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迦使者

          《论语》孝论的智慧

　　“孝”字在《论语》中曾经出现了19次，给了我们许多的理念与智慧。这里也作一简要梳理，可以帮助《孝经》的解读。

　　一、孔子论孝
　　1.《论语?学而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论孝，教导弟子说：弟子们进到父母那里就要孝敬，离开了父母那里就要爱护兄弟们；谨慎而讲信用，博爱大众，亲近仁德的人。这样实行以后还有余力的话，那么就再去学习文献。
　　这里讲到人生在世，几件要事：（1）在家里，对父母尽孝，对兄弟爱护；（2）在社会上把这种孝悌扩展开来，博爱大众，亲近仁者；（3）先学做人，后学专业本领。
　　2.《论语?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说：父亲活着，就观察作为儿子的志向；父去世了，就观察做儿子的作为；三年对于父亲合理的地方不改变，可以说是孝了。
　　这里的理念是对孝子的“两观”：（1）子女的“肖”与“不肖”，也就是善与不善，父亲活着的时候，主要观察他的志向；（2）父亲去世了，主要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三年继承其父合理的地方不改变，那就是孝子了。当然，今天人们会重新审视，因为时势在变化，父辈的东西不一定就谨遵不变，而是继承其是者，否定其非者。
　　3.《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鲁国的大夫，姓仲孙，名无忌；懿，是其谥号。因为是鲁国的三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一，故文中又称孟孙。樊迟，孔子弟子。孟懿子问孝，孔子说：“不违背。”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我回答说，‘无违。’”樊迟问：“这怎样讲？”孔子说：“活着，侍奉父母用礼；逝世了，安葬他们用礼，祭祀他们也用礼。”
　　这一段话的启示是：孝，要做到“不违”，不违背礼节、礼数、礼仪，而这里所说的礼，也就是孔子心目中最神圣的《周礼》。当然孔子这话也有针对性，因为当时鲁国的三家是大夫，只能用大夫之礼，但是他们经常僭越，不仅用了诸侯级别的礼，甚至还用上了天子的礼。这就是“违”了，因此孔子特别有针对性地解释“孝”就是“不违”的说法。其实，就一般情况来说，孝敬父母也要遵循一定的礼，不要违背。譬如为父母办理丧葬，一般人也不应该违背规定的礼仪。
　　4.《论语?为政篇》：“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仲孙彘，是孟懿子的儿子；“武”，是其谥号。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只是为孝子的疾病忧愁。”王充《论衡?问孔篇》说：“武伯善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这是说孝子对父母疾病的担忧。另一说，如马融云：“言孝子不妄为非，唯疾病然后使父母忧。”这两种说法可以说通。我们采用马融的说法，那么孝子不要胡作非为，让自己遭受疾病，使得父母担忧。
　　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孝子之孝，不要让父母来担忧自己，而其中最要紧的是自己不要胡来乱为而招来疾病。这深层意思就是孝子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与生命。
　　5.《论语?为政篇》：“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如今的孝，就是能够养父母罢了。至于犬和马，皆能够有所饲养；不孝敬父母的话，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段话很深刻：（1）孔子批评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理念错误，即孝等于能够赡养父母。（2）孔子有力反驳，家里饲养犬和马也是养，难道可以等同对父母的侍奉吗？因此孝子不仅要赡养，在深层更应当敬重父母，那就是情感上的孝敬。（3）于是揭示了孝的层次，表层是养，深层是敬。只是养，而没有敬，不能算是真正的孝；完美的是既能养，又能敬，所以有“孝敬”一词深入人心，也有“孝养”一词。
　　6.《论语?为政篇》：“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孔子的弟子。先生，指尊者，或认为也指父母。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有好看的脸色很难。有事情，弟子去服务劳动；有酒食，让年长的先生饮用，做到这些就可以认为孝了吗?”
　　这里也有几点可析：（1）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孝的理念——“色难”，而“色难”的深层就是孝敬，有孝敬就能和颜悦色对待父母。但是这又很难做到，因为不是一时一事，也不是表面的做作。后来从这里人们又提炼出一个“色养”的理念，即要好好地从内心到脸色、态度去孝敬父母、孝养父母。（2）孔子再次批评了那两种孝的理念：一是在体力上去服务父母、长辈，去劳动干活，二是让他们有酒有食。这番话可以同上面一段同观共悟。
　　7.《论语?为政篇》：“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姓季孙，名肥，鲁哀公时的宰相。季康子问：“要使得民众敬重我、尽忠而努力干活，怎么办？”孔子说：“用庄严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那么就会敬重你；你能孝敬，又能慈爱，那么民众就会忠诚；推举善人，而教育那些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民众就会努力。”
　　这一段关于孝的启示是：当一个领导者能够对上孝敬、对下慈爱，那么风气就会延伸出去，对民众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也就因此能对你忠诚。孝，又一次与管理关联。这也就是“孝治”的理念，可以和《孝经》对照理解。
　　8.《论语?为政篇》：“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书》，指《尚书》，但是孔子在这里引用的话，在今文《尚书》中已经见不到了。意思是，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政？”孔子说：“《尚书》说，‘孝，唯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便可以延伸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从政，为什么一定是那种做官的从政呢？”
　　这里有几点启发：（1）孔子对历史上的“孝”的理念有过深入的研究与继承，这里提到《尚书》的论孝，就是一例。因此可以推知，《孝经》是吸收了历史上的有关孝的成果以及加上孔子本人的研究，从而结晶出来的经典文献。（２）孔子点明了孝与政治的关系，一个家庭的孝，可以逐步影响开来，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这就是“孝治”的内容之一。此也可以和《孝经?孝治章》互观。
　　9.《论语?泰伯篇》：“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间然”，找空子，挑剔、批评的意思；“间”，空隙。“黻（）冕”，祭祀穿的衣服称为黻，戴的礼帽称为冕。“沟洫”，沟渠。孔子说，对于大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了。他饮食菲薄，然而尽量孝敬鬼神；平时穿的衣服很简朴，而祭祀时候穿戴的礼服很讲究；他住的宫室很低矮，却尽力治水。大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大禹是孔子心目中备受崇敬的又一榜样，从孝来说，这段话突出了他的“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孔子重视对鬼神的祭祀，这也是孝的一个理念。其中的原因，就如《孝经?孝治章》所说的“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这是对死者的怀念与继续尽孝。再看《论语?八佾篇第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这话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孔子的理念。
　　10.《论语?先进篇》：“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说，真孝敬啊，闵子骞！他的爹娘兄弟赞扬他的话，别人没有什么可挑剔了。闵子骞是个孝子，他的故事可以参见《二十四孝》解读中的内容。
　　11.《论语?子路篇》：“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孔子：“怎样才可以称为士了？”孔子说：“自己行为自己能知耻，出使到四方，不辱君王使命，这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敢问下一层次的情况。”孔子说：“宗族都称赞他尽孝了，乡里都称赞他尽弟（悌）了。”子贡说：“敢问再下一层的情况。”孔子说：“言必讲信，行必果断，这是不分是非黑白的浅陋的小人啊！但是也可以算作次一层的情况。”子贡说：“今天的从政者怎样？”孔子说：“噫！浅薄之人，哪里足以算得上是真正的士呢？’”
　　这里可以看到做一个真正的“士”不容易，孔子分为三层次：第一层次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从完成大的使命来着眼的；第二层次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从个人的修养上着眼的；第三层次是“然小人”，虽然浅陋固执，但还是勉强算得上是士。
　　12.《论语?子张篇第十九》：“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这一段其实也是孔子论孝，但由曾子转述。孟庄子，是鲁国的大夫，孟献子仲孙蔑的儿子，名速。他的父亲死在鲁襄公十九年，他本人死于二十三年，在这些年间，他完全继承了其父亲生前奉行的一套，而不加改变。孔子称赞了这一孝子的行为。
　　曾子说：我听到孔夫子说起，孟庄子的孝，其他地方可以做到，但是他既不改换他父亲时期的大臣，也不改变他父亲的政治方针，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章，可以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会观，可以体悟其中的道理。
　　13.《论语?子路》记载，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是孔子孝道的又一种理念。“证”，不是证明的意思，而是检举揭发、告发的意思。为什么要父子互隐呢？因为孔子主张的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子对父孝、父对子慈。
　　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到韩国的刑事法中，有着这样的伦理传统的条款的规定。如其刑事法的第9章第151条，是关于窝藏犯人与亲戚间的特例，其中规定说：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罚款和罚款以上罪的犯人逃避的人，将处以三年以下的劳役或1万5千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如果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免去上述的处罚。
　　还有一条是关于毁灭罪证与亲族间的特例，说：如果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免去上述的处罚。
　　但是，在关于杀害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的犯人的判罪，要重于杀害非亲族关系的犯人。据说韩国人现在思想上西洋化，但在感情上则仍然是儒教的传统（楼宇烈《儒学在现代韩国》）。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请大家去叙谈、讨论吧。

　　二、有子论孝
　　《论语?学而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比孔子小13岁，或说小33岁。有子说：其人孝弟（通“悌”字，下同），却喜欢冒犯上级的人，极少；不喜欢冒犯上级的，却喜欢作乱的，是没有的。君子专门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道也就会产生了。孝弟（悌），那就是仁的根本。
　　有子关于“孝”的理念有几点可抽绎：（1）孝弟（悌），是仁的根本。（2）君子要实践仁，就得在孝弟（悌）这一根本上下工夫。得此根本，“仁道”也就确立产生了；否则忘本逐末，离开仁之道更远。（3）人能孝悌，那么就不会犯上作乱，这也可以深刻领会“孝治”的效应。
　　综上所说，我们又有几点感悟：一，虽然当时社会上流行孝的理念、做法，但是其实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孝”的深刻内涵到底是什么。不要说一般人，就是有知识的人，如孔子的那些弟子也不明白；甚至高层权贵如孟懿子，身为鲁国的大夫也不清楚；如季康子，作为鲁哀公时的宰相也不明白。因此他们都有疑问，都来向孔子请教。
　　二，正因为这样，我们可看到孔子对孝的深刻理解与体悟，而《孝经》应该是孔子对孝的理论概括与升华。
　　三，孔子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提问，灵活地做出了不同角度的“孝”的解读，这既是孔子的大教育家的风采展示，也是“孝”解读角度的灵活选择的启示。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然而孔子谈孝，主要不作理论的论说，而是要让人们去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四是，孔子的理念，不能照搬，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如果亦步亦趋，那是傻瓜。比如《论语?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就有问题，时势在变、世事在变，尤其当今世界、眼前社会不断地变化，如果不与时俱进，那就完蛋了。比如孔子还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篇》）这是说，父母还在，做子女的就不出远门，假使出游也要有一定的地方。如果照这样的话，人人不出远门求学、工作，就守候在爹妈身边，那中国不知道还要落后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从中汲取精华为现代人所运用。比如孔子所说的合理的内核还是可以吸取的，“游必有方”，其中一个道理，就是你远游，要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地方，这样便于联系，否则你到处漫游也不给家里人一个地点，父母没完没了地牵挂着，这就不是孝行了。


