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迦使者

                                        随 师 学 禅

                                                                                   明  海

　　
       1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师父的情景：一位老和尚从书桌上抬起头，从容地转过身，慈悲安详，和蔼可亲。因为是冬天，他还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我好奇地想：怎么和尚还戴帽子呢？我这样才一动念，师父就随手把帽子摘下来。我想：这老和尚一定有神通呢！
       后来师父淡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神通。对他这话我总不信，便用心观察，神通虽然没有找到，却发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妙处。

　　2

　　师父在北京的住处是一套三间相通的房子，中间一间是佛堂兼客厅，边上一间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他日常每在这里工作，如果有人拜访，一转身又可以接待客人。
       师父的工作都要伏案去做：写文章、改文章、校对稿样、给信徒回信，他做起来都是一丝不苟，字迹从不潦草，标点符号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帮忙誊一份东西，他看了指出许多毛病：破折号应在两格中间三分之二的地方，句号、逗号在方格左下角……我听了惭愧万分：平时还一直以为自己在这方面过了关呢！
       我曾经想：做许多工作都和修行用功不妨碍，做师父这份案头工作却不好用功。你想：一边写文章，一边念佛或者观心，那是不行的，文章一定写不出来。有一次我拿这样的问题问师父，他说：“看书就看书，写文章就写文章，一心一意，不起杂念，这就是修行。”
       这话很平淡，我却做不到，难就难在“一心一意”上。我的习惯，每每写文章时惦记着打坐，打坐时又老想着文章该怎么写。总之是心里总有一些和身口不相应的细微妄想流动，走路时不安心走路，吃饭时不安心吃饭，所谓“心不在焉”———心不在这里，在哪里呢？自己都觉察不出。
       师父却总是那样专注。写文章是这样，吃饭是这样，扫地是这样。他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平常的：早起坐禅、扫地、打开水、到斋堂打饭、坐办公室、改稿、校稿。理论起来可以说是弘法度众生，师父做起来却是如此平实、安详，本地风光、自自然然。他扫地时是那样从容不迫，心无旁骛，仿佛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他要我们学会扫地，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无有间断，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成就大的道业，就能振作佛法的教运……
       当然，师父要是有条件一直专注于案头工作也好，事实是他的工作经常被前来拜访的信徒打断。有的是修行遇到问题要请教，也有的刚接触佛教，还有的是工作、生活不顺心，请师父解忧。来的人有学生、工人，有家庭妇女，有时一家夫妇带着孩子一起来。
       这时候，师父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接待这些来访者。和他们讲佛法、聊家常、解答疑难，话语从容平实，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人们围着他，像冬天里围着一盆火，舍不得离开。
       等来访者一走，师父又回到书桌旁，拿起了笔。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终于感觉到：师父如是的行持中大有“文章”在。首先我自己做不到。换了我，写文章到精彩处，有人打断，心里会生烦恼；而谈话结束后，心又不容易收回，一定还挂记着刚才的谈话。师父却两无妨碍，他放下案头的书、笔，接待来客，给人的印象他刚才什么都没干，专门等你来拜访呢，所以才那样精神饱满，光彩照人；等人一走，他又继续他的工作，仿佛一直如此，没有中断。
       此中有“真意”。我揣摩了很长时间，后来师父说：要活在当下。我才有点恍然了。活在当下，也就是斩断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而安住于现前清净明觉的一念。这种安住等于无住。因为就此当下一念通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成为永恒。《华严经》上说：“三世所有一切劫，于一念际我皆入。”这个入于三世的一念既在三世中又在三世外，它是既存在又超越的。卖点心的婆子喝问德山要点哪个心时，德山就被束缚在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囚笼里而打失了当下一念。
       活在当下，也就是安心于当下。能安心于当下也就能安心于时时处处。古代的禅德“饥来吃饭困来眠”，“无处青山不道场”，就是这个道理。
       师父因为总能活在当下，所以他总显得那样自在洒脱，处理问题应付裕如，不费一些思索，纯为现时境界。不管是作文还是讲开示他都是信手拈来，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想这大概就是《六祖坛经》上所说的“定慧等持”吧。

　　3

　　我有不爱整洁的习惯，这个习惯是过去长期的学生生活养成的，师父几次批评我，我却进步不大。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师父则不然，他周围的环境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且他走到哪里就把清洁和秩序带到哪里。他常给我念叨：“虚云老和尚了不起，虽然行头陀行、穿百衲，但他的衣服却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的案头、禅榻总是整齐洁净的。”
       起初，对他的话我一直漠然淡然，后来才慢慢领会：这也是修行。
       柏林禅寺是一座千年古刹，历史的风暴却使它成为一片废墟。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只有几棵古柏、一座佛塔还使人能依稀辨出这是一座古寺。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师父成了设计师。这儿修什么，那儿建什么，全部都由他亲自擘划，所有工程的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并提出意见。有时他带着我们在寺里四处巡视，向我们描述他的复兴蓝图，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每次回寺，即使是深夜，他也要去查看建筑工程的进展，有时冷不丁他就会挑出毛病，使承包工程的工头提心吊胆。
       最奇的要算赵州禅师塔院的修建。师父在塔前的一片乱草地上划出一个范围修筑院墙。工人在下墙基时竟触到古墙的遗迹，当地的老人说：过去塔院的围墙就在这里。竟是无心合古！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到现在一座初具规模的梵刹平地而起。就像整理一间凌乱的屋子一样，师父把这一废墟整理得清净庄严。
       现在我相信这两件事是不二的。你只有能净化一间屋子，才能净化一座寺院，乃至一个社会，一个娑婆世界，而这种净化源出于我们身心的净化。
       所以师父告诫我们：“依报和正报是不二的。”我感受到他对环境的调整与改变像是出自一种本能，完全是自自然然的，好像无形中有一种光芒从他清净的身心辐射出来，驱除了杂乱，带来了和谐。
       他的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环境，对人也是一样。和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宁静、祥和，心里很清净，没有杂念。
       师父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的净土。”是啊，求生西方净土的人要先完成自我的净化，不能把娑婆世界的坏习性带到净土去。

