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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章《人事成败与<菜根谭>》

续 6





                                                                                                          (下)


  
                                                卷舒自由   行止在我
  
           【○人生原是傀儡,只要把柄在手,一线不乱,卷舒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便超此场中矣。
  ○天地尚无停息,日月且有盈亏,况区区人世,能事事圆满而时时暇逸乎?只是向忙里偷闲,遇缺处知足,则操纵在我,作息自如,即造物不得与之论劳逸、较亏盈矣!
  ○龙可豢非真龙,虎可搏非真虎,故爵禄可饵荣进之辈,必不可笼淡然无欲之人;鼎镬可及宠利之流,必不可加飘然远引之士。
  ○我不希荣,何忧乎利禄之香饵;我不竞进,何畏乎仕宦之危机。
  ○睛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飞蛾独投夜烛;清泉绿竹,何物不可饮啄,而鸱鸮偏嗜腐鼠。噫!世之不为飞蛾鸱鸮者,几何人哉?!】

    人,极易成为被欲望——财欲、爱欲、权势欲等所操纵的木偶傀儡,因此就不易自持,甚至毫无自主权可言。这种事例在历史上出现得太多,以至不可胜数,敏感的洪应明对此,当然不会不知不觉。
  于是,他的人生观就有了一项“行止在我”的内容,说的是人应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让别人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要完全让别人评定你的价值,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负责自我的人生选择与言行。
  通俗点说,可以借用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
  缺此,一个人就不可能变得自信,就不可能做自己言行的主人,就不可能进入更高的境界,也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功。
  要真正做到行止在我,卷舒自由,保持自主意识,就要有相应的意识作支持,如知缺与知足的意识。知缺的意识,来自于对天地自然与社会的观察与感悟,且看:天地大美尚无停息,日月经天也有盈亏,何况我们作为天地间的过客,区区人世,怎么可能事事圆满而时时暇逸呢?所以,有限的人生就应有相对的知足意识,忙里会偷闲,遇不完美处能知足,则操纵在我,该作则作,需息就息,人生自如。对此,即使是造化也不得就此论劳逸、较亏盈的!
  而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千百年来,使得无数的文人才子竞相奔走于从政入仕的狭窄路途上。多少人为此而虚掷了青春年华,皓首穷经,也有人因白发中举,喜极而疯……
  对此,洪应明却冷眼观之。因为他看到了许多人抵御不了利禄的诱huo,更看到了那些踏入仕途者因不慎而招致人生的危机与祸患。与此相反,他还看到了利禄香饵,并不能钩钓笼络那些淡泊明志、淡薄权势欲者,看到了鼎镬之类的酷刑(将活生生的人投入鼎镬中的滚汤,活活煮死),并不会施加到隐逸之士的身上。所以,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他,把这些人当初的仕途抉择,喻为飞蛾扑向火烛,自寻死路;喻为鸱鸮(类似猫头鹰的鸟)偏爱食腐烂的老鼠,自身不洁却洋洋自喜。
  鸱鸮爱吃腐鼠之喻,源于《庄子?秋水篇》。提起它,还有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庄子的朋友惠施当了梁惠王的宰相,庄子要去探望他。有人就向惠施打小报告:“庄子此来,探望你只是幌子,其实是想来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施感到了恐慌,就派人在境内搜寻庄子,搜了三天三夜。
  不料,庄子却直接找上门来了。他对惠施说:“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名叫鹓雏的鸟(属于凤凰一类的鸟)吗?它从南海飞往北海,飞行途中,不遇见梧桐树,它就不停歇休息;不寻到竹子的果实,它就不吃;不发现甜美的甘泉,它就不饮。有一只鸱鸮,找到了一只腐烂发臭的老鼠,鹓雏正好在头上飞过,鸱鸮惟恐鹓雏抢去了它爪下的腐鼠,便仰头大叫一声‘嚇’!现在,你也想用你统治的梁国,‘嚇’一声我吗?”
  类似庄子、洪应明的这些言行,表明了以他们为代表的隐逸之士,之所以远离宫廷、不参于封建政事,目的不外是两点,一是洁身自好,力求使个人的品行不受封建政治大染缸的污染;二则是明哲保身,避开以“成者王败者寇”作为游戏规则的政坛角逐,以免成为认权不认人的封建政治屠刀下的无谓牺牲品。
  这两点理由的存在,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宫廷政治中,包含着大量肮脏与黑暗的东西,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从政者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身为宫廷大臣者,时时处在伴君如伴虎的微妙地位上,个人的地位升降乃到生死,完全由其主人的喜怒亲疏所决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即使是贵为天子皇帝,也因未必能看清“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之理,因施暴政而引发了民众的揭竿而起,再加上权贵间的相互争权夺利、外族的入侵等因素,导致了封建朝代如走马灯般地更迭更换。于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有死于枭雄之手者(如子婴),有携后妃同跳井以求生存者(如陈后主),有客死异乡者(如宋徽宗与宋钦宗),也有上吊自杀者(如崇侦皇帝)……
  所以,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宦海种种风波、仕途处处险恶的实况作具体载录的历史。
  所以,相对而言,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中的那些明智而又富于远见者,十分注意约束自己的权力欲望,使自己远离宫廷政治的阴谋,从而也就不受其祸福的影响。
  这,正是洪应明的“行止在我”说的主要内涵。
  当然,“行止在我”还可以贯彻到每个人的人生及其方方面面中。
  以艺术家的艺术追求为例,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都善于向活着与逝去的老师学习,汲取百家之长,又善于师法自然,汲吮天地间的灵气,同时又绝不放弃对自我艺术风格的追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按照齐石白的说法,就是成功走上“以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的道路,终在艺术史上形成独特的一家一流派。试看艺术天空中的那些灿烂的星座: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郑板桥、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及更多的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又有谁不是走上并成功地走完这一条路的呢?
  再就数十年来流行的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来看,小说中的主人公,每每是一剑走天涯的侠客,是一些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式的角色,他们不受人世社会的种种束缚,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并珍惜自己的情感,不论是比剑论道、打抱不平,或是喜笑怒骂、指点江山,想哭就哭,欲笑就笑,进退自如,行止在我,毫不拖泥带水。这种书本上的理想人生,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能给读者带来性情上的一种虚幻的满足,从而也就使武侠小说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
  回到现实中来,封建社会的黑暗时代已是翻过去的一页了。今天的中国政治正在步向健全民主法制的正确道路。即使如此,也不可能是人人都选择从政之道的,缘由很简单,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面而又宏伟的建设工程,需要三百六十行的社会分工,需要每个人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所以,人生之路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走得更好?这对于每个人尤其是初入社会者,都是一个问题。
  一般说来,那些真正贯彻“行止在我”者——也就是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信心、有主见者,面对复杂的社会,他们有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态度,对于自己的人生抉择能负完全的责任,从而也就具有了取得成功的更多保障,因为“行止在我”,正是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的表现之一。
  在今天讲“行止在我”,还应辩证地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不能不顾国情和社会的各种规范,过份地强调个人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为这会滑向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泥坑。所以,说行止在我,说自由,也有一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限度,还是马克思说得好:“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普天之下,无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无两条完全一致的人生之路。行止在我,我走我的路,千百人就会有千百条路……
  人生的意义,也就在于每个人对适合自己的路,不断地探寻、发现和行进之中。




