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如何看待女人的
孔子系列之十
“人”是一切人文学说的最终目的。具体意义下的“人”从总的分类上来划分，可以分为男人与女人两大类。在男权社会里，如何对待男人的问题自然不必去说，如何对待女人的问题却成了一切理论体系的“大问题”。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可以看出，世界各民族从野蛮、蒙昧向文明阶段的过渡过程中，“男女关系”问题经历了从混乱走向有序的变化过程。我们看到，中国的春秋时期，不只是一个诸侯混战的局面，更是一个“男女关系”相对混乱的时代。父亲娶儿媳为妻，儿子与庶母私通，叔伯娶侄媳为妻，兄妹通奸，嫂弟私通等现象比比皆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就曾经发生了因为兄妹乱lun，导致齐鲁两国大乱，齐襄公因骄奢淫逸被杀死，齐桓公因而得到君位，最终在管仲辅佐下演绎了一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故事。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制及其世代相传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随着血缘关系与政权体系对应关系的确立，“男女关系”问题显然成了“正名”的关键。女人身体的归属所代表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需要男人对女人的身体实施垄断式的占有。女人的“身体化”倾向因而越发明显起来。男权社会的等级占有制于是成了中国社会基本秩序的核心制度，女人因而只能处在从属于男人的地位。
孔子论及女人，最著名的莫过于在《论语.阳货》中记载的一句话：“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教养的，亲近他们，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他们，他们就会报怨。”
近来，有人提出这句话是孔子与弟子讨论学问时所说的一句话。“女子”中的“女”通“汝”，“子”指“弟子”，意即：“只有你们几个学生和小人一样是不好教养的，传授给你们浅近的知识就不谦逊，传授给你们深远的知识就埋怨。”但联系上下文，说这句话时的孔子应该不是和弟子讨论学问的时候，对“近” 、“远”的译法也显得牵强附会。话又说回来，即使这句话被误读了2000余年，但也是已经变成文化史实的2000年，今天的我们再去更正它，钻文字上的牛角尖，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事了。
孔子为什么要说出这种话呢？
孔子如此论及女人，本为儒家文化的应有之意。即使他本人向往“平等”的男女关系（我们在《论语》中也实在看不出来他是如何向往男女平等的？），但儒家文化的“法哲学”——礼义之道是不可能容忍平等男女关系存在的。后世的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学说只是发展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而不完全是其“独到”的创见。
儒家文化所构建的男女关系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是儒家文化 “法哲学”之“法理” 能够存在的基础所在。动摇了男女不平等制度，即动摇了儒家文化存在的思想基础。这一点已昭然若揭，勿须讨论。
孔子很少谈及女人，可以说，孔子对于涉及女人的问题，基本上是不怎么说的。孔子在其学说中论及女人与“色”的地方实在不多，但仅有的几处“谈话”却在中国历史上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偶然的表露，其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大致有4处：除了上述最为著名的“女子与小人难养”说之外，还有：“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好德”与“好色”比较起来，无异于“苦行”与“人欲”的对立。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说：“君子有三种事情应引以为戒：年少的时候，血气还不成熟，要戒除对女色的迷恋；等到身体成熟了，血气方刚，要戒除与人争斗；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弱了，要戒除贪得无厌。”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齐国人赠送了一些歌女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三（多）日不上朝。孔子于是离开了。
《论语》中记载孔子轻视妇女的思想，其实是儒家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后来则演变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男权主义——“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于男人来说，只有“身体化” 的女人才是重要的。
说到女人，不能不说到孔子与南子之间的关系问题。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无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什么不正当的事，让上天谴责我吧！让上天谴责我吧！”
南子是卫国灵公的夫人，当时实际上左右着卫国政权，名声不太好，据说是个大美女，有过一些**的行为。孔子去见南子做什么，《论语》中却没有讲明。关于“子见南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子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
孔子见南子，其实本不必成为什么问题的，只是由于南子“作风不好”，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去见这样的人，而且没有合适的“理由”，着实让人感到费解，加之太史公“环珮玉声璆然”的描述更是让人陷入无限的联想之中。
这一无法说清的历史“公案”确实涉及到孔子的“圣人”形象能否确立的大问题。也许孔子本人并不在乎，但是，经过政治包装之后而“圣人”化了的孔子，其一言一行，特别是涉及“女人”的问题都必须符合正统。
对待女人的问题，毕竟是文化领域的大问题。然而，几乎把一切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都说得那么清楚的孔子，却对女人说得很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其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人的出身其实是一个人先天无法选择的，但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知名人士来说，无疑却成了难以启齿的大问题。《史记》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野合”而生的孔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其不幸的家庭对于孔子性格的形成显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维护周礼，强调正名，但他的出身却无法让他的心灵平静下来。他内心中的矛盾与隐衷让他的心灵倍受煎熬。面对自己终身坚持的人文理想，自己却出身于一种那样的家庭，孔子又如何去说呢？
实际上，女人问题是《论语》刻意回避的问题的之一，不然对“礼”之细节交待得那么详细的《论语》为什么对于女人却只有寥寥数语呢？
首先是自己不愿说。
其次是不想别人说。
再次是害怕别人说。
言多必失。多说一句话也许就会使人难堪，那些难以启齿的问题最好被搁置一边。一切依礼行事——礼代替了人们之间的语言、行为与思想。本该为虚拟的“礼”代替了中国人之间的实体行为，中华民族渐渐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的民族，作为中国人活的灵魂——语言于是被禁锢起来。
有话不说是一种痛苦，说话时不得不说自己本不想说的话是一种更加痛苦的事。如何说话的问题从来都是中国人所面临的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被扭曲的民族性格从如何说话的问题上就已经表露无遗。
探讨孔子不说或不愿多说的问题，完全可以看出他刻意忽视的问题，从而让我们找到传统文化中被刻意扭曲的地方。
孔子有一颗极其敏感的心。“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与谋”。记述孔子转身离去的情形，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的内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成功欲，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极度敏感。他坚持理想，敏感而又坚定，对于违背自己意志的行为绝不妥协。
儒家文化的精髓正是出于他的那颗敏感而坚定的心。从现代精神分析学说中可以看出，正是孔子早年不幸的家庭生活，造就了他敏感的心灵。中国人于逆境中顽强向上的民族性格，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孔子敏感心灵的影响。
“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进”。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女人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性，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使中国男女之间很难得到一种平等的爱。失去了爱，爱便沦为肉欲的宣泄。
成也儒家文化，败亦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关于女人问题的理论，折射出中国女人的不幸命运——女人不幸的命运从来都是与中华民族不幸命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女人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说，其实正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与性格的解放。
让我们回到文化的元点。世界上不存在“神”，也不存在所谓的“圣人”。“圣人”不过是现实中的人们对某个特定的人过度美化的结果。
孔子是一个人，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今天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还原其本来所是的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对于孔子的褒贬爱恨都是很正常的；人们对于孔子的褒贬爱恨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