　　4

　　师父谈起复兴柏林寺的因缘，既属偶然，又像是必然。1987年10月，师父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目睹古寺颓敝，一片蔓草荒烟，他潸然泪下。后来他告诉我们：“年轻时亲近虚云老和尚，随侍身边，老人经常讲赵州和尚的公案，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来到这里，看到一代大禅师的道场如此破败不堪，触动了感情。”
       1990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普光明殿大佛在露天安座，风雨交加中万众腾欢。师父见此情景，老泪滂沱。
       1991年冬，修复中的柏林寺举办了第一次佛七法会。居士们离寺时都恋恋不舍，有的泪流满面。他们说：这里温暖得像自己的家。师父的眼里闪着泪光。
       1993年，在柏林寺南边一个清净幽雅的小院子里，师父为我们一位短期闭关的师兄启关。当他说完四句偈语后，热泪夺眶而出。
       师父说：“我每次看到你们这些弟子，都想流泪。”
       师父的眼泪真多！
       提婆菩萨在《大丈夫论》中说：菩萨在三种时候堕泪：“一者见修功德人，以爱敬故，为之堕泪；二者见苦恼众生无功德者，以悲悯故，为之堕泪；三者修大施时，悲喜踊跃，亦复堕泪。计菩萨堕泪以来，多四大海水。”菩萨的泪从哪里来呢？从悲心来。“菩萨悲心犹如雪聚，雪聚见日则皆融消，菩萨悲心见苦众生，悲心雪聚故眼中流泪。”
       师父的眼泪和悲心想必已经积聚很久很久了吧。在佛教饱受摧残的年月，他们是欲哭而无泪。僧人们被强迫返俗，被批斗、被劳改。有的人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寻短见，有的人则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剩下来的人便要忍受种种迫害和繁重的劳动。
       有一次师父给我讲起劳动改造的情形。数九寒冬，凌晨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几里到工地挑土，到天黑收工，他有一阵子患浮肿，浑身无力，还得坚持干。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大草帽盖住脸，盘腿打坐。“你那时想到过前途吗？”出于文学的想象我这样问他。“没有什么具体想法，但相信那样的现实只是暂时的。”
       师父这一代僧人真是命运多舛。他们年富力强的岁月几乎都消耗在那场劫难中，而当转机出现，复兴奄奄一息的佛教的重任又落在他们肩上。
       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佛教百废待举，太需要人才了！师父必须以一当十地工作。
       他要主编两种刊物，主管河北省佛协，还要参与中国佛协的许多工作。至于柏林寺的复兴他更是多方筹划，惨淡经营。从化缘募捐，到规划设计，图纸的审查，工价的商定，还有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寺内僧团的建设，法会的主持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他一年的很多时间都奔波在旅途中。
       许多次回寺，因为事务忙，他都是夜间赶路，半夜到达，凌晨出现在大殿上，使我们大吃一惊。我曾经想：石家庄—北京一线的火车，在中国这么多人中，可能只有我师父坐得最多了，因为他平均两星期就要往返一次。
       不管事情多么忙，师父像是长有千手千眼，应付自如。他休息的时间那么少，却总是一身洒脱，神采奕奕。有时他也会嘲笑我们年轻人不如他精力好。我想，我们缺乏的主要不是精力，而是他那片似海的悲心。须知，这才是他能量的源泉啊！

　　5

　　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北京师父的住处，师父与我和一位四川的陈先生谈起虚云和尚那张低首蹙眉的照片。陈先生说：“这张像，很烦恼的样子。”师父说：“不是烦恼，是忧患。”我怦然心动。师父接着说：“我们都能像虚老一样，有忧患意识，佛教就有望了，我们个人的修行就能有所成就。”
       有谁能理解禅者的忧患呢？我们选择禅时都只注意了禅的喜悦和超脱，却忽略了禅的艰难、禅者的承担。
       禅宗初祖迦叶尊者以苦行著称。连佛陀都为老迦叶担心，怕他吃不消，劝他放松些，可他却依然如此。最后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众皆惑然，惟迦叶尊者莞尔一笑。这一笑后面有多少艰辛！
       六祖慧能大师为传佛心印，先是磨房碾米，得法后又混迹猎人队伍十三年，屡被险难。
       近代虚云老和尚住世一百二十年，为振救衰颓的教运，他东奔西忙，历经九磨十难！
       师父说：“不要谈玄说妙，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渐渐明白：禅这个概念是多么沉重，而用生命去实证禅又是多么艰难啊！

弥迦使者

                                           佛  无  灵

                                                                                 丰子恺

　　我家的房子———缘缘堂———于去冬吾乡失守时被敌寇的烧夷弹焚毁了。我率全眷避地萍乡，一两个月后才知道这消息。当时避居上海的同乡某君作诗以吊，内有句云：“见语缘缘堂亦毁，众生浩劫佛无灵。”第二句下面注明这是我的老姑母的话。我的老姑母今年七十余岁，我出亡时苦劝她同行，未蒙允许，至今尚在失地中。五年前缘缘堂创造的时候，她老人家镇日拿了史的克在基地上代为擘划，在工场中代为巡视，三寸长的小脚常常遍染了泥污而回到老房子里来吃饭。如今看它被焚，怪不得要伤心，而叹“佛无灵”。最近她有信来（托人带到上海友人处，转寄到桂林来的），末了说：缘缘堂虽已全毁，但烟囱尚完好，矗立于瓦砾场中。此是火食不断之象，将来还可做人家。
       缘缘堂烧了是“佛无灵”之故。这句话出于老姑母之口，入于某君之诗，原也平常。但我却有些反感。不指摘某君思想不对，也不是批评老姑母话语说错，实在是慨叹一般人对于“佛”的误解，因为某君和老姑母并不信佛，他们是一般按照所谓信佛的人的心理而说这话的。
       我十年前曾从弘一法师学佛，并且吃素。于是一般所谓“信佛”的人就称我为居士，引我为同志。因此我得交接不少所谓“信佛”的人。但是，十年以来，这些人我早已看厌了。有时我真懊悔自已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我受先父遗传，平生不吃肉类。故我的吃素半是生理关系。我的儿女中有二人也是生理的吃素，吃下荤腥去要呕吐。但那些人以为我们同他们一样，为求利而吃素。同他们辩，他们还以为客气，真是冤枉。所以我有时懊悔自己吃素，被他们引为同志）。因为这班人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非但完全不解佛的广大慈悲的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谓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又好比敌国的俘虏背弃了他们的伙伴，向我军官跪喊“老爷饶命”，以求我军的优待一样。
       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他们平日都吃素、放生、念佛、诵经。但他们的吃一天素，希望得到比吃十天鱼肉更大的报酬。他们放一条蛇，希望活一百岁。他们念佛诵经，希望个个字变成金钱。这些人从佛堂里散出来，说的都是果报：某人长年吃素，邻家都烧光了，他家毫无损失。某人念《金刚经》，强盗洗劫时独不抢他的。某人无子，信佛后索得一男。某人痔疮发，念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痔疮立刻断根……此外没有一句真正关于佛法的话。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这真是所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我也曾吃素。但我认为吃素吃荤真是小事，无关大体。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其义见该书马序），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群蚁，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身，故用“ 仁术”来掩耳盗铃，是无伤的。我所谓吃荤吃素无关大体，意思就在于此。浅见的人，执着小体，斤斤计较：洋蜡烛用兽脂做，故不宜点；猫要吃老鼠，故不宜养；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可以吃得……这样地钻进牛角尖里去，真是可笑。若不顾小失大，能以爱物之心爱人，原也无妨，让他们钻进牛角尖里去碰钉子吧。但这些人往往自私自利，有我无人；又往往以此做买卖，以此图利，靠此吃饭，亵渎佛法，非常可恶。这些人简直是一种疯子，一种惹人讨嫌的人。所以我瞧他们不起，我懊悔自己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
       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爱物并非爱惜物的本身，乃是爱人的一种基本练习。不然，就是“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齐宣王。上述这些人，对物则憬憬爱惜，对人间痛痒无关，已经是循流忘源，见小失大，本末颠倒的了。再加之于自己唯利是图，这真是此间一等愚痴的人，不应该称为佛徒，应该称之为“反佛徒”。
       因为这种人世间很多，所以我的老姑母看见我的房子被烧了，要说“佛无灵”的话，所以某君要把这话收入诗中。这种人大概是想我曾经吃素，曾经作《护生画集》，这是一笔大本钱；拿这笔大本钱同佛做买卖所获的利，至少应该是别人的房子都烧了而我的房子毫无损失。便宜一点，应该是我不必逃避，而敌人的炸弹会避开我；或竟是我做汉奸发财，再添造几间新房子和妻子享用，正规军都不得罪我。今我没有得到这些利益，只落得家破人亡（流亡也），全家十口飘零在五千里外，在他们看来，这笔生意大蚀其本！这个佛太不讲公平交易，安得不骂“无灵”？
       我也来同佛做买卖吧。但我的生意经和他们不同：我以为我这次买卖并不蚀本，且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我们还要求比“生”更贵重的一种东西，就是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这东西是什么？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因为这东西比“生”更为贵重。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付我了。我这买卖岂非大得其利？房子不过是“ 生”的一种附饰而已，我得了比“生”更贵的货物，失了“生”的一件小小的附饰，有什么可惜呢？我便宜了！佛毕竟是有灵的。
      叶圣陶先生的《抗战周年随笔》中说：“……我在苏州的家屋至今没有毁。我并不因为它没有毁而感到欢喜。我希望它被我们游击队的枪弹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它被我们正规军队的大炮轰得尸骨无存，我甚而至于希望它被逃命无从的寇军烧个干干净净。”他的房子，听说建成才两年，而且比我的好。他如此不惜，一定也获得那样比房子更贵重的东西在那里。但他并不吃素，并不作《护生画集》。即他没有下过那种本钱。佛对于没有本钱的人，也把贵重货物交付他。这样看来，对佛买卖这种本钱是没有用的。毕竟，对佛是不可做买卖的。