　　  曾子与孝的故事
　　  曾子有许多故事流传，其中有关于这位孝子孝行的，不妨一读。不过传说终归是传说，古代文本中的记载也各有不同，因此读者也应当作为传说对待，但可以抽绎其中合理的东西。
　　1.孝敬父母
　　陆贾《新语?慎微》记载：“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曾子早晚都问候照顾父母，冷暖饮食等无微不至。
　　2.侍母至孝
　　据说，“曾子食生鱼甚美，因吐之。人问其故，曾子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鱼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终身不食。”（《孝子传》）因为母亲在世时，从来没有尝过生鱼的美味，因此曾子吃到美味的生鱼，马上就吐出来不吃了，并且终生不再吃生鱼。
　　又传说，“曾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闾。”（《淮南子?说山训》）因为闾里的名称叫“胜母”，因此孝子曾子就不肯过去。
　　曾子还有“啮指痛心”的故事，可以参见《二十四孝》的解读。
　　3.事父大孝
　　《孟子?离娄上》中孟子讲了一个故事，旨意很深刻。曾子奉养父亲曾时，每餐必有酒肉；将撤除的时候，曾子必定要问剩下的给谁。如果曾问厨房里还有剩余的吗，一定会回答说“有”。曾死后，曾元奉养父亲曾参时，每餐也有酒肉；将撤除的时候，曾元没有问剩下的给谁。曾子问厨房里还有剩余的吗，回答说“没有了”。意思是准备留下来，再给父亲吃。对此孟子发议论说：“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这个故事很有趣，曾——曾参——曾元三代人，子对父亲的侍奉作了对比：曾参对其父不仅“养口体”，而且是“养志”。他孝而顺、孝而敬，考虑周全，一切询问清楚，按照父亲的意思去办。然而下一代曾元对其父则只是“养口体”，没有“养志”了。有些事情只是按自己的意图去办，而不管其父的意愿了，那么虽养而不顺不敬了。所谓“养口体”，就是侍养亲人的口腹、身体；“养志”则养亲人的心志、精神了，即除了“口体”之养，还让他们愉悦。孟子提出了“孝”有“养口体”、“养志”的问题，很敏锐。
　　4.善待后母
　　《孔子家语》：“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曾子的后母对曾子没有慈爱之恩情，但是曾子照样供养，丝毫不马虎懈怠。
　　5.弃官养亲
　　《孔子家语》：“齐尝聘，欲与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齐国曾经要聘请曾子为卿之官员，他没有应聘，是因为不忍心远离亲人，不能照顾年老的父母。
　　6.保全身体
　　曾参病了，召来门下的弟子，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而后，我知道自己是可以免除祸害了！学生们啊！”
　　此则出自《论语?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启”，或说是展开，那就是展开被子给弟子看。或说是视、看，这里取此说。“免”，指免受损伤，也免受肉刑。
　　这则也解读了《孝经》里的一个理念，即一生都应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到损伤，这才对得起父母。这也是孝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还说过：“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曾子大约快要死了，而让弟子看自己手足无损，从此可以免去不全的不孝，能够全而归了。这样做，一方面表现了自己对孝道的终生奉行，一方面用自己的行为活生生地教育了弟子。
　　不过钱穆有个评语也值得一读。他在《论语新解》里说：“《论语》言‘杀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义’，曾子临终则曰‘吾知免夫’，虽义各有当，而曾子此章，似乎气象未宏。然子思师于曾子，孟子师于子思之门人，一脉相传，孟子气象固极宏大。论学术传统，当通其先后而论之。谓曾子独得孔门之传固非，谓曾子不传孔子之学，亦何尝是。学者贵能大其心以通求古人学术之大体，以过偏过苛之论评骘古人，又焉所得。”其实我们去读《孝经》，不也是这样吗？
　　7.曾子出妻
　　《孔子家语》：“及其妻以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娶。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曾子因为妻子没有将藜叶之菜蒸熟，就休了其妻。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不属于“七种”休妻的规定。曾子说：藜叶之菜蒸熟，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情，但还不服从我的话，更何况大事呢？于是休妻，终身不再娶妻。他的儿子曾元请求父亲再娶，告其子曰：“高宗因为后妻而杀害了儿子孝己，尹吉甫因为后妻放逐了儿子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比不了吉甫，哪里会知道再娶妻能免除不对的事情呢？”曾子对妻子的要求也太厉害了一点，有点儿不近人情了，是否能多一点关爱之心呢？现代女性如果读到这一则故事必定怒气冲天，如果曾子还在世，非把曾子告到法庭不可！当然，这些都是传说，只能当作传说看待的。就像文中所说，“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其实并不是后妻杀死了孝己，而是孝己被放逐后，自己死在了野外。
　　8.慈爱育子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汝，下同）还，顾反为女杀彘。’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曾子养育子女重视真诚不欺，这也是一种慈爱。如果父母欺骗子女，那么子女就从父母那里接受了不好的习惯了。《说苑》说：“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善教也。”今人深可体味之。
　　再说一个故事。《说苑?敬慎篇》：曾子重病，他的两个儿子，曾元抱着父亲的头，曾华抱着父亲的脚。曾子说：我没有颜回之才，没有什么告诫你们的。我虽无能，但是君子讲究效益。繁花多，果实少，这是天意；言语多，行动少，这是人事。飞鸟还以为山低卑，把鸟巢筑在上面。鱼鳖还以为渊浅，而在泥土中穿洞穴。然而人们之所以能捕捉到它们，全凭着那诱饵。“君子苟能无以利害身，则辱安从？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生不要为各种贪欲所诱huo，不要“以利害身”，那么就不会遭受耻辱。人生要警戒“四事”：一是官位得到了，而懈怠了；二是病稍微好转，可能会重新加重；三是灾祸产生于懈怠懒惰；四是孝行因为妻与子而衰减。因此一切要“慎终如始”。这些应该是永不过时的谆谆教诲。
　　9.批评愚孝
　　《韩诗外传》、《说苑》、《孔子家语》均记载：一次，曾子有过错，在瓜地里除草，将瓜苗的根斩断了，其父曾皙就拿起拐杖揍他。曾子被打得仆倒在地上，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说：“您老人家还在生我气吗？”鲁国的人认为曾子的做法是孝子，就把这件事告诉给孔子。孔子听后对门人说：“曾参如果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曾参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就请人转告孔子。孔子却说了一番道理：“曾参，你没有听说过舜的事吗？舜的父亲用小竹鞭子轻轻打他，他就忍受着。如果用大拐杖打他，他就逃跑。经常叫他做什么，他随时都在；如果要加害于他，就找不着他。今天你让父亲暴怒鞭打，拱手站着不逃走。你想，你不是一个百姓吗？如果杀死一个百姓，那给你父亲留下什么罪啊？”这就是成语“小受大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等的来历，是说轻打就受，重打就逃开。儒家认为这是孝子受父母责罚时应抱的态度。成语出自《孔子家语?六本》：“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
　　这个故事很深刻，不要“愚孝”，而要学舜的“至孝”、“大孝”，这是孔子孝的智慧，又是从舜那里得到启发的。再说，如果曾子被父亲打死了，那么其父就有罪，辱没了父亲，曾子也就是不孝之子了。孔子的这种逆向思维也很有意趣。
　　这些传说，可以明白一点：曾子是个大孝子。孔子锁定曾子为传授《孝经》的对象，是得其所哉，慧眼识人！孔子评论：“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篇》）挑出一个“鲁”字来评曾参，真是一字千金！曾子上面的孝行故事不就是一个“鲁”字吗？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言不亦“鲁”乎！程子说：“参也，竟以鲁得之！”诚者斯言！

弥迦使者

       智慧：孝是会延衍滋生的

　　 《古文观止》第一篇是《郑伯克段于鄢》，选自《左传?隐公元年》的一则历史故事。这里讲述了孝子颍考叔是怎样启迪国君郑庄公的孝行的。
　　郑庄公的母亲叫武姜，前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就是郑庄公，因为是难产，受到惊吓，因此不喜欢他；二儿子共叔段是顺产，因此偏爱他。武姜希望小儿子即位，但是没有得到丈夫郑武公的同意。她又私下纵容小儿子对其兄郑庄公的背叛、叛乱的活动。最后，共叔段的地盘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于是就准备偷袭郑国的都城，而其母约定做内应，为小儿子开启都城的城门。郑庄公对这些都了如指掌，就在其弟将要动手之际，先下手派兵攻打其弟所居住的京地。共叔段大败，仓皇出逃。
　　因为其母参与了这起叛乱，庄公就把母亲武姜赶出都城，放逐到城颖，而且还对她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是，不到黄泉，再也不会和她见面了。黄泉，是地下的泉水，因为是黄 se，故有此称，这里指坟墓。庄公是说，母子之间，活着就甭想再见面了。
　　郑国的一个官员颍考叔，是管理边疆的大夫，听说了这一件事情，就来晋见郑庄公。郑庄公宴请他，宴饮之中颍考叔将肉食放着不吃。庄公问其缘故。颍考叔回答说：“我有个母亲，尝到的都是小人的普通饮食，还没有品尝过国君美味的肉羹。请求您能让我带回去，留给母亲吃。”
　　郑庄公感叹地说：“您还有个母亲可以留给她品尝，偏偏我没有啊！”颍考叔问：“请问这是什么说法？”郑庄公就告诉他其中的缘故，并说自己后悔了。
　　颍考叔说：“国君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挖掘一个地道，且深至于泉水，在隧道中母子相见，难道有谁说您不对呢？”郑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挖掘了隧道，在隧道中母子相见，从此以后母子之间的关系改善并恢复了正常。
　　该文篇末写道：“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延伸）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这段话很有名，被后代广泛传诵。意思是，君子说，颍考叔是一种纯粹厚笃的孝啊！他爱自己的母亲，但是又把自身的孝延伸渗透到庄公那里了。《诗经?大雅?既醉》：“孝子的孝没有穷尽，永远把孝赐给孝子的同类。”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
　　这一则故事如果从《孝经》的角度来解读，也很有趣味：
　　一是，作为先因为丈夫是诸侯而为诸侯夫人、后儿子是诸侯而为诸侯之母的武姜，自己不做慈母，却爱憎分明地对待儿子，且帮助叛乱，这不是称职的母亲。《孝经?诸侯章》有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诸侯之母的武姜，地位高高在上，但犯了不能“制节谨度”的弊病。
　　二是，庄公作为一个儿子不及时地规劝母亲，这也是不孝，如《孝经》所说“子不可不争于父”，当然也包括应该争于母。庄公又不及时地帮助犯错误的弟弟悔改，这是不悌。《孝经?广要道章》：“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庄公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三是，共叔段作为儿子却和母亲一起做叛乱的事，阴谋篡夺其兄长的君位，这是不孝、不悌、不忠。
　　四是，颍考叔是个孝子，他与君王宴饮而想到让母亲也尝尝这一美味，这是孝敬，当然又能孝养。他还巧妙献计，让一个良心有所发现的不孝的国君重新返回到孝道上来，母子关系得以恢复，国君的榜样与威信得以重新树立。这就是纯粹厚笃的孝在感应他人，赐予他人。《孝经?广扬名章》：“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颍考叔是“忠可移于君”，“治可移于官”，确实也得以扬名于后世。
　　这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关于孝的智慧、孝的感应力量与感染魅力的案例。


　　  散点透视：汉代  孝  孝治
　　  汉代，一个政论家曾面对趾高气扬的汉高祖刘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如果先前使得秦国在吞并天下之后，能实行仁义，效法先圣，你刘邦凭什么取得天下？——这人就是陆贾，他的学说收在《新语》里。
　　刘邦马上从得意忘形的高端跌下来，而有惭愧之色，并恳切地希望陆贾跟他谈谈治国的智慧。确实，刘邦虽得到了天下，但面临着如何治天下的难题。秦代虽也有孝道，但是其暴政远远超过了微不足道的孝道，这是刘邦切身感受并体会的最深刻的。于是，他采取反秦之道而行之，从与秦暴政相反的维度去统治天下。汉初既用黄老之术来恢复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又大力推行孝道来治理“天下一家”的刘姓王朝。这里简略地说说汉代“孝治”的一些情况。

　　1.刘邦与“孝治”的故事
　　刘邦深悟孝治天下的道理，并自己先做了个样子。刘邦当了皇帝后，每隔五天就去朝见一次自己的父亲“太公”，行礼就如同一般人家的父子一样。太公家令，这个皇家的属官，就是主管家事的人劝说太公，不应该让君主拜见臣子。以后高祖再来时，他的父亲太公就抱着扫帚，在大门迎接，倒退着走路。刘邦见状大惊，忙下车扶起太公。太公说：“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刘邦尊奉父亲为太上皇，还下诏：“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
　　未央宫落成，刘邦置酒庆祝之时，还捧起玉杯为自己的父亲“太上皇寿”。太上皇在栎阳宫逝世，刘邦还为此赦免了栎阳的囚徒，并把郦邑的名称改为新丰。
　　这里又有个故事：刘邦的父亲虽然被奉为太上皇，但是还“时凄不乐”。刘邦问左右此中的缘故。对方回答：因为太公平生所喜好的都是“屠贩少年，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乐”，如今这里都没有，因此不快乐。“蹴（）鞠”，就是踢球。高祖于是就兴建丰地，把太公原来结交的那些老朋友都接过来住在那里。太公这才高兴了。
　　但是历史还告诉人们这样一件事，当初楚汉相争时，刘邦手下的战将彭越数次返回梁地，断绝楚军的粮道。项羽很害怕，就制成一个高高的俎，将刘邦的父亲放在俎上，告诉汉王刘邦说：“如不急降，吾烹太公。”刘邦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俎”，是古代割肉等用的砧板。项羽威胁刘邦，如果不马上投降就把他的父亲杀了。刘邦说：我和项羽约定为兄弟，我的父亲也成了你的父亲了，若果必定要烹你的父亲，那么希望也分给我一杯肉羹。后来经过项伯的劝说，项羽才没有杀了太公；楚汉讲和，太公才归汉代。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刘邦的另一副面孔。
　　如果我们走进刘邦的内心世界，那么刘邦用分封同姓王，替代了异姓王，以为“天下一家”，“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是这个“天下”，还是很复杂，因此用孝道来维系这个刘氏的“天下一家”，就是一种策略与政治智慧了。刘邦之后的子孙也悟出其中的道理，很会用孝来治理天下。

　　2.汉代的谥法与“孝”
　　为了继承其父刘邦之志，汉代的谥法从汉惠帝开始，均冠上“孝”字。颜师古《汉书?惠帝纪注》指出：“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汉书?霍光传》有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
　　比如西汉诸帝，刘盈谥号孝惠帝，刘恒谥号孝文帝，刘启谥号孝景帝，只有武帝刘彻谥号不用“孝”，刘弗陵谥号孝昭帝，刘询谥号孝宣帝，刘谥号孝元帝，刘骜谥号孝成帝，刘欣谥号孝哀帝，刘（）谥号孝平帝。
　　东汉诸帝，只有刘秀光武帝谥号不用“孝”，刘庄谥号孝明帝，刘（）谥号孝章帝，刘肇谥号孝和帝，刘隆谥号孝殇帝，刘祜（）谥号孝安帝，刘保谥号孝顺帝，刘炳谥号孝冲帝，刘缵（）谥号孝质帝，刘志谥号孝桓帝，刘宏谥号孝灵帝，刘协谥号孝献帝。

　　3.推行“孝弟力田”
　　汉代为了巩固农业生产，施行“重农轻商”政策，还着重推行“孝弟（）力田”。由孝惠帝开始，奖励有孝弟德行和能努力耕作者。《汉书?惠帝纪》：“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颜师古注：“弟者，言能以顺道事其兄也。”意思就是，推举百姓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的人，免除他本人的赋税徭役。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政策，对民众有多大的吸引力！此可谓深得民心，既提高了生产力，又净化了社会风气，有利于建构和谐社会。
　　此后便是高后一朝，吕后临朝行天子事，设置了“孝弟力田”之官职。《后书?高后纪》：“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第一次安排了一个级别为二千石的官吏来主管“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的工作。颜师古注：“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
　　孝文帝时候，“孝弟力田”之官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下诏令：“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为了及时慰问民众的不便利安顿，而以户口的比率增加三老、孝悌、力田等人员的名额，让他们各自用自己的心意去引导民众。颜师古注：“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他们身上是有责任的，比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

　　4.汉代推行孝廉制度
　　儒家讲究“为政以德”，汉代提出了德中之“孝”、“廉”来治理，于是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孝廉制度。
　　“孝廉”，一是孝，指孝悌者；一是廉，指清廉之士。此两者分别为选拔人才的科目，肇始于汉代，到东汉更成为求仕者的必经之路，后来两者往往合为一科。最初起源于汉文帝时，文帝十二年的诏令里有奖励孝悌力田与廉吏的条文。
　　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规定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通称为举孝廉。从汉武帝开始以孝廉取士作为了常制。《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为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这成为了汉代察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科目。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被察举者如发现其不合标准，举荐的主要官员要承担责任。此中孝廉一科，成为了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东汉会要》：“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所谓“名公巨卿多出之”。举孝廉，甚至可以由此而直接担任尚书郎、郡守、国相等要职。
　　关于这些内容，《后汉书?明帝纪》也有记载：“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气也。”后来宋苏轼《策问》还说：“古者有劝农之官、力田之科，与孝弟同。而自汉以来，率用户口登耗、黜陟守宰。”

