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石达开有这么一把大雨伞。绮湘更是兴奋，坚持要去找这船夫，追踪她父亲的足迹，于是大家一齐出发了。可是在河边，我们中了埋伏，清军一拥而上，我们回身四散逃跑，逃跑中我听到绮湘的叫喊，好像是出了事，但我不顾一切，还是拼命跑，那天夜黑风高，我身体又有病，突发的事件，使我突然勇气全无，竟没有勇气回头去救绮湘。事后听说石达开的女儿被俘了，被清军轮 jian而死。虽然我事后自解，说我纵使当时回头救她，也未必救得了她，但以我同她的关系，在乱军中，我实在不该只顾我自己逃命，我实在可耻、实在不原谅我自己、实在没脸见人。于是，我辗转回到北京，回到跟我们佘家有点渊源的法源寺，看破红尘，最后做了和尚。如今三十年了，我回想三十年前那一晚上，我直到今天，还是弄不清我当时为什么突然那么胆怯、那么突然间勇气全无。”   




                                       第61节    做和尚的事

      “师父到法源寺做和尚的事，王五他们知道吗？”   
    “我想他们知道。大家都在北方这么多年，都有头有脸，应该都知道老战友们后来在干什么。不过，我们没有来往——他们认为我应与绮湘同死，他们把我看成苟且偷生之辈，他们看我不起。”   
    “表面上，师父出了家，王五他们开了镖局，大家都不再搞革命了。是吗？”   
    “是吧。”佘法师淡淡地说，两眼仍望着庙门以外。他茫然地走向前去，慢慢地，走到了丁香树旁。十年前康有为写的杜甫丁香诗在他嘴边浮起，他的脑海中，千军万马，呼啸而来。这时已近薄暮，但在天边突然起了乌云——纵使在夕阳向晚，天要变，也不会等待夕阳的。   
    ※      ※      ※   
    两年以后，一九○○年旧历七月二十日，向晚时分。   
    一个人坐在孤岛的水边，也不等待夕阳。他年纪轻轻的，却满脸病容，有什么夕阳可等待呢？他自己就是夕阳！   
    今天又是七月二十日了，他心里想。整整两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把内阁候补侍读、刑部后补主事、内阁候补中书、江苏候补知府四个小官，攫升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那时正是维新变法如火如荼的日子，可是，一切昙花一现，他们四个人，上任不过二十四天，就连同另外两位，横尸法场了。他自己变成了傀儡皇帝。最令人气愤的，杀他们六个人的上谕，竟然还是用他的名义发出的。他还背得出那种官样文章。上谕中说这六个人“革职拿交刑部讯究”后，“旋有人奏，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这就是说，皇帝“熟思审处”以后，已认定他们“情节较重，难逃法网”了，所以，为了怕耽误了杀人时间，另生变化，就先杀人了。这种命令，证明了想杀人的人，可以无须遵守皇帝自己订的法律。按照大清的法律，执行死刑，要经过“斩监候”或“斩立决”的程序，“斩监候”是把犯人关到秋天，到秋天再奏到朝廷，没有斟酌余地的就批准秋决；有斟酌余地的就免他一死，或者来个缓决，到第二年秋天再说。至于“斩立决”，那就不要等秋天，只要等到复文一到，就可以杀人。管杀人关人的是刑部、管纠察的是都察院，判死刑要另得大理寺复文。所以依照法律程序，杀人不可能这么快，不可能快到头天审、第二天就杀。如今皇帝一道命令，公然表示“未俟复奏”就把人杀了，这叫什么皇帝！   
