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见

其实，司马迁时代的古代资料也有众说非一的问题，对于老子的生平，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就已经“ 糊涂” 了。虽然他当时能读到的关于老子的一手资料，很可能比我们丰富得多，但他也列出了三种可能的人物：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dān）。他们都是隐逸君子，都可能是老子。不过，司马迁更同意的还是李耳。

最终，我们回到关于老子最原始的史料上来。司马迁这样记载老子：

老子者，楚（国）苦（hù，憨山大师注） 县（今河南鹿邑县） 厉（lài，憨山大师注） 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子遂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称老子（复有传言，老子乃“ 从母左腋出”，出生便能讲话，生于商代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辰时，恐亦类似于前者，为老派学人针对佛教的附会之谈。）

司马迁怎么说的呢？ 他说：“老子，乃楚国苦（hù） 县的厉（ lài） 乡，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曲仁里地方的人，俗姓李氏，名字叫作‘耳’，字号称为‘伯阳’，人们给他的谥号是‘ 聃’，是‘ 周’ 时的国家档案馆负责人。这是一份不用下地干活的工作，却可以有很多资料和时间来研究国家、社会和人生的道理。老子的一生，都潜心研究并修行‘ 道’ 与‘德’，修为特征以‘隐逸’ 和‘无名’ 为要务。在‘ 周’ 任职久了，看到‘ 周室’的衰败与腐朽，于是骑上青牛，奔函谷关而去。”

就像今天的过海关，没有护照或通行证是过不去的。而老子骑在青牛背上冲函谷关而来，根本没有任何通关文书。福人自有天相，函谷关守关的检察长尹喜，却在当天早起时，就看见来路的方向有紫气冲天，自东而来。他断定本日将有圣人过关，心里做好了向圣人求道的准备。当老子这位须发皆白的长者骑在青牛背上悠然而至的时候，关吏向他索要通关文书，他拿不出来，于是将其带到检察长尹喜的面前，交他处置。尹喜有求道之心，他只有一个条件：老子只要向其传道，便放老子过关。

一个陌生的路人突然向这位大智者求道，从为官多年从不张扬的个性方面来看，老子不会轻易开口。但为了过关，或者基于有关“ 道德” 未来传承方面的观察，老子书写了《道德经》上下两篇五千余言，授予尹喜，换取了通关自由，然后，离开函谷关往西而去。

离函谷关去往何方

过函谷关想要去什么地方？ 《史记》中没有交代。从历史文献上来看，只说西度流沙，过了新疆以北，去往西域了。新疆的南部，是以塔克拉玛干为主的死亡沙漠，而西北部，大约有两条线路能继续西行，如果沿红其拉甫入阿富汗境，那就直接往克什米尔高原，真有可能去往印度了。如果过葱岭、灵山去往吉尔吉斯的碎叶城方向，那真有可能是去中东了。《史记》上的交代就四个字：“莫知所终”，既不知道他晚年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

唐末五代时候的道人杜光庭（进士），因为赶上了道家思想鼎盛的时期，为抗拒佛教、抬举道教，依据佛经的义理写了不少道经。他在其中一部称作《老子化胡经》的书里，说了一段老子跨越函谷关以后的故事：老子将《道德经》交付函谷关检查长尹喜之后，西度流沙，一路前行，到达印度，摇身一变，成为释迦牟尼佛，开始应化，度脱了无数的印度及西域胡人。由于杜光庭时代已经开始有人如此不根据事实胡诌造经，所以当时佛教及社会人士特意为此创作了“ 杜撰” 一词，用来说明杜光庭“ 伪造道经”。

历史书的作用，几乎只是记录对时代有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其功能不是追踪生死问题，也不是解决生死问题。况且，历史对于《道德经》作者的交代，虽然不明，但毕竟因为《道德经》的存在而令老子的“ 道德”明朗了，这位圣者的行迹也许恰恰因为如其智慧那样高深莫测，反倒符合了人们的“心理期许”吧！ 这种“不明白”，的确让很多疑惑“明白”了。当然，以上仅为个人考察的一己之言，加之但凭今人间接的考察手段与方式，怎样的考察也还是难免与史实有距离。为了脱开戏论牢笼，大致确定吧！ 其实，这都是葛藤，不观其心，终归“ 场人之欣戚”，哀乐皆不出于本有，道德论题，与之何干？

以上，大致确定老子这个人的年代、生活地点、大致经历，往下我们可以观察其人在佛教语境下的定位（ 有了世间的确定，才谈得上出世间的定位）。

隐君子的万世功德

我们试想，在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矛盾尖锐，甚至民不聊生的春秋末期，有很多活跃的思想家在宣扬和坚持各自的思想和做人主张，其中一些哲人博古通今，见识卓越，洞察祸福之机，深明成败之道，以“ 百家争鸣”的态势，对国家、社会、历史、人事进行深刻分析和理解。或躬耕自食，或寄情山水，或大隐小隐，避世安身，韬晦自守，不是没有对于人类的理想，而是顺应因缘，该行则行，该隐则隐，如《庄子·缮性》言：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返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老子也正是此时，临出关之际，写下《道德经》五千余言尽付尹喜，倾其所悟，尽付来人，实在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的善举啊！