                                                         造化氤氲醉亦禅
  
     【○樽垒边幕天席地,时时共造化氤氲,孰谓醉非禅?
  ○黄鸟情多,常向梦中呼醉客;白云意懒,偏来僻处媚幽人。
  ○兴来醉倒落花前,天地即为衾枕;机息坐忘盘石上,古今尽属蜉蝣。结合一些事例与认识来阐发以上语句,会逊了文采,乃至会有碍于对那些不可言传的境界的意会,但这种选择对于更好地认识并理解《菜根谭》所论及的醉中自有禅意的思想,还是会有所帮助的。】

   这三则关于醉中自有禅意的语句,在义理上,或可同样归结为三点:
  首先,淋漓尽致的醉,能使醉者产生一种以天地为舞台的感觉;尽情尽性的醉,能使醉者在飘摇迷离的意识状态中,作优哉悠哉的宇宙逍遥游,可令其产生一种腾云驾雾式的迷幻感。所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在把握天地自然本性的方面,有谁能说,醉的境界不是禅的境界呢?
  其次,酒作为促使人能陶醉于自然山水林野中的杯中物,使醉者移情于自然,不时感受到了多情的黄鸟、意懒的白云等等野趣,身心融入到了生机盎然的自然中,和谐得体,心旷神怡……此种状态,或就如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草木之间也。
  再次,一个人如果能如《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史湘云那样,酣醉睡卧在落花上,天当被来地作枕,那该是多惬意的一刻!
  人的性情可以因得意而尽醉,因尽醉而趋于完美,那怕是因尽醉而走向人生的终点站。
  君不见,前,有魏晋时期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常乘一鹿车出游,必携酒一壶酣饮,出发前命仆人带锹跟随,吩咐他:“倘我醉死,你只要就地挖坑,然后将我掩埋。”后,有清朝才子之一的金圣叹,主张:“死及烂醉时,便是性。”
  醉之彻底,醉之洒脱,由此可见一斑。
  进一步看,要说明醉亦禅,即醉的境界也可以引申到禅的境界,就必须找到这两者的契合点。
  醉,是酒的酩酊迷醉效力的具体实现。
  醉,能使醉者摆脱与生俱来的忧患,解除与情并生的忧愁。
  醉,能使醉者返朴归真,再入天真无虑的境地。
  醉,并不全是一醉方休,还可能使醉者产生浪漫的神思,产生类似于李白般的“斗酒诗百篇”的奇迹。
  同时,醉,还可以使醉者留清白的人品、一身的正气于人间,能使醉者维护自我的尊严,不事权贵,类似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确实,就刘伶、李白之类的酒中仙而言,酒,能成为个人获得人生自由的催化剂。醉,则能使他们摆脱功名富贵的许多诱huo与羁绊。这,也正是古代的饮者醉者的醉所留下的启示之一。
  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达到醉的最高境界的醉者,是“酒仙”;而欧洲传统文化中管理酒与醉鬼的,是“酒神”。
  “酒仙”与“酒神”两相比较,酒仙无疑要属逍遥派,神思更为飞扬,言行更洒脱自在;酒神则是现实派,是人间司酒官的神化形象,其职责包括用酒来给人们助兴、对付酗酒之类令人头疼的问题,等等。中国历史走到了今天,酗酒问题并没有如欧美俄那样,成为一个令千家万户担忧、令社会秩序维护者感到棘手的问题,也多少说明了国人对酒与醉的反应,不乏精神享受的方面,而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
  接着,说说禅。
  “禅是大海,是空气,是高山,是雷鸣与闪电。是春花,是夏日,是冬雪。不,它在这一切之上,它就是人。”
  以上是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所说过的一段名言。
  禅是触及生机盎然的自然本质的意识,禅是一种智慧的自觉,禅尤其推崇觉悟的人,充分意识到传统所言的“佛”,并不是神,不是被人顶礼膜拜的偶像,而是觉悟了的智慧者。任何人只要获得了精神意识上的大彻大悟,获得了瞬间即永恒的顿悟,佛在心头坐,那么,他就在包括自我修养在内的人生观上豁然贯通了,从而也就摆脱了人性人情的种种滞碍,成为了自由自在的人。
  此时,人不需崇拜任何铜铸木雕的偶像,不需昏昏沉沉地背诵经文,因为较之这一切,人是最高的存在。
  禅宗历史上,有这么一则著名功案:
  一个寒冷的冬天,丹霞禅师游方到了洛阳慧林寺。天气大寒,丹霞就在殿上砍了一尊木佛来烤火。
  寺院的院主见了,大发脾气:“你怎么能烧我们庙里的木雕佛像呢?”丹霞用拄杖在火灰里拨了拨,说:“我烧木佛,是为了取舍利子呀。”院主说:“你糊涂了吧,木头雕的佛像里怎么会有舍利子呢!”
  丹霞说:“啊!既然没有,那我就再取两尊木佛来烧吧。”
  表象地看,保持活人的体温,较之保存一座高高在上的木佛,要更重要。
  更重要的,“泥佛不渡河,铁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泥佛、铁佛、木佛之类,是偶像,是心外的形式,而真正的佛,则在人心内中坐,觉悟自在自性中。
  所以,醉与禅的契合点,就在于:醉如禅,能使人摆脱各种束缚,使人成为自由自在的人。
  在传统文化的意识中,有既涉及醉又不离禅的更直接的例子,来说明这点吗?
  有,一个比较贴切的例子,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的“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一故事。
  话说鲁达一拳打死镇关西后,为逃避官府的追捕,经赵员外介绍,来到了五台山落发为僧,长老赐名“智深”作为法号。
  鲁智深天性纯朴,性情豁达,遣性任情之时,必少不了酒肉。
  他不习惯于僧众对偶像的崇拜,也无意参加引经据典的争论,青灯枯坐的寺院生活,对他是一种束缚。因此,当他喝到出家之后的第一次酒,并喝醉之后,就产生了“指定天宫,叫骂天蓬元帅;踏开地府,要拿催命判官”的无畏气概,具有了禅宗所推崇的那种“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一往无前的气势。
  果不其然,当鲁智深再次酩酊大醉时,他一路上山,先是打塌了半山亭,后是**了左右分立在寺庙山门前的两尊金刚塑像,理由是他们分别威胁或嘲笑了他,最后又撞开了寺庙的大门,直打到了寺庙的殿堂上,后闻长老喝住,他才罢了手。
  这一段,虽是小说家的文学故事,但鲁智深式的所作所为,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就是禅宗历史上出现与存在过的“狂禅”者及其所作所为。作为快活烈性汉,鲁智深的所作所为,既有宣泄体力与情感的方面,也有切合禅的智慧的方面,也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所指的“妙理悦禅心”的意味。
  可见,醉,使鲁智深摆脱了佛门清规戒律的束缚,强化了他走入新天地的独立意识,因此,他经历了无数风波后,再入佛门,以圆寂告终,表明他进入了禅的高境界。
  鲁智深的形象,也就具有了行似鲁莽而心具高深智慧的内涵。
  与此类似的著名人物,还有济公。
  所以,醉者自有其醉的情趣,醉者自有其醉的智慧。当醉的智慧与禅的智慧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时,醉的情趣不至于流俗,不至于轻佻,也避免了肤浅。
  只是,现在重提类似丹霞烧佛、鲁智深醉打金刚之类的实例,是否太空玄、太理想,乃至可望而不可及呢?
  却也未必。
  日本一家公司的管理者,发现本公司的产品常常无故受损。他们虽对此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由于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情形并无大的改观。为此,公司的管理者大伤脑筋。
  偶然,在一次休息聚餐时,公司的一位主要管理者在无意中听到了一些公司员工的谈话,才知道员工们对公司的那种“功由上往下记,过由下往上记”等等做法,普遍地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于是,一些员工就将怨气与不满情绪,直接发泄到产品上,直接造成了产品的损失。
  知道了问题的症结,如何解决问题呢?
  公司的管理层接受了心理学家的建议,在公司员工的休息室中,安放了公司老板的一个塑胶塑像,旁边放着一条棍,让对公司的措施及工作有不满情绪的任何员工,都可以关起门来,棍打老板的塑像,以发泄心头的不满,平复自己的情绪。
  刚过三天,老板的塑像就被打得变了形,公司的管理层因此更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集思广益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广泛听取公司员工的意见,采纳他们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进行认真的整改,等等。
  终于,员工们以往的过激情绪得到了渲泄,很快,公司的产品质量获得了改善,公司的生产效益得到了提高,就是老板的塑像,此后也甚少经受棍打之苦了。
  举一反三地想想,这个例子,是否也有些类似于丹霞烧佛、鲁智深醉打金刚塑像之类的实质或影子呢?



