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迦使者

                                                           第27节 真正的问题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太守旧。他们为什么守旧？因为制度害了他们。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学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不知道世界大势，只要进考场会考试，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这些人读书而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却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误国，不能救国。为今之道，根本上，要从废除八股取士等错误的制度开始；而救急之术，要请皇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因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议，就全给毁了。大臣太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怎么办？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国家自然就有朝气，局面很快就会焕然一新了。小臣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耀升小臣，渐渐完成新旧交替，这样子变法维新，掣肘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这次召见，时间很长，皇帝大概知道这种召见的情况也很难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谈就谈了两小时。康有为告退后，皇帝颁发新职，名义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级官员名义，官位不大，因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说了算的，这样由皇帝赏个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后就给了康有为一个“特权”——使他可以“专折奏事”，不必再经过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达天听。——康有为从十年前第一次上书给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费尽千辛万苦，找尽大臣门路，都难以下情上达。可是十年下来，他终于建立了直达的渠道。他要说什么、想说什么、有什么好意见，总算不必求人代递、被人拦截了。而他倾诉的对象、条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一种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为充满了希望。现在，他四十一岁了，他甘愿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为国献策。召见以后，他又陆续呈送了他著的《日本变法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加深皇帝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水平，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相对的，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是一种纵向的努力。他用庞大的证据、深厚的学问，说明中国人信奉的孔子，其实正是主张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挡箭牌，守旧分子要反对，也反对不来了。十年来，康有为在纵横两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后考验的关口，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兴奋与自信。


    皇帝在召见康有为后的第七天，就先下诏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着，在康有为的筹划下，小臣们一个个被重用了。召见以后不到三个月，皇帝下了命令，给四个小臣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的首领是军机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紧紧的，皇帝无法说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个章京来分军机大臣的权，把他们特加卿的头衔，点名参预新政，这种安排，是很费苦心的。四个章京中，小臣杨锐、小臣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学生，小臣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很早便与康有为认识了。可是最后一位小臣，不但没参加保国会、也没参加强学会。就跟康有为的关系来说，是后起之秀。这个人籍贯湖南浏阳，生在北京，三十三岁，身分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这位巡抚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见过老友此子，在日记中写道：“……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见他的气派。军机章京在皇宫里分成两班，这个人分到与刘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傲”地走进了内廷外面，御史问他、太监们问他，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第28节 回 向

       北京的十月已经转冷，可是冷的时候，忽然有一股暖的感觉，那就是俗说中的“温雪”。“温雪”就是开始要下雪了。

    半夜里梁启超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无法成眠。他索性点起蜡烛，拥被看起书来。书是一本讲北京古迹的小册子，叫《京城古迹考》，作者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调查北京古迹，写了这本书的。书中说北京城内城本来是十一个门的，后来改为九个门了。梁启超心里想，一般说“九门提督”，是掌管北京城治安的将军，若北京没有变小，“九门提督”岂不该叫“十一门提督”了？九个门也好，至少他这广东人记起来，要方便一点。接着他就一边用指头计算，一边背背北京的城门。北京城门一般说是“里九外七皇城四”。有的城门，由进出的车，就可看出特出。“里九”是内城的九个城门，南面城墙中间是正阳门。走的是皇轿宫车。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走的是酒车，烧锅的多在北京东南，就这样走进来。东边城墙中间是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南方的粮食都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走大道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仓库也最多，像禄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太仓等都是。朝阳门北边是东直门，走的是木材车，附近大木厂也最多。北面城墙接近东直门的是安定门，走的是粪车，附近地坛那边有许多粪场，把粪晒干，卖给农民当肥料。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走的是兵车，德胜两字是讨个吉利，当然打败之事，也不在少。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走的是水车，玉泉山的水，装在骡车上，运到皇宫。西直门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那门，是阜成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过来，转到南面城墙，正阳门西边的，就是宣武门，走的是囚车。宣武门外有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死刑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在菜市口行刑……梁启超数到这里，想到宣武门外这片北京西南地区，算是他们广东人最熟悉的。这片地区里，有南横街的他们的会馆，是上北京的广东老乡的大本营。对梁启超自己说来，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他是更常去的。因为南海会馆是老师康有为的居留地。他随老师一直住在那里。强学会成立后，他就搬到后孙公园，以便照料会务了。


    梁启超的留守强学会，原因是康有为南下。那是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在北京，康有为上书给皇帝，失败了；办报纸，失败了；组织救国团体强学会，也在失败边缘。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夜，查禁这个会的风声，愈来愈浓了。这个团体是政党的雏形、也是学校的变相，由于当时气氛太保守，所以只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团体来过渡。但是，不论怎么过渡，保守势力还是要铲除它。康有为南下后，北京京城的步兵统领衙门带来了人马，所有的图书、器材都给没收了。连梁启超私人的一些衣服，也在被没收之列。梁启超给扫地出门了。


    梁启超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一天早上，他拖着辫子、也拖着脚步，走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走入了西砖胡同，走进了法源寺。那正是北国的冬天，晴空是一片萧瑟。法源寺天王殿前，从屋瓦延伸到三级台阶、从三级台阶延伸到前院，都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上去一片寒澈洁白，令人顿起清明之气。他久已听老师赞美过法源寺，可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日子，却大忙特忙，一直未曾来过。两天前，强学会被封了，他被扫地出门，这回可闲起来了。趁机浪迹京师，岂不也好，北京可看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就想到法源寺。


    梁启超站在雪地里、站在法源寺大雄宝殿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他对书法的造诣，赶不上他老师，但他对佛法的研究，却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所以他端详古碑，不从书法上着眼，而从佛法上寓目。他本是神童，四岁起读四书、六岁就读完五经、八岁学作文、九岁就能缀千言、十二岁考上秀才、十六岁就考上了举人，而他考上举人后四年，他的老师康有为才以三十六岁的年纪考上举人。第二年正是甲午战争那年，他跟老师一起进京赶考，考进士，因为那时老师已名动公卿，主考官怕他考取，如虎添翼，所以全力封杀。在阅卷过程中，守旧之士看到一篇出色的考卷，断定是康有为的作品，故意不取它，结果放榜之日，康有为考取了，梁启超反倒没考取，原来那篇出色的考卷是梁启超的！守旧之士整错了人。


    虽然考场失利，但是追随老师奔走国事，受到各界的注目与赞叹，却也少年得志。但是，二十三岁就名满天下的他，却毫无骄矜之气。他志在救世，从儒学而墨学、从墨学而佛学。尝试为自己建立一贯的信仰。佛学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庙本身却是唯物的，以心寄物，由物见心，寺庙有它的必要吗？梁启超站在石碑前面，思路一直在心物之间疑惑着。接着他走上台阶，走进大雄宝殿，仰望着乾隆皇帝那“法海真源”的匾额，他的疑惑更加深了。“法海真源”，应该源在无形的明心见性，岂可源在有形的寺庙之中？他摇晃着比一般人要大了许多的脑袋，喃喃自语，有点不以为然。


    在宝殿中，另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他。那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刚毅外露，目光炯炯。看他在摇头晃脑，走了过来。


    “看你这位先生的相貌，像是南方人。”那个年轻人先开口了。


    梁启超侧过头来、侧过身来，点了点头。


    “你看对了。我是广东人。不过听你一开口就湖南话，你先生也像是南边来的。”


    “是啊，我是湖南浏阳。你是广东——”


    “新会。”梁启超补了一句，“咦，浏阳会馆就在这附近啊。”


    “是的，就在这附近的北半截胡同。我昨天才从上海到北京，对北京并不熟。就住在我们浏阳会馆里。”


    “你先生昨天才到北京，今天早上就到庙上来，一定是佛门人士吧？”

                                                                                                第29节 佛法有研究

          “也是，也不是。我对佛法有研究的兴趣，可是并没像善男信女那样对佛膜拜，当然也从不烧香叩头。”

    “我也一样，我们是志同道合了。我对佛法喜欢研究，也喜欢逛逛寺庙。可是，总觉得寺庙跟佛法的真义，有许多冲突的地方。宋明帝起造湘宫寺，他说‘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可是虞愿却说了真话，他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像湘宫寺这种寺庙，古往今来也不知有了多少，可能寺庙盖得愈多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当然，这座法源寺有点例外，它本来是唐朝的忠烈祠，一开始并没有这种大雄宝殿式的佛教气氛。”