　　5.重视《孝经》的教化与传播
　　汉代《孝经》的地位上升到经的地位，列入“七经”。《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汉书?艺文志》又记载，汉代传授《孝经》的有两派六家，比如今文派，有五人——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各自名家”，但是“经文皆同”。传下来的有《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翼氏说》、《安昌侯说》一篇。
　　再如古文派，那是孔氏壁中古文。此中所谓立博士学官，就是以某一经作为太学教授学生的定本，并特地立一位博士来负责教学。这就像在高等学府设立专科教授。
　　《孝经》、孝道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且加强了宣传教化的力度和广度。汉武帝除了以“旅耆老，复孝敬，举孝廉”作为孝治的措施外，还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且制度化。汉宣帝时候，下令郡国分别荐举孝弟、有行义者，任以官职。
　　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成为官定的教本，迅速传播开来。两年后，征召天下有学问者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到京师，总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东汉诸帝还要求天下都讲诵《孝经》，以《孝经》师来主持监试。（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
　　从史籍记载看，汉宣帝、平帝以及广川王、沛宪王等皇室都曾向当时的硕学宿儒拜师，修习《孝经》。在民间，西汉武帝元狩六年（117年）六月已下诏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这是政府希望通过地方上的长老和孝悌这些最底层的地方官员来推崇孝友之道。当时大概还没有正式的制度，到西汉末平帝的时候，政府则更在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如乡、聚中设立学校，特别安置所谓《孝经》师来推广孝道思想，鼓励孝义行为。
　　东汉时，由于光武帝以及明帝力崇儒学，《孝经》又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明帝还要求“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甚至连“匈奴亦遣子入学”。此外，东汉时还规定，司隶校尉辖下有“《孝经》师主监试经”，大概连司法官员也必须熟读《孝经》了。由于《孝经》深入民间，最迟在东汉初就已经有人以《孝经》替子女命名。汉朝政府这种崇孝风尚，影响所及，历代不衰。（见劳悦强《〈孝经〉中似有还无的女性——兼论唐以前孝女罕见的现象》）
　　东汉荀悦曾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当时读《孝经》、做孝子的风气很盛。国家、社会、家庭都重视对孝子、孝女的褒奖，对不孝的行为进行批评以及法律处置。
　　汉代能够从公元前206年绵延到公元220年，长达426年，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治理天下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批判地总结，而“孝治天下”也是其中应该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孝治天下”，和谐了家庭和社会，并由孝而至于忠，“移忠于孝”、“忠孝一体”，如《孝经》言，“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由事父上升为事君，由事父的孝升华为事君的忠，于是一个家庭便与一个国家联系起来，一种伦理便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就是“孝治”的逻辑进程。
　　汉代的“孝治”也自然也引起了后来许多朝代的兴趣，并借鉴之。许多朝代皇帝的号，如谥号等也用上“孝”：比如东晋孝武帝；南朝宋的孝武帝，连年号也用了“孝建”年号；北魏孝文帝、孝明帝、孝庄帝、孝武帝；北齐孝昭帝；北周孝闵帝；南宋孝宗；元忽必烈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自铁穆耳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后，以下皇帝除了泰定帝外，谥号均有“孝”；明代有孝宗，等等。又如唐代也有“孝悌力田”科、清末还有“孝廉方正”等的制度，在后世也得到了充分的延伸。


　　  首载古代正史的孝子传
　　  中国古代正史中最早专门记载孝子、孝义的大概应属于《后汉书》。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396～445年）所撰写。在《史记》、《汉书》的基础上，此史书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后汉书》被历史学家称为良史，唐初把它列为正史中“四史”之一。
　　《后汉书》虽然没有用《孝子传》这一名称，但是三十九卷的《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为孝子专门作了传记。这一卷专门记载了许多以孝子、孝义而有名声的人物，如毛义、薛包、刘平、王望、王扶、赵孝、王琳、淳于恭、江革、刘般、刘恺、周磐、蔡顺、赵咨等。在卷首作者写了一段卷首语：
　　孔子曰：“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养，死无以葬。”
　　子曰：“啜菽饮水，孝也。”
　　夫钟鼓非乐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至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存器而忘本，乐之遁也；调器以和声，乐之成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禄，养之大也。故言能大养，则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义养，则仲由之菽，甘于东邻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养者，是以耻禄亲也。存诚以尽行，孝积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
　　这一卷的《孝子传》，是专门写孝的。为孝子专门作传记，这是首创。上面文中的首句孔子之语，即出自《孝经?圣治章第九》。子路之语，是说悲伤啊，贫困的人！侍奉亲人，生时穷得无以为养；死了穷得无以为丧葬。孔子又说，能食杂粮饮水，也孝。
　　作者接着议论道：钟鼓不是音乐的根本，但是音乐离不开这些器物；肉食三牲不是至孝的主旨，但是养亲不可废去。保存乐器而忘记根本，就会失去音乐；调谐乐器而和声，音乐就形成。崇尚赡养而伤害德行，是孝的累赘；修养自己而获得利禄，这是赡养的大端。故说能够大赡养，那就是周公的祭祀，能致四海的祭祀。说到以义来赡养，那就是子路的杂粮，它比东邻的肉食三牲还甘美。担心水与杂粮的微薄，而去求得利禄来赡养的，这是用受耻得到的利禄来养亲。存真诚而尽孝行，孝积累而利禄厚重的，就是能以义赡养。——此段重点说到了赡养父母的品行问题：不要因为推崇赡养亲人，就伤害自己的德行去谋求利禄；而是要修炼自己，由正当的途径获取利禄来赡养父母，提出了“义养”的理念。
　　这里举出一个案例，看看《后汉书》此《传》记录的孝子情况，以及当时的重孝的社会风气。
　　汉安帝（107～125年在位）时候，汝南有一个叫薛包的，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而有名声。其父娶了后妻以后，开始憎恨薛包，逼他分家而居。薛包日夜号泣，不愿离开，以至于被其父殴打。不得已，薛包就在宅外搭建一个小屋住下，每天早上仍过来洒扫；其父又发怒，驱逐他。于是他就在远一点的乡里之门处搭建一个小屋住下，但从不忘记早晚去父亲那里问安。这样过了一年多，父母自己都感到羞愧了，就让他回来居住。后来父母死后，薛包守丧六年，超过了规定的丧礼，因为按规定三年就行了。
　　不久弟弟要求分财产并分居，薛包没能劝止，就平分财产。分人的时候，薛包要那些年老的奴婢，说：“与我一起的时间长了，而你使唤不了。”分田地房产时，他又要那些荒废的，说：“我年轻时经营过的，情意有所留恋。”分器物的时候，他又要那些旧而损坏的，说：“我一向所使用的，已经用惯了。”后来他的弟弟数次家产破败，薛包常常给予救济供给。
　　汉安帝建光年间，公车官署特地征用薛包，官拜侍中。但薛包生性恬淡虚怀，声称自己有疾病，不去做官，而只求一死。于是朝廷下诏，优准他保留官职而告归养病。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汉代重孝的具体情况。一，后世的人、特别是今人，往往习惯从功利的视角去观察，怀疑当时的孝子是在作伪、作秀，或是些沽名钓誉之徒。薛包，或许能让后人看到一个实在的、纯真的孝子的形象。二，他的孝行，在父母的生前表现出来，在父母的死后也表现出来，在分家的时候再次表现出来，甚至在朝廷让他做官的时候尤其凸现出来了。三，汉代统治者对孝子非常重视，加以提拔，委任官职，甚至根据孝子的要求与具体情况，保留官职而又遂其心愿。这种做法，对社会和谐风气的营造可以想见。汉王朝如果真全是封建落后得一塌糊涂，漆黑一团，歹徒横行，没有好的社会氛围，王朝能够绵延四百多年吗？这一点也是值得后人好好体会的。
　　这个孝子的孝行，对后人也很有影响。比如北齐的颜之推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还特地引用了这一段，置于《颜氏家训?后娶第四》中，用以教育后代。

弥迦使者

         《世说新语》与孝的记述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编纂的，主要是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其书经历宋元明清至今，已流传千年之久，享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以及著作累世不绝。民间也曾有谚语：“家有财产万贯，不如读《世说》一卷。”这里，我们就《世说新语》与孝的记述，作一扫描，或可以透视该时代崇尚孝之风尚的一斑。

　　1.“生孝”与“死孝”
　　《世说新语?德行篇》：“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王戎（234～305年），“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尚书。和峤，在晋武帝时候任中书令。他们同时遭遇丧母，都以尽孝而被称誉。王戎骨瘦如柴，和峤哭泣备礼。文中所说的“鸡骨支床”、“哀毁骨立”都形容因过分悲哀，而消瘦得仅剩下骨架来支撑身体、卧于床上了。“鸡骨”就是瘦瘠的样子，即瘦骨嶙峋。
　　晋武帝司马炎对尚书左仆射刘仲雄说：“你常常去探望王戎、和峤否？听说和峤哀伤过了礼节，使人为他担忧。”刘仲雄说：“和峤虽然礼仪周全，但神气没有损伤；王戎虽礼仪不周全，但悲哀毁身而骨瘦如柴。臣以为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和峤，而应忧王戎。”此在《晋书?王戎传》也有载。
　　首先这里提出两个有意思的命题：“生孝”、“死孝”。“生孝”，谓孝子丁忧哀而不灭性，也就是说遵守丧礼而不伤毁身体。“死孝”，居父母之丧，哀毁几至于死，也就是说对父母竭尽哀悼之情，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其次，这里还提出“大丧”中三个方面的关系与比较：礼仪的周备问题、哀伤的程度问题、孝子身体状况问题。于此，君臣之间有不同的见解，读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再次，君臣讨论这类问题，也说明高层对于孝、孝子的关注，当然社会也在普遍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都说明在魏晋时代，传统的孝又遭遇到时代提出来的新问题。

　　2.孝子王祥
　　《世说新语?德行篇》：“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王祥的故事写进了《二十四孝》中，前文有叙述，可参见。这里的后一个情节，很令人震撼：后母竟然要用刀砍死睡眠中的王祥，正巧碰到王祥夜起小便，只是砍了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对此遗憾不已，就跪在后母前面请求一死。后母于是感悟，终改悔。王祥，确实是纯孝了，据说为侍奉后母，年近六十才进入仕途，在魏做官至太常、太尉，入晋拜为太保。我们也看到孝子们屡屡被《世说新语》的第一篇《德行》收入的现象，说明当时人们对孝子的重视、关注与记载、流传。

　　3.荀巨伯孝友
　　《世说新语?德行篇》：东汉人荀巨伯远道去友人那里探病，正值胡贼攻郡。友人说：“我马上就死去了，你赶快离开吧！”荀巨伯说：“远道来相视，你令我去，败坏道义而求生存，难道是我荀巨伯干的吗？”贼既至，对荀巨伯说：“大军至，一郡都逃空了，你是什么样的男人，而竟敢单独留下？”荀巨伯说：“友人有疾，不忍心抛弃他，宁可用我身来替代朋友的命！”胡贼相互说：“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师而还，一郡并获全。
　　“孝友”是传统孝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这个故事就突出了在大难临头之时、生死诀别之际，朋友之间深厚友谊的魅力和威力。“孝友”的魅力，让千载之后的现代人都感动；“孝友”的威力，不用一兵一卒，竟然完璧归赵，拯救了一郡。虽然此中不免有夸大成分，但是那种“孝友”的情义却依然值得张扬的。

　　4.孝子范宣
　　《世说新语?德行篇》：晋人范宣八岁的时候，在后园子挖菜，误伤了手指，大啼。有人问他：“痛吗？”回答说：“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范宣洁行廉约，豫章太守韩康伯一次赠送他百匹绢，不受；减少至五十匹，还是不接受。就这样一直减半，只到了一匹，还是不肯接受。后来韩康伯与范宣同乘一车时，就在车中扯了两丈绢赠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可以让老婆没有裤子穿吗？”范宣笑而受之。
　　这个故事幽默生动，有几点可说：一，八岁的孩子能在伤手指时，脱口而出《孝经》中的话，或说明当时《孝经》的普及与启蒙的情况。二，晋人范宣，后来精通儒籍，被召为太学博士、散骑郎，推辞不就，居家贫困，以讲诵为业。他的人品也许就是这样从小就在儒家的熏陶下渐渐养成了。这里赠绢而不受，也是一例。三，官员韩康伯特可爱，他欣赏范宣的人品，固执地非要他收下赠绢——其实这已经不是赠物，而是心中敬意的表达了。

　　5.试守孝子
　　《世说新语?德行篇》：仆射（）王愉在担任江州刺史的时候，被殷仲堪、桓玄发兵追逐，于是逃亡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存亡未测。王愉的儿子王绥在京都，得知父亲这一消息后，不仅容貌忧戚，就连起居饮食，以及每一件事都有所降等，就像居丧守孝的样子。当时人们就把他称为“试守孝子”。
　　“试守”，本来指秦汉以来官吏在正式担任某职位之前，先要试任该职，就像今天所说的有考察、见习、试用期一样。王绥在其父还没有去世时，就做出守孝的样子，不就像官吏“试守”吗？因此称为“试守孝子”。但是，后来的历史却是一个悲剧。桓玄专政时候，征召王愉为仆射，此官是尚书令的副手，但是后来桓玄谋反晋朝失败，王愉因参与谋反而被杀，其子王绥也因与其父一起谋反也被杀。于是王绥的孝子的孝行问题就复杂化了，限于篇幅笔者不展开了，这一有趣味的话题就留给读者思考吧。

　　6.真孝子
　　《世说新语?德行篇》：孔仆射，就是孔安国，在担任晋孝武帝司马曜（）的侍中时，曾受到垂爱。晋孝武帝去世时，孔安国为太常，他身形一向瘦弱，但是穿上重孝的服饰，整日涕泗流淌，看见他的人都以为是真正的孝子。他对晋孝武帝的厚待转化为孝子一般的真诚，这是“移孝为忠”，忠孝在他身上沟通了，而且还认为是“真孝子”，而不是“伪孝子”。