　　                                                        1938年7月24日于桂林。

弥迦使者

                                               劝人读经

                                                                                    沈从文


　      《百喻经》说：
    往昔有夫妇两人，烘了三个大饼，作为晚餐。大饼烘就，夫妇二人各自吃尽名分下的一个饼后，还剩大饼一个，不便给谁独吃，于是互相约定，不许说话，谁若先说话，就莫吃饼！两人既然互相约好，便坐在家中，沉默不语。到了半夜，来了一个贼徒，到家偷窃东西，掠尽家中所有宝物。两人皆因有约在先，关怀大饼，谁也不愿出声。贼人眼见这家中人痴呆如此，胡来乱为，全不妨事，且觉得主妇静婉可人，便傍近妇人，作了些小小轻薄行为。那丈夫虽亲眼见到贼人胡闹，却仍因为不忘记那个大饼，故不作声。
    到后妇人忍无可忍了，就叫唤她的丈夫：“大伍，大伍，你真是个傻子，为一个饼，尽人把我如此侮辱调戏！”那丈夫快乐得拍手大笑，他说：“咄，咄，愚蠢丫头，你已说话，你输定了！饼应归我，你已无分！”
    这是两夫妇的问题，谁最愚蠢，别人似乎不能置喙，轻易加以判断。《百喻经》故事所注重的是人的性格。千年前世界上既俨然曾经有个这种丈夫，这性格也似乎就有流传到如今的可能。我们如今已不容易遇到这种丈夫了，但却可从别种人物的治国政策生活态度得知一二。譬如说，一大片土地忽然丢了，或家中老婆跟人跑了，有些人不正是因为守着一点类似有关大饼的约言，不发一言不作一事，沉默支持下去？若有人说了一句话，想提醒他，这些人不正是顷刻之间就会天真快乐的向人喝着：“咄，咄，蠢东西，大饼归我了！”
    读到这本充满了愚人故事的小书时，我总疑心写这本书的人，书虽在一千年以前写成，他的讽刺却预备留给一千年以后。不过如今争大饼的聪明人，大都忙忙碌碌，虽作了不少不折不扣的蠢事，却好像从不曾注意到这样一本小书上来，因此这讽刺，也等于无用了。若希望他有用，又似乎还必需从现在起始，再过一千余年，才能为作主人的明白的。
    不过我总想介绍这本书给那些应读这本书的人。
                                                            一九三三年十月