                                                        琴棋诗书画养性灵
  
     【○琴书诗画,达士以之养性灵,而庸夫徒赏其迹象;……可见事物无定品,随人识见以为高下。故读书穷理,要以识趣为先。
  ○漫履揪抨观局戏,手中悟生杀之机。】

   琴、棋、书、画——这中国古代的四大艺术,还有中国诗歌,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智慧在文化意识与艺术情趣之中,最瑰丽、最富于艺术情调的结晶物。
  中国古琴所奏出的和美清雅的悠扬乐声,使人神思飞扬,神飘天外……作为一项有益的娱乐棋戏,中国围棋的智力搏弈,则可提高下棋者与观棋者的逻辑思维、推断与直觉判断力,令人感到奥妙无穷……
  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中国古诗,通过记录诗人面对自我、社会、人生和自然的独特感受,表现了文化心灵之旅,极大地丰富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并成为了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瑰宝……
  中国书法家笔下的书法,则以线的收放、象形字的结构、韵致的布局,通过单纯的墨色,铺陈在独特的宣纸中,表现出了一种含蓄、深邃而又抽象的艺术意境……
  在或充实、或空灵的场景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令观者可以神游其间,心旷神怡,那则是中国画……
  所以,琴、棋、诗、书、画,一直被传统文化当作开启人的灵性、陶冶人的性情、增添人生情趣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而这些过程与结果证明,如此作为,确实有助于个人心智的启蒙、完善以及视野的拓宽。
  以中国围棋而言,关于围棋的起源,自古就存在着两种传说。
  一种传说是,远古时代的尧帝因儿子丹朱的荒淫傲慢,所以,尧帝就创制了围棋,用来引导丹朱,并受到了丹朱的喜爱。另一种传说则是,舜帝因儿子商均的智力低下,所以就发明了围棋,用来启蒙和引导儿子。在这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中,已明确一致地肯定了围棋可移人性情,可当作开启智慧宝库的钥匙,可引导参与搏弈者的心智向和善的方向发展。
  确实,围棋的黑白两色棋子,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意识。当这些黑白子被布落在纵横各十九路的棋盘上时,棋盘就能生出如不可尽数的天星般的丰富变化,所以,至今我们还有成语将“星罗”与“棋布”并称的。如此,围棋本身也就含藏着一种经天纬地的宇宙意识,这是其它棋戏所不可企及的。另外,围棋的弈理,也处处透露着兵法的玄机,这也就是洪应明所说的“漫履揪抨观局戏,手中悟生杀之机”。可见他能以小见大,从容地以弈喻兵。一方面,围棋的每一佳着,既意味着能最大限度地攻击对方,又能最严密无隙地卫护己方,弈理因此具有了兵法上的战略意识;另一方面,弈理所注重的布局、做活、搏杀、收官等等,又不乏兵法上的战术意识。当然,以上只是一种随意的联想,因为围棋只是机智而又游戏性地容纳了兵法,其成败也就不带有任何现实的伤害性,这,正如唐太宗的《五言咏棋》诗所写:“舍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
  同样,中国的琴、书、诗、画,也各自具有独特而又丰富的蕴涵,它们同样追求含蓄、追求深远的意境,在有限的音乐、文字和画面之中,能使人体验到无穷的意绪与韵致。
  中国的琴、棋、书、诗、画有规范,但规范并没有束缚后来人门者的创造力,后来的入门者,既要以自然造化为师,又要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从而推动了琴、棋、书、诗、画事业的不断发展。那些领悟并把握到了琴、棋、书、诗、画的真谛者,当他们沉缅于琴、棋、书、诗、画时,他们专心致志,如入禅定之境,精神上的痛苦与压力得以减轻和缓解,乃至趋于消失。此时,人艺合一,他们能专注地品味和享受到艺术的乐趣、人生的乐趣,心中充满着恰然自得之情。
  琴、棋、书、诗、画,是清和的乐事雅趣。所以,据此而建立起的人际友谊关系,如棋友、琴友、画友、诗友、书友等,是人生的清友,彼此之间可以不计年龄、地位、财富的距离,而变成人生的知音。如在著名的“高山流水”的典故中,擅长于弹琴的伯牙和擅长于听琴的钟子期,就是一对千古知音,当伯牙将琴摔断在先逝的钟子期的墓前,发誓不再弹琴时,表露的正是他对知音故人的无限怀恋和对死神的蔑视。
  从更高的层次看,人们还可以从琴、棋、诗、书、画中,体验到深刻的禅意样境。
  那么,禅是什么呢?禅的心灵状态又是如何的呢?
  宗白华先生回答得好:
  ——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
  难怪,中国历史上的琴棋诗书画的大家,如王维、苏东坡、黄庭坚、严羽等,均深受禅的影响,他们的处世与作品,也都不乏禅机禅意。
  再以围棋为例,在现代,诸如日本棋圣藤泽秀行等围棋界的前辈,还屡屡叮嘱中国的年青围棋国手要多学一些禅宗的历史,因为这会有助于心智、棋品和人品的升华提高。
  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多地生活在都市化和机械化的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这种高速度、快节奏生活,使现代人更难摆脱身心上的更多困扰。
  如果一个人仅对与自己有利害关系、属于自己职业范围之内的事才感兴趣,那么,他就会成为一部周而复始地运转的机器,会处在疲劳、神经紧张和忧郁的恶性循环中,体会不到人生的乐趣,反过来,还可能会危及生活与工作的正常进行。相反,另一个人能在工作之余,将部分时间花在琴棋诗书画的创作或欣赏上,不乏生活上的闲情逸致,那么,他的艺术素养将会得到提高,智慧也得以激发,还会获得身心上的一种松驰,得以保持身心的均衡协调,从而提高自己思维与行为反应的机敏性,更有利于工作的展开,人生因此而变得丰盛。
  在这方面,正反例子都有。
  如国外某航空公司的一架载客飞机坠毁在某海湾,造成了24名旅客的丧生。据调查,失事原因是驾驶员因高度紧张、操作失常而致。
  从此,这家航空公司就想方设法,注意减轻在职职工的紧张与压力,为全体职工开设了美术、围棋、园艺、烹调这四门文化课程,目的是促进职工之间的人际交往,给他们提供自我娱乐的机会,增添他们生活的情趣,减轻日常工作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压力,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更灵活、更富于创造性,从而更出色地完成工作。
  事实表明,这种做法是富有成效的,很值得更多的企业管理者借鉴。
  当然,我们今天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琴棋诗书画的狭窄圈子了,我们面对着更多艺术种类,选择的余地更大。但没有改变的是,古人认为琴棋诗书画有助于陶冶人的性情,有益于启迪人的灵性,强调要注重它们的情趣意识等等,至今还是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与欣赏时所神往之处,是不易之论,时代变迁,江山代有才人出,但琴棋诗书画的魅力,并丝毫没有的降低,反而身价日涨,这已是不需再多作说明的了。




