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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剑 《当代佛门人物》

陈慧剑 《当代佛门人物》

        

    注:作者来自台湾,文内对大陆高僧兴教事迹收录不多,客观局限,供参考。






                                              当 代 佛 门 人 物


  
                                                                      陈慧剑
  


                                                                  前  记

   西元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陷入某某意识型态统治,所有佛教事物,在三数年间,重履三武一宗灭佛故辙,全部化为灰烬;劫馀僧侣,纷纷逃亡海外,投荒香港、台湾、星马、美加各地。中国模式研究室佛教,严守戒律规范之沙门,乃得苟活于乱世。以此,西方无佛之地,因藉马列因缘,竟得瞻视东方佛教的面目。
  逃亡海外的比丘、比丘尼与在俗佛子,以及原驻锡世界各地之僧侣,三十馀年以还,纷纷从事宏法、传道、修证、著述,乃至传播佛教统合文化之大业,虽无大成,总算有可供观瞻之近图。在撇开中国大陆境内仍残留之三数“样板”僧从不述(如一九五九年圆寂于江西云居之虚云和尚、稍前去世于扬州高旻来果禅师、屈伏北平之法尊法师、律宗大德慈舟大师,不在此列论),而海外之缁门两众大德,由于他们能严持净戒、维护僧容,坚决服膺释迦遗教,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实践佛法上的福慧双持,蔚然成为一代宗匠、一方大德者,亦断非无人。即使在“修证、义解、神异……”事迹上无卓然表率之高士,然为慧命之延续、戒坛之承传、法业之维护上,一别于日本、韩国、以及南方肉食之佛教,其于释尊庄严形象之护持,则功德莫大焉!
  余四年来,执笔撰述佛门大德行迹,恳邀当事之高僧自著生平,皆本历史由本人记录最为真实之旨,要亦不违古人传灯之则,续梁慧皎、南山这宣以来“高僧传”之馀霞,集合当代史料以求其全;肯定大德之幽光以求其实;职是之故,选录余所披露者,以及海内外长老自叙,并蒙授权集稿,总二十三篇,成“当代佛门人物”一书,余敢誓以至诚,肯定所录诸师,皆足堪为百千年后历史见证。
  余之所录,一案“高僧传”之体例,依次部勒:
  一、义解门:印顺大师、演培上人、会性法师、默如长老、显明法师、圣严法师。
  二、法业门:白圣长老、普净上师、瑞今长老、竺摩长老、悟明长老、宣化长老、证严比丘尼大德。
  三、修证门:广钦老和尚、忏云上人、煮云法师、真华法师、无名比丘尼大德、李炳南大德。
  四、异迹门:常照法师。

  复次,附录所收者,则为补叙前贤之史料,俾助今人修德进业。
  附录一:“来果禅师神异录”,由余整理断句校正。
  附录二:“印光大师年谱简编”,因印光大师迄无年谱问世,参阅其生平殊有不便,撰史者耗时费解。
  附录三:“当代素食主义先躯米勒博士年表”,叙述米勒博士为素食主义之宏扬与荫生功德,所发之光辉,实与佛门高士同其悲仰,其事迹足堪照耀史册;米氏虽为美国人之安息日会信徒,观其一生无我无相布施,即使佛门子弟,亦愧之莫及。
  所抱憾者,四海佛门缁素,多抱潜德幽曦于未布,深藏秘行三昧于未彰;而著者则参礼请益,痛以天涯契阔,缘吝一面而未能收录其生平,不无遗珠埋玉之痛,亦有大德弊于“名闻利养”如鲍鱼之肆,不愿历史留名,谦却文字布其芳德,此皆余局于蜗隅无缘而割信美之史实于无奈者也。
  驻笔之馀,深惭自身福贫慧薄,不足以感动龙天护持微末之愿,如来日有缘,仍祈海涯四众高德,赐我以悲怀,施我以文字,供光泽于茫茫众生,濡佛法密意于苦海。是名是利,唯心唯识而定,此有求于佛门高僧大德加被者焉!
                                                      陈慧剑
                                    西元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于台湾北投杜鱼庵净室




                                            一、当代佛教思想家印顺大师


        一  前言
  民国五十四年春天一个傍晚,在台北慧日讲堂第一次与生平景仰的当代佛教思想家印公大师共进晚餐,度间有印海、法振等法师在座,餐后论道甚久。返寓后,写“餐桌三论”,后来收归于散文集“tong 灵宝玉”。
  算算时间,已经十九个年头。那时印公刚届六十甲子华庆,我也祗四十一岁;而今印公已七九高龄。
  为了这篇文字,在六月十七日清晨,我乘车轻高速公路,祗花两个小时车程,便到了台中市郊一栋四周围以绿色稻禾的“华雨精舍”,停车,到门前按铃,由侍者明圣法师开门。我们拜见了高瘦清癯、山明水秀的当代高僧——印公大师;内心涌起一阵悲喜交集的情绪。


    二、出家、传道、著述、授业
  今年七十九岁的印公,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三月十二日(寒食节)出生在浙江海宁一个农村的张氏家庭,取名“鹿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三岁时高小毕业。十四岁到十六岁间自学。十六岁秋后出任母校小学教师,陆续任教八年,此漫长八年,除“自学”外,并涉及佛家、道家及西方宗教之学。到二十五岁,那年十月十一日,在普陀山,依清念和尚,出家于福泉庵。如按照现在的文化意识来肯定,当时的印公,祗是基于对“佛家真理”的探求与实践,而以一个知识份子的理想与热情,投入佛法的海洋,以生命来求证佛家本来面目。他之出家,没有任何特殊的外来因素之介入。
  印公大师年轻时,身体虽弱,而意志坚强,同时由于对佛典的契悟极为锐敏,当二十六岁(民国二十年)进入闽南佛学院就读时(太虚大师任院长),已发表论文。当年八月被大醒法师推介,出任虚云老和尚创办的鼓山佛学院佛学教师。这在一个出家不足一年的青年人来说,都是不寻常的经历。
  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除了在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陆续任课,同时介入“三论学”的研究。在这一年秋天,在这一年秋天,则在普陀山慧济寺阅完“全藏”时为三十一岁。
  印公导师的身体,从来没有健康过;彷佛有一点“百病都来折磨”;这对血肉之躯而言,可以说是“人与天争”的局面;时时晕倒,时时吃药,有时还没得吃;又不时进医院;同时不断地进行“笔耘”工作。
  在抗战期间(民国二十八年),师在四川缙云汉藏教理院任教(院长太虚大师),藏文佛学学者法尊师主持教务,当时的学生有演培、妙钦法师。授课期间,由于撰述论文,后来都成了成书的材料。
  根据郑寿彭居士撰述的“印公年谱”民国三十一年条,认为印公第一部著作“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便在这一个问世,现在编入“妙云集”下编第五种,题为“青年的佛教”。出资印书的人,竟是当时罄其所有的受业学生——演培法师;至于印公自己没有钱印书,更不在话下。
  印公的“著述事业”于焉开始。抗战胜利之后,师由陆路经西安、洛阳、开封东下,在开封重遇续明法师(第一次遇时,续明法师是四川合江法王佛学院学生),然后因病转到武昌治疗。愈后再到上海,与太虚大师会合。太虚大师圆寂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间便与续明法师,在奉化县云窦寺编纂“太虚大师全书”,同时讲授“中观今论”(由续明法师记录),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全书”完成。中原变色后,辗转抵港。而“太虚大师年谱”、“佛法概论”二书,都在香港脱稿
  民国四十二年,在港遥领“海潮音杂志”社长,四月中旬,由演培法师在台湾新竹青草湖一同寺后山勘地,建“福严精舍”,印公于六月下旬,到台定居。
  驻锡福严精舍期间,遭遇到“佛法概论”事件,这是一位佛教思想家首次遭遇到的火炼真理的贬抑。这是这个时代对学术、思想、作者地位认知的贫乏!


    三、三十三种著述归根于“思想”
  印公大师自四十二年来台,到今天三十一个年头,除初创福严精舍,四十九年续创台北市龙江街的慧日讲堂、士林报恩小筑、嘉义妙云兰若,以及现在的华雨精舍之外,在六十年十一月,因身罹重疾,入院动肠部手术二次,预立遗嘱,复于六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获日本大正大学授予正式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的大德比丘获得他国正式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以印公的治学精神,思虑之精密、思想之深锐、著作之丰瞻,可谓当之而无愧!
  印公著述,现在列表于次:
  (一)妙云集(二十四种)
  计:般若经讲记。
  宝积经讲记。
  胜鬘经讲记。
  药师经讲记。
  中观论颂讲记。
  摄大乘论讲记。
  大乘起信论讲记—以上释经(上篇)
  佛法概论。
  中观今论。
  唯识学探源。
  性空学探源。
  成佛之道。
  大虚大师年谱(中篇)。
  佛在人间。
  学佛三要。
  以佛法研究佛法。
  净土与禅。
  青年的佛教。
  我之宗教观。
  无诤之辩。
  教制教典与教学。
  佛教史地考论。
  华雨香云。
  佛法是救世之光。(下篇)
  ——以上是七十岁以前作品。
  (二)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民国五十六年底完成)。
  (三)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民国五十九年底以前完成)。
  (四)中国禅宗史(民国六十年秋完成)。
  (五)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民国六十四年底完成)。
  (六)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民国七十年五月出版)。
  (七)如来藏之研究(七十年十二月出版)。
  (八)办法法性论讲记(七十一年五月出版)。
  (九)杂阿含经论会编(七十二年九月出版)。
  以上所有著作,代表印公个人思想的部份,是“佛法概论”、“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创新作品,而发挥前人思想的,是妙云集以外四种份量重的书。
  印公在疾病折磨、静养之馀,依然埋头完成一部重要的书——“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


    四、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之研究
  印公对本书的撰述动机,发创于多年以前,当印公于民国六十年底大病初愈之后,本书之构架已酝酿成熟;而着手动笔,则在民国六十四年;这其间因为驻锡地的遵移,及一再换环境疗养;到民国六十八年完成了四十万馀字的初稿。除非有他缘无法写作,印公每一个写作天,可完成一千五百字左右,其中由于检阅资料,追踪史料,思考问题,触及其他有关连锁问题之处理,结果,“中国禅宗史”、“神话研究”这几部书,都是这一部大书的副产品;由此可见本书酝酿过程之长,写作路程之曲折,以及印公个人身体状况在写作过程中经历的病苦侵袭,但依然坚持了此书写作的决心与态度之庄严。
  印公此书成时,达八十馀万字,计写作过程所触及的问题而引发思想向旁枝伸引,是很难说的。也许会“节外生枝”再附产出另一部书来!不过,就这本书而言,将代表印公大师晚期思想的大成;但终于在佛教界盼望下问世了。


    五、印公思想之我观
  我读过印公的书,除“佛法概论”曾多次涵泳,及“中观今论”略事涉猎之外,其他著作及论文,则间或检读;对于印公全部著作并没有作深入地探讨。然而,毕竟看过一些,透过“一叶而知秋”的感悟,以及多次承诲,我的看法是——
  一、印公大师,是中国思想史上佛教思想层面一位纯正统的创发性的思想家;印公对佛典中的神迹、灵异、密宗的神迹采取的态度,都非常平淡;对一切世俗界偶发的“灵”的现象,认为“法尔如此”;此种“异人异事”,其本身并不能代替生命的“觉悟”;对修道者而言,很可能导入另一条邪径!我们可以说,印公的思想,是一条平实的、没有超越的、一寸一寸耕耘的大道;但其结果,则是古今一切中庸派思想家所共同必具的宽厚、庄严、慈光普照的觉路!
  二、印公对中国宋明理学发展到今天的“新儒学派”与佛家思想相冲相激、或分或合的纠缠现象的看法是——“新儒家自是新儒家”,“佛家自是佛家”,“新儒家自态十力以来对佛典的钻研,毋宁是着力于佛学对于新儒者的思想上的认同的研究;而不是新儒家对佛学思想的认同”;归根结底,“儒学——新儒家——是纯中国文化纵面的产品,是不可旁解的,是入世的,是中道的,是万世不朽的经纬线”;“佛家则是介入的,是出世的,是偏于究竟空的;精深是精深矣,博大是博大矣,岂奈不及儒家何!”
  如就佛家思想来讲,入世与出世,在思想甚至现象上,都没有一条明显的界沟;既同样是精微博大,便无从筛出个更为“精深与博大”来。
  三、印公的自我肯定,在学术上,他是一位有创发的思想家,但从他的作品内容来分析,也是一位实践主义者,他在多处强调:“我是佛教徒,我是站在学佛者的地位发言,信仰佛的真理,而不去‘实践’,是本末倒置的。我是一个比丘,我做比丘要做的事!”
  我个人认为印公治学,治的是“纯佛学”,他在治学与实践两方面,都是走的前代宗师正在走的路,他接了中国佛家思想的棒,把佛教的fa lun,向前推动!


    六、结语
  因为印公是中国近代佛家一位重要的学者,就治学说,印公对于支配文字的技法,极为“现代化”,对思想层次的剖析,理论角度的接触,极具慧眼;正如胡适之的作品一样,能把一个很高深的问题,处理得极为浅明;尤其他对“正知正见”的肯定,不苟同世俗,这种庄严态度,令人敬佩!
  多年前,我看过印公一篇关于“舍利子”的文章,印象之深刻,至今不忘。
  印公大师,著作等身,在他三十三种著述中,我认为后九种,比“妙云集”更为重要;因为那毕竟是晚期更为丰熟的思想结晶。
  我们虔诚祈佛陀加被印公大师,有更辉煌的著作,接引世间!
                                  民国六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初稿·七十三年三月补订




                                                    二、会性法师与大藏会阅

    一、前言
  中国佛学界,有一位贫困出身、少年出家、不慕荣利,而默默无闻的比丘僧,在从事了三十年的佛学研究、撰述之后,从四、五百万字的阅经笔记中,整理出民国史上一部辉煌的佛学工具大著,使这部书,打破了明代以来——“阅藏知津”、“法宝总目”、“佛学大辞典”(丁著)等工具书的古典主义形式,而列于同级地位;同时,在单一的“检阅藏经”以及“缺乏藏经”的情况下,这部著作就更显得无比重要了。
  这部大著,便是“大藏会阅”,它底作者,便是隐居屏东乡间一个以农耕为活的小寺院里的会性法师。

  二、会性法师的早年生涯
  会性法师,是一位纯粹的“乡土人物”,是出身在台湾苗栗南庄乡狮山村的贫家子弟。他的血缘是来自广东客家,而生活在保持“古风”的客家人环境里,平日讲的是“客语”。他出生于民国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本名陈华生。事实上,他的上一代,都以采石为生,父亲是一位采石工作;他的幼年生活极为艰苦!
  法师提起他的出家动机,表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说他的祖父是“龙华教”(中国老牌杂神教,与西华堂、同善堂等民间神教同流),也吃素。法师小时常跟祖父一同念“救苦经”,而从小就喜欢拜仙拜神拜佛,什么都拜。十一岁那年祖父过世了,尔后几年间,学会了“龙华教”所有的唱念经忏。后来,又因为想学正统的“佛教梵呗佛事”,到十七岁就上了狮头山,住在元光寺学经忏。
  寺里当时有一位妙清法师,曾经到过大陆,参访丛林,他藏书很多。这年~~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农历),在习俗上要晒东西,可以一年不霉。这位十七岁的年轻人,便受命帮他晒书。由于这个因缘,就看了些佛教故事书,同时妙清法师也劝他发心学佛(或许,他本来想学会经忏,再下山替人念经过活的),因此,这才对佛书逐渐发生兴趣。
  住在寺院里,并不等于出家,严格说来,打杂而已。贫家子弟,又没受过多少教育,谈教育,这位“乡土出身”的法师,他的教育就是“乡土”吧。住寺庙,为了学“技术”。现在既然对“佛学”有了个眉目,这样过了三年,才以白衣居士身份,亲近当时著名的法华家斌宗法师,做了他的侍者。因为听斌宗法师讲“地藏经”,也许是“地藏经”里的地藏菩萨“入地狱”的精神,感动了这位年轻人吧!就在这年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诞日)在元光寺,跟从悟徧老和尚正式落发出家。这一年,他二十岁。
  这是一位平凡的出家人,一段平凡的出家因缘。


  三、随侍慈航菩萨,立志阅藏
  一位中国农村青年,只由于微不足道的因缘出家,这并不算完。很妙的是,他出家之后,由新知坡来了一位由“裁缝”出身的慈航法师,住进了中坜圆光寺。在三十七年冬天,年轻的“沙弥”~~今天的会性法师,便得到这个机会,去亲近这位已享盛名的慈般菩萨。
  人与人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引力是非常强大的。慈航法师,是天生地“弥勒佛”,一生洒脱无碍,过午不食,挥金如土,舌烂莲花。在佛门,这样“开放”的大和尚很少见。由于慈航法师是一位“从不识几个大字而能深入经藏”、道行深厚的人,因此,这一启示,使得年轻的会性法师,便立志重回狮头山,在一个石洞中掩门独修三年。四十一年九月才离开石洞,接任名刹元光寺的方丈。此时,他竟然还是一个沙弥。直到这年岁尾,才到白河大仙寺受三坛比丘大戒。是年二十五岁,而剃度师悟徧老和尚已经圆寂,便入室于慈航菩萨的座下,命名“宗律”,号是“会性”。在这几年间,充任慈航法师的“台语翻译”。这才启发了一位年轻的佛学者,契入经藏里的熠熠才华。
  他在慈航菩萨妙趣天成的法筵之下,译得水乳交融,台湾佛教经坛的“译经”风气,也从此展开。
  译经,本是一件极难契合的事,而译者本身不但记忆力要强,组织力要强,而且必须深通佛家名相义理,了解法师思维形式,国台语兼精,才能当下托出,如乳出乳,毫无扞格!我想会公法师,在二十五岁左右,已大备了坚实的佛理基础与坚强的信念了。
  民国四十五年秋天,他从元光寺退下来,再度禁足,深入经海。四十七年春,正式闭关,研究“法华”,直到民国五十年八月因胃溃痬出关。到五十二年再度入关,此后因为处理狮山寺庙事务,胃病复发,才在五十三年接受屏东弟子们的礼请,移锡于万峦竹云庵,直到如今。
  法师前后闭关六年,整理佛籍,同时完成关中笔记数百万言,这是“大藏会阅”的母胎。


  四、大藏会阅的价值及其特色
  “大藏会阅”这部书,制作为“经、律、论、密、杂”五大部份——
  “经部”包括大藏经内所有佛说的经典,每经基下底层次是“经名、译者(年代)、卷数、品数、页数、字数、提要、别译、异译、残本”,另有历代祖师的不同种类的“注疏、释义、讲记”,层次分明,检阅简便,文字洗炼。而“经部”制成两册。
  “律、论、密”三部,制作层次亦同“经部”,含概佛学东来所有的原典“提要及其辨证”。例如“律部”,佛家所有戒律、戒相,都分项列引,凡阅此著,虽未曾涉猎原典,亦可精要地知晓典义。“论、密”部份亦复如此。这三部集为一册,共七八0页。
  “杂部”,则包罗广泛,现在分项引述:
  (一)诸宗部:是“如、贤、禅、净”诸家杂著的汇集。例如天台宗录:“教观纲宗、摩诃止观、国清百录、天台九祖传……”等七十七种。华严宗录:“华严五教止观、原人论、贤首概论……”等四十九种。禅宗录:“付法藏因缘传、信心铭、神会和尚语录、虚云和尚年谱……”等五百五十九种:“净土十疑论、省庵法师语录、莲邦诗选、印光法师文钞……”等一0九种。
  (二)忏仪类:有“慈悲水忏”等二十一种。
  (三)杂著类:有“寒山诗集”等二十一种。
  (四)史地类:分“教史、汇传、地理、感应”四部,重要著作有“释迦谱、高僧传、大唐西域记、道宣法师感通录”等一百四十多种。
  (五)汇集类:分“法汇、专集、护教、音义”四部份,收有:“法苑珠林、杨仁山居士遗著、弘明集、一切经音义”等五十馀种。
  (六)目录部:收有从古至今的“众经目录”二十五种。
  “杂部”集为一册,计一、0五0页。
  综计本书四册,共录书目数千种,全书二百万字,三千页,搜罗广阔,巨细无遗,从资料之丰富,纲目部勒之明晰,均见著者思虑之慎密,思想之谨严,如非久经磨练的学者,实不堪胜任此作。
  因此,我们相信“大藏会阅”之风雨名山价值,自然不庸赘言。


  五、一位讲经说法的专家
  现在,撇开“大藏会阅”这部百年难见的巨作不表。且说会性上人自从到屏东静居之后,这十五年来,曾陆续在台中莲社内典班,讲授“楞严、金刚及法华玄义”,并分别授业于南部各佛学院及明伦社主办的大专学生暑期班。
  民国六十四年七月初,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的孩子陈弱水,到明伦社参加佛学讲座;薰闻佛法。讲座结束后回家,我问他:有没有一位会性法师授课?他说有。我又问:这位法师是那里口音?他说大概是福建人。“国语清晰、说理明畅、知识广泛、论证严谨……讲得深入浅出,极受同不欢迎。……”从此,我心中更肯定法师是一位“讲经说法”的专家。但并不知道是那里人?那个学校“毕业”?
  六十六年十月三日,我有缘到台中第一次参见法师,法师的卢山面目才得以亲觌。一位“貌不惊人、容不出众”的出家人,彷佛黄梅初悟的六祖大师慧能;没有慧眼,谁识当前没有高僧之名的高僧,竟然出身是狮头山下“石工之家”的客家贫子呢?
  行文至此,不禁为古今多少“怀才不遇”的龙象扼欢;一个不求名闻的人,他就永远明珠覆土,这是什么逻辑?


  六、佛门之内的陶渊明
  复次,我在六十七年盛夏,到南部办事,顺路到屏东去访问法师的乡间讲堂。
  我发现法师藏经极丰,凡中国宋代以后的佛家原典,各种都有。他的图书室有八大柜古今藏书,包括“频伽藏、大正藏(正续两类)、卍字续藏、中华大藏”,以及“大涅盘经会疏、法华三大部疏记、楞严正脉、南山三大部疏记……”等大部头古籍。
  法师住的是“讲堂大殿”楼上,一间榻榻米式的木板床,床前放一张写字台,墙边放一个工具书架。除书之外,似乎一无长物;走过这间寮房兼写字间,是佛堂,有二十多坪,很大!法师每天在这里做晚课,通常做三四小时,到十一时后静息。凌晨三时左右,起身做早课,直到天亮,日日如斯。过了佛堂,在另一端,才是“图书室”,事实上是用书柜排成一列屏风,组成空间,放着一列线装古籍,蔚然一片书香。
  这居处屏东乡村、稻禾成浪的佛寺周围,法师住持的讲堂,由几位比丘尼管理,他们天亮做完功课,便荷锄赤足下田,同一般农夫一样,操作到日落回寺,上殿念佛。这就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村寺院生活。他们稳如泰山有少做经忏,平日法师在寺中,除了定时为村民讲经,便是读书、修道,如此而已。
  我在讲堂,挂单一宵,吃寺中师父们自己种的稻米养的饭;自己种的菜,炒的青枝绿叶;真可说是“土饭土菜”,特别幽雅,分外清净。
  只有这样地方,才住着这样朴实而不慕荣利的~~佛门里面的陶渊明。这位默默耕耘令人尊敬的大比丘僧。
                                                       民国六十八年七月十四日



                                                        三、莲因寺亲闻记

    一、初到莲因寺
  民国六十一年七月八日到十七日,欣逢一项难遇的因缘,摆脱尘俗之身,到台湾南投县与日月潭途中的山间,忏云法师的莲因寺,作半僧十日,亲近法师,得以亲证亦净亦律的世外生活。
  初到莲因,夕晖已斜,曲径已终,有学子数人,迎我入寺。先到念佛堂礼佛三拜,再至丈室拜见忏云上人;然后由寺中执事引入念佛堂下,左侧第一间“第八僧寮”,开始第一天的“半僧生活。
  稍作休息,便漫步寺园,第一眼发现的~~自己的寮房竟在水上;窗外水池布满了红、白两色美雅的睡莲和布袋藕,浮在水面的绿叶下,穿梭著生活在山泉中的游鱼如织。
  这一池山石砌成围著寮房的放生池,幽曲如带,池外是寺之庭园,有假山、亭榭、花、草、树木,山泉由一条管道注入放生池,日夜不息,它沿著地形,迤逦之间,有方有圆,有溪有石,俯视鱼之乐,不禁为庄生之情而不自禁。池水幽深处,则贯通我的卧榻之下,流水淙淙,可以濯我足,返身入舍,仰卧斗室,怡然高贤!
  莲因寺庭院西侧,忏公近年开山成园,龙柏、黄 se喇叭花成畦,芒果、桂圆、菩提树成荫,一片幽绿,群山拥着绿瓦红墙的佛刹,身心顿然清凉;山中鸟语花香,静谥如永恒,念佛堂与寮房成丁字排列,梯次而下,背倚山腹,以碧纱间隔。僧寮中间以甬道贯通念佛堂,甬道两侧,分成十四个僧寮,一间长方形讲堂,末端是客堂、斋堂、厨房。
  从夕照中乍入寮房幽径,颇有人山探险之微栗,小心翼翼摸索,待眼界开时,才发现两侧壁上,竟挂着今之张大千居士花卉小品数帧,古之文徵明工笔山水一幅,间有弘一大师格言、经文多种,印光大师“死”之警语一方,馀者已不复详录,均为真迹;此时才顿悟拜佛时,所见之佛,原是忏公亲手虔绘的长条蓝地彩笔西方三圣像,工笔细致、神采飞扬、庄严圣洁,其下是一框极乐依正图;在前面客堂,有弘一法师真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一大幅,悬在中堂。斋堂中,有弘公手书“八关斋戒”法书一面,耳闻目濡,全是“诗、书、画”与“佛、法、僧”古意无穷,深得艺术三昧之趣。这是七年的事。


  二、忏云上人与莲因寺
  九月二日,我有缘再礼莲因,花香鸟语如昔,风景依稀旧年。我起入静谥幽邃的山门,悄悄地绕寺一匝,寮房右侧的后院,已是另一番景象,此时“浮屠、亭榭、花木”,都已更新。左侧草坪上方,已新建可供百人听课的讲堂一座,隐立在层碧叠翠之间。而满院的松风如拂,菩提树浓荫似画,一股清凉的芳香沁人。莲因寺,静静地,超出凡尘,背青山而临绿水,犹如仙界。
  此时已近傍晚,夕照崦嵫,山岚氤氲。我从寮房的通道走进念佛堂(大殿)拜佛,忏公正在殿中为常住讲经;顶礼之后,便退出大殿。到晚间七时以后,随众上殿,九时四十分,做完晚课,回寮房时,在夜风清凉中拥被而眠,而房外,鼓声如雨,震憾山谷;晚钟长鸣,音彻幽冥;响了十五分钟之后,钟停鼓息,幽然入梦。
  这莲因寺是忏公法师在民国五十二年,诛茅斩棘,创建的净土道场;今年六十六岁的忏公,民国三年十月十八日出生在鸭绿江畔的安东曹氏世家,青年时期,到日本研究美术,由于幼时即受佛法薰陶,之后,又因父病弃世,深感世事无常,更倾心于内典,于是在三十二年出家,不久受戒于北平圆通寺,并于此后,亲炙当代律宗大德慈舟大师。(这一节据同道传述)
  忏公上人,传承了弘一、慈舟两位高僧的遗风,治身严谨,净律双修,精勤不解,而莲因寺日常生活,便是中国佛教界的典型僧家典范。
  我们走进莲因寺的客堂,便可看到壁上用木牌,写着云水客入寺挂单的规约:
  一、勿携十二岁以下儿童来山;
  二、山中早晚寒冷,请加著衣服;
  三、女子来山,勿进入男众寮房;
  四、僧伽持午,居士戒烟;
  五、随喜早晚课,晚十时止静。
  另外,寺中执事的名牌,也悬挂壁间,以便访客谘询。
  寺中寮房十四间,每间可供六人挂单,全寺可容纳八十多人同时修道听经。忏公的寮房,与念佛堂右侧相连接;寮房外间是会客室、图书室、小佛堂。小天井中,有小水池、假山、泉水经过,蓄游鱼数尾,悬兰花几株。“戒香”、“以戒为师”,弘一大师的遗墨,悬挂室中,浸着莲因寺清净光洁的气氛,随手可触,随意可濡。
  莲因寺每天清晨三时三十分,晨钟初响,修道者起身,二十分以后上殿早课,炉香燃处,梵音悠然低扬。
  早课除了按“禅门日课”,另有静坐忆佛、绕佛、功课完成了,天色大明,钟敲六响,下殿。六时三十分早斋,大约七时三十分到九时,清理环境。九时到十一时,上殿、拜佛、听经,而后,到十一时三十分午斋。由于全寺都是“过午不食”(持午),这一天“吃的问题”,到此结束。十二时到下午二时休息。(有人依然利用这段时间拜佛)。
  下午二到五时,同上午一样,上殿听经、拜佛、打坐。五到七时,沐浴、休闲,七时三十分晚课,到十时“击鼓鸣响”就寝。
  综合地说:
  一、莲因寺的常住及挂单男众,每天睡眠约会五个小时,中午约休息一小时,其他时间,完全在佛法的薰陶之中。
  二、平时凡“坐”,都是“跏趺”,早午斋,听经,局限性是盘腿。
  三、山中不分任何职务,早晚课及用功时间,无一人可免,“饭头”亦不例外。
  四、女居士,不论年龄身份,山中一概不容挂单。
  五、比丘与居士食不同席,比丘用斋,盘坐,用“钵”进食,食后各自用小刷子以开水洗清食具,然后喝完。
  六、饭前饭后,由法师领导“结斋”,回向。斋后个人不得先行离席,俟结斋后,由法师领导在院中“经行”三匝,(雨天在走廊)再各自加寮。
  七、沐浴、盥洗,依律比丘与居士均应分开。
  八、寺中不做任何佛事,不为亡人超度,不做焰口。
  复次,寺中凡涉及共同生活的地方,法师以小木牌,楷书偈语,提示大众。
  例如:
  “惜福!节约用水。”(水笼头壁间)
  “惜福!节约用电。”(电开关壁间)
  “以水盥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面池壁间)
  “以时寝息,当愿众生,身得安稳,心无动乱。”(床前壁间)
  “正身端坐,当愿众生,坐菩提坐,心无所著。”(坐椅壁间)
  “沐浴身体,当愿众生,身心无垢,内外光洁。”(浴室壁间)
  整个莲因寺,充满了“道”的幽静,没有人高声谈话、喧笑、言不太义的野狐禅。
  寺中每个寮房,正壁上,都悬着“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镜额,平时,播放佛号录音,在空中悠扬,耳闻目濡,全是佛之音。
  这个道场的气氛使修道者的心灵与“佛号”打成一片。每一天,每一年,经常如见。


  三、大专学生斋戒学会
  忏公上人,从民国五十五年暑假开始,为了使佛道与青年人结缘,便创办了第一届“大专学生斋戒学会”;顾名思义,这个“学会”是以“斋”、“戒”为重心,以“实践”为轨律,使青年过革秒仅以学习佛家理论为主的羣体的僧团生活。
  斋戒学会开办之初,是在寺内,当时“念佛堂”(大殿)还未建,空间狭小,祗能容纳三四十位同学;男生住在寮房,女生则住在山下人家。每年寒暑假各办一次,暑假男女各两届,寒假一届,当时在寺中佃了两届,便开始男女地举行,忏公另将女众移到嘉义“义德寺”、新竹“翠壁岩寺”、中坜“元光寺”等地较大道场,专办女众“斋戒学会”。女众人多,有时每届到一百多人。从此每年莲因寺内不再办理女众学会,今年依然借用嘉义“义德寺”举办。
  斋戒学会的日程表,同寺中常住一样,三时半起身,四时早课到六时卅分早斋,晚十时就寝。但上午是“理论课”,主科是“佛学概论”、“百法明门论”、“天台止观”、“梵呗”等,共两节。下午也是两节,但有时是“念佛、打坐”;各科课程,除由忏公自己担任“百法明门论”、“梵呗”、“止观”等外,其他课程及传题演讲,都是请寺外法师,居士担任。
  斋戒学会已办理了十四个年头,男女近四十多届,以每届男女生各一百五十人计,总共参预斋戒的同学,接近五千人,现在,在佛法上依然“矢志弗谖”的斋戒同学会同学,像杨政河、游祥洲、颜宗养、熊琬、林世敏、萧武镛……等,都能够为佛法忘躯,继续以居士身传灯续道。
  同时,由于“斋戒学会”影响,各大学的“素食团”也纷纷成立,像台大、政大、中兴、逢甲等校,都有数十位男女同学“持斋”、或持“八关斋戒”。
  在民国六十一年到六十三四年间,笔者曾在“斋戒学会”男女同学各班担任“佛学概论”课程,那时有一位“詹德龙”(中文姓名)同学,是加拿大人,魁北克的法裔,加大哲学士,也是辅仁大学神学院的天主教教士,来穿上僧衣,参加“斋戒”二十多天;以后各期,间或有“洋居士”来亲证佛门修道生活,他们都很用功。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一、斋戒学会提示了中国青年知识份子体验了真正的佛家戒律生活;在二十多天学佛期,最后都受了“八关斋戒”,并有些同学,长期持“过午不食”。
  二、每人入寺,都脱不下俗装,换上寺内统一制作的“罗汉衣”,女生是“大衣”,缁色、圆领。他们都学习早晚课诵经咒、打坐、敲奏法器。
  三、每个同学,选出执事,执行生活及管理寺庙工作,如“副寺”(财务)、“书记”(秘书)、“典座”(采购)、“殿主”(管理念佛堂)、“藏主”(图书管理员)、“饭头”(伙夫)、“香灯”(佛前灯烛上香等)。
  此外,在教学工作上,有学员长、副学长、室长等设置,以便处理一般教务行政。
  斋戒学会已办了十四年,早期的“老修行”,早已遍布社会,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海外也有些道场,来办理“斋戒学会”了,这都是见贤思斋的现象。
  斋戒学会参与者,都是大专青年,而且这些人,已遍布海内外各地,他们都曾渡过一番佛家“道场生活”,并深受当代净律兼修的忏云上人的薰陶;况且海外道友,也有些人到国内实地来参访,像美国的赵真觉居士,菲律宾的刘梅生居士。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籍的佛教两界,都能大力发展这一项以“实践”为主的修道工作。


  四、结论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前述的文字:
  忏云上人,莲因寺,斋戒学会。都产生于一位出家的大德一念道的滋长;一颗虔诚庄严的心,可以动天地而感鬼神。
  莲因寺的山中,没有红男绿女。
  莲因寺永远地实践佛家的“戒律”生活。
  莲因寺,在十丈红尘中,是一株白莲!
  民国六十八年九月十三日完稿
  [附注]莲因寺经过近数年来的扩展,山门已建,依山又建巍峨的大殿一座,内塑大佛三尊,气象万千,业已落成使用。斋戒学会依然循例每年寒暑举行。[民国七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补记]



                                                     四、宣化长老西来记


    一、初识宣老
  远在十多年前,我已久仰宣化老法师在美国西岸传法的盛名,心里就想去听听他的说法,可是由于职业羁绊,总不得其便离开加拿大前往旧金山。谢冰莹教授寄了些佛刊给我看,其中有几本是中英对照的“金刚菩提海”杂志,是由旧金山的中美佛教会编印的,里面登有一篇“宣化老法师讲法”的弟子笔录,这是我接触宣化法师言教的开始,不过当时我一直以为讲稿是他预先写好的,直到后来我有机缘亲往金山寺听法,才知道他并不动笔,那是登台讲法随口而出听琳琅文章,由众弟子用录音机录下之后,笔录出来,又译成英文对照刊出的。
  “金刚菩提海”当时尚是雏形,未有今日之规模,初期甚至仅是油印复写的,但是内容很好,良好的开始,奠定了基础,发展为今日在美国的最重要的佛教刊物之一。
  当时我年少好胜,偶然看到该刊内有一些中译英的微疵,我就斗胆不客气地摘出,写了一封长信去给宣化法师;不过我也声明是善意的批评,而且也说明我自己学浅,也还译不了那么好。
  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多么浅薄。多年后,宣化老法师偶然提起,笑著对我说:“你不给我们写文章,反而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不过批评得很有道理,我们都采纳你的意见改进了。”宣老和尚谦虚,令我钦敬,也就更显得我自己的浅薄了。
  直到现在,我真是相当的亲近宣老和美佛教会了,可是我仍然还没开始为他们写文章,为什么呢?倒不是我不愿写,而是力不从心;我只是个写小说的人。“金刚菩提海”篇篇都是佛教理论文章,我不知应该写些什么才好。我为香港的佛学权威刊物“内明”写些随笔,已有好几年,我那些小文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外行文章,“内明”佛刊也是篇篇都是深奥的佛学论文,但是留有少许篇幅给文艺作品,破格采用拙文,这是我意想不到的。“金刚菩提海”则至今仍未开辟固定的文栏,我答应了给他们写小说,可是由于自己欠的稿债多,赶不出来,同时也感觉到佛教小说太不容易写,未敢下笔。我多次向宣老致歉,他老人家都说:“不要急,慢慢来好了。”