    梁启超的广东官话，说得很慢，口音有点奇怪，但是见解更奇怪了——在佛堂里，他没有诃佛骂祖，但他似乎根本否定了佛堂的意义。使面前的湖南人听了，备感好奇。湖南人说：


    “你老兄的见解是很高明的，我们又是志同道合了。严格说来，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除了有艺术的、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离真正佛门精神，诚如你所说，十分疏远。自佛法入中国来，演变得好奇怪，一开始就走入魔障，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功夫，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盖庙也、念经也、打坐也、法会也、做佛事也……这些动作，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要走下一半，必须‘回向’才算。谈到‘回向’后的舍身，佛门人物也干过，但那只是走火入魔。五代后期，周世宗就指出：‘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可见这种舍身，也只是把戏，并非真的为生民舍身。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这种理论，才是真正深通佛法的理论。明朝末年，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了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人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人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而一般的佛门人物，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都不能真的憧、真的身体力行。佛教被这些人信，被这些善男信女信，‘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憨’。释迦牟尼死不瞑目了。”湖南人一口气说了这些，愈说愈有火气起来。


    “听你老兄弘扬佛法，见解真是过人。老兄出口就是《华严经》，似乎老兄比较喜欢华严？”


    “其实哪一支都被搅得乌烟瘴气。华严也一样。只是华严一开始就被歧视。一千五百年前《华严经》的译者佛驮跋陀罗到长安，就被三千多和尚排挤，只好离开长安南下，十多年后他译出《华严经》，华严在中国，忧患之书也。我特别喜欢它。尤其，它的成书经过也充满了传奇，那龙树，他的朋友被杀了，但是他得以活下来传播华严思想。朋友死了，华严思想不死。”


    《华严经》的全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传说是由文殊菩萨和阿难编的，由龙神收到龙宫里。龙树菩萨入龙宫见到了它而得道，把它流传人间。这部经有上、中、下三本，传到中国来的是下本的节本。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死后七百年生的使徒、是马鸣菩萨的再传弟子。他很聪明，与两个朋友学隐身法，跑到皇宫里。皇帝下令左右四处挥剑去砍隐身人，结果两个朋友被杀死了。在敌人挥剑的时候龙树菩萨发现他们怕误伤皇帝，不敢在皇帝身边挥，于是就躲在皇帝身边，逃过了大难。梁启超想起了这些，愈发对这湖南人好奇起来。“这位老兄喜欢龙树，他一定有不少侠气。”他心里想。接着，他开口了：


    “老兄谈到周世宗的舍铜佛身、破山和尚的舍素食身，都可看出老兄能就佛法大义着眼立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气魄自是不凡。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佛门言转依，是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间心理，但是，佛门的真正毛病是，善男信女只知俗谛而不知真谛，结果浑然不识世间心理，又从何转之？从何依之？老兄说他们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都不能真的懂、真的身体力行，可谓说得一针见血。”


    “老兄过奖、过奖。不过，我觉得，一针见血其实也只是说，要做到一刀见血才是行动。古今志士仁人，在出世以后，无不现身五浊恶世，这正是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最后，发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也是很好的归宿，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说着，湖南人朝佛像一指，“殿上供着大日如来、文殊、普贤菩萨，这是通称的‘华严三圣’，我想他们会同意我这种从《华严经》而衍发的解释吧？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大日如来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经论’说身化三种，所谓‘自身相应’、‘他身相应’、‘非身相应’，在第二种‘他身相应’中，有化魔王为佛身、变舍利子为天女的说法，如此化身，我认为才真是佛的真身。这样看来，坐在这里的大日如来，站在两边的文殊、普贤菩萨，其实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证了这种造型的虚妄。如果木雕有灵，这三位托假身以现身五浊恶世，真不知他们做何感想？难道在大雄宝殿中受人膜拜，就算完事了吗？真的佛、真的菩萨绝不如此。所以呀，我看，他们三位真要不安于位呢！他们与其附托在木雕像上，还不如附身在志士仁人身上，以舍身行佛法呢！哈哈，老兄以为如何？”


    梁启超点着头，望着湖南人，微笑着：


    “既然可化魔王为佛身，自然可化佛身为志士仁人之身，这种推论，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姑且可这么说：志士仁人的殉道，既是志士仁人舍身，也是佛与菩萨的同死，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湖南人微笑着，“不过，佛和菩萨可以化身为千千万万，大神附体在志士仁人身上，所死不过是他们自己千千万万分之一，死得不是全部，但是志士仁人却不然，志士仁人自己只有一个，所以一旦舍身，所死就是全部。这样看来，未免不公平。哈哈！”湖南人不微笑了。

[ 本帖最后由 弥迦使者 于 2008-12-21 18:33 编辑 ]

弥迦使者

                                                                                                  第30节 别有天地

“你老兄这番议论，别有天地，不过对《华严经》的奥义，恐怕发明过多。”梁启超顿了一下，“华严的世界有所谓‘一真法界’，这种法界，主张真妄俱泯、生佛不分。乃超越一切对待，本体即现象，现象即本体，绝对平等。在这种‘一真法界’里，万法归一，从数量上，一个不算少、万亿不为多，从一粒砂石可以透视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从体积上，微尘不算小、虚空不足大，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互纳无碍；从时间上，刹那不算短、劫波不够长，万物方生方死也好、松鹤逻年也罢，都是一生。在‘一真法界’里，一切的多少、大小、长短，都是虚假不实的，超越有无、超越时空的‘一真法界’里，一念百千劫，百千劫在于一念；一粒微尘就是十方国土，十方国土也是一粒微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志士仁人以一个自己舍身，其实与千千万万佛与菩萨舍身并无不同，佛与菩萨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更精确的说，佛与菩萨纵化身为千千万万，但是千千万万分之一的殉道——部分的殉道，其实也就是全体的殉道，全体已随部分死去，从一的观点看，纵化为千千万万，也是一而已。这话愈扯愈远了，也许，佛若有知，会笑你我两人都是曲解华严的罪魁祸首了。”

    “没有，没有曲解。”湖南人认真地坚持，“《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想想看，佛陀在七个地方，九次聚会，才把华严讲完，当时说没有人能了解其中的奥义，除了利根的大菩萨外，鬼神也、天龙八部也、二乘根器的阿罗汉也……都无法了解。所以这部经，就被藏在龙宫里，直到龙树菩萨把它背诵下来，才得流传在外。虽然龙树只背了三分之一，但是，华严的奥义我们还是能把握不少。其中的‘回向’是最精彩的，伟大得无与伦比。真正把握住这种‘回向’奥义以后，会发现佛法绝不消极。王安石的一首《梦》诗，老兄还记得吗？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这是多么高的境界！何等华严‘回向’的境界！王荆公认为人生如梦，一无可求，他什么都不追求，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他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种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这种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们都是‘死去活来’的人。人到了这种火候，就是佛。就是菩萨。而这种火候最后以杀身成仁成其一舍，也就正是此梦成真、此身不妄。一般佛教徒理解佛经，全理解错了。佛门精神是先把自己变成虚妄，虚妄过后，一无可恋、一无可惜，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妄成真，这才是正解。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人，真所谓目中有身、心中无身。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佛、真的菩萨。我想，老兄的看法大概跟我一样吧?”


    “一样，真的一样。”梁启超兴奋地说，“你老兄和我萍水相逢，相逢于古庙、相逢于大雄宝殿之内，有佛与菩萨乃至十八罗汉为证，两人缘订三生、积健为雄、共参‘一真法界’，只谈了一些话就投契如此，可谓快慰平生。”


    梁启超向湖南人作揖，湖南人也作揖为礼。


    “对了，”梁启超补上一句，“谈了半天，我还没请教你贵姓？”


    “哦，失礼，失礼。”湖南人赶忙说，“我姓谭，‘西’、‘早’、‘言’那个谭，名叫嗣同。‘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嗣；大同小异的同——”


    梁启超眼睛一亮，笑起来，伸手握住他，“你不是现今湖北巡抚的少爷吗？”


    “奇了，奇了！”谭嗣同眼睛也一亮，“你怎么知道我？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我是康有为先生的学生梁启超呀！”


    “唉呀！原来你就是梁启超，太幸会了，太幸会了！”他用力摇着梁启超的手，“我从上海赶到北京，就是来找你们师徒呀！我在南边就听说你们在北京搞得轰轰烈烈，因此特地赶来，想参加你们的强学会。怎么样，带我去看康先生，并办入会手续？”谭嗣同性急了。


    梁启超苦笑了，“真不巧，康先生八月底就去南边了，不在北京。强学会呢，你也来迟了，三天前就被查封了，我也被赶了出来。”


    “唉！真不巧。那你怎么办？总不能没地方去。好！就来住在我们浏阳会馆吧。浏阳会馆是二十二年前家父捐出来的，住在那里跟住在家里一样，你不会觉得不方便。怎么样？”