                                                                 幽   冥   钟

                                                                                   汪曾祺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很早很早以前（大概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提出过怀疑，认为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呢？我的家乡就是夜半撞钟的,而且只有夜半撞。半夜，子时，十二点。别的时候，白天，还听不到撞钟。“暮鼓晨钟”，我们那里没有晨钟，只有夜半钟。这种钟，叫做“幽冥钟”。撞钟的是承天寺。
       关于承天寺，有一个传说。传说张士诚是在这里登基的。张士诚是泰州人。泰州是我们的邻县。史称他是盐贩出身。盐贩，即贩私盐的。中国的盐，秦汉以来，就是官卖。卖盐的店，称“官盐店”。官盐税重，价昂。于是有人贩卖私盐。卖私盐是犯法的事。这种人都是亡命之徒，要钱不要命。遇到缉私的官兵，便要动武。这种人在官方的文书里被称为“盐匪”。瓦岗寨的程咬金就贩过私盐。在苏北里下河一带，一提起“私盐贩子”或“贩私盐的”，大家便知道这是什么角色。张士诚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元至正十三年，他从泰州起事，打到我的家乡高邮。次年，称“诚王”，国号“周”。我的家乡还出过一位皇帝（他不是我们县的人，他称王确是在我们县），这实在应该算是我们县历史上的第一号大人物。我们县的有名人物最古的是秦王子婴。现在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以后隔了很多年，出了一个秦少游。再以后，出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但是真正叱咤风云的英雄，应该是张士诚。可是我前几年回乡，翻看县志，关于张士诚，竟无一字记载，真是怪事！
       但是民间有一些关于张士诚的传说。
       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找人来写承天寺的匾。来了很多读书人。他们提起笔来，刚刚写了两笔，就叫张士诚拉出去杀了。接连杀了好几个。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杀他们？”张士诚说：“你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了’，是个了字！老子才当皇帝就‘了’了，日他妈妈的！”后来来了个读书人。他先写了一个：“王”字，再写了左边的“　”，右边的“　”，再写上边的“　”，然后一竖到底，张士诚一看大喜，连说：“这就对了！———先称王，左有文臣，右有武将，戴上平天冠，皇基永固，一贯到底！———赏！”
       我小时读的小学就在承天寺的旁边，每天都要经过承天寺，曾经细看过承天寺山门的石刻的匾额，发现上面的“承”字仍是一般笔顺，合乎八法的“承”字，没有先称王、左文右武、戴了皇冠、一贯到底的痕迹。
       我也怀疑张士诚是不是在承天寺登的基，因为承天寺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座皇宫的格局。
       承天寺在城北西边，挨近运河。城北的大寺共有三座。一座善因寺，庙产甚多，最为鲜明华丽，就是小说《受戒》里写的明海受戒的那座寺。一座是天王寺，就是陈小手被打死的寺。天王寺佛事较盛。寺西门外有一片空地，时常有人家来“烧房子”。烧房子似是我乡特有的风俗。“房子”是纸扎店扎的，和真房子一样，只是小一些。也有几层几进，有堂屋卧室，房间里还有座钟、水烟袋，日常所需，一应俱全。照例还有一个后花园，里面“种”着花（纸花）。房子立在空地上，小孩子可以走进去参观。房子下面铺了一层稻草。天王寺的和尚敲着鼓磬铙钹在房子旁边念一通经（不知道是什么经），这一家的一个男丁举火把房子烧了，于是这座房子便归该宅的先人冥中收用了。天王寺气象远不如善因寺，但房屋还整齐，———因此常常驻兵。独有承天寺，却相当残破了。寺是古寺。张士诚在这里登基，虽不可靠，但说不定元朝就已经有这座寺。
       一进山门，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的颜色都暗淡了。大雄宝殿的房顶上长了好些枯草和瓦松。大殿里很昏暗，神龛佛案都无光泽，触鼻是陈年的香灰和尘土的气息。一点声音都没有，整座寺好像是空的。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衣履敝旧，神色凄凉。———不像善因寺的和尚，一个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
       大殿西侧，有一座罗汉堂。罗汉也多年没有装金了。长眉罗汉的眉毛只剩了一只，那一只不知哪一年脱落了，他就只好捻着一只单独的眉毛坐在那里。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
       罗汉堂东南角有一口钟，相当高大。钟用铁链吊在很粗壮的木架上。旁边是从房梁挂下来的撞钟的木杵。钟前是一尊地藏菩萨的一尺多高的金身佛像。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帽，跏趺而坐，低眉闭目，神色慈祥。地藏菩萨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光幽微。
       在佛教的菩萨里，老百姓最有好感的是两位。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她）救苦救难。另一位便是地藏菩萨，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他是地之神，是一位好心的菩萨。
       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因为这钟在半夜里撞，叫“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处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大概以为这样的死是不洁的，罪过最深。钟声，会给她们光明。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好心的菩萨，他对死于血崩的女鬼也会格外慈悲的，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极其自然。
       撞钟的是一个老和尚。相貌清癯，高长瘦削。他已经几十年不出山门了。他就住在罗汉堂里。大钟东侧靠墙，有一张矮矮的禅榻，上面有一床薄薄的蓝布棉被，这就是他的住处。白天，他随堂粥饭，洒扫庭除。半夜，起来，剔亮地藏菩萨前的油灯，就开始撞钟。
       钟声是柔和的、悠远的。
       “咚———嗡……嗡……嗡……”
       钟声的振幅是圆的。“咚———嗡……嗡……嗡……”，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就像投石于水，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咚———嗡……嗡……嗡……”
       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嗡……嗡……嗡……”金色的光环暗了，暗了，暗了……又一声，“咚———嗡……嗡……嗡……”又一个金色的光环。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
       夜半，子时，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
       “咚———嗡……嗡……嗡……”
       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
       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他听到了钟声。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
       承天寺的钟，幽冥钟。
       女性的钟，母亲的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中午，飘雪。

弥迦使者

                           
                               《佛教常识问答》序

                                                赵朴初


　　
       这本书是我近四十年前开始写的，因为事务冗忙，时作时辍。原来计划，除现在书中的五章外，还有三章是有关中国与外国佛教关系史的，因佛教协会已有这方面资料的编辑和著作，所以不重复了。

　　我写成第一章后，曾以《楞严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句话中提出“饮水”二字作为笔名，陆续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说：“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愿‘大题小做’，更害怕有题空做。”这本书名很合我的心意。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看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ge”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只是为了和外国朋友谈话时，翻译人员因缺乏佛教知识而感到困难，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但这许多年来，得到国内不少人的关怀鼓励，也引起一些外国朋友的注意。事实说明，这本小书对于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增进国际朋友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不无少许贡献。

　　我虔诚期待国际朋友对于此书内容给予指教。



                                                         

                                     皈依的心路

                                                   金 庸

　　
        池田：金庸先生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于什么事呢?

　　金庸：我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池田：请往下说。

　　金庸：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雷，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池田：是吗？我可是初次听到。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曾失去我的次子。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的仅有一岁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怀》。其中有汤因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当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ji 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ji 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ji 督教，但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ji 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

　　那次会晤，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满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这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生死观”，您曾作过竭力的思考，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一本完整的书”的生死观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气学完，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

　　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小乘”佛经。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才可以对之进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仰，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

　　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本地谈谈当时的心情。

　　金庸：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例如《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等，疑问又产生了。这些佛经的内容与“南传佛经”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了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巧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为了令人相信，甚至说些谎话（例如佛陀假装中毒将死）也无不可，目的都是在弘扬佛法。

　　池田：《法华经》富于艺术性，有“永恒”，有广阔的世界观、宇宙观，有包容森罗万象一切生命空间的广大。其中许多警句般的经文有影像般的美，简直可以说是一本庄严的“生命摄影集”，可以一页一页翻转的，那一瞬一瞬的画面如在眼前浮现。

　　金庸：我也是了解了“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经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池田：《法华经》是“圆教”，如果从作为大乘经典最高峰的《法华经》来看的话，其他的佛经都可谓各执真理一端的说教，一切经全部都可收纳于“圆教”的《法华经》中，宛如“百川归海”。您先学小乘佛经，后再研读大乘经典，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华经》是佛教的真髓，这确实反映出先生对于佛教的认真探索之精神。

    金庸：对于我，虽然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弥迦使者

                        回忆五台山车祸

                                                                                                                      蒋子龙


　　  车祸使大家感到每个人的生不再是个体，死也不再是个体。这时候车厢内有了响动，大家的教养都不错，尽管有人满脸是血，那位偏要将“falun倒转”和议论尼姑最放肆的姑娘，前额被撞开了一道大口子；广东的评论家谢望新前胸一片血红，面色惨白；有人还在昏迷，不知是死是活……但没有人哭叫咒骂、哼哼咧咧。能活动的都慢慢直起身子，这才看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客车翻倒在左侧的山沟里，幸好山沟不深，但汽车也报废了，车内车外都成了一堆烂铁。钢铁制造的汽车摔成了一堆破烂，我们这些坐在汽车里的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肉体竟绝大多数完好无损，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里毕竟是五台山啊！