  二、宣老与金山寺
  金山寺的地点是在美国三藩市南区的第十五街一七三一号,是一处热闹的区域,虽非主要的通衢大道,却也太接近繁华花花世界了,不远处有两家电影院,都是上映些不怎么高尚的“成人电影”的,附近的街道又有些不三不四的俱乐部,寺院对面是几座公寓,日夜有些妇女在附近流连嚣闹,街角则常有些男孩站在中笾不知干些什么,我总觉得那地区并不是干净的所在,我就不太明白,宣化长老和他的高徒们,当初怎么会选择了这样一个地点来设寺的。我却不知道他们师徒当初筚路篮缕创业的艰辛。
  原来宣化长老十多年前从香港到美国来立愿传法之始,他到了三藩市,身边只剩下几十块钱了。他起先只租了唐人街的一家店铺的地下室作为驻锡及传法之所,三藩市是个五光十色的繁华大都会,物质享受,声色犬马,红尘滚滚,当时一般人对于佛教的兴趣是很小的,更少人注意到唐人街一处地下室的小小佛堂。宣化长老却不灰心气馁,他仍本着他一贯的宏愿,阴谋孜孜不息的传法,他的苦行与佛学造诣终于渐渐引起一般社会人士注意。
  关于宣化长老在那一段艰辛的岁月,三藩市一般人是有这么一个传说的~~他们说,宣化长老在唐人街地下室传了几年佛法,始终是个穷道场,无法扩展,知道的人虽也不少,但大家都未予以重视,直到有一件佛家的奇迹发生之后,才轰动整个美国西岸。
  他们说:当时有一位社会贤达的夫人患了癌症垂危,在医院中,医生们都说无可挽救了。那位夫人自知不起,要求家人为她请一位和尚来为她念经,当时在三藩市的佛教僧人很少,家人上那儿去找呢?不过记得时常上唐人街买东西路过,看见一处店铺地下室的窗子内有一位和尚念经,家人就想,姑且就请这位和尚去为他们的夫人念念经吧!这一家人当时对于念经也不存什么奢望,只不过当作尽心而已。
  他们说:宣化长老应邀前往医院病榻前为那位贵夫人念经,一连念了几天,关于这一段传闻,有人说宣老当时念的是“大悲咒”,有人说他念的“心经”,有人说是“楞严咒”,各人传说不一;总之就是念的佛经就是了。然后,奇迹出现了!那位贵夫人听经之后,非但不曾如群医之预言如期逝世,反而渐渐康复,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医生检查她身内的癌,竟然消失了!
  这件事当年轰动了美国西部,由是引起了中西人士源源不绝地前往访问宣化长老,而宣老总是谦辞不承认是他念经之功,他总是说,一切都是笃信佛法获得的奇迹!
  为这事,我也问过宣老的,他微笑说:“我什么也不会,我不会治病,也没有法术,我就光会念佛经。”


  三、谦虚的宣老,从不居功于任何奇迹
    事实上,在他老人家的苦行传法数十年之中,发生类如上述的奇迹,多得不可胜数,但是他自己都不大谈这些事的。若有人问他,他都说假如有奇迹,都是由于信者的虔诚信心和善念获得佛祖龙天的庇佑!
  宣老并不喜欢用奇迹来作为传法的宣传,他认为最重要的乃是佛法真义。在我接近他,聆听他讲经的时日之中,我从未听见人提起任何奇迹。他的讲经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在他的周围,无论是出家弟子或在家弟子,都是十分恭谨肃穆的,可是在社会上,对于这位高僧则有很多的奇迹传说,真是不胜枚举。
  我自己,可能也就是奇迹之一~~像我这样的一块顽石,居然也被宣老的苦行传法所感动得点头了,岂非奇迹?
  宣老在三藩市唐人街的地下室传法,竟吸引了整个美国的注意,我认为,主要的还是由于他说法的精辟,把佛法的精华毫无保留地介绍给西方社会,引起了美国青年知识份子的重视,至于各种奇迹,当然也有很大的推广功效,但是徒有奇迹,而无坚强用力的精微佛理,仍然是不可能获得像今天这样伟大的宠法成就的。
  美国许多的高级知识份子纷纷来聆听宣化老讲解佛经,许多大学纷纷邀请他去讲解佛经,不少的美国博士、学士,听了他说法之后,纷纷皈依佛教,削发出家,归依宣老座下,精研佛理,翻译佛经为英文。宣老座下的美国青年博士、硕士、学士,有的是哈佛大学,有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史丹福大学、倾盛顿大学、普林斯敦大学……等有名的学府。这些青年,有的是哲学博士,有的是理工科博士,有的是文科博士,他们都学有专长,素养很高,都放弃了收入丰富的职业;而来追随宣老,出家为僧为尼,宁愿吃苦,献身佛教的研究与传播工作。
  在这批美国弟子的群策共力苦心发展之下,宣老领导的中美佛教会,从小小的地下室发展到今天占地三百馀英亩的万佛城和法界大学,成为佛教在北美洲最具规模的传播基地之一。其中经过多少的艰辛!
  那一段奋斗史,是不可能用短短的文字所能叙述得了的。他们起先在三藩市华盛顿街购置了一座大房子做道场和图书馆~~现在已改为尼师驻锡之所,皈依宣老座下的美国弟子成为尼师的已有数十位之多,也都是有学位学识渊博的,精于翻译佛经。
  稍迟,宣老和他的弟子与在家的居士们,大家又合力在十五街购买了一座火柴工厂,诸弟子自行动手装修,把它改建为今日的金山寺,规模虽未可称为恢宏,三层的佛殿大楼,也相当宽敞的了。
  我曾经就金山寺的地点一节询问宣化长老。我说这座佛寺建在花花世界的当中,怎能清静呢?
  宣老微笑回答:“就是在花花世界当中,才最适合考验出家人修行的意志呀!”
  我这才恍然大悟,长老并未详说,但是我可以领悟,真的!只踏出寺门一步,门外就是繁华世界,声色诱huo,无所不有。出家人若不是有无比的坚毅意志,真不容易抗拒门外的一切诱huo的,我住在金山寺的期间,冷静观察,出家怕美国青年,对于外界的诱huo,都是若不闻不见,他们心已如止水,令人钦佩!
  我或许是极少数最幸运的在家人之一,获得如此亲近宣老的教诲,宣老明知我是个相当顽皮捣蛋的人,他却似乎是抱著一种有教无类的苦心,慈爱地温和地招待我,让我不时随侍在他身边,我想我了是极少数能够进入他的禅房的人之一。我所见到的他的禅房,可说是除开一榻一桌一椅之外,并无长物,没有什么家俱,没有任何装饰,桌上也就只有一些佛经佛典,他是没有任何财物的,也没有什么衣物,他一年不分冬夏,仍是穿著那一袭已经破旧的裉色的僧袍,极寒冷的日子,他就再加一件棉背心,这就是他的全部衣物了。当然,还有一袭只有大典才穿的杏黄袈裟。
  他的办公室是在他禅房的外一进,除了一张大书桌之外,有些沙发,作为招待来宾之用,桌上有些笔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说起笔墨,我知道宣老是不太喜欢动笔的,虽然他的书法也还不错,他却不大写信写什么。他常对我笑着说:“我的字写得不好,不愿写出去献丑。”
  我也没看见过他写任何著作,虽然我常见他手不释卷,研究佛学。而他的每天的开讲,句句都是天然的好文章,弟子们只要照录出来就自然成了一篇论文了。我知道他是从不写草稿的,讲经的时候,他坐在座上,慢慢的讲,他是东北籍,讲的一口标准国语,他自谦不懂英文,他讲法都是用国语讲的,他的美国弟子们现场录音,并且轮流作即席的翻译,译成英文给道场中的听众听。宣老有时候讲上十多分钟,才停下来,让弟子翻译,我静听宣老的讲词,我又留心鉴定弟子们的译文,我觉得大致上他们都译得很恰当。不过,偶然也有些译错,这位自谦为不懂英文的宣化长老,往往就会提出更正,指示译错之处,并且指示应该怎么翻译,用什么英文字才对。他的更正,往往也是令我非常心服的。


  四、佛教要靠音乐传播
  宣老不但是讲经说法之时用中文,就是在寺中开会议之时,他也只讲中文,我有时也叨陪末座,我发现宣老并非如他自谦的“不懂英文”。弟子们发言都是用英文,宣老都能听得懂,常在必需之处发表他的意见予以补充或有所指示。假如他真不懂英文,又怎会处处都提出适当的反应呢?宣老讲说不懂英文,可是他竟写了一首英文的佛时,徒弟们觉得它很好,就谱成曲子,如今成为他们常常唱诵的佛时之一,说到唱佛诗,宣老的徒弟们有很多创新,尼师们富于音乐天才,她们把很多佛偈佛词谱成了西方音乐感的诗歌,拿来做日常的唱诵,作为正常的佛曲唱诵的补充。
  佛教的传播,无可否认地是不及ji 督教的原因很多,佛教义理太深奥太繁复,不易为一般人接受,固是主因之一,佛教缺乏诗歌音乐,亦是一大原因。佛教的诗歌唱诵原非供娱乐之用,缺乏感人的力量。那些东方工的中国式的唱诵,在西方人听来是很难接受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的唯一感觉只是好奇,而毫无感动。佛教要在西方传播,在我的愚见看来,是需要稍为采用一点西方化的音乐的,所以我觉得宣老的高徒尼师们的创造,具有很大意义。
  中美佛教会现在的宏法成效,非唯由于他们在宣老的领导之下苦干苦行,传法有力,也不单是由于他们热心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我相信他们的西化佛曲,亦有与功焉!惭愧的是我自己,老是想为佛教写点西化的曲谱,却总因为谋生艰劳忙碌而未能动笔。
  金山寺的寺规很严格,每天清晨三时就起来做早课,早上又有许多功课,一直忙到十一时半,才念经进膳,寺中“持午”,都是过午不食的。午膳后,只有短短的休息时间,徒众们又各忙各的职守事务了。下午又有一场讲经,七时左右大家又集合念经绕佛,八时宣化长老升座讲经,几十卷头的法华经和其他大部头经典,每天讲解一段,徒弟们录音录下的宣老讲经的录音带,已经有两万多卷了。
  晚上十时,全寺止静,除了供佛的明灯之外,一律灭灯,唯一的不守规矩的,恐怕只是我一个人,我是个惯于熬夜写作的夜猫子,怎能早睡?我常常在自己房内看书,直到午夜后才能安寝,我的睡房给安排在宣老的禅房之侧,是最接近他的了。他常常在深夜过来敲门,问我毡子够不够暖,要不要添些,他真是慈爱得像父母一般。他也时常会和我在我房外的小小客厅谈话,一谈就谈到午夜,有时还谈到子夜一点多,平常不苟言笑的他,这时候温蔼极了,他会含笑地和我讨论法界大学的一些事务和宏扬佛教的做法,他会非常谦虚地把问题一一提出来徵求我的愚见,作为他的参考。有时候他就为我特别讲解一些佛经,我的不守寺规晚睡,竟把宣老也累得破例晚睡了,寺中弟子都说师父是从没这样做过的。
  宣老不喜欢世俗的应酬,可是有许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常常来访他,他也只好在每天下午规定的会客时间内接见他们了,这种会客多数是在二楼的大会客室举行的,我若在寺中,多半被长老叫去参加作陪。


  五、为佛教教育尽心力
  记得有一次,宣老邀了一位颇负盛名的教授来会面,要请这位教授到万佛城的法界大学担任一项课程。我当时亦随侍在侧,宣老拉着我手,叫我在他身边坐下相陪,教授则坐在客位,宣老非常恳切地请教授接受教职,但是教授无论如何都不肯,教授说家眷在美东,搬来很不方便,不搬来又两头难以兼顾,教授又似乎嫌万佛城法界大学地点太遥僻了~~万佛城位于加州北部,距旧金山有百馀英里,崎岖山路开车要两小时才到。先一天我曾领那位教授到万佛城去看过,教授有他个人的困难,我是可以理解他坚辞的苦衷,我同时也常常为长老的求才推动佛教教育的诚恳热忱所感动。来在这两者之间,我自无置喙之地,亦难以为辞令,勉强帮着长老劝驾请教授屈就,我拙于口才,讲了也等于白讲。
  正感到尴尬的时候,忽有弟子来报有人求见长老。而宣老正在忙着商谈,我就请示长老说:“可否由我代表到楼下去先会见一下呢?”我说因为感觉到这来的两位女士是从台湾老远来的,她们似是为了一座观世音菩萨佛像的事来的。
  宣老是不时有“预知”的,这是很多人都共和的事,而事情也真奇怪,我在佛寺及宣老身边之时,也常会有这一类预见发生,我亦无法解释。我当时下楼,果然在大门口会见了两位来自台北的女士,她们是母女两位,一问她们来意,果然是想来求宣老为她们从台北携来的一座观世音菩萨瓷像开光的。我就在楼下接待她们,请她们稍等一会儿,正在谈话之间,我忽然闪电般看见宣老在楼上以袖袍掩面流泪,把我吓了一惊,隔了一层大楼,许多墙壁楼板,这岂不太奇怪了吗?
  我这一吓,慌忙拉住几位大弟子说:“我们快上去看,师父在楼上给气得哭了!”
  众弟子也曾习见我的一些离奇预感,故此也不多问我,大家跟着我一阵风奔上二楼大厅,果然看见宣老以僧袍的大袖子掩着面孔,那位名教授则旁坐默然低头。众弟子一见,慌忙都在长老面前跪下,也没人敢讲话,我连忙到长老身边劝慰,我说:“师父别那么难过吧!教授既不肯屈就襄助法界大学作育佛教人才,天下之大,还有别的学者会来帮助呢,何必这样难过?水到渠成,无缘者又何必强求呢?”
  我的话,等于是不客气抢白了名教授一顿,这也是我的气量狭小之病,其实并无比必要的。宣老答道:“我不为别的,就是恨我自己无能,想求贤才帮我们办好法界大学的教育,也有这么大阻难。我心里才难受起来。”
  长老一说,环跪着的几位大弟子也都心酸了,就我一个是心肠凶硬的,我一面劝着长老耐心等待,我说将来必有很多贤才来襄助的,我又说:“世界上不见得就只有一个人才。”
  “别说这样失礼的话!”长老说:“这不是客人的错,这是我们自己诚心不够。”
  “好吧!我不再多嘴,可是请让我送各人回房休息,什么事慢慢再谈吧,师父您老也别为这事伤心了。”
  我的无礼鲁莽,把那位教授弄得下不了台,双方更加尴尬。可是我话都说出,也收不回来了,也就只好错到底,以后这位名教授到底还是回美东去了,他有他的困难,也不能怪他,我犹如是,那能怪人?
  我回忆这件事实,并非为了要表现我自己,而是要提起宣化长老为了法界大学的教育而揽贤之诚,他这样已经八风不动的高僧,竟然为了佛教大学教育而焦虑,而优心,而难过落泪,这件事,外面有谁知道?也就只有当事人几个知道了。


  六、宣老的民主作风
  法界大学今日已经颇具规模了,宣老和他的各位高徒,多年来苦苦耕耘,终于今日有成,他们和美西的热心人士,还完成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完成了万佛城中的一万座佛像,已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举行开光典礼,不久还将建造中国式的大雄宝殿。佐以现在已有的四十四座钢筋水泥红砖西式楼,三百英亩的树林山麓,成为美洲发扬佛教的一处宏伟丛林圣地,永久地作育佛教传播人才,和世界各地的佛教人士与道场联合共同宏扬佛教,这正是佛教人士所最喜欢乐闻的。
  宣老与其高徒们从不自居其功,他们总是谦虚地说每一点滴的经营都是由于佛佑和热心佛教人士四众集力贡献的成就。谦虚、敬逊正是宣老本人的一贯态度,也是他常常启示教训弟子的。宣老如有什么兴废的意见,他都先提出来请各弟子开会检讨研究,他从不独断独行,他常说:“你们大家研究看看可不可行。”他从不发施命令,事实上,就我历次参加旁听的寺务会议和大学的会议所见,中美佛教会的一切都是采用民主议会制度来决定的。弟子们无论是出家人或是在家居士,都在会议中踊跃发言,一切民主表决。宣老并不居于主席地位独断,事实上,他从不担任议会的主席。他总是说:“我们一切都要民主。”
  议会上的民主作风并未影响高徒们对于师父的教礼节,他们离开了议桌之后,在任何场合,对宣老都是极其崇敬礼仪周到。这些美国学者弟子,都是由内心发出的真挚敬意,他们一天中初见师尊,或是有事禀见,一定毕恭毕敬地顶礼,态度诚挚,他们崇拜这位公正廉洁光明诚恳的师父,并不仅是一种礼仪而已,至于外来的俗家弟子,见了宣老,不分男女老幼,也都一律自动下跪顶礼的,人人都由衷地尊敬他,对于外来的宾客,宣老总是觉得受礼过意不去,总叫我去代他扶起客人的。
  说到宣老的正直光明,我记得他虽是金山寺、万佛城、法界大学的首脑,他却事事交由徒弟们分层负责,他自己只居虚位而已,甚至于行政上、财务上的事,他也不擅作主张。我常看见他凡有慈善捐款乃至大小的行政事务支出,他都交由中美佛教会的专司弟子两位,和他一起商量过,三人都同意后,大众联署签出支票。收入的外界捐款,无论大小,也一律由理财的数位弟子列明联合签收归于公库。宣老和弟子们没有任何一人是独自处理公款的,宣老师徒也没有任何人储有私人财物,有些俗家弟子当面奉献的金钱,宣老也立即当场并给司库弟子的。


  七、以身为教以德立言
  宣老吃用的素斋,也跟弟子们完全一致,并没有任何特别的享受,那些素饭,老实说,我不敢恭维,饭往往做是半生半熟,菜蔬也是什么都煮成一锅,而且每一顿饭又得先把隔夜剩下的旧饭菜先吃完,才吃新的,我每每感到难以下咽,可是宣老师徒却从无怨言,大家都甘之如饴。本来我们到佛寺是去学修行,难道是去享受吗?这本不容我批评寺里饭菜不好的。我到过的见过的佛寺僧家伙食,类皆如此,出家人的夺行,真不是我们俗人所能想像的,也只有招待宾客之时,才有俗家女弟子们入厨做引起较为可口的素菜罢了。
  尼师们住在华盛顿街的庵里,她们每天到金山寺来听师父讲经一次,听完就回到华盛顿街去了,她们非常严肃,是不跟任何男子讲话的,她们的庵院,也不容许任何男子进去。我有一两次为了事务而到过华盛顿街,倒是被尼师们破例地招待进去客听坐谈,这恐怕是仅有的例外。平时她们偶而也会问我点关于中文与英文的翻译问题,但也仅限于在听经的时间,我发现她们翻译得非常准确,只是不熟悉中文的一些成语而已。
  往往是宣老讲经时引用的一引起成语把她们难倒,那么她们才不得不向我发问。碰到这种情形,宣老总是微笑静听,偶然听到我说得不怎么对,他就会用英文来补充我的英文解释了。
  宣老自奉如此克俭,对于慈善事业却是全力以赴的,我也不能一一枚举他师徒在加州所贡献的善事义举,只能笼统地说他们是注重敬老养老和社会福利的,在万佛城的工作计划之内,就有设立养老院一项,他们也注意儿童的佛教教育,他们要努力把佛教的慈悲思想灌输给新的一代幼苗。他们甚至于在万佛城的医院旧址内拨出一座作为当地的殡房,以利地方人士家丧,他们不分教别,无论是ji 督教,“规格教”友(当地是规格教友的基地)犹太教,yi si  lan教……一律欢迎使用,完全免费。从来就没听说有人肯让别人把死人搬来的?恐怕也就只有万佛城肯这样做罢了。
  宣老师徒又曾经为天主教于斌枢机主教之丧,举行过追思祈祷会,这也说明他们跟别的宗教保持的友好互助关系,西班牙国王卡洛士自愿为法界大学的荣誉校董,也正是宣老师徒的苦干博学精神所感动的例子之一。
  宣老从劝侍母至孝,他十九岁时,太夫人仙逝。他随即出家沙弥戒后,披缁结卢于太夫人茔墓之侧,守孝三年。他是时在佛前发愿: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权乘诸菩萨,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愿意法界众生,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所立的十八大愿之中,大意是愿凡三界天人动植灵界鬼神,若有一未成佛者,他誓不取正觉,又愿他应享受一切福乐,悉皆回向普施法界众生,又愿众生一切苦难悉皆由他一人代受,又愿一切不信佛法众生心改恶几善,皈依三宝究竟作佛……。宣老这种伟大的愿望,和他的宏法的努力,他的以身为教,以德立言,这都是深深使美加青年知识份子感动敬佩的,无怪乎越来越多的美加青年以朝圣的心情到万佛城和金山寺宣老座下皈依佛法了。


  八、结语
  现在,宣老仍常打长途电话给我,每次都吩咐我好好孝顺母亲,又常问我能否供奉甘旨,需否帮助,令我深深感铭。宣老常说:人若不孝敬父母,又安能信佛呢?
  宣老对我爱护至深,他常盼我再到他身边,我也常常想念他,希望再随侍他座前。可惜总是事与愿违,障碍重重,直到如今,我仍有许多个人的困难,未能如愿前往追随。而且家母年迈,行动不便,饮食起居,均难以离开家园,家父新丧未久,家母精神受创至钜,我更不敢擅离一步。宣老听我禀明这些情形,他总是命我好好孝顺侍候母亲,他说:人能孝亲就等于修行一样了。又说:子欲养而亲不在,乃是最痛苦之事,你现在能够孝养母亲,已经就是不知几生修来的福了,你多孝顺母亲吧!
  宣老又屡次劝我奉母迁居至万佛城修行,我一面也可为佛教做点小事,我们母子都巴不得这样,可是家母连坐巴士都晕眩呕吐,怎能受得了长途的飞机或车次劳顿呢?我所以一直不敢奉母南迁,正为此故,其次,家母在加拿大居住已久,有医药医院保险,而美国的医保制度远不及加拿大的完善,这也是我不敢奉母迁美的原因之一,也只好居住这儿的郊区海滨,半耕半读,居家侍母,念念佛经罢了。
  不过我心中是几乎每天都在怀念着宣化长老的,我也怀念着他的高徒们,他们都曾经使我感到在佛法之内,获得无比的温暖和平安。我常觉得自己仍然跟他们在寺中一起拜佛念经似的,我也常祝祷着宣老师徒们的宏法能有更大的成功更大的普及。


  九、附注
  宣化长老在港时德号度轮。祖籍松江省双城人生于一九一0年,民国前二年五月五日,父讳白富海,母胡氏,兄弟八人,宣老最幼,胡太夫人终身茹素,笃信佛教,宣老十九岁丧母,送殡后到哈尔滨三缘寺出家,拜常智长老为师,并披缁结卢,守孝母墓三年。
  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宣公始入关到内地,民国三十五年初秋访太虚大师及虚云长老,三十六春,在普陀山法雨寺受比丘大戒,俟由虚老聘为南华寺戒律学院监学及教务主任,三十七年冬驻锡香港,四十年在港住持“西乐国”,奉祀三如来,该处西湾河马山,素无水源,宣老建寺之后,在寺后石罅插竹枝,祷求佛前,请赐甘泉,不久,果有甘泉涌出源源不绝,轰动全香港。约于民国五十四年赴美宏法,成立“中美佛教会”,建金山寺于三藩市,又继建万佛城及如来寺于加州北部,地广三百英亩,大小楼宇八十八座,开办“法界大学”,美国青年年智识份子,前往受戒或求学者数以千计,法界大学之名誉校董十数位,多为中美名流,亦包括西班牙国王卡洛士陛下,宣老亦曾多次访问台湾以及亚洲各地,旅行说法。


  [附记]
  现在宣化长老在美国加州万佛城,除法界大学外,并已另创培德中学、育英小学、安老院、托儿所各一所,如来寺一间。另外,正筹建一座中国式大雄宝殿。同时在洛杉矶,建了一座“金轮寺”,在西雅图成立了“菩提中心”。
  复次,宣老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应温哥华冯冯居士之邀,在温市以美金九十万元买下一座“ji 督教救世军大教堂”一座,于一九八四年元月三十一日过户,并命名为“佛恩寺”,目前委由旅加作家冯冯管理。
  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编志



                                                 五、煮云法师与佛七道场


        一、缘起
  我从进入佛门,以煑公法师为皈依证明师、剃度师父至今,亲近上人,屈指算来已有十六个年头,对于师父的一生,只有在长辈口中,或师友闲谈中,一点一滴的知晓,如今把它们汇集起来,如果有不当或不实之处,恳请教界长老赐教,则不胜感激。


  二、出家与参学
  吾师煑公上人,是江苏如皋县人,于民国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在一姓许的农家,父母为他取名秀明。俗家被日本人劫后,十九岁在如皋西场惠民寺落发,法名实泉。在出家的小寺里,过的是小和尚赶经忏的生活,上人深感出家之后,受戒参学的重要,三番两次向其师父恳请,均遭呵斥,后来才以替常住赶三年经忏为条件,允许上人受戒。
  民国三十年,上人赶上南京栖霞山春季戒期,戒期圆满后,上人即留在栖霞律学院,开始了他参学的生涯(当时同戒同学,现有在台湾的有星云法师、莲航法师)。直到民国三十二年,上人仰慕焦山定慧寺的道风,当时虽染患了疟疾,却无论如何也要到京沪线上最高学府焦山佛学院参学。在病情稍有起色之后,即打点行李启程,但适逢焦山在打佛七,只好暂时挂单于金山寺。当时金山寺的方丈是霜亭老和尚,首座是普仁老和尚,当家师则是太沧老和尚。
  由于在栖霞律学院时,上人是位苦学僧,颇为月基法师所称许,因而太老等很照顾,希望上人能在金山寺住下来,且有提携之意,但上人一心想成为能讲经的法师,所以就婉拒太老等的美意,拿著太老的介绍函到了焦山,成为焦山佛学院的一名旁听生,且兼行堂、香灯、殿主等的差事;只要有书读,不论多苦的差事,他都愿意做。因为打从受完戒出来参学,常住不曾帮一点忙,或供给任何的费用,而俗家更没有这份力量。记得上人曾说过,当时写好一封信,都要等上半年好不容易才凑足邮资寄出;穿的是死人身上的衣服;棉被的破洞是检同学们不能再用的手帕来缝补的。但是外在物质的贫乏,却挡不住一颗要深入经藏的心灵。
  学期结束了,多么希望能进堂成为一正科生,好专心求法,却因为东初法师向雪烦老和尚所说~~这个学生已经二十九岁了,还进什么堂读书?如果他可进堂,我也可以进堂读书。二十五岁!人家胡适之二十五岁都已得了博士,他还想进堂,不知惭愧~~的这一席话,把上人在焦山的因缘作了个结束。上人凄凉地、茫然地离开了焦山,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恼灰意冷地到了上海;在同学们的鼓励下,一颗求学的心,才又炽燃起来,因为圆瑛老法师将在圆明讲堂,开办楞严专宗学院。上人为给自己订做几套衣服及准备图书文具,因而赶了八个月的经忏。从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人一心在圆明讲堂亲近圆老,直到抗菌素战胜利,圆老忽得中风,全院同学打普佛祈求十方诸佛菩萨加被,当时有很多同学都自愿舍寿予圆老,希望圆老能多住世几年,以教化我芸芸众生,当时上人也曾暗暗许愿,愿舍寿十年,直至如今,常有信众论及上人法相及实际年龄时,总感觉上人的法相比实际年龄要老上十岁,上人总是笑而不答,心里却有数呢。由于圆老的病,上人离开了圆明讲堂,在离上海不远的青浦县同学的寺内小住。
  民国三十六年,普陀山法雨寺春季传戒(目前在美国的宣化长老及在日本已圆寂的清度长老都是此期的戒弟子),上人在戒期中当“大悦众”,戒期圆满后到佛顶山阅藏。下半年,到前山听诚一法师讲法华经,随后在此当知客。


  三、弘法与卫教
  民国三十九年上人随军队来到台湾,在陆军五十四医院当军中布教师。民国四十年离开军旅,常去亲近慈航老法师问法。随后于各地奔波,弘扬如来法音,致力改革迷信拜拜。从四十年到四十七、八年间行脚于台澎之间,几次的环岛布教,对于东部佛教的开发,可说功不可没,今将上人重要的弘法活动略述于下:
  一、民国四十二年,应陈天富、陈妙圆、李迁、邱传等居士之请,驻锡凤山佛教莲社。四十五年成立凤山佛教青年弘法团,鼓励青年朋友学佛,并在中南部各地如嘉义、北港、台南、台中展开弘法的活动,藉此澄清佛教是老年人才信仰的宗教的错误观念,集中青年人的力量,提高青年人学佛的高度热诚,使他们能认清佛教慈悲为怀,释迦佛陀救人救世的宗旨。随后又成立妇女会,平时利用周三、六及每月初、十五的共修会,体认佛教宗教生活,上人亲自领导大众薰修,二十七年来的苦口婆心的教化,使得凤山佛教莲社成为一教信强烈、修持气氛浓厚的道场。
  二、民国四十四年,东初老和尚发起影印大正藏经,上人参与以南亭老和尚为团长的~~宣传大藏经环岛布教的行列。
  三、民国四十六年,上人率领今日佛教环岛弘法团,跑了八十七天,走遍了台澎各大城镇。
  四、民国四十七年,为了宣传续藏经的事,奉东初长老之命组团与领队成一法师,再来一次环岛布教。这是上人最后一次的率团环岛布教,由于在花莲的凤林锁遭遇到强烈台风的袭击,险遭不测的因缘,在五十几天的环岛布教结束后,即在北投灵泉寺闭关自修了。
  在上人一生的弘法布教中,值得再一提的是国民四十四年农历四月台南康乐台的布教,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听众,当时康乐台附近的民房,树顶上都挤满了人,大批的警宪人员都出动,来帮忙维持秩序。这一场为期五天的“佛教与ji 督教比较”的演讲,是弱者的辩护,是上人护教卫教,不顾生命危险的呼声,目的是要唤醒佛教界人士不要再沉默,呼唤ji 督教的教友,能具有宗教家的风度,尊重别人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要肆意毁坏佛教,摧我民族文化。演讲主题是以佛教(主要以我民族文化的特色)对于忠孝、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来和ji 督教作个比较。当时并到各教堂礼请神父、牧师、修女前来听讲;此事轰动了这文化古城,也震撼了教界,事后有人打电话到旅社恐吓威胁上人,而上人一点也不畏惧,并将此次的演讲出版成书,赢得教界人士的称道,得来“爱国僧人”的美誉,却也招来教外人士的诟谤。


  四、教学与著述
  上人驻锡凤山佛教莲社后,举办多次的讲习会,补习班,还有幼稚园的佛教幼教工作。民国五十三年,一心协助星云法师建设寿山寺,创设寿山佛学院(即东方佛教学院的前身),身为教务主任一职,为培育佛教僧伽人材而致力。民国五十六年,上人的血压增高,最初仍然抱病为学子们上课;后来病情逐渐加重,加上侍者心海师的离开寿山寺,上人在饮食、生活起居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就先回莲社养病,并且正式退出了寿山佛学院教师的阵容,然而上人嘉惠于学子的教化,并不因此中断,直到今天。
  谈到上人的著述,严格地说也可以这一时期作为分界点,在此以前的作品,都是上人的亲笔,在这场大病之后,上人即有对笔退隐之意,虽有作品问世,也都是口述而非亲笔了。
  由于吾师以普化群众为己任,因而他老人家的著述,也是普遍而适应大众口味的,谈不上深度,也没有创见,然而它的普遍性,是不能抹杀它在这一时期所占有的地位的,今将上人的著作略述于下:
  一、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民国四十二年)。
  二、佛教与ji 督教之比较(民国四十四年)。
  三、煑云法师讲演集(民国四十五年)。
  四、病患指南(民国四十八年)。
  五、皇帝与和尚(民国五十四年)。
  六、弘法散记(民国五十六年)。
  七、佛门异记(民国五十六年)。
  八、东南亚佛教见闻记(民国六十一年)。
  九、精进佛七日记(民国六十六年)。
  十、僧伽精进佛七记(民国六十六年)。
  十一、大传青年精进佛七专辑(民国六十六年)。
  十二、精进佛七感应录(民国六十六年)。


  五、创办精进佛七道场
  自从上人的法体逐渐康复后,随即展开为教忘躯的弘法生涯。民国六十一年,第一次创办精进佛七道场于台东知本清觉寺。清觉寺地处于东部僻远的山区中,风景怡人,真正是一修行的好地方,它吸引了教界四众弟子,不惜千里迢迢为道而来。然而,如今是个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在时间上是分秒必争。在这工商社会,能偷个半日闲来办道,也得需要有相当的福报与因缘,所以除了清觉寺之外,在台湾各地,均纷纷邀请上人主持佛七道场。自从举办大专青年精进佛七之后,对一般佛教知识青年也好,信众也好,均迫切地感觉到,精进佛七对实践佛法的重要。
  释迦佛陀的一代说教,本在济世,是为消弥人世间的烦恼痛苦而设立。目前有心之士没有不为未来的世间而优心,多少思想家为谋世界的和平,在控尽心思,想提供一人人可循的思想路线,因此今日欧美的学者,很多潜心于我国文化及佛教文化的探讨,希望能在这当中,理出一带领世界群从走向和平的主义。本著以弘扬佛法真谛,传播固有文化,举办慈善事业,辅翼政府社教,使人人都能发扬善良的本性,敦伦尽份,成德达材,社会呈现和清平的气运,国家有著光明远在的前途,人类浩劫能消弥的意愿,以:
  一、建立真正修行道场,发扬大乘实践精神。
  二、弘扬佛法净化人心,光大传统伦理道德。
  三、扩大服务社会人羣为宗旨,从事于:(1)成立常年念佛道场成就四众道业,(2)举办精进佛七发声克期取证精神,(3)办理青年学化活动净化青年身心,(4)办理佛学讲座弘扬佛法端正世风,(5)办理学术讲座响应复兴中华文化,(6)扩大社会慈济教育工作等活动。
  自从上人印度朝圣返国之后,看他旅印的照片,似乎在内心里有股莫名的激流在回荡著,上人法腊已高,论福报他老人家可在凤山佛教莲社安享晚年,何以苦苦地要主持精进佛七道场呢?是为什么呢?这正是他老的一生实践菩萨道的悲愿啊!
  民国六十九三月上旬完稿