老子是位不折不扣的隐逸修行人，以其《道德》一经对后世的影响来看，的确有着非同凡人的悟处，到底有多么高深？ 能否用大众语言说明白？ 此点一直为佛教人士所关注。他的悟入水平，是我们《中观见与道德经》课程需要明确的核心问题。

“忘世”不同于“出世”

有些人直接一语定论：“老子就是佛菩萨，他是佛菩萨先到中国来帮后来佛教打基础的。”如果实为现量观察核实如此，则应该相信。而若没有这种水平的普通发心修行者也说这种话，则未免过于笼统了。憨山大师曾批评这类人说：

及见口义附墨……或一言有当，且曰佛一大藏尽出于此。而惑者以为必当，深有慨矣！ 嗟乎，是岂通达之谓耶？ 质斯二者，学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老庄而谓尽佛经，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庄意，此其所以难明也。故曰自大视细者不尽，自细视大者不明。

余尝以三事自勉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以言学矣！

憨山大师继而又说：

西域诸祖造论以破外道之执，须善自他宗。此方从古经论诸师，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未学，安于孤陋，昧于同体，视为异物。不能通融教观，难于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穷教典。苦于名相支离，难于理会。至于酷嗜老庄为文章渊薮，及其言论指归，莫不望洋而叹也！

看来憨山大师对于老子思想，是既不允许佛门无知“ 比附” 盲目抬高，也不允许盲目地斥之为外道，而是要求要“善通达自他宗”，以破外道之执。目前看来，憨山大师的看法，恐怕还是最公允且最值得借鉴的判断了。

在《观老庄影响论》的《论去取》篇，憨山大师更是藉由对僧肇大师的赞美，表达了《道德经》“虽不及佛心，而中国圣人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唯老一书而已”的认识，他说：

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之下不知有妙论；吾佛法广大微妙，译者险辞以济之，什之所译称最者，以有四哲（ 生、肇、融、叡） 为之辅佐故耳……观师有言“取文不取意”斯言有由矣。

盖西域之语，质直无文，且多重复。而译师之学，不善两方者则文多鄙野，大为理类。盖中国圣人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者，唯老一书而已。设或此方有过老庄之言者，肇必舍此而不顾矣！（ 什于肇亦曰： “ 余解不谢子， 文当相揖耳。”）盖肇尤善老庄焉———六家七宗破邪宗者，唯肇可行。清净观国师疏华严每引肇论，必曰肇公，尊之也。至观华严疏，每引老庄语夥。

盖此方老庄，即西域婆罗门类也。然则刚为现身说法，旋即斥为外道邪见，何也？ 盖在执与不执也（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深生执著，则为外道邪见。是以圣人教人，但破其执，不破其法！ （潜在意涵是“各就其位”）

由以上的引述，老子其人为三宝数以外，而又为法宝所系的文化基础之执掌者，这种关系已经很明确了。

他是个有修有证的人

憨山大师继以佛教正见，判断云：

老氏所宗，以虚无自然为妙道，即《楞严》所谓：晦昧为空，八识精明之体也……此即《楞严》所谓：分别都无，非色非空、拘舍离等昧为冥谛者，是已。八识空昧之体也，以其此识，最极幽深，微妙难测，非佛不足以尽之，转此则为大圆镜智矣！

菩萨知此，以止观破之，尚有分证；至若声闻不知，则取之为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则执之为冥谛，此则以为虚无自然妙道也。

故经曰：“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称声闻缘觉、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佳馔（zhuàn），纵经尘劫不能得。”

云何二种：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涅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

此言识精元明，即老子之妙道也。

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体至虚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诸缘，故非空；不知天地万物皆从此识变现，乃谓之自然；由不思议熏、不思议变，故谓之妙；至精不杂，故谓之真；天地坏而此体不坏，人身灭而此性常存，故谓之常；万物变化，皆出于此，故谓之天地之根，众妙之门。”

凡遇书中所称真常玄妙，虚无大道等语，皆以此印之，则自有归趣。不然，则茫若捕风捉影矣！ 故先示于此！

憨山大师确认，老子所证的自然、常、非色非空的众妙之门，是天地之根，这即是《楞严经》中拘舍离等昧为冥谛的八识空昧之体，佛陀谓之为“识精元明，”是老子所倡的虚无妙道的根本所在，如果老子不是现量证达“识精元明”，他便不会倡言“虚无自然”之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