　　7.陈遗至孝
　　《世说新语?德行篇》：吴郡的陈遗，在家至孝。母亲爱好吃锅巴，陈遗在作郡主簿时，常常带着一个口袋。每次煮饭，就把锅巴收集起来，回家给母亲吃。后来孙恩的起义军队出没在吴郡，吴郡太守即日就要出征作战。陈遗聚集起来的数斗锅巴，还没来得及拿回家，就带着从军了。在沪渎开战，失败，军人溃散，逃走于山泽，人多饿死，而陈遗独因为这些锅巴得以活下来。“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这又是一个孝子的故事，情节有趣，也曲折，最后归结为“纯孝之报”，也是《孝经》中感应之说的回应而已。
　　《世说新语?德行篇》里还有如“为人谨慎，事亲尽色养之孝”的王长豫等人的记载，在此不再列举。我们也许已经能会心，即此《德行篇》就记载了这么多的孝子，在书内还有许多关于孝的叙述。比如《任诞》：“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阮籍将要安葬母亲，蒸了一只肥猪，饮酒二斗，这才向母亲遗体告别，只喊道：“完了！”总共只号哭了一声，接着口吐鲜血，沮丧颓唐良久。一种独特的孝子、孝行凸现在人们眼前，此为魏晋风度中的“孝”的表现之一了！
　　可以体会魏晋也在推行“以孝治天下”，而且是“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正如鲁迅所说：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之关系》）当然，围绕这一话题，还可以再深入探讨其中的原因。


　　  明清皇帝教子读本中的“孝”
　　 历代皇家是怎样培养后代的呢？或许有些人会这样想象：无非是教育他们怎样搞阴谋诡计、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拉帮结派、危害百姓等等。
　　其实，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还想让江山万代坐下去？他们大都很重视用儒家学说来培养优秀的接班人、造就有作为的人才，而此中又特别看重从小就进行人格品行的训导。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张载（1020～1077年）就提出，从小抓起的“养正于蒙”的理念，也就是修正养正，要从孩童启蒙的时候就要开始了。明代有位学者焦（）就曾经编著了一本《养正图解》，成为明清皇帝教子的精典，而其中也突出了孝的教育。
　　焦（1541～1620年），明代日照（今山东日照县）人，一作江宁（今南京江宁县）人。因为号澹园，又被学者称为澹园先生，享有盛名。万历十七年（1589年）举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曾主修《国史》，撰《经籍志》。主顺天乡试被劾，谪福宁州同知。后弃官不出，专攻经史，著书立说。生平博及群书，自经史至于稗官与杂说，无不淹博贯通。善为古文，典正雅驯，卓然成家。
　　焦在翰林任职期间，又担任皇长子的侍讲官。他很会动脑筋，孔孟之道博大精邃，内容又多又艰深，灌输给儿童很难奏效。教育孩子要通俗易懂，并且要形象直观，因此他选用了历史上的可供借鉴、取法、劝诫的故事六十则编成教本，又邀请明代宫廷的名画家丁云鹏（1547～1628年）配上精美插图。成为图与文并茂、理念与智慧共具、真谛和体味皆佳的启蒙经典。《养正图解》的第一篇是《寝门视膳》：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何？”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立曰：“诺。”然后退。
　　此篇为全书的肇始，而全篇的主题就是一个“孝”字，说文王的孝行，明文王是个孝子，喻文王用他的行动演绎了孝道，劝勉皇子懂孝行孝。这也说明编者体现了《孝经》“百行孝为先”的理念。
　　文王，就是周文王，姓姬名昌，是王季的儿子，商朝末年周族的领袖。文王，当初还是世子时，也就是做太子的时候，探望父亲王季是每天三次。
　　早上鸡初鸣，就穿衣起身，来到父亲的寝室门外，询问王季的侍候者：“今天安好否？情况怎样？”回答：“安！”文王就高兴。有意思的是，文王不直接而是间接询问，这一细节说明，他的孝顺之心的细致，不去干扰其父的正常生活。然后中午，也是这样；晚上，亦如此。
　　如果遇到告诉他，其父亲不能正常起居饮食的话，文王就脸色忧愁，走路连步履都错乱了。一旦其父恢复饮食正常，他也就解除忧愁，恢复正常。
　　在其父的饮食方面，文王特别重视尽孝。端上膳食，必定要查看饮食寒凉、温暖调节的情况。食毕，必定要询问饮食的情况，比如饮食的胃口、喜欢与不喜欢什么等细节。对掌膳食的人吩咐：有没有原来吃剩的，不要把吃剩的再端给其父吃。等到侍从答应了，他才放心地回去。
　　在《国语?晋语四》还有这样的记载：“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事王不怒，孝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诸弟。”周文王在襁褓时没让其母担忧，在傅父那里没让其傅劳苦，对于老师没让其师烦恼，奉事父王没让其父发怒，孝友其弟虢仲与虢叔，恩惠慈爱儿子管叔与蔡叔，对其妻大姒（）树立典范，亲爱团结同宗兄弟。这正如《诗经?大雅?思齐》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寡妻”，就是嫡妻。意思是，自己做妻子的典范，而影响至于兄弟，再至于治理国家。
　　文王那时，当然还没有《孝经》，但是孝行早就有了。如果从《孝经》角度来解读，那么这一则故事，有几点启示：（1）文王的德行，首先体现在孝道的根本上，而正如《孝经》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孝经》一章，下同）。（2）文王的孝，又具体体现在尽心竭力地对亲人的养和敬上，正所谓“夫孝，始于事亲”。（3）文王孝道的逻辑进程，由家里的孝行，而推广至于天下，正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文王后来用侍奉其父的孝行来推广至于天下，所以能够做到“天下之分，其三归周”。（4）文王最后为周武王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王行孝道，告诉人们的，也如《孝经》所谓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这是焦《养正图解》的深意所在。面对皇长子，首先要教诲立德行孝，此为先为本。在这方面，焦选择了文王这个榜样，而文王在做太子时候的做法就是一个切近的例证。《养正图解》第一篇就是与《孝经》的“开章明义章第一”相呼应的。
　　此书到了清代，光绪皇帝为了不至于湮没无存，还特地将内府旧存的写本发出，敕令武英殿刊刻，以广流传。


　　  孝的传统的衰蜕
　　 孝的传统在漫长数千年的传承后，到了近现代便渐渐地衰退、衰败、衰落了。
　　历史呈现出鲜明的转变节点，让后人明晰地看到“孝道”的蜕变轨迹。这里也简略一说。
　　先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对传统孝道的扫荡。有学者做出这样的分析：
　　这次运动对传统的孝观念有过一次大胆而猛烈的冲击，竟然出人意料地一度摧毁了孝的观念的存在基础家庭。洪秀全一再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辈。”按照这样的理念，在江南社会某些城乡拆散了家庭。他们将所有的人，无论父子、夫妇、兄弟、姐妹，按照男馆、女馆进行另外的排列组合。一时间，太平天国社会呈现出“父母、兄弟、妻子，立刻解散”的局面。父母和子女不仅平时“不容相通”，偶尔在街上相遇，也“只许隔街说话，万分伤心，不许流泪”。如此生活，是根本找不出什么孝的影子的。“这是近代中国社会乃至几千年的历史中唯一一次破坏家庭生活结构进而也猛烈地冲击了传统孝观念的雷厉风行的警人行动”。曾国藩曾说：“举中国几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见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
　　2009年初，一个冬日的上午，笔者终于有机会来到广州花都的官禄（）洪秀全故居参观。一进大门，便是洪秀全的青铜像，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中。后面就是当初他亲手种植的龙眼树，在太平天国失败的那一年，此树曾被雷电劈成两半，可是没有死，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枝干崛兀，满目峥嵘。这里有洪氏宗祠，纪念祖德宗功；半月形池塘，映出丫山倒影。湖旁还有书房阁，据介绍洪秀全七岁在此读书，勤奋好学，“五六年间，即能诵读四书五经、《孝经》以及古文多篇，其他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笔者突然想到，如果让后来的洪秀全再来谈谈对幼年诵读《孝经》的感悟，一定会有一番惊世骇俗、刻骨铭心的大议论了！难道不是吗？到后来，洪秀全的《幼学诗》又在讲孝悌了，从家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兄道、弟道按序排列出家规来。他的族弟洪仁也在教诲人们：“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钦定英杰归真》）历史留给人们深思！
　　其次，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孝道的再一次大扫荡。既然要**孔家店，自然《孝经》、孝道一类都属于**之列了。关于新文化运动，今人研究很多，从吴虞、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路说下来的话太多了，大家较熟悉，这里也不再多评论了。只觉得张依萍《枕上随笔》有一段回忆录，或许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五四”时期的社会氛围：
　　那时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的旧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做“他你我”。后来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这段话转引自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年轻人读了觉得好刺激，好新鲜！经过“文ge”的人，觉得似乎好熟悉，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此后数十年掀起的“文ge”，不也是这样，甚至更有甚者吗？在一片“破四旧”、“造反有理”、“批孔”之中，孝的传统再一次被大扫荡。
　　不过历史很有意思，自有运行的规律。今天孔子学院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办了，孝子评选在许多城市开展，孝文化在逐渐升温。
　　老子说：“大音希声。”历史无语，历史却又无声胜有声地面对着一代又一代人。

弥迦使者

      《孝经》的作者之谜

　　  在历史的坐标上，《孝经》的生命之流，或喧腾，或潺缓，或几乎断流，但一路流着、淌着、盘桓着，一路真实地映现时代的风光，一路忍受着历史风雨的侵袭。《孝经》之河的两岸拥立着孝文化之长林，只不过时或茂密葱茏，时或稀疏凋零，时或遭受砍伐。然而阴霾过后，阳光总是不会忘记继续照耀着它们。
　　确实，《孝经》有太多的谜。若追问其著作者是谁？文本的流传真相怎样？为什么历代帝王如此热衷于此？谜还真是连成了团，而成为谜团。然而这并不影响它自傲地置身于皇皇的中国文化的菁华《十三经》中，屹立千年。
　　                                                                  ——作者

　　《孝经》的作者之谜
　　《孝经》在流传和研究中，人们始终有个疑问：是谁撰写了《孝经》？
　　其实人们只要读一读那些留下来的历史材料，每个人都会发生同样的疑问。比如：
　　权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此则记载有几个信息：（1）曾参与孔子的年龄比较。（2）孔子把曾参看做是能通晓并传布孝道的最合适人选。（3）于是孔子选定了曾子，专门传授了孝道。于是，撰作了《孝经》。但是，我们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这里说到两个人，到底是孔子作了《孝经》，还是曾子作了《孝经》，没有清晰地指明，而是模棱两可。因此后人对此史料的解读，或认为《孝经》是孔子作，或认为是曾子作。
　　再看一则权威史料，《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但是谁作了《孝经》，也没有说明确，因此又可以出现二说：或认为孔子作，或认为曾子作。
　　再如《孔子家语》：“曾参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为两位作者司马迁、班固想一下，就会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他们也不能举出确切的证据来明确指出到底《孝经》的作者是谁，或是心中有某种指向，但是不便明说，因此只能含糊其辞了。
　　不过也有明确是孔子所作的，如《隋书?经籍志》：“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不过，这也是一家之说。
　　后来人们又从各个方面质疑、考证、研究，于是自古至今大约形成了好几种说法：

　　1.孔子撰写了《孝经》
　　《汉书?艺文志》认为《孝经》为孔子所作。其实依照我们来看，《艺文志》并没有说定。因此这一材料，既被一些人认为是孔子作的证据，也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曾子作的证据。
　　杨伯峻说：《孝经》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后明，因为一翻《孝经》本书便会明白。孔子若作《孝经》，哪能称他的学生曾参为“曾子”，此其一。《孝经》抄了孔子以后的一些书，如《左传》、《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预见到他死后一两个世纪中某些人会说某些话？此其二。《论语》是比较可信的孔丘言行录，《孝经》的论孝，便和《论语》的论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处，此其三。所以越到后代，这种主张的人便逐渐少了。（《经书浅说》）关于这一问题后文还会讨论。

　　2.孔子弟子曾子作《孝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为《孝经》乃孔子弟子曾参所作。比如陈克明《群经要义》中就说：《艺文志》“虽未明言曾参作《孝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乃是曾参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经》”。其实在我们来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并没有明说，也是两可的。
　　关于曾子作《孝经》，杨伯峻也有说：这一说法，在司马迁时未受重视；到两晋以后，附和者渐多。但取《礼记》和《大戴礼记》曾子论孝诸事与《孝经》比较，相抵触者不少。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甚至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指不义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篇》说：“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一个说不争就是不孝，一个说争辩是祸乱发动之源，究竟哪一说是曾子本意？何况《孝经》所用《孟子》、《荀子》诸语，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这一说也不可信。（《经书浅说》）

　　3.曾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代胡寅说：“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杨伯峻说：“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孝经刊误》）开其端，并无实证，只是想象之词。”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说，其《郡斋读书志》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所作。李学勤说：“《孝经》文中多称引《诗》、《书》，体例与《礼记》所收《中庸》、《大学》相似，确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吕氏春秋》曾引《孝经》，证明其书成于先秦。”（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4.曾子弟子中的子思作《孝经》
　　宋代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宋代冯椅之说：“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中的子思所作。杨伯峻反对，有评说：“尤不足信。”（同上）不过今人有一些学者较倾向此说。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经〉说新论》，认为是子思作《孝经》。主要理由是：《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认为已经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孝经》与《缁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该是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次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子思学派讨论的热点之一。因此，认为子思作《孝经》。不过关于此问题，也尚可再讨论。

　　5.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圣人言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又清代毛奇龄《孝经问》：“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这是笼统地认为《孝经》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种记录的转述，或是一种经过加工后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这种看法，认为“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

　　6.孟子的弟子之作
　　王正己在《古史辩》第四册的《孝经今考》一文中说：“从大体上看来，《孝经》思想有些与孟子的思想相同，不过是文字的变相而已。”“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

　　7.后人附会而作《孝经》
　　宋代的朱熹主此说。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汪应辰的话，认为《孝经》是后人附会而成。其曾云：“《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家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大学》、《中庸》之俦也。”