                                                    鸟语虫声传心诀   花英草色见道文
  
     【○鸟语虫声,总是传心之诀;花英草色,无非见道之文。学者要天机清彻,胸次玲珑,触物皆有会心处。
  ○翠条傲严霜,节纵孤高,无伤冲雅;红蕖媚秋水,色虽艳丽,何损清修。
  ○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风,催归尘土;竹坚雅操,几朝霜、几朝雪,傲就琅玕。
  ○心与竹俱空,问是非何处着脚?貌偕松共瘦,知忧喜无由上眉。
  ○高车嫌地僻,不如鱼鸟解亲人;驷马喜门高,怎似莺花能避俗。
  ○花开花谢春不管,拂意事休对人言;水暖水寒鱼自知,会心处还期独赏。
  ○昂藏老鹤虽饥,饮啄犹闲,肯同鸡鹜之营营而竞食?偃蹇寒松纵老,丰标自在,岂似桃李之灼灼而争妍?
  ○鹤立鸡群,可谓超然无侣矣。然进而观于大海之鹏,则渺然自小;又进而求之九霄之凤,则巍乎莫及。所以,至人常若无若虚,而盛德多不矜不伐也。
  ○鹤唳雪月霜天,想见屈大夫醒时之激烈;鸥眠春风暖日,会知陶处士醉里之风流。】