    “不必了，谢了。”梁启超答道，“我现改住南海会馆，顺便给康先生看家。反正两个会馆离得很近，我们随时可以见面。刚才你说你就是从上海来北京找康先生和我，其实我们也在北京等候豪杰之士光临。强学会的会员一共才不过二十多个，我们太需要志同道合的同志了。老兄文武全才，我们早就听说过，今天有缘千里来相会，真是高兴。只可惜会也给抄了家，不能带老兄到会那边走走。”


    “这次被抄家，损失不小吧？”谭嗣同关切地问。


    “当然不小。最可惜的是一张世界地图，我们在北京找了一两个月，想买张世界地图都买不到，最后没法，托人从上海才找到一张，带到北京。记得那张地图来的时候，大家视同拱璧。为了推广国人的眼界，我们每天到外面宣传，找人来参观这地图呢！唉，如今这张地图也给抄走了。”梁启超不胜感叹，“北京虽为首善之区，其实人心闭塞，有赖于我们做强学会式的努力。可是，强学会三个月，就给铲除了。受了挫折，可是我们毫无悔意。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所以，我们还是要种桑树，然后兼做春蚕，自己吐丝。只是地点上，目前不适宜在北京着手了，看样子我们要从南边着手，上海啦、湖南啦，都是理想的起点。现在康先生已经先去南边了，康先生有全套的计划，我们一定可以在南边扎根，再徐图北上。救国本不是速成的事业，可能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了，虽然有近功的机会，我们也不放弃，但从长远看，根本之图，还是办学校、办报纸，以开民智。康先生有鉴于此，他的努力重点之一便是培养学生，以人格感化学生，使学生变为同志，一起参与救国大业。你老兄虽不是康门弟子，但是我们欢迎你一起合作、一起现身。正如龚定盫所希望的：‘龙树马鸣齐现身，我闻大地狮子吼。’那不是更好吗？你老兄……哦，我该改变个称呼的方式，我称呼你的字吧。你的字是——”


    “复生。光复的复，生命的生。”



                                   第31节   同志

    “好，复生，我的字是卓如，卓文君的卓、司马相如的如。我们虽不是同门，却是同志了。”

    “其实，我们精神上是同门。我私淑康先生，愿意奉康先生为师。我早就看过康先生的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在四年前出版时，我就见过翻刻的和石印的本子，虽然康先生的书被查禁了，可是他的思想却深入人心，他能用那么大的学问，写成专书，推FAN两千年来的成案，真是气魄非凡，古今所无。对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我甘愿做他的学生。卓如兄，如蒙康先生不弃，请你务必先婉达此意。”谭嗣同诚恳地说。


    “我一定照办。我想，康先生如收到你这位好任侠、尚剑术、走遍大江南北、塞外东西的豪杰人物，一定高兴极了。”


    “奇怪，卓如兄，你对我的身世，好像了如指掌。”谭嗣同把头一歪，斜看着。


    梁启超微笑着，“我比复生兄小了七岁，我生在广东新会南乡的熊子岛，那地方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很穷苦，我祖父、父亲虽都考上过秀才，但是要吃饭，还是得自己种田才成。我十二岁考上秀才后，还下田呢。我出身普通人家，没有云游四海的机缘，人也文绉绉的，所以非常羡慕你复生兄能够驰骋中原与大漠，结交四海英豪。听说你从北京起，十二岁以来，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你都去过，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真不简单。”


    “台湾我没去过。去台湾的是我二哥谭嗣襄，襄阳的襄。他被台湾巡抚刘铭传看中，叫他在台南服务，结果六年前，三十三岁年纪，死在台南府蓬壶书院。我差一点去了台湾，本来我要去台湾迎灵的，结果到了上海，唐景崧打电报来，叫我在上海等，我就没去成。”


    “唉，没去成也好，”梁启超说，“台湾在今年交接给日本了。唉，台湾是伤心之地！”


    “真是伤心之地！我们中国人为了建设台湾，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命，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割给了日本，此仇非报不可！此土非光复不可！诚如你卓如兄所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塞外东西，在书本上学问我不如你，但在行动上的历练，我却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你知道吗？我虽是世家子弟，但绝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儿，相反的，人间甘苦，我倒深尝了不少。我十二岁时在北京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来，我的字‘复生’，就是这么来的。五天之间，我们全家死了三位，母亲、大哥、二姐，全死了。我死里逃生，十三岁父亲到甘肃上任，我回到湖南老家。十四岁去甘肃，又碰到河南、陕西大凶年，赤地千里，随我去甘肃的，路上一死就十多个。我在甘肃，最喜欢出塞探险打猎。可是，碰到西北风时，就好看了，西北风吹起来，真是飞沙走石，那石块打在身上，就好像中了强弩一样。当然冬天下雪就好一点，但下雪有下雪的可怕。有一次在河西，我和一名骑兵迷了路，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里，都没有人烟。脱险回来的时候，屁股上髀肉狼藉，裤裆上都是血。当然，在西北也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夜里在沙上搭起帐棚，把羊血杂雪而食，或痛饮、或豪赌、或舞剑、或击技、或弹琵琶、或听号角，那种豪迈与萧条的交汇之感，真是读万卷中所无。尤其，当你置身于古战场中，感觉千百年前，胡人牧马、汉将拓边、尝覆三军、边声四起的气氛，你真会有苍茫之感。你的心胸会开廓无比，但那种开廓，是悲凉的、是流离的、是‘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的，你感觉到千军万马在你眼前走过，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可是，突然间，一切全停了、全都静止了，所有的千军万马，都一刹间变成一片尘埃与尸骨，天地为愁、草木含悲，百年为之销声、千年为之孤寂。这时候，你仿佛是人间唯一的活人，在行经鬼蜮，不是你生吊古战场，而是古战场把你活活死祭……有了那种人生历练以后，卓如兄，我发现我已不再重视一己的余生，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可是，我心苍茫，俨然已是八十。十三年来，我沉潜学问，尤其西学与佛学，对人生的观点，已愈发成熟，如今我三十一岁了，感到冲决网罗，献身报国，就在今朝。因此从上海赶来，追随康先生，希望大家一块儿做点大事。这次来京，在路上写了‘感怀四律’，正好有誊稿在身边，特此奉呈卓如兄。我的一生心事，全在这四首律诗中了，务请不吝指教。”


    梁启超接过了诗稿。这时，法源寺的一个和尚走了进来，向两人合十顶礼。两人回了礼，走出大雄宝殿，为时已近中午。梁启超说：


    “你们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南口路西，在南口有一家坐东朝西的饭馆叫广和居，是个谈天的好地方。复生兄北来，我就在今天为你洗洗尘。那家饭馆很特别，它是一家知识分子常聚会的所在，一般市侩商贾倒不敢去那儿。这，就是北京城的味道。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不失为干净土，水准摆在那里，风雅人去的地方，附庸风雅的人，也会望而却步。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敢说了。”


    谭嗣同接受了这一邀请。两人携手走出法源寺。





                                          第32节   广和居


    从广和居出来，又在外面料理了许多事，梁启超回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时候，已经夜里十点了。他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决定找点东西看看。忽然想起，早上谭嗣同不是送了他四首诗吗？何不现在就看看？于是，他点起蜡烛，读了起来：

    其一


    同住莲华语四禅，


    空然一笑是横阗。


    惟红法雨偶生色。


    被黑罡风吹堕天。


    大患有身无相定，


    小言破道遣愁篇。


    年来嚼蜡成滋味，


    阑入楞严十种仙。


    其二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其三


    死生流转不相值，


    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


    欲追前事已冥氵蒙。


    桐花院落乌头白，


    芳草汀洲雁泪红。


    再世金环弹指过，


    结空为色又俄空。


    其四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劫僧。


    梁启超读着、读着、读着，他惊呆了。天啊！这是多么好的诗！沉郁哀艳，字字都是学道有得之作！按说“诗无达诂”，解诗并无清楚的定说，但是，这四首诗读起来，你立刻就有一股苍茫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去追寻一点文字的痕迹，还是可以“达诂”一下的。于是，梁启超披身坐起来，开始仔细推敲诗稿。


    “谭复生这诗，所受佛学影响之深。一开始就看出来了。”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把莲花看做最清净出凡的花，净土宗的佛教徒甚至强调死后托生莲华，花开见佛。佛门有‘莲华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修四种禅定所生的天——‘四禅天’，从初禅天的鼻舌以外眼耳身意四识，直到四禅天的六识之中只剩意识，十八天中境界愈来愈高，高到可以空中一笑，笑声洋溢。想到弘扬佛法，天雨生色之时，一阵黑风吹来，天空也就惨雾愁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只要我不考虑到我自己的生命，我就一切超脱起来，这种超脱，就是佛门中的身无定相，在身无定相下，《庄子》所说的‘小言詹詹’也就聊以遣悲怀、破邪道了。正由于自身已无，再回过头来务实一下，所以虽然无欲心而行事，一如《楞严经》所描写的味同嚼蜡，其实也是不无滋味的，大可跟着《楞严经》所列的‘十种仙’一块儿上天下地一番呢！”