  后记
  煮云上人自民国六十一年倡导“佛七”,号召修净土法门,在台湾佛教界带动普遍的“佛七”克期修行,由老年到少年,大专学生到公教人员,莫不竞相参与,并于台东监狱与受刑人共修,首先在台东知本清觉寺、凤山莲社、乃至于七十二年在台中县太平乡莲华山,创建清凉寺,并于七十四年创办“净土专业学院”,使净土一宗,在台湾以及星马各地,顿呈一片蓬勃景象;而对社会风气,尢有巨大的扶正力量。
  上人在佛教界曾任中国佛教会理事、佛学院院长、并创建道场多处,一生辛劳,终于七十五年八月九日(农历七月四日)晚十时许,安祥示寂于凤山佛教莲社,世寿六十八岁。
  附[煮云上人年表]
  民国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江苏如皋,俗姓许名秀明。
  民国二十六年十九岁投本县将军庙含有师祖上参下明老和尚出家。
  民国三十年春二十三岁,于南京摄山栖霞寺,从上若下舜老和尚受具足戒,并学教于栖霞律学院。
  民国三十二年入镇江焦山佛学院就读。亲近院长雪烦大和尚。
  民国三十四年春入上海圆明讲堂圆瑛老法师(并于佛前自愿舍世寿十年祈圆公福寿绵长。)
  民国三十六年于浙江南海普陀山济寺任知客职。
  民国三十八年于浙江南海普陀山后山慧济寺阅藏。
  民国三十九年自普陀山来台,受任陆军五十四医院传教师,并于后里(内埔)怀德堂阅藏。
  民国四十年亲近汐止慈航菩萨。
  民国四十年首次环岛弘法。
  民国四十一年大仙寺传戒任尊证师。
  民国四十二年任凤山佛教莲社住持,出版‘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并于凤山佛教莲社创办佛学讲习班。
  民国四十三年高雄凤鸣电台主持空中布教。领导青年作第二次环岛布教。
  民国四十四年夏随章嘉活佛作第三次环岛弘法。
  民国四十四年七月于台南市康乐台讲演“佛教与ji 督教的比较”,深受教界赞誉。年底出版‘佛教与ji 督教的比较’。
  民国四十五年“煮云法师讲演集”出版。并任澎湖佛教会主办护国息灾万寿或会羯磨和尚。
  民国四十七年随南亭老法师及成一、星云诸师,为出版大藏经作第四次环岛布教并徵求预约。
  民国四十七年于新北投居士林闭关静修。
  民国四十八年十月“金山活佛”出版。
  民国五十三年十二月任寿山寺东方佛学院教务主任。
  民国五十四年“皇帝与和尚”出版。
  民国五十六年五月“佛门异记”出版。
  民国五十七年“弘法散记”出版。
  民国五十九年春出席香港世界弘法大会及二次世界华僧大会。
  民国六十年四月“病患者的指南”出版。
  民国六十一年三月“东南亚佛教见闻记”出版。
  民国六十一年农历二月于台东清觉寺创办精进佛七。
  民国六十三年创办大专学生精进佛七。
  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举办僧众精进佛七。
  民国六十六年五月“精进佛七感应录”、“精进佛七日记”、“大专佛七开示录”、“僧众精进七记”出版。
  十二月任佛光山三坛大戒羯磨和尚。
  民国六十九年任高雄龙泉寺三坛大戒教授和尚。
  民国七十二年兴建台中莲华山护国清凉寺。
  民国七十二年赴马来西、主持精进佛七。
  民国七十三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精进佛七。
  民国七十四年创办净土专宗学院于莲华山清凉寺。
  民国七十五年八月九日圆寂于凤山佛教莲社。世寿六十有八。




                                                         六、竺摩上人南天记


    一、幼年出家·前生夙愿
  竺摩上人,浙江乐清县,新桥村人。生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俗姓陈氏,名德安。幼年,雁行甚多,兄妹十人,师排列第七。师之尊人红梅先生及母氏,皆虔诚奉佛,幼濡庭训,此为师献身佛道之最初因缘。
  师十岁时始入奴塾读书,十一岁,慈母见背。当此之时,师已时常随尊人红梅公到乐清居士林(当地名士张云雷,留学日本,最早归依印光大师)及黄塘寿昌寺听经,语默之间极为精诚,讲经的法师钦汉上人见师不同凡器,随劝红梅公让师出家,因此,在十二岁这一年九月,礼寺中方丈白云长老为师,弃俗披缁,当时法名是“默诚”,字守志。
  师为沙弥时,勇猛精进,对日常习诵的课诵、经典、都在极短期间,便可熟背如流,而在寺中所授的“天台四教仪”这样深的书,也能过日成诵,对一个十二岁的孩童而言,不能不算是奇迹。
  到(民国十四年)十三岁这一年,剃度师白云上人,命师赴温州普觉寺,为芝峯法师(是竺公之师叔,太虚大师高足)护关,当时弘一大师住锡城下寮~~福庆寺闭关,由师祖万定和尚携同拜见弘一大师,伏地不起,这是一个幼年沙弥,第一次参见当代著名的高僧,并承弘公书赠墨宝“息恶行慈”一幅。
  这是竺摩上人走入空门的序幕。


  二、就学闽南·亲近虚公
  到民国十五年秋,师已出家三年。竺公随同剃师白云上人到四明静宗寺学经忏一年,然后转到著名的宁波观宗寺,作方丈根慧和尚的侍者,根老一日草拟法语,到第三句“一炉缥缈香烟起”,接不下去,师在旁续道:“百鸟衔花遍界香”。使根慧和尚为之惊喜;因此这位老和尚,申言要竺公到四明观宗寺宏法社去研究经教。
  过了一年(民国十七年),竺公十六岁时,天台名宿谛闲大师七十大寿,在观宗寺开坛传戒,师因此顺利得以“受具”,并转入“弘法社”,随天台学名家静权法师学天台教观。第二年静权法师退位,由宝静法师主讲,授“十不二门指要钞”,与清淮、心道、智定等青年僧同学,师为其中最年轻的学人,因为能够“覆讲小座”,获“小法师”的美称。
  迨民国十九年夏天,国内著名的佛教学府,太虚大师创办的闽南佛学院放暑假,任职教务主任的芝峯法师,经四明回到宁波观宗时,拜谒谛闲大师,竺公与他的芝峯师叔会晤,便嘱咐竺公到闽南亲近太虚大师,因此,竺公便随芝峯法师首途厦门,这一年是十八岁。
  到了厦门南普陀的闽南佛学院之后,以往同学心道法师已到,同时为南院学人者,尚有印顺法师、东初法师、窥谛、大讷、静严、普钦等师,亦陆续到院。一年之后,印顺、心道二师因思想不群,被虚云老和尚请到鼓山涌泉佛学院任教,而此时,竺公亦开始在佛教刊物,发表论文,鼓吹佛教改革之论。


  三、十年归梦·风木哀思
  竺公在闽院期间,因为资质突出,而被太虚大师所器重。二十二年冬天毕业后,大师到潮州汕头讲学,由竺公为大师记录。后来闽南佛学院部份成员转到武昌,芝峯法师受命主编海潮音月刊,而竺公则出任助理,并转入武昌佛学院研究员,并兼任世界佛学苑编译部为编译员(芝峯法师为编译主任),当时并翻译日人松本文三郎的“六祖坛经书志学之研究”一书,同时陆续撰文,在“海潮音”发表;时印顺法师亦转到武院,为考校部的考校员。
  从此时起,二十一岁的竺摩上人,到日后名满僧林,所著所述分别以“雁荡山僧、竺摩、为霖、昙伦、慧森、大厂(太虚大师赠号)、慧海、非非、羼提、梅林、贝叶、篆香室主、释迦罪人”等二十多个笔名,著书、题画。
  二十三年,芝峯法师在武昌辞去海刊编务,回宁波白湖金仙寺办“白湖讲舍”。师亦随同东下,出任教职。
  第二年,白云上人请太虚大师到宁波静宗寺讲经,因事回沪,由式昌法师与竺公代座圆满。
  这一年秋天,竺公二十三岁,出家亦满十年。乃回乡省亲,其时老父红梅公又继其母之后去世,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无常,何堪回首?
  二十五年十一月太虚大师到港宏法,飞函宁波,命竺公随侍为纪录,太虚大师此行,受到厦门、香港、广州各地佛教徒及教育界、知识份子热烈欢迎。待此年除夕,虚大师加古巴上海,驻锡虹口雪宝寺分院,竺公则转道回浙江慈溪白湖。著“论佛教的知难行易”与“诗意与禅理”两书。(见“篆香画室文集”)
  民国二十六年春天,师由白湖移锡四明延庆寺,专习英语,本拟赴日留学,但因七月芦沟桥战起,逐与闽南同学暮迦、化庄等参加“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旋赴武汉,参加宏明法师之“僧侣救护队”为干事。奉派陇海铁路前线担任救伤工作,几经危难,出生入死。
  次年,公回武昌佛学院,并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程香港,竺公、墨禅法师被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师于救济之虞,撰文投稿“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结识作家许地山、叶灵凤、萧乾、萧红、陶亢德、陆丹林,这是竺公卫教宏法外一章。


  四、港澳馀生·遇高剑父
  惭二十八年春天,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邀请竺公到澳门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从事教学工作,学生有林本真(出家名慧莹)、澄真法师等多人,同时主编“觉音月刊”,与桂林之巨赞、道安法师交换稿件,宣扬佛家文化,因此结识海内外诗人、画家、文士不少;竺公大此时,参加岭南派大画家剑父、陈树人等在广州发起的“清游会”,每逢周日“雅集”,彼此以文、以诗、以画会友。“觉音月刊”此时并为弘一大师出版“六十寿诞”特刊。
  由于竺公平日在功德林讲经(维摩经),高剑父避兵澳门来林访问,见师所书“屏条”扬溢“新意”,但说:“既能作书,何不学画?学佛我可奉汝为师,学画则汝须师我!”第二日并以“狂章”一联赠师,文曰:“莫问有无法,已空生灭心。”自此,师开始随高习画,日与过从,成忘年交。时在民国三十年秋天,竺公时年二十九岁。
  此后,在中日战争期间,竺公本应上海芝峯、大醒二师之约,将北归雁荡避兵,因此在澳门“听松山馆”举行“留别画展”,高剑父为之撰序,清游会名流饯别,叶恭绰致书推雅;港澳艺文界,一时为之动容。(民国三十二年)中秋之后,师拟整装北上,自澳门乘轮甫轮甫抵香港,即遇日机空袭,次日倭兵登陆九龙,炮击跑马地,于是师之北归计划,顿成泡影。
  师于兵荒马乱之际,避居东莲觉苑,吕碧城则避于东莲后殿,经十八天战乱生活,香港沦于日军之手,师乃乘小艇,再回澳门,与高剑老近在咫尺,躭禅游艺,清修一载,忽罹热病,生命垂危,病榻之前,惟念“观音”圣号,七画夜不断,蒙菩萨加被,以圆光护持,霍然而愈。自此,师为感恩,放下万缘,专修观音法men,再蒙加持,并蒙地藏大士开示;“南方世界,汝有千万可度之机……。”菩萨之指引,又为竺公南流因缘,留下暗示。
  在港澳沦陷,到战后(三十七年)五年过程中,师勤修佛道,从实践中深获佛学之印证,信心坚固,后缘尹法显居士创办“澳门佛学社”,师逐移锡该社,讲经说法。数年中,陆续印行多种讲经著述。同时于民国三十九年秋在澳门,创办“无尽灯杂志”,并经常礼请高僧到佛社说法。
  四十二年,栖霞明常老和尚在创办“栖霞佛学院”,聘师为副院长。这是竺公在港、澳两地宏道工作最后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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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五、南天宏法·演教槟城


  有意栽花不发,无心插柳成荫,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王安石
  竺摩上人,在香港宏法,是抗日战争所安排的,可是想不到,在澳门驻锡(民国二十八年~~三十七年)整整十年,至三十八年春,复往来港澳宏法。就在民国四十三年三月,泰国的龙华佛教社负责人林德润、陈懋廉、廖振祥三位居士恭请竺公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到曼谷以后,便在龙华佛教社和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同时展出书画作品。
  到五月间,再受到槟榔屿的“菩提学院”负责人邀请去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到槟城时受到佛教界志昆、胜进和尚,及王弄书、骆清泉、管震民居士等佛教、文化、艺术、教育界的盛大欢迎,因此,就在菩提学院“安单”。这间学院,中国当代高僧~~道阶、慈航、演本、法舫诸宿德,都在这儿讲过经。
  竺公从这一年五月到槟榔屿,此后竟然定锡下来,东南亚各地佛教界,经常恭礼去讲经说法,开光宏道,历年皈依弟子达数万人。
  现在竺公传锡的三慧讲堂,起先是由王弄书居士,于民国四十八年为师在槟城梅奴路筹建“竺园精舍”,师才由驻锡五年的菩提学院移单。到民国五十一年秋天,因为法务日多,学人问道者益夥,竺园地狭小不足容纳,弟子们才发起筹建今天的“三慧讲堂”,以李时芳、黄荫文、梁心堂等居士为筹建委员。民国五十四年竺公才再由竺园,迁入邦各律“三慧讲堂”新址,直到民国六十二年,又因讲堂再加以翻新扩大,重建佛殿、太虚大师舍利塔、地藏殿,到现在也有七年的历史了。
  竺公之南天弘化,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由于法缘的前定,也可说是“天意”的安排。


  六、嵩龄无疆·福慧双修
  竺公今年嵩龄六十八岁,法体康泰,誉满南疆,师自民国二十五年迄今,驻锡澳门十多年,宏化槟城二十五秋,可列历史文化之事,兹依编年次第,以供参考。
  民国二十一年(二十岁),在“现代僧伽”、“现代佛教”(闽院出版)写稿。
  民国二十五年(二十四岁),随侍太虚大师弘法香港、闽、粤各地,并在浙江慈溪金仙寺,著“论佛教的知难行易”、“诗意与禅理”。并出版“石火诗集”。
  民国二十八年(二十七岁),在澳门出版“维摩诘经讲话”。并主编“觉音月刊”。
  民国三十年秋(二十九岁),岭南派大家高剑父自荐,为师授画,此为师入佛后学画之始。师与高在师友之间。
  民国三十八年(三十七岁),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
  民国三十九年(三十八岁)在澳门创办“无尽灯杂志”。
  民国四十年秋(三十九岁),在澳门出版“佛学问题座谈”。
  民国四十二年(四十一岁),出任香港栖霞佛学院副院长。
  民国四十三年春(四十二岁),离港赴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六月,受聘槟榔配菩提学院。在槟展览书画,出版竺摩书画第一册,并再版“金刚经讲话”。
  民国四十四年春(四十三岁),在星洲公开展览书画,出版“竺摩法师书画集”第二册。秋,泰国比丘三般拏,投门下为弟子,法名“为法”。并由无尽灯杂志出版“南游奇语”。
  民国四十五年四月(四十四岁),出席尼泊尔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任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长,副团长毕俊辉,秘书黎东方博士。
  民国四十七年多(四十六岁),编著“初中佛学课本”三册。
  民国四十八年(四十七岁),元月,出版“正觉的启示”散文集,时星槟日报主笔黄荫文皈依座下。二月出版“真理的光明与温暖”。
  民国四十八年,在槟出版“普贤十愿讲义”一书。四月十九日,大马佛陀总会成立,师被推为首届会长,连任三届。同年六月,王弄书居士等为建“竺园精舍”于槟城奴完律落成,师由菩提学院移锡。
  民国四十九年(四十八岁)十一月,赴港法雨精舍讲“维摩诘经菩萨品”;在香港佛教联合会讲“法常住经”;在菩提学会讲“发菩提心文”;及在珠海书院、内明书院等演讲佛学。大华晚报社长李鹤年皈依,法名“心松”。
  民国五十年八月(四十九岁),马来西亚大学客座教授胡博渊皈依座下,法名“心觉”。
  民国五十一年春(五十岁),接任星洲法施林,闭关三阅月研究禅学。秋,皈依弟子以“竺园”不敷使用,发起兴建“三慧讲堂”。
  民国五十二年(五十一岁),师与本道、真果、金星、如贤、金明等法师,发起兴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会所,在槟城车水路购地四万平方英尺。
  民国五十四年三月(五十三岁),迁至邦各律“三慧讲堂”。
  民国五十五年四月八日三慧讲堂正式落成。
  民国五十五年八月,香港邵氏公司在马放映“文素臣”低级影片,侮辱佛教。星马佛教界在吉隆坡召集大会,发表宣言抗议“文素臣”上演,推定竺公为大会主席,与锡兰籍高僧达摩难陀、雪兰峨世佛分会主席郑天桂三人代表全马佛教,向马国政府请愿,最后经国会议员表决通过“文素臣”禁演,使邵氏公司败北。
  民国五十六年七月(五十五岁),出版“药师佛十二大愿讲要”一书。
  民国五十七年十二月十日(五十六岁),出版“篆香画室文集”。
  民国五十八年五月(五十七岁),在港出版“佛教与人生的关系”,日后再版多次。秋,飞印尼回教国家宏法,度数千人皈依佛教。同年十二月十二日陈延进博士全家皈依座下。
  民国五十九年三月(五十八岁),出任马来西亚佛学院院长。
  民国六十年四月十一日(五十九岁),佛教总会在槟落成,由马国总理东姑拉曼剪彩,财政部长陈修信揭幕,白圣法师开光(时竺师为该会主席)。此日下午,佛总开第四届全体休员代表大会,师连任佛总会主席十二年,于焉辞谢,由金明法师继任。同年九月,槟城教育局长陈德明夫妇,皈依座下。
  民国六十一年九月(六十岁),出版“普门品讲话”、“佛学问答第一集”、“地藏经讲话”、“佛教问题座谈”再版。
  民国六十二年九月九日(六十一岁),全马各界、东南亚及美洲等地,到会信徒三千馀人,为师恭贺六十甲子华诞,将贺仪马币三万七千馀元,移为马来西亚佛学院基金。
  民国六十七年元月二十八日(六十六岁),周明添居士在座下剃度,法名“继程”,字文锦,不久到台湾佛光山研究佛学,俟后在该山中国佛教研究院任教,现已回槟。
  民国六十八年二月一日起,闭关一百天自修。同年出版“佛学问答第二集”、再版“普贤十愿讲义”,编著“心经讲话”。
  民国六十九年二月十日起(六十八岁),师再度闭关百日潜修(习静)。不久,著名太极拳宗师黄性贤来槟皈依座下,法名“心玄”。


  七、志行高深·步伍前贤
  竺公虽幼年弃俗,但已深具宿慧,出家五十八年,除讲经宏道、作书写画之外,曾三次短期闭关克期印证真如之道,并出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十二年;宏法星马之中国籍法师,多为闽南籍,而浙江籍者,竺公为第一人,正如北地的弘一大师,驻锡闽南十五年,深与闽南佛界有缘,而竺公上人之驻锡槟城,宏化南天,此亦是大事因缘吧!
  民国六十九年七月十九日脱稿




                                                                 七、光华遍大千
                              ------龙潭常照禅师栖隐记


   一、圆明常寂照
  隐居宜兰山间,一泓龙潭之水滨,足不出翠林缠绕的山门,遇缘时,就把自己的“光”,向一研究会遍洒,来与世俗结缘的,这是人类想像中很少见的奇人奇事。这个放光的山野僧,便是惊世骇俗的方外人~~常照禅师。
  六祖坛经机缘品云:
  无上大涅盘,圆明常寂照;
  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
  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
  常照禅师的光,彷佛是“圆明常寂照”的,随参见者的因缘,有见有不见。而心中妄念越少,年纪越轻的,就会一眼看见;如果心神不守,妄念纷飞,意在边地,半疑半信,就会看不见。
  “光”是甚麽?光从何来?光具何色?让我描绘出一个形象来。

  二、观光也要缘
  常照禅师,现在几乎很少到外地“放光”了,而且,在自己的“小小寺”里~~他的“如来禅寺”很小很小~~也祗有在每年十一月后半月、十二月及次年一、二、三、四、五月前半月间,天气晴和,遇有大缘,天不落雨,才会坐在他的“房顶”上,放光给另一边屋顶上的“看光者”来看他的光。而且,人来的少了,他也不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禅和子,当然是退居之年,不愿接众了。如果有心看光的人,你可以组织一个“谒光团”,要有一百人以上,才请得动老和尚“光明普照”!
  因为寺太小,菜饭也供应不起。看光的人,一切都要自理。在那山边水涯,根本没有吃的,喝的。你必须自备一份伙食再去,若能感动老禅师放一次光,而且你也看到了“光”,你今生今世也就与“光”有缘了。
  假使你去看光,人家都看到了,但是你却看不到,不要灰心,等下次再来,还是会看到的,老禅师会替你加持。万一你“永远”看不到呢?你万不可诽谤老禅师,因为那是你的“业障”深;“无明”重。彷佛广播,如果频率不相同,你是绝对收不到的。事实上,你一旦看到光,你一定会觉得,你的一生和你的灵魂,都会剔透玲珑了。你会觉得生命是如此不可思议,如此灵秘美妙;你一定把生命的美,在刹那间印证了!
  “光”!人从光里来。美妙的、遍覆虚空的光。老禅师放光是坐在房顶上。因为寺小,院子站不下几个人,为了方便,才在房顶平台上,放个座位来放光。他先向大家说一遍佛法,开导大家要有正知正觉。光,不是黑气,可以毒死人的。光,是有生命的;是无限的能。你也有的;祗是,你没有“能力”放而已!
  在禅师说完了法,大家便要进入光的境界了,老禅师开始唱一首感人心魄的佛歌~~菩提道环~~非常好听;且很动人,它在佛化你的心神。他“命令”你!心存“观如来藏妙明心花,离即离非,是即非即!”要“垂帘微启”,凝神地往他身上看,向他座位的空间,不动思念地去“观”!
  “哇!”心意安和的人,一下子便发现了!啊!好明丽的光芒,如同日光类的管子一样,镶满了老禅师的全身,而且身披大红祖衣的老禅师的身躯,突然胀大了。人彷佛县在虚空,一身的光芒,向天空放射。当老禅师的手,在空中挥动,示意你向他看时,手指缝间,有五道带紫色的光,向空中冲射,彷佛带紫色的电光,在空中闪耀,在空中飞舞,你会屏住呼吸,看得神都出窍了!
  但是,且别急。这祗是我所看到的光的形象。还有些人看到的是:天空有如洒著金色的雨,当中更有白衣大和尚纷纷凌空而过。因为我没有看到,不愿乱说;而一般人通常所见到的,便是我曾见到的这种银色的光。
  你,有缘要看,也许比我所看到的要更好!也许你有幸;也许你生有“夙慧”,看到的是满天彩霞拥簇著一个红衣老和尚,坐在无限的空虚。有的更看到:白毫宛转,慧幢高起,“无见顶相”上冲,“广长舌相”远布,吉祥海云轮在转,天雨曼陀罗花,性水莲邦,佛日慧国;那么,你就更为“非凡”了。那你也要更加珍惜自己的“前途”了!

  三、一食不倒单
  老禅师是一个既高又壮的老和尚,红光满面,对人不喜客套,也无所谓人情;好像不知人间有“人情”这回事。你不要把他当作是殷勤慈悲得很的老和尚,你要看光,他把光给你看就完了。他在山里,每天祗吃一餐饭,一个人,孤独地一天三堂打坐。他的岁月,就在“坐”中渡过的。
  老禅师是中国北方的老汉,出生在河北迁安县“关家庄”。父亲的名字叫关佐庭,慈母郭氏;家庭正如中国一般的读书人一样,是耕读两兼的。他是一家五人中的长子。
  他年轻时的教育,都在邻县遵化的旧制省立中学完成的;毕业后在北京私立郁文大学修政治系的课程,他的老校长也到台湾来了。大学毕业后,他到东北辽宁的辉南县,在那儿受聘为师范中学教务主任,后又到热河省的哈刺沁王府师范中学担任教务工作。
  但是,他的信佛,则溯自小的时候,在遵化县皈依了遵化山中的舍身台密海山人,从这个老和尚习禅定。后来在家赋头,便守著他的故土,既没教书,也没作事,就这么枯守庭园,读经习禅,还是一个居士呢!
  中国历史,遭遇到最大剧变,不是蒙古人亡闲与爱新觉罗王朝亡明;而是民国三十八的共产主义淹没大陆,把中国历史的根,几乎都被拔掉了。
  话说抗日胜利之后,地方上被共产党渗透了,老禅师也得弃家出走了。到北平来,投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大专夏令营中伏录事。不久,大陆战事逆转。至三十九年,他辗从海南岛随军来台。然而这位未出家的居士,志不在整军经武,却想出家修道。因此,民国四十一年秋天,便请求退役了。起先,在苗栗镇的“苗栗寺”里住了一年,还是居士,然后,又迁到龟山一个茅蓬修道。再往后,才到中坜永平寺剃度出家。
  出家后,常住苗栗大湖法云寺,一住六年。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民国四十八年在台北受比丘大戒之外,便一直住在法云寺。
  在法云寺,开始“日中一食”,“不倒单”。不过,也是在这里,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他身上忽然间都是光,吓呆了!

  四、有定就有光
  后来,老禅师离开曾住了六年的法云寺,到宜兰礁溪乡的妙释寺挂了半年多单,然后,在龙潭的山里,一个防空洞中修行(禅师美其名为“常照洞”)继续苦行六年,才得到宜兰文化界的弟子们支持,在龙潭靠山的一边,建造一间大约八个榻榻米大的小小“如来寺”。现在,禅师真正地“老”了,也不下山了。如今,这个‘如来寺“已经多了一间图书室和禅师住的小屋和厨房了。在我们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从山里转一个弯,就无法一见”小如来寺“的卢山真面目了。
  老禅师说,在苗栗时,他的光知音者少。当他到”常照洞”的第三年,他开始用“放光说法”来接有缘人。于是乎,就有宜兰三位中学老师及有缘大众到常照洞请他“放光说法”。后来有人走漏了消息;有些澎湖的人,也来常照洞请他“放光说法”,老禅师乃大行光化之道,也曾环岛游化,遇有大缘佛寺,即开放光法会,“一音”说法。他也曾在五十七年到过北投的奇岩新村,在那两、三年间,连续“布施”了七次以上的“放光法会”,那是移民美国的立法委员朱世龙和观音院修圆师请的。那几次看到“光”的人很多;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和末法时期赞文说法方式相同。
  这个问题,曾经“难倒”了我。看光的有些是我的朋友,其中有的认为佛陀戒绝弟子示神通,这样会使得社会俗人“心理迷乱”,弊多于利;有些朋友则认为一位老禅师会放光,也像佛陀在世,每一法会上,都放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雨大白莲花,以为庄严,这没有甚麽违背“圣教量”的!
  好的是现在,“西方”科学界也研究,用“红内线照相机”,能摄到人类之光(当然东方人对此没有研究);同时,汪少伦居士有一本“多重宇宙与人生”这部书,用图片来证明人是有光。而且,动物和植物也有光。照如此说,“人”有没有光的问题,就不稀奇了。不过,问题是在“人”有“光”,自己看不到,并且,他也不知如何把“光”洒将出来,让别人欣赏一番。
  就比如我,在老禅师放光法会上,顾法严兄就瞪著眼说,看到“我的光”了。我真的头都骇晕了!我怎么会有光呢?岂不是笑落了十方三世的众生门牙了么?可是,“有光”硬是有光;不过不是时候,我是放不出光来的;除非,在顾法严兄的眼前,我才“无心”地施展一番。
  而老禅师就不同,他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在任何时间,祗要往蒲团上一从,那么赞子一唱,手一挥,他的光就泼拉一下,满天满地照耀起来了。
  我曾问过这位人们不喜欢亲近的老禅师,他的光究竟在甚麽一种情况下,才会“放”将出来的。他说:“我祗要垂目入定,光就出来了。‘有定就有光;入定就会现光。’”换句话说:他祗要垂目入静境地,就会使你看到光的。他说:“业重的人,是很难看到的;不过,也不要过份担心,业力终究是可以转的。看不到光,也不是什么罪恶滔天的事……。”
  那么,照老禅师的放光来说,加上我自己的看法,“放光”也不是甚麽与故示神通相为表里、有违圣教的事情吧!“光”毕竟与“黑洞”是一种相反的东西,那总是生命期望所寄托的象徵吧!

  五、野居人寂寞
  对于常照老禅师的“境界”,恕我自己没有修持,整天写的,祗是文字禅,连念佛也不成一片,还说什么打破黑桶底子?因此,从行径修养上我看不出他的道如何高深。他对人生的遭遇可能是‘轮刀上阵“的身手;在机锋战上,可能是”当仁不让“的”斗战胜佛“!不过,我未见过他的“棒喝交驰”;他不是“先发制人”,而是转舵大兴苦海舟航,放光淑世的!
  老禅师的“禅”,究竟是什么禅呢?是参“父母未生前是谁”么?还是参“无”字呢?他说他年轻时,从密海和尚修的是“四禅八定”。现在呢!把它一脚踢翻,弃之不顾,甚麽都不参了,祗是“旷放自在;归无所得;不照而照;横担家业”罢了。
  今(一九八0)年七十二岁的老禅师,住在这座小小寺里,我看是“很寂寞”的;要是我,真是寂寞死了。在他的佛堂前,三尺之外,屋前屋后,都是树;在门前可及之处,有一位“鸟姐”,竟在那儿用草和乱绳作了一个窝,并且竟然在窝里孵卵(老祥师的弟子曾把这双小母鸟尊容照了下来),大约它知道这个老和尚不惹它,它就落得与人为邻,而不担心安全问题罢了。
  我能向人们提供的,也祗有这样多了。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组一个“观光团”亲自去“观光”一番,比我纸上谈兵,大约要亲切多了。
  不过要小心,弄不好还要挨老禅师一顿臭骂啦?
                                                  民国六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台北



                                                      八、出家生涯六十年


    前记
  白圣长老,湖北应城人,生于民国前八年(光绪三十年,西元一九0四)八月十三日,今年七十八岁。长岁于十八岁弃俗,于今出家已整整六十年,爰为撰述本文,用述悲怀。
  长老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农历正月),洞察时局之先机,前后来怡三次,接长台北市南昌街十普寺后,即参予安顿劫后佛教工作;旋即介入中国佛教会,赓续出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达二十馀年。在台过程中,为整理日据时代佛教之残落风气,特开戒坛,传戒多次,为大乘正统佛法,重建其庄严长远规范;综观长老作略,实为中国大陆比丘来台安定佛教之最大力量!
  长老除主持佛教会之外,并住持国内十普寺、临济寺,及马来西亚槟城之极乐寺、曼谷佛光寺、美国洛杉矶圣能寺等名刹,同时有撰述多种。长老之一生,与中国近代佛教史有密切关系,而此文复实具关键地位,请读者勿以等闲视之。[编者谨志]

  一、幼聆开示兴出家念
  我是湖北应城县人。俗姓胡,名必康。白圣是我出家后的法号,法名叫东富,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同辈长老才知道我这个法名。
  我生于民国前八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幼小时经常生病,但个性却好动,所以当我进入私塾垢就常逃学,因此常受老师的责罚。后来,父亲将我送入ji 督教所办的圣公小学,因为有各种游戏,也就不再逃学了。这一年,正是武昌起义,革命成功,当时,我虽然对革命不甚了解,但也跟着游行,使我确实乐了好几阵子。
  十岁,是我一生的转捩点,父母认为在洋学堂成天地玩耍,荒芜了学业,又将我送回私塾学堂。我虽不敢公然反对,但却迁怒到老师与同学们的身上,往往与他们捣蛋。有一次因游戏而跌伤右膀,同时殃及筋骨疼痛。我母亲说,当我出生时就有右手残阁下的预兆。此后,我相信因果,也同时信仰了佛教。我的右手也一直没治好,真的变成残疾。以后无论写字、做事,皆赖左手,久之也习以为常,方便自如了。
  母亲自我出生后,时常卧病床第,所以我是全靠大姐抚养长大的。我十五岁时,大姐病逝,使我极为伤感;次年母亲又弃养,更感人生无常;同时,又有殊缘聆听了九华山智妙和尚的开示,而常生出家之念。
  为了出家学佛,我曾逃离家庭三次,第三次总算正式出了家;十七岁时,曾几度决心出家,因家人监视过严,又故意交付一些使我不能脱身的事给负责,所以未能如愿。次年,即民国十年,长江大水,生意清淡,乃于六月一日逃至汉口,转赴九华山出家。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徐君,即是我以后的师兄白光法师。我们原本想到九华山投拜六亩田心安寺智妙老和尚为师的;因在轮船上遇见陕西大香山观音菩萨出家道场的龙岩大师,乃在九华山祗园寺受戒,随后,又亲近智妙老和尚,复到翠峰寺打禅七,本寺即月霞、普照几位老法师所开辟之华严道场。
  民国址一年正月,智妙老人派他弟子传本师,陪我与白光兄到扬州高旻寺参学,因旅费无著,老人亲送我们到荷叶洲,向他信徒借了四块现大洋给我们作旅费,老人的慈悲与热情使我们很感动。
  老人复将荷叶洲莲花寺山老和尚讲楞严经时升座之法语念给我们参学:“江中荷叶结成洲,叶上莲花涌出头,无见顶相传密印,入流止所驾白牛。”当我们到达扬州高旻寺不久,我的家兄与白光师兄的哥哥也寻踪而来,我们潜至长生寺,两兄长尾随不舍,并云我们的父亲均到了镇江卧病很重。我们那能太上忘情,当到了镇江才知道是一骗局,终无法逃脱,只得乖乖地随兄长返回俗家。

  二、灵山微笑五台胜境
  不久,我又出走至九华山,这年冬天,苏州报国寺一般护法礼请智妙老人为住持,我也随侍智老。老人升座有名的法语是:“西来无法付与人,灵山微笑至于今;深识本来无一切,传法授记是别乘。”
  民国十五年夏天,约同参数人朝拜山西五台山。
  五台山有很多轶事、胜境:
  (一)山上有一块大石名清凉石,石面刻有全部华严经,传说是文殊菩萨从龙宫带来放在山上镇风的。整个石面上宽下窄,可以容纳数十人,人坐在上面,石块像一只大摇篮机关报摇晃。
  (二)凡朝拜五台山的,都要到佛母洞去参拜。该洞在一石壁中,洞口很小,仅能勉强容一人匍匐进入,洞内的钟乳石有如人的五脏,心、肝、脾、胃、大肠、小肠、无一不肖。里面空间很大,可容十馀人。据说,再肥胖的人,只要口念文殊圣号即可进去参拜。在我们一行中,有一年轻和尚,一路逗笑玩乐,是一位甘草型人物,他的个子很大,他看到佛母洞的洞口很小,不敢进去,后来终为我们激将法所动,鼓起了勇气,费了很大力气,总算进去了。但他进去之后乐不可支,可说是得意忘形,已不存有朝圣的崇敬心。等到出洞口时,他总是出不来,将他留到最后,也许因为他太紧张了,头伸出以后,两肩膀却不能过关,不由得号啕大哭。我们劝他冷静点,一心口念文殊菩萨,我们也默默地为他助念,在一阵寂静中,他终于钻出来了。
  那以后几年来,大都在江南一带参访名山、宝刹、高僧,自觉有所感应,逐决定北游,在北平广济寺听道阶老法师讲法华经;到天律千佛寺挂单,与监院慧三法师论辩丛林规矩,虽然我们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对丛林规矩确实是有心人,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的。

  三、带病学禅宁死闭关
  民国十八年四月陪同纯保法师到韶关南华寺朝拜六祖大师肉身,见祖庭破毁,院深草长,我曾发誓愿:“重兴祖庭。”但两年以后,广东李汉魂将军礼聘虚云老和尚重兴南华,我欢喜若狂,心想如要我有能力了此大愿,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八月应普贯法师之邀,返九华法华封存讲维摩经,这是我参学八年来的第一次升座讲经。讲经毕,闻家父已于春天去世,特返家拜祭,依佛制,能出家,是为祖宗消遣业障,应是大孝;论世间法,我出家,实在有违父志,孝与不孝仅在一念之间,难怪世事如幻如化了。
  此时,武昌洪山宝通寺问贤和尚请我为常住,以策划宏法工作,我就建议明年举办讲经及传戒DA法会。乃远至南京,礼请普照寺度厄老法师前往主讲楞严经,而我本人在戒期中队担任引礼外,同时,又加受一次比丘戒,因为我十八岁的那一次戒,不太合佛制。这时,道源法师在武昌佛学院任教,也常来洪山。因他常提到多年任教,想觅地静修,我乃与常任大众商议请他到宝通寺闭关。
  民国二十年六月,武汉大水,我亦决心闭关,在关中三年,礼拜八十华严,静坐、参学,都订有止息表,除病中外,都未稍有变更。每天四时起床,中午养息一小时,晚上十二时就寝,实际每天睡眠五小时而已。
  进关不久,即患痢疾,达两个月之久,那个时候患痢疾就像现在患癌症一样算绝症,所以方丈问贤法师亲至关房劝我出磁,我说:“……如我死在关内,也要封缸,殡放关中,等三年满后再抬出去火化……”其实,我已另立遗嘱:“如果断气,即移至空房,等七天以后火化。”我之所以提出装缸的要求,只是表示我不会因生病出关、半途废关之决心而已。当时,我观察出,问贤和尚面有难色,我简直是在恶作剧,不禁连我自己也感到忍悛不止。闭关两年后,多赖禅功,很有进步,并撰有掩关记三大本,在幸在九华山遗失了,十分可惜。
  我出关时正好三十一岁,三十一岁以前,可说是我参学时期,自此以后,便多是弘法利生了,而且,大多是从呈佛教行政工作,以及社会救济工作等。
  我是被九华山法界和尚请出关的,先到心安寺协助杭通老法师讲楞严经。同年秋天,武昌九峰寺济禅法师,开办律学院,邀请我去讲梵网经、比丘戒本、打七参禅。
  次年,道源法师邀我去汉阳归元寺亲近圆瑛老法师,随又追随圆老人至上海圆明讲堂,兼任中国佛教会干事,以后两年先后随圆老人到汉口、普陀山、福州鼓山等地讲经、传法受戒,并曾数次代圆老人升座讲经。民国二十六年夏天,接受了老人七塔、鼓山两寺法脉。