　　没有受伤或受伤较轻的人帮助那些一时不能行动的人离开了翻倒的汽车，站到路边等待救援。这时候有人发现，刚才在山上曾钻进“佛母洞”的那位评论家，没有伤到别处却惟独撞伤了嘴巴，肿得老高，让人一下子联想到猪的长嘴，显得异常滑稽好笑，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直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人们都还记得他在“佛母洞”里那番关于猪的亵渎……以后许多写这次五台山车祸的文章都回避了这一细节，我想是不知该如何表达。其实他的嘴肿未必跟佛有什么关系，佛博大精深，慈悲宽容，即便真听到了他的亵渎也不会狭隘到立马就报复他。坐汽车碰伤了嘴毫不足奇，而嘴一肿就长，让人极容易联想到猪。这说明文人们觉悟了，开始忏悔，他们意识到在此之前的许多话很不得体。你可以对佛不信、不拜，但既到佛山来，就该对佛有起码的尊重。就像你去一个人家里串门，总不能故意寻衅闹事污辱主人吧？这时有看热闹的人开始向车祸现场聚拢，他们先看到被摔烂了的汽车，问的第一句话是：还有活着的吗？其实我们都在道边好好地站着，刚才被摔昏或震昏的人也已苏醒过来，死的是一个都没有。虽然有人挂彩见红，但是不是就伤得很重还难说。不知围观者常有的是一种什么心态，难道真是“看打架的嫌架打的小，看着火的嫌火烧的小，看车祸的嫌死的人少？”

　　有人见出了这么大的车祸竟然没有死人，触景生智开始大发别的感慨：去年有三十多个北京的万元户（那时候在人们的眼里万元户就是富翁了），集体来游览五台山，在另一个山道上也出了车祸，全部遇难，没留下一个活的。看来五台山喜欢惩罚名利场中人！福建一位老编辑接了腔：名利场中人又怎么得罪了五台山？今天这么大的车祸没有死一个人，说明五台山对文人还是格外关爱的……其实这也许只是俗人的想法，在佛眼里众生平等，分什么名利高低？如果世间有个名利场，那非名利场中又是些什么人呢？现代人无不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难道都该受到惩罚？

　　不管怎样说，“黄河笔会”很难再继续下去了。笔会组织者请山上的医疗急救人员为受外伤的人做了紧急处理，但无法做彻底检查。于是我们换成旅游公司崭新的大客车，直奔大同。一路无话，到了大同，先安排大同市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给每个人做详细检查。担惊受怕作了大难的山西作家协会主席焦祖尧找到我，说原来他们跟大同市负责接待的部门有协议，参加笔会的作家来后要给大同的文学爱好者和一部分机关干部讲课。现在虽因车祸笔会不能进行下去了，但我们还是来到了大同，而且给大同添的麻烦更大，讲课不能取消，人家已经通知下去了，就在今天下午。原定是我跟刘心武一起撑半天，现在刘心武疼得上不了台，只好让我一个人顶。我无法拒绝，就在去年夏天我也组织过一次大型“森林笔会”，在分头活动时一辆吉普车翻倒，砸断了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小腿，因此深知焦祖尧此时心里的滋味。用写一笔好字的唐达成的话说，参加笔会要一路写字或一路讲课，是给自己换饭票，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托。再说现在的人们还有兴趣要你的字，想听你讲些有趣或无趣的话，这是对你的抬举，怎可不知好歹？

　　焦祖尧让我先去检查身体，然后再上台。我又没有受伤，不想去检查。他说无论如何也要去除疑心病，不然等你回到天津发现有问题，我们怎么担当得起？这家伙是怕我后半生赖上他，就跟他先去见医生，胳膊腿加一个脑袋明摆着没有受伤，就只对骨头和内脏进行了一番透视和照像，然后就上台了。到傍晚我讲完课回到住处，所有参加笔会的人都用一种古怪的似同情似疑惑的眼光盯着我看，原来所有人检查完内脏和骨头都没有事，个别人血流满面也只是皮肉伤，缝合几针就解决问题了。独我，“右边第九根肋骨轻微骨折！”

　　呀，从接过诊断书的那一刻起，我感到右侧的肋条真的有点疼。笔会组织者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当晚就回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小车等在北京站台，拉上我就往天津跑。天津的朋友圈里已经轰动，碰上这种事大家都喜欢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五台山上的车祸还能小得了吗？说是肋条断了，那是怕家里人着急……将近中午我回到天津，作协的同志不让我进家先去全市最好的骨科医院，一照像：“未见骨折。”

　　哈，这就有点意思了！此后的两天我又跑了四家医院，两家说是骨折，两家说没有骨折，正好是一半对一半。这太怪异了，完全没有道理……或许这是一种警示，想告诉我点什么？世间能说出的道理都是有局限的，狭隘的。惟有讲不出的道理，才是最庞大最广阔的。没有道理就是最大的道理。我从此闭口不再谈那次车祸，不能像讲故事一样一遍又一遍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叙述那次车祸的经历，并从叙述中获得某种奇怪的快感，或者是解脱。但我会经常回想那场车祸，车祸刚发生后觉得人离死很近，生命极其脆弱，zai 难会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突然降临，喉管里的这口气说断就断！随着人们健康地将车祸看成了一次惊险而富有刺激的经历，就会觉得人离死很远，出了那么大的车祸都没有死一个人，可见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决定不再去医院，转而求教一位高人。

   他叫胡克铨，是贵州省水利厅小水电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得受不住，躲到贵州大山里当了“野人”，因祸得福发现了“龙宫”———后来开发成异常奇妙的旅游景观，就是四年前我在看“龙宫”的时候认识了他。当时天色将晚，“龙宫”已经关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围着“龙宫”四周转悠，就见一人在“龙宫”北侧束身长坐，神气清穆，风鉴朗拔，不由得上前攀谈。他谈天说地，博学多识，立刻能让人神思融净，身心豁然。于是我们便成了朋友，我更多的是把他视为智者，遇有委决不下的事情愿意跟他商量。他说：你的肋骨没有骨折，不信等会下楼跑十圈，没有一个肋骨骨折的人能够跑动。这不过是五台山跟你开了个玩笑，或者是想提醒你一下。你仗着个子高，架子大，想看圣山却又对佛表现得大不敬，看到年轻人恃才傲物，言语轻狂，竟不加劝阻。五台山无所谓，但五台山满山遍野都是去朝圣的人，惟你们这些人出洋相，逆向而动，焉能不伤？佛不怪人人自怪，是你们这些人的心里在捣鬼，要谨防自己的心啊！

　　我放下电话就下楼了，真的围着自己住的楼跑了十圈，刚开始感到右肋有些不自在，渐渐地就浑身发热，酣畅淋漓起来。从此我不再理会“第九根肋条”，它也就真的没有再给我添麻烦。但我却无法淡忘那次车祸，出车祸是不幸，在车祸中没有人死或受重伤，又是不幸中之大幸。不幸是伟大的教师，不幸中的大幸更是伟大的教师，祸福相贯，生死为邻。刘禹锡说：“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以后我再看山或进庙，提前都要有所准备，一定是自己真想看和真想进的，先在心里放尊重，不多说多道。守住心就是守住嘴，特别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绝不妄加评判。

　　改变自己很难，但车祸的教训也非同一般，人很难能做到不被生死祸福累其心。渐渐我觉得自己的脾性真的变得沉稳多了，心境也越来越平和，有时竟感到活出了一份轻松和舒缓。心一平连路也顺了，每年总还要外出几次，继续东跑西颠，却从未再有过惊险。