　　8.汉代儒生所伪造
　　清代姚际恒主此说。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孝经》是汉儒所伪造，姚说：“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
　　到底是谁撰写了《孝经》？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认为，从各种信息来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样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汉儒伪造。比较下来可能性大的选择方向是两个：一是孔子弟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弟子所作。如果偏重于后者的话，那么有可能是曾子的学生所作；如果再把视阈缩小，那么或者可能是曾子的弟子中的子思所作。但是在还没有十分确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时，不妨采取较宽泛一些的看法，留有余地，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证、统一认识。
　　虽然关于《孝经》作者的看法不统一，但是不妨慢慢说下去读下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些争论点，研究者又是怎样研究的，那么读者自己也会有个选择与判断了。


　　 《孝经》汉代发现之谜
　　  在先秦，《孝经》曾被《吕览》引用过，秦代因焚书坑儒而不见流传，汉代突然冒出了《孝经》。《孝经》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历史之谜。
　　首先是汉代初年，一个叫做颜贞的人献出了《孝经》。
　　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烧典籍，坑杀儒生；还不许民间私下收藏书籍，否则就诛族，这就是“挟书者族”之律令。因此许多经典由此而残缺，损失惨重，当然《孝经》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刘邦是马上得的天下，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设并不重视。
　　然而传到第二代汉代的惠帝却很看重这些。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时所定的“挟书”令，鼓励民间献出所藏的书籍。如《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后来朝廷还派出人员到各地寻访亡佚经典。于是，《孝经》出现了。
　　《隋书?经籍志》有个记载：“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河间，汉高祖时候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的东南）；平帝时辖境相当于今天河北献县、交河、东光、阜城、武强各一部分。河间人颜芝收藏了《孝经》，到了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献了出来。
　　汉初，河间地方献书的氛围很浓。《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刘德很有办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缮写一本交换给送书之人，另外再赏赐金子、丝帛等贵重东西，因此名声传播出去，招引来许多人献书。他得到的书很多，甚至几乎和整个朝廷的藏书相等。
　　河间人颜芝的儿子颜贞把收藏的《孝经》献出来，大约也是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中而被感染了，于是献出父亲的藏书。不过细节就不得而知了，是献给献王刘德，还是直接献给朝廷，或是其他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了。一般认为是河间王刘德将此书献给朝廷，于是遂为学者传授的用本。
　　后来汉代又出现了《孝经》的另外一个本子，称为古文《孝经》。
　　古文《孝经》，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的，也称为孔壁古文《孝经》。《隋书?经籍志》载：“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要说到曲阜的“三孔”，即孔府、孔庙、孔林了。孔子的故宅在孔庙东路承圣门外。据说，孔子死后，鲁哀公为了悼念孔子，将孔子居住过的三间故居改为祠庙，令其子孙“岁时奉祀”。其奉祀地点，就是这个院落。这就是最早的孔庙。
　　今天我们去参观，马上会被留存遗迹中的故宅井吸引。其旁立有“孔宅故井”石碑，其四围修有雕花石栏，其西建有乾隆“故宅井赞”四角碑亭一座，其水质清纯，被称为圣水。有记载，乾隆九次来到曲阜祭孔，竟然有五次来此题字。其中有一次他还舀水拜师，尊崇地说：“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
　　孔宅故井的前面有诗礼堂。《论语?季氏篇》有载，孔子教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因此后人就建立了这诗礼堂，作为学习诗礼的场所。清代初年，文学家孔尚任还曾在此为康熙皇帝讲过经。堂东有礼器库，存放有祭祀用的礼器。
　　就在诗礼堂的后面，有一段像照壁样的墙壁，孤立在院子中，横亘在眼前，墙前有石碑隶书“鲁壁”两字。这就是数千年来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有名的一堵文化墙。
　　相传西汉武帝末年，鲁国的共（恭）王叫刘余，本是汉景帝的儿子，想要扩大自己的宫室，于是扩建而将附近孔子旧宅的房子给毁坏了。这堵墙壁被毁坏时，人们忽然发现墙壁有夹层，里面藏有东西，结果从中得到了藏在其中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简，都是用古文字写成的。据说，这些典籍还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由孔子的第九代嫡孙孔鲋偷偷地藏在古宅的墙壁内的。鲁恭王将这批书籍归还了孔家。为了纪念孔鲋的藏书之功，后来人们就在古宅的院子中特意修建了这座象征性的墙壁，称为“鲁壁”，也称为“孔壁”。
　　“孔壁”中的这些用古文写的经典文本，也就被称为了“古文经”。关于这一事件，文献有记载。如《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又如荀悦《前汉纪?成帝纪》引刘向曰：“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
　　汉代社会上流行着两本不同的《孝经》，这又留下了许多的谜，且再看以下的细说。


　　  郑玄避难潜心注《孝经》
　　 汉代的大经学家郑玄与《孝经》也有一段因缘，颇为曲折，甚有意趣。
　　郑玄（127～200年），是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市西南）人，字康成，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死于汉献帝建安五年，是东汉最有权威的经学家，其学也被称为“郑学”。
　　郑玄年轻时候为乡啬夫，即在乡里管理听讼、收税赋之类的事情，但是他不喜欢这种小吏生活，喜好学问。其父数次对他发怒，但是不能改变他的志趣。
　　郑玄后来就进入太学学习今文《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他还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
　　随着学识的加深，郑玄在崤山之东已是无师可求，便西入函谷关，从师外戚豪门、显赫大儒的马融，专门攻习古文经。马融（79～166年），是开创古文经学的大家，才高博洽，为当世通儒。当时马融门下有学生四百多人，学问精深的有五十多人。马融很高傲，他派门下水平高的弟子去教郑玄，自己不仅不教郑玄，且三年都没有召见过他，但是郑玄仍是发奋用功不已。有一次，马融召集门下学生考问图谶，听说郑玄善于计算，就在楼上召见了他。郑玄这才有机会向马融请教疑难问题。马融惊奇郑玄的才学，曾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
　　后来郑玄学成，告辞而别。马融感慨地对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郑玄这个学生今天离开这里，我的道将向东被传播出去了！此种赞叹、喟叹的后面，可体味的东西不少。这也可联想到，早在汉初，汉代《易》学之鼻祖田何，就在他的弟子丁宽学成而东归时，也说过：“《易》以东矣！”（《汉书?儒林传》）
　　此后郑玄游学十年，而回归于乡里，因为贫困，客耕于东莱（今烟台北龙口一带），并聚徒讲学，弟子多达千百人。东汉阉党专权，宦官侯览因为被一些地方上的“儒学行义”之事受到侵害，便讽奏朝廷，声称这些社会人士在“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朝廷大举“钩党”，和郑玄有关系的地方官员杜密被作为此事件的要犯之一，郑玄因为这一层关系也受到牵连，遭遇不幸。郑玄受到党锢祸害，他和同郡的四十多人被禁锢。郑玄从四十四岁遭到禁锢，一直到五十八岁解禁，长达十四年之久。郑玄索性“杜门不出，隐修经典”，潜心研究典籍，从而完成了一批经典的注释。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由于黄巾起义以及舆论上的强大压力，“党锢”被宣布解除，郑玄的名声也大震。比如何休是东汉今文经学大师，被称为“学海”，但是郑玄在与何休的学术论辩中，击败了他，被人们称为“经神”。被称为“五经无双”的许慎，郑玄也著有《驳许慎五经异义》。当时何休、袁绍等慕其名，屡请他为官，但是郑玄皆不答应。有一次，大将军何进要召见他，郑玄躲避了。州郡因为何进是权戚，不敢违逆他，就胁迫郑玄去。郑玄这才迫不得已去见何进。何进对他“礼对甚优”，但是郑玄坚决不穿朝服，穿着便服去见何进，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偷偷溜走了，所谓“一宿逃去”。
　　后来中平五年（188年）黄巾起义军“攻破北海”，郑玄避难于不其山（今即墨）。初平二年（191年），黄巾起义军攻打青州，郑玄又避难徐州。郑玄的家乡高密以及东莱郡都属于青州，而徐州是指今天的山东南部以及江苏的大部分。此期间，他和担任过徐州牧的刘备有过接触。也是在避难期间，诞生了郑玄的《孝经注》。
　　正如郑玄注云：“《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纪纲。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仆被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之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
　　南城山在哪里？“南城”，《汉书》作南成，又称南武城，在山东费县西南。这个地方是曾子出身之地，也是曾子葬父之处，“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后汉书?王符传》章怀注）于是形成这样的对比和联系：
　　曾子——南武城人——葬父处——《孝经》
　　郑玄——避难南城山——父母坟未成——注《孝经》
　　特别是郑玄的高龄之父去世了，有思念亲人之情感在心头回应，而且郑玄在《戒子书》里说过“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这是说临死难忘、愤愤难平的是死去双亲的坟墓还未建成。
　　他又在《戒子书》里叮嘱过儿子：“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系印章的丝绳）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这是情感深沉地说，显赫声誉成就于同僚朋友之中，道德品行确立在自己的志向里。若能获致名声称誉，亦使得父母有荣光，能不深深挂念吗？能不深深挂念！我虽然没有高官显位的功业，但颇有辞让爵位的清高。自己以论赞之功为快乐，但也不会给后人留下羞辱。——郑玄的这些理念，与《孝经》所说的是多么吻合！
　　如此，他注释《孝经》，实有种种触发感念。因此有“念昔先人之余暇”之句，也有“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之言了。郑玄在《戒子书》中又说：“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政百家之不齐。”这也写出了注释《孝经》的动机。
　　《齐乘》卷四：“南武城，费县南百余里，齐檀子所守，汉侯国，属东海；因为南城山而名。汉末黄巾之乱，郑康成避难此山，有注经石室。”《十道志》还提到“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
　　这里也有两个小插曲：一、《序》中所说的“避难”指什么？或说是郑玄避党锢之难；但是大多数认为，此是避黄巾之乱难。二、是郑玄作《孝经注》，还是他的孙子所作？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叫郑益恩，孔融在北海的时候，郑益恩被推举为孝廉，后来孔融被黄巾军包围时，郑益恩赴难而献身。郑益恩有个遗腹子，即郑玄的孙子，郑玄认为孙子手的长相与自己很像，因此就取名为小同，后来小同也以通经著称。又因《序》中有句话：“念昔先人之余暇”，所以或理解为此是孙子对祖父的思念而言的，便有“盖郑胤孙所作”之说了。
　　郑玄在那里避难大约五年光景，后来孔融请他返乡。郑玄一直到建安（196～219年）年间，被朝廷封为大司农，世称郑大司农，那是管理财政的官员，还分配给他一辆车，所经过的地方长吏迎送，不过郑玄还是称病请求回家。因为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叫郑众（？～83年）的经学家，也担任过司农，因此又称郑玄为“后郑”。
　　郑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注的《诗》、《三礼》，从唐代起被收入九经，清代列入《十三经注疏》。唐太宗曾封郑玄为“高密伯”，雍正还称郑玄为“先儒郑子”，与董仲舒地位相等同。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树立了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块巍巍丰碑。