    “十种仙”是什么？梁启超记不清了，他下了床，在书架上取下《楞严经》，查了一下。原来是：


    地行仙、飞行仙、


    游行仙、空行仙、


    天行仙、通行仙、


    道行仙、照行仙、


    精行仙、绝行仙。


    “好，现在再研究第二首。”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说三世转生；是谓三生。《集异门论》说三世是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白居易诗有‘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谭复生写‘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自然是指前生之事，无始无终的，忽然显现此生。佛门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想上的‘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由‘业’生出的是‘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业果’、‘业报’。‘业因’是前世给今生的报应。由于前世有‘业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踞高位，位三公而对三槐，满朝行尸走肉，一如《庄子》所指的‘髑髅’，祢衡所指的‘坐者为冢、卧者为尸’，总该把他们清除。贾岛的诗说：‘撞钟饮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喷血斑。’在小人在位、违反天意的时局里，我跟他们，展开一场苦战，悲歌慷慨，动地而来，但这又算什么？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忏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


    梁启超又进一步自言自语：“这诗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佣人，跟了老子许多年，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复生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第三首，”梁启超寻思着，“就更沉郁哀艳了。佛门言死生流转，在人经历无量度数的轮回后，跟自己心上的人怀念的人，本已无法相值交会。不料，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又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以无情解脱自喜。自古以来，从燕宫归怨、到吴宫离愁、到人间的雁行折翼，本有着太多的离情别绪，纵使人间因缘，像羊叔子那样，本是李家七岁坠井而死的男孩的后身，且有金环以为物证，但是，又怎样呢？死生又流转了，再世相逢，最后空空如也，还如一梦中。”


    “最后一首也有情诗成分，”梁启超心想着，“不过，它综合了前三首，把对生命、对国家、对人情的一切，都串连在一起。这首诗写人间柳絮飘萍，本寄迹水面，各自东西，虽然今天堕水成离，他年却会化泥成聚。目前，纵有着屈原《离骚》的痛苦，却可展现庄周随缘的无垠。佛门以波旬魔王常率他的眷属障碍佛法。《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我此说，即波旬说’之语，足征天亦有亲而魔亦有眷之外，魔眷与魔，又同为与佛说打对台的魔说。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佛国记》有‘喝言菩萨从三阿僧抵劫苦行，不惜身命’的话，阿僧劫是数目的极限，是无数的意思。纵使成佛也摆脱不掉天亲魔眷的拦路。但是，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也都是阿僧劫的历程，人生的千变万化，看开了，不过如此。”

弥迦使者

                                                                                          
                       第33节    解释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入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      ※      ※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都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苦，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锥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锢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太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锢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第34节     大刀王五


             梁启超回到上海，已是一八九八年的春天。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过去多少年的经营，都在这一年快速有了结果。先是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十六天后，五月十五日，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赏给梁启超六品官头衔，要他办理印书局事务。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召见，按照朝廷定例，一定要四品官以上，才有资格被皇上召见，皇上是不召见小臣的。那时候梁启超只有二十六岁，不但不是小臣，根本是一介布衣，由皇上召见布衣，这在清朝开国以来，都是罕见的事。

    罕见的还不止此。七月间，谭嗣同也被召见了。七月二十日，发表了四个军机章京，军机章京像是唐朝参知政事的官，官位不算大，但接近皇帝，有近乎宰相的实际权力，光绪皇帝认为康有为名气太大，怕刺西太后的眼，所以把康有为安排在皇宫外面，双方通过四章京，保持联络。于是，在退朝以后、在下班归来，在南海会馆、在浏阳会馆，就多了大家聚会的足迹。


    不过，聚会对谭嗣同说来，不是很单纯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其他三位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他们都纯粹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所说的书生，他们的交游范围，是狭窄的，但是谭嗣同却不然。他的交游，除了和他一样的书生以外，还包括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人物，也就是书生眼中的下层阶级。谭嗣同小时候读左太冲的诗，读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非常欣赏。他相信“草泽”之中，必有“奇才”存在，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而这种“奇才”，在书生中，反倒不容易找到，黄仲则的诗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就是这种观点。谭嗣同要结交五湖四海中的豪杰之士做朋友，为的是他相信救中国，光凭书生讲空话写文章是不够的，还得伴之以行动，而这种崇尚行动的人，却只有从下层阶级去找，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帮会人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洪门”人物。“洪门”是明末遗民反抗清朝的秘密组织。它的远源来自台湾。当年郑成功义不帝清，退守台湾后，他和部下歃血为盟，宣誓大家结为兄弟，从事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开山立堂——开金台山、立明远堂，成立了“汉留”，表示是满族统治下不屈服的汉族的遗留。再派出了五员大将，潜入大陆，就成为“洪门的前五祖”，以福建九连山少林寺为大本营。为了向台湾溯源，谭嗣同说动了他二哥谭嗣襄去台湾，追踪郑成功“汉留”的足迹。可是二哥追踪的结果，却很泄气，他写信告诉谭嗣同，台湾已经不是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了，台湾变了，变得只见流氓不见大侠了，要找大侠，还得从大陆去找。于是，谭嗣同决定在中原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同志，就这样的，他认识了王五。


    王五是北京人，他本姓白，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和弟弟沿街讨饭，讨到了北京顺兴镖局，镖局的王掌柜看他长得相貌不凡，就收留了他，认为养子，改姓王。十一年后，王掌柜死了，他就继承了镖局。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他的本名，是王正谊。


    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这种业务，叫做“走镖”。干“走镖”，或走“水路镖”、或走“陆路镖”，都要冒不少风险，风险就是路上的强盗，一般叫做贼。


    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是打，而是和谈。遇到有贼拦路，镖局的头儿总是近上前去，一脸堆笑，抱拳拱手，向贼行礼，招呼说：“当家的辛苦！”那做贼的，也得识相，能放一马就得放。也会回答：“掌柜的辛苦！”接着贼会问镖局的名字：“哪家的？”保镖的就会报上字号。于是，就开始用“春点”谈，“春点”，就是黑话。


    “春点”的范围包括江湖上的师承与帮派，如扯上远祖或同门关系，大家都一师所传，就好说了。给贼面子，承认贼给方便，是赏饭给镖局。然后就有这样的对话：


    “穿的谁家的衣？”贼问。


    “穿的朋友的衣。”保镖答。


    “吃的谁家的饭？”贼问。


    “吃的朋友的饭。”保镖答。这是真话，因为保镖的，正是吃的是贼的饭——没有贼这一行，谁还要找保镖呢？贼正是衣食父母啊！


    一阵“春点”拉下来，贼把路让开，表示放行了。临走保镖还得客气一番。说：


    “当家的，多谢‘借路’。你有什么带的，我去那边，几天就回来。”


    “没有带的。”贼也客气。“掌柜的，你辛苦了。”


    贼不托带东西，但贼会进城来玩。玩的时候，也会找上镖局，镖局一定会保护他们，不让官方捉到。要是给捉到，招牌就砸了。以后上路，江湖绝不好走了。


    大刀王五的镖局，虽然是北京城里八个镖局中的一个，但是，由于王五的名气大，所以，在“走镖”时候，只要一亮出王五的堂号，四方绿林，无不买账。正因为王五跟贼的关系好，所以，有些麻烦，也就惹到头上。有一次，一连发生了几十件劫案，被抢劫的，又多是贪官污吏，引起刑部的震惊，下令叫濮文暹太守去抓。濮太守派了官兵几百人去宣武门外王五家抓人，可是王五以二十人拒捕，官兵不敢强进宅内，相持到晚上，官兵暂退，王五也穿着兵士制服，混在其中脱走。第二天，王五忽然到濮太守那儿自首。濮太守奇怪：


    “抓你你拒捕，不抓你你自首，怎么回事？”


    王五说：“你来硬的，我就硬干；你既撤兵，我就投案。”


    濮太守说：“我知道你早已洗手不干强盗的事，但你总要帮我破破案，几十个案一齐来，岂不给做官的好看！”


    王五说：“大人的忙我一定帮，问题是你大人要赃还是要人？要赃，我可帮忙追回；要人，只好拿我去顶罪。”