　　所以，我感谢五台山，感谢那次车祸！

弥迦使者

                         结缘雪窦寺

                                                                                                                    戴厚英


　　 1

　　3月11日至22日，我与一位朋友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了一阵，参加了那里的“打佛七”活动。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住在寺院，身临其境地体验宗教生活。吃素、念经、斋戒。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刚刚开始读几本佛经的人，朋友则对佛教一无所知。她说，所有的宗教在她看来都是迷信，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宗教能够历经几千年而不衰，所以应该去看看。当然这只是表面原因，我知道，其实她和我一样，在寻求人生的新支点。三十多年前，

　　我们还都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被封为“文艺理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成为“三个小辫子”中的两个。如今，我们各自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内内外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没有变，那就是我们仍然不愿意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完下半生，并且不愿意把挣钱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我们都在不懈地追寻。她已退休多年，家庭生活也不错，但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劳碌，发挥“余热”，我呢，则坐在书斋里，苦苦思索。

　　我为什么会想到去读佛经呢？说来话长了。大概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题为《佛缘》，便透露出一点消息。当时，我对连续几年反复出现的同一个梦境感到奇异。我梦见我孤零零地走在一群无山脉相连的山峰里，目标明确，找佛。我也知道我找的就是那座最大的山峰，它就是佛，寺院佛堂都藏在它肚里。可是，每当我走近它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心生恐惧，要回转身去。梦便在这时醒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不了我的梦，我便往自己心灵深处追寻，或者我有佛缘，与佛一直有着若明若暗或断或续的联系？

　　当时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梦境。人道主义的信念使我充满信心和力量。《佛缘》发表之后，偶然也会向朋友提起那个奇异的梦，但不想深追，因为我不需要也不相信有一个彼岸世界。我一如既往在人性和人道的路上耕耘。

　　近几年，内心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对人性开始怀疑，并且感到人道主义不能解决我面临的全部问题。问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现实的刺激。现实如何，无须我说，我只想说确实感到难以名状的失望和失落。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地位之后的失落感或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口中的酸水。我觉得无论我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都不曾获得过什么中心地位。希望跻身于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不少已获得了成功，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我感到的是理想的失落，本质的失落。时时处处可以看到感到个人或群体毫不心痛地掏尽了自己的灵魂，把欲望扩充，把金钱填进去。本末倒置，头足倒立。传媒天天出现关于文化的描述，文化遍及吃喝拉撒，肤发面皮，却始终没能让我看清文化的本体。一堆堆东西方文化的垃圾如小山、坟墓遮挡住我的双眼，我分别不出脚步到底是朝东还是向西。没有东西，许多人越来越不像东西。

　　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慢慢消失，忧虑和焦躁却步步进逼。人似乎永远被恶魔蛊惑，做恶魔的奴隶。不可否认今天比昨天好了些，可是明天比今天更好的保证在哪里？

　　我向各种学说和主义询问、请教，都不能完满回答我的问题。依然浮躁、焦虑。仿佛看见一个无名的黑洞在飞速旋转，要把我吸进无底深渊。听得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话语，有疯狂的欢呼、沉醉的呓语，亦有绝望的尖叫、深沉的叹息。可是，那能够抓住人们的手脚，把他们从黑洞的风口中拉拔出来的力量在哪里？

　　我的目光自然而然转向宗教。我读了《圣经》，并且走进教堂。之后我把《古兰经》也读了。最后读到佛经。应该说，所有的宗教（当然不包括邪教）对我都有吸引力。因为它们都劝人为善，都告诉人们除了肉体，还有个灵魂是更需要关心的，而且都给人指出了一个超越的途径和可以到达的“彼岸”。善良的人们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理想和安慰，邪恶之辈则会有所戒惧。人不能无所畏惧。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倾心于佛教。这一方面由于我从小受到佛教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则由于它的教理与我的文化选择更为吻合。我欣赏它的“众生平等”和“命自我立”。真正是不靠神仙皇帝，可以自己救自已。

　　我读佛教的另一个原因纯粹是个人的。我自幼敏感，有许多不可解释的神秘体验。过去不敢正视，如今敢于正视了。我要探究灵魂到底有没有，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满清顺治皇帝所唱的：“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蒙目龙又是谁？”去年四月，我的笃信佛和儒的父亲溘然长逝，对他的追思和怀念，也使我转向佛教，由它，我可以进入父亲的精神境界。

　　但是，我却没有决定皈依佛门。因为还有不少疑惑未解。我和朋友一样，到雪窦寺只想看看，希望有所收获。

　　 2

　　我们在‘打佛七’活动的前三天到达雪窦寺。目的是游山玩水。来之前，有人告诉我，雪窦山风光旖旎，仙气缭绕，值得玩味。但是对此，我并无什么体会。与过去见过的名山相比，雪窦山还缺少很多诱人的东西。给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它的人文景观，因为它充满禅味。
我们是乘船到达宁波再转汽车进山的。走出宁波码头，来不及对宁波多看几眼，便被一拥而上的出租车司机包围了。“奉化去吧？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的别墅，妙高台，去不去？”“蒋母墓，蒋母墓！”

　　虽然明白世事变迁，昨日不再，蒋介石成为招揽游客的风景，却还让我感到新鲜和意外。十多年前去庐山参观蒋宋夫妇和毛泽东都住过的别墅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的参观还是“内部”的，是对作家们的优待。我们静悄悄地进去又出来，谁也没说话。我只是在心里提问：几十年腥风血雨，斗争得活来死去，何以这儿的风景依旧？新主人承继了旧主人的全部遗物，变化的只是一块无关紧要的石头，过去那石头上刻着“美庐”，后来被搬走，后来又恢复。妙高台似乎没有重要的新主入住。显然又经历了一番修复。看着它色彩鲜艳的亭台楼阁，我不由自主唱起小学时学会的歌：宋美龄坐空院自思自叹，想起了眼前事好不惨然。不禁哑然失笑，千百万人曾经付出的生命代价，在笑声中淹没。

　　历史不像是一条长河，而是一个水潭：像杭州西湖的印月三潭。潭中月影颤颤巍巍，美不胜收，真实的月亮却只有一个，在天上挂着。想起《金刚经》里的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是观？因此而不再有为？心像潭水一样的摇。

　　车到雪窦寺。高悬于山门的是一块直匾，“四明第一山”，蒋介石的手书。据说原件已毁，此为复制。雪窦寺创建于晋代，创建者是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尼姑。以后雪窦寺成为禅宗名刹，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禅师大德，无一名女尼。看来佛教也如一切人类活动的领域，女人搭台，男人唱戏。千多年来，雪窦寺经历过五次兴废，也都在男人们的手里。有毁于乱兵，有毁于僧风，又有毁于阶级斗争。最彻底的毁坏是“文化大革命”中。据说当时所有的殿堂都被砸烂，仅留下两间作仓库的厢房。1987年开始重建，如今已大体恢复。仍有工程未完，因此随处可见工地和未安装好的佛像。据说因经费短缺，有些工程有停工之虞。但香火已经很旺。佛经说，一切事物都有成、住、坏、空，雪窦寺的兴衰自然也毋庸大惊小怪。倘若我今天预言，雪窦寺还会经受无数次毁坏乃至最终灭迹，怕也不是疯话。但是现在，它却在“成、住”时期，它所提供的景观还是值得认真玩味的。

