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见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不负平生所学。

　　但很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穿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无生机了。

　　周武王奋起革命，推FAN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但是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定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先谈什么叫“儒”?这个中国字，根据《说文解字》的另一种解释：“儒”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人，所以在“人”字旁边加一个需要的“需”字，便成了儒。我们再看“佛”——“弗人”，不是人，是超人。“仙”——“山人”，有如高山流水。“需人”则是人类需要他，社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人，这就是“儒者”。

　　——《论语别裁》

　　为了深感世变的可怕，再不重整孔家店，大家精神上遭遇的危难，恐怕还会有更大的悲哀!所以我才讲述二十年前的一得之见，贡献于诸位后起之秀。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今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担承起更重大的责任。

　　——《论语别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