   当笔者逐一地将《菜根谭》中论及鱼鸟花木的文字,综列在一起时,不由地惊叹到:洪应明有着很明显的诗人气质!
  这主要表现在,他是想象丰富、洞察敏锐及表述卓越的一位学人。所以,他面对着日常平凡的鱼鸟花木,却有着丰富而又细腻的感受、深刻而又睿智的颖悟,他善于将鱼鸟花木作拟人化的联想思考,而且点点滴滴的思考,常若隐若现地与个人的立身处世联系起来。
  于是,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不论是耳闻鸟语虫鸣,或是眼看花繁草色,他都能将自然的种种生机景象,看成是以心传心的秘诀,看成是参悟大道的无字文章……
  这些,正表项了一个学者所宝贵的天机敏锐清彻、胸次圆融玲珑,触物皆有会心处。
  说到“传心之诀”,有必要提到禅宗历史上“拈花微笑”的典故。
  据禅宗公案记载,释迎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曾无言地手拈金色的菠萝花示众。当时在场拟聆听佛法的数百佛徒,因不解其意而毫无反应。
  惟有释迎牟尼的大弟子迦叶,眼光对接之时,因“妙悟于心”而破颜微笑。
  心有灵犀一点通,释迦牟尼眼见迦叶能够颖悟自己的意思,当即向众人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迎叶。”意思是已经通过了眼神的交流和拈花的动作,毋须文字言语的说解,已将正法托嘱给迦叶,以代代传承流布。
  自此之后,禅宗的历史得以展开,“以心传心”之语,也就意喻着一方的心思,通过一定的表征传播而被另一方心领神会。
  概念移植一下,洪应明强调的是学者们应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胸怀,触物有思,触物生情,时时处处于事于物,实有所感、实有所思并实有所得。
  读者诸君不妨先按洪应明对于鱼鸟花木的颖悟思路,去感受一番。
  竹:历来都被传统文人士大夫们,与松、梅一起并称为“岁寒三友”。白居易尝有诗称誉竹子:“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说的是郁郁葱葱的竹子,凌冬不凋,不畏霜雪,具有挺拔坚贞的君子之风。
  另外,竹竿的竖直与空心,易使人联想到正直、谦虚等美德,难怪苏东坡要高吟“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同样是面对竹子,洪应明所想到的是:青绿的小竹(翠条)傲立在严霜,气节即使是孤僻高傲,也无损于它的冲虚淡雅;竹子以它的高雅节操,经历了数番霜雪的洗礼,骄傲地保持着美玉般的本色。
  他还举一反三地联想到:人心倘能与竹心一样,保持着空虚的境态,那么,是非又能在何处存留?人也就不难超越繁琐无谓的是是非非了。
  荷花:又称芙蕖、莲花。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在其名篇《爱莲说》中,将荷花称为“花之君子也”,原因在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从品格的方面,点明了荷花为什么一直深得人们的爱慕。
  洪应明所见所思的则是:红荷(红蕖)妩媚地展现在秋水之中,颜色虽嫌鲜艳俏丽,却无损于它洁美的操行……给人以一种浓妆淡抹总相宜、不失本色的启示。
  松:人的形貌与松树同瘦,人生的种种忧患与喜好,也就无由在他的眉宇间表现出来……这或许是洪应明对松树的一种自嘲与自慰的联想,投下了他自述的影子。
  可以明确的是,在常人常以崇高、庄严、挺拔等等词汇来联想并推崇松树的品格之外,洪应明更推崇的是松树的那种不露声色地俯视众生的超然状态。所以,即使是那高耸在寒天的老松,也是丰姿风采落落自在,岂似桃花李花那样光采鲜明、争芳斗艳?
  鹤与鸥:鹤为仙客,鸥为闲客,这是北宋文学家李昉对鹤与鸥的命名。由此不难看到,鹤是高洁之士的象征,鸥则是隐逸之士的象征。
  所以,在雪飘霜飞之时,洪应明耳闻清唳高亢的鹤鸣,他想到的是屈原清醒时的激烈心志;在春风融融的暖日,眼见姿态闲逸的鸥眠,他想到的是陶潜醉酣的风流自足。
  怀古之外,鹤的风姿也很值得推崇,且看,高峻雄昂的老鹤虽然饥渴了,依然还是从容悠闲地饮水啄食,哪肯同家鸡野鸡一样忙忙碌碌地争抢食物?再看,鹤立鸡群之时,鹤的突出状态可说是无可比拟的,但接着与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海之鹏相比,鹤也就显得渺小了,又进一步与生活在天的极高处(九霄)的凤凰相比,鹤就更难以企及凤凰的巍峨雄伟的体貌了。
  显然,类似的比较,能使人产生一种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启示。于是,深悟人生与自然的真谛者,只是保持着虚静淡泊的心态;德高望重者待人接物时,则无骄横傲慢的表现。
  鱼鸟莺花:鲜花开放在春天,历经风吹雨打,终复归于尘土,这种景象,有着不忘根基的归宿意味。鱼鸟莺花懂得亲近人,不长势利眼,无俗气,不像与乘坐驷马高车的权贵交往那样,每每受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种种因素影响,于是,能可人慰人的鱼鸟莺花,也就成为了人的真正朋友。
  另外,在洪应明看来,春天并不管花开花落,各种鱼对于水的暖寒,也各有各的标准。
  这给人们的处世留下了两点启示:
  平常自己遇到了不如意的事,不要对别人倾诉,以免打扰别人的宁静,以免令人生厌,以免令己尴尬。
  日常处世时,自己每有心领神会之处,也有独自品味玩赏的必要,因为默静的心境似海,切毋让那好为人师的说教窒息了这深沉的静默……
  不用说,洪应明对于竹鹤鸥及鱼鸟莺花的感悟与理解,只是千万感悟中的一种,只是万千理解中的一种。而当笔者试图解读它们时,多少也把自己的意念接续了,从而得以再次领受诸如竹松的品格力量,得以回味诸如鹤鸥的处世启示……
  面对自然,自然会时时拨动每一颗敏感心灵的心弦。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吾人适志于花柳烂漫之时,得趣于笙歌腾沸之处,乃是造化之幻境,人心之荡念也。须从木落草枯之后,向声希味淡之中,觅得一些消息,才是乾坤的橐籥,人物的根宗。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地宽天高,尚觉鹏程之窄小;云深松老,方知鹤梦之悠闲。
  ○忽睹天际彩云,常疑好事皆虚事;再观山中闲木,方信闲人是福人。
  ○鹬蚌相持,兔犬共毙,冷觑来,令人猛气全消;鸥凫共浴,鹿豕同眠,闲观去,使我机心顿息。
  ○闲观扑纸蝇,笑痴人自生障碍;静睹竞巢鹊,叹杰士空遥英雄。
  ○鸟惊心,花溅泪,怀此热肝肠,如何领取得冷风月?山写照,水传神,识吾真面目,方可摆脱得幻乾坤。
  ○芳菲园圃看蜂忙,觑破几般尘情世态;寂寞衡茅观燕寝,引起一种冷趣幽思。
  ○芦花被下,卧雪眠云,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
  ○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
  ○古人闲适处,今人却忙过了一生;古人实受处,今人又虚度了一世。总是耽空逐妄,看个色身不破、认个法身不真矣。
  ○闲中不放过,忙中有受用;静中不落空,动中有受用;暗中不欺隐,明中有受用。】