                                  第35节    追赃


    濮太守决定但求追赃而已。就这样的，问题解决了。

    后来，王五感于濮太守是清官是好官，没有栽诬他是匪类，在濮太守下台去河南的时候，还派人送了他一程。


    王五外号“京师大侠”，这是人们赞美他的侠气。另一方面，他的武功也是第一流的，大刀只是他武功的一面而已，他还精于剑术，在跟他学剑的学生里，有一个湖南人，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是外号“通臂猿”的胡七介绍认识王五的。他称王五为“五爷”、胡七叫“七哥”，王五、胡七叫谭嗣同做“三哥”。王五的哥儿们一律跟着叫“三哥”。谭嗣同是这些人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但他毫不以此自骄，反倒跟这些粗人相偕，称兄道弟。大家都知道三哥书读得好，有学问，并且肯教他们，没有架子。大家乐意跟三哥接近，听三哥谈古论今。大家知道三哥的老太爷是做官的，三哥是官少爷，三哥不会干他们那一行，各干各的。但是，大家是哥儿们，大家肝胆相照，就这样的，大家交上朋友，并跟王五和胡七拜了把兄弟，转眼十年了。


    十年间，王五和哥儿们有好多次跟谭嗣同谈到帮会的事，他们很明显表达出他们反对满洲人的传统。但是，一碰到满洲人这个问题，谭嗣同好像就有点不愿多说。不过，他也不扫他们的兴，也不说他们不是，笑着看他们叫骂。大概是态度不明朗，哥儿们头脑简单，就以为三哥也是反对满洲人的。


    大家做朋友，做到了第十年，一八九八年到了。谭嗣同应召进宫见光绪皇帝，并在军机处做了四章京之一，消息传遍了北京城，也传到了镖局。


    ※      ※      ※


    “他去见了皇上！”“他去见了皇上！”六个字，像空气中钉进六颗钉子，王五他们呆住了。他们互相看着，都不说话。有人沮丧地低了头。


    “谭嗣同背叛了我们！”胡七突然斩钉截铁。“没有，谭嗣同没有背叛你们！”一个坚定的口音响在门口，站在那里的，正是谭嗣同。


    “三哥啊！”王五大叫了起来，他突然站起来，满脸通红。“三哥，你去见他干什么！我们是什么立场？他们是什么立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好谈的！要有，就是他们擦我们，我们擦他们！”王五的右掌做成刀状，来回各做一个砍头的姿势。“三哥啊，你是有大学问的，不像咱们哥儿们是老粗，你比我们读书明理，你说说看，你为什么去见满洲人，要干这种事，你叫我们怎么办？怎么对待你？”


    “这就是我不先告诉你们的原因，我不能使你们为难、使你们精神上先有负担。我若先告诉了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我去。我去以前，结果是好是坏我也没把握，所以，我宁愿先去试试看，如果结果不好，那就是我一个人判断的错，不牵连五爷和各位。如果先告诉了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我去，如果去了结果好，你们就挡住了这个结果，岂不我又陷你们于判断错误？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先告诉你们。我……”


    “你！你！你他妈胡说！”胡七陡的站起来，撩起了袖子，大家也都站起来。王五把左手手心向下，从左胸前向外划过，暗示不要轻举妄动。谭嗣同坐在方桌的一边不动，神色安详地说：“五爷、各位，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说完了，大家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


    “他妈的你去见了满洲人，并且一见还见的是满洲头子，你背叛了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完！我们这样看得起你，原来你背叛了我们！”胡七吼叫。


    “七哥……”谭嗣同开口。


    “你别叫我七哥！七哥是你叫的！我们的交情，今天就是完了！你别叫我七哥！”


    “好吧，我不叫，我只是请问你，我……”


    “我不要听你我、我、我，我们拜了把子，今天就要同你拔香头；我们发誓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胡七一边吼着，一边越过方桌，直朝谭嗣同扑过来，大家也一拥而上。茶杯滚到地上。


    “住——手！”王五的洪亮喊声，使人人都立刻缩了回去。谭嗣同安详地坐在那里，鼻孔流下血，茶水溅满了一身。他任鼻血一滴滴淌下，擦都不擦。他稳定得像一尊佛像，不是金刚怒目，而是菩萨低眉。


    王五突然翻开了小褂，掏出了腰间的匕首，明晃晃的，大家望着他，可是谭嗣同若无其事。王五把自己白色小褂最后一个纽扣解开，左手拉起了衣角，用匕首朝小褂割去，割下一块方形的布，收起匕首，把布铺在左掌上，朝谭嗣同鼻子捂上去，他右手按住谭嗣同的肩，说：“到床上仰着躺一下。”


    王五扶谭嗣同躺在床上，叫人拿两条湿手巾来给他，亲手用一条擦掉脸上的血迹，另一条折好，放在额头上。他伸手拉开了被，为谭嗣同盖上。然后打个出去的手势，他却不先走，让大家先出去，然后轻关上门。


    ※      ※      ※


    大家在房外草地上，蹲着，蹲着。王五不开腔，他拿出旱烟袋，装上烟丝，从火石包里掏出黄棉，放在烟上，用打火石打燃黄棉，一口接一口吸着。大家跟进，也点上烟，胡七不抽烟，他蹲在那里，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用力画着叉子，画了又描上，愈描愈深，嘴角随着画线在扭动。


    “大哥，”胡七忍不住开口了，“我真不明白，以谭三哥这样的人，为什么背叛我们？”


    王五吸着旱烟，没有看胡七，眼只望着天，冷冷地说：


    “他没有背叛我们，他如背叛了，他就不来了。”


    胡七想了一下，恍然若有所悟：


    “说得也是，他若背叛了，他该明白再来不就是送死吗？他还不明白我们不会饶他吗？他上次还告诉我们，湖南马福益那一帮前一阵子四当家的犯了则，兄弟们决议是叫他从山顶跳下去，最后兄弟们送他上山，他一边走，一边还照顾送他的大哥，说：‘大哥小心走，山路太滑。’马福益是三哥的同乡，又是朋友，三哥难道不知道帮里的规矩？我不信。”


    “也许他不认为他犯了规矩吧？所以他敢回来。”有人说。


    “犯规也好，不犯规也罢，问题是他如果背叛了，他回来干嘛？他总得有个目的啊？”又有人说。


    “目的就是拉咱们一起跟他下海，一起做满洲人的奴才，他自己一个人做还不够！”胡七把树枝一丢，大声说。


    王五望着天，含着烟，并没有抽。终于转过头来：


    “不要瞎猜了。三哥一定有他的原因，这原因不是你们能猜得透的，也不是我王五猜得透的。他学问太大，我们是粗人，我们不清楚。只清楚谭嗣同绝不是背叛朋友的人，我敢以这颗脑袋担保，我王五活了几十年，五湖四海，阅人无数，就没把人看走眼过，我就不相信谭嗣同有问题！谭嗣同有问题，不要他从山上跳，我先跳！不但先跳，并且挖下我眼睛后再跳！”


    “我们当然相信大哥，相信大哥不会看走了眼。”胡七心平气和地说，“我刚才动手，也说不出为什么，大概三哥不告诉我们，不让我们这些粗人明白，所以气起来了。”

弥迦使者

                                                                                                        第36节  好合好散

      王五白了他一眼：“不对吧，他是要告诉我们的，他好像说了。‘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的话，还说了‘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可是你没听进去，就动了手了。”

    大家望着王五，低下头，胡七也低下头。低了一下，又抬起头，望着王五：


    “这可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


    “还是要先听听他的。”王五说着，站起身来。大家也都站起来，一起走进屋去。


    他们再进房里的时候，谭嗣同已经起来了，正在洗脸。那脸盆是搪瓷的，可是已很破旧！原来的盆底已烂了，是用洋铁皮新焊接的。焊工在北方叫锔碗的，他们把打破的碗接在一起，把破片和原底两边外缘钻上钉孔，再用马蹄形铜扣扣入钉孔，最后涂上白色胶合剂，就变成了整补过的新碗。锔碗的同时可用白铁皮焊壶底、焊脸盆底、焊水桶底……他们是废物利用的高手、是家庭日用器材的修补人。工业时代的人们、有钱的人们，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他们珍惜旧的、爱护旧的、对旧的发生感情，他们宁肯钉钉补补，也很难汰旧换新。这种情形，变成了一种定律、一种习惯，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一切都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所以，中国人的家里，有着太多太多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相沿不替。农业时代的穷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谭嗣同擦脸的时候，王五走过来：


    “你流了不少的血。他们太莽撞了。”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从水缸里舀出两勺清水，洗着血红的手巾。


    “让他们洗吧，别洗了。”王五说。


    “没关系，还是自己洗吧，有机会能洗自己的血，也不错。有一天——”他突然若有所思，抬头，停了一下，又低下来，“血会流得更多，自己要洗，也洗不成了。”


    “弟兄们太莽撞，三哥不要介意。”王五说。


    “怎么会。”谭嗣同说，“也要怪我自己。我一直没好好使大家明白这回事。”


    “那就大家好好谈个清楚。十多年来，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没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对满洲人的立场，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这样做，未免伤了弟兄们的感情。我们帮会的人，对满洲人是绝不谅解的。现在，既然事情闹开了，大家就弄个清楚。”王五说。