  四、救灾放粥支援抗战
  不久,在上海发生八一三抗日事变,我在圆明讲堂成立难民收容所,冬天又办佛教施粥厂。在淞沪战役中,我们有位宏明法师,担任僧侣救护队的队长,出生入死,十分英勇,不知怎么,到了武汉就因故被押。佛教会派我前往营救,待我于次年秋经香港转赴武汉时,他已被屈映光居士营救出来了。我与西境法师乃在武汉组织中国佛教会战地掩埋第二队,掩埋无人收埋的尸体。武汉撤退,我偕续祥法师赴广州,经香港,年底返回上海。我之所以返上海,一则因圆老人仍留上海,二则我认为沦陷区宣传佛教对政府也更有帮助。
  民国二十八年,我在上海新世界楼上,创办佛教光明广播电台,电台节目有讲经、佛教音乐、梵呗、念经、课诵、瑜珈焰口……等,本电台除我本人亲自主持外,并请续祥、慧参、道根等法师负责宣传、弘法。
  民国三十年,日本人对广播电台控制很严,且常交付一些不利于我政府之文件,令各电台广播,因此,我就关闭了电台,并焚毁一切机器。同时,闻悉九华山的僧尼,因战争关系已断粮,多食草根树皮度日,逐会同九华山沦陷在上海的宽明和尚,前往救济苦修的僧尼。
  从上海到九华山,需经无湖、繁昌,再进入青阳县境,当时的县城常被日军侵扰,县府乃迁到九华后山山麓的寺庙内办公。繁昌境内有一条河流,河这边为伪军所据,河对岸数里为国军防守;中间地带则是土匪横行区。我们所怕的就是土匪抢走我们携带的救济金叶与银票。于是,我们两人改扮成化缘和尚,赤足草鞋、背背架、持方便铲、穿着破旧,将银票等藏入衣衫内襟中。
  当我们渡河后,尚平安无事,到了前庙歇脚时,才听到一批茶商在那里哭诉被抢经过;稍坐一会,又看到几位旅客的外衣也被土匪剥去了。我们冒着数日的危险,终算安然抵达九华山,在报恩寺展开救济全体僧尼工作。同时,在双溪寺办公处,又拜会了青阳县县长莫寒于竹先生,商谈对他们的救济方法,莫先生现在台任立法委员。我回到上海后为他们寄了很多药品去救急。
  这年夏天,我接任杭州西湖凤林寺住持。本寺是唐朝鸟窠道林禅师道场,他与白居易有如下的酬答,已传为佛门佳话。白问:“如何是佛法?”道答:“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白云:“此语三岁小儿得知!”道答:“三岁小儿虽知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次年除忙于沪、杭两寺之寺务外,并同时担任浙江与上海两处佛教会的常务工作,翌年又兼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放粥等事务,这两年分外地忙。

  五、身在静地心系公益
  民国三十三年,我决心放下一切行政工作,深研教理,并协助圆瑛老人到各处弘法,在无锡、南京讲楞严经,多由我代座,我除了制成楞严会合表外,更撰写楞严阐微一文,指出如来答定一段,古本印错了次序,经圆老人认可后,以后的印刷本就改正了。当年印光大师赞叹圆老人“独步楞严”,圆老人今又嘉许我为楞严后继第一人,故委我为其楞严专宗学院掌理教务。
  次年秋,日本投降,政府派我整理上海佛教会,经改选以后,我为常务理事之一,并代理理事长。年冬又举办各种救济及慈善工作。这时,就政府来说,正是百废待举,中国佛教也有很多事要做。杭州佛教会首先公推我重建杭州西湖白云庵,因为本庵从前是国父与张继等在杭州作为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抗战时为日人所拆毁。但不幸,这时上海市的民政处长张晓崧在市议发表市政谈话时说:“要将上海寺庙改作民意机构”。老教育家颜惠庆先生当时为市参议员,就指责张处长说话失态。张的谈话引起了佛教界的公愤,我乃与静安寺密迦、玉佛寺福善、接引寺悟明……等领导僧尼千多人向市政府、市参议会请愿。我们的标语是:“**小道士张晓崧”(因为他少年时作过道士);“拥护老教育家颜惠庆”。结果市政府当然没有付诸行动。
  不过,我们这次请愿后,静安寺之住持德悟法师,与监院密迦法师却告发有汉奸嫌疑,后来,被判两年半徒刑,大家公推持松老法师为静安寺住持,我任监院,并将静安寺改为十方丛林制。这是一所规模很大的道场,我积极地筹办并扩充各种佛教及文教事业:计创办佛教平民诊疗所,扩充南翔静安小学,创办静安学校,发展静安佛学院,圣严、了中、明月、性观……等法师就是那时静安寺的同学。并成立织袜工厂,使学生们学习生产技能。复收回静安寺所有的静安市场土地,筹办静安大学。同时,我在杭州又创办凤林医院,脑凤林孤儿院。
  三十七年,徐蚌会战,国军失利,由台北市佛陀会曾普信会长介绍我接住十普寺。次年,局势日紧,乃摒弃一切,常住十普寺,稍事修缮,以备安从。这时,从大陆来台的大德们,诸如智光、南亭、道源、戒德、默如、妙然……等十馀法师大多栖止过本寺。也为台湾的佛教带来了新的气象。
  来台的前几年,因为时局暗淡,人心甫定,我本人除了应邀在各道场说法讲经外,并且礼请各法师在十普寺讲经、打净七,展开弘法工作。正因为人心甫定,很多信徒都仰赖佛力的加被,所以那时到各道场听经闻法的人都很踊跃。实有助于安定人心社会,这也是我们的一点小贡献。

  六、关心僧誉应持净戒

  稍安定之后,我开始环岛访问台湾各寺庙,主持结夏,举办传戒等活动,藉以消除日本佛教之陋规,而重兴中国大乘佛教之遗范。同时,兴办佛教教育,展开国际弘法。
  民国四十年,东初法师提倡改革佛教制度,向我徵求意见,我即草拟“我对佛教改革的意见”一文在东初法师主办的人生佛教杂志上发表。我当时撰写本文有两个着眼点:一是遵守中国传统佛教之戒律;一在适应本省佛教教受日本佛教的影响,所以分为上座与大众两部。至于大众部,我写道:“……如不能遵守戒条,则听其嫁娶。另组家庭,以免影响僧誉。”因为格于当时环境,所以没有明白强调“应即还俗”几个字。事实上,上面之“……以免影响僧誉”一段就已表明是还俗了的居士。因为只有另组家庭还俗才不致影响僧誉;如果是另组家庭,而又仍保留和尚身份,那怎么能“以免影响僧誉呢”?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本文在录年发表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去年,有些教内同仁,又重视佛教改制的问题,我乃将原文再度重刊。想不到会闹得满城风雨,竟有人大肆声讨,说我主张“和尚结婚”。为什么昨是而今呢?我个人是不计毁誉的,但我很关心中国佛教的前途,我现在正准备将这一次正反、毁誉两方面的文章搜集起来印成专集问世,让时间来求证,让历史来定位。
  民国四十二年,我应门人之请,将历年所讲禅宗修法与公案等加以整理,写成“学禅方便谭”一书,后来又有英译本在国外发行。九月慈航法兄在汐止闭关,从财洋传来消息:先法师圆老人在宁波天童寺圆寂。我那时刚从环岛讲经回到十普寺计法华经,闻讯悲痛不已,特举行追思法会。次年五月二日,慈航法兄亦在汐止关房圆寂了。
  我那时正在丰原讲药师经,当晚即同律航法师赶回台北。慈航法兄的遗嘱交代我为他处理后事,为他装缸,并代他传授法嗣六人,真理、会性为本省籍,印海、常证、妙峰、自立为外省籍。后来,我又亲自为他开缸,竟然栩栩如生,金刚不坏,只是发须长长了许多,我当下直觉得师兄弟如久别逢一样地感到真实、亲切。


  七、度化女众设立道场
  来台湾后,我传了二十多次戒,就这样将中国大乘戒律普及到了台湾。第一次在台南大仙寺传戒,这次传戒非常成功,我写有开堂记一文,也是台湾佛教复兴的起点。而规模最大的一次,则是民国五十二年圆山临济寺所传第十一次三坛大戒。报名求戒的四众弟子共达千馀人。戒期满则又举行水陆法会七天。不替所有馀款,我率领僧俗两众悉数携往金门劳军了。
  那时,台湾的女众道场很少,遂将潮州街圆通阁接收过来加以整修,更名圆通学苑,交天一尼师住持,专作女众道场。
  六月二十六日,我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访问东南亚各国,泰国国王在宫中设宴招待我们,尤其印度总理尼赫鲁能亲自接见我们更是难行。中共为此,已向印度政府提强硬抗议,算是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国民外交。净心、星云、朱斐三人都有访问手记。
  这一年,我六十初度,也是我来台后最忙的一年。来临济寺为我祝寿的,多达数千人。几年来,为佛教奔走,实在很辛忙,原患有高血压,近又心脏不适,所以当十二月份中国佛教会改选,我坚辞理事和职,不料,反面而引起各方厚爱我的人,对我产生了误会。实在说:“有大名者,不一定能作大事,能做大事的,不一定要大名。”我也常说:“一口气上不来,谁能代替!”我们应培植新人才是。
  远在十年之前,我就向弟子表示:“六十岁以后,要放下一切,掩关静修,再不问他事。”所以我在北投山上购小屋三间,稍事修理,松作养静之所,故取名为“隐白山庄”,没有重要事概不下山。我六十一岁就是这样静静地度过。五月五日,先总统蒋公召见,这当然要下山了。
  先总统是总统府接见我的,主要是垂询佛教近况;及上次访问东亚的大概情形;最后嘱咐努力为佛教服务,多作国民外交。
  与传戒有关的佛制,就是“结夏安居”,简称“结夏”,所谓“结夏”,在佛陀时代,每当夏天雨季,不宜在外传教,乃与弟子们住在较清凉之道场内讲经说法,各述己见,相互检讨,以砥砺道心道行。我自四十四年领众在狮头山海会寺作第一次“结夏”,以后连续办了六届,后来因为工作太繁忙,结制停办了。
  四十六年在十普寺创办三岁学院,四十九年接任临济寺住持,又在该寺创办中国佛教研究院,将十普寺第一届学僧均转入到研究院上课。


  八、西僧东来现比丘相
  民国五十年三月,美国释西谛来华求我传授具足戒,竟成为世界性的新闻。这是美国第一位和尚来中国受戒,我们办得极为隆重庄严,也花了很大一笔费用,但是很有价值的。传戒后,我们作环岛弘法,车至冈山高雄间,不幸遭遇车祸,我与西谛都受了伤,他治了月馀稍见好转,即返马来西亚槟城佛学院调养去了。国历十一月,先后又有美海军少校霍施南业求皈依,及美国普莱士居士出席金边世界佛教会议后特来求受大乘菩萨戒。这是中国大乘佛教传向美国的起点,现在已有很多中国法师常住美国传教了。次年四月,韩国一鹏法师,即徐京保博士,来华访问,求我传授法脉,我以临济正宗四十二世法脉相传,并取法名为“定宏”。民国五十五年,韩国的徐白冈居士来善导寺求度千佛大戒,在这以前他和我已有信连络。由于他们的求戒,所以以后我有两次韩国之行,其中一次是传戒,接受传戒的四众达两千多人,我们一行也受到了极,我们一行也受到了极热忱的接待。同行的净心法师兼任翻译,曾写了一篇很长的“南韩云水”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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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2




        九、风云际会结合教界


  自我当选佛教会理事长,访问东南亚各佛教国家以后,“名气”也愈来愈“大”,与国外佛教界的连络,接触也愈频繁。我“六十以后不过问外务”的愿望已完全幻灭了;尤其复经当时严副总统的关心与先总统的殷嘱,我不能不改变初衷,就我个人的志趣,实在是为“盛名”所累;不过为了传教,为了国家,我也应该借重这个“名”来作点事情。无论有人称我灰高僧、名僧乃至政治和尚,我都甘之如饴。
  为了团结华僧,我于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召开世界华僧大会,大会对于僧制、佛教、大会标帜及僧尼服制等问题都有了具体的结论。最重要者是这次华僧大会之后,各地的华僧都回到侨居地组成了各地的华僧会,团结一致,拥护政府。
  也真是佛教的风云际会,刚召开国内华僧大会不久,锡兰世界僧伽联合会也寄来了一份邀请函,要我们派遣代表出席,不过要冠上台湾两个字,几经交涉争取,该会即来函表示歉意,并保证以后绝对尊重中华民国的法律地位,于是我与悟一法师及顾世淦成士三人正式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应邀与会。临动身前,顾居士因有农复会的公务在身,不能出席,又临时函请我国在锡兰大学教书的巴宙居士为代表兼英文秘书。巴教授在锡兰很久,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占有很大的便利。这次与会,除了当时的泰国、越南与我们有邦交外,与其他国家都无外交关系。但是,在选举、议案之折冲上,我们仍获得了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而我本人当选了大会的副会长,国一副会长则为越南首席代表心珠法师。会长与秘书都属锡兰人,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们是大会的创始人,也是地主国的代表。最值得一提的是,锡兰的总理塞那后雅之,在主持大会揭幕时,曾津津乐道地说明中国法显大师留学锡兰的事,并再三赞扬中国大乘佛教对世界佛教的贡献,这也是我们代表团的殊荣,因此,也更受到各国代表的尊重。


  十、回顾历程总六十年
  因为我经常出席国际间一切佛教会议,所以尤其与东南亚一带的侨胞信徒,有着特殊的因缘,他们总是苦苦地劝我,国内僧才济济,要我把精神分一部份到他们的侨居地,而我认为他们说得也是,于是接任了马来西亚槟城乐寺的住持;并且,在泰国新建一所佛光寺道场,所以对国内的弘法利生工作,十多年来当然是相对地减少了。最近几年,我本想完全辞去海外道场的住持,但又适逢我们与马来西亚、泰国的关系陷于代潮之际,如果我放下海外道场,不单是对不起当地的信徒,也失去了民间、宗教的联系,这无疑将是一大损失。所以,我至今还不忍放手。
  今年春,我在国内养病,总觉得我在国内应多为中国佛教及国家社会做点事,于是,决心先创办孤儿院、安老院、幼稚园各一所,并且,将我所创办二十多年来的“中国佛教”予以改牌革新,今年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我现在已变成“过河卒子”,虽然我并不疲倦,但是,我真想实现我三十年前的愿望:好好用功参学,不问外务,那才是我的第二步。回顾前程,已是一步整整六十年了。
                                                        一九八0年十一月上浣

  [附记]
  白圣长老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七日,连络世界各地出家二众,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第三届世界佛教僧伽大会”,议程七天,到有二十馀国地区男女出家众六百人,会后,白老当选为“世界佛教僧伽会长”,仍兼“某某佛教会理事长”至今。
                                                    编者志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

  [再记]
  白圣长老在一九八一年底,膺任“世界佛教僧伽会长”,并陆续连任“某某佛教会理事长”,因年迈体弱,至一九八七年改由悟明老和尚出任以上两职;同年又受中国**提名为该党“中央评议委员”,不久因“尿毒症”于[民国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三日清晨五时,逝世于台北圆山临济寺,享年八十六岁。
  长老一生最大的劳绩,在维护中国佛教在台湾的稳定成长太建立传戒制度,一改日本式佛教传子的俗人住持寺院的陋规!
                                                陈慧剑补导一九九0年三月三十日



  
                                                  九、圣严法师学记

  “我家在日本军阀来到之后,的确太穷,记得有一次为了先生要我买一册书,全家上下,凑了半天,也凑不出一册书钱,我失望地哭了;全家的人,也因此流泪。又有一次,为了买习字本,知道父母没有钱,我就偷了二姐藏好多年的压岁钱,结果被二姐发现,我被母亲毒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母亲、二姐和我,三个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场!”[见“归依”第十页]


  一、长江南岸,贫苦人家
  中国佛教界,从事学术研究,并且接受正统的经院教育,自大陆沉沦,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以来,到目前为止,除了当代佛教思想家印顺长老,以其“中国禅宗史”,获得日本大正大学博士而外,那么,圣严法师,在所有中国留学日本的学人中,是以四年时间(民国六十年二月获文学硕士后,到六十四年二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明末中国佛教的研究”。这项学位是立正大学开设佛学课程博士班十八年来,获得佛教学专攻“博士学位”之第三人。
  对圣严法师之获得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非博士候选人),我们中国佛教界应该深深地反省,这是一项庄严而精致的成就;但自民国六十四年年以后,已再无人打破这项记录!
  这位中国佛教界的僧宝,出生在清末最后一科状元张季直(謇)的故乡~~江苏南通县名胜狼山之阳的小娘港~~一个沿江而筑的落后渔农之村。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0年)农历十二月四日,这位生而注定弃俗的中国青年,便成长在这个小村的贫民张氏之家。
  张氏家庭:父亲的名字是张选才。母亲姓陈,她说她的名字叫“妈妈”。这位青年的先世,则无确实纪录。他本身是家中三男三女中最小的孩子,他幼时的乳名,叫保康~~因为他的身体太弱了。到后来入学,便更名为张志德。
  这位童年出家的比丘之先世居住地,据说是长江三角洲的崇明岛,由于一次水灾之故,搬开江北岸南通县境,因此,他的族人都保持着崇明岛口音。而他出生后第二年,便是民国史上空前的长江大泛滥,结果把他那江边的小村落,冲得一干二净。长江的险浪,把他们的土地,连根都挖空了。江岸塌下去,塌得最凶的时候,一天一夜可以啃掉半华里;等到民国三十二年,这个贫家孩子出家时,他的出生地,已经移到长江心脏地带了,可谓“沧海桑田”之至!
  长江的浪潮,把江岸的农田向北啃噬,而江边的土地,则由南向北增殖,于是扬子江日夜向北缓慢地移动着。因此,也就在民国二十年秋后,他们这一户劫后人家,便连根移居到狼山江对岸的常熟县境的“扶海乡”,近江的一座新生村落。
  江苏常熟县,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文萃集之区;佛教有明代净土宗大师省庵实贤。而科举场中,当时有清一代二百九十年出了一百十四位状元,常熟县出了六个,这六人是:孙承恩、归元肃、汪绎、汪应铨、翁同龢、翁曾源。南通则出了胡衣龄、张謇。而全国出状元最多的地方,则是清朝末年名女人赛金花的丈夫~~戊辰状元洪钧的出生地~~苏州。在全国状元的生产量上,苏州是第一名,常熟名列第二。
  这位比丘的幼年,搬到长江南岸之后,全家大小八人,耕种着“七亩租田”、“三亩三分新生地”。到农闲时,父亲出外做“苦力”,“妈妈”纺纱织布,哥哥们替地主挑泥筑堤,他自己喜欢生病,但稍大一点,就跟着父亲一天赶四十华里路程去做小工。农忙时,他则帮着在农田里拔草、踩水车、割稻、拾棉花、种豆。有时,会被日军徵去做苦力。
  因为他生而多病,所以到六岁才能出门走动,和别家孩子玩,九岁才有幸上学,只是读国文一科,而且是新旧杂陈。像这样乱读一阵,到十二岁上,他要求父母,去正式读小学。他开始上学时,是直上三年级,上到四年级上学期,因为“年景不佳”,父母便命他停学。等到十四岁时,仍由四年级读起。可是“年景不佳”一进连续下去,在没有升入五年级以前,便从此辍学了。
  这个“小孩”,在他的追忆之中,值得“回味”的往事,实在是太少了。


  二、生不为侯,何如出家
  “我的家毕竟太穷了!”这位比丘僧在他的“归程”中说道:“家,穷得使我不能完成小学毕业,结果,由于因缘的安排,使我走上出家的路。”
  民国三十二年夏天,有一位邻居,叫戴汉清,到这户人家来,闲谈之中,问起这位贫家子将来要做什么?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母亲“妈妈”就说:“我家很穷,子女也不算少,所以我想把他‘送掉’。去年有人介绍他到无锡乡下招女婿,可惜那个女孩是哑巴;而且他是我最小的儿子,我也舍不得。~~这孩子身体很单,读书时倒很用功,祗是他错生人家,我家培养他不起。将来他长大时,我们做爹娘的老了,也无法给他娶得起媳妇,看样子,他祗有去做‘和尚’去了……”
  因为“妈妈”这最后一句话,引动那位姓戴的灵感,他反应极为敏捷地追问:“你可真的舍得让他做和尚?”
  “有什么舍不得!但也要他自己愿意呀。”妈妈笑道:“保康,你想做和尚吗?”
  “当然想做。”这个“小孩”照直说了。妈妈也真的楞住了。
  “你倒干脆。还不知那一座庙要你呢?”妈妈说。
  “我有一座庙要找小和尚。”那姓戴的可真乐了,插上来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那姓戴的本住南通狼山脚下,他同狼山下的和尚很熟,每当他渡江回南通,总要到狼山看看和尚,而正巧,那一年山上的老和尚托他物色小和尚,他就把这个“小孩”看中了。
  剩下来的是:他要走了小孩的生辰八字,送到狼山,在佛前请示一番,以定行止。
  这个“小孩”的父母,到此时还以为是开玩笑的,并没认真,这个“小孩”却把它当作“喜事”来办,整天期盼着好消息。
  直到秋天,那戴某人从南通回来,一到张家,便要“孩子”把衣物收拾起,马上跟他到狼山做和尚。
  这个姓戴的还真会游说,把“孩子”的父母说动了,第二天清早,在泪眼迷离中,“孩子”跟着姓戴的离开了他的家乡。
  南通狼山,是长江三角洲北岸“通、如、启、海”四县的名山,“孩子”上了狼山,彷佛进了大观园,姓戴的带着他上了狼山山顶~~广教禅寺,进了大殿,然后再转弯抹角,过了好几进门限,便踅进一间屋子,里面有很多“和尚”,他们一进门,大家便把目光集中过来,一位中年比丘对姓戴的说:“就是他吗?”
  这是他出家生涯的第一章。
  这大寺院里的出家人,都是“师祖辈”以上的人物,此时他的师父,还没上山做小和尚呢。
  因此他是寄名在师祖慧法师名下以“徒孙”名份出家的;这是中国佛教“子孙庙”的法统所造成的“陋规”,他的师祖为他取个法名,叫“常进”。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中秋节,他当年还不满十三足岁。(旧的算法是十四岁。)
  他这位师祖,曾在安徽九华山江南佛学院读过书,比起狼山的土著比丘,要开放得多。
  一言蔽之,中国贫苦人家的孩子,父母让他出家,多半不是为了“佛法”的理由,乡下人谁明白什么是“佛法”呢?他们祗知道和尚的寺院里,生活没有问题,孩子出了家,能躲避饥死这一关,比呆在家忍受酸风辛雨强得多了。


  三、十里洋场,励志向学
  接着抗战胜利了,民国三十五年春天,十七岁的青年沙弥(他还没有受比丘戒),被广教寺派下的“法聚庵”派到上海的下院~~狼山分支~~大圣寺去正式赶起经忏来了。事实上,此时他还因为没有“多馀”的钱买一袭僧衣,裉下俗装呢。他平日穿着棉袍大褂,上殿时放焰口外披“麻布七衣”,杂在师父阵中混充和尚的。虽然是天天做佛事,他的后来那套僧衣,还是由“父亲”卖掉几担麦子,为他缝制送到上海,才光耀门楣,现“沙弥相”的。
  他在上海的经忏生活,由三十五年春天挨到三十六春天,这种老死座下的生活突然宣告结束了。原因是民国三十五年秋天,静安寺佛学院应运产生了。当开学时他还没有去成,过了一年,才积极地争取,经过狼山一个寺里的育枚法师(在静安佛学院做教务主任,太虚大师高足)的支持,做了该院的插班生。
  静安佛学院的当时重要成员,排列如次:
  创办人:密迦法师(原静安寺住持,后来是持松法师)、德悟法师(原静安寺监院)、妙然法
  师(静安寺副寺)。
  院长:白圣法师(静安寺当职监院)。
  教务主任:育枚法师。
  监学:守成法师(静安寺维那)。
  讲师:南亭、道源、仁俊、育枚、妙然、圆明、本光、度环、秀奇等法师,林子青等居士。
  来院演讲者:有太虚大师、法舫、能海、雪松、苇舫、天慧等法师、吕秋逸居士。
  学生阵容:今天仍在自由地区的,有了中、唯慈、自立、幻生、妙峯、性如、明月、性慈、
  能果、愿殊、弥赞等五十馀人。
  这种阵容,在当时的佛教界,可说是钻石地带。而在学的青年比丘,也办了一份刊物~~“学僧天地”。
  其实,比起一般的学生生活,静安佛学院的学生,异常艰苦,但是,年轻的佛弟子们从这里总算是获得了一份希望。虽然这种“教育”并不十分上轨道,因为还得应付日常“行持经忏”,但比起那些“经忏专家”已经进步得太多了。
  当时的“常进”这位青年人,由于“死啃”,功课是很出色的;到三十七年七月,第一届同学毕业之后,经过一次甄别考试,再度进了“研究班”。同学剩下十名左右。
  进了上海静安寺佛学院,做了个学僧,得其所说!到这年九月间想不到“妈妈”在此时病危,他便和他从乡下到上海来报信的二哥,一同星夜赶回去,探母亲的病,这是他出家以后第三度回家(第一次三十三年夏,第二次三十四年秋)。当他走到“妈妈”的床前,妈妈的肚腹,膨胀得像一座山,干□而焦瘦的脸上,浮着一层黄膜,彷佛秋后将要凋落的枯叶。
  他在家住了半个月,“妈妈”的病没有变化,可是也不像好的兆头,等他回到上海,过了两个月,突然接到恶耗~~“妈妈”走了。因为是乱世,妈妈忌日是那一天,他到今天还不知道呢!
  这在他的生命记录里,相信是一桩永生难忘的悲哀。
  三十八年初,大陆形势急转直下,静安佛学院院长白圣法师远走台北,同时上海佛界的著名法师~~智光长老、南亭、道源法师先后都走了。
  有一天,静安寺门口,有人在这里布置一些“台湾新军”的图片,与它同时进行的,也有人招收“青年到台湾入伍受训”。当时并没有什么人去踊跃报名。过了几天,时局吃紧了,市郊也听到炮声了,静安佛学院的学生已有几个在“新军招训处”报了名,换上军服。他们是“新军”,行动自由,施帜鲜明,公车享受免费,令人很羡慕。他们彷佛“天下大事已定”,是铁准要直放台湾的!


  四、从军入伍,梦觉繁华
  这个时候,大家都动摇了。有位同参对他说:“如果你去当兵,我也去!”就这样,他们决定投笔从戎了。接着,了中法师(现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也一同入伍。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下午三点钟,他和几个同学向静安佛学院老师秀奇法师、本光法师、林子青居士请了假,老师都支持这次行动。
  这几个“新兵”出了静安寺,和寺里未走的同学道别;在泪眼婆娑里互道珍重。
  他们去报到入伍的番号是“陆军二0七师通信连”,报到者几乎清一色是聚集在上海的流亡青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十时,他们奉命到黄浦江码头上了船。四天之后,经过台湾海峡,到高雄港口上岸。五月二十三日,这个单位由高雄坐火车再转到新竹的乡下~~清水,于是开始“披荆莽,斩茅茷”,赤膊短裤,展开集训了。
  过了不久,那一个部队的军部,要选拔知识青年深造,于是他们奉命在端午节那天,被集中送到北投,住在北投国民学校,第二天参加考试,到十月间被录取为“学生大队”学生,番号是第六军军部学生大队通信兵队。自此,这位“祗吃肉边菜,不吃菜边肉”的素食者大兵,走上“无线电报务员”这条路。
  到了三十九年冬,台海已趋势安定,他已同先到台北的南亭法师取得连络;后来,逐步与僧界建立了关系。
  四十一年春天,他随着通信部队,在台湾北部沿海,配属一个步兵营驻防;这时候,避秦台北的上海地区法师都知道他的行止了,因此,他收到了前静安寺妙然法师的通知,邀集静安佛学院同学到他的“北投中山路居士林”聚会,静安时代的师生参加者:
  师方:妙然、守成、圆明法师(后来还俗侨居日本,俗名杨鸿飞)。
  生方:了中、唯慈、自立、妙峯、幻生、能果、常进(圣严)、性慈(已还俗,田枫)、愿殊(已还俗、王文伯)、明月(何正中,退役后再度出家,已谢世。)等青年法师。缺席的有弥赞(还俗、吴国权,服务基隆邮局)、性如法师(因肺疾,在中坜休养)。
  会后,妙然法师每人送了二十元新台币车资,那时是一笔很大的布施呢!
  到民国四十二年,由于军中发起文艺写作浪潮,他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便加入了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小说班”;他是认真地读书了,因此,阅读面较从前远为广泛。
  四十二年十二月,在宜兰的陆军通人兵学校(校长任世江,是虔诚信佛者),招孝报务军官,这位佛学者投考被录取,半年后毕业,以“准尉”官阶任用,回原部队服务。从“兵”到“官”,他熬了四年有半。
  在宜兰,他也遇到创办“宜兰念佛会”的星云法师。
  此后,在通信军官生涯中,加以写作的自我训练,同时在军报上,开始发表较浅近的作品。
  另外,由于凤山的煮云法师在四十四年出版“佛教与ji 督教的比较”一书,与ji 督教牧师吴恩溥的“驳‘佛教与ji 督教比较’”,引发这位军中佛学者的灵感,因此在四十五年八月底,写成“评‘驳佛教与ji 督教之比较’”;这是他从事佛学著作以来的第一本书。
  到民国四十六、七年间,他便开始以“醒世将军”、“张本”为笔名,分别在“人生”、“海潮音”、“今日佛教”、“佛教青年”等佛教刊物发表稿件。也因此,他决心放弃了“文学写作”,而专一于佛学著述。


  五、还我家裟,退我戎装
  这位青年法师,从军十年六个月十五天;在民国四十九年元月一日退役令生效,以少尉军官还其初服,重披袈裟。
  在退役之前,由于罹患已久的“风湿”,在先一年五月廿七日已遵医嘱请准休养,停止军中工作。因为“风湿病”,在西方医理上查不出病源,“医院无法出具可供申请退役的证明书,为这件事使他苦恼到山穷水尽;在整个挣扎过程中,台北市华严莲社的南亭老法师,善导寺住持悟一法师,还有剃度师~~北投佛教文化馆东初上人,都给以最大的支持与协助;其中间关由郑介民上将夫妇支持助力,因而解决退役的困难,他退役后,郑氏突因心脏病逝世,使得这位矢志出家的青年法师“悲难抑止”地痛哭一场;并且在郑氏灵前虔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多日,以报知遇。
  这一条“回头”的路,是过去十年来痛苦与折磨所付出的成果。
  他在“归程”中写道:
  “~~我在十四岁,曾为自己的出家而编织过一个美丽的梦;但是,那场梦的幻灭,是如此地快速。狼山的环境,像画一般地幽美,诗一样地可爱,可是,我生得太晚了,去得太迟了。当我上山的时候,那一幅画已经剥落,那一首诗已经消失了。正因为我是抱着欣赏画与诗的梦想而去狼山的,那跟‘出家与学佛’之间有一着一段距离,所以,我也毕竟没有保住那个出家人的身份。”
  “不过,那个梦是做了,那条路是对的”;所以绕了一个好大的圈子,不绕也是不行。否则的话,今日的我,又是怎样的人呢?~~像留在大陆的出家人一样,那是不堪想像的。虽然,绕这个圈子,也似一场梦!……。”
  “因此,我对以往的遭遇,除了感到自己的罪障深重,并无怨尤可言。……钢是炼出来的……最不容易争取的事物,便是最足珍贵的事物。”
  当他把退役手续办完,有一天,他向剃度师父~~东初法师慨欢说:“这一次,我要好好地立志,做一个像样的出家人了。否则,便对不起协助我的人了。”
  东初法师却说:“对不起人家是假的,对不起自己才是真的!”
  他又写道:“~~我要特别强调,我之能够再度出家,并且誓愿再度出家,那是成因于童年曾经出家的缘故,致使我经过了十年的风浪;这一风浪之久,已超过我初次出家时间的一倍,但仍念念不忘于出家身份的恢复。所以直到如今,对于童年出家时的环境和师长,犹觉历历如新。军伍十年的生活,却又恍如隔世了。”
  当民国四十七年佛诞节时,他曾在台北新公园音乐台前,浴佛大典之先,由性如(旧日同学)法师介绍,认识了东初法师。从这以后,东初法师为协助这位佛教青年之出家,尽了最大的心力,并给以关怀与安慰。在剃度师父的选择上,也顺理成章地请求东初上人成就他再度剃发因缘了。
  他之还我初服,是民国四十八年农历十二月一日,同时接编东初法师创办的“人生月刊”。东初上人并为他命名“圣严”为法号,字“慧空”。
  北投的佛教文化馆,每年腊月初一日起,都有一次“佛七”。他在进了佛教文化馆,也就随众参加。当佛七圆满,腊月初八(相当于民国四十九年元月中旬以后)中午,便在佛前上供,东初上人为他说了一次简单的“三皈依”,并无剃度仪式(因为头已经先剃了),参加的人,当时有了中、性如法师,以及法藏寺的几位比丘尼师。道贺者,有中和来的莲航法师。


  六、基隆受戒,朝元闭关
  出家后,生活形态虽然改变,并且在“文化馆”发心看完全部“华严经”与“大涅盘经”,但他的风湿病始终没有好,身体衰弱而消瘦,“大智度论”看了不到一半便停止了。
  在此期间,他带着病,在四十九年农历六月十一日晚上,分别请驻锡新店竹林精舍的隆泉法师做“忏摩”(“忏悔罪业”的仪式),十二日上午在华严莲社请智光长老为他授“沙弥十戒”。到此时,他的出家“沙弥”身份,才算确定。
  这年,圣严法师是三十岁。接着,民国五十年九月十二日(农历八月初三)到十月十二日,基隆海会寺开戒坛,他报名依道源长老正式受比丘大戒(得戒日是在国历十月五日),三十天戒期圆满;而在这以前,他已委托星云、浩霖两位法师介绍,到高雄县美浓朝元寺禁足阅藏。因此他回到文化馆,向东初上人告假,五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便提着简单的行李,由善导寺浩霖法师陪同,赴美浓,做一番“活埋工夫”去了。
  到风光幽静的朝元寺,先行禁足读经,过了两年~~五十二年九月三十日,正式闭关,埋头阅藏写作,三年后~~五十五年八月七日出关,任教高雄寿山佛学院(仍住朝元寺)十个月,次年六月十日,再度入关,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受台北善导寺住持悟一法师之邀,出关北上,主持善导寺“佛教文化讲座”。第一梯次开讲的经论,是“八识规矩颂”与“大乘起信论”。
  圣严法师自民国五十年(一九六一)十一月十二日到美浓闭门读经,到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出关宏法,前后计达六年三个月零八天。法师的初期作品,在关中大量涌现,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当推“戒律学纲要”之间世;这本书透过一般论文作法,来演绎佛家戒律的义理,极受海内外佛教高级知识份子之注意;佛律之在中国学术化,同时也足为僧俗共读的,这是第一部值得珍视的书。
  圣严法师出关的另一目的,是到日本深造;因此在善导寺讲经一年中,同时进修日语,于是经过申请及准备,在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终于获得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的入学许可,到达日本后,在艰苦的岁月中,以两年时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文化教育文题目是“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从此,这位出身贫苦矢志向学的佛门学者,便奠定了科学方法的治学基础,在佛学范畴中左右逢源,自由自在了。
  笔者读过法师多种著述及零篇论文,我觉得他在义理批判、鉴黜优劣之见地上,尤具慧光。因此,印顺大师以“中国禅宗史”在日本大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及其“思想”受到日本佛界之重视,圣严法师的评估之力,是无法湮没的!