    自然界并没有永恒的春天。于是,常人也就有了恨好花不常开的遗憾,有了怨美景不再来的叹喟……遗憾、叹喟,复遗憾、复叹喟,无穷尽。
  洪应明则想到了另一方面。因为他看到了花卉柳木的艳丽、笙乐歌舞的喧闹,都是脆弱而又短暂的。倘若人们得意忘形地沉缅于其中,就会陷入自然的虑幻境象中,就会被放纵的念头所缠扰。
  因此,他主张人应学会摆脱诱huo,学会在树木败落、花草凋零之后,在宁静的环境中,从清淡的食物里,寻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以领悟宇宙发展的依据和做人的根本。
  于是,在本文开始所综列的一系列冷艳的对句中,人们得以领略了洪应明在自然之中的冷眼观察、冷静思索和悠闲的身心佳境:
  不再因受宠而惊喜,不再因受辱而惊惧,眼睛,只是看着庭院四时的花开花落,悠闲;不再因升迁而得意,不再因贬谪而失落,思绪,恰似天边那些卷舒聚散随缘的云朵一样,自在。
  相比大地的宽广、云天的高远,方悟大鹏的行程尚属窄小;看看云的幽深、松的苍老,才知仙鹤之梦确实悠闲。
  忽然看到天边彩云的散匿,就怀疑人间所谓的好事福音,尽属虚幻;再去观看山中被人遗忘的闲木,才信人间的悠闲者,确是有福之人……
  为什么看到山中的闲木,就会想到人间的悠闲者确是有福之人呢?
  老庄的思想意识在其中起了大作用。
  如庄子就曾面对过惠施所提到的一个问题:我有一棵大樗树,它的树干木瘤盘结、小枝折扭弯曲,根本不可能被木匠们锯裁规矩,所以它就成为了闲置路边的无用闲木……
  庄子的回答是:你愁这棵大樗树无用,你为何不将它种在广阔的旷野?这样,人就可以随意地漫步在树旁,逍遥自在地躺在树下。想想,樗树正因无所可用,才不致于受到刀斧的砍伐侵害啊!
  庄子就这样通过无用的闲树能长成参天大树,而有用的树则必遭砍伐的现象,多次说明了常识认为恶无用之材,实质所具有的大用处。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洪应明之所以欣赏鹤梦的悠闲,推崇悠闲的人生,全是因闲木、闲鹤、闲人能全其天真,能远避祸害,从而也就得以尽享天年——所谓“死于安乐”之故。
  因此,他就轻落自然中的那种种毁身害命的争斗、损性失趣的忙碌:
  鹬啄蚌肉,蚌则合闭其壳,以钳鹬嘴,两者相争相持不下,终都被渔翁擒得。因兔被猎尽,再无用武之地的猎狗,就被猎人烹而食之。再闲看那因趋光而猛扑窗户纸的苍蝇,忙忙碌碌,却出不得窗外;静观那争逐巢窝的鸟鹊,彼此争强好胜,也只是徒费气力而已……
  于是,反观自身,个人心中的那种种急功近利的勇猛气概,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种种机巧的心计,也就猛然地平息了。回眸人间,可笑那些无知人,往往自己堵塞自己的思路,自寻烦恼;可叹那些杰出者,往往逞强好胜,终归也是南柯一梦归于空。
  褒扬闲与和,贬弃忙与争,突出地表明了洪应明的那种隐士的心态。
  从此出发,他对杜甫的那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激烈情怀,也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情怀会妨碍人们领略那冷俏的清风明月的意趣。
  因此,他只愿悠闲地看着鸥与凫(野鸭)相安无事,共同沐浴在碧水清波中,看着鹿与豕(猪)相睦无争,共同栖息在一个地方。他只愿在山水中流连,了悟人生的真相,不受虚幻假象的蒙蔽。他只愿在种植了芬芳花草的园圃,闲看蜜蜂的忙碌;在清静的茅屋,观看燕子的安卧,从而得以看破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得以产生缕缕丝丝的冷趣幽思……
  他也就赢得了身心的闲适自在,即使是盖着填充着芦苇花絮的芦花被(为粗陋卧具),纯净的雪云依然在梦乡飘过,清明纯净的心境(夜气)在被窝中得以保存;拿着盛有竹叶青(酒名)的酒杯,以清风明月为题吟诗,悠闲自在地脱离了繁杂喧嚣的俗世凡尘。
  自然中的鱼鸟花木,带给人的感受太多也太深了。所以,洪应明的这种认识或可视为归结——即使成为了坐轩车、穿冕服的士卿大夫,也不可抛弃与忘怀了山野林间的意趣意味。
  人活世上,闲适与忙碌是其中的两极。在这方面,古人得益于闲适,从而在精神世界上有实在的领受——读读《老子》、《论语》、《庄子》和各种佛经……百十代过去了,我们还能领受着其中智慧清风的荫凉。而洪应明时代的“今人”,与我们不少的现代人,境遇却还是一样的,忙忙碌碌地过了一生,总是耽空逐妄,既对种种时过境迁的现象看不破,也在终极精神的追求上留下了空白,多少也就虚度了一世。
  所以,在人生闲与忙、静与动、暗与明的两极中,洪应明提出的理想态是:在闲适中能不放纵,在忙碌中有受用;在宁静中心不落空,在运动中有受用;在暗室中不欺隐自我,在明堂大众中有受用。
  面对木落草枯、花开花落、鹤梦悠闲……油然而生的是一种秋的思绪;人生的闲适、逍遥、豁达、超脱……则是一种秋的智慧。
  这种思绪,这种智慧,具有浓厚的出世意识,偏于消极,此乃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启迪也是存在的,那就是说逍遥闲适,也是对人生的一种珍惜与肯定,它能使人更投入自然,所谓“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东坡语),能使人以自我之心去体悟自然,能使人在鱼跃鸟飞、花繁木盛中寻到自然的启示,从而得以超然物外,得以静观世界,进而参悟人生、逸远淡泊、悠然忘我……
  挚爱自然美的法国雕塑家罗丹,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大自然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乏能发现美的眼睛。依据此语的模式,再重温洪应明在鱼鸟花木前的颖悟认识,笔者想说:大自然中并不缺哲理,而是缺乏能发掘并颖悟大自然的哲理的心灵。
  在结合我们的时代来论,有统计数据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或人均年纯收入达到500至800美元时,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休闲消费的急剧扩张期,人们将拥有相当的消费欲望、消费能力和闲暇时间来从事休闲消费。
  截至2001年,国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已在800美元之上,而东部沿海地区4亿人口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显然,就相应的指标来论,国内城市已进入了休闲消费的急速扩张期。更有专家预测,在未来15年内,发达国家将相继进入休闲时代———以美国为例,其国民的1/3时间和2/3的收入是用在休闲娱乐上的,而发展中国家也将紧随其后。与此相应的景象,就是我们看到了黄金旅游周、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等的火爆,领受到了诸多第三产业的方兴未艾。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却也是不易达成平衡的。
  在农业社会乃至工业化的时代,汗滴禾下土,唧唧复唧唧,身体的劳作与劳累是生存的题中要义。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多是许多人可望不可及的闲情逸致,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叹却可以引发诸多的共鸣。只有随着劳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今天的我们才能受惠于5天工作制,受惠于一年一百多天的法定节假日,休闲也才能成为劳动者工作的目的之一,才能成为引发人们更多精神需求、陶冶情趣、强身健体及开拓视野的契机,从而为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显然,只有消解休闲与工作之间所存在的紧张,作为个体的我们才可以追求与获得接近全面与和谐的发展。
  正因为休闲成为了工作的目的之一,时间的全义也就不仅仅是金钱,休闲消费也就不仅意味着具体物质的消费,也意味着时间消费。因此,我们对赚钱的观念也正发生着变化,不是只会拼命地工作,不是一味追求赚钱,而是更多地注重休闲,或休息以调整身心,或行旅四方以开拓视野,或回归家庭共营温情,或读书就学以继续“充电”……失去了眼前的部分利益,换来的却是人生的丰盛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可见,休闲是人们的一种共同追求,而具体的休闲则包含着诸多个性化的选择。人们在工作日中忙忙碌碌,却不再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而是在休闲中告别了疲惫、短视与浮躁。这,正是我们的社会走向健全的前提,是我们的身心得以步向和谐的标志。
  走入自然,拍拍脑袋,我们是否也能在自然界的鱼鸟花木前,不时灵机一动,进而有所颖悟呢?