    “也好。”谭嗣同说着，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来。


    “三哥记得吗？”王五首先开口，“康熙年间，东北的西鲁国老毛子扰乱中国，满洲人平不下来，因为需要能够一边游泳一边作战的，才能跟西鲁人打，东北人游泳是不行的，一边游泳一边作战更别提了。那时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议，何不征用平台湾以后移到北京住的这些闽南人，他们都是郑成功系的海盗世家，用他们来打西鲁老毛子岂不以毒攻毒，于是就成为定案，去打西鲁老毛子。”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记起来了。”谭嗣同摸着头，“那个仗，不是说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忙打的吗？”


    “三哥真是大学问家，一点也不错。当时康熙皇帝征用这些闽南人，因为是海盗世家，所以平台湾后康熙不要他们再在台湾住，免生后患，就都被强逼着移民到北方来。这回为了打西鲁老毛子，征用他们，有五百人可用，他们不高兴干，这时候从福建赶来一百二十八个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闽南话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劝他们说：满洲人是我们的敌人，抄了我们老家，这个仇，非报不可，这是个机会，满洲人这回有求于我们，打外国人，我们不妨跟他们合一次作，一来是不管满洲人怎么坏，究竟是同中国人，究竟这个仗是打外国人，对外作战总比对内作战重要；二来是如果仗打赢，满洲人欠我们情，至少对我们有好印象，高压的政策会改缓和，我们可以保持实力，徐图大举。于是这些闽南人都愿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鲁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国人每人头上顶了一个大牌子……”


    “我打个岔，那个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么知道？真奇了！”


    “打赢了西鲁老毛子以后，满洲人印了一部书，叫《平定罗刹方略》，里头提到过‘福建藤牌兵’，就是指这些闽南人。”谭嗣同补充说。


    “对了，我们书看得太少，你们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么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里游泳，用藤牌做盾，冲到西鲁老毛子船边，凿漏老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么来了这种怪打法，把他们叫做‘大帽鞑子’。他们真倒霉，自己在台湾多少年想杀鞑子，结果竟被别人叫做鞑子。”


    “后来呢，后来不说又有火烧少林寺的事！”


    “仗打赢了，满洲人说大家有功，要行赏。和尚们不接受，表面上是说我们是出家人，不受人间荣华；骨子里是根本不承认你满洲人有赏的资格。等和尚回少林寺后，不久，满洲人就去派兵火烧，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仅逃出五个，其余的都死了。逃出的五个，找到明朝崇祯皇帝的孙子朱洪竹，大家同盟结义，结义时候天上有红光，红光的红与朱洪竹的洪声音一样，大家都说是天意，就开始了洪门会，那五个和尚，就是洪门的前五祖。前五祖刚由少林寺逃出来的时候，曾在沙湾口地方折下树枝发誓：


    天之长，


    地之久。


    纵历千万年。


    亦誓报此仇！


    所以洪门的主义就是报仇，反清复明，跟满洲人干到底。后来在武昌地方打了败仗，朱洪竹失踪，大家只好化整为零，徐图发展，最后留下一首诗作为日后联络凭证：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于是各开山堂，秘密发展下去。发展成为‘三合会’、‘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愈分愈远，谁也搞不清了。三哥是大学问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第37节    秘密



       “话不是这么说，洪门一直是秘密的，所以简直没有任何写下来的材料，一切都凭口传，难免传走了样。我所知道的，也极有限，但从官方的一些材料里反过来看，有时候可以正好跟口传的配合上，像刚才五爷说的藤牌兵，就是一个例子。”

    “三哥说得是。”


    “又比如说《大清律例》中有说福建人有歃血订盟焚表结义的，要以造反罪处分，为什么看得这么严重？就是为了对付洪门。满洲人注意洪门，搞不清洪门宣传，除嘴巴你传我我传你以外，一定得有写下来的才方便，一直扯了一百五六十年。才在咸丰年间发现了一本书，不是别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的特色是提倡恢复汉室，桃园三结义，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义千秋。所以咸丰皇帝查禁《三国志演义》。”


    “哦，原来是这个缘故。洪门以后的事，太复杂了，简直搞不清楚。只知道成立洪门是为了反清复明，可是后来发现很多兄弟又跟清朝合作，大家搞不清怎么回事，要反他，怎么又跟他合作？合作、合作，洪门前五祖不就是合作上了大当，兔死狗烹，惹来火烧少林寺，怎么还合作？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说来话长，得先从满洲人种说起，才能说明白。”谭嗣同先喝了一口水，“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七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la ma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太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没有胡骚味！




                                                  第38节   夷狄观念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瑶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竞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一八四○年以前，黄帝纪元西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的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至于说到帮会，说到帮会的反清复明，其实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以其中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的反清复明，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至于三合会、哥老会以外，流传到中国各地的反清复明，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反清复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两百五十多年都没给复回来，谁还好意思再说反清复明？谁还有脸面再说反清复明？又有什么必要还说什么反清复明？


    “并且，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


    “今天的皇上虽是满洲人，但却是个好人，是个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好皇帝，他既然有心在西太后选出的烂摊子上变法图强，既然找到我们汉人头上，我们应该帮助他。这种帮助，是对大家都好的。你们哥儿们人人留着辫子，口口声声地反对满洲人，从前辈的哥儿们起算，反了两百五十多年了，还反不出成绩来，可见此路不通，大家方向都搞错了。今天我话就说到这里，各位兄弟愿意平心静气地想想，想通这番道理，你们自然还把我谭嗣同当兄弟；如果想不通，或想通了仍认为你们对，你们可以说服我，说服我我辞去这军机章京不干，跟你们去三刀六眼的干。怎么样？”


    说着，谭嗣同站了起来、气雄万夫地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全屋是一片死寂。王五的旱烟早都熄火了。他盯着谭嗣同，缓慢地点着头。他挺着腰杆，魁梧的上身，随着点头而前后摇动。弟兄们的眼睛，从谭嗣同身上转到王五身上，他们没有意见，大哥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他们要等大哥一句话。最后，王五开口了：


    “三哥，我们是粗人，我们不知道那些麻烦的大道理。我们只知道你是我们哥儿们，你赞成的我们就赞成、你反对的我们就反对、你要推FAN的我们就推FAN。反过来说，欺负你的就是欺负我们，惹了你的就是惹了我们，砍了你的我们就还他三刀。我们心连着心，一条线，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全没话说。三哥，你是有大学问的，我们不懂，但我们信你，你是我们的灯、我们的神，我们信你总没错，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信你就是。但这次……这……这……次，好像总有点不对劲，不对劲。”

弥迦使者

                                  第39节   不对劲

     “五爷，有什么不对劲，你尽管说，咱们哥儿们，有什么话都不能闷在肚子里，五爷，你尽管说。”

    “咳，到底怎么不对劲，我也说不大出来，只是……只是觉得……咳……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有点不那么顺。”


    “你是说——你是说我不该跟康有为去？”


    “那……那倒也不是，康有为天大学问，哪里会错。但我们总觉得……只是觉得，康有为走跟满洲人合作的路，这条路，到底行得通不通？是不是真成了‘与虎谋皮’了？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不懂，我们只是担心有天大学问的人除非不犯错，要犯就一定是大错，大得收不了摊，要人头落地。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根本沾不上边，所以全靠三哥判断、三哥做主，三哥了解康有为，三哥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犯了大错。”


    “五爷的意思，我懂。”谭嗣同说。


    “还是老话，我们是粗人，我们只信三哥。”王五说。


    “我们信三哥。”大家众口一声。


    “三哥信康有为，我们也只好跟着信。”王五说。


    “如我没猜错，五爷你们对信康有为有点勉强。”谭嗣同说。


    “话倒不是这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根本说不上来。”王五顿了一下，“如果犯了大错，错在哪儿，我们也根本说不上来。刚才说了半天，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我们的感觉，感觉有点不对劲、不那么顺。三哥，我们跟你完全不同，你是书里出来的，我们是血里出来的，我们从小就在道上混，三刀六眼，整天过着玩命的日子，但玩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把命玩掉，原因也有一点：哥儿们的照应、自己的武艺、祖上的积德、佛爷的保佑、再加上大家的运气……都是原因，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说出来也不怕三哥笑，就是事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一点也说不上来，但真的，真的有那么一点。那种感觉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时候它真的有，弄得你别别扭扭的，心神有点不安，直到换一换、变一变，才觉得顺。这么多年来，有几次，直到事后回想，才发现幸亏在紧要关头那么换一换、变一变，才死里逃了生。这话说来有点玄，但的确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又不能不信。”


    “五爷，我跟康有为的事，五爷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三哥你会笑我？”