    他又回想着：那六天内四道命令，条条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来的，形式上，是皇帝来杀这一周前还和他在一起维新变法的人，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嘲弄我自己是昏君……   
    他坐在水边，思绪飘浮着，一如水面上的浮萍。但是，谁又配跟浮萍比呢？浮萍还是有根的，而我这皇帝呢，却囚居在小岛上，连根都给拔了。   
    蓦然间，远处传来了炮声。怎么会有炮声，他纳闷着。他不会向看守他的太监去查问，因为问也白问，什么都问不到，这些太监都是皇太后贴身的死党，一切都被交代得守口如瓶。正在他对炮声疑惑的时候，他发觉背后已经站了四个人，他转过身去，四个穿民间便服的人下了跪，为首的却是李莲英。   
    “皇上吉祥！”李莲英用尖锐的喉音致意着，“好久没来向皇上请安了，请皇上恕罪。”说着，他磕了头。其他三个也跟着磕了头。   
    “起来，你们怎么都穿着这种老百姓的衣服？”皇上问。   
    “不瞒皇上说，”李莲英报告着，“外面出了事。从去年以来，民间出了义和团，他们拜神以后可以降神附体，口诵咒语。金刀不入、枪炮不伤，他们说：‘不穿洋布、不用洋火、……兴大清，灭洋教。’到处杀洋人、杀信洋教的、烧教堂、烧火车，刚毅等满朝文武信了他们、老佛爷也信了他们，害得洋人搞八国联军，现在已经杀到北京城来了，义和团根本就抵挡不住了。老佛爷下令接皇上一起逃走，现在我们就是来接皇上。请皇上立刻进来换衣服吧！趁着兵荒马乱，化装成难民，还来得及走，再迟就来不及啦！”   
    光绪皇帝脱下了龙袍，改穿了黑色长衫、蓝布裤子。跟他们直奔宫外，转上了骡车，在慌乱中他频频问：   
    “珍妃呢？珍妃在哪里？”   
    “车在前面。”李莲英手一指，“女眷们都跟老佛爷在一起，随后就来！”李莲英答应着。“皇上先待在这儿。我去接她们！”说着，就朝前走去。   
    “我跟你一起走！我要先向皇太后请安。”光绪皇帝喊了一声。随即下了骡车，跟李莲英和众太监飞奔到宫里。他们赶到贞顺门，正看到前面一堆人，在拥簇着什么，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哀呼。他们赶上去，正看到珍妃被太监推到井边，光绪皇帝大叫着奔上去，可是，太迟了，哀呼的嘶喊在快速减弱，扑通的水声从深井传出，太监们抢先抓住皇上，在离井十步远的地方，被太监拖倒在地。   
    一个乡村农妇打扮的老女人站在贞顺门边，被一堆化了装的男女拥簇着，他们都吓呆了。老女人若无其事，她把双手上下交互错打了一下，冷冷地说：“把皇上拉起来，咱们走吧！”   
    一行人等，狼狈地上了路，什么都来不及带，也无法带、不敢带。走了几百里路，全无人烟。口渴了，走到井边，不是没有打水的桶，就是井里浮着人头。直走到察哈尔的怀来，才算得到补给。此后从察哈尔到山西、到河南、到陕西，两个月下来，终于到了西安。   
    出走十七个月后，乱局平静了。中国向八国道歉、惩凶、赔款。赔款总额是四万万五千万两，而当时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正好每个百姓平均要赔一两，相当于中国五年的总收入。中国老百姓为昏庸狠毒的皇太后又戴了重枷，可是重枷又岂限于赔给洋人吗？十六个月前，皇太后自北京出走时，身无长物；十六个月后从西安回来时，装载箱笼的车马却高达三千辆，车队绵延七百里（二百五十英里），兴高采烈，不似战败归来，而像迎神赛会。最后一段路，从正定回北京一段，坐的还是火车——皇太后终于向西方文化搭载了。二十一辆火车，终于开进了北京城。   