                                                 浮青映白悟禅机   山川云物助学识
  
     【○“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此是无彼无此得真机;“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常与水相连”,此是彻上彻下的真境。吾人时时以此景象注之心目,何患心思不活泼、气象不宽平?
  ○阶下几点飞翠落红,收拾来无非诗料;窗前一片浮青映白,悟入处尽是禅机。
  ○听静夜之神色,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
  ○天地景物,如山间之空翠,水上之涟漪,潭中之云影,草际之烟光,月下之花容,风中之柳态,若有若无,半真半幻,最足以悦人心目而豁人性灵,真天地间一妙境也!
  ○山川云物,高人以之助学识,而俗子徒玩其光华;可见事物无定品,随人识见以为高下。
  ○东海水曾闻无定波,世事何须扼腕?北邙山未省留闲地,人生且自舒眉。
  ○生老清溪碧嶂,俗流之胸次亦闲。
  ○会心不在远,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便居然有万里山川之势,……才是高士的眼界,达人的胸襟。
  ○满室清风满几月,坐中物物见天心;一溪流水一山云,行处时时观妙道。】

  “霜天闯鹤唳,雪夜听鸡鸣。”
  “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常与水相连。”
  ……
  以上数则语句,是既记录了平凡景象,又意趣盎然、意境悠远,同时还反映了物我合一思绪的联语,在数百年前,曾令洪应明浮想联翩。
  他或因此而感受到了自然的清爽纯洁之气,或感悟到了宇宙活泼变动的奥妙,或因此而把握到了物我合一的真谛(“无彼无此得真机”),或神会了天地万物亲密无间的交融(“彻上彻下的真境”)……
  类似的景象,能时时进入我们的目,滋润我们的心,何愁我们的心思不敏感活泼?做人的气象不宽怀平实?
  明朝是一个盛行对联的时代。所以,在对联方面,洪应明有着很强的欣赏力与联想力,乃至他在写作《菜根谭》时,也多采取了对联的对偶形式,就并非奇怪之事了。
  读描述自然生机的对联,已是灵犀一点通。当真正地返观自然时,不论是对于种种平凡的景象或音响,或是对于处处俱见的山川与云物,洪应明也就能常怀体察共鸣之心,以铸就人生的高见识。
  于是,庭院的台阶下,数点被翡翠鸟啄掉摇落的红花,就能在诗人的心中引发出鲜活的诗意;窗口前的水塘中,青青的荷叶映衬着白莲,则能促人参悟禅的机缘与意趣。
  在万籁俱寂的静夜,听闻寺院传来的缕缕钟声,人生的种种幻境臆想也就惊醒;在月朗星稀的静夜,看着倒映在碧潭中的月影,精神上也就初步把握到了生命的本体……
  总而言之,在洪应明看来,天地景物中的种种奇观妙境,不论是烟弥空朦的翠色山岚,或是水面上荡漾的弥散涟漪;不论是碧潭中倒映的云影,或是草地上变幻的烟雾光色;不论是月光下袅娜的花色叶容,或是随风而舞的柳姿叶态……种种似有似无、真幻兼杂的景象,最能使人获得赏心悦目而又拓宽心胸的效果。此其一。
  对于自然的大好山河、风光云物,如果仅是观赏其表面的艳丽光采,还只是停留在俗人的一般见识上。见识高者,则善于以那种种山川云物,来作为助学长识的依据。面对的是同样的景物,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见识有高下之分。
  正因为有这种自觉,所以,洪应明对山川云物的认识,总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总能与人生的哲理联系起来。
  例如,曾听说东海水是无风也起三尺浪(“无定波”),他就想到:面对纷坛动荡的人生世事,我们又何须常常扼腕激动?
  再如,知道埋葬公侯贵族们的北邙山(在河南洛阳市东北,古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谚),未曾节省留出一块闲地,他就想到:何人能长生不老?我们还是宽心地舒展眉宇吧!
  在这方面,他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只要久坐静观那清爽的溪水、碧绿的山峦,种种庸俗委琐的胸怀,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处处的流水山云,时时能使人体悟到自然之道。此其二。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众多的自然景点,有远近之别和繁简之分。有些时候,千里迢迢地去观看那些遥远的自然景观,却未必会有学识上的收获与意趣上的满足,因为“会心不在远,得趣不在多”。
  所以,在洪应明看来,对于一个具有高远眼界、通达胸襟的人言,即使是眼看仅有小小池石的盆景,也可以感受到万里山河的气势;坐在家中,沐浴在满屋的清风中,看着月光洒在桌几上,也可窥见任何物件都透露出的自然意趣。此其三。
  从以上三项意译归纳来看,它们闪烁着活跃的性灵之光,蕴含着自悟自得、自得其乐的禅意禅趣,因为禅十分推崇人在大自然中的陶醉与感悟。如此,禅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并体悟自然的本来面目。
  下面这两人的一问一答,就表明了此点。
  有一次,唐朝大哲学家李翱曾向药山惟俨禅师请教:“什么才算是道呢?”(“道”即真理、道理)
  药山禅师回答:“云在清天,水在瓶。”
  意思是,道就是事物如云在清天、水在瓶般的各得其所,道就存在于天地间的一切景物中。
  如此道来,天地间的一切景物,都能给我们带来感悟与启迪。
  假如我们现在正在旅游,却不巧碰上了绵绵阴雨天,怎么办?呆在旅舍的床头玩扑克、发牢骚?或是去观赏另一种具有空朦飘渺色彩的自然景象?
  依据禅识,再参照洪应明对种种真幻兼杂的景象的描述,在安全的前提下,应取后者。
  这不仅是因争取时间,使旅游日程不至于因阴雨天而受到影响,更是因为雾中看花、雨中观景,也会有另一种景致与情趣,能令人产生另一种神思。
  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言,雨帘雾笼再加云绕的山山水水,不再一览无遗,却显得更妩媚、更奇美、更幽远、更深邃也更神秘……
  所以,旅游时,我们也应“莫为轻阴便拟归”(唐朝张旭句)。否则,就会留下遗憾,或许还是不可弥补的。
  再说说听静夜的钟声、观碧潭的月影。
  对于许多现代人言,月影常见,却已熟视无睹;至于聆听暮鼓晨钟,那多是只能由字面诗句所引发的贫乏想象了。而对于古人言,那月影、那钟声,与其说是一种感官的刺激,不如说是对生命之弦的一次弹拨。
  不是吗?多少代人,对于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都不陌生——“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寥寥二十八个字,平铺直叙、笔墨稀疏而又用字平淡,几乎不需再作解释,却使寒山寺的钟声缕缕不绝地响彻千年,成为一种穿越了千年时光隧道的文化经典。
  时至今天,“听寒山寺夜半钟声旅游”,更使寒山寺成为了一个旅游热点,每年的除夕之夜,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还专程赴苏州聆听寒山寺的钟声,他们认为那声声悠远、深远、古雅、庄严而从容不迫的钟声,能使人的神思与冥冥切合,有淡淡的禅味……
  夜是寂静的,无形而又袅袅不绝的钟声,打破了这种寂静,使人神飘天外;碧潭的水是清澈的,月亮的投影则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大自然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和谐的图画……难怪,诗人张继能有那样的神思神笔,难怪洪应明能有那些独特的感悟,难怪中外游客能被寒山寺的钟声所迷住。
  事实上,我们也能的——只要我们还有足够敏锐的感觉与足够聪慧的心智,就象现代作家徐志摩所言;“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因为类似寒山寺的钟声,蕴含着人文的、宗教习俗的信仰义,既充斥于天地间,也共鸣于不同的心灵内,自然不同于机械的自鸣钟,后者只有计时的功能,其鸣响也就仅具有单纯提醒的功用。
  进而再说说面对同样的山川云物,低识不高者,往往只能一般化地观赏它们的艳丽外表,甚至连这也做不到。一些青年人在旅游时,到了目的地后,行李一放,马上就或沉缅到麻将的四方城中,或挥拍打羽毛球,更甚者,如笔者在漓江游船上所见:游客中,有一个背着小孩的农村少妇,只是津津有味地看小人书,许久也没有抬眼观看逐渐后退而消隐了的清山秀水,类似的例子并非少见。
  于是,见识不高,也就难寻野趣之乐,难赏奇景之美。而见识高者则能因观赏山川云物,增长自己的学识与智慧。
  关于这点,仅以现代著名画家刘海粟为例,他由一个学画青年到一个艺术大师的成功路程,是由他一次又一次、一步又一步地十上黄山所踏出来的,其中的关键转折,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黄山的泉石松壑、晴岚烟雨开阔了他的艺术视界,这种视界又造就了他的作品中的那些源于黄山又高于黄山的高远艺术境界。
  比较易得结论。可见人的情趣、见识乃至是追求的高低,能极大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对自然景物的观赏,谁不想仅是泛泛地看景看物,就必须建树高识见,因为这是古今的文化大家们在观赏山川云物时,能意定如石、心清如水、身闲如云、情淡如烟、心阔如天的前提基础。
  提到刘海粟大师,此处还想插提一句或许不是题外话的话。他自小就十分喜欢《菜根谭》中的这样一句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本书收人“对鱼鸟花木的颖悟之二:闲适与超然物外”则,请参看)老年时还曾屡屡抄录赠人,一些报刊刊登的文章,还以为此乃海粟大师所作。其实,这是不熟详《菜根谭》而闹的笑话,直至以讹传讹。此处提及,既作一辟正,也想说明《菜根谭》的文字,曾在诸如刘海粟等现代文化大家心中产生过的共鸣,因为精神交流的因缘是可以超越时代的。
  关于自然景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又岂是这短短的篇幅所能道完讲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种种自然的真境、幻境,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观赏,更长的观赏,毕竟,先悦目才能赏心,道听途说则不足取。
  所以,关于观赏自然景物,我们还不妨记住黄山中的一副联对:
  “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好绝!到后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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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7