　　这里有黄巢墓，号称“杀人八百万”的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雪窦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据说是走投无路才放下屠刀的。蒋介石家族与雪窦寺缘分深远，留下不少故事。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将军一度被软禁在寺里，留下了枝叶繁茂的楠木树。

　　如今都成风景了。风景之中又有一道风景无形地显示出来，那就是使这些风景不断改变意义和形态的“天翻地覆”。

　　是谁摇动了时间的把柄，把时间和空间一起浓缩？一道道风景都收进了一个广角镜头，星星点点，零零散散，纠纠缠缠，变变幻幻，却显示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站在镜头的后面。我在镜头的后面看到一只大眼，不是“第三只眼”，应是佛眼、慧眼，或者是永不灭亡的平民百姓的眼。这眼广大冷静，既不指点江山，也不激扬文字，只是静观。像江河的河床，任凭风浪迭起，景物变幻，它只静静地承担。甚至不会问：容尔者我，主尔生灭者，为谁？

　　 3

　　什么叫“打佛七”？读了“雪窦寺阿弥陀佛七手册”才知道，就是善男信女集中起来过七天的宗教生活。《佛说阿弥陀经》中说，末法时代，人心难调，为了解救迷悟众生，阿弥陀佛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修行的方便法门，若能持名念佛或一日，或二日……或七日，一心不乱，便能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打佛七”功德殊胜。

　　我和朋友商量，参加还是观望？朋友说她没有宗教情绪，不想滥竽充数。她说她与我不同，对于佛门，我是一脚在里一脚在外，她则是两只脚都在外。她说得不错，一踏进寺院，我就与她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我和她一起站在门外看和尚们作晚课，她平平常常，没什么特别的表现，我却泪流不止，一直到功课结束，说不出任何流泪的理由。既不是被感动，也不是触景生情，但就是要流泪。仿佛泪水与我无关，而是别有源头，别有主宰。“这表明你本来就是个修行人，善根发动了。”有人对我说。我想也许，要不怎么会有十年前的梦境和今天的行动呢？但是一想到要一口气念七天佛，我怕坚持不下去。我最怕重复行为。但我想体验一下，功德究竟如何殊胜，撑不下来还不行半路退出？朋友觉得一个人站在门外观望无趣，便决定一起试试。

　　于是我们有了七天不同寻常的经历。

　　七天的功课是一样的。早上四时起床，五时上早课，念经、拜佛、持名念佛，一天四场。一百多人站满了大殿，我和朋友紧挨着站在最后面。头天晚上起香、净坛，全体人员都五体投地，向佛顶礼，只有我和朋友直挺挺地站着，只双手合十表示尊敬。觉得很刺目，所以第二天没经过商量，我们就齐齐地跪下了。但是刚刚以头触坐垫，我就笑了，想起了我俩的过去。谁能想到几十年以后我们会来到这里，跪在这里？要不是膝头钻心的疼痛，我宁可相信，跪着的不是我。难道，这就是宿命？
但是，以后的几天活动，我没有再笑，而是很快进入了“角色”。虽然有“手册”在手，因为不熟悉，加上参加者多为宁波人，语音特别，我几乎完全不知道人们念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惟一听得明白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可是此情此境，语言和书本对我都不重要，心里自有一片庄严、宁静、融和的境界。梵乐像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血脉，我一次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流泪。而且并没有丧失理智。我明白每一次流泪的缘由。

　　那次，当我随着维那师的念诵跪下去拜愿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边无际也无明确对象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泪水湿了我匍匐的坐垫。这就是“同体大悲”？

　　那次流泪是因为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瞋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这是忏悔时的唱诵。没有平时反省或检讨时的“帽子”、“棍子”，甚至也没有具体的所忏悔的人和事。但也正因为这样，忏悔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和力度，好像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又从根本上肯定了自己。心里有一种“回归本体”的感觉，不由得喜极而泣。

　　每一次念经之后都要长时间的绕佛。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双手合十，两目微垂，一边随人流移动脚步，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的行列像一条小河，蜿蜿蜒蜒，在坐垫间流动，首尾相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与大家的融会在一起，低沉委婉，声声相连，像一串不断的念珠。我眼前浮现出一条路，一条无始无终的路。忽然，我解悟了十年前的梦，原来我是要继续寻找，寻找更为深刻和真实的自我。现在我不再是孤零独行，而是在一个行列里。那么我找到了？就是佛？我的本性不再是我反复在课堂上宣讲过的具有欲望、情感、思想的“人”，而是更为广大更为久远、无始无终的生命本体？我声声呼唤的不是住在某处的阿弥陀佛，而是久已疏远和蒙尘的自己？魂今归来，魂兮归来啊！我听见自己心里是这样念的。泪水便在这时悄然流涌，顺着面颊，滴在我合十的掌上。门外站着许多观看的游人，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满面泪水感到羞愧。

　　悲悯、忏悔、回归，像暖流注满我的身心，我不再感到劳累，下跪的时候，膝头也不再疼。来寺院的当天晚上，雪窦寺住持接见我们的时候，我曾明白表示，我不想皈依，可是此刻，我的想法变了。我真诚地唱出“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而且我还在心里补充了几句：为了自救救人，我不求往生乐土，不求长命百岁，亦不怕入无间地狱。我愿意付出自己。我五体投地，任泪水欢快地流淌，心地洁净无比。

　　于是我对朋友说，看来我要先你一步跨进佛门了。两天以后，住持将传授三皈五戒。我想我会站在皈依弟子的行列里。这时朋友还在考虑。她第一天念佛下来就摇头，说佛教如果不改变这种初级的形式，是很难吸引知识分子的。思想不通加上功课太紧，她竟然病了，佛七的第四天她就直睡了一天，念不动佛了。想不到也在这一天，我和她一样，头脑里又挂满问题。

　　那是观音菩萨生日的前夕。乡下来了许多朝山拜佛的香客，泰半是老年妇女。他们自发地加入我们念佛的行列，按规矩正好排在我身后。老太太们一律穿着朝山服，丝绸的长裙，上罩闪光的直缀，像古代妇女。要在平时，我也会把她们当一道风景加以观赏的，可是现在，一想到我成为“海青”僧衣和这种朝山服的“分水岭”，而我又是“短打”行装，一件丝绸面风衣，便觉非常滑稽。想笑，用力忍了一会。可是身后那位老太太念佛的腔调实在太古怪，她不但不顾节奏韵律，把很有韵味的念诵变成散慢的宣叙，而且把“阿弥陀佛”念成了‘藕米豆腐’，之后还拖出一个花腔的“喂”。我的天！无论我怎么忍，还是笑了起来，而且笑出了声。幸亏大家都很专一，没有注意我。否则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为了忍住笑，我只好分散注意力，将目光在十八罗汉的脸上扫来扫去，然后再把前面的和尚、居士们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想着，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可能有一本书，能一本本读过来才好。神散了，心走了，前几天的境界完全离开了我。笑总算止住，但皈依的决心却发生动摇。我觉得我和老太太们是同路不同志啊！我再也没有力气绕下去，偷偷溜回了宿舍，向朋友模仿老太太念佛的腔调，肚子都笑痛了。待我收住笑，朋友说：“你今天还不如我这个没去念佛的。我读完净空法师写的《佛法与人生》，很有收获，我决定皈依。”“什么？你信了？”我问。朋友说：“我不管什么三世报应、六道轮回，我只认净空法师在这本小册子里讲的佛教，第一，它是一种教育，而不是宗教；第二，它教人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这正是我在做人中所追求的。”“可是，不相信三世报应、六道轮回就不是佛教。”我说。“我不管，我就认那几条。你呀，想得太多。”朋友说。