  
                                   第62节    革命成功

           六年以后，一九○八年，光绪皇帝在位第三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旧历十月二十二日），七十三岁的西太后终于死去，但在她死前一天，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却神秘的先死了，是毒杀？是巧合？只有埋在豪华坟墓的西太后自己知道。这座豪华坟墓叫“东陵”，距离北京九十英里，是花了八百万两盖成的，治丧费用又花了一百五十万两，总数接近了一千万两。在她统治的四十七年岁月里，中国人民为她花了无数的钱，最后的一千万两丧葬之资，可说是大家最愿意花的。当她的金棺材被抬出北京城门的时候，一百二十名杠夫都挤不出去了，减到八十四个人，才得脱棺而出。从此，北京城消逝了她的余晖，夕阳没落了，大清帝国也榨干了。三年以后，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   
    ※      ※      ※   
    西太后的死去，却使某一些人“复活”了。光绪皇帝的另一位妃子——瑾妃，是珍妃的亲姐姐，为她惨死的妹妹立了一个牌位，挂上“贞筠劲草”的匾额，以为追念与哀思。那恐怖的井，早被人叫做“珍妃井”，在井边上用铁条贯穿石柱，封起来了，上面还盖了厚厚的木块，一眼望去，倍觉阴森与凄凉。   
    另一个“复活”的人是张荫桓。在他被捕以后，由于他实际负责外交多年，出使过美国、西班牙、秘鲁，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庆典上做过特使，最后由英国公使、日本公使出面表达了严重关切。西太后顾忌了，乃用光绪皇帝名义发出上谕，说张荫桓“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但以此人“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着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于是，张荫桓戏剧性的死里逃生，以犯官身分，由刑部移交兵部，遣戍塞外。他颇有玩世的气派，路上还轻松得很，向人说：“这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教我出关外走一回。”可是，好景不常、坏景失常，两年以后，义和团扶清灭洋开始了，西太后不买外国人的账了，一个电报打到新疆，下令把张荫桓“就地正法”。封疆大吏通知了他，他神色镇定，临刑前。还画了两页扇面给他侄儿，画好了，振了振衣袖，走到刑场，最后对刽子手一笑，说：“爽快些！”就从容死了。一年以后，清朝政府跟八国和议，外国人认为张荫桓死得冤枉，西太后又顾忌了，再用光绪皇帝名义，把张荫桓“着加恩开复原官，以昭睦谊”——为了敦睦邦交而使张荫桓死后又做上原官，“老太太”的脸面也丢尽了。   
    ※      ※      ※   
    “老太太”从排外到媚外，只在她一念之间，但一念之转，却害得多少人枉死了。   
    “老太太”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乍看起来，所向无敌，但她的本领，只是擅长内斗，斗中国自己人，碰到外国人，却显得无知而幼稚。这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极致，就表现在她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上。义和团是本土文化、乡土文化的产物，它是民间低级宗教的一支，由神秘信仰到秘密组织，最后发展成公开的民团。团员的基本打扮是头裹红布或黄布、腰扎同样颜色的腰带、身穿短衫裤扎裤脚、脚上穿靴、上身外面罩上肚兜。肚兜上绣着《易经》八卦中的某一卦。从八卦信仰以下，他们抓到什么就信什么，生冷不忌，但全是中国本位文化，并且大多是低级的。他们相信吞符念咒可以刀枪不入，相信钢叉、花枪、单刀、双剑可以抵御洋枪洋炮，他们的道具是引魂幡、浑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等，顾名思义，妖妄可知；他们的偶像是玉皇大帝、洪钧老祖、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二郎神、哪吒、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姜太公、关公、张翼德、赵子龙、托塔天王、尉迟恭、秦叔宝、黄三太、黄天霸、杨香武等等小说、戏曲人物，唯一水平以上的，只是一个李太白！他们的入团仪式是乩童式的，从拳打脚踢到口吐白沫、从跳跃晕倒到念念有词，都一应俱全。所念的咒语大多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之类，并口耳相传，功夫极处，可以由大师兄把手一指，洋人的住处，就可被天火烧光……   
    无知而迷信的西太后竟相信了他们，他们串连到北京城。在西太后文化大乱命的带头下，在首善之区展开了首恶，杀人放火，疯狂的排外。他们见到西药房都要烧，结果引来四千家商店住宅被波及，还不准救火。不过，他们的本领只是对付中国人而已，本领施之于洋人，就力有未逮。他们的口号是：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真欺天，   
    不敬神佛忘祖先。   
    女无节义男不贤，   
    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   
    请细观：   
    鬼子眼珠都发蓝……   
    神发怒，   
    佛发愤，   
    派我下山把法传。   
    我不是邪白莲，   
    一篇咒语是真言。   
    升黄表，   
    焚香请下八洞各神仙。   
    神出洞，   
    仙下山，   
    扶助大清来练拳。   
    不用兵，   
    只用团，   
    要杀鬼子不费难。   
    烧铁道，   
    拔电杆，   
    海中去翻大轮船。   
    DA法国心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   
    一概鬼子都杀尽，   
    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但是，口号归口号，真正使出的功夫，却连洋鬼子的使馆区东交民巷都攻不下，东交民巷的洋兵不过四百人，义和团围攻了两个月，可是都攻不下来，一旦成千上万的八国联军从海外打来，抵御洋人的本领与后果，也就可知。但是，义和团对洋人的本领虽然有限，对中国自己人倒是极其耀武扬威的。他们把凡是涉洋的东西都一概打砸，抽洋烟（纸烟）的要杀、拿洋伞的要杀、穿洋袜的要杀，有一家八口查出一根火柴，八口全杀；有六个学生身边有一支铅笔，六个全杀。至于他们认为信了洋教（天主教等）的，更在必杀之列。他们把洋人叫做“大毛子”、信教的中国人叫“二毛子”、间接与洋人有关的叫“三毛子”，杀不到“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却不愁缺货，一经认定，砍杀、肢解、腰斩、炮烹、活埋……样样都有。活埋还有花样，有的信教的妇女，被头上脚下式活埋，把腰部以上埋在地里；腰部以下，裸露外面，在阴部插上蜡烛，取火点燃，以为笑乐……不过，认定谁是“二毛子”、“三毛子”，标准却是很宽的，有时候，为了彰显成绩，他们会大抓农民，一抓就上百男女，一律砍头，农民在法场号叫哭喊，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杀的……