弥迦使者

      唐玄宗与《孝经》

            唐玄宗和《孝经》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话题，这里也作一略说。
    先说这位皇帝的简历。唐玄宗（685～762年）名李隆基，又称唐明皇。他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初被封为楚王，改为临淄郡王。英武有才略，善骑射，知音律，通历象，善书法，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景龙四年（710年），皇后韦氏弑中宗。李隆基面对韦后之乱，密谋匡复，结果与太平公主合诛韦后以及韦、武的同党，拥立睿宗复位，以太子参与朝政。
    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即帝位，尊睿宗为太上皇。次年诛杀太平公主及其亲党，开始掌握全权，改元开元。在位初期，励精图治。以姚崇、宋（）、张九龄等为相，纳谏诤，明赏罚，裁冗员，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注意节俭，革除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又整军经武，维护边防。此时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强盛，史称“开元盛世”，可比于“贞观之治”。
    然而自从天宝后，渐渐骄满，图逸乐，宠杨贵妃，以李林甫、杨国忠等为相，生活奢侈，政治日渐腐败。君田制、府兵制均遭破坏。中央军备空虚，边将拥兵自雄，终于酿成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反于范阳，此为“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逃入蜀中。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至德二载（757年）末年，自蜀返归长安，幽居兴庆宫，抑郁而死。葬泰陵（今陕西蒲城东北），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玄宗在位四十多年，享年七十八岁。改元三次，先天、开元、天宝，庙号为玄宗。
    唐玄宗与《孝经》结缘甚深，这里也一一道来。
    唐玄宗曾经经历了一个多政变的时代，史家指出，自从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推FAN武则天起，至于开元元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唐玄宗止，前后不过八年半时间，政变就发生了七次，皇帝就更换了四次，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举例如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推FAN武则天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李显复位，此就是唐中宗。但是中宗纵容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三思勾结，操纵朝廷，搞得混乱不堪，中宗后被皇后韦后毒死。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昏君，还谥号孝和皇帝。
    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八、九年，政局逐渐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唐玄宗反思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此前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他开始重估“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与价值，从而重视《孝经》的注释、传扬、教化与治国。唐玄宗与《孝经》有几件大事应当叙说。
    其一，下令质定《孝经》。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下诏令群儒质定《孝经》。敕令曰：“《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旨趣，颇多蝽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此后未多久又下达诏令：“《孝经》者，德教所先，自倾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希望诸儒“详其可否奏闻”。（《唐会要》）
    当时《孝经》本子有今文本、古文本；最有影响的注释家是孔安国的古文注、郑玄的今文注。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否认郑玄为《孝经》作过注，并立十二验以驳郑。当时的国子祭酒司马贞（即司马坚）主今文，肯定郑玄注，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以及《注》中的问题，而攻击否定古文《孝经》与孔传。这一场学术辩论，实际上是为唐玄宗撰《孝经注》做出了准备。当时刘知几、司马贞两人的意见同时上奏，唐玄宗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的理念，而又比较多地采用司马贞的建议。结果郑《注》“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并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四库全书总目》）
    其二，亲自为《孝经》作注。
    722年，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唐玄宗）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唐会要》卷36《修撰》）
    当时唐玄宗已经即位11年了。唐玄宗在作注后，还“特令元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这是说，唐玄宗自己为《孝经》作《注》以后，又特别命令大臣元行冲作为注释作《疏》。
    元行冲（653～729年），唐河南人，名澹。他是北魏皇室的后裔；进士出身，博学多识，尤善音律、训诂。累迁通事舍人。在唐睿宗的景云年间，任太常少卿。因为系出拓跋氏，而北魏无编年史，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学者赞之。唐玄宗开元初，为右散常侍、东都副留守。后来升为大理寺，转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等职，封常山郡公。继马怀素、褚无量未竟之业，组织学者撰写古今书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从元行冲的这些背景与经历来看，唐玄宗选定他来为自己的《孝经注》作《疏》，是很有道理的。
    其三，再次为《孝经》作注。
唐玄宗第二次为《孝经》作注，是743年，“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会要》卷36《修撰》）此距离上一次又过了22年。重新作注大概有几个原因：（1）从政治上考虑，22年过去了，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地节度使的拥兵自重，可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强调孝与忠，来巩固政局。（2）从本身注释的情况看，随着这一长期的思考，在文字上、理念上也都会有修改的必要。（3）唐玄宗希望其注能成为一个精品流传后世，所以也应当打磨一番。
    其四，营造京兆《石台孝经》。
    天宝四载（745年）九月，大臣李齐古上《石台孝经表》，奏请唐玄宗“特建石台”，“以垂百世”。此举很符合唐玄宗的心意，因此玄宗自己亲自隶书，并以此御制刻石于太学，谓之京兆《石台孝经》；至今还光莹如漆，很好地保存于西安碑林中。四块高大的碑石聚成方形，上有盖，立于多层石台上。四面刻字，前三面为隶书，各十八行，每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半部分为隶书七行，后半部分上截为楷书写的表文九行、行书写的批答三行，下截为诸臣题名四列。李亨篆额书“大唐开元天宝圣文武皇帝注孝经台”。
    其五，下诏颁示中外。
    在天宝五载（746年），玄宗又下达诏书，说：“《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缺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唐玄宗命令集贤院再次修订《孝经义疏》，并于中外颁示。
    唐玄宗的《孝经注》列于学官，这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清代阮元在《孝经注疏校勘记序》中这样评价：“《孝经注》之列于学官者，系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诸儒之说，因藉捃（，拾取）以仅存。而当时元行冲《义疏》，经宋邢删改，亦尚未失其真。学者舍是，固无窥《孝经》之门径也。”因此，这是后人进入《孝经》的入门之作。
    唐明皇的《孝经御注》行世，其他各注也被替代了。有意思的是，不仅在中国造成影响，在日本也受到波及。李学勤曾有说：在中国，八世纪中期《孝经》御注颁行，《孔传》、《郑注》同归衰亡，这件事也影响到日本。日本大宝二年（702年，武后长安二年）颁布的学令原规定学生治经必兼修《孝经》、《论语》，《孝经》用《孔传》、《郑注》。到贞观二年（860年，唐懿宗咸通元年）诏书，以唐玄宗御注立于学官。但是同时又说：“但去圣久远，学不厌博，若犹敦孔注，有心讲诵，兼听试用，莫令失望。”这是孔《传》继续在日本流传的重要原因。（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这里令人触发的地方很多，如日本一方面紧跟唐朝的潮流，加以变化；一方面又允许滞后，可以不变。这种现象颇有启示的深意，不仅孔《传》、郑《注》因此得以继续传流，而且推而广之。这就是一个传统与新潮的处理智慧问题了。笔者去大阪、奈良、姬路、神户参观的时候，见古迹、文物保存得如此好，而现代建筑又如此繁华，两者并行而不悖，相处而相顾，也许就是这种智慧的深层的渗透。反思我们，颇喜欢“一刀切”、“不留尾巴”，追求“整齐划一”，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古建筑，也不知道毁坏了多少文物典籍。我们深刻地反思过吗？！


             唐玄宗的《孝经序》
      唐玄宗的《孝经注》的内容，在后文《孝经》的解读中会引用并解释。唐玄宗的这一名《序》，可分为五段，我们不妨逐一讲读一下。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按，这一段大意是，我听说上古时候民风教化是朴质疏略的，虽然因应自然的亲爱父母之心的孝已经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礼节的犹尚简少，等到已有了仁义之说，那么亲爱的声誉日益显著了。圣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来教化人民的，所以就严而教敬，就亲而教爱。于此因顺移孝为忠之道昭彰，立身扬名之义也彰显了。孔子说：“我的心志在于《春秋》，德行在于《孝经》。”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按，此段大意是，《孝经》说：“往昔圣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遗弃小国之臣，而何况对于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经多次读思此言，景行先哲；虽没有德教施加于百姓，但希望博爱能作为四海典型。嗟叹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渐绝，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况且又于秦代被灭绝，后来所得到的皆秦焚书后之微末。《孝经》传播滥觞于汉，醇粹既没，则余下糟粕在流传。所以鲁史《春秋》，此学分为五家之传；《国风》、《雅》、《颂》，此学分为四家之诗。离开圣人越加远，源流也日益多别。
    近观《孝经》旧注，蝽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
    按，此段大意是，近观《孝经》的旧注，尤其驳杂不堪。至于追随效法前人的，约将近百家。业擅专门的，将近有十家。希望升堂入室的，必定自己另辟门户。想攀上奔逸车驾的，必定驰骋于别的轨辙上。因为这样的穿凿附会，也就使得大道隐于小道之所成中，至言隐于浮伪荣华之内了。且传注以通畅经文为要义，要义必定以得当为主宰。至极得当就是能会归于一，使得精妙之义无二，怎么能不翦除那些繁芜，而撮取那些枢机要道呢？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
    按，此段大意是，韦昭、王肃，是先儒的领袖。虞翻、刘邵，则又次于其后。刘炫阐明孔安国的古本，陆澄讥讽郑康成的注释。若在理论上或能允当，又何必责怪其人呢？所以如今特举六家之异同，会合五经的旨趣；省约文字而遍布通畅，经义则昭然；分注错杂于经文内，而条理则贯通。写在琬琰美玉之圭上，庶几有补于将来。
    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
    按，此段大意是，再说夫子谈《孝经》，心志在于能取垂训今后，虽五孝之所用则有区别，但百行之孝的源头不殊。因此一章之中，共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相说明的；具载的话则文字繁琐，省略则又会文义空阙。今留存于疏中，以能广为发挥。
    西汉及魏晋，经过宋齐梁陈，注解《孝经》的近百家，至于有唐之初，虽然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当时流传的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孝经》注；另外就是梁代的皇侃《孝经义疏》，然而多纰漏谬误，理昧精研。因此唐玄宗朝，召集群儒学官，使集议《孝经》的注解。这就有了刘子玄（刘知几）辨郑玄的《注》有十谬七惑，司马贞驳斥孔安国的《注》多鄙俚不经，其余诸家注解，皆荣华其言，妄生穿凿。于是唐明皇就在先儒的注释中采集菁华，删除烦乱，萃取义理，把允当的用为注解，至于天宝二年（743年）注成，颁布天下，并自己用八分隶书书写，勒石于石碑，这就是“石台孝经”。
    此序言很简短，但要言不烦，就像他的注那样。我们如果读过唐玄宗的《孝经注》，又读过他的《孝经序》，可以看到这位皇帝非常重视《孝经》，其中的原因是大可研究的。如果简单地归纳一些，主要有三点：
    其一，以孝治家。皇家的内部秩序要整顿好，也确实不容易，唐玄宗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多的事情，比如太平公主的作乱，又如自己和太子以及诸子的关系处理上，再如自己和其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还有自己和儿子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唐玄宗希望通过提倡孝道，把皇家的内部秩序整顿好。
他一方面宣扬《孝经》，一方面自己也做出样子来，有记载说“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之”。比如初即位的时候，唐玄宗特地做了长枕头、大被子，与兄弟宋王、申王、岐王、薛王、豳王同寝。宫殿中还设立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称为“五王帐”。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说了三个字：“近儿戏！”确实为入木三分之评。然而，再反思一下，也并非全是儿戏，在某些历史时段中皇帝的这些做法也会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的。甚至这也成为一个教育皇家后代的著名的典故而流传不息，如焦编辑的教育皇家后代的《养正图解》就选择了唐玄宗的这一则故事。
    其二，以孝治国。《孝经》中的一个重要智慧就是“孝治”，将“移孝为忠”、“以顺移忠”成为治国的重要做法。唐玄宗重视这一点，因此召开类似今天的高层的学术讨论会，研讨《孝经》的有关问题，还自己亲自作注，并撰写《孝经》全文立于学官，等等。他能取得“开元盛世”的盛况，也许和这种倡导与做法不无关系。但是他的误国，被赶下皇位也和没有很好地实践《孝经》有关。比如《孝经》强调要纳谏，他后期没有做到；而如果对照《圣治章》的那些内容，他全背道而行了。比如“六事”之与“六可”，如“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他都没有做到，如此却能不栽跟斗，那才怪呢！“安史之乱”以后，这位皇帝对此应该有一番更加触及灵魂的体会了。历代有许多皇帝都关心《孝经》，提倡孝道，也许主要就聚焦在这两大问题上吧。
    其三，文化建树。唐玄宗在文化建设上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其他不烦说，比如《孝经》的整理、注释以及推广就是一大贡献。今天《十三经注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的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而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宝级文物。如果我们参观泰山，登上南天门，来到大观峰，面对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大片摩崖，高二丈六、宽丈五，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共一千多字，金光闪烁，会被它的壮丽而震撼的。明代的王世贞《州山人稿》云：“虽小变汉法，而婉缛雄逸，有飞动之势。余尝登泰山，转天门，则见东可二里穹崖造天，铭书若鸾凤，翔舞于云烟之表，为之色飞。”笔者尝驻足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之侧抚摸再三，亦曾仰望巍巍泰山《纪泰山铭》摩崖感慨再三，一代唐明皇早已成为了一黄土，而这些文物却在天长日久地倾诉着一切。


     朱熹改编《孝经》
    朱熹（1130～1200年），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居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不久以本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二年（1196年）落职罢祠，后致仕。他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称考亭学派、程朱学派。
    朱熹与《孝经》也是一个很有意趣的话题。首先说个故事，在《二十四孝别录》“幼通孝经”一则载：“宋朱文公熹，字晦庵。八岁读《孝经》，即知大义，戏为注解，书八字于其后云：‘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有附诗云：“自幼明伦理，千秋说晦庵。试看标八字，那个可无惭。”朱熹八岁读《孝经》、背《孝经》完全有这个可能，因为《孝经》常被作为一种启蒙读物；发誓做个孝子，书那八个字也有可能；但是八岁孩童能通晓而作注释，或许就有些夸张了。不过朱熹在《孝经》上做了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一直至今。
    再说个故事，传说朱熹写的“孝”，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孝”的涵义。
    我们到安徽的宏村去旅游，导游会介绍传说朱熹所写的“孝”字，那个“孝”字就在一座老宅的大堂上。细心观察字最上面的右边，在横、竖、撇的笔画连接的地方，很像一个人仰望的脸面；再观察左边，或说是像猿的脸形。由上而下是脖子、半身形体、双手作揖敬奉的状况，下面就是“子”字。导游说，这是意喻那些不孝敬之子，就如同尚未进化的猴子；人只有尊老、孝敬父母，才有资格仰面望天。
    笔者也曾参观于此，徘徊良久。如果冷静地想来，真要写得这样形象如画、比喻含蓄，恐怕很难一笔挥成，朱熹也不会顷刻之间完成的。这只不过是后来的人巧妙地附会罢了，不过附会得也很有教育意义。其实笔者想来，还可以再往深处开掘：人是从猿猴而来，人身上有人与猴共具的东西，也就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共具，因此一半是猿、一半是人。但是，真正的人是能抬头看天、仰望父母、孝敬父母的，父母不就是家里的日月，不就是天吗？如果还是猿猴一样的畜生，那么只能是低头愧对父母、上苍，哪有抬头仰望的资格？
    人，是做人呢，还是做猿猴呢？“孝”字，又再次拷问了人们的灵魂。
    朱熹与《孝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改编了《孝经》，其留下的震荡是深远且巨大的。
朱熹撰写了《孝经刊误》，此书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当时朱熹已经五十七岁，主管华州云台观，“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四库全书总目》）。朱熹撰作的主旨是“拨乱反正”，纠正他认为人们对《孝经》的一系列谬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针对《孝经》作者，或认为是孔子所作。朱熹嘲笑说：“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他认为，是“曾子门人所记也”。
    2. 针对以前的研究者，朱熹也针砭道：“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
    3. 朱熹指出《孝经》中的问题，如“传文固多傅会”，“其经文亦不免有离失增加之失”。
    4. 最重要的举措，是改编了《孝经》结构。他根据自己的思路、逻辑，认为《孝经》的十八章中，有“经”，即是经文；也有“传”，即是对经文的解释。他把今文《孝经》的最前面的今文的六章、古文的七章合编为“经”，而把其余的各章称为“传”。下面就来比较一下：
    《孝经》章第名称                           朱熹《孝经》
    开宗明义章第一                            经一章?前六章
    天子章第二                                传之一章?广至德章
    诸侯章第三                                传之二章?广要道章
    卿大夫章第四                              传之三章?三才章
    士章第五                                  传之四章?孝治章
    庶人章第六                                传之五章?圣治章上
    三才章第七                                传之六章?圣治章下
    孝治章第八                                传之七章?纪孝行章
    圣治章第九                                传之八章?五刑章
    纪孝行章第十                              传之九章?事君章
    五刑章第十一                              传之十章?感应章
    广要道章第十二                            传之十一章?广扬名章
    广至德章第十三                            传之十二章?闺门章（古文）
    广扬名章第十四                            传之十三章?谏诤章
    谏诤章第十五                              传之十四章?丧亲章
    感应章第十六
    事君章第十七
    丧亲章第十八