  七、荣获博士,西渡重洋
  圣严法师在日留学六年,一瓢一饭,生活备极艰辛,但也是中国比丘在日本埋头吸收彼邦学术、获得博士的第一人;因而极受国内外佛界及学界之仰欢;以他瘦弱的身体,而凭藉其坚强的意志,与人生奋斗,通过硕士学位后,尤以四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学界,亦殊为少见。
  他的博士论文,以研究智旭大师为中心而写成的“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日文版已在日本问世,中文本尚付阙如!
  民国六十四年二月,法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十二日,应政府邀请,回台参加“国建会”,向政府提出多项宗教、文化、教育上的建议,并接触多方面的人物,以比丘身份参加“国建会”者,法师也是第一人(民国六十八年,有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了中法师)。因此,在萤光幕上及学术界,极为引人注目。(天主教于斌枢机主教,同届参加。)
  同年十二月,这位比丘学者,受到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博士之请,自东京赴美宏法,并在纽约大觉寺,以美国人为对象,开设“坐禅训练班”。
  民国六十六年五月,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之请,在该院宗教学系,作专题演讲。
  同年九月,出任大觉寺住持。直到六十七年十月为止。在同年二月,则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函邀,回台担任哲学研究所教授。
  六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因剃度师父~~东初上人(于先一年底)圆寂,由东公遗嘱指定为“中华佛教文化馆”继承人,并晋任为该馆馆长。十月九日应聘为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次年七月,在纽约成立“禅学中心”,八月分别应聘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大学专题主讲。
  法师由于台湾与纽约两地均有道场要开拓,因此长年两地辛忙。
  我们为了要明了他的勤学成果,必须从他的著述来了解,现在依其著述时间顺序,列表于后:
  一、评驳佛教与ji 督教的比较民国四十五年九月高雄庆芳书局印行。
  二、佛教人生与宗教民国五十二年五月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
  三、佛教制度与生活同右同右。
  四、佛教文化与文学同右同右。
  五、什么是佛教民国五十三年七月同右。
  六、佛教实用法同右同右。
  七、戒律学纲要民国五十四年三月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民国六十七年六月一日天华出版公司再版。
  八、正信的佛教民国五十四年五月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民国六十八年四月一日天华出版公司再版(这十四年中有私人加以翻印未计)。
  九、ji 督教的研究民国五十六年四月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
  十、璎珞民国五十七年元月台南开元佛经流通处印行。
  十一、归程民国五十七年元月台南开元佛经流通处初印,民国六十七年六、十二月再印二、三版。
  十二、圣徒的故事民国五十七年元月台南开元佛经流通处初版六十九年十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再版。
  十三、比较宗教学民国五十七年六月台湾中华书局印行。
  十四、世界佛教通史上册民国五十八年九月台湾中华书局印行。
  十五、中国佛教史概说(译自日文)民国六十一年七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十六、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日文博士论文)民国六十四年十一月东京都山喜房佛书林印行。
  十七、从或洋到西洋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十八、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十九、佛教与佛学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佛陀示现人间民国六十八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一、禅(中英对照)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二、禅的体验民国六十九年九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三、禅门修证指要民国六十九年十一月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二十四、禅门呓语民国七十年五月中华佛教文化馆。
  二十五、佛心(英文本)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在美出版。
  二十六、禅门骊珠集七十二年十二月在美出版。


  八、正值盛年,法业无疆
  圣严法师今年五十一岁,身裁高唐,充满书卷之气,与他贫困的幼年,彷篁的青年时期,其器度已经完全不同。人,是由自身来作自我的创造;人的价值与意义也因此而呈现。
  如果说,法师能从佛家学术园地,有枝繁叶茂的成就,这是佛家思想之浩瀚与他个人意志的坚决所促成。如果他当年还俗了,或者一声不响地做一个“粥饭僧”,在经忏圈子讨生计,他的生命便将要作另一番面目了。
  圣严法师之能获得社会景仰,尤其居士界之敬爱,他的学术成就固是一端,而最大的因素,则是他能依照佛律,重新剃度,正式受戒,洗却旧容,坚持佛戒所致。
  圣严法师是出入僧俗一面光洁的明镜,一位光明磊落的比丘僧,而他的学术成就,我们有待其百尽竿头,再度超越,为中国佛法开放异彩,拓展无限之远图!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脱稿

  [补录]
  一九六八年(民国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受台北市善导寺当时的住持悟一法师再三邀请,到台北担任该寺主讲法师,主持策划“佛教文化讲座”。除定期讲“八识规矩颂”及“大乘起信论”之外,并于每隔周星期六下午邀请当代学者名流如钱穆、方东美、黎东方、吴延环、南怀瑾、巴壶天、刘世纶等二十馀人,作佛学专题演讲。
  他在美浓闭关时,除著述“戒律学纲要”等书之外,还有单篇汇集成的文集多种。
  从古以来,佛门律师对于外道的东西,都非常注意。基于护救的热忱,梁朝的僧佑(梁高僧传的作者)、唐朝的道宣(唐高僧传的作者),皆重视戒律,也重视外道。他受到古人的影响,所以对于有关“ji 督教、回教、道教”典籍也普遍涉猎。古代律师也注重佛教的史传,圣严法师在佛教史上也花了不少工夫。他因见印顺大师重视“阿含”,故又研究阿含,“正信的佛教”,便是基于阿含写成。
  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他从台北到东京,踏上了留学的征程。这是他闭关期间受到剃度师父东初老人的鼓励,尤其是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张曼涛先生的劝请,并在关中阅读了许多关于日本佛教的著作,发现日本佛教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辉煌的成就。俨然已执世界之牛耳。对研究资料的整理提供,再没有其他国家能比。而国内的佛教教育普遍的低落,僧众不受一般人士的重视。为了提高佛教学术的地位,因此发愿到日本留学深造。虽然此时他已三十九岁,而且从未受到过中等及高等教育,到达日本,进入日莲宗创办的立正大学,便直接由硕士课程开始攻读。
  完成硕士学位之后,回到台湾,同时把日文的硕士论文翻成中文,交给海潮音杂志连载,东初长老希望他回来之后,就不要再去读书,但是他的指导教授,当时立正大学校长坂本幸男博士,认为他的程度和努力的方向,最好能继续完成博士学位才有意义。因此,虽然许多国内僧俗大力劝阻,并且断绝经济后援,但他仍然再度赴日,继续博士课程。
  一开始,他准备博士论文,以明末的蕅益大师为中心,这与硕士论文有关。都属于天台系统。而从慧思到明末的阶段,所有天台的问题,几乎都被人家研究过了,只有这个论题未被开发。从民国六十年到六十四年,这四年过程中,他除了攻读学分外,所有时间都在东京各大学图书馆浏览。并利用寒暑假期,去访问道场,实际参加日本各宗派的修行活动。有传统式禅宗的禅期和密宗的加行,也有各新兴佛教教派的宗教活动。不但了解日本在学术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宗教活动上,不论是传统的佛教方式,或新兴宗教的活动,也值得借镜。比如他接触到临济宗的妙心寺派和建长寺派、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及总持寺派和黄蘖宗派的传统禅,还有龙泽寺派新兴的禅。又接触到天台宗传统的比叡山派的修行者,新兴的孝道教团,还有传统的净土宗大德寺派和日本新净土宗东本愿寺西本派,传统密宗的高野山、成田山派。日本宗教的传统日莲宗身延山派和新兴日莲正宗、立正佼成会、灵友会、国柱会等。他接触到这些宗派的领导人和年轻一代优秀的人才,而且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并接受各宗派的邀请和招待,游历各地。除四国之外,南至冲绳,北到北海道,处处都曾有他的足迹。因此,得以见到日本从上到下全面深入的普遍的佛教现况。
  在学术界,当他撰写论文期间,拜访过东京、京都有关天台学及中国佛教的专家学者,同时参加了下列学术团体的活动。第一“印度学佛教学会”,第二“道教学会”,第三“西藏学会”,第四“日本佛教学会”,第五“日莲宗宗学会”。并提出论文,在会议上发表。由于学术会议是由南到亲在各大学轮流召开。因此,他接触到日本全国的有关学者,因他对东京的学术环境最为熟悉,并且东京是日本人文荟萃之地,因此,他也有机会接触到世界性的学术会议。
  他的博士课程进行至第二年,指导教授坂本博士去世,生活费也告用罄。但他记取坂本教授的话:“道心中有衣食,衣食中无道心。”同时,他记取东初师父的两句训示:“愿为宗教家,不愿为宗教学者。”内心默默祈求观音菩萨加被。后来,他得到两位指导教授,一位是印度学的权威,金仓圆照博士。一位是中国佛教史学权威,野村耀昌博士,他们看过他写作论文的计划和搜集的资料之后,都表示十分欢喜,支持鼓励他继续写完。当他博士论文完成的时候,学校的同学及东京的学术界都感觉不可思议,一个中国人能在四年之内完成博士课程,第五年就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尚无前例。立正大学的博士课程开了十八年之久,他的博士文凭是第3号。这也是今日本佛学界惊叹的一件事。
  他得到博士学位的时间是民国六十四年二月。为了接洽出版和校对论文,又在东京待了十个月。刚得到博士学位,就收到政府驻日代表马树礼先生的贺函,继之于三月四日特假东京六本木随园,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接著便收到了教育部、青辅会及救国团三个单位,联合邀请出席“第四屈国家建设研究会”。于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参加了会议的活动。
  会议完毕,回到东京以后,办理赴美的手续,到了第二年(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出席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佛教史学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性国际佛教学术会议,在会中,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位佛教思想家”的论文。同时也成为国际佛教研究会的创始会员之一。同年九月,成为美国佛教会的董事、副会长,大觉寺主持。八月,美国佛教会在沈家祯先生的支持下举办一次松坛DA法会,庆祝美国立国四百周年。他和沈家祯分别在会场演讲,这在美国是一种难得的盛况。另外,在民国六十七年底于美国成立“禅”中心,六十八年七月将禅中心命名为“东初禅寺”并剃度美国青年出家,出版英文禅杂志季刊及禅通讯月刊。同年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并教授禅法。六十八年至六十九年建立了自己的道场,此后在纽约、台北两地教禅、教学。
  民国七十年文化大学的佛学研究所正式成为教育机构,七月底招收第一届硕士班学生八名。同年六月成为中国文化大学的会冈教授,荣誉职衔。
  七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和成一法师,代表中国文化大学访问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受到佛州两所大学的热烈欢迎并做演讲。八月二日至九月一日到新加坡,接受新加坡佛教总会和教育部的邀请,为中学佛学教师人员训练班授课,并且代表新加坡佛教总会出席新国教育部召开的儒家道德教育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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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3





                             十、不变随缘一衲僧——悟明上人云水记




    楔子
  民国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晚间七点多钟,有一个机缘,由道友张书绅兄陪同,到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条通“大悲院”,礼见当时海月寺住持悟明上人,这是来台以后,第一次与这位励行“观世音法门”、终身执持大悲咒的法师见面。时间电转,于今已达二十年矣!
  那次见面之时,令我惊讶的是~~这位法师交给我十大本日记,以便为他的日后个人回忆录~~“仁恩梦存”作整理工作。他的日记,从民四十二年(在台北县观音山凌云寺挂单时)开始执笔,到现在已达三十年,喜洋洋国中断;而他的行持,至今也始终不渝,坚同金石。
  当我熟读他的日记之后,才深深体会,这位少未“读诗会”,长未“入经藏”的佛门大德,在日记中所流露的,全是肝胆之言,佛心之语,其行文虽未具形式,而叙事流畅,剖理明晰,坦诚而豪迈,以日记论日记,这是一部生动得足以“成书”的日记。老法师的生命之光、老婆之慈,已完全包括在这一部日记之中了。我相信世人能知道悟明长老有这种生命力量的人还不多,因此为之布阵,作为后人规范!

  一、故山夕照,不速之客
  悟明上人,于民国前一年(西元一九一一)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河南商水县城西七里大李庄的李氏家庭。
  这位法师的幼年,在家的乳名,叫“德”,后来的学名“俊英”,再后来叫“林泉”。
  他的幼年,家庭过的是半农半商的生活,父亲李成然老先生在周家口经营生意,留下他和两个弟弟,陪伴母亲,在家乡种田。
  谈起来他的读书生活,是零落而片段的。中国大陆的农村家庭,对知识的了解,是保守而又落后。事实是,他到八岁的春天,才跟著一个家族的侄儿李文炳,念“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世。……”但是,在民国九年七月,他十岁时,由于他老母亲的一场病,不省人事,他的“四书”还没读完,在家中他是“老大”,而父亲又在十八里以外的周家口做生意,无法回家照顾,所以,他祗有放下书本,回家照顾母亲服汤药,东奔西走,此后便与诗书“绝缘”。后来等新制学校开办,既没有得到母亲同意,也就没有再入学。总计起来,他的读书生活,不足三年。
  他在“仁恩梦存”书中,曾经回忆到这段往事。
  他提到他的出家因缘,是“极其意外”的,又彷佛是前定的。
  当他八岁时,一个花明柳暗的暮春时节,一天早上,他正在上学的路上,忽然碰到一个游方的和尚,向他霎云眼。这个和尚身穿灰色僧袍,脚穿齐腿的长筒袜子,道风巍巍,他猛然看到这个和尚,心头一怔,彷佛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在那一瞬间,和尚的背影,便消失在黄沙漫漫的千年古道上了。而这以后,他的脑海里,便常会出现那个和尚的影子。后来,他对妈妈说:“我喜欢穿和尚袜子!”
  过三年之后,到十四岁时,事有因凑缘巧,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早餐之后,他正和父亲研究这一年的麦子要下多少种,门外一声“阿弥陀佛”,闯进一个和尚来。因为六年前,他在路上遇到那个和尚影子还未消灭,以为又是那个和尚来了。
  但是那个和尚一进门,便双手合掌:“请问小哥,李成然李大哥在家吗?”
  那时父亲在周家口经商失败,垂头丧气地待在家里。一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由里面应声出来。
  “在家在家,谁呀?”
  “一个和尚,爹!”
  那个和尚听他们父子答话,便毫不客气的,一头扎进他们的堂屋,将背架放好,便坐到他们“观音菩萨”的香案前。
  等和尚坐定,他们才看清楚那和尚一张白净面容,见方见棱,大眼睛灼灼放光,中等身材,身边的背架上放一包衣服,另有一个黄布袋,袋上横写著“阿弥陀佛”四个字。手中还拿著一把三尺多长的铲子(方便铲)。
  “德啊!这位是王伯伯!”父亲说。
  然后这位和尚就与老友李成然叙起离情。


  二、竹溪千里,弃俗室门
  原来这位出家人,俗名王连城,在五年前,曾是军中的一位营长,驻防周家口时,与李成然缔交,想不到他们别后,竟然出家为僧了。
  他们谈了一会,和尚说出家人不住俗人的家,傍晚便走,因此,母亲便为他准备了一碗素面,到太阳西坠时,和尚果真要走了,他呢,突然升起一种恋恋不舍之情。和尚背起方便铲,孩子伸手摸摸方便铲的铲头。
  “喂~~成然兄啊!德这孩子倒很有根器,我看你舍了他,跟我走吧!”和尚说。
  父亲起先一怔,后来又哑然一笑,“你问德,只要他爱跟你去,便去!”
  “德儿!”和尚伸出软绵绵的手,抚著孩子的头,“跟我去好吗?”
  “~~好。”他望望父亲茫然的表情,又看看这间古旧的老屋。
  父亲用目光打量他一下,然后说:“好吧~~跟著王伯伯也像在家里一样,那么,德!你得跟妈说一下。”
  他进屋,把要跟和尚走的事,跟母亲说了。
  “那怎么行呢?”母亲不禁眼泪纵横。
  “你这么小,怎么可以出家呢?德呀!不能走呀!”
  “妈!”他嗫嗫嚅嚅地说:“我很喜欢出家修道哩!跟著王伯伯,还不是,还不是一样。妈。……”
  其实,他这些不知从那儿涌来的勇气与决心,虽然舍不得父母,但是还是支支吾吾地安慰著他母亲,希望母亲让他走。
  这时母亲从内房到堂屋,见到和尚,和尚便念念有词,说出家人如何如何高贵。一个人出了家,父母能得到多大福报,出家人海青一披,是如何如何地得到善男信女崇敬;而且出家后,仍然能读书、上学,要比一个老死窗下黯然无闻的乡愚强多了。出家人……和尚又滔滔不绝说些乡下人听不懂的话,而竟然把这个母亲的心说得平静下来了。
  他说:“德,是个大有根基的孩子。”这句话使得“母亲”非常满意,虽然眼里还含著泪,对孩子要去做小和尚,也不表示异议了。
  于是,在太阳落山之前,便要上路。
  “我要收拾一点东西。”德说,同时又难舍难分的看著父母。
  “不必了,出家人不必穿俗家人的衣服,将来到庙上,全换和尚衣服。~~天快黑了,就这样走吧!”
  和尚就这么打劫似的,拉著他走了。
  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都跟了出来。
  就这么,一家人眼睁睁地,让和尚带他走进黄昏的暗影里。
  和尚很坚决,连带著他也坚强起来。越走越远,直到父母的身影,隐没于夕照的尽头。
  他跟王伯伯,这一晚,住在旅店里,此后,他们一直向西走,整整走了二十多天,一战船上悠闲地,过的是游山玩水生活。
  等到了王伯伯湖北竹溪县西门外的寺院~~观音阁时,已是九月深秋了。


  三、焚香念佛,残冬剃度
  这是民国十三年九月初的事。
  他在路上已改口叫他“师父”了。当他们到观音阁住定之后,这才知道师父~~能静和尚是一山的住持,那时不过三十多岁,当他未出家前,已经长斋礼佛,虔诚修道,因此弃官出家。他这次是朝五台山回来,顺道他们家看看他的老友,想不到竟然收下这个弟子。
  他们竹溪的寺里,有两个师叔:能德、能安;两个沙弥;仁宽与仁宏。还有两个烧饭打杂的香火道人。这座观音阁,竟然是鄂西(与陕西交界)山城的一座形势优越的寺院。
  初到寺里,师父能静先教他“沙弥的生活仪律”,还有打钟、念钟文、学大悲咒、唱赞、背心经;这些,在半个月之内全学会了。他虽是初住佛寺,因为从小便是光头,头发也用不著再剃,祗是换了僧衣。
  这座深广的禅院,深深地吸引他。
  每天,除了学功课,晚上师父还教他拜一支香的佛。起先,是拜“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圣号,拜一拜,在拜时,他默祷著:“观世音菩萨,请给我智慧,给我智慧,给我智慧……”心情在礼拜中安定下来。
  除了早晚功课外,是拜佛、念大悲咒、静坐。静坐的方法,是能静和尚教他把十支香排列好,裁下了一个十五度的“锐角”,先坐最短的一支香,然后再逐渐地加长。久了,加到最长的一支。有妄念的,要凝视“香头火”,把心系于那一粒小小的火炭上。
  这座山城寺院,平常的功课是:早晨五点起身上早殿,早粥后整理等务,中午学经唱赞,下午四时以后晚课,晚饭以后,拜一支香的佛,静坐。晚间十时许入睡。
  他渡过三个多月的寺院生涯之后,在十二月初八这一天(释迦成道日),师父说要为他“剃度”,这天早晨便陆续来了些客人,全寺闹嚷嚷地忙作一团,剃度礼开始时,大殿里挤满了人,师父披著大红祖衣,庄严地为他说“三皈依”,大众们同声念佛,唱赞,“三力已过”,他便成了佛家正式的沙弥,师父为他起的法名是:“仁恩”;号,便是出家五十七年来的“悟明”。
  同时在民国十四年春天,寺里又正式设立起“学堂”,老师是一洋一古,洋的教“时说新论”,古的教“四书五经”。但不到一年,因为遍地匪患而结束,后来师父就在本寺创立“极乐佛学院”,这才进入佛学院研究佛学。
  像这样,到民国十八年冬天,能静老和尚突然得病,渐渐脱去人形,拖延到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晚上,圆寂了。
  从此,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悟明上人,在乡野佛寺传统的子孙相传的法则下,接任“观音阁”的住持。
  由于这一年十二月初八,汉阳名刹归元寺要开坛传戒,他放下观音阁的职务,与师叔能安,便决心东下汉阳求戒,八月一日,大江以北,已是一片秋凉景象。
  他们从竹溪开始第一站,背著背架,架上放著行李卷,走出千里行脚第一步。


  四、归元受戒,上海流云
  他们是阴历九月初到汉阳,在归元寺挂单,每日早晨上殿时,寒气逼人。到十月初,戒子陆续来斋,同戒比丘、比丘尼一千四百多人。
  得戒和尚,是归元住持立明老和尚,当沙弥戒受完之后,因为生了一场病,幸得有值坛师本亮照顾,得以逐渐痊愈,参加二堂正授。等他病好,十二月初八满戒,五十三天的戒期终了,便移到“尊客寮”,戒子们分散了,他便与师叔能安,决定在民国二十年正月十二日离开汉阳,买舟东下,朝礼南普陀山。
  这位云水万里比丘僧,在他的“仁恩梦存”一书中一再地详述他与观世音菩萨的因缘。
  幼时,他们那份农村家庭,供的是“观世音菩萨”;十五岁他出家的寺院,是“观音阁”;他的师父能静和尚,传授他的是念观世音圣号和念大悲咒。
  他对师父留下那份相当丰足的寺产断然放下,他说:“我虽胸无经纶,但对世间事,我倒认为没有一样可留恋的……我那种做法,并无意换取高僧的法名,作为一个弃俗的比丘而言,身外之物,何殊云水?”
  民国二十年正月十二日,由归元寺值坛师本亮,带著五个出家人,从汉口上船,四天后直达上海。
  他们先到上海老西门关帝庙“赶斋”。可是关帝庙的方丈说他们那里“可供赶斋但不挂单”。因此,他们便只好奔到南门的上海名刹“留云禅寺”(别名海潮寺)挂单。原来他有一位同戒永修和尚在上海有一位师兄,正在留云寺供职,他们便找到了这位名叫“真诚”的法师,“真诚”便欢迎他住下来,要朝普陀山,在上海太方便了,那天都可以去。
  从此,他便住进“留云寺”禅堂,亲近方丈从善和尚。而他的师叔和其他几位,见到他住在上海不走,便各自朝山去了。
  谁知,留云留客,一留就是一十九年。
  他在这里经历了历史上的一二八、八一三,两次劫难;留云禅寺在民国廿六年八一三抗日战事初起,被炸成一片瓦砾,直到战后重建。
  而这位随缘云水的大德,在留云十九年,除了禅堂坐香,便是观音圣号、大悲咒,如影随形,绝不中断。
  在留云寺,从“悦众”开始,他经历了每一种职务,直到“监院”,辅助历任的方丈,像德浩、从善、大悲、志宽和尚。
  在这十九年中,他也接任过“接引”、“法云”、江宁名刹“云居”三座佛寺住持,以及留云南下院弥陀寺。
  民国二十四年,他听过太虚、慈航、圆瑛三位佛门大师讲经,与参见净土宗大德印光大师,那时这位莲宗大师已经七十六岁。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他二十六岁,忽接家书,母亲病故,到这年六月十九日他辗转回到故乡,才得省母亲坟墓。
  在烽火连天中,又回到上海,两天后,便是历史上八一三事件上演。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在上海接引寺,他开办“佛教仁恩施诊所”,三十五年当选上海市佛教会理事,并创办“明仁慈善会”、开放贫民义诊与放领寒衣、米粮、兼办冬令“施粥所”,每日施粥二千人。由于绩效优越,“上海冬令救济会”要求合作,聘他为“上海第五施粥所主任”,办理济贫事宜,在留云寺广场施粥,每天供给二三千贫民早餐。三十七年,战事逆转,又在接引寺设立“过境部队特的约诊所”,为伤患国军官兵免费供给医疗及药品。
  他把所有精神,供献给佛教与中国贫民,随缘随力,兴悲布慈,直到上海失陷。


  五、避qin宝岛,不住随缘
  悟明上人,在上海撤退前夕,交卸了接引寺的住持职务,将寺方一切权契产物,交与退居大霖和尚保管,并向常住说明,他到台湾的目的,乃是共产主义政权下没有佛法立足之地,要走,他们也可以一同去;不走,也不勉强。他简明扼要地将寺务请“法融、全信”两位法师负责善后,他完整地交清一切,在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便与当时羁留上海的乐观法师,登上“大江轮”,换上边服,直达台湾。他们在五月二十日下午离船,到台北之后,暂时栖身“极乐殡仪馆”一间小屋,每天供佛、做功课,念大悲咒一百遍。
  当时由大陆来台的出家人,暂栖在极乐殡仪馆的,有比丘、比丘尼十多人。后来,来台的法师逐渐多起来,彼此也都有了连系,才渐渐地有了安身之处。
  到了三十九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悟明上人四十岁了,这天是他的“母难日”,便买了一把香,一对烛,独自到士林昭明寺,点上烛,上好香,顶礼佛毕,恭诵“金刚经”一卷,为生母回向,早生安养。~~这一天,静静地渡过。此后,凡是母难日,这位比丘大德,都绝食一日,为母亲回向。
  原来这年四月间,在偶然的机会,以前上海有一位台湾籍的荣宗法师在虹口天后宫做过住持,彼此相识,挂单在观音山凌云寺,便邀约另一位智度法师,上山拜访。
  观音山凌云寺,供的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他感念半生行持观世音法门,亿万劫前,正法明如来,发愿流众棰,现千手千眼,自己想到上海“尘劳”二十年,实在也白糟蹋了岁月,如果能住在此山静修,此愿足矣。
  回台北之后,是旧历年前—十二月十八日,搬离“死人之家”,到南昌街十普寺,由白圣法师邀请出任十普寺监院,到四十一年冬天,台南大仙寺开坛传戒—这是台湾光复以后第一次重要的传坛,得戒和尚是大仙寺住持开参;以下请智光老和尚说戒、太沧老和尚任羯磨、道源老法师任教授、白圣法师任开堂;再下七位尊证师是:证莲、南亭、仁东、煮云、悟明、印明、眼净诸位法师。
  戒期完了,到了四十二年四月辞去十普寺的职务,在十月二十四日,因缘成熟,便由几位法师、居士陪同中观音山,从引,接任凌云寺监院,达六年之久。
  悟明上人的日记,可能到观音山之后,开始执笔的。也由于三十年来从未间断的写,后来才有“仁恩梦存”与“美游心影”二书出版。
  就三十年来佛门风云际会看来,悟明上人所代表的,彷佛是“随喜”的角度,是“随缘不住”的自由;他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以“观世音菩萨圣号、大悲咒、与每天静坐”为常课,天宽地阔,一付老婆婆的心肠。


  六、歇心念咒,定静轻安
  民国四十三年上半年,在观音山,是他用功的一段高峯,悟明上人在他的日记上有一段不寻常的回忆,收录于“仁恩梦存”现在,接要与读者共赏:
  ——元月九日晚坐香后,悟出四句偈:“对境无心,当体即空,不落两边,即是中庸。”
  ——元月十三日,上午阅“教纲讲录”至“缘觉乘”,午后略略休息,接慧三法师信,嘱我用功,二时后,到禅堂念大悲咒,坐下不久,即觉身如县空,念到念而无念,当即定下一小时,刹那而过,开静后身心安乐,即函告慧三法师,近来坐禅、持咒所获境界。
  ——元月二十五日,上午抄写佛经中的典故,有五百罗汉前世为五百蝙蝠转生,还有丹霞烧佛一段因缘。
  又,王先青来山。晚间静坐一支香,放下万缘,身如虚空,遍满法界,开静后身心轻快。
  ——元月二十九日,上午阅大宝积经“无边庄严会陀罗尼品”,复阅“无生居士自知录”,发大惭愧。
  ——二月一日,下午持大悲咒,坐念当下轻安,身心愉快。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念大悲咒二百零十遍,及十口气观音圣号,持咒比往日进步,往日持咒用一耳听,今天自然而然两耳并听,杂念减少。
  ——二月二十六日晚间,持大悲咒一遍未完,已入“定境”,身口意三业全息,六根均在咒中,良久,试分别“妄与静”而不可得。有妄即无定。妄念不息,众生不成佛,心无分别,当下即是。
  又:如在定中,想出定亦不易,以妄念引动时亦需费力。
  ——三月十六日(阳历四月八日)起,如愿与同参达宗师“结止语七”,一心称念观音圣号,由韩庆祥、朱定二位居士护七。
  ——三月二十二日,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音菩萨,真是不可思议,上午十一是二支香绕佛时,略有金光闪耀,恍然看到四周都有千手千眼观世音大士围绕,法身无边,当即跪下,闭目悲泣,加紧诵念。……这十馀分钟,睁眼看时,一无所有,因为止语,看看达宗师,也没有说什么,我心里知道。
  下午,静中持大悲咒,轻安二十分钟。
  ——三月二十五日,持咒时有轻安,已非一日,每小时已增至一百馀遍,较以往多念三十遍,且自以为错了。阅大般若经颇为获益。
  ——三月二十七日,今日起,每日持三小时大悲咒,计三百多遍。
  ——四月一日,今日念大悲咒四百六十遍,下午四时一支香,念到静极时,耳根大悲咒历久不散,外缘侵扰亦不动,不久之将来,每天可持神咒五百遍了。
  ——而后,不断的精动、念咒、阅藏,浸沉于佛光之中,用一句话表明,佛言不虚。~~我所写的,无分毫沽名的钓誉的作祟,不过藉此盼望行者,只要一心修持,自然灵山会上作客。
  悟明师父的日记,有好我东西可看,而这里的东西,知识份子却得不到。
  “念观音圣号、念咒、静坐的功力、境界”,不断地在悟明上人的日记里发散光华。
  民国四十七年七月一日,他又以观音山“起七”念咒,每日礼佛念咒到夜十一时,晨间三时起,便开始静坐、念咒、密密绵棉,玉盘走珠,在四十九天“持咒观音佛七”之中,从每日持大悲咒六百遍,到末七持咒一千四百遍,定境迭出。
  从外形看不出道行深厚的佛门游戏者~~悟明上人,在佛道上却是一个淡泊随缘的修行人啊!
  七、芒踪所至,谋国宏教
  悟明上人观音山的职务,是四十八年八月十五日终止。
  在观音山六年岁月里,除静静地随缘用功、“结七”、常年静坐而外,以后在佛法上,多次参与各地寺院传戒的职务,自民国四十一年八月三日当选中佛会理事之后,而后陆续出任各级佛教会及中佛会的理监事,与国际间的宏法工作。
  这里要一提的,是民国四十七年十二月八日香港电懋公司女星,十九岁的丁皓(丁宝仪,广东东莞人),由她母亲陪同,与中央制片厂导演宗由率领的外景队,到凌云寺拍摄外景,由宗由太太介绍丁皓母女与师见面。
  经寒喧片刻,丁皓便跪在地上,口称“师父”,不由分说,在大家的劝说下,接受这个女孩子的皈依,为之取名“圣缘”。(此女以后信佛至为虔诚,每至台北,一定要叩见他的师父,恭敬供养,纯洁而虔诚,没有一点浮华气息。可惜后来,天不假年!)
  其次是:民国四十八年,有周土城居士者,有心供养他的树林坡内里别墅为寺。到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氏家人遵照老居士之嘱,无条件布施他的宅院,由他的两个公子,到台北大悲院(这是悟师在先一年三月建立的道场),迎接到树林,并呈出住持聘书。
  从这天起,“千霞山,海明寺”便成为树林地区的名刹圣地。
  悟公师父,在台湾三十年来,除了建立“中山北路大悲院”、“树林海明寺”之外。
  复于民国四十九年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一三七巷六号新建“观音禅院”,到民国六十七年重建四层新厦,于六十九年夏落成,成为“海明下院”。
  民国五十二年的八月七日,受到美国纽约市美东佛教会应行久居士之请,第一次访美宏法,驻美一年,并在哈佛大学及美国ji 督教等机构作多次演讲。
  民国五十二年九月,师第一本著作“仁恩梦存”问世。
  民国五十四年八月,开办“海明佛学院”,由师自任院长,请真华法师任副院长;三年后,学生毕业二十馀人。
  同时分别在六一、六四、六九年,在海明寺开在家戒坛,授居士菩萨戒。
  民国五十九年十月,接任台北县西云寺住持至今。
  民国六十二年四月,在海明寺建“玄奘慈幼院”,收养孤儿二十馀人。
  民国六十三年四月八日,应檀香山华寺泉慧法师之约,前往主持浴佛节,并赠夏威夷大学宗教研究所大正藏经一部,及纽约福慧寺图书馆壹部。
  民国六十四年五月,第二本著作“美游心影”问世,民国六十六年六月再版。
  民国六十六年四月十日,继太沧、演培、道安长老,出任日月潭玄奘寺住持至今。
  民国六十六年七月六日出席美国建国二百周年,参加祝贺团,任团长。副团长真华法师,一同前往之法师,有道源长老等二十二人。
  民国六十六年十月七日与于斌主教,ji 督教牧师陈溪圳一同访美二十馀天,访问美国政府、宗教及各报刊及传播机构。
  民国六十七年二月当选“中华民国人生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六十九年冬连任。
  民国六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赴韩国联络佛教人士,支持我国地位。并在韩国木埔普贤寺主持“在家菩萨戒”。二十四日转赴日本出席“第十二届世界世佛友谊大会”,任副团长(团长白圣长老)。
  民国六十八年三月海月海明寺世层舍利塔落成,供舍利七粒。
  民国六十八年九月,与ji 督教圣公会主教厐德明、天主教主教王瑜荣、回教谢松涛及内政部民政司长居伯均,组四大宗教访问团,访问欧美各国,在欧洲访问梵蒂冈,教宗保禄二世亲予接见,然后并赴美国万佛城参予传授三坛大戒。(此次亦任副团长,团长厐德明主教。)
  民国六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代表佛教出席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反共联盟会议”,出席者计有首席代表姚淇清,代表林挺生、连战、杭立武、刘正原、潭瀛、吴炳钟、顾毓瑞、陈雅鸿、翁迁龙、释悟明……等十七人。这是悟明上人在台湾三十年的大事纪要。