    “五爷这种感觉，我一点也不笑你，并且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这种预感。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不瞒五爷和各位说，我来北方，结交你们这些英雄好汉；我在南方，也结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乡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黄轸——草头黄、珍贵的珍字左边去掉斜玉旁换成车马炮的车字。他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五。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岳麓书院；武的能空手夺白刃，南拳北腿，几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他为人行侠仗义，跟哥老会关系极深。像黄轸这种哥儿们．他们相信要救中国，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有赶走满洲人，中国才有救。跟满洲人合作，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那种担心‘与虎谋皮’的心理，比五爷还强烈。我这次北上，他们特别为我饯行，也特别劝我小心，甚至劝我不要应满洲皇帝之召，而跟他们一起搞革命。坦白说，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已写得那么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表现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人头落地，革命总要人头落地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血，总是不好的。我把这番意思讲给黄轸他们听，他们也无法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与虎谋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难重重，希望不高，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感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我今天来通知五爷和各位，并不是拉大家一起跟我下水，只是告诉大家：我谭嗣同不论做老百姓还是做官，都没有变，都是你们的兄弟。各位兄弟如了解我，今天就是来通知；各位兄弟如不谅解我，今天就是来道别。也许有一天，在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再会相聚，或者化为泥土，大家相聚，不论怎么样，我们一旦是哥儿们，永远是哥儿们。我们此去是成是败，全不可知，知道的是如果失败，我将永远不再回来。保重了，各位弟兄。”谭嗣同向大家拱手为礼，然后向前一步扑身下跪，“五爷，请受我一拜。”又转向胡七，“七哥，也受我一拜。”……


    王五、胡七都争着扶起谭嗣同来。谭嗣同转身退去，大家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




                                            第40节    戊戌政变


     黑暗在北京城处处皆有，即使在皇宫中也一样。紫禁城的宫墙都相当高，夹在宫墙中的，多是四合房、三合房，晚上到来，更是黑暗处处。

    乾清门比起午门、太和门来，虽然规模小了一点，但是它身居内廷第一正门，离皇帝最近，天高皇帝近之下，看来也气势威严。尤其在天黑以后，黯淡的烛光，自门中摇曳出来，照在阶前的一对铜狮背面，更显得威严而死寂。铜狮蹲踞在低矮精雕的石台上，五趾张立，看来在保护皇帝，但是，入夜以后，它们在死寂中沉睡了。


    乾清门虽然是乾清宫前面的门，但是，它也内有皇帝宝座，皇帝来这里，叫做“御门听政”。听政时太监将宝座抬到乾清门的正中，前面放一黄案，黄案前放一给官员下跪的毡垫，开的是一个半露天的小朝廷。顺着御门的石栏向左看，有斜墙一面，就是照壁，壁上黄绿琉璃瓦，凸起在朱红的墙上，入夜以后，变成一面黑墙，在乾清门前的外院中，显得格外突出。沿着照壁再向左，过了内右门，就看到三间与高大的皇宫建筑绝不相称的小矮房，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内阁——军机处。与军机处成直角的，是隆宗门。过隆宗门又成直角，与军机处无独有偶的三间矮房又出现了，就是军机章京值房。


    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原因，是由于连年用兵西北，为了军书快递与保密防谍，就在隆宗门外盖了小矮房，叫大臣值班。从此立为制度，延续了一百八十年。


    军机处是神秘的衙门，它的权力极大，皇帝为了防止它坐大，也未尝不限制它。例如军机处自己的图章，就另放在内廷，要盖印时，由值班的军机章京要去“请印”，才能完成盖印手续。又如中央和地方官吏，上奏的内容，都不准预先告诉军机处，而军机处的重地，没得允许也不得进入，门上挂着白木牌，上书“误入军机者斩”，森严情况，六字毕呈。为了执行这些森严的规定，军机处每天都来一名御史，在旁监视。


    巍峨豪华的皇宫与矮小破落的军机处，是一种强烈的对比，那正象征着君主的高大与臣下的卑小。军机处里除了办公用品和休息的木炕外，设备简陋。唯一考究的，是高挂在墙上的“喜报红硅”木匾，那木匾上的四个字，正是皇帝每次见到军机大臣的最大盼望。如今，皇帝的盼望对象转移了，转移到军机章京身上，由于西太后的专权，“御门听政”早就没有举行了，被缩小了的皇帝，现在，决心用变法维新做最后的挣扎，在他与军机章京的谋划下，展开了满汉联手的大改革。不过，所谓满，满洲皇帝一人而已；所谓汉，军机四章京外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而已，整个的中国，还像那入夜的铜狮子。


    ※      ※      ※


    变法维新从六月十一日正式开始。这一天，光绪皇帝诏定国事，宣布变法自强，接着就是密锣紧鼓的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除旧方面废八股、废书院、裁绿营、裁冗衙冗官冗兵、禁止妇女缠足等；布新方面荐人才、试策论、办学堂、设农工商机构、设矿务铁路总局、提倡实业、奖励新著与新发明、翻译新知、准办学会、准开报馆、广开言路、军队改练洋操洋枪、准备实行征兵等……在光绪皇帝带头、在紫禁城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时候，西太后那边，在颐和园看在眼里，也就伸出手来。西太后在光绪皇帝诏定国事第四天，就把皇帝老师翁同龢赶走、把自己心腹荣禄安置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先摆下阵势，看你皇上有多大能耐。虽然阴云满天、大军压境，光绪皇帝还是义无反顾的要变法维新，发愿不要做丧权辱国的亡国之君，他要在困难重重中向前推进。在白天，他越过守旧大臣，跟军机四章京推进变法维新；在晚上、他把在军机章京值房的爱国者叫进乾清门，在铜狮未醒的当口，秉烛策划一切。


    ※      ※      ※


    可是，不论多少夜以继日的推进，一切却显得不对劲了。光绪皇帝终于觉察到危机就在眼前。秘密消息传来，大概就在十月里，皇上陪西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废立皇上、解决新党的行动，就会展开。光绪皇帝已被逼到墙脚，九月十四日，在四章京正式值房的第九天，他把密诏交给杨锐带出；三天以后，他又把第二张密诏交给林旭带出。两道密诏的内容是：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己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第41节     自告奋勇

    九月十八日清早，在南海会馆里，康有为和大家捧着密诏，做了紧急的决定：第一、要想办法救皇上，谭嗣同提议去劝说有新建陆军在手的汉族军头袁世凯，袁世凯头脑比较新，办强学会时他就赞助过，皇上前天昨天已连续召见两次，已表示重用他。如果他能够深明大义，事情还有转机，这一劝说，风险虽大，但值得一冒，谭嗣同自告奋勇，愿意只身前去找他。第二、皇上力催康有为南下，用意在避免意外发生时，大家被一网打尽，所以决定康有为速离北京，以保全火种。决定以后，即分头进行。

    当天晚上，谭嗣同联络上袁世凯，约好晚上十点，到法源寺去拜访袁世凯。袁世凯那时事忙，没住在自己的海淀别墅，就便住在法源寺里，他为什么住法源寺，没人知道，也许在学恭亲王吧？


    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下弟弟恭亲王奕言斤在北京与洋人谈判。那时洋人占据了紫禁城、北京内城，恭亲王住不成自己的恭王府，就看中了外城的法源寺，住进了法源寺。咸丰皇帝在热河遥控交涉局面，他一再叮嘱的是：恭亲王不可以亲自见到洋人，因为恭亲王是中国皇帝的弟弟，地位高高在上，岂可被洋人见到？但是，咸丰皇帝这种叮嘱，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你自己打了败仗，洋人占了你国都，你跟洋人谈判，怎么可以不打照面？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英法联军在北京杀人放火、抢劫强jian，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也亟应赶快解决，在解决过程中，恭亲王就无法不见到洋人了。最后，谈判完成，英法联军同意撤兵，愿和中国和平相处，并表示将按国际礼仪派大使来“亲递国书”。不料这一约定，使以天朝自居的咸丰皇帝大大的介意起来，他批恭亲王的奏折说：“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为了抗议大清无人和拒见夷使，咸丰皇帝不肯再回北京，他死在了热河。这一死，造成了西太后的夺权成功、恭亲王的终于失势。他在法源寺折冲尊俎的努力，最后挡不住人为刀俎。在法源寺苦心孤诣后三十四年，日本又打败了中国；再过四年，六十六岁的他，终于在拦阻光绪皇帝变法维新中死去——年轻时，他是同治中兴的急进派；年老时，却变成光绪变法的保守派，这就是人的一生。谭嗣同在去法源寺的路上，忽然想起近四十年前恭亲王在法源寺那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他顺着想下来，想到袁世凯，他的心，凉了半截。啊！他住的浏阳会馆，不就在附近吗，这一联想，可真是得天时地利呢。他苦笑了一下。


