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真

“孔子侍坐于季孙”，孔子有一天陪着季孙坐着。刚好“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季孙的总管，宰是总管，来向季孙报告，说，国君派人来跟我们借马(这个假，就是借的意思)，可以给他吗?大家注意，大夫的一个家臣，对国君(的态度)，说国君他来借马，“可以给国君马吗?”大家听出来什么味道?一个底下的臣民，对国君有没有尊重?谁造成的?他的领导嘛，季孙造成的。季孙假如一言一行都尊重国君，他底下的人会这么讲话?“国君要来借马，借不借他?”一国之君呢!

　　结果孔子刚好听到这个话，孔子说：“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看孔子在对话很有修养，他没有指责。孔子说，我听说，国君向臣子拿东西叫取，“谓之取”，“不曰假”，不能说“假”，就是不是说借，是拿、取。为什么?国家是国君的，怎么这个国家的东西，变成你拿去借给国君了?这都颠倒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国之君，这个国家是他管理的。您看，这些大夫、群臣，都是私心，都是“我的”。

　　“季孙悟”，季孙听了也难得，他有所领悟，“告宰通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从今以后，国君来取东西都要叫取，不能说假，就是不能说借。他藉这个机会教育他底下的人。当然，不是做给孔子看的，以后在这个一言一行当中，都要把恭敬提起来，这种分寸都要表现出来。

　　“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一个字就把君臣的义要彰显出来，所以“《论语》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这一个字，把君臣颠倒的状况，把它导正过来。为臣的心态，你道义在哪里?你要感激啊，所有的物品都是君上所赐，你要感君恩。怎么变成拥有了以后，还对国君是这样傲慢的态度?接着又讲到，“《诗》曰：君子无易由言”，君子不轻易说话。就是刚刚《论语》原文，“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不能随便、不能苟且。

　　所以恭敬的态度，都要在一字一句，都要在生活细节当中，要体现出来。比方，我们现在跟人家借东西，不主动去还，还要人家来要，好像借你的人还要来求你，这个态度都很不妥当。这个都离人道太远，做的行为都不符合人性了。包含上一次我们讲到，你下属要请假，给上司请假，你应该说：“可不可以?团队、单位最近这样忙得过来吗?我方便请假吗?”而不是说：“我要请假，你看着办!”那这个态度、言语符不符合君臣之义，就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但这些假如没有能够去观照，可能我们每天都在犯过失，自己不清楚。包含在家庭里面，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以后才找父母商量，那好像是强迫父母中奖一样，都得听你的。这个都是缺乏恭敬、谨慎的态度。所以处事一定要一心敬慎。

我们看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它的纲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五伦是关系，五种人与人的伦常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再超出这五种。而五伦，你要照着这个道去走，要守十义，所以叫“五伦十义”。义是什么?义是本分、义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常讲权利、义务，其实尽了义务，自然就有大利益;不尽义务，只争权利，最后天下大乱，最后只会自私自利，只想自己。没有道义，就什么事情“我的利益在哪里?”谁敢跟我们合作?这个家哪有不乱的?孩子没想到要孝顺父母亲，马上想：我同学都有什么玩具、我同学都出国留学，你们也要满足我!都满足他的利。

　　所以老祖宗通达这些人性的发展，哪有讲利的?连商业，一般的人都说，是最重利的。但几千年来最成功的商业团体、商业领导者，就是不讲利的。我在安徽一段时间，安徽历史当中留名，叫徽商，他们传了千年、百年的商业界箴言、教诲，是什么?“利自义生”啊!利从哪儿来?从服务人、从对人的道义来的。

　　你看同仁堂三百多年，比美国多一百多年，国家有难的时候，倾家荡产都出来做。它做任何一个药物，它要对得起消费者。“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你要做那些药手续很繁杂，必不敢省这些人力、物力，你省了之后，把人家病治不好，或者反而治出问题来，你怎么对得起良心?三百多年不衰的企业，你到外国去找找看。你真的外国找得到，绝对不是把利摆在前面的，一定还是把道义排在前面。古今中外，真理不会变的。

　　所以看到留名青史的这些商业界的道德代表，都给我们表演“利自义生，财自道生”。钱财从哪来?尽道义来的，做好自己服务他人的本职工作来的。那他怎么可能会去做黑心食品出来?做黑心食品，不就是为了自己得更多的利，而去损害别人而已吗?

　　商业尚且都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都是道义而不是功利。所以现在偏离了道义，商业不讲道义，乱象丛生。现在不是商业有这个问题，现在连家庭都有这个问题。家庭应该是不谈利、不计较的地方，现在功利都渗透到家庭里去了，连父子、兄弟都在争利。所以整个教化，从根本的人心一偏差了，种种乱象必然在家庭、在社会、在各行各业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