弥迦使者

                                
                  第63节  文化大乱命的闹剧

      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这场闹剧，惹来了文化的挑战与浩劫，洋人的船坚炮利文化，形成了新的挑战，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乡土的低层文化的猖獗与盲动，造成了新的浩劫，也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按照中国的经典文化，两国交兵，是“不戮行人”、“不斩来使”的，但是，当本土的乡土的低层文化窜升到无法控制的时候，自外国的公使以下，就都卧尸街头了。   
    西太后本人的文化水平是低层的，她的权势窜升到高层，文化水平却没窜升上去，结果由她点头肯定义和团、由她带头纵容义和团，就上下衔接，串连成腾笑古今中外的文化大乱命。在这种动乱里，不但中国的农民被杀了、外国的使节被杀了、中国在朝头脑清楚的大臣被杀了、民间在野的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也都被杀了。中国各地人头落地，不止北京城；北京城各地人头落地，不止通衢大道。在闾巷小街里，也不断传出不同的惨剧。西砖胡同的法源寺那边，就传出这么一个。   
    一天傍晚，几十个义和团分子追杀一个黑袍大汉，大汉已经负了伤，他闪进法源寺，庙门也就关起。义和团们赶到，他们不尊重什么庙堂，费了一阵工夫，强行打开了庙门，推开和尚们冲进去，只见那黑袍大汉正伏在大雄宝殿的石阶上，他们冲上去，乱刀齐下，砍死黑袍大汉，然后呼啸而去。黑衣大汉是谁，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不明。   
    但是，后续的说法也冒出来了。据事后法源寺附近的人透露，那个黑衣大汉，听说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但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仍不明。   
    直到十三年后，一个来自南方的行脚僧——“八指头陀”住在法源寺，在问及当年当家和尚佘法师的下落时候，由于八指头陀出家时，曾经“燃二指供佛”，自烧指头的牺牲精神南北驰名，大家佩服他、相信他，才在当年法源寺目击和尚的口里，得到真相。原来自从谭嗣同的灵柩移到法源寺后，佘法师就把普净“赶走”了，他不要普净再和他一样的当和尚。普净走后，佘法师自己也行踪神秘起来了，听说他参加了援救光绪皇帝的行动，这一行动，是谭嗣同死前嘱托大刀王五代为执行的。由于清廷政府保护的严密，行动失败了。但佘法师跟镖局里的人物，仍旧保持联系。两年后，义和团在北京大串连，闹得天翻地覆，听说大刀王五想浑水摸鱼，摸出光绪皇帝，重新完成对死友谭嗣同的嘱托。可是，不知怎么惹来义和团对他的追杀，王五逃到庙里，佘法师一边叫和尚们聚在大门前与义和团尽量拖时间，一边单独跟王五在一块儿。后来大门前和尚拦不住，义和团一拥而入在大雄宝殿前，砍死了黑袍大汉。义和团走后，大家才发现，穿黑袍被砍死的，竟是佘法师！而王五呢，早被换成了和尚衣服，奄奄一息。大家极力抢救，可是，没用了，三个小时后，王五也死了。王五死前只断续留了一句话：“我错怪了佘法师三十多年。如果可能，愿和他埋在一起。”佘法师和王五神秘的关系，大家都不清楚，只听说王五一直看不起佘法师，说他是懦种。但是，看到佘法师穿着黑袍装成受伤的王五，以自己一死来救王五那一幕，大家才恍然大悟。他们死后，庙里不敢声张，偷偷买了两口棺材，埋在广渠门里广东义园的袁崇焕坟后面。当时为了搞清楚，大家搜查了黑袍的口袋，发现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下面注明诗是谭嗣同先生《狱中题壁》之作。大家研究了一阵子，无法彻底理解，就作罢了。八指头陀也是诗人，他夜里点着蜡烛，在古庙中研究这首诗，恍然若有所悟。他对前三句都能理解：“望门投止思张俭”是写后汉张俭被政府缉捕时，他亡命遁走，因为他有名望，大家都佩服他、都掩护他，害得许多人家都因掩护他而受连累。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不愿连累人，所以不愿逃走。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杜根”是写后汉杜根在皇帝年长后，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下令把他装在袋子里摔死。幸亏执行的人暗动手脚，使他虽受伤但得以装死逃生，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未能就太后归政皇帝上，有所成就，但忍死一时，目的也别有所待。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是写他已视死如归，从容殉道。八指头陀惊叹着，他心里想：“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是两种不同的高层次处事态度、赴难态度、牺牲态度。慷慨的表现，有一股很强烈的激情，或两目圆睁、或破口大骂、或意气纵横、或义形于色。以慷慨态度准备处世、赴难、牺牲的人，他们在内心里，有十足的正义的理由，但在外表上，却是感情的，并且是激情、强烈的激情形式的，用人比喻，这叫“方孝孺式”。明朝的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你不要管，你只替我们写诏书就好了。可是方孝孺连哭带骂，说要杀便杀，诏书我是不写的。明成祖说你不怕死，但杀起来不止杀你一个，要诛九族的。方孝孺说就是杀我十族，我也不怕。明成祖说，好，就杀你十族。照中国传统算法，九族是在直系方面，上下各杀四代，就是从罪人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直杀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另在旁系方面，还要横杀到三从兄弟（母族和妻族）。但并没有所谓第十族。方孝孺说他杀十族也不在乎，明成祖就要发明个十族出来，于是把朋友和学生，也都算进去。为了增加某种效果，明成祖抓来一个就给方孝孺看一个，方孝孺毫不一顾。最后统计，一共杀了八百七十三个。方孝孺自己也慷慨成仁。中国人说“慷慨成仁易”，因为慷慨成仁时候，都在事件的高潮点上，在高潮点上的人，是情绪最冲动的、最激情的，这时候的当事人，常常心一横，可以做出许许多多大勇和大牺牲的伟大行动，而不会冷静顾虑到别的利害与困难，也不会有恐惧、伤心、痛苦、孤寂等等使人沮丧、软弱的情绪。事实上，在高潮点上不久，当事人也就“成仁”了，死得没有破绽、没有拖拖拉拉，很干脆。所以说，慷慨成仁是比较容易的。正因为慷慨成仁比较容易，所以，有人相信：不给当事人慷慨成仁的机会，也许结果可能不同。于是千方百计在狱中软化他，使他屈服。但是有人却仍不屈服。像文天祥，就是最伟大的范例。不过，比对起“方孝孺式”来，这种“文天样式”却是更高境界的。多年的牢狱生活，那种牢，不是靠很强烈的激情才能坐的，而是靠一种平静的从容态度，而文天祥却正好表现了这一态度。最后他终于换得了你敌人来杀我。在柴市口，他神色自若，走到法场，从容而死……谭嗣同这首诗的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写得太好了、太好了，尤其好在这一“笑”字上。这一“笑”字，写尽了他的从容态度，但笑是一种激情，也有点慷慨的成分。所以，谭嗣同之死，既有“慷慨成仁”之易、又有“从容就义”之难，难易双修，真是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视死如归，从容殉道。但是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指什么呢？这就费解了。   
    “他们都死了，”八指头陀在残烛下漫想着，“谁来检定他们的往事呢？现在，清廷王朝没落了、中华民国建立了，时间愈久、时代愈变，往事就愈淹没了，但是，两昆仑的谜团，到底指谁呢？”   
   