　　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非常了解她的性格。她的决定总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经决定，就不会改变。我怎么办呢？仍然是一脚门外，一脚门里？

　　 4

　　我是在传授三皈五戒仪式举行的前半小时才明确表示皈依决定的。

　　我觉得朋友说得对，一百个佛教徒对佛教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理解。有人为己，求福求寿求灭灾；有人为人，求做人的理想境界。有人求诸外，一心靠神佛护佑；有人求诸己，靠自身修养完善自己。所以，有人重“因”，注重自己做下什么，真做了错事，就甘受报应；有人重“果”，做了恶事想逃避恶报。一切全由自己把握，只要自己真正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管别人怎么想的干什么？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作出决定之前我们还是找住在我们对面的了我法师交谈了一次。我全盘托出了自己的“保留”。我说我不同意把人生说成全是苦，我认为人生是苦乐相依。了我法师要我从无常上去理解，我表示同意。我批评佛教的出世消极，了我法师对我宣讲普度众生是大乘佛教的宗旨，并不是不要世间关怀，法师开示中专有一讲“建设人间净土”，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我不能同意“一切惟心造”，我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想象或境界。对此，了我法师说了十六个字，关于极乐世界，是“生则必生，去实不去”；关于“空”，是“心在空中，行在有中”，朦朦胧胧，好像有所领悟，想到了“天人合一”，还想到庄子的《逍遥游》和《养生主》。但还须好好研究研究。我用了“研究”这个词，足见我的凡俗，不少学佛的人告诉我，读经不能用一般的思维方法。可是我改不了，这就是经书里所讲的“所见障”吧？我为自己知识见解所阻碍。

　　皈依的仪式庄严隆重，我和朋友都流了泪。此时此刻也对弘一法师圆寂前写下的“悲欣交集”有点儿体会。但是，我怎么能与弘一法师相比呢？他那么决断而彻底地出家了，我却连五戒都不敢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按说没有什么难做的。我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到现在，硬是一条鱼一只鸡也不曾杀过，不敢。一面对小动物的眼睛，就心悸，仿佛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的灵魂在审视着我。但是对看不见眼睛的生命我是敢杀的，如蚊、蝇、蟑螂，我则必杀无疑。我能容忍蚊子吸血，不能容忍它的嗡嗡哼哼，还让我痒得又抓又挠，洋相百出。苍蝇若不传播细菌，我杀它干么？可是它能改吗？我知道佛可以以身饲虎，我不能。倘若那虎佛性全灭，不知反悔，害人无已，我也不反对把虎杀了。至少我会去研究如何打个笼子或扎起笆篱，限制虎的自由。我不是佛。还有对于饮酒，我也保留。我不是酒鬼，平时滴酒不沾，也不藏酒。但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三杯两杯淡酒，凭添无穷乐趣，我不敢放弃。我认为既然佛教也说“人身难得”，既生而为人，还是要将人生过得有声有色。我听见法师的开导，“夫戒者，生善灭恶之根本，超凡入圣之种子，才登戒品，便绝轮回……你们能以教奉行吗？”我听见旁边的朋友轻轻地回答：能。我只闭嘴不语。心想，我不会变成鲁智深的。事后我得知，朋友也只受了三戒，身为家庭主妇，鱼是要杀的，所以杀戒未受，酒也略有保留。

　　为此我不能不钦佩我所认识的和尚和居士们。我确实认识了一些真正信佛的人，我的决定皈依与他们不无关系。记得几年前，我就对研究佛学的朋友说，想去寺院住一阵，分享僧尼们的净土。他劝我别去，说你会失望的，如今已是到处无净土。那些年对宗教的极左做法加上近来的商品大潮的冲击，真和尚真尼姑已经不多，有的把出家变成职业了。要不是遇到了几位学佛的大学生，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了纯净，我就不敢到雪窦寺去，害怕读佛经所得到的境界被破坏了，待到见到和尚，我更感到真正的信仰还是有的。

　　雪窦寺的和尚年纪都不大，住持才二十八岁，被聘为首席和尚和监院的了我法师也只有四十来岁。可是他们的智慧和威仪不是凭年岁可以度量的。他们是那么慈祥、平静，像一潭清水。听住持开示，使我不敢想他的年纪，我甚至相信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比我要久得多。那光光的头顶上鼓着一个界线分明的土包，像图画上的寿星老。语调低缓平和，讲到任何问题都无碍障隐晦，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只是在他开示时偶然拍掌，我才会想起，他还是个年轻人呢！了我法师每天领我们念经绕佛，几天之中，未曾发现他有丝毫懈怠，行走坐跪都如礼如法，堪称表率。好几次，我想去问他们，为什么出家呢？以你们的气质仪表文化水准，在今天的社会上获得一份幸福的常人生活应该完全不成问题。和尚有二百五十条戒律，你们怎么忍受得了？可是每一次我都退缩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太低俗了。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怎知修行人的常、净、我、乐追求之崇高？而且，佛教把天人世界分为欲、有色、无色三界，人心、人世又何尝不是这三界并存呢？我们俗人大都在欲界打滚，和尚尼姑们通过守戒修行把自己从欲界、色界甚至无色界中超拔出来，为浑浊的人世开辟一块净土，作为俗人，我只应顶礼致敬，虚心学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我所认识的几位小和尚也让我肃然起敬。天天在我们住处打扫卫生的果明，才十八岁，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可是他的举止、神态却让我不敢把他当孩子看待，甚至不敢对他有丝毫怜惜。每天早上撞钟念诵的小和尚个子短小，其貌不扬。可是我每天都不肯错过听他撞钟念诵的机会。他的钟声诵声把我带入神圣、清明、宁静、悠远的境界，这就是修行人的魅力！

　　我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些和尚们的境界，但是我愿意追随、学习。

　　 5

　　离开雪窦寺已经二十多天了。似乎在过和去以前一样的生活。不打坐，不参禅，亦不去寺庙。鱼汤肉汤照样喝。但变化在心里。

　　总记住一句话：修行就是修正行为。所以总能发现自己的行为有应该修正之处。比如私心杂念太多、火气太大，能负重而不能忍辱，等等。便时时警惕，别再重蹈覆辙。结果，笑的时候比以前更多，焦躁上火的时候大大减少。眉心处两道凭添“英气”的竖纹，渐渐地淡了。二十多天来，心无旁骛，只读经书。虽然仍表现出书生的迂腐，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是认真的。我一定要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不能赶时髦，随大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