    朱熹说：“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而后人妄分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句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为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一，引《诗》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复经文之旧。其传文之失，又别论之。”
    这是朱熹大胆地怀疑后，做出的“创新”之举。在此以前无人道，也无人敢道，且无人会想到这样道。朱熹这种做法内在的逻辑，就像他对于《大学》的做法一样，是一以贯之的，即是分成为两部分，一是分出“经”的部分，再是分出解释“经”的传的部分。
    笔者突然想起顾颉刚说的话：“朱熹，对于古经确有创见。他眼光犀利，能把古书中的矛盾发掘出来。唐代大儒只是调和了一番。宋代朱熹看到其中的矛盾，并且自己重新作注解，成立新说。成立了宋学，发生了宋学对于汉学派的对立。”（何启君整理《顾颉刚讲史录》）这段话可供我们从正反两面来体味之。
    至此，我们来读朱熹在《孝经刊误》第一节后面写下的一段按语，就觉得有味道了：
    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子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乃《孝经》之传也。窃尝考之，传文固多傅会，其经文亦不免有离失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
我们还要评说的是，朱熹的读书得间、读书的怀疑精神是值得钦佩的，而朱熹这一《孝经刊误》的做法在《孝经》的研究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影响。自唐玄宗注《孝经》以后，此“花”便独秀，而其他的《孝经》著作便被淡化了。朱熹《孝经刊误》重新开出一条新路子来，带出一片新气象来。
    不过，历史上乃至于今人对朱熹的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赞赏的，或进而继承此路子前行的，此不乏其人。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
    一是不赞赏的，并反对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一派主要理由是认为朱熹仅凭主观意见来改变《孝经》。如清代毛奇龄《孝经问》，设对门人张燧问，从十个方面驳斥朱熹《孝经刊误》和吴澄《孝经定本》，指出《孝经》非伪书，刘炫也没有伪造《孝经》，批评朱熹、吴澄删经之弊。又如魏源《孝经集传叙》说：“后人或浅近视之，于《孝经》之中又裂分经、传，加以删削，与《大学》补传改本同失，而《孝经》之谊几亡。”我们认为朱熹的改编《孝经》是缺乏根据的，不该盲从他。确实，对于元典怀疑可以，但关键要拿出证据来，而在这方面朱熹显得证据不足、缺乏证据；不仅如此，还只依据私见便进行删削变动元典，更是一种破坏性的做法了。
    《孝经刊误》正因为是朱熹所作，故影响深远，甚至于元明清几代。此后如元代吴澄继承之作《孝经定本》，元之董鼎作《孝经大义》、朱申之作《孝经句读》，明代江元祚《孝经汇注》以及清代周春于《孝经》之作等等，都是承朱熹的理念和做法而一脉延展出来的。当然若要从积极的方面看，那么此中也有促进，那便是如前所说，因为司马光、范祖禹等的古文《孝经》的研究，加上朱熹的古文《孝经》的影响，使得古文《孝经》的生命在唐以后的衰微下，得到了一度的提振。

弥迦使者

        帝王  《孝经》  注讲书传

　　  皇家与《孝经》的关系一直是亲密无间的，无论是天下太平的时代，如汉、唐、宋等朝代，《孝经》是热热闹闹的时代；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者是蒙元那样的时代，《孝经》也照样不寂寞；因为统治者都知道《孝经》所能起到的作用与价值。
　　皇家在做法上除了政策上的奖励、激励以外，比如教学科举、确立学官、选拔人才、考核官吏、营造社会风气以外，他们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翻开历史，中国古代的帝王对《孝经》特别重视，或亲自注解，或亲自听讲，或亲自宣讲，或亲自书写，或亲自传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一些在后文还会讲到。这里再举出些例子，集中地观察这一突出的历史现象，以及可以深思这一现象背后的道理。
　　1.帝王们重视《孝经》
　　历史上许多帝王都高度重视《孝经》，这是很突出的。比如从几个开国皇帝来说，隋文帝杨坚建国时，就接受苏威的进言，“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将《孝经》立于国学，颁行天下，要求官吏诵读。此也影响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他也下诏：“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
　　又如唐高祖李渊曾下诏：“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唐代从高祖开始就重视提倡《孝经》，宣扬孝道。
　　宋太祖赵匡胤在征战之中，还不忘记召见太原孝子刘孝忠，予以慰谕。此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宋代的皇帝对于“孝治”的重视。
　　明太祖朱元璋称《孝经》为“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DA法，以垂万世”。下诏令各地荐举孝弟力田之士，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送孝廉之士至于京师，但严格禁止“割股卧冰”等有伤身体的行为。明朝各皇帝几乎每年都旌奖孝义之家。（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我们再看看帝王们在其他方面的情况。
　　2.帝王们不断注解《孝经》
　　传说战国初期魏文侯注《孝经》，也许是帝王注《孝经》的肇始者。虽然还不被学者都认可，但是毕竟也是一个珍贵的历史片段。
　　如果根据确凿的记载，那么帝王对《孝经》撰作注解的很多。有记载的，除了唐玄宗的《孝经注》外，又如东晋元帝著有《孝经传》，东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著有《孝经义疏》，梁简文帝也有《孝经义疏》，北魏孝明帝有《孝经义记》等。北魏孝文帝还命令把《孝经》翻译为鲜卑语，唐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里有记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再看清代，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都亲自注释过《孝经》。
　　比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皇帝撰成《御注孝经》一卷，“约一万余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见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四库全书总目》）
　　在顺治、康熙年间，朝廷还命令儒臣编纂了《孝经衍义》一百卷，镂板颁行。
　　清代世宗于雍正五年（1727年）自己亲撰《钦定译孝经》，并完成《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此“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在《御纂孝经集注序文》中有云：“朕乃命专译经文以便诵习。夫《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跻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厚望也。”
　　这段话就是皇帝的心里话，也代表了所有的皇帝的内心想法，通过对《孝经》的传扬与实践，可以改变社会风气，达到和谐，巩固自己的王朝统治。清代国子监之书籍有康熙帝钦定《孝经衍义》，而雍正的《御纂孝经集注序文》也随时印行供教学之需。
　　3.抓紧对后代的《孝经》教育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还选择疏广用《孝经》向皇子教授。梁武帝甚至亲撰《孝经义疏》，还令师傅为年仅三岁的昭明太子讲授《孝经》。陈文帝、宣帝、后主时都曾诏令东 GONG讲《孝经》，如此等等，用心良苦。
　　4.帝王还热衷于宣讲或听讲《孝经》
　　一种做法是请学者、官员到宫殿里来讲《孝经》，如汉代有个叫王立的，官太史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能消绝奸邪。’常以良日，允与立入为帝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簟，画九宫其上，随日时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复行也。”（丁晏《两汉三国学案》）又如史载，唐太宗在贞观十四年三月还亲自到国子学，听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宋仁宗赵祯就曾召集辅臣到崇政殿观讲《孝经》。
　　另外一种是自己宣讲，魏晋六朝时期，如晋代穆帝、晋代武帝；宋武帝、宋文帝；梁武帝；北魏宣武帝、孝明帝等都曾经亲自讲《孝经》。皇帝宣讲《孝经》的场面也有记载，如晋孝武帝的宣讲，《南朝宋会要》云：“孝武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汴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武子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
　　再有一种情况是让皇太子宣讲《孝经》，如晋代武帝、惠帝，陈文帝、宣帝、后主等都曾经诏令太子讲《孝经》。（参见朱明勋《论魏晋六朝时期的〈孝经〉研究》）有意思的是，南朝一些帝王不仅亲自注释和宣讲《孝经》，还出现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亦时时集会讨论《孝经》的现象。梁武帝还创设《孝经》事务的专门官职——置制《孝经》助教。为了普及《孝经》和孝的伦理，学者还编出了《孝经图》、《大农孝经》、《正顺孝经》、《女孝经》等书。《孝经》之学成为显学。（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5.帝王书写《孝经》
　　唐明皇书写《孝经》刻“石台孝经”就是一例。又如，宋太宗重视提倡孝道，曾用草书两次书写《孝经》。淳化三年（992年），他见到淳化阁碑有其所书《千字文》，说：“《千字文》非垂世立教之言，《孝经》百行之本，朕当躬书勒之碑阴。”于是他命人把所书《孝经》刻在淳化秘阁碑的背面。他在将御书《孝经》赐给李至时也说过：“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南宋高宗亲自书写《孝经》赐给大臣，并刻于金石，颁行天下州学。（参见杜中新等《孝治与〈孝经〉入十三经》）
　　我们再看今人的一段话，是杨伯峻在《经书浅谈》的评论。东晋孝武帝著有《总章馆孝经讲义》一卷，杨伯峻说：“现在只谈东晋孝武帝这个人，他十岁死了父亲，便不哭丧，还说什么‘哀至便哭’。他在位时，权臣桓温已死，权柄他一人掌握；其后谢安、谢石又大败苻坚于淝水，正是大有为之时，他自己却饮酒好色，又专任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一般龌龊小人，贪婪无厌，卖官鬻爵，流毒人民，结果被所宠爱的张贵人所害死，甚至没有人来追究凶手。东晋因之日益衰颓，以后遂一蹶不振，还宣讲什么《孝经》（宁康三年重九日孝武帝曾亲自讲《孝经》），作什么《孝经讲义》？由此可见，统治者之讲《孝经》，为《孝经》作解说，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是唐玄宗作的，宋邢作疏。因为《孝经》这部书，内容陈腐，文字浅陋，实在值不得一读。好在只有一千八百字，翻他一遍，半小时也就够了。”——这段话够今人和后人耐心地咀嚼一番的。笔者想到的是，几千年中历代皇帝中很多人如此重视《孝经》，必定是大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是从另一个非经学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的，这就与单纯从经学与学术的角度去看问题大不一样了。因此他们也许并不觉得“内容陈腐”，而是有深刻的治国之道；不是“文字浅陋”，而是大有“孝治”的文章在里面。因此这些统治者，都热衷于《孝经》，至于能否治理好一个王朝，那么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开宗明义章第一
　　《孝经》今本仅有1799字，然而这两千字还不到的经典，居然流传了两千多年，且至此21世纪依然不衰不朽。
　　孔子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是天经地义的。《孝经》之经，在于讲述了天经地义的孝道。《孝经》之典，在于阐述了人本的根本之道。孝道的生命永恒，是因为能够扎根在人的性灵的深处；《孝经》的生命恒久，则是因为能够扎根在天经、地义、人行的广袤之中！
                                                                  　——作者
　　开宗明义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译文】
　　孔子闲居，曾子侍候着。孔子说：“先王拥有最重大关键的道德，用来顺化天下；民众之间因此和睦，君臣上下没有怨恨。你知道这事吗？”
　　曾子离开坐席，说：“曾参不聪敏，怎么足以知晓这事呢？”
　　孔子说：“孝，是道德的根本，教化就从这里产生的。再坐下吧，我告诉你。身体毛发肌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来的，不敢毁坏损伤，是孝的开始。处世立身，践行道义，扬名于后世，而使得父母荣显，是孝的终极。孝，开始于事亲，中间在于事君，最终在于立身。《大雅》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炼那德行。’”
　　【讲读】
　　《孝经》，是关于孝、孝行、孝道的经典阐述。《孝经》通过孔子与其弟子曾参的问答，对孝的理念、历史、作用、价值、意义等做出了深广的系统的论说。
　　旧题西汉孔安国《古文孝经序》中云：“《孝经》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经者，常也。自有天地人民以来，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则大化滂流，充塞六和。若其无也，则斯道灭息。当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柄，诸侯力争，道德既隐，礼谊又废。至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逆无纪，莫之能正。是以夫子每于闲居而叹述古之孝道也。”——这里带给我们许多古人解读的信息：一是之所以叫《孝经》，“经”就是经常的意思，孝道是自有天地民众以来就已是常具常有的了。二是，孝道虽是经常的，但是不同时代的命运是不相同的，有圣明之君则孝道大行，无圣明之君则孝道灭息。三是，所以有此《孝经》之作，是因为孔子目睹社会的道德沦丧的现实，有感而为之的。
　　再看旧传郑玄《孝经序》云：“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故下文言‘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三德同体而异名，盖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故曰《孝经》。”（见胡平生《孝经译注》，中华分局）——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孝经》的名称：一是道德贯通于天、地、人三者之间，天之德行就是“至德”，地之德行就是“愍德”，人的德行就是“孝德”。二是，上天常明，大地常利，人的孝道当长行。三是，“孝”之“经”就是不该改易、变易、移易的。这些古人的解读也可以从某些方面给我们提供许多的启示。
　　再说，《开宗明义章》是第一章，是对《孝经》进行总的说明，是全书的纲领、总论，所以称为“开宗明义章第一”。
　　事有本，本有宗，宗有旨；“开宗”，即是启事之本，发本之宗，阐宗之旨，也就是开启阐发《孝经》的宗旨。“明义”，就是阐明义理。《十三经?孝经注疏》里宋代邢（）曰：“《正义》曰：开，张也；宗，本也；明，显也；义，理也。言此章开张一经之宗本，显明五孝之义理，故曰开宗明义也。”后世流传的成语“开宗明义”，出典就在《孝经》。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今人所谓的一章，篇幅不小，但为什么此仅是一段语录。“章”字，《说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音乐一曲完了叫一章，所以此字的结构是由“音”和“十”会意；“十”是十进制数的最后一个数字，完成一个周期。所以一个意义相对完整的语言片段也可以称为章。比如《老子》字数仅五千言，但是却分为81章，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一、历史镜头的重现
　　仲尼，是孔子的字。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就是曾参，孔子的弟子，字子舆，尊称为曾子。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对孔子的思想有精深的理解。
　　“居”，《注》：“闲居。”此《注》，即是唐玄宗的御制的《孝经注》。本书后文所说的《注》，均指唐玄宗的御注《孝经》，收录在《十三经?孝经注疏》里。
　　“居”，“闲居”，是指安闲居家，即是一种避开众人而居的情况。比如《礼记?孔子闲居》：“孔子闲居，子夏侍。”陆德明《释文》：“退燕避人，曰闲居。”“侍”，《注》：“谓侍坐。”曾子坐在坐席上陪侍、侍候着。
　　这里再现了孔子与弟子曾子对话的情景，而主题是关于孝的问题。孔子是用启发式诱导曾子，向他提问先王的“顺天下”的“至德要道”，是否知道？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圣德之主，能顺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则上下臣人和睦无怨。”
　　“先王”，上古贤明君王、先代圣德之主。比如尧舜禹，商代汤王，周代文王、武王等。“至”，最高。“要”，关键。“用”，因，因此。“汝”，宋代的岳珂本作“女”，下文同；“女”、“汝”相通，“你”的意思。
　　孔子把孝道升华为先王的至高的德行、关键的道理，指出用此来顺治天下，便会使得民众和睦，君与臣民之间没有怨恨。
　　曾子“避席”，郑玄注本作“辟席”，“避”、“辟”相通。曾子很尊敬夫子，谦下地从坐席上站起来，站到一旁，说自己鲁钝不知。《注》：“《礼》：‘师有问，避席起答。’敏，达也。”
　　于是孔子向曾参讲述了“孝”的要义，师生之间展开了一场交谈。有意思的是，在谈话中，孔子还没有忘记叫站起来“避席”的曾子再回去坐下来，然后对他再行讲说。孔子说：“复坐，吾语汝。”孔子大教育家的和蔼可亲的风采也跃然纸上了，而弟子如沐春风地聆听孔子教诲也宛如就在眼前了。
　　孔子有一种智慧，传道则必得其人。《论语?卫灵公》：“子曰：‘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向曾子系统地阐说孝道，传孝道于曾子，就是既不失言，又不失人的智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曾子本身就是个大孝子。
　　魏源于此有深论，说：“抑又考古今言孝者，推舜为大孝，武王、周公为达孝，曾子为至孝。然曾子得曾以为之父，春风沂水，舞雩咏归，同为圣人之徒，各由狂狷以造于中行，其天伦所遇之境盖过于舜，而几同于达孝之周公。《孝经》‘严父配天’之宜，惟夫子以韦布享王祀，上及先世，足以当之，而曾子亦其邻几者也。《孝经》之传，专授曾子，意深矣哉！”（《孝经集传序》）此也是有见地之论。