                   
                      第64节  “明月几时有”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廷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的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回到中国，加入清廷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六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沉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窄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廷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迹捏造家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谭老师出事时，大家还联合瞒他父亲，说谭老师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个朋友写信不小心，泄漏了，他父亲听到消息，两手抵住书桌、两眼默默垂泪，再也没说一句话。关于谭老师从容就义，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或说他为了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说他为了提醒大家要继续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证实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救他父亲而死……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   
    “老师你相信哪一种？”蔡锷问。   
    “我相信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但是从佛法中看破生死，进而要杀身成仁，以完正果，则是最根本的。我认为从大目标看来，他想要用一死证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赖于大家去革命；但从眼前的较小的目标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实在有鼓励大刀王五他们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内。我们不要忽略了谭老师性格中的侠义成分。在他的侠义性格里，看到光绪皇帝受了汉族影响，甘愿牺牲一切，去救中国，因而换得如此下场，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还要救皇上，他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们去冒大险，于是他又对大刀王五他们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对自己干的事自己会付出一条命来负责，这是很光明磊落的。从这种目标来看，‘两昆仑’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说法，反倒近似。有的说王五和胡七是昆仑派剑侠；有的说唐朝小说《昆仑奴传》有‘昆仑奴’摩勒、宋朝《太平广记》也有陶帆和他‘昆仑奴’摩诃，都用昆仑表达侠义的行事，所以‘两昆仑’指的，是剑侠们救皇上的事。那首诗最后写他自己这边，从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动，托付给剑侠们了。照这样路子解释下去，可能‘两昆仑’中，一个是指谭嗣同自己，一个是指王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去者与留者的关系。当年公孙杵臼说：‘立孤与死孰难？’扶养孤儿长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个难做？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他们姓赵的一家对你好。你就勉强担任难的一部分吧，由我担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赵氏先君遇子厚，子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我想，谭老师经过思考，认为以他的身分与处境，适合扮演公孙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来的许多事，交给王五他们去办。谭老师狱中题壁诗的最好解释，大概朝这一方向才比较妥贴。”   