  八、谦怀若谷,精神不老
  真华法师曾在一篇文章写道:“~~我与悟师相识已有十六年了,因为彼此都是北方人,又是同乡,相处的时间要比一般人为多,对他了解也较一般人为深。人家批评他‘读书不多,是个交际和尚。’他从不否认。但他曾向我恳切的表示过:‘我好交际只是希望为佛教搭一座通往社会的桥梁,不是为了想因此提高自己的身份,或者有其他的目的。’接著他说:‘至于人家说我读书不多,这也是事实,这实在是因为环境所使然,不是自己不欢喜读书。’民国五十四年他创办海明佛学院聘我为副院长,住在海明寺的时间很多,我为了想证实他说的两点,时常注意他怎样在交际中能‘为佛教搭一座通往社会的桥梁’?又怎么个‘欢喜读书’法?有一次某显要携眷乘著豪华的汽车到海明寺拜访悟师,我被邀叨陪末座,静听他们宾主交谈。只听那位贵宾不时忽然而天也、忽然而地的,提出高深的问题请教悟师,我在旁边坐著确为悟师捏一把冷汗!心想:‘如果他答覆不出,多倒架子?’但结果我这种担心成了多馀。只见悟师笑吟吟的,不慌不忙的、有条不紊的、轻描淡写的、为客人解答问题,如遇到艰深难解的,他会很得体的引一个比喻,说得维妙维肖,怀念到好处,使听者心悦诚服的点头不已。还有,他那种不亢不卑,和蔼亲切的态度,和他那种不高不低,抑扬有致的谈波士顿,也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还有一点更难得的,他不管跟客人谈什么问题,结论总是归纳到佛法上去,使听者在不知不觉中,生起一种‘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之感!等客人走后,我对悟师说:‘今天如果是问到我,我一定会涨得脸红脖子粗,左右而言他了,而你竟能够从容不迫的引喻说譬回答他,佩服!佩服!’他说:‘你不要给我戴高帽子吧!我要不是昨晚看一点书,不是照样出洋相?’‘你昨晚看书?’我惊奇的看著他。他说:‘是的。我不管如何的忙,每天晚上都是要写一篇日记,看一点书,才去睡觉,这已是我三十多年的习惯了。’我听他这么一说,才忽然想到一件事来,我在海明寺住的房间与悟师的房间门对著门,中间仅隔小客厅一间,彼此喘大气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晚上我也有个看书的习惯,常常听悟师在房间里不是忽然‘嗯’一声,就是忽然‘噢’一声,这种‘嗯,噢;噢,嗯’的声音听惯了,也就不以为奇了。今天听他说每晚都要看点书,我才笑著问他:‘怪不得每晚听你在房间里嗯,噢;噢,嗯的;看书静静的看好了,为什么要常常嗯噢噢嗯呢!’他听我这么一问,不禁哈哈笑了起来,笑后他说:‘我看书每到不懂的地方,不由的就嗯一声,等到把它了解了,又不由的噢一声,嗯代表疑问,噢代表了解,不料我的秘密被你听得这样清楚!’悟师还有个优点,就是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从我知道了他的‘秘密’以后,他看书看到疑难不决的地方,他会毫不疑迟的抱著书本跑到我房里,先来一声‘请问你老兄’,接著就把疑难不决的问题指给我,尽管我知道的比他更少,一个问题经两个人反覆的研究几次,得到的结论往往也感到很满意。
  “最后说到悟师的‘密行’。所谓‘密行’,就是少有人知的行持,有些人以为悟师的和赤散漫不拘小节。可是他那种‘锲而不舍’的修行工夫,却少有人知。说到这儿据我所知,他的恒课每天除持大悲咒一百零八遍,念观音圣号若干声外,并于每时期日早晨在海明寺大殿亲自领众拜大悲忏一堂。其他如每年举行弥陀佛七、每月主持放生会、每日随缘利他,你能说这些不是修行吗?”
  九、七十长春,自由自在
  今年七十一岁的悟明长老,由于终身持诵大悲咒的工夫,与念观音圣号、静坐的薰修,每次亲近他,都感染到一片慈祥的光辉,令人心意和悦;彷佛悲悯的观自在菩萨,亲来人间。
  他老人家虽然七十多岁了,但身心康泰,他的心灵无时不与他的大悲神咒合而为一。
  我们平凡之人,全是肉眼,怎样也看不出他的不平凡来。他总那么随缘投身人群,以“平凡”来随缘济世;他总是那样一团自由自在,让人们觉得,他在的地方,彷佛一阵和风,无瞋无爱……。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十一、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

                           花莲慈济功德会的缘起与成长



       一、初访静思精舍
  民国七十年十一月,一个密云布天的日子。我和台北颜宗养居士到达花莲,初尝化回铁路莒光号火车的滋味。台湾的环岛铁路,到现在为止,还有南台湾屏东县的枋寮~~台东这一段一百公里左右的缺口等待“接标”,如果一旦接标的话,那么你人全岛任何一个点上车,便可巡回三万五千平方公里的福尔摩沙一周。从一个观光客的眼睛来看,有了环岛铁路,可以使自己的眼睛,多灌些椰雨蕉风,多映些红男绿女,多看些明山秀水;但是从一个经济学观点来看,这个土是环型的铁道通了,全岛在一瞬眼间,便压成了一个现代模式~~到那时“飞快车”票一张在手,“知本温泉”,也就是“台北温泉”了,而且,这里的三千九百万的人民,在生活需求上,现代的意识上,都也变成了一个味觉了。当民国六十九年,台北到花莲“自强号”、“莒光号”接通之后,花莲马上“苏醒”过来,彷佛一个农村少妇,突然间容光焕发,于是台北到花莲的这一条铁轨上的火车,变成了供不应求的火柴盒,而登上火车的“台北花莲人”,一个个被压成了火柴棒,而他们大气层争的,祗是要换一换台北的污浊空气与嗅一嗅东台湾乡野的泥土香。
  第一次坐这种分秒必争的“现代火车”,三个小时十五分钟,到了“花莲新站”,这个站比台北的伟大火车站,要舒坦多了。我们下车,搭上一辆“的克”,一声“功德会”,那位[看来是阿美族]司机老爷,驾著他的裕隆二二00,十五分钟之后,经过上美仑、加里弯、北埔~~我二十年前曾经栖息徘徊的地方,到了新城乡的“康乐村”,由“苏花公路”转入一条向秀林乡(山地乡)窄窄的柏油道,行了五百多公尺,再向田间的椰林,便停在一座洋灰色的建筑物之前。……二十年前的花莲,天翻地覆,在“花莲人”的眼前,是看不到的。而我这个孩子开花莲二十年的“异乡人”,便一下子凝结了。在十五分钟,约十公里左右的路边景物,我嗅不到一丝旧日气息。除了飞机场,一切都已成了无奈的“影尘回忆”!
  我们下车后,拿出照相机,先到这栋房舍周围拍了几张外景,踅过一个圆形花圃,进了觌面耸立的“静思精舍”大殿(这座大殿面积有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三十多坪),大殿上,正面供著一尊一公尺多高乳白色的释迦牟尼佛,右边一尊是同色的观世音菩萨,左边一尊是地藏王菩萨,清净庄严。我们拜佛之后,有位比丘尼师问我们来自何处?我说是台北来,要拜访“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
  他便把我们引到在殿后面一栋比大殿还略大的寮房前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久已敬仰的佛门大备比丘尼、静思精舍住持、“佛教慈济功德会”会长、看来清净无尘、清癯淡泊的证严法师。


  二、故园旧事如梦
  进入静思精舍寮房的客厅,里面有几位居士正在为他们的“慈济月刊”做发行工作。客厅的四壁,挂满了从民国五十五年以来,历年政府贫发的奖状、奖牌、匾额,还有总统蒋经国先生、前副总统谢东闵先生,以台湾省政府前主席林洋港先生到精舍来参观、与证严法师合照的大幅照片。我与法师寒暄片刻,便展开了我们的“历史性”访问工作。
  证严法师,故乡是台湾台中县清水镇,她在幼年便承嗣给自己的叔父,因此,以叔婶为“父母”,随父母移居到现在台中县的首邑丰原镇。法师生为长安,俗名锦云,因为她的父亲在台中市、丰原、清水、潭子等地经营“戏院”业务,事业忙碌,法师在未满二十岁时便分劳父亲,参予事业,同时协助处理家务。
  现在先回到法师的幼年,住在清水的时候,正当“中日战争”每逢空袭,听到警报便跑,当时有人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同时清水的一些神佛不分的庙中,也供观世音菩萨,于是到民国四十一年,法师十五岁时,母亲罹患病~~胃穿插孔,须要开刀;当时开刀是很危险的事,因此,在母亲病中,便虔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为母亲消灾,并且发愿,如“母亲病能好,愿减少自己一纪十二年的寿命,同时开始素食,为母亲增寿”。在发愿时,一连三天,做同一样的梦,梦中~~“见到一座小型佛寺,中有大门,两边有两个小门,殿中有一尊大佛像,一张竹子做的床,放在佛像旁边,妈妈便在那张竹床上,而我正在旁边搧火,为妈妈煮药。这时忽然听到一阵风声,从小门那边传来,同时一朶白云,幽美地、缓缓地飞近,云里坐著一位美女。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她从瓶中倒出一包药,也没有说话,我跪下来,伸手接下了药,那个美女的影子便慢慢地消失了……。”
  “我将那包药打开,把药放进瓶中,便喂给妈妈吃了!”这三天晚上,梦境完全相同,彷佛同时看一场电影,后来妈妈没有开刀,病便好了起来。
  从此,她便开始“素食”,虽然“素食”,但她对“佛法”并没有印象,祗是出于一片纯孝而已。
  过了五年以后,她的父亲五十一岁时(民国四十九年),有血压高的倾向,六月间有一天,头突然痛起来,父亲的病似乎开始发作。但是他突然说:“今天我们父女一同吃素好了!”然后,父亲先出门,到“光华戏院”办公室去,她稍后便跟著去了。父亲到了办公室,躺在沙发上,直说“头痛”,她便派人请特约医生来量血压,血压很高,医生打了针,过一会儿,血压已稍稍下降,便通知家里三轮车工友(那时家中自备三轮车,还没有自用轿车),用车子把父亲接回家,等到家门口下了车,父亲已走不上去了。她把父亲扶著,到家里已不能讲话了。再请医生来诊治,医生说:“如果不移动就好了!”隔了一天,父亲便溘然长逝。因为父亲之死,给她的打击至深,她深深后悔“自己为什么出主意叫车夫把父亲送回家,使他受震动,结果脑部溢血逝世……”她一连昏昏沉沉好多天,心已碎了。“不知父亲现在那里?”她整天地想。有一天外祖母看她这样,心中很优愁太去问一个乩童,他说“父亲关在枉死城内”。
  从此,她念念不忘“父亲在那里”?当时,妙广法师在丰原寺讲“地藏经”,有人要她去听,她没有去,那时她根本不知佛法是什么?
  有一天,她骑著脚踏车到丰原寺,法师拿出一本“解结科仪”的书,要她回去看,就知道父亲在那里去了。
  其实,书中并没有说什么,祗说,“人,有生必有死”。
  后来,她有一位友人,也到寺中,告诉她说:“锦云!你不能如此痛苦下去!你放心,我带你到慈云寺,去拜梁看忏,你就知道老伯的去处了!”从此以后,她便天天往寺里跑,并且想到弃俗出家。
  “人,为什么要出家呢?启发出家的念头是什么呢?而自己身为长女,应协助主持家庭大计。母亲多病,弟妹幼小,父亲去后,身担内外一切事务,凭什么理由弃俗呢?”她反复地想。
  有一天,她到市场买菜,嘱托卖菜人把菜送回家去,她自己顺路转到不远的慈云寺,拜见寺中住持法师。


  三、鹿野云山寂寞
  到了慈云寺,找到住持修道法师,便问:
  “那一种女人最幸福?”
  “能提得起菜篮的女人最幸福!”法师说。
  “奇怪了!我天天提菜篮,为什么这么苦?”
  “你想通了再来!”法师说。
  回去之后,藏月如恒。每天早晨还是亲到市场买菜,然后处理家务、商务。但是心头萦绕不去的,依然是那个老问题:“是不是一个提菜的女人,钱包里的钱,可以由自己全权支配,便是幸福?”法师说的话~~我很怀疑,这种人就是幸福?~~我想,女人并不单单有权处理自己的钱包,不必单单为了一个家庭;她应该也可以和男人一样,承担起社会责任!~~假如有一天能出家,把这种参与社会的悲怀推广到整个人类……我想每个人‘爱家’的心,扩展到爱社会,爱众生~~这算不算幸福?”
  由于这种心理,推动了她,想投身佛门,透过佛法,承担男性所能做的事业。但是,在“家”里,却无由这样做,她因此郑重地兴起“出家”的念头,虽明知母亲绝不会答应,幸好家庭环境充裕,她想到独自离家,投身到天涯海角的寺院,去寻求皈依处。
  记得民国四十九年的秋天,透过慈云寺法师的推荐,不辞而别~~上了火车,直抵台北,转赴汐止的“静修院”承院里的老师收留下来,还住不到三天,便被妈妈跟踪找到了,祗好跟著她回家。~~这是她第一次离家出走,弃俗不成。
  过了一年,民国五十年夏秋之交,农人们还在秋收,她买好菜,到慈云寺,寺里有稻田,师父们都要割稻,他们问她~~要不要去看他们割稻?
  她突然想到慈云寺里的那位法师,曾经在日本待过,回台之后,对佛教的生活方式很难适应;因此,她这时对于“佛门的经忏生活”,也同样不满,她郑重地自誓:“假如有一天我能出家,我要改变出家的生活环境,建立出家人的人格尊严。”
  她的理想是:
  一、当我无法兼善天下,坚守“自力更生”的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规范时,决不接受人供养。
  二、当我可以兼善天下时,要把佛家精神推展到社会每一阶层。
  她同慈云寺的师父们水乳交融,参加了他们,在一起割稻。那位法师突然问她:“你要不要出家去?”
  愕了一会儿。她想:“第一次在汐止出家不成,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吗?”
  “要去嘛~~就现在!”那位法师说,这时她们在台中与丰原之间的潭子附近田里。“好~~就现在!”她说。“一切身无挂碍!”其实她此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什么都没带。
  那位法师匆忙回去准备了自己的衣物,坐了三轮车,赶回来,她则由田地里到纵贯公路上等待,二人在路边招呼站相会,一同上三传轮车,直奔台中市火车站。
  到了车站,那位法师问:“北上?南下?”
  “那边火车来赶那班~~由命运安排。”
  结果来了一班南下高雄的火车,她们到了高雄,然后像随缘的流水,又转公路局班车,直往台东。
  原来那位鼓舞她弃俗出走、而与之“偕亡”的法师~~她的俗家二哥住在台东,她们到那里暂时落脚。
  到台东第二天,她们在火车站,竟然巧遇她父亲生前的一个朋友,一看她与一位尼师为伴,觉得很惊讶,知道她可能要出家,就问:“孝女(丰原有很多人叫她“孝女”)!你妈知道你来台东吗?”
  当下她就撒了妄语~~“我出来玩的!”
  那位老伯霎霎眼,便跨上摩托车,飞出去不远,忽然又转回来,说:“你妈当真知道吗?~~不要像以前那样吧!”糟了,她支吾著一阵子,把那位前辈弄走了,觉得台东住不下去,到那里呢?她们一僧一俗商量:“由火车来决定吧!”当时有一班开往“鹿野”的车,她们随车到了鹿野,犹如一对“孤魂野鬼”。


  四、知本落魄归人
  鹿野,在民国五十年,还落后得很,车站下面三两间小店,一问村人,这里有没有寺庙什么的?他们说“有”。鹿野村山坡上有庙。她们上了山,找到的却是一间日人遗留下来的“神社”,风景是幽美的。这神社其实是“王母庙”~~花莲慈惠堂的分坛;可是小得不能再小,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连灯火都没有;其中有一男性庙祝问她们从何处来?法师说:“~~来处来,到这里挂单修行!”因为鹿野村的村民,喜欢“唱念”经忏,村民便留她们下来,住在这个小小神社中,闲时念念经,教教唱。
  这里固然没有灯,连自来水也没有,修“苦行”倒不缺乏条件。
  她们安身下来,不纳村民供养,白天到山上采些野生菜回来煮水吃。九月是花生收获季,她们也到田间,拣农家残留下来的花生,何况,田里还有地瓜可捡。住了两个月,天却渐渐冷了。而两个人祗有三件“僧衣”,交换著穿。这时她身上已换了僧衣,但一头长发,却像一个打完佛七的女居士。
  这样的日子,因为衣单被薄,苦起来了。
  有一天修道法师发了胃病——她身体很弱,看看不行了,一天天亮,她说:“这样不行,我看要去台东买点油来,润润肠胃吧!”即把随身带著的一条白金“镶钻”的项链向村妇调借三百元,到台东,恰巧又遇到法师的两位出家徒弟来找她们的师父。被她们看到了,祗好带著她们,买了点花生油,一同到鹿野。她们这一餐吃了白米饭,很兴备。徒弟要师父和她们一同回去。
  “我们要不要回去?”法师说。
  “没有一个结果,我绝对是不回去,——你身体不好可以回去。”她说。
  “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法师也不忍弃她不顾。
  第二天,那两位弟子,其中一位陪师父到台东买食物,一位留下来和她作伴。她们回来说,在车上遇到一个奇人,住在台东都兰山上,山上有大蛇、有仙人、有石崖,石上有裂缝,人手仅仅能插进去,但是如果你诚心求仙人,你是个胖子也能挤进去……。
  她们听了像是神话,居然决定第二天拂晓到都兰山去访“仙人”。师徒僧谷四人,天刚亮到一个叫“稻香”的小站,与那位“奇人”和一个老人会合,从稻香过一条大河——两公里宽的“新武吕溪”——水深到胸部,他们在法师的“鼓舞”下,手牵著手,结成一条线,口里念大悲咒,居然渡过了大河,上山,走了十个小时,看到一棵榕树,树干挂下来的“气根”,垂到地面,长成粗如碗口的藤茎,树荫盖覆了一公顷的地面,而找不出真正的树根部在那里。
  那“奇人”身上带著蕃刀,使人心里发毛,于是,法师出个主意,把那把“蕃刀”哄到手,一路见爬藤砍爬藤,见茅草斩茅草。他们六个人到深山之上,真的看到两间草编小屋,有两个“野人”祭天。他们谁也不是仙人,不过是从中部来的两个流浪汉,在山中采药草和藤子出售维生。
  在山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山走大路,直下都兰港,上了公车,抵达台东,人们看著这一羣人,尼师手持蕃刀,女孩披头散发,一身山野擦撞的狼狈,山里的妖魔一般,到了法师的二哥家里,那个二哥把每人大骂一通,说:“你们回丰原去!否则到知本清觉寺去住,我贴你们米粮,不要再到鹿野那个鬼地方去流浪啦!”
  她们觉得无理可说,祗有回鹿野取回一点东西,又移居到知本的清觉寺。


  五、似曾相识旧地
  那位法师的两个弟子回去了,她们把“她的消息”传给她的母亲,结果,母亲和伯父找到知本清觉寺,硬要逼她回去,她坚持不回去。
  妈妈说:“你要不回去,我也跟定你了!”
  她宁死也回去!最后,她向母亲要了三百元,由伯父陪她到鹿野赎回那条“钻石项链”,并把随身的金饰,统统交给了妈妈,祗留下手表和大衣,孑然一身。母亲只有哭回丰原。
  在这一年年底,她们还住清觉寺,也认识了一些信徒,介绍她们不妨到花莲去看看。因此,她们两个又收拾衣单到了玉里的玉泉寺,挂了几天单,为了找个落脚处,再转到花莲。
  冬天,十二月间,下著毛毛小雨,也不知花莲有没有寺庙可供挂单。她们下车后,找了一辆三轮车,问车夫有没有一间“东净寺”?车夫也不太清楚,并且,车帘是放下来的,又看不到东西,正在摸索中,到了一处山坡地,路很陡,她们祗好下车,在后面推著三轮车上山,在朦胧中看见一间小客房,一位老菩萨慈悲,拿著干毛巾给她们擦擦头脸,与她们闲聊,并提起花莲的许聪敏老居士第二天要到天祥“看地”,要盖一间佛寺。她们经过介绍,到许老居士家,一叙起来,原来许聪敏老居士是台湾月眉山“普”字辈的德融老和尚弟子,而修道法师是“普”字下“修”字辈的出家人,竟然是“同门”,因此叙来非常亲切。翌日,她们与许老居士去了太鲁阁、长春祠,经天祥回来,修道法师生了病发高烧,许老居士为她请医生也看不好。这时她们都感觉“很累”,现在还是没有根的浮萍。“好累——闭眼就看到许多无手没脚的人。……”法师说。“这样,你发愿为它们念‘地藏经’——讲一部‘地藏经’吧!”她说。修道法师便在心里发一个愿,睡了一觉,身体不由得轻松了起来。
  在东净寺里,照顾她们的那个老太太是台东人。提起台东,说那儿有一间佛教莲社,须要人宏法,便由老太太推荐,她们在东净寺里住了不到七天,便迳奔台东佛教莲社。她们便在台东住了一段时期,而修道法师在台东颇有法缘。
  然而她们曾在花莲发愿,要讲“地藏经”,在台东宏了一阵子佛法,又转回花莲许聪敏居士家,想去太鲁阁,但是环境太复杂,于是许聪敏老居士说,“秀林乡”有一间小寺——普明寺——供地藏菩萨——是不是可以住?这间小寺是老居士他们发心建的,她们可以去看看。
  她们到了秀林乡佳民村(距现在静思精舍祗有二百公尺)普明寺,正逢落成典礼。她忽然感觉很亲切,似曾相识,好熟好熟——想一想,原来这就是八年前她为母病祈求而连续三夜梦中所见的小庙。到了这里,心里的一切都落实了。要出家就在这里。她们俩决定暂住在花莲许家,随缘讲讲佛法,就这样在花莲待了下来。是民国五十一年,适逢许老七十岁。但修道法师的身体很坏,丰原的徒弟来信要她回去,而她还没有师父,也没有出家,还是坚持不回去!
  修道法师说:“许老的德望很高,你不如仍暂住他家,私淑为师吧!”就这样,许老为她取了个法名——“修参”,她勉勉强强地被安置下来。这年冬天,自己落了发,现“沙弥尼相”,于是和她在东部流浪年馀、患难相依的修道法师,终于回到她丰原的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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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4





            六、皈依受戒修行


  民国五十二年二月台北市临济寺要开坛传戒,她请求许老在秀林乡佳民村的地藏殿(普明寺)后面修一间小屋,以便她受戒之后去挂单修行。
  她在开坛前一天到台北住在菩提讲堂,然后到临济寺戒坛报名,当时是净心法师(中佛会理事)负责登记的,问她:
  “你师父是谁?”
  “——我?没有师父啊!”
  “没有剃度师怎么能受戒?”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剃度的师父……这样真的不能受戒?……”
  “依法是不成的。”净心法师说。
  既然受不成戒,又回到南京西路的菩提讲堂,讲堂里的慧音法师说:“白忙一趟,你好可惜啊!为什么不找一个师父嘛?”
  她说:“师父——待我慢慢找。找不到——我宁愿回去再静修一番。现在,我要买一部‘太虚大师全书’回去读。”
  慧音法师说:“啊!慧日讲堂那边有,我带你去!”
  她们到龙江街的慧日讲堂,首先拜见了印顺长老。印老说:“是新戒子吧!”
  “因为没有师父,没法子报名。”她说。
  “好可惜!”当时管理图书的常觉法师在一旁惋惜,并且拿了钥匙到书库,去包装“大师全书”。此时,把书包好,刚好上天布施一阵大雨。讲堂住持印海法师说:“我叫一部车子,送你们回去!”
  她心里实在不想回去,便瞅著慧音法师说:“拜托你啦!请你向导师说——我要拜他为师啦!”
  慧音法师道:“——导师是不收徒弟的。他到今天祗收四个——那是个最高数字吔!”
  “你就说说看吧!拜托!”
  刚巧印老从丈室出来,慧音法师走向前去,向印老说——这个自己削发的女孩要拜他老为师,而当时她就站在慧音法师的后面——听得清清楚楚。印老看看她,点点头,竟然默允了,真是喜出万分。
  印老说:“你要拜我为师呀!我们因缘很特别,我看时间来不及了——但是既然出家除外要时时刻刻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会!我一定会!”她心里说。印公马上为她写了法名——“证严”字“慧璋”,又行了简单的皈依礼。此时距受戒报名截止时间,祗剩下一个小时。
  随后赶急到临济寺报了名,顺利地受了三十二天比丘尼具足戒。
  回到花莲,住进了佳民村地藏殿后的小屋,就在这里开始拜“法华经”,研究法华教义。并且每天诵“法华经”,每月写“法华经”,写完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再为众生回向。但是生活很穷苦。因为“不受供养”,常常坐车到花莲的三两元公车费也无著落。而每次供佛、回向,没有果也没有花。即使如此,她依然每天凌晨一时就起身早课,燃臂供佛,一连几个月。
  这里山地乡村的人们,有一天夜晚,看到这间两坪大的小屋子,油纸顶上布满了光。对面派出所的主管太太晚上起来,从厕所的窗户透视小屋顶上,天天都是光,而且每个月有一天特别亮,像三盏电灯光一般,纵横排列。那就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一时前后,山地人都说,那间小屋里有妖怪。小屋子放光这件事,惊却了派出所的主管巡官。有一天傍晚,民家开灯时,他走到小屋来,找证严法师:“修参师!你出来一下,把灯关掉。”她出来以后,黄巡官派山地青年到山上,把营地的灯火也关了。
  她非常诧异,问黄巡官:“有什么事?”
  他说:“你的小屋上一遍火光。”
  这时,她才恍然大悟。但是她自己还不知有这回事,当她回头看自己的小屋,屋角边缘纵横都是光芒,门的四边也不光放射,连自己都惊讶得呆住了。
  当时很多人好奇,对出家人尤其带著神奇的目光,她从这一年(民国五十二年)五月间住进小屋,日令一餐,读经拜佛,燃臂修道。因此有人对她生奇怪。


  七、一个贫女悲剧
  此时普明寺住著一位老太太,是花莲电力公司平副厂长的老母亲,信佛虔诚,对证严法师很护持,别人来“看”她的时候,老太太便出来挡驾!因此,外人越是看不到她,越是扩展乡人对她的玄奇感。
  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普明寺地藏殿的信徒都来礼拜,人很多,平老太太到“静室”来,告诉她,信徒把人家农作物都踩坏了,要求法师为信众讲一点佛法。
  证严法师在普明寺后面小屋(静室)的期间,起先是小屋放光,乡人惊为“妖魔”,同时,这座地藏殿本身原有一个管理委员会,除许老居士以外,还有些非正信的佛徒,认为她住在这里很不祥,妨碍他们的“风水”,他们不安心,向许老居士抗议,可是暗中的风潮,证严法师还不知道。
  到了九月间,台风来袭,小屋的竹篱院墙,被风吹倒,平老太太的儿子派车将妈妈接回去,叫法师同走,送到了许家,等风过后,老太太又用车把她接回地藏殿,发现竹篱又被南来的风吹正了,老太太说:“你看,连天都护持你,人为什么不护持你呢?”
  “我不愿为许老居士增加困难,还是离开这里吧!”她说。
  因此,十月间她回许家挂单,而反对她住普明寺的人,知道她离开,很高兴,马上派人到佳民村来拆证严法师的油纸顶小屋,谁知,一动手,一阵大风,刮得飞沙走石,那拆屋的人不敢再敲了,第二天又有个人出了车祸,小屋就此被保留了下来。
  证严法师此后,又由许老居士家移单到花莲的慈善寺讲“地藏经”,第二年四月间,到基隆海会寺“结夏安居”,七月间回花莲再度到慈善寺,她在这里因为讲经的因缘而结识了许多佛弟子。因此又有缘被请回地藏殿原住地,带著几位弟子殿后结伴修行。这是五十三年的秋天。
  她们一不赶经忏,二不做法会,三不化缘。她们自力更生——到工厂去拿原料来,加工打毛衣,把水泥袋改装成小型纸袋当作饲料袋。后来她们增加了婴儿布鞋的制作,以维持她们的常住生活。
  因为戒也受了身心也算有了著落,她也回过俗家,母亲已发愿要护持她修道、宏法、救世。
  民国五十五年,有一次她与弟子到凤林,在一家私人医院,去看望一位因患胃出血而住院开刀的信徒。因为东部医疗设备极差,人民生活贫苦,生病得不到良好的照顾,她的心底——“慈济功德会”的根苗,便由此而萌芽,她要为东部千万同胞,奉献自己的一切,来解决社会贫病问题。
  当她从病房出来,看到地上有一滩血,但是没有看到人。她问:“地上怎么有这么多血呢!”有人说:“是丰滨山上一个山胞女人小产,由她的家人们抬了八小时,到了这里,已经昏迷了,医生说要八千元医疗费,才能为她动手术,可是出地人钱不够,医院又不愿免费,所以他们祗好将病人抬走了……”
  法师听到这一段话,几乎晕了过去,“人与人间竟然这么冷酷!”她忍著眼泪,难过万分,她当时下定决心,要设法积钱来救人。
  过了不久,花莲海星女中的三位修女,要来地藏殿的精舍“救”她。原因是那三位修女每周日到山上传教,听说山地有几个女孩经常为法师提水,修女问她们:“你们常去那个小庙吗?你们引我们去救那个背弃上帝的人吧!”山地女孩问她可不可以引修女来,法师说:“好!”那三位修女果真到了普明寺后面的小屋,修女与“比丘尼”相见之下很亲切,她们谈人生、宗教、教义,同时辩论了起来,修女们认为人生空幻,正如佛教所说。但佛教对社会缺乏具体表现——最低限度,花莲的佛教没有具体表现。如果不做,像凤林医院那个女人的悲剧,不知还要有多少?
  本来,证严法师想在这一年离开花莲到嘉义去师父的道场——妙云兰若。
  大家听说她要走,情绪都很乱,除了平老太太,还有一位货运行的老太太都舍不得她离开,于是集合了三十位信众联名上书,挽留她。


  八、事业缘自悲心
  她向两位老人说,如不愿她离开花莲,就要让她做些具体社会事业,事业如有发展,便不离开了。
  证严法师便把“救世工作”的初步构想和她们说出来。
  她向那两位老太太说:“寺里六个人,做婴儿鞋,每一天增产一双,每双可卖台币四元,六个人可多赚二十四元,一个月多出七百二十元,全年可多出台币八、六四0元,有了这笔钱,就可以拯救像凤林那家医院小产昏迷的山地女人一命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实践我们的具体救济事业好吗?”
  老太太说:“那很容易!”
  除此之外,法师又要那些不让她走的信徒——主妇们到市场买菜以前,先省五角辅币下来,投入竹筒。于是,在地藏殿的证严法师号召下,全体三十位基本信徒每天可省十五元菜钱,一个月省下四百五十元,加上增产婴儿鞋每月七百二十无,那么一个月可得一、一七0元。
  主妇出门先丢五角在竹筒里,这件事在花莲各菜市场,很快传开来,从五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开始,马上获得强烈的感染,在市场辗转相传,如火如茶,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她们在五十五三月二十四日,正式组织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也就是证严法师每月“小屋放光”,诵“药师经”回几之日。她们收集的救济金,存入“功德会”名下,与她们的生活费分开,这一件具有历史的事业展开了。
  证严法师当受戒之后,本就发愿一不做“法师”;二不做住持;三不收弟子(也不受家人皈依)。
  但是,由于“功德会”的成立,参与者对证严法师牺牲无我、悲悯情怀,深为感动;因此有许多人都要求剃度,或皈依座下,法师为了“功德会”的因缘,只好订下自己破例接受皈依的两项尺度:
  一、凡皈依者,必须要做“慈济功德会”的成员;
  二、凡皈依著,必须实际负起“慈济功德会”的救济社会工作,而不能徒托空言。
  祗要接受这两项条件,法师便为之授皈依礼。法师这一尺度订下之后,座下的白衣弟子便急骤增加,“慈济德会”的工作,也因而获得大幅度的成长。
  “功德会”成立时的地址,祗有二十坪大的地藏殿(即普明寺),到四月初开始“救济”第一个孤苦无依、不能走动老人——大陆来台的林老太太。直到她列后安葬为止。第二个受救济的是一位青光眼开刀的妇人……后救济工作普遍展开;救济工作包括“长期救济”与“紧急救济”,他们所做的,都是“救人救到底”,绝不中途撒手,有始无终,因此凡受救济者均感激无涯。
  而救济工作的程度、方式、绩效,在日积月累中,也一再加以修正、改进、增强,所以得到各地贫苦同胞的普遍信赖!
  九、慈济功德远景
  现在,说到一件全省性的私救济事业——“佛教慈济功德会”,局促在秀林乡佳民村警察派出所后面不到二十坪空间的地藏殿(普明寺)里,地方实在太小。这里除常住的出家人做加工品之外,功德会要处理业务,包括每月发放救济米,同时每月二十四日有一次“药师法会”。在平时,法师不为任何人家赶“经忏”,和“请托诵经”,因而参加的人异常踊跃!
  所以,为了功德会的场地问题,证严法师第一次向俗家的母亲要求经济支援——结果获得母亲的同意,也就在这一年(五十六年)秋天,买下目前精舍的所在地四千五百坪土地,现在精舍本身占地一千五百坪,剩下三千坪成为精舍的预定用地。
  静思精舍的大殿是民国五十八年冬天开工,不到五十坪,大殿和右面厢房的工程,是以土地权状向银行贷款来完成,等到七年之后还完了贷款,再度和银行贷款,建筑了现在大殿后面的二层五址坪办公室及常住寮房。
  他们坚持著自立自强的原则,使“静思精舍”成为台湾全省“慈济功德”的象徽。
  而他们也在买地的同时——民国五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创办了四开报型的“慈济月刊”,民国六十二年八月五日改为十六开杂志型,到今天(七十六年十二月)已出版了二六七期。这份刊物除了刊载佛学论文,及有关会务报导,大部分篇幅以“帐目徵信”为主,并报导二十万会员的济贫建院绩效。
  现在这份刊物发行量已达十一万五千份。
  慈济工作,由于马上办、集中办、全效办;其效率非常高。他们在民国六十年秋天娜拉台风横扫台东大湳村时,第一次发挥了紧急救灾的迅速效果。当时证严法师在丰原,听到灾情报告,天一亮赶回东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集合三十多人,雇用一辆大卡车,把毛毯、被子、台币,运到灾区,配合当地人士,将受灾同胞的苦难减少到最低度。
  这种连续性、持久性、没有政府支援经费的“慈济”工作,使证严法师“心劳神瘁”,体力上受到极大的损耗。虽然,她把一切献给佛教、献给社会人羣,不化缘、不赶经忏,二十多年来,参与功德会的成员,没有一个人退却,她的精神感动了社会上千万的人羣,而千万人无条件地参与了慈济功德会,也深深地感动著她;但是她的身体累病了!
  在民国六十七年——她第一次发觉自己罹患“心绞痛”,便有同道好友劝她立遗嘱。这一年她才四十二岁——是功德会成立的第十三年。
  过了一年,民国六十八年,有一天夜里胸部又急痛,身上随时准备的心脏病急救药片,忽然找不到了,在寮房里,就这样昏过去了,直到大殿上早课完毕,她才在痛苦中醒来。
  她的精神几乎不允许好奋鬪下去了;这种病随时随地会使一个猝然死亡。
  功德会没有基金,而精舍里的出家众每天要辛劳地做工来维持最低生活,非常艰苦。她感到这种工作,彷佛没有源头的水,迟早有一天会枯竭。她想,必须为功德会找到一种“水源”。一方面,“人命在呼吸间”——这一次没有死掉,她为了慈济功德会的慧命,和无数的贫苦同胞,总想找一个长远的办法,建立一个能自己运转的机构,不需依靠“外援”,不必依靠她一个苦行比丘尼!
  于是,民国六十八年夏天,她的师父——印顺长老,由西部来花莲渡夏,她把这个构想提出来——要办一座东部最大、最完善、设备最优良的医院——“佛教慈济综合医院”!
  其筹建医院的基本原因是:
  一、东部(花莲台东一带)缺少一间完善的医院:东部同胞有重病,因当地医疗单位设备不足,祗有往台北送,但是许多人都因为时间耽搁,结果使病情恶化,而回天乏术。
  二、一般贫民都要送到ji 督教医院及省立医院,急病治好后领出来又无法休养——功备用会祗能救于一时,不能救到底,因此佛教也需要一间医院,可以办理“全部济助作业”!
  三、为”功德会“的本身,须要这样一种机构。
  四、将来医院完成,可以解决经济枯竭的问题——而不再需要外援。
  这件计画一经在“经济月刊”上提出,并经社会报刊发布,第一个响应的,是东海大学的陈烂晖教授(亦即现在慈济医院的荣誉董事)——捐助了十五两黄金!