　　二、孝是德本，教所由生
　　1.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注》：“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言教从孝而生。”
　　孔子首先揭示，孝之所以重要与关键，其中最紧要的两点：一是孝为道德的根本。根本者，就是大树的根蒂，而这棵从人的心灵深处所生长出来的道德之树，它的根子就是孝。
　　二是教化是由孝而生成的。孝是人性道德之根，由此生成伸展出道德的枝叶、花朵，由此而硕果飘香也好，或由此涩果苦果也罢，一切均从根子上来。唯其根深，才能叶茂而花盛；唯其务本，才能本立而道生。
　　古代有所谓伦理道德的“五教”，也称为五常之教，指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如《尚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传?文公十八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古人认为，抓住这些教化，那么其余用来教化人的也可以推而知道了；在众多的道德教化中又以“五教”为最要，而“五教”之中又以孝为至要。
　　2.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注》：“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
　　这条内容是说，自己的身体以及毛发肌肤等，都是父母给予的，不敢有所损伤，这是孝子的第一件要事。孔子又说过：“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这种理念，曾子铭记在心，且一生遵行，甚至在临死之前，还自豪、自慰地让弟子们看看自己手、足，没有损伤的身体，作了又一次示范性的孝道的教化。
　　有意思的是，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又传承了老师的榜样，且又传递给自己的弟子。《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就记载这样的事情：
　　乐正子春走下堂的时候，扭伤了脚，后来伤好了，但是数月不出门，仍旧有忧愁的脸色。门下的弟子询问：“夫子伤足瘳（，病好），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
　　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乐正子春也严格地遵行爱惜身体，保全身躯就是孝；不过乐正子春也显得有些“迂”，有点“愚”，太拘泥于举足移步之琐碎之处了。如果都像乐正子春那样的话，那么人生怎样去作出一番叱咤风云的事业来？
　　其实孔子的话是有深刻的道理的：其一，身体是行孝道的载体，没有这一载体，子女如何很好地奉养父母、孝敬父母？身体是行孝之本，因此要全之。二是，保全身体，不受到伤害，主要是指不要犯罪而受到刑罚，不要在与他人斗狠之中受到伤害，不要在声色犬马之中糟蹋生命，不要不爱生命不知节制，而早逝、夭折，死于非命。三是，保全好身体，还能为国家服务，当时是“事君”，这是孝的延伸。四是，保全好身体，还为了传宗接代。五是，对于保全身体，孔子是很辩证的。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了闻道，可以朝闻夕死；面对着道义，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些才当是孔子所说的大道理。
　　3.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扬后世，光荣其亲，故行孝以不毁为先，扬名为后。”《疏》：“又言孝行非唯不毁而已，须成立其身，使善名扬于后代，以先荣其父母，此孝行之终也。若行孝道，不至扬名荣亲，则未得为立身也。”
　　孔子又提出更高层次上的孝道的内涵，那就是孝不仅是保全身体、不毁坏就行了，这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在此之后，应该是立身行道，只有行道，才能立其身，从而扬名后世，光显父母。这就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后代要光宗耀祖，这是孝的终极目标了。反过来说，如果子女辱没先祖先宗，那就是最大的不孝了。
　　4.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注》：“言行孝以事亲为始，事君为中，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观，故曰终于立身。”
　　孔子又接着完整地揭示了孝的逻辑进程有三阶段：始——中——终。
　　（1）孝之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之“始”；“始于事亲”，这也是孝之“始”。“事”，是奉事、侍奉、服务的意思。从自己身体的保护、保全做起，从在家里奉事父母做起，这就是孝的起始。
　　（2）孝之中。“中于事君”，这是由家里的“事亲”，走向社会的“事君”，侍奉国君，为国家做事，把孝道推广开来了。在此过程中间，孝行又转化为侍奉国君的“忠”，这是“移孝为忠”。“中”，解释为中间：一是指行孝道之中间，相对于开始之“始”、结束的“终”而言；一是解释“中”为年龄的青壮年出仕之时。
　　关于孝与忠，曾子说过：“忠者，其孝之本与。”（《曾子?本孝篇》）又如《荀子?致士》中提出，招纳贤士办法中有一条就是要对方：“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莫不明通。”有这“六忠”，则莫不畅通无阻。宋代岳飞就曾说：“臣窃谓事君以能致其身为忠。”（《乞解军务札子》）为了忠君，甚至可以献出生命。
　　（3）孝之终。“立身行道”，终极目标就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也是由开始、经中间，最后达到圆成的结果；最终能做到孝与忠，便能立身扬名了。
　　当然这是孔子所描述的一种理想的行孝道的完美人生。这种目标很高，一般人也许达不到；但是这种理念却深入人心，一般人都很向往。
　　郑玄曾认为，“父母生之，是事亲为始；四十强而仕，是事君为忠；七十致仕，是立身为终也者”。（《疏》引郑注）所谓“致仕”，就是年老退休。其实，我们一想就知道，大多数人不能走全、走完这样的人生路途，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做官，也因为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长寿。这种解读似乎太机械了，因此遭到他人的反驳。其实，那些在家里行孝道奉事父母，出外劳作，服务社会，忠于国家的人，也都有立身扬名于世上的。自古至今那么多流传的孝子故事与事迹，就有许多“立身行道”、“终于立身”的例证。因此能在家孝，在社会上忠，则孝与忠两全。

　　三、引《诗》明意
　　孔子喜好引《诗》来说话、修辞、表意、明理，这成为一种审美的言谈方式，也成为他的修养与风范的重要元素。孔子那时代叫《诗》，后来到了汉代《诗》上升为一部重要的经典，才称为《诗经》，所以这里的《诗》，就是《诗经》。
　　《论语?季氏篇》记载了一个故事：一天孔子独自站立在那里，他的儿子孔鲤恭敬地小步快走从庭院经过，这就是所谓的“趋庭”。孔子就问他：“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教导说：“不学《诗》，无以言。”于是“鲤退而学《诗》”。此可见孔子是怎样看重《诗经》的，甚至说不学《诗》，就不会好好讲话。就在短短的《孝经》中，孔子就有10次引用了《诗》。
　　此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此诗大约是西周初期的作品，歌颂周文王接受天命创立了周朝，并用“天命不易”告诫嗣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注》：“《诗》大雅也，无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义取恒念先祖，述修其德。”
　　“无念”，就是“勿忘”，不要忘记的意思。这里的“念”解释为“忘”，这就像“乱”解释为“治”一样，这又称为“反训”。《尔雅?释训》：“勿念，勿忘也。”又如《左传?文公二年》引此为“毋念尔祖，聿修厥德”，杜预注：“毋念，念也。”“尔”，你、你们。“聿”（），句首助词，无义；或如唐玄宗解释为“述”，遵循、依照的意思。“厥”，代词，那、其。这是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炼那德行。——这里贴切地用《诗》句教诲曾参，要勿忘祖先，勤于进德修孝。

　　四、《开宗明义章》现代启示谈片
　　在《孝经》里，我们可以汲取孔子的智慧，为现代社会、家庭的道德教化提供经典的借鉴。
　　孔子揭示了“孝道”是道德教化的根本问题，“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历史的经验是“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但是，在现代的道德教化中，孝道曾经被猛烈地批判过、扫荡过。虽然时过境迁，但那种文化的伤痛、道德的沦丧也不会被历史遗忘，遗憾的是传统的“孝道”确实是越来越淡出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醒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智慧时，也不妨再理智地审视《孝经》的经典，明智地传扬传统的孝道。其实“孝道”，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动脉与静脉，又是密密麻麻的微血脉毛血管，广为流布，周遍滋润着。现代社会提倡孝道，小则可以和谐一个家庭，中则由家庭而延伸至和谐一个小区，大则再衍变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孝道”在现代，乃至将来可能依然不失为“至德要道”。
　　孔子也让今人看到他说教的风采：诲人不倦，溢于深情；层层说理，步步开导；传承历史，妙于修辞。现代人之所以讨厌那些道德的说教，因为往往是干巴巴的，缺乏道理的精警、言词的要妙。孔子也在那里说教，但就是不一样。如果说教能够学到并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现代人谁不愿意来聆听这样的说教？如果我们将《孝经》一路读下去，那么也许会对上面所说的孔子智慧有更深更真切的体会。


　　  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译文】
　　孔子说：“爱戴父母的人不敢对他人憎恶，敬重父母的人不敢对他人侮慢。爱戴与敬重竭尽于奉事父母，而把道德教育施加于百姓，树立典型于四海之内。这大概就是天子的行孝。《甫刑》说：‘天子能行善尽孝，那么民众也都有赖于他的行善了。’”
　　【讲读】
　　从《天子章》开始，孔子论说不同层次的人的孝道，即自天子而下，至于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人的行孝奉亲之事，一共讲了五章，所以又被称为“五孝”。古代天子最尊，因此首先是论说天子的孝。

　　一、天子要以身作则
　　1.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
　　《注》：“博爱也。”“爱”，爱戴、关爱。“亲”，指父母，下文同。“恶”，憎恨、厌恶。
　　孔子说，天子自身关爱父母，对于他人不敢憎恨厌恶。——天子要有博爱之心，且要有博爱之行。天子还要广施教化，使得天下的人都关爱自己的父母，都不敢憎恶他人。这就要先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庭做起，否则谈不上博爱。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本章的“子曰”，一直由本章通贯至下面的第六章，即由第二章至于第六章均是“子曰”的内容。如皇侃曰：“上陈天子极尊，下列庶人极卑，尊卑既异，恐嫌为孝之理有别，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贵贱有殊，而奉亲之道无二。”在古文《孝经》中可以看到，第二至第六章的每一章都在开头有“子曰”两字，今文《孝经》则没有。
　　2.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注》：“广敬也。”“敬”，尊敬、敬重、恭敬。“慢”，侮慢、怠慢。
　　这是说，天子自身敬重父母，那么这也就是天子在施教化，使得天下的人都不敢侮慢于他人了。孔子指出，天子要从自身做起，行爱敬父母，那么自己就不敢侮慢他人了，同时也教化其他人对父母的爱敬，并且也不敢侮慢其他人了。
　　此有两点可明：由天子生发的“爱亲”、“敬亲”，延伸为天子的“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这是对他人的博爱与广敬，由此也就有了对百姓的普遍的爱与敬了。此其一。由天子这一表率，再转换为他人之间、民众之间的博爱与广敬，社会出现了彼此之间的爱与敬。此其二。

　　二、施教化，作表率
　　1.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注》：“刑，法也。君行博爱广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恶其亲，则德教加被天下，当为四夷之所法则也。”
　　“事”，奉事、服务、侍候。“加”，施加。“刑”，效法；或说通“型”，表率、典型、榜样的意思。这是说，天子竭尽了爱与敬来奉事父母，而将道德教化施加到百姓。天子成为四海之内效法的榜样、表率。
　　2.盖天子之孝也。
　　“盖”，此指大概、约略。此句意思是，这就是略言的天子孝道。《注》：“盖，犹略也。孝道广大，此略言之。”以下三章均有此“盖”字，用法含义同此处。

　　三、引《尚书》深化意蕴
　　《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注》：“义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赖其善。”
　　《甫刑》，又名《吕刑》，为《尚书》的篇目，今《尚书》有《吕刑》篇，而无《甫刑》篇。《疏》：“案，《礼记?缁衣篇》孔子两引《甫刑》辞与《吕刑》无别，则孔子之代以《甫刑》名篇，明矣。”《吕刑》是周穆王的大告天下的诰词，强调了要依据刑律定罪，要采用中刑，而不要滥施刑罚。这在周穆王之世，起到了由乱变治的重要作用，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的刑罚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诰词是采纳了为相的吕侯的意见，史官便称为《吕刑》，吕侯又做过甫侯，所以又称为《甫刑》。又“一人”，指天子。“庆”，善、吉。“兆”，十亿曰兆，泛指民众们。“赖”，依赖、依靠。
　　此句是说，天子一人行善尽孝，那么民众们也都获利，而得到天下的太平吉祥了。孔子运用到《孝经》里来，帮助论证自己的观点。

　　四、《天子章》现代启示谈片
　　孔子将孝道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模式化的建构，并将其内部分析为五层，即是“五孝”，而其中最高层次的便是天子之孝。孔子首先从论说天子的行孝：一是天子应该行孝道，并由这种孝道推广出去，教化开来，形成一种博爱与广敬。二是由自己的博爱与广敬，教化感化他人，而变化为普遍的社会的博爱与广敬。三是着重揭示高势位的行孝对下面的影响是巨大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人们早已经没有了那一套陈腐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的分别了。但是孔子的智慧依然能启示我们，社会上层的道德倡导与修养对下面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个地方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一个单位也还是这样。因此道德倡导与修养，不仅有一个从我做起的问题，还有一个从高层做起、从上层做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