                            第65节    一个疑惑

            
    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地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延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      ※      ※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袁世凯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分，写了一对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光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宣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弥迦使者

                   
                      第66节  帝国转到了民国

      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子，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缠；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道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调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正巧有一个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张勋，是顽固专家，他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军队都保留了辫子不剪，号称“辫子军”，有意恢复旧王朝。遂在袁世凯死后一年之日，拥立宣统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权。在这幕活剧里，康有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长。可是，昙花一现十三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而上的部队，就把“辫子军”打垮了。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美国公使礼遇康有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写书做诗，苦撑待变。在整个的复辟失败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法光复旧朝，因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败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这些共事的清廷遗老，因为他也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公开指斥“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显然已经直接攻击到康老师头上来了。康有为躲在美国公使馆，对梁启超的“当仁不让于师”，非常恼怒。他写诗说：   
    鸱枭食母獍食父，   
    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   
    坐看日落泪潸潸。   
    在诗中，从动物到神话，凡是显示出忘恩负义例子的，都被他选进诗里。在诗稿最后，他还写下十三个字——“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可见他内心的苦痛。他最心爱的学生也离他而去了，这个世界，更孤单了。   
    ※      ※      ※   
    不过，在孤单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存在，那就是美国公使馆中的一名精通华语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过来陪他聊天，两人谈得也蛮投机。有一次，史迪威问到复辟的事。   
    “有人说你康先生这次参加复辟，是‘迷恋红顶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经意的带进主题。   
    “你以为我康有为那么没出息、那么反动吗？你就错了。”康有为有点激动，“对君主政治，我其实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来的‘圣君’，不过是大桀小桀；所谓‘贤臣’，只是助桀为虐。这些遗老辫帅，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参加复辟，志在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而来，不是参加这些人的丑剧而来，你不要认错了人！”   