    袁世凯简直在以朝服出迎这位军机章京了。军机章京在实权上，相当于副宰相，袁世凯是老吏，对这样炙手可热的新贵近臣，不能不另眼相看的。


    谭嗣同首先说事属机密，要求在卧室与袁世凯单独谈话，袁世凯照办了。在卧室里，谭嗣同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诏，以取信于袁世凯。并告诉他，救皇上、救中国，在此一举。谭嗣同表示，根本的关键在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决问题。如今要袁世凯配合的是：一、杀掉荣禄；二、包围颐和园。至于进颐和园对付西太后，无须袁世凯派兵，他谭嗣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汉几十人，并可从湖南招集好将多人，足可解决园内的一切。


    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送走谭嗣同以后一个小时，荣禄就得到袁世凯的报告；第二天清早，颐和园的西太后，从荣禄的跪禀里，也知道了真相。


    同样的第二天清早，经过一夜的讨论，大家在南海会馆分别走出来。除了林旭绝对不相信袁世凯以外，其他的人半信半疑，倾向于袁世凯纵使不派兵，大概也不至于告密。谭嗣同的结论是：不管袁世凯可不可靠，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着棋，死马如当活马医，只好冒险找他。为了加强袁世凯的信心，他决定今天进宫，签请皇上明天再召见袁世凯一次。至于康有为，决定明天就南下。


    九月二十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的运气真好！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官军团团围住，抓到康广仁。因为不见了康有为，官方下令停开火车、关闭城门，以防康有为逃脱。又下令天津地区停开轮船、下令烟台地区大肆搜船。可是，几次劫难他都躲过了，靠英国人的帮助，他终于到了上海。


    日本人也不落英国人之后，在公使馆里，他们首先收容了梁启超。这天正是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两天以后，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关在皇宫的湖心小岛——瀛台——里。


    尽管外面风声鹤唳，谭嗣同却没有逃走。但是，浏阳会馆找不到他，他带了一个布包，去了日本公使馆。


    ※      ※      ※


    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从来没去过。走近的时候，最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一大排方形木窗。木窗的规格，跟中国的窗户完全不一样，显得开朗、方正，而透入大量的光明。他走上了三阶宽石阶，证明了身分，说是来看梁启超。正巧林权助公使不在，一个矮小机警的日本人接待了他。


    “久仰、久仰，谭大人。我名叫平山周。我们欢迎谭大人来。梁先生住在里面，现在就带谭大人去。”


    开门了，进来的是谭嗣同，平山周一起进来。梁启超迎上去，双手握住他的两臂。“你可来了，复生，你叫人担心死了。来，坐下，先喝点茶。”


    梁启超接过谭嗣同手中的布包，放在桌上。


    “我怕有人跟踪，转了好几条街，最后从御河桥那边过来的。若有人跟着，他会以为我去英国使馆。怎么样，卓如，两天来睡得还好吧？”


    “睡得还好。”梁启超说，“你还是睡在会馆？”


    “是啊，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会馆，没出来。”谭嗣同答。

弥迦使者

                                                                     第42节    会馆

    “会馆附近有人吗？”

    “还看不出来。”


    “康先生有消息吗？”


    “没有。”


    “康先生现在应该到上海了。林权助说他已密电天津上海的日本负责人照顾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来过，伊藤博文来，他太忙，现在出去了。”


    “林公使说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请不要见怪。”平山周补充说。


    “我们感谢他还来不及，怎么还见怪？”梁启超说。


    “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更心同此理，愿意为你们中国志士效劳。为免夜长梦多，我们打算就在三五天内掩护你们两位偷渡，离开中国，如果有别的志士到公使馆来，我们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兴奋地说着。


    “不过，”谭嗣同冷冷地插进嘴，不大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们帮我离开中国，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危难时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来，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梁先生带出去……”


    “可是，复生！”梁启超急着抓紧谭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坚定地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置，却不可能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这么固执！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杵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以后路还长得很，也许由我开这个路，对你们做起来有个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就像公孙杵臼若不开路，程婴就没有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一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我留下来。”


    “唉，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时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可是，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是比拟不伦的啊！”


    “比拟伦的！”谭嗣同坚定地说，“我今天带来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学》的稿子，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给你处理吧。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这部《仁学》，卓如兄你是看过的。有些章节，我们还讨论过的。”


    “是啊！”梁启超说，“这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为皇帝而死。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却感于皇上的慧眼识人、破格录用，你决心一死，毋乃被人误会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说，你决心一死，是完成了你书里所宣传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而你决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对其他的，有没有也同时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过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来，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来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错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


    “什么？”


    “‘死君’！我说是‘死君’，是你要为皇上而死！你决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


    “你这样说，我不怪你，但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把我书里宣传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认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认为你做的比说的还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头，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话，是一种光荣的不一致。”


    “那你说我不止‘死事’，还有‘死君’，不是明明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说‘死事’，并且你决心一死，为事而死，这件事本身有头有尾，已经很一致了，又何来不一致？如果你说‘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没这样，所以，根本就不发生不一致的问题。你本身，已经很完满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问题发生在你认为‘死事’和‘死君’是对立面，其实这倒有讨论的余地。中国四千五百年来的皇帝，包括光绪，前后有四百二十二个，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们的账，不能一概而论。你书里说：‘……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看你的话，你只承认为皇帝‘死君’的，应该只是他身边佣人女人，因为他跟他们之间有私恩有私昵有私人感情，所以他们对他有愚忠有偏爱，除了这些人以外，你就认为‘绝无死君的道理’，你这样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显了？”


    “难道不应该这样明显吗？”




                                             第43节   晏子的故事

       “让我们先回忆晏子的故事。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晏子是齐国大臣，皇帝被杀，别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问他：你为君死难么？晏子答得好，他说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话，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皇帝，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一点也不在乎。晏子识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晏子为什么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认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论的人。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昵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齐庄公被杀以后，崔杼决定立齐灵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齐景公。那时景公年纪小，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把所有大臣都找来，在太庙里歃血发誓，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发誓，可是轮到晏子，晏子却要改变誓词，只发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当时崔杼他们要翻脸，高国赶忙打圆场，点破说：‘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们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条件。由晏子的故事，我反过来，请问你，如果人君之死是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你谭复生又怎么说？对这样伟大的人君，难道你也认为‘死君’不对，而‘绝无死君的道理’吗？”

    “这种人君当然例外。”


    “这就是说，你宣传的理论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论就有。”


    “好了，光绪皇帝是人君，我就问你这么一句，你坦白说，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为什么是？”


    “皇上在变法维新前已经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变法，他还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满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稳更神气。皇上变法，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国家。”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没猜错。”


    “没猜错什么？”


    “没猜错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说？你决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还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们眼里，我无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这原因一来是中国历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另一个原因是‘死事’的主张根本不普遍，将来纵有人读我的书，也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这种主张在中国，简直也没被明确的宣传过，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更会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还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了光绪，光绪是皇帝，他的名字太响了，你跟他一起变法、一起殉道，你却另有死的原因，这在人们心中，是很难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为，一定成立；‘死事’行为，反可能被埋没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还解释成我为满洲人而死，我还是汉奸呢！”


    “好不好要时间来证明，在满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尝不是满奸，他如死了，在满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为汉人而死？”


    “谈到满汉问题，真是一个叫人痛苦的问题，我已决心一死，死而无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能说服大刀王五他们一帮兄弟。”


    “那该是时间问题，你说服的时间不够。大刀王五他们是粗线条的人，粗线条的人属于下愚，惟上智与下愚最难移。”


    “我看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别的原因。你说他们是下愚，是对的，改变上智可以用思想用嘴；改变下愚我感到用思想用嘴是不够的，得用别的。关于满汉问题，我同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多少次，他们总是听不进去。我知道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太相信我了，而我最后不但肯定了该跟满洲人合作救中国，竟还跟满洲皇帝搭上了线搞合作，变化太大了，他们简直难以适应。”


    “最后呢？”


    “最后我不再使他们痛苦了，我决定大家先不见面，决定用别的方法。”


    “你一出去，还见他们吗？”


    “我看不必了。”


    “如果有时间呢？”


    “有时间也不会有好机会。我一定被注意了，这时候跟他们会面，会连累他们。”


    “如你刚才所说，你除了证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你愿流血这一点以外，你决心一死，还证明了什么？还会不会证明了别的出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功德、一种坦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心底的话，我这一死，我在声名上，会被分尸。”




                                              第44节    分尸

    “分尸？你是说——”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的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的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镳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条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哟！复生，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线，肯定革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地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为革命而死？谁会这么想？谁会承认？革命党也不会承认。”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