  十、国家领袖光临
  从六十八秋天到现在,八年来,经过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报刊的发布,政府各级人员有全力照顾——尤其是现在任司法院长林洋港,当时在任省政府主席,对发大悲心的证严法师,多次亲自于电话中,给予全力支持与勉励。参谋总长宋志上将,也亲自到花莲为医院那地勘察过,最后,在当时林洋港主席的支援下,以慈济基金名义,历经数月的辛苦沟通,民间、官方多交涉,分别向民间几十户地主及官方承购位于花莲市郊国富里山边占地约九公里顷的一大片平原。
  并于七十三年二月五日在真华法师主持之下,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李登辉先生莅临破土。这时八亿的总工程费只筹到台币约三千万。
  破土前一天,李登辉先生莅临佛教慈济功德会本会——静思精舍参观用膳,正逢全省慈济委员为全省贫胞们准备冬令赈济品。
  当登辉先生目睹本会为每一户每一口的贫胞,细心的准备了衣、食、用品,并依地区户别,分别装袋、装箱、打包,再由货运分送各地,由当地委员将这一份份年节用品转磅到贫户手中。这位前台湾李主席赞欢地表示:政府做的社会工作,还不及你们的周全啊!
  当晚,登辉先生在全省委员代表面前提出新台币三万元,并满心欢喜的对大众表示:“从今天开始,我也是慈济会员之一了。”
  本身笃信ji 督教,一再公开表示退休后将任牧师,来为上帝的子民解决心理问题的李登辉先生,在多次接见证严法师时,再度表示,每一个宗教都是以爱为出发点,行善不分宗教,并一再表示:认识慈济之后,对正信的佛教,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在破土大典上,登辉先生,鼓励会中来自全省数千位关心热爱慈济的委员、会员、代表说:“万里长城是由一块砖开始……”这句话至今馀音犹存。
  在同年三月间,有一天证严法师突然接到军方通知:“慈济医院土地另有他用,请暂缓使用。”这一睛天霹雳,让证严法师数日不眠不食,万念俱灰。一来为佛教、为众生的千秋大业,眼看又成泡影;二来如何向当时三万多位热心护持慈济的善心大德有所交代?
  于是当即吩咐工作人员总计已收到的建院基金一一列出明细表,一旦建院不成,将每一笔净资悉数退回原捐款人。
  李登辉主席获悉建院土地发生了枝节,当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实地勘察。而当时已调任内政部长的林洋港先生亦多次去电慰问:“法师!我会为你解决土地——这祗是时间问题,请法师身体保重!要做的事还很多啊!”
  同时,林洋港部长电话与宋长志上将连络:“民间有意作公益事业,政府应鼓励支持。”在各方首长及花莲地方政府、仁绅的多方协助下,终于由证严法师觅得位于花莲新火车站后、未来大花莲都市计画的中心点,隶属水利局土地约二万多坪,由省府以“政策性”方案裁定,让慈济金会购下产权,并于七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由林洋港部长与慈济基金会主任委员印顺长老联袂为慈济医院主持动工大典。林洋港部长并于大会上当众提交新台币二十万元,护持建院大业。
  慈济综合医院,上到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前副总统谢东闵、前任副总统李登辉、前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前省政府主席林洋港,以次还有前花莲县长吴水云他是长期捐款者、议长王庆丰,都给予莫大的支持与赞助!
  总统蒋经国先生在民国六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到花莲巡察,十九日下午三时五十分,由秘书箕马纪壮、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沈昌焕、花莲县前县长吴水云陪同到静思精舍访问,总统对“功德会”十多年来办理“济贫救病”的慈善事业,卓著绩效,倍致嘉许。
  总统到精舍门口下车后,精舍全体工作人员热烈欢迎这位国家领袖光临。
  总统问证严法师:“你是何时来花莲的?”
  法师说:“已经二十年了!”
  总统又问:“慈济功德会的业务做了多久?”
  法师说:“已经做了十四年。”
  然后总统由法师引进精舍会客室入座,并详细垂询功德会的业务概况。
  下面,是他们两位的问答。
  总统:“慈济功德会的救济对象都是些什么人?”
  法师:“祗要有‘困难’的人,本会就救济。救济包括‘长期救济、急难救济、风灾火灾救济、紧急贫病重症救济、医院治疗……’。在花莲市区同时设立施诊所,从事议诊及施药。长期救济主要无依老弱、贫病、鳏寡、孤儿为主。……”
  总统:“救济的地区范围多大?”
  法师:“救济地区包括全省各地低收入同胞,离岛的澎湖也有分会。目前受功德会长期救济者有六百多户,二千多人。直接负责工作的委员有一百多人,会员二万多人。”
  总统:“你们用什么方式救济?每月要开支多少钱?”
  法师:“每月发给长期救济户食米和现金,同时按月固定日期发放。花莲地区附近贫民到本会领取,其他县市、乡镇到各地分会或由地区委员处领取。每月开支救济金额一百多万元。”(目前已超过这个数字若干倍。)
  总统:“你们的经济来源从那里来呢?”
  法师:“(将慈济月刊的徵信部分翻给总统看)——由本会各县市的慈济委员,向各地会员徵求捐助。各委员均为义务职,除了奔波劝募救济经费之外,也负责调查被救济者的资料。委员——是本会的支柱,劳绩也最大。”
  总统:“什么资格可担任委员?”
  花莲县长吴水云代答:“据知各阶层人士都有,祗要是热心慈善事业的人。”
  总统:“参加为会员要具备什么条件?”
  法师:“凭自己经济能力,每月捐资多少不拘,只要有爱心,便有会员资格——例如吴县长每月捐五百元,也是本会员之一。”
  总统点头,说:“——真了不起!”
  总统在精舍内坐了二十多分钟,然后步出大门,并要精舍各位法师、居士和他合照一张照片留念。
  最后总统知道精舍的法师,都自食其力,耕作农地,从事手工业加工,赚取生活费,对信众献出的供养金,也移作救济基金,因此,很赞欢地说:“你们真了不起,为社会做这么多事,实在辛苦!”
  “你们对那些可怜的人,要当作自己人;对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帮助他们啊!”
  大家都回答总统:“我们会这样做……”


  十一、万众一心救世
  慈济功德会在证严法师领导下,承担救济责任的委员到今天(七十六年)底为止,已将近一千位,会员已超过二十万人。
  慈济的千万道侣在默默中为“慈济功德会”展开慷慨捐输与影响社会的工作。
  功德会创办从民国五十五年开始,到今年已进入二十一个年头,为社会付出“救急救贫”的资金,达新台币数亿元。
  功德会起初的“济贫、济病、济急”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善款,是一角、一元的聚沙成塔,“善行”是从“涉小”处着手的。五十五年度的善款收入祗有台币二万八千七百六十八元,到七十六年度的善款收入已达新台币一亿八千馀万元。累计总额六亿四千馀万元,其成长率达六千二百五十七倍,可见我们的社会,依然是同情多于冷漠,热情重于淡薄。但是,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大悲大愿心肠的人来领导,和一个建立在永久基础上的机构,才能为社会带来永不中断的福社。
  “慈济功德会”的领导人证严法师,和她的支持者,是如此地点着他们“萤火”般的光,却有心想照亮黑暗的人生坎坷面。
  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从一个民家小女子,到一个出世的比丘尼,孤伶伶地,起初连生活的着落都没有。到今天,由于她秉持佛陀的悲心,从实践理想,来展示佛门救苦救难的大愿大行,引起社会的广大同情与共鸣,同时参予她的行列,由寸丝片缕的救病救贫,到大规模全省救济,建立全省救济网,同时建立起他们东部最大的“佛救慈济综合医院”,得到海内外同胞以及宗教界师友的支持,完成她的救世大愿!慈济医院已在民国七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以“集腋成裘与众志成城”的伟大景象,巍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证严法师,现值中年,但是她由于常年辛劳,罹患了心脏病,每天救急药不离身,她不顾生命,“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追随她的二众弟子,每日忙碌于“加工品”的制作工作,真正地实践了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佛门自立更生的明训,这种大丈夫、奇女子的志节与操行,这种伟大的冰雪精神,“匹夫而为天下法”,“弱女而为百世师”,我们怎能不寄予崇高的敬意!


  十二、道侣向往之乡
  民国七十五年三月天。
  正好像许许多多的”慈济道侣“,从台湾各地风尘仆仆,有如游子归乡一样,我又来到了四年以前曾经瞻仰过的花莲青山绿水和幽隐得不沾人间烟火的静思精舍。
  它彷佛在梦魂中,出现在花莲的清朗穹苍。
  别离了四年零九个月,而花莲迷漫于细雨中的大地,清丽得犹如荷塘睡莲,我们由台北来的这一行人,由慈济委员柯美玉居士引路,驱车来到这里——我们走进了“慈济医院”母体的摇篮里。
  静思精舍——还是那样的简朴、乡士、沉默;它的面貌,就好像不可能是一桩艰辛、伟大工程的缔造者;它怀世界上这么多绚丽辉煌的丛林道场并肩而立,几乎是微不足道。除开在它的右侧土地上,添设了两层云水寮房,它的形象依然如故。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其实,人生在这一段岁月里,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在灰灰淡淡的佛殿前脱了鞋子,走进去向三尺多高的象牙色释迦佛顶礼之后,再悄悄地退出来,由佛殿右首就转到后面的中庭,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几位年轻的比丘尼,在一间工作房里操作着几架现代化的织布机,在机声轧轧中,她们正为一打十八元工资的婴儿尿片加工。走进工作房,我向她们虔敬致意,然后再穿越中庭,进了办公室。
  这一间,是四年前曾经来过的——功德会的会长证严法师的寮房、会客室兼会务办公室。这里,有十多位工作人员正在为济贫、建院的事务忙碌着。
  拜见法师以后,我们又由当时驻会工作的吕居士陪同,在精舍的周围巡视一匝,满眼所见,一样是“农禅景象”。随之冒着小雨,走出精舍,再转到普明寺(法师初到花莲时修行场所)作一次“怀古”之游。可是当年放过光的小茅蓬,已消失无踪。在寺后倒有一株穿插屋而立、纵横于天空的百年老树,枝桠遍布于后园。在这两座距离不足三百公尺的新旧道场之间,遍是果树与花圃。
  这就是千万个佛道法侣所虔诚响往的“慈济世界”,它是那样地朴实与清纯。
  如果它只是一间小小的佛寺,静静的暮鼓晨钟的女众庵堂,它仍将会与千古草木同朽。可是,它基于对人间苦难的不平,对世界的冷酷而满怀悲痛,因此,在繁华锦簇、芸芸众生的世界,发起了羣人,以凡夫血肉来作菩萨事业的济世工程。它要以一麻一麦,一铢一锱,集千万人的汗水因缘,来缔造一座现代化的医院。然而,社会上也有些“有识之士”,就“期期以为不可”,就难免惊讶于“精卫填海”伟大的结果。
  我想:我是和许多慈济道侣一样,已经久入于证严师座的“香光之室”,对于法师在“慈济叮咛语”中的叮咛、嘱咐、寄托,已经铭勒于心底。因此,我与法量寒暄的时候,便决定午后二时到花莲市的国富里,一睹这座由千万只手所筹建的慈济医院工程,在未来的五年、十年,乃至百年后的岁月里,将如何承担起“药师如来”拯救病苦众生的庄严角色!
  花莲的天空,细雨娑婆。
  午后二时,便由法师亲自引导着这几个由台北来的朝山客,车行经过美仑山的北方郊原,也留连于曾经预定过的国福里工程建地,法师在车中娓娓追忆,从发心建院过程中的波澜起伏,就彷佛上苍在冥冥中决定一样——这也像所有“慈济道侣”的大悲大行所感一样,“佛教慈济医院”,要建立在这一声平坦、宽阔、位于花莲都市计画内的原野上。它面临三十公尺之宽的一号大道(现已命名为“新生南路”),左侧是直贯花莲繁华地带的中山路。整个花莲市百年远景,都以这一座慈济医院为胸腹地带,向四方扩展。
  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幢葱白色庞大建筑,坚牢而沉厚地映入我们的眼帘。
  走医疗大楼入口的正面,转过“圆环”,是占地二百坪,顶高八公尺的“大厅”;大厅左面巨壁上,是由画家颜水龙制作,以马赛克布饰成的“释迦问病图”,庄严、慈祥而美丽,厅之右壁,是当代佛学宗师—印顺长老撰述的“慈济医院落成”纪念碑文,刻在一片黑色的花岗石上。


  十三、眼前巍峩美景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途径,就像自然界中的花开花落。但是从“生”到“死”,从绿叶花红,到花叶凋零的漫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肉体会一次又一次地遭遇病痛的侵袭,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病菌的啃噬折磨。不可讳言的,这个时候,病人所企盼的,无非是一羣仁慈的医生,一所能造福人羣的医院,一副解除病苦的菩萨心肠,一处在生命风暴圈中能停泊的港湾。
  住在台湾东海岸的居民,经历多年的耕耘,虽然家有最新式的电器设备,往昔萧条的市面也盖起了可与台北嫓美的高楼大厦。然而,万一生了重病,为了诊病、治病,为了能够和台北市民一样享受完善的医疗设备,不得不长途跋涉北上就医。但许多低收入户那有这种能力?慈济综合医院的创立,正将使他们跟台北市民一样呆以享受到一流的医疗设备!
  有鉴于此,在证严法师领导下的“慈济功德会”,经过七年的努力和千万道侣慈心的呼唤下,“慈济综合医院”终于以悲天悯人的面貌,出现在医疗环境贫瘠的土地上。
  这座医院,面临花莲新生南路的主要建筑,是幅宽二百公尺、建物七千九百坪的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的医疗大厦。目前一天之间的门诊病患可达一千五百人,已开设二百五十张病床。
  在建院计划中,已于七十六年十二月破土的第二期医疗大楼工程,是位于现有医疗大厦后方五十公尺,地上八楼,地下一楼,这幢八层大楼将开设病床三百五十张。
  在这栋大楼正后方成扇展开的院区,由右向左,耸立着护理人员的十楼宿舍,依次是各科主任宿舍、有眷医师宿舍、单身医师宿舍、副院长双拼二楼宿舍、院长独栋二楼宿舍;除院长、副院长宿舍外,全是四楼双拼,每间宿舍,有眷三十五坪;单身十坪,附加一切电器及套房设备。另有十楼四十八户医师宿舍,亦于七十七年十月兴建完工使用。
  医疗大楼的左侧是楼高九级的“慈济纪念堂”预定地,这座纪念堂,是为千辛万苦、出钱出力业建院的慈济道侣们而设立的。整栋建筑,为一万馀坪,雄伟地与医疗大厦并立于院区中心地带。这栋大楼有二十公尺宽的红砖道,从一号大道的牌坊式大门前,直达纪念堂的广场。
  在纪念堂的左侧是由北向南绵延的冬青树。
  院墙内空间,是一百馀公尺宽的林园景观区,布置著凉亭四座,亭周遍布绿草与休憩小径。
  整个院区,规划在二万七千坪的平野上,院区四周,是以三尺高砖建短墙,中植冬青灌木林围成的绿色院界。
  全院区大小十六栋建筑,在建筑工程的材料、品质上,以超于同级建筑两倍的加强度,施工完成,以抵抗任何时间可能发生的超级台风和七级以上的地震。
  室内的附属设备,以最瓣的建材、配件、管线、外饰结合而成,更为耐久、耐用、美观、方便,便全院医疗及行政人员,能以身家投入这一恒久的佛化医疗事业,而以院为家。
  在全院区的正面、医疗大楼的前方、马路内自留地五十馀公尺纵深,正对大楼的是医院大门。沿大门向左右延伸,是停车区,以白线规划停车位五百个,派专人管理。警卫室则设于大门入口左侧,尽夜二十四小时有安全警卫驻过。车位的间隔区,是绿化地带与道路。门前腹地的中心地带设小圆环一座。
  此时,院区每一幢建筑,每一组景观,活动场所,都已铺好四至六公尺宽的林园小径,可供行车、散步、流连休憩;每条小径两侧,每隔数公尺都植以“菩提树、龙柏、榕树”为院景主干。莲池中,当初夏薰风拂过,紫色睡莲盛开。
  民国七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慈济医院在千万道侣欢呼下,隆重揭幕。并于民国七十六年三月六日开办公保,同年八月一日开办劳保,业务蒸蒸日上。并以“救人第一”为宗旨,为便利低收入户之就医,订下免缴住院保证金的创举,曾引起卫生主管机关的重视,要求全省各公私立医院此照办理。
  当这座医院开幕之后,全台各地来访人士,对医院“硬体事物”的超高品质,为西部一般医院望尘莫及的诊疗水平,感到惊讶,但是当他们看到病房设备完全在电脑操纵之下,病人的行动、诊疗,通过电脑便可以得到医护人员的呵护,而且每间病房,都是无缺点设施,以便利严重伤残、生理障碍、畸形病患;这种种现代化器物和院内每一位医疗人员的“阿弥陀佛”相,就更感到“大惑莫解”了。
  而我们医院的慈母——证严师父则几乎每日都到院嘘寒问暖,安慰病患。
  慈院工程进度,预定在——民国八十一年初,为纪念“慈济”漫漫长路上的点点滴滴爱心,为树立现代化佛教原精神堡垒,为提升佛教的社会形象与国际地位——“慈济纪念堂”,也将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纪念堂揭幕之时,慈济护理专科学校及慈济医学院,都已先后申请设立,以造福东部同胞,同时加强宝岛的医疗教育水平。
  “慈济世界”经过二十几年来的辛勤耕耘,在此作一回顾;永不休歇的继续行程,在此暂一驻脚。走出纪念堂,且让我们携手继续向菩提大道驰骋!


  十四、悲心来自深慈大愿
  自民国七十年,初到精舍,而今多次拜见法师,不管是在台北市吉林路的讲经会场,还是花莲新城乡的功德会,还是强北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法师所谈所想的,甚至于生命所系的,就是“慈济医院”;这绝不同于一般人的“个人事业”,也不是一位出家的比丘尼为了盖一间寺院向施主化缘;这是法师自从投于佛法之海以后,从心灵深处所涌发的深慈、大悲、大愿,要以个人的微弱呼声,激发有缘人心上的良知,来一呼百应,众志成城,改变东台湾的人民生存空间与生活品质,从一无所有,到建立这座花莲历史上最具规模的医疗设施。法师从一念慈心的涌现,到千万人的慈心相印,彷佛月照千江,这种伟大心灵的共鸣,成为台湾社会自立自助的特殊景象。
  医院的筹建,是从民国六十八年五月发起到开幕,在七年间,建地取得历尽艰辛,许多心血彷佛无端白流,从第一栋医疗大厦完工,医院开始作业至今,其间柳暗花明,成为迟来的幸运。在这些年之间,不知开了多少次筹备、施工、行政、检讨、谘询、和荣誉董事的会议,不知劳动了多少政府首长、地主仕绅、医学界名流、佛教界大德、工商界巨子,乃至涓滴输将的无数善士;为慈济医院,这样多的人来结缘投入今天花莲天空下的佛教工程,但是今天医疗大厦的完成,医疗作业开始,并不等于医院建设的全部功德圆满。而院区的整个建设规划,景观的施设与美化,“纪念堂”的斥资与筹建,乃至医学院的创建、建院的陆续工程都在法师的心头,成了未了之愿。
  经常的从花莲到台北,从台北到高雄,跑遍了台湾每一个角落,接见过千万个与她同心同德的道侣,倾诉心中要完成的救人生命的远景。
  这真正是“集千万钧于一肩,荷人生苦于一己”了。
  我们看得出这位风骨萧瑟的出家大德,她的悲心与优虑。她深知:贫与病是两个连体的婴儿;慈济医院的功能,是秉持佛陀对于众生平等的慈爱,来接纳一切苦难人生的。
  以一个女子之身,承担如此沉重地改良社会的重担,不知别人怎么样想;我们知道物理学也有“金属疲劳”这个名词,即使最尖端的科学产品——七四七飞机,也有肉眼看不到的“金属爆烈”危机;人的身体,也不能无休止的优思、承担苦难、为己身以外的事,付出牺牲的代价。
  每次看到法师接见道侣,或者与各方面人士洽谈建院工程种种,就忍不住要说:
  “请法师多保重身体!”
  法师说:“也习惯了。”
  每到中午十二点以后,法师还是劳思费神地牺牲休息时间,处理慈济事务。
  我说:“法师该小眠一会儿了。”
  法师会说:“我已很久没有午间休息的习惯了!”
  我非常诧异,法师的身体是这样的瘦弱,连睡眠也是那样精简?
  佛经也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可是这“睡眠”一条根,我觉得是指“贪睡”、“多睡”而言的。难道不睡觉,或者点到即止的睡眠,可能维持一个血肉之躯的健康么?这在现代医学的观点,是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的。
  我们当时住在功德会的二楼大众寮房里,虽说是晚上十点钟就寝,事实上,一天车程颠簸之后,是睡不着的,要辗转反侧到十点半,甚至十一点,才能沉沉入眠。
  想不到睡了四个多小时,就听到一阵“叩、叩”的梆声响了。原来是精舍里早起的讯号,看看手表,才不过四点。接下来,不久又听到大殿上的钟声,全寺的出家人已经“上殿”,法师早已起来率领大众做早课了。“她好辛苦啊!”我会这样想。白天午间没有睡眠,整天宾客不绝,就是以那仅仅五个小时的睡眠,承担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体力负担,也太不公平了吧!
  这种现象,如果没有接触过佛家生活的人,是很难了解的,很多人都以为出家做比丘、比丘尼很悠闲,很潇洒;其实光是一项四、五小时的睡眠,就会把他吓昏了头。还有“持午、苦行、修道”呢,他敢出家吗?记得多年前,在南投莲因寺讲课,忏公有一种规定:不管你是什么人物,凡是在寺上挂单——教书的也罢、学员也罢,早晚课要一定“随喜”。这一“随喜”我就惨了。因为莲因寺的早梆,三点半就敲了,而晚上钟声(那是冥钟吧)要敲一百零八下,直敲到十点四十分。我还有多少时间可睡呢?所以每天早梆后“上殿”,为了紧急行动,有时鞋子是倒着穿的,有时穿错别人的鞋子,而寺上的法师早已精神奕奕地高唱香赞了。
  “功德会”的景象,也好不到那里,本来我应该去“随喜”早课,可是这一条“根”太深,直缠得我如痴如醉。
  到天亮六点,才勉强在一阵挣扎中奋身下楼,直奔齐堂,这是我们“在家人”的生活常规,也是我一次早起的经验。
  “出家非将想所能为”这句古谚,恐怕不是一些凡夫俗子所能深深体会,何况出了家,再发深心大愿,去领导千千万万道侣,去以福田慧田接引道侣,共登菩提之路的证严法师呢!
  一部三十万字的“慈济咛语”,如果有心人能细嚼慢咽,我们自能深知“一颗伟大的心灵,毕竟来自深慈大愿”,才能以菩萨的心肠,去随缘济苦助难,去“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
  可是法师在她自己的菩提道上,特立独行,力排人生障碍,而又能有这么多与她同流、与她“千江月月映照”的道侣,在一起苦难同当,也真使她在优心忡忡的建院岁月里,获得无限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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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5



    十六、当代高僧薪传


  在证严法师实践佛门悲愿的辛酸岁月里,在举目荒凉、世途崎岖的众生世界,能够以慈心照拂这位法裔弟子的——是她的剃度师尊——当代佛学泰斗——印顺长老。
  印公长老,是慈济道侣们所熟知的——住在台中县太平乡的“师公”。
  今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印公长老,是清代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出生在中国浙江省、海宁县。印公幼年即思虑锐敏、卓拔不羣;从十六岁起到二十四岁,曾在故乡出任小学教师八年,二十五岁到普陀山僧,二十六岁到厦门闽南佛学院研究佛学,不久即受知于禅宗巨匠虚云老和尚,出任福州鼓山佛学院讲席,三十一岁于普陀山慧济寺阅完“全藏”。此后二十年,私淑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并在抗战时期中,任教于四川“缙云汉藏教理院”,同时从事高深佛学研究。大陆沉陷之后,于民国三十八年移锡香港,编定四十山的“太虚大师全书”,四十二年来台,驻锡新竹青划湖福严精舍,锲而不舍,浸沉于佛学全般面貌;到民国六十三年,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荣获获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这位近代中国的佛教思想家,是以论文获得日本最高学位的比丘界第一人。
  其实,在近年,能在社会上、佛教场合见到印公音容的人并不多,因此世俗界了解老人一生德学的也很少;老人家一生平淡静宁、韬光养晦,除开极特殊的礼请之外,社会上一切酬答,完全谢免;但是老人著作等身,他的一千万言以上的著述,影响佛教思想界之大,无与伦比。因此,允为中国近代佛家思想之巨擘。
  老人的著述,不仅为中国佛学界所珍视,也蜚声于史哲学界。如果我们国家对宗教界大师也有所“礼遇”的话,印公理应被尊为“国师”而当之无愧!
  正因为有这样德谊高洁的师承,所以,才有这位悲愿深宏的嗣法弟子,为济世渡人而行菩萨道的证严法师。证严法师,二十年来深受印公人格的薰陶与学风亲炙,她完全承袭了老人不务粉饰而淡泊清越的情操,才能引导慈济事业走上“不为己谋、为天下计利”的“慈济”之路,才能以法灯相续的光华,照耀尘寰!
  证严法师虽远居花莲,但几乎每月都要到台中乡间作“省师”之行。所有“慈济法业”的有关重要决策,以及道业上的进境,都会面恳印公垂示。有时法师也恳请印公到花莲避夏。所以,老人对“慈济功德会”的一切动态,都了如指掌。以老人的慈切与卓识,对证严法师的“慈济事业”,都会作最大的支持与加被;尤其对慈济医院的兴建,在精神与资财两方面,都成为法师的慧命之最大支柱。
  从慈院动工以来,印公不动声色地,凡有海内外弟子、同道的敬仪,以及寿诞供养,几乎全部移入“慈院基金”的帐户之下,多年以来,所转入的财务数字,恐怕已经十分可观了。但是,这笔净财,在“慈济月刊”上和徵信名单上,是找不到的。这些钱,总会不经意地“毫无出处”的方式转入慈济建院的基金里,而证严法师的“怀恩”之情,也就可想而见了。
  证严法师事师“至孝”,而印公老人之薰被“至慈”,这种佛家法裔承续,非同世俗的血缘关系,对上下两代之间的人格取样,无法抉择也不能抉择;因此,世间“父贤子不孝”的事比比皆是。但是佛家的法裔是建立在佛陀的无相无我、慈悲喜舍的教示下;是凝聚在师弟人格道业慧光相濡的基础上,所以才会出现有“玄奘之明师”,然后有“窥基之高徒”;有“道安之贤”,然后有“慧远之杰”。在师弟承传中,有的以言教,有的示身教;有的以学术思想相砥砺,有的以悲愿道业相交融,然后使佛法振古烁今,成为黑暗世间的一盏慧灯。
  在慈济法业中,证严法师能以无比的定力与信念,能坚忍图强,能以大悲要格领导这么多社会大众从事济世工作,毕竟从法乳中吸取了最深纯的血液,从师承上奠立了高洁的品格,无私无我,终于使今天的慈济医院,走进中国医疗作业的行列,并成为台湾东部救病救伤的重镇。
  证严法师之蒙受慈师——印公之庇佑,这在“慈济”成长的历史中,是“默默滋润”的。


  十七、医疗行列千峯竞秀
  现在,慈济医院开业已步向第三年,它底“基础组织”已经向政府登记为“财团法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慈济医院,则置于这一董事会之下,并承担院务“未竟的一切建设”与指道院务“政策运作”,以维护佛家精神经由医疗行为,普施“慈悲”于东部病苦同胞。
  慈济医院董事会的成员,共计十五位,他们是:
  名誉董事长:印顺导师——当代佛教高僧、佛教思想家、华雨精舍住持。
  董事长:证严法师——花莲慈济功德会会长、静思精舍住持、本院创建人。
  董事:杨思标教授——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院长、前台大医院院长。
  董事:杜诗绵教授——医学博士、前台大医院副院长、台大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鼻咽癌症专家、现任慈济医院院长。
  董事:曾文宾教授——前台大医院副院长、现任台大医院复健科主任、心脏血管病专家、现任慈济医院副院长。
  董事:陈炯明教授——前台大医院教授、内科学专家、现任台北市国泰医院院长。
  董事:王欲明医师——现任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
  董事:吴水云先生——前任花莲县县长、现任中国**文化工作会副主任。
  董事:修观法师——日本佛教大学硕士、台北市菩提讲堂住持。
  董事:达宏法师——慈济功德会台中分会会长。
  董事:真华法师——新竹福严佛学院院长
  董事:高而潘先生——名建筑师、台北市高而潘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
  董事:王端正先生——慈济医院筹建委员会总干事、现任中央日报总主笔。
  董事:释悟见法师——花莲静思精舍监院。
  董事:释悟性法师——花莲静思精舍、慈济功德会财务管理。
  在董事会成员底定之外,医院方面,在医疗作业开始之初,开诊四科至今已发展为十一科,并已聘定主要医疗专家二十馀位,大多是出身于台湾大学医院的医界俊彦。
  院长杜诗绵博士——不久之前,荣获七十六年度行政院颁发“杰出科技人才奖”。
  至于院务行政人员,包括“人事、总力、工务、会计、社会服务”等部门主管级职员及科室以下工作人员均在医院作业展开之前聘定,参与慈济工作。
  由于前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绵、曾文宾二位医界先进,从建院筹备工作开始,便热心地介入、参与,同时带动了整个医院建筑设计、工程的开展,最后到医务人事的谘询、组织、聘请、职前训练,因此,台大医院与刚成雏型的“慈济综合医院”,在民国七十四年秋季便订定了“医疗合作计画”,并经“教育部”核定,在慈院开诊以后,台大医院的医师便与慈院一定期交流“以提升医疗的最新水平,一方面使医护人员不虞匮乏,而医疗作业也就能随着科技进步,日益发挥高度效率,使得慈院能站在东部医疗的第一线。
  当七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台大医院现任院长林国信教授,率领副院长沈友仁、内科主任吴德禄、外科主任陈楷模、小儿科主任吕鸿基、放射科主任黄国茂、实验诊断科主任吴敏鉴一行与建院工程专家高而潘、宋笃志、邱茂彦、郭铨炎飞抵花莲,驱车到工地参观,然后回功德会参加为他们举行的简报之后,他们对慈院的医疗硬体设计及工程品质,极为赞美,并认为慈院深具发展的潜力,前途法大;尤其董事会对医疗人员生活的安排,尽美尽善,褒赞备至。
  当时国内医学界透过大众讯系统,获得“慈院”即将参加东部医疗行列,台中的荣民医院院长办光瑞、台北长庚医院的医师羣,都一致表示将对这座平民化、现代化的“慈济医院”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十八、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凡是到过花莲“佛教慈济医院”的人,都会惊异地赞欢:“——这么坚实浩大的工程,真是功德无量啊!”
  他们在心底,也会毫无疑义地肯定这座佛教医院,必然会成为东台湾的“救世慈航”。
  证严师父几乎每天都要到院里来巡视,叮咛。而在未来的憧憬里,已可想像一片车水马龙,出现在大厦门前,为院务工程圆满后的慈济医院带来一波一波急待诊疗的病苦同胞。
  眼前的医疗大厦巍然矗立,已可远观它在五年、十年之后的恢宏气象与它的景观,绝胜于花莲了。
  回想二十二年前(民国五十五年)证严法师一念的悲悯,在凤林镇一家诊所前,为一位山胞妇女难产流血,无钱付费,而被迫抬走时——而发愿兴建医院救人开始,今天,这个伟大的愿望终于从“赤手空拳”、“虚无缥缈”之中,经过“千万道侣的一心一德”、“社会贤达的义行善举”,庄严景象,出现在这比丘尼大德的面前!
  我们也曾听到一些私下议信纸:“——海内外有那么多佛教徒办医院,有那个办得有声有色?到最后还不是沦为他人的工具,否则即被政府接收——能省下这笔钱盖庙不是很好吗?”这种“信心危机”一直在一些佛教徒心中,甚至在社会上某些人心中轻轻荡漾。
  但谁也无法断言,一个发大心大愿的人,所缔造的果,究竟会如何落实?
  从建院构想定案到现在(民国七十八年元月),尤其“慈济道侣”们,为“师父建院”而鼓舞欢欣,而优心错愕,拿不准这桩工程到何时才有一个圆满的日子。因为谁也没有想到,慈济道侣——会如此同舟共济,如此“赴汤蹈火”,是千真万确的“集腋成裘”,是义无反顾的“舍己利人”,是令人动容的“行菩萨道”,为他们的师父~~一位出世女子——证严法师的眼泪而感动,而倾服,而顶礼,而输财献力,而缔造出东台湾的这座济世救人的道场!
  由宗教徒的力量,建庙、建教堂,古往今来也太多太多了;由帝王将相、达官巨贾,登高一呼,成就非凡的事业,也不足为奇。这是经由一位无名女子,一位平凡的比丘尼,两袖清风的苦行者,动员三教九汉,从朝到野,盖一座耗金亿万的现代化医院,谁会信呢?
  当我们想到这里,,虽然事实也展现在眼前,似乎是历史也不会“重演”了。
  我们也曾想到:证严法师在建院这八年来,精神、体力上所承受的压力、焦急、苦痛、恐怕已不是任何人可以代为“分优”的了。
  一个人不管由于那一方面的烦恼所带来的痛苦,都不是别人所能代受的。每次看到法师在外座说法时,在接待宾客时,在依傍着道侣叮咛,都会有一波波寒意袭上心头:“法师——真是太辛苦了。——她是在为病苦同胞而受苦受难啊!”
  我们旁观者,会从内心泛出这种沉重的哀痛。
  “——知我者,谓我心优;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法师是为谁而来呢?为谁而优呢?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个人,就是为苍生背负苦难的证严法师啊!
  慈济医院的初基,已如磐石之固,庄严的胜景也历历在目。但是,慈济的道侣们,海内外的善心人,还不是“息心归隐”的时候。行菩萨道,是永不厌倦的!庄严“慈济”,还需要我们这一双拯灾济世的手!
                                                 民国七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初稿
                                                  民国七十八年元月一日修订





                                                         十二、岁月悠悠六十年

    一、回忆过去,恍如隔世
  俗家姓刘,祖籍河南省商邱县,民国十一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出生于永城县的山城集,按中国算法今(七十)年六十整岁。在无限的时轮流转达中,六十年的岁月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如以人的一期生命来说,这样的一段时间也就觉得很漫长了。尤其像我这样大半辈子一直在贫病交迫,战乱频仍的夹缝里求生存的人,回忆以往的种种,不仅有着“恍如隔世”之感,同时也有一种寒意袭向心头!这如多年前我在菩提树月刊发表的“我的回忆”一文所说:“一提到我的童年,使我很自然的即想起故乡进入冬季的气候来:有时朝雾沉沉,有时暮云幂幂,有时朔风凛凛,有时寒风凄凄,有时飞雪满天,有时坚冰遍地,绝少有个阳光普照的日子,使人获得些温暖。”因此我引寒山诗云:“我昔示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我天公我,还我未生时。”我的童年是在这冷飕飕、苦兮兮的年月中度过,以后青年的时代及壮年也没有好到那去,到年过半百虽蒙三宝加被境遇稍有改善,而健康情形也逐渐好转,而今年似乎又有点不妙!怎样个不妙法呢?请容我从十四岁说起,说到六十岁时知当详告。为什么要从十四岁说起,不说十四岁以前的事?因为十四岁以前的事在“我的回忆”中已说了,此文载在拙著“行化杂记”中,所以略而不谈。其实,就是十四岁以后乃至三十几岁的事,在“参学琐谈”内亦多说过,现在祗是稍加补充说明而已。
  民国二十四年(十四岁),农历七月初一日我在永城县保安山泰山禅院依净文上人出家,三十四年(二十四岁)冬在南京宝华山受戒,在这十年的寺庙生活里,按理说应该好好的读几年书,以备将来致用才是,但可恶的日本人就偏偏在这时候无端侵入中国,引发了八年抗战中经常逃离,不独荒废了学业,连当小和尚应学的经律及仪规都耽搁了,到胜利那年去受戒时,一卷心经都不会背,其他可想而知。具戒后因受人怂恿到南京毘卢寺考佛学院,结果不仅好梦成空,且因害病地钱医治,在经忏道场混了一年,然后才到武进天宁佛学院,当时的天宁佛学院,在江南一带颇负盛名,学僧约一百二十馀人,多是十八九岁及二十多岁的青年,院长即是现在美国的敏智长老,默如老法师则是教授,同学来台湾的有浩霖、唯慈、印海,净海等多人。我在佛学院第一次听的课是“大乘百法明门论”,当法师把“色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个心所法,二十四个不相应,六个无为成百法”的偈颂写在黑板时,使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法师逐字逐句解释一遍,虽已略知色、心等法的不同功用,但对于色与心等法的关系仍是一窍不通,因此听起来味同嚼蜡,毫无意味。不过在写作方面多少有点进步。除因写了一篇“郭孝子寻样读后感”的作文曾被中过举人的国文老师打了九十九分,并评为“文情并茂,意境超人”外,日记也时常得到训导主任的嘉许,有一次一位同学看到我在日记中记述伤兵死亡的惨状,晚上竟不敢出佛学院大门一步,国灰佛学院大门外即是伤兵医院,他深恐遇到像我描述的那种死亡伤兵。
  我既对佛学不感兴趣,又不满意教务主任管教态度,可巧这时年地印光大师嘉言录,逐决定读完预科到苏州灵岩山念阿弥陀佛。当我离开天宁乘车前往苏州时,车上遇到二个“禅和子”,其中的一人问:“老菩萨去那里?”我说“去灵岩山。”他又问:“去灵岩山干啥?”我说“去念阿弥陀佛。”他又问:“阿弥陀华本来无念,你念阿弥佛干啥?”人一向反应迟钝,有关佛学的书看的又不少,一时竟无从答起,内心却很不服气。一方面两眼瞪着他装出脑羞成怒的样子,一方面心里想答案。过了一会我突然想到:“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的几句经文来,我即大声反问他说:“谁说阿弥佛无念?经上说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不是念是什么?就算阿弥陀佛无念吧,但我有念呀,为什么不能念阿弥陀佛?”他则嘻皮笑脸的说:“算你有理,何必动无明火呢?”