                                                                                          第67节    虚君共和

     “‘虚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变法时，搞得是‘虚君共和’么？”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希望光绪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实权，是‘开明ZHUAN制’；可是戊戌以后，我倾向‘君主立宪’认为君权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形式，我主张我们采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张是进化的，浅人看来，我是保皇党，其实我保的皇，绝非这些遗老辫帅保的皇。我认为清朝两百六十八年的统一基础要珍惜，它是一种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国，从过去亨利第八的绝对君权，到今天乔治五世的‘虚君共和’，都有皇帝摆在那里，英国不论怎么耍花样、怎么改变政体，它都聪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虚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实质上已经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虚有其名、空壳子，又何必这么麻烦，千方百计的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国，岂不更好？”   
    “不然。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虽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我深信中国当学英国，要挟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谁为天子，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都可以。从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廷逊帝，我都赞成。目前衍圣公只有两岁，宣统比较合适。所以我参加了复辟。我参加，是希望大家搞‘虚君共和’的，没想到遗老辫帅们没见识。我提议的定国号为中华帝国、行虚君共和制、召开国民大会、融化满汉畛域、亲贵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讳等开明民主措施，他们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等等，妄想恢复旧王朝的统治，大家争权夺利，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了。他站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   
    “康先生的见解远大、立身正大，我们美国人都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公使馆愿意出面政治庇护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国人对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够，这倒是很遗憾的。这真是中国的难题。”   
    康有为冷笑了一下，“难题也不单是中国的吧？你们美国又何尝不然？你们开国时的先知和功臣汤玛斯·潘恩，在把美国带入新境界以后，还不是要离开美国，到法国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国，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还被关在牢里，美国总统虽把他救回美国，但他的后半生，却在被美国人漠视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先知和功臣，还不是一样！”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说：“耶稣说先知总不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不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独特的结构，他们对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许有令人惊讶的肯定，也许不要等上一百年。试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国罪的要犯，可是你却能逍遥法外，大家除了责怪你康有为老朽昏庸不合时代潮流外，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正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现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国政府商量，闭一只眼，放你南下，这在外国是办不到的啊！法国大革命时汤玛斯·潘恩为了保护下台的皇帝，都要被关起来；而你康先生呢，把下台的皇帝推上台，也不过不了了之。中国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们也不过分迫害他啊……”   
    “你看着吧！”康有为打断他的话，“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会看到中国的剧变。我想我是中国最后一个仅存的先知，最后一个被群众放过、被暴民放过、被政党放过的先知。原因无他，他们认为我早已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放过我，一如他们放过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着看吧，这点残存的宽大将来也愈来愈少了。民国、民国，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将来的麻烦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阳、是落日，那么民国却是夕阳落日后黑夜，将来的麻烦可多着呢……”说到这里，康有为抬起头来，眼望着窗外，“四十年来，我所预言的，无一不中；不听我忠告的，无一不败。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这种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国的今天，也从中国的今天远看到四十年后，虽然四十年后，这种人早就死了，但是，这一对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国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吗？他死前遗命把他头颅悬在城门口，要看自己国家的灭亡。”   
    “康先生还是不要太悲观了！”史迪威站了起来，“即使民国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轮明月，时常会照亮它。”   
    “是吗？”康有为笑了一下，也站起来，“不谈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为他题几个字，我要去挥毫了。中国的毛笔字真有用，当你想逃避一下现实，它可是最好的宝贝。”   
    “人家说康先生的书法，民国第一。康先生光凭毛笔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赞美着。   
    “不是民国第一，是中国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笔字在民国站一席地。在众生嗷嗷待哺、国事鱼烂河决的时候，靠毛笔字是可耻的。不过，谈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许我得靠卖字来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华民国变成了最伟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写毛笔字！”   
    在笑声中，两人分了手。   
    ※      ※      ※   
    三天以后，在美国公使馆躲了半年以后，美国公使终于跟中国政府取得默契，用专车把康有为送到天津去。康有为临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没有封起。史迪威打开一看，赫然写着雄浑的五个大字：   
    明月几时有   
    下有小字写着：   
    木堂先生属   
    康有为   
    史迪威顿然一惊，然后摇了摇头，停住了，过了一会，他把脸朝向窗外。“康先生秋天来，冬天走了。”他心里想着，“他该走了，北京的冬天，对他太冷了。”   




                                   
                         第68节   古刹重逢

      九年过去了。   
    北京的阴历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变了方向，天气又快凉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节的前奏。鬼节总带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肃杀关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天立秋正是阴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样，还没铺上石板。虽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王朝已被推FAN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还是前清时的老样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时候就像香炉，一阵风刮来，就天昏地暗；雨天时候就像酱缸，一脚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着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得走。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而走。但有一个老人不这样，他在为过去而走。   
    十五年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一个人来菜市口，望着街上的浮土、望着西鹤年堂老药铺，凄然若有所思。他两脚踩的泥土，本该是他当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鹤年堂老药铺前面，也正是监斩者坐在长桌后面、以朱笔勾决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过了这一劫，除了西鹤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对老眼，当年的物证人证，已全化为泥土。西太后化为泥土、监斩官化为泥土、六君子化为泥土，整个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进步、绝望与希望、怠惰与辛勤，都已化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单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别间、旧恨新愁里，面对着老药铺，在泥土上印证三生。   
    这一次来北京、来菜市口，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中国的时局又陷入新的混乱，北方的旧大将走马换将、南方的新军阀誓师北伐，来势汹汹，中国的一场新浩劫或几场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来日无多，又不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为之计。他这次来北京，感觉已和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都有下次再来的心理，可是这次却没有了。他觉得他与北京已经缘尽，这次来，不是暂留、不是小住、不是怀旧，而是告别、永别前的告别。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别、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别、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离开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门外大街南口，走进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侧，一座地势低矮的房子出现了，那是谭嗣同住过多年的地方——浏阳会馆。会馆里的莽苍苍斋，三十年前，正是他们商讨变法维新的地方，多少个白天、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深夜，他和谭嗣同等志士们在这里为新中国设计蓝图。三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莽苍苍斋老屋犹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动的是照料会馆的老佣人，在收了这位陌生老先生的赏钱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绍。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说三十年前，这是大人物住过来过的地方。他吃力的细数莽苍苍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现了“一位康先生”。他做梦也梦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泪站在他的身边。   
    莽苍苍斋的匾额还在，旁边的门联，却已斑驳不清，但他清楚记得那门联上的原文。当时谭嗣同写的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觉得口气太大，要谭嗣同改得隐晦一点，谭嗣同改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大加赞赏，认为改得收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谭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视尔梦梦”的，正是他自己。“再见了，莽苍苍斋；再见了，复生。”这里尘封了他们早年的岁月、这里寄存了当年救国者的欢乐与哀愁、这里凝结了谭嗣同被捕前的刹那，在那从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钦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过客，只有旧屋还活现主人，而主人自己，却长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苍苍的草莽里，默然无语，“人亦有言。”   
    ※      ※      ※   
    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双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过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伤感、怅惆、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枋得而伤感、怅惆、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阔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弥迦使者

            
                        第69节   名满天下

     “康先生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说话声音来自背后，康有为转身一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对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   
    康有为伸出手来，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地问：“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满天下，当然知道。”中年人笑着说，非常友善。   
    “你先生见过我？能认出我来？”康有为问，“你刚才说我‘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来过？”   
    中年人笑起来，笑容中有点神秘。他低下了头，又抬起来。两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康有为。慢慢地说：   
    “我当然认得出康先生，在报上照片看得太多了。何况，我还见过康先生，不过，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记得了。”   
    “多早以前？”   
    “算来康先生会吓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的说，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为圆睁了眼睛，好奇地问：“可能吗？看你先生不过四五十岁。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岁，你十多岁时见过我？在哪里见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这法源寺里。就在这石碑前面。”   
    康有为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细端详着、端详着。“你是——”   
    “我是——我是当年法源寺当家和尚佘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为愣住了。他大为惊讶，仔细盯住了对方。突然间，他拥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从河南逃荒出来、被哥哥放在庙门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为，眼睛湿了。抱了一阵，两人互抱着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详着。中年人赞赏地摇摇头：“康先生博闻强记，真名不虚传，康先生记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你还记得。”   
    “也不是记性多好，而是你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   
    “普净。我叫普净。”   
    “对、对！你叫普净，你叫普净！”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李十力笑着点了点头，“教授倒是滥竽，名则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太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的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佘法师也不在了。佘法师若活到现在，也八十开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寿。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佘法师八十冥诞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佘法师八十冥诞，庙上一定有纪念仪式吧？”   
    “设了一个礼堂，大家行礼。这几天我从学校过来，住在庙上，一来帮忙照料，二来也清净几天，好好想些问题。正好碰到康先生来庙上，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这次从青岛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励准翰林请我吃饭，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变我出亡上轮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国人开来两条兵舰救康有为，可是没人认识康有为。正好袁励准在船上，经他指点，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励准近三十年不见了，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画家溥儒，当场画了幅英舰援救图，我还题了字。当时大家都说再见到近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真值得庆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见到你这位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怎么样？等我到礼堂先向佘法师行个礼，如蒙赏光，我们就到附近吃个小馆。”   
    “承蒙康先生赏饭，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庙上备有素席，我们就在庙上吃吧。现在时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礼吧！”   
    礼堂设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庙上最后一进的藏经阁。原因是佘法师生前说他读书没读够，死后盼与书为伍。庙上的人为了成其遗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经阁。阁前有百年古银杏一棵，枝干搓丫，荫覆半院。阶前有两株西府海棠，也两百多年了。当年大诗人龚定盦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一包这两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词，写道：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这位天才横溢的大诗人死后六十年，佘法师“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归古庙；他死后二十六年，他当年的小徒弟与一饭之缘的康有为，并肩而至，来向他行礼了。   
   


                 
                       第70节   当年的老样子

            饭厅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方形红漆桌仍旧简单而干净。墙上谢枋得的绝命诗还在挂着。从焦黄的纸张与墨色看，已经无从断定它的年代。当年佘法师说它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对它也没什么。这庙里到处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岁月只有对生命有意义，一旦物化，彭殇同庚、前后并寿，大家比赛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经在烛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风吹雨打中存在；而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象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象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佘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话题。   
    康有为问：“佘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斋，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太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佘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没想到佘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佘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   
    “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作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作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第71节   流行的革命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地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一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象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