  二、灵岩山上,念佛见佛
  可是,我到了灵岩山仅住了三天念佛堂,佛未念成,即被拖出到遍地是盗匪的太湖之滨为常住收租去了!事前我曾以没有做事经验再三请辞,妙真方丈却把脸一寒说:“要知道做事经验是从做事中行来,不做事则永远没有经验;年轻人出外参学,最主要的是‘听招呼’,不‘听招呼’的人,就是跑遍四大名山,也得不到什么益处!”为了参学,我祗好‘听招呼’。但收租回来又‘听招呼’进了客室,担任着送往迎来的知客师,直到民国三十八年春,中共过了长法,占据南京,我才在怆惶逃难的人羣中,骑在火车顶上由苏州抵达上海。这时妙真和尚正在上海觉园主七,向他请了假,他给我买了一张到宁波的船票,我即去天童寺采望正在受戒的父亲,从此便永别了自己原打算在那里安身立命的灵岩山寺!
  说实在的我住灵岩山虽然仅一年多,却得益不少。灵岩山是个新兴道场,人杰地灵,办道认真,没有子孙派系,全是民主作风,加上大家多能做到“戒和同遵、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等地步,使住众都有着“四海一家”之感,绝没有你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是台湾人你是大陆人等分别。我在客堂四天传输线值一次,其馀三天多在念佛堂消磨,我不但自己欢喜念佛,也欢喜听别人念,尤其是在每枝香归位后止静前的十多分钟,跏趺坐在棉布垫子上,微闭双目,一心静听高低抑扬的念佛声,自在安乐之感充满身心。有一次于静坐中作观,突见眼前一片光明犹若千日,照在身上十分舒适,也没有刺眼感觉,抬头仰望祗见一尊高如山岳的庄严佛像,面带微笑注视着我!见此未曾有境,正欲倒身下拜,光明及佛像便立刻隐没;此后又亲见胡松年预知时至,现瑞往生事,始深信修行必可得道,念佛决定往生之理。


  三、还我袈裟,亲我明师
  我由上海到宁波天童之后,不久即听说匪军已打至上海,我陪着刚受戒的父亲到阿育王寺拜舍利,不几天我们刚到普陀山,战火已蔓延至宁波、镇海一带,影响所及普陀便成了海上孤岛,既无舟楫可渡,也无食物可买,搅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与父亲起初在前寺挂单,后来我古巴后寺去当饭头,先是一日一饭一粥,接着一日两粥饭,最后每人日食五两米。说也奇怪,大家的道心去显得精进勇猛。住在寺里除照常朝暮课诵,坐禅念佛外,偶尔也约三、五同道到“观音跳”(实则是观音眺)或“千步沙”,面对碧波万顷,一望无际的大海,来一次藉增观心。有人看了海水扬波,潮汐彭湃,即说“水如自性,本无动相,因风吹拂,逐起波浪”;有了说“波即是水,妄即是真,波水不二,真妄一如”;而我则以为如金刚经所说“无有定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经中说真说妄,喻水喻波,乃一时方便谈,实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这样在普陀住了半年,深深体会到人穷道不穷的真义和“精神力量大,物质力量小”的道理。尤其在我离开后寺住进莲池庵的一段时间内,因为邂逅一位好同参性格师,在行持上颇得一些受用。由于时局的逆转,国军节节撤退,不时可闻隆隆炮声从沈家门方向传来,大家再也无心办道了!政府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在舟山赶修了一个飞机场,全山不分僧俗,除老弱者外都要到福全庵附近去拆石墙,把拆下的石头一块块的抬到码头,再由官方派船运往舟山;抬石头的工作甫告完成,刻不容缓的又组织了个自卫队,凡年纪轻些的不分僧俗都要参加。我那年是二十八岁,正好合格,当自卫队不算,就在同年的九月复被徵入伍,不得已含泪抛下晚年出家的老父,脱去缁衣,换上战袍,来到台湾当了两年的“丘八”,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因出操甩手榴弹不得要领,用力过猛以致右肩脱臼;还有一次一位行伍出身的老粗副连长,叫我替他买酒我不去,他说我不服从命令,拔枪就要毙我,如不是大排长加以劝阻,并仗义直言说:“买酒是私事,某人又不是你的传令兵,怎能说他不服从命令呢?”我很可能莫明其妙的死在他的手里!
  四十一年我因“机障”奉令除役,转业到花莲长桥国小当校工,不久再度出家的因缘成熟,在汐止弥勒内院重视僧相,并先后亲近当代高僧慈航、印顺二位老人,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我住汐止弥勒内院八个月,一面担任烧饭工作,一面随众听慈公讲“楞严正脉”。那时内院共有十多位青年法师,现已是法门龙象,他们不仅具有得天独厚的秉赋,福报也比我大,年龄也比我轻,一到台湾就得亲近慈公,我则经过许多波折才展转摸到汐止。此时我已三十岁,如再因循蹉跎不求上进,这一生实在就“无法度”了!我因为职务的关系,白日暇多读多看,只有利用“睡不在人前,起不在人后”的早晚两段时间把听的功课细读几遍,直到认为大意懂了再去礼伸缩就寝,或到厨房去烧早饭。后来我又到基隆暖暖山上住了三年茅蓬,虽然障碍很多,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八十卷的华严经、法华、圆觉、大智度论和与净土有关的经论,还有印顺导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顽石点头”、“性空学探源”等著作都是住茅蓬时拜读的。
  民国四十六年正月,我以毛逐自荐方式写信给印公,请求他老慈允我到机关报竹福严精舍去亲近。不几天便得到了回信,然却未蒙答应。于是我又硬著头皮寄一封信,这次虽幸蒙首肯,也祗是叫我“试住三个月”而已。结果总算老天不负苦心人,到福严精舍住三个月后,印公并没有叫我走,这时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算放下,听他老人家讲“成佛之道”、“楞伽经”,及续明法师等讲“十二门论”和“旨教各宗派源流”、“中国佛教史略”。但是以上各课我都未能听完,共住精舍一年又八个月,即因事离开。我住福严期间除听课外,印公为同学选读的经律论也看了些,并为女众佛学院讲了半部弥陀经,以及常觉、幻生、印海、妙峰纪录,由我负责整理的“楞伽经”笔记。这本大约十万字左右的笔记,宝贝也似的曾随身带了多年,可惜在罗东时一场台风不惟毁了我建成不久的讲堂,书籍也损失殆尽,楞伽经笔记也不见了!而今天印公的妙云集中有我种“讲记”,就是没有“楞伽经讲记”。因此我想:如果这本笔记由别的同学负责整理保存,相信“楞伽经讲记”一定会与“妙云集”其他的“讲记”并列不朽,说来这实在是我的罪过!


  四、创建道场,弘法利生
  我离开福严到宜兰三星乡,不几天女众佛学院教务主任妙峰法师便追踪而至,他要我回精舍为女院讲“瑜伽菩萨戒本”,我没答应。他即拿出印公从菲律宾寄给续明法师等人的信叫我看,我看了徵得同意即抄了一份收存。信上有一段写道:“昨于常觉致妙钦法师书中得悉真华法师离去,远地闻之,不能入寐。为法参学离去,印大致随喜,甚少为自己著想,佛法固非一人一寺之事也。真师之去,可能为合不知,果尔,则不免难过。究因何事不必问,每觉僧人无父母儿女缺乏忍苦曲全以维持一事之美德,不易团结,未始不由于此,进步到一人一寺一学院,复兴佛教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矣!”据我了解印公老人很少有这种慨乎其言且带点生气的口吻说话,如不因我离去伤透了他老人家的心,绝对不会如此。无论怎样荆天棘地,艰苦困难,一定有始有终,绝不中途退却。这封信仰公是民国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由菲律宾寄出,我九月底看到,十月我即在三星大同农场买了三间民房创办灵岩寺念佛会,十二月佛像开光请善导寺住的演培法师主持,有僧俗数百人前往道贺。过了年我又在三星、罗东两地讲地藏经及弥陀经各一部,由台湾电视公司导播林登义翻译,讲经圆满一百馀人皈依三宝,其中包括当时罗东镇长林登庸、县议员陈民叫等地方人士,此时我已受聘为罗东念佛会导师,在宜兰弘法的星云法师写信给我表示赞喜。那时念佛会并没有会址,有时借妈祖宫弘法,有时借善法寺讲经营,甚感不便,于是我即发起创建念佛会讲堂。


  五、以诚待人,金石为开
  不到一年讲堂即举行落成典礼,并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白圣法师为西方三圣开光,一千馀人前往观礼。在此之前星云和成一二师已分别在定兰、头城设立念佛会,大传fa lun,都相当成功,尤其星师领导的宜兰念佛会,多为知识青年,如现已落发的慈庄、慈惠、慈嘉、慈蓉等,都是星师手下的卓越干才,他们不仅都能说会讲,做起事来更是有条不紊,负责认真,星师今天利生事业有这样的成就,他们之功实不可没!
  罗东念佛会落成后,我由三星迁往罗东,展开有计划的弘法活动。除每星期日及星期三举行念佛、讲经活动,并经常到各乡村及宜兰监狱布教。罗东是一外杀业很重的小镇,逢年过节更是大杀特杀,鸡鸭猪羊动辄以万计。到罗东见此情形心甚不忍,因之写了一篇“中元节不应杀生书”寄“觉世旬刊”发表,并自费印万馀张,叫信徒挨门沿户去送,同时要求信徒以身作则,拜祖先用菜蔬花果,不可杀生害命,否则知而故犯,罪过无边。初开始效果不大,以后每年旧历七月初一至三十日,每日诵地藏经一部,我亲自打木鱼领大家念,晚间则讲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故事,及吃斋念佛的好处。数年后不少信徒全家吃素,亲友邻居受其影响也吃早斋了,因此罗东的杀业日见其不少,吃素念佛的日见其多。我在罗东大约住了十年,其间六年担任屏东东山佛学院长,半年到星、马、泰国、香港等地弘法,“参学琐谈”一书也是在罗东写成由星云法师代为出版。民国五十九年离开这个民风纯朴、治安良好的小镇,到台北慧日讲堂任住持时,数十位赶到罗东火车站送行的信徒,多掩面哭泣,依依不舍!说来惭愧,台语一句也不会讲的我,到现在也仅会说“吃饭”、“吃饱了”,可是皈依我的一千多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却是本省人,也多不会说国语,但他们待我都很好,我这个师父在他们心目中犹如家长,事无大小必先问我一声,然后去做才觉安心。由此可以证明一点,祗要心地正大、以诚待人,言语不通一样可以弘法利生。两年前罗东念佛会由我的学生达观主持,她把旧有的土地与人交换较大的一块已扩建为五楼,信徒亦有增无减,十年心血没有白费,深感所托得人。


  六、慧日普照,至德难为
  慧日讲堂是印顺导师创建的弘法道场,既不做经忏佛事,也不卖斋请客,一年之中除有三次定期法会,四次讲经(每次讲十天、二十天不等),每月两次共修会外,平常总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但在海内外的声誉却是极佳的。印公自任住持三年,由印海法师继任六年,我接任住持时慧日讲堂正好创建十年。然在“至德难为继”的情形下,印海法师和我住持的时代,法缘都远不如印公住持时代,但由于印公的馀荫,维持尚无问题。不过台北的信徒水准虽高,对佛学也有某种程度的理解,我却直觉的感到对僧宝都不够诚敬。在我未住持慧日讲堂之前,就曾亲听到一位居士面对面跟一讲经法师说:“法师,我可不是来听你讲经,我是来捧场的。”那位讲经法师不但觉得自己的尊严受了损害,反连说:“谢谢!谢谢!”一个首善之区的佛教信徒,对法师竟如此公然侮辱,简直太不像话!
  我在慧日讲堂三年除每月讲两次开示外,还讲过“大乘起信论”、“地藏经”、“成佛之道”、“心经”、“佛地经”、“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及“地波罗密多品”。在这期间虽然没有遇到当面对我说“我是来捧场的”居士,但每次在开讲的前两三天听众总是比较多些,以后便渐渐减少,等讲到快圆满时则又渐渐增多。我因不懂这忽减忽增的原因,便向一位老听经的探问,他笑笑说:“听众忽减忽增的原因,与法师讲的好坏无关,这些听众多是老信徒,也多是老听经的,初开讲时大家不来听听不好意思,讲经圆满大家不来供养也不好意思,总之,他们不是为了听经而来听经,是为了不好意思而来听经,那些始终不增不减的才算是为听经而来听经的。”我听了也笑笑说:“这不好意思,与那我是捧场的倒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次讲经看到一位听众翘起二郎腿,一手端着苛杯,一手夹着香烟,斜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好像在寻人似的。在法座上我即大喝一声问道:“喂!那位端着茶杯,抽着香烟的大居士,请问你是来听经的呢?还是来消遣的?如果是来听经赶快放睛,把香烟丢掉,端身正坐的听;如果是来消遣的,赶快出去,这里是庄庄严严的弘法讲堂,不是随随便便的烟馆茶舍。”我的喝声一止,所有听众都向他看去,而他在大众威德之下,即一声不响的悄悄走开,从那以后,我讲经时则不见翘二郎腿吸烟喝茶的听众。
  六十二年五月我住慧日讲堂三年期满,印公希望我继续住的十去,我以胃出血再三请辞,结果由前任印海复职,我即迁到木栅指南山中香光净舍养疴,并作一联自励云:“一事无成行将老,万缘放下唯念佛”。“一事无成”,乃取自印老人责我“缺乏忍苦曲全以维持一事之美德句。”此时远居南洋的某公则来信斥我云:“吾人学佛应该回小向大,你怎么可以回大向小呢?”话虽说得漂亮,但他老人家却挂着院长、住持等等名义,躲到海外纳福去也。而我呢?也是祗说说“万缘放下唯念佛”,实际上并未做到。因为大家一知道我已辞去慧日堂住持,都以为住山久了意志易于消沉,还是走动走动比较好些。于是请讲经的,请主七的,请传戒的,更有请到佛学院教书的,便接踵而至。我的个性一向是怕求人,一旦有人求于我时,也不会推三阻四,能与不能都给予肯定答覆,绝不拖泥带水。我常想:自己赖佛吃饭,赖佛穿衣已数十年,人家既然有求于我,必以我尚有点用处,我怎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于是从六十二年至六十九年底,大约我主持过二十个以上的佛七,讲了十多次经,参加过八次戒期,当过三次尊证,三次教授,一次羯磨和一次传授在家菩萨戒的得戒和尚。所教的佛学院则有:中华佛学院、菩提佛学院、蓬华学佛园、妙清佛学院、华严专宗学院、能仁佛学院、福严佛学院、在专佛学讲座、以及东山高中举办的中、小学教师佛学研究班等。三年前我又担起福严佛学院长名义,现在第二届已开学半年,学生共六十馀人,多为高中毕业程度及同等学历者,看样子我六十岁以后隐居的大梦,怕又难实现了!
  目前无意中看到一本“莲华学佛园十周年纪念特刊”,其中有篇多人执笔的“历届师长印象记”,一个叫宏的学生写出对我的印象说:“每当我们老远看到真华法师他那巍峨的躯体,俨然的道貌,步履如象行的一步步上楼梯时,大家犹似训练有素的军人,即刻合掌肃立恭候他的到来。法师操着浓厚的华北口音,声如洪钟大磬,震人心弦,精神不觉为之一振。因之每逢法师之课,大家莫不直身端坐,聆听他讲解‘成佛之道’。由于法师的指导力证,益增学子们对成佛这条漫长的道路之信心。法师授课,间而叙述大陆丛林风规及参学的诸般感受,学生听后,实深欣庆!”谁说佛教没有人才?一个仅在佛学院读了三年的学生,竟能生动的描述对一个的印象和观感实为不易。俗云:“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类青年如都能假以时日,认真薰陶,相信将来必有所成。


  七、莫瑞氾滥,道谊千光
  民国六十五年八月,我以中国佛教访问团副团长名义,同二十位出家僧俗到美国东西各大名城访问一月,在旧金山遇到二十多年不见的同学智海法师,相谈甚欢;六十九年六月我再度赴美,智师请我为般若讲堂主讲,住了半年除协助智师办一期“弘法人才训练班”及在金门大桥举行超度DA法会外,并在观音寺讲“普门品”和主持佛七,于今年一月一日返国,五月又去美国准备在旧金山设立一长期道场——檀佛行化院。不料在美基础尚未打稳,七月十九日突然来了个“莫瑞”台风,一夜之间把坐落在木栅指南山中的香光净舍摧毁,房屋摇摇欲坠,花园变成山谷,当我兼程由美归来,目触灾情现场时,即自然的想到佛遗教经说的“汝等比丘,常当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不安之相”来。好吧,世间本是成住坏空,一间房子算得什么?反正自己已无力重修,倒了算啦,今后免得再为琐杂之事分神。可是,一位陪我去看灾情的信徒却说:”房子发生天灾时倒塌,伤了人或压坏别人的东西,房主可以不负赔偿责任,如天灾过后,房子尚可重修而不重修,不幸再倒塌时,伤人损物房主就要负责赔偿。请师父不必烦恼,房子我来替你修,等你有钱时再还好了。“当时我也未表示可否,便回到中坜元化院。可是第二天他竟找了十多个人,自作主张的动起工来了!人家是番好意,我能再说什么呢?这时有些同道已知我为房子事由美返国,有的亲来探望,有的函电致问,并有人向我建议举办法会,使净舍早日恢复旧观,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于是我即采纳众议,九月中旬假高雄千光寺做了个法会,各方反应热烈,共收台币二百万元左右,此时净舍已大致修好,两个徒孙在台风袭击时因受惊过度,已不敢再住修好了的净舍;一些信徒也希望我住在市区能经常弘法,考虑再三,逐以分期付款方式在国父纪念馆附近购昨一幢四房一厅的楼房,暂作供佛、栖身之所。有人见我很快又住进了交通方便、现代设备的大厦,就说我塞翁失马,由祸得福。我听了这话真像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说老实话金屋也不如我木栅山上的草屋,何况我一向住山惯了。一旦置身于尘嚣喧嚷的闹市,有如被关进一大杂院之感呢!不过我虽没有因祸得福,然从这次意外的灾害,却使我大大获得了教友们未曾有过的道谊和关切,有许多不认识的人,都寄钱到千光寺随喜功备,且附函致意。法会圆满后在基隆弘法讲堂讲弥陀经,一位女听众得悉净舍毁于台风,把一条一两多得的金项链亲手交给我,要我变卖重修净舍,使我深受感动!因此我愿尽此报身,尽分力做点”实际“工作,以酬谢僧俗同道待我的厚德。
  什么叫做“实际”呢?太虚大师在“峨眉山僧自治刍议”一文中曾说:“我一向主张不尚空谈,应从实际上去做,才可表现佛教真精神。”由此可知“不尚空谈”,脚踏实地,不耍花招,依法而行,即是实际工作,即是“表现佛教精神。”其实远在二十六、七年前,我即曾有这种想法,当时并向某老建议:欲使佛教在台湾扎根,进而发扬光大,非在北部和南部各建一男众十方丛林,一女众十方丛林,认真的长期栽培弘法人才及住持人才不可,如仅靠每年传一次戒或结一次夏绝对不行。当时某老听了连谦逊“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可惜他的真正意趣并不在此!现在又有热心人士想建十方道场,我极赞成。但我优虑的是“金钱易得,人才难求。”因为目前真有资格领导大众的名德,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在“上无道拨,下无法守”的状况下,就是有了十方丛林的规模和许多可造之才,恐怕也不易领导。我觉得今后想做佛教的实际工作,惟有在教育、文化、慈善三方面齐头并进,纠合志同道合之士,切实厘订佛教教育方案,佛教文化内含,佛教慈善种类,然后推而广之,按步施行,相信于未来的十、二十年之内,在广大人类社会里,必能发生钜大的回响。


  八、佛教兴衰,两个关键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两个问题:一收徒弟、二佛教会。年来佛教界收徒弟的风气很盛,不管阿狗阿猫,祗要剃光了头烧几个香疤,立刻身份百倍,大摇大摆,俨然人天师也。他们为了巩固地盘,增强权势,甚至有的怕死后场面冷淡,或是怕没有冷豆腐吃,总是千方百计的设法广收徒众。殊不知徒弟收多了,问题也多了,结果倒霉的却是整个佛教!我是一个既无地盘,也无权势,更不怕死后场面冷淡,也不愿吃冷豆腐的人,所以对收徒弟毫无兴趣,但在二十年前还是收了两个。一个名如虚,河南商邱人。一个叫心光,台湾澎湖人。不过我常警告他们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出家人,一生碌碌,一事无成,虽幸未使佛教因我蒙羞,但也没有使佛教增什么光彩。希望你们先能受得清苦,耐得寂寞,然后竭能尽智,为佛教为众生多做些有益的事。”二十年来“观其所行,察其所安”,总算没使我失望。因此悟明法师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老兄您的福较大,好徒弟不要多,一个跟十个。如虚、心光都有成就,也很孝顺您,真是难得!”其实我九死一生只身来台,能活到六十岁已感意外,徒众自有其各各的因缘,祗要能够“在什么地位说什么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个本分出家人,难得也好,易得也罢,那有时间管得许多!
  其次是佛教会。我自民国四十八年当选中国佛教会理事,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连选连任。不知内情的人也许会以为我不是善拍马屁,就是众望所归哩,其实都不是。因为拍马屁须具备“奴颜婢膝,唯唯诺诺”的条件,我是个出了名的脾气坏的侉子。看到恋栈的驽马,朝它屁股上踢几脚尚有可能,要我投其所好拍得他舒服,绝对不干。其实我既不是“高而不名”的高僧,也不是“名而不高”的名僧,于行于解,均属平常,更没有属于自己的信众,阿谁“望”我?阿谁“归”我?那末我有什么“伎俩”能够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每届当选呢?其实,这也没什么“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秘密。因多年前我见中佛会被人骂得一无是处,因气不过就想写文会为中佛会喊冤枉辩诬。一位善知识却淡淡的对我说:“佛教会的事是大家的事,不闻不问固然不对,太过热衷可不必。选到你么也不必说辞,选不到你也不必去争,自己如有建设性的构想,在开会时不妨提出。采纳也好,不采纳也无所谓,自问无愧于心,何必为此与人打笔墨官司!”因此,我的辩诬文章没写,理事也一直尸位至今。
  凭心而论,中国佛教会尚有不少应兴庆革的事待做,如说一无是处也未免言之过甚。我认为主其事者祗要能够唯才是用,打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旧观念,凡事公开、公平、公正的去处理,另佛教的前途仍是有希望的!三年前乐观法师给我一封信,其中有几句说:“在吾兄面前我用不著虚伪的恭维,相识多年,只觉得是位有血性,明善恶,辩是非,慷慨豪爽,肝胆照人的道友,而且对佛教具有极大热忱……。”我不敢自诩如何的“慷慨豪爽,肝胆照人”,而“明善恶,辩是非”以及“对佛教具有极大的热忱”,自问尚觉无愧于心。总之,我觉得收徒弟和佛教会的两件事,都关系佛教兴灭存亡的根本问题,徒弟不能不收,但不可以滥收,要收必须先予以选择,后予以考验,至最后认为绝无问题时再收;佛教会不能不管,要管必须先明善恶,后辩是非,至最后祛私情,本良心去管。
  拉拉杂杂写到这里,觉得还有很多该说的没有说到,如老天能假我数年,则尚有补充机会,不然也祗好算了!经云:“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今年可说是我三十年来最忙的一年,也是最烦的一年,但“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心念从不敢一日或忘。自一月一日由美回国,过了阴历年即参加中佛会举办的仁王法三天,二月初则应沙鹿天元寺之请讲“仁王护国经”全部,接著到台中宝觉寺又讲“心经”七天,并至慈明寺主持佛七;五月二十日去美,七月二十二日又为净舍事赶回来,而且我的文集“行化杂记”已经出版,心为之一喜!虽然一面为重建净舍奔忙,一面又在台北fa lun讲堂和基隆宏法讲堂,分别讲“法华经方便品”及“弥陀经”,仍觉得精神很愉快!目前台北佛教净业林林长邬馀庆偕该林净业部主任程世俊来我净舍礼请主持精进佛七,刚好比此时两地讲经业已圆满,我遂答应了他们。现在佛七亦已打过,一位八十六岁的林坦平老居士,在佛前合掌长跪,涕泪交流的同我叙述他念佛时见的光明瑞相,我及大众闻之无不欢喜赞欢,并向他道贺。这是我二十多年主持佛七以来,第一次希有之事!本月二十八日我又将同在菲律宾弘法多年的唯慈法师飞马尼拉看看离别了很久的老同学自立法师,及在菲弘法的长老、大德,我六十年的岁月将至此结束,未来如何,祗有视因缘而定了!不过我今年六十岁,正逢中华民国建国七十年纪念,国家能够在风雨飘摇、多灾多难中度过,且日益壮大富强,目前举国上下,正在一心一德的,高呼著“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使我对国家和佛教以及自己的前途,更充满了信心!
                                                 中华民国七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真华成稿于台北市东区香光净舍




                                                      十三、默如长老自叙传

                                                                      默 如

  自思浮生尘世,业识牵缠,悠悠岁月,渺渺意念,空过一生,徒增年齿,兹姑述其要。追溯往事,括其一生,聊以时间序列,以志鸿爪:


  一、童年时期,一至九岁
  余江苏东台人,民前六年(西元一九0五)生。姓吴,世代读书,兼业商。你,紫瞻公,任职布庄,服务钱铺;布疋寓目,视优劣而订价格,银圆过手,弹声韵以辨真伪:既而归里执教,造就子弟,宗族嘉其颕悟,乡党咸景仰之。母,罗太夫人,敦厚朴实,勤俭持家,于苦难中,每能轻易而渡之。生余,体弱事繁,因聘乳母携育。知识萌开以后,乳母至,母呼余名而以手示之曰:‘此乃汝乳母也,汝其敬之莫忘。“而后每念母教之言,不觉泪从胸出,隐痛异常。祖母抚余勤笃,某夕,随眠于其身傍,谓祖母曰:“我俗为僧。”祖母曰:“小孩听教,安静睡眠,僧寺钟声传来,汝其闻之!僧侣此时盥潄早课矣。”余乃振奋作起身状,决心为僧,效其早起之精神。祖母曰:“勿动身露体,侵寒受风,宁静而卧。”四五岁,随父就读学庸论语,练习写作,七八岁,学造五言诗对。先父此时去世,子嗣二人,余居长,家人欲弟出家,弟无此意,而余誓志离尘,所以遂余舍俗之愿。


  二、沙弥时期,十至二十岁
  祖母之姨侄—弃俗出家之蕴谷老人,亲来省视姨母,祖母于蕴老人前,透露余之出家志愿,余乃携带童装一两套,放弃祖遗家园,随之同舟而去作庵中僧。斯处名如来庵,余为蕴老人之徒孙。授法号能识,字默如;意谓“默而识之”也。在庵中服沙弥役者垂十年,习读操作;惯于陈规旧制,力所不胜,余则安然无怨,从无思乡意念。每隔一二年,归里省亲一行。家母慈照余面作怜悯状,似觉心胸悄然而不释者,余以婉言疎解,浅言佛理,彼竟意念快然而愉悦者。以后母子相见,彼此均皆自若,往日情态,不容再现。某日,庵中人众外出,留一佣工与余,二人步行于庵后园树下,适值雨霁初晴,泥润如膏,乃议计取土,共同模仿金容,制造释迦佛像一尊,安奉树下,顶礼而归。良久,僧众归,责以为戏,纷加非难;自亦惶悚,羞惭畏罪。既读法华经方便品,始知童子聚沙戏作佛塔,亦为以异方便之助显第一义也。沙弥时期,学习经文,率由蕴老人教授;而余随读生疏忏咒,脱口而出,如涌泉不停而濆放,相和□声而连续之,故其私衷慰许。又以余这资质纯善,粗识文理,彼许为将来教门之材,特授法华楞严,每日教诵一章,有时依文销释,颇有词义宛然明畅流达之感。统计庵中辈份,共为公孙四代,蕴老人一辈四人,下一辈十人,再一辈余侪三人,再下一辈又三人。余年满二十,蕴老人着令同辈三人进圆大戒;遵嘱同依老人而出家,另遵命分别附带老人同辈另三人中之各一名而为出家所依。余于同辈中,年最小,蕴老人特别配余承继其同辈中之长房,初不料其意许,今方知其百年后之授意为“承重孙”也。当时赐予戒金,对余地特为优厚,超龄同辈一倍以上。又十二年后,老人曾孙辈进圆大戒,仍由老人命其三人,概依余为剃度师。余受老人知遇之深,而未能副其所望,实深感愧!


  三、行脚时期,二十至二十一
  圆具以后二年内,自然走向行脚生活,然以健忘不复缕叙。行程往返,自家乡而之扬州长生寺,而高旻寺;由三岔河而镇江超岸寺;由镇江而上海昧庵、报恩寺、护国寺;由上海而宁波七塔寺、观宗寺;由宁波而普陀山前后寺、佛顶山、洛伽山等寺庵;由普陀而天童寺。复由天童而返镇江金山寺、竹林寺;由镇江再直达东台如来庵。行走方式:手持方便铲,肩荷衣钵包,所至之处,若都市巷里,若严岭阡陌,徒步跋涉;路资无着落,只得登舟蹲居,漫行舱外,饥寒曝毙,皆所不计。参访见闻:于扬州,进住长生寺禅堂半年,听慧明法师讲楞严经;法师风度飘然,三教合一,领挂一串大念珠,头戴方式道者帽,供养心大,感人至深。既转高旻寺禅堂,于禅宗规范,话头疑情,略有省悟。于上海,上列之三四寺院内,展转挂褡;诸凡丛林法则,云水动态,得以知悉。其后挂褡宁波诸寺,管理较严,而于来往行脚者,不若上海之放纵自由,此或因仍四明知礼之遗风而已。复再登上普陀山,一片峯峦,人间佛国,遍地坡径通行处,几为活罗汉化缘僧所占领;香客络绎不绝,随缘作福。曾去晋谒三大丛林,领受千僧大斋,风景怡人,香火繁盛。次年夏初,晋住天童寺经单,听仁山法师讲楞严经。入秋,转禅堂;冬七前,病大发,转如意寮月馀,得金山师兄幻如信,嘱至镇江诊疗;因往江天寺云水堂打七,身体痊愈。年初正月期首,幻如偕余至竹寺,参加该寺春戒(该寺监院厚宽与幻如师兄,前曾同任高旻寺职事者)。以受时局影响,戒会流产。时厚宽法兄霭亭接任方丈后,亲授儒典;厚公教习梵呗,风气一振,获益良多。


  四、教习时期,二十二至二十九岁
  此一阶段,为余之人生成长期。若从经历而言:二十二岁,入常熟沙土界学院肄业一年,廿三岁,入杭州师范僧学院肄业半年,廿三至廿五岁,入闽南佛学院肄业二年,廿五至廿八岁,于闽院助教三年,廿八岁下半年,于奉化雪宝寺阅藏,二十九岁,于南京金陵寺讲学。若从来去龙脉而言:余与幻如师兄,一度回里小住,便商邻庵道友普慈同意,共雇小舟经如皋南通,由福山过江而抵常熟,师兄留住常熟宝岩寺,余则肄业虞山法界学院,主讲者:戒尘、慈舟二法师,改组后,由蕙庭法师主讲。年底蕙公受杭州师范僧学院聘,余与戒德法师随之而去听讲“因明佛史”等书;该僧师范,虽为浙江全省僧寺所主办,伙食由昭庆寺给,卒以经费无着,仅能维持其上半年,即告结束。入夏前后,计划升学之途,乃与含虚同学通讯,其人为余之常熟同学,现任闽院职员,过去于武院曾与闽院现任教务长同学,承其介绍入闽,鼓励升进,因得与戒德同舟之闽,前后教学垂五年,虚名与智业,皆植育于此。后以改组,太虚大师辞职,余乃察其情势,未雨绸缪,而与汉院教务长之师弟满度法蚰通信;其人曾在闽院一度同学,现已在汉院任职,由彼联络妥善,颁赐骈体文之聘书,安排赴川舱位;正由闽赴沪转川准备任教,谁知方抵上海,晋住雪宝分院,而有长江航行搁浅受阻之流言,致未成行;(此为生命史上一大打击,改变以后十五年之生活方式。)因转入雪形容词寺阅藏。
  隔数月,过镇江,于超岸寺晤及维舟法师;彼为南京金陵寺之退居,该院正乏教授人选,因之邀往金陵任教云。若从教学形式而言,法界学院,初由戒尘法师开讲大座式之华严,慈舟法师授律学,陈菩胜居士讲佛学;既因住持易人,发生波折,常惺法师从中疎解,调整课程,佥以大座式这冗长经文,不合教学所需,改以蕙庭法蚰教授成唯识论为主课。若戒慈二老德业与律行,其规范于后学者,功不可灭。论及闽南佛学院,时虚在大师任院长,大醒法师教务,待人诚笃,和威兼备。课程兼摄世出世学,而以佛学为主;文字:注重国文,自由选读英日文;音乐艺术,语文小说,随意练达。而人事协调,风格清幽,在在引人入胜,颇呈亲颕气氛,所以英才倍出,学绩见著。醒公创办“现代僧伽”,针对当时积习,使愚者觉,顽者廉,学子藉此引生发表欲,故多法义佳制,于教于学,多所贡献。院中又一特色,提倡讲学之笔录,虚大师授课或讲学,学者勇于听记,余于此,颇为致力。大师演讲西洋中国印度哲学之概观一题,时由余记而递之,经审阅后,立著教务处于揭示处,颁示特记大功一次之布告,以示奖励。此为院长五年期内亲命记功绝无仅有之事。他如大师讲“瑜伽真实义品”时,弘一律师逐日无间亲临听讲,余亦记集成册,大师于卷首际弥勒像及题词,着由慈宗学会印行之(上二篇,现已收入大师全书)。至若“大乘宗地图释”及“解与行”之二篇,大师虽曾就题阐扬,前者由宝忍笔记未竣,幸而复讲于武院,由法舫录成之;后者由余笔述而样递其手,惜乎竟致佚失之。而余在闽院期间,确为占得一个划时代性之最盛潮,有誉之为黄金时代者。余受其惠泽者固多,而尽力服务者亦不无贡献。即就余之正式授课而言,达于一连三年六学期整。院中先后两期插班毕业生中,挑选而出任授课者颇不乏人,然若赓续而绵延如此这久者,此亦绝无仅有之事也。院生计八十人,分甲乙丙三班,甲级为高材生,若焦山智光老法师之法弟名静严者,亦当时甲级生之一;余所授课之班次即属之。盖余于三年六学期中,竟滥竽于甲班生中服务也。再论金陵佛学院,南京三牌楼附近,金陵寺在焉。其寺院落之山坡上,春日萌发小型尖长之绿笋,若摘之拌以豆皮素鸡而煮食之,鲜美沁舌,洵具口福矣。内设小型佛学院一座,机本和尚任院长,巧智善谋,严威峻峭,却对语恢谐,谈笑风生。学僧只十二人,由于治理有方,规格谨严,故其品德纯善,学业有成。于该院任教一年,授“五蕴中边”二论;佥以为讲解详明,得其要领。当日金陵之高材生,而成为佛教中之翘楚者,今日依然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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