                                        隐逸林中无荣辱   进步处便思退步


  
     【○仕途虽赫奕,常思林下的风味,则权势之念自轻;世途虽纷华,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
  ○鸿未至先援弓,兔已亡再呼矢,总非当机作用;风息起休起浪,岸到处便离船,才是了手工夫。
  ○彩云易散琉璃脆,达人当早回头。
  ○鸽恶铃而高飞,不知敛翼而铃自息;人恶影而疾走,不知处阴而影自灭。故愚夫徒疾走高飞,而平地反为苦海;达士知处阴敛翼,而巉岩亦是坦途。
  ○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头。
  ○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
  ○隐逸林中无荣辱,道义路上泯炎凉。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着手时先图放手,才脱骑虎之危。
  ○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得意时便生失意之悲。
  ○羡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
  ○谢事当谢于正盛之时,居身宜居于独后之地。】

   以上把《菜根谭》论及引退隐逸的语句,综列在一起。
  在它们之中,穿插运用了多项典故,这里先欲就较难理解的两则典故,作一简明的阐述:
  “人恶影而疾走,不知处阴而影自灭。”——典出自《庄子?杂篇》的“渔父”篇,所讲的是曾有一个十分讨厌影子的人,他走得快之时,发现影子依然没有离开他自身,他就自以为是地认为这全是因为自己走得还太慢的缘故,所以就快跑不停,最后弄得气竭力尽而死。这就是发生在一个不知走到阴暗处,自己的影子就会消失的人身上的故事。
  “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典出自《周易?大壮》,讲的是一头公羊看见了一道由竹林编成的篱笆,就自恃自己犄角的坚硬,向篱笆撞去,结果是篱笆纹丝未动,它的犄角却因此而被撞伤。但它却不知停步,依然去撞篱笆,结果是它的犄角被篱笆夹住,进也不得,退也不是,只能留在那里,徒唤奈何地“咩咩”叫唤。
  洪应明正是欲通过包括这两则寓言在内的寓言,以说明引退隐逸的道理。
  引退隐逸,即退出官场与寻求田园山林、躬耕自种之乐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化意识中,在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中,一直与走入官场仕途、谋求迁升构成了一对矛盾,也就是进退仕隐的矛盾。关于引退隐逸,现在多被视为人生的消极之举。然而,依据具体人物的具体情况深究下去,则未必尽是如此。
  却说汉高祖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在一次宴会上,向大臣们这样总结道:“能在军营内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是比不上张良;能安抚百姓,给在前方作战的军队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饷,我是比不上萧何;至于能带领百万大军,作战必胜,攻城必克,我是比不上韩信。这三人都是人杰,我能信任他们,任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缘故。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任用,所以,他终于被我打败了。”
  刘邦这段话,高度地褒赞了“汉初三杰”——张良、萧何和韩信。这三个人在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分别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个人的终局亦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人生在不同的方面都具有典型的意义,本书对他们将陆续有所论及。这里论及的是张良。
  张良年青时,为报家国之仇,在博浪沙曾演出一场一锤掷秦皇的英雄壮举。事不成功,他因此而逃亡。
  不久,他在下邳接受了黄石老人传授的《太公兵法》。此后,他经过不断的学习揣摩,熟悉兵法,终以谋略见长。此后,作为刘邦的主要谋士,他每每在关键时刻,经深谋远虑之后,高瞻远瞩地提出应对的策略,这些成功的策略包括设计攻占了秦都咸阳,设计让刘邦摆脱鸿门宴上即将加身的杀头之祸,设计火烧栈道。同样是张良,阻止了刘邦欲分封六国后代的打算。在楚汉议和后,他力主猛追穷寇,彻底消灭项羽。得到天下后,经权衡利弊,他力主汉朝建都长安,并帮助了刘邦镇抚了心有不满的众将领,等等。
  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可算是盖世功劳,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件,刘邦能否建立汉朝,汉朝是否能延数百年的命脉,就只能是一件十分不明朗之事。难怪宋朝的王安石,对于张良,有如此的赞誉:“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留侯”就是张良在刘邦分封功臣时自请的封号,此前,他已拒绝了势力范围更大的三万户封地。
  张良十分熟悉并理解黄老之术的神髓,他也身体力行老子所讲的“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思想。所以,在汉朝的根基变得稳固之后,他就闭门不出,不食谷物(辟谷),学黄老仙道之术,用引退隐逸来实践了他功成不居、激流勇退的人生哲学。
  即使如此,晚年的张良也不是完全不理会朝中的大事,只不过是以一种更超然的方式来参与其中而已。最典型的事例是,为了保住太子刘盈不致于被刘邦废弃,他为吕后出策,请出了当时著名的四个隐者——“商山四皓”,说服了刘邦,保住了太子的地位,使立国不久的汉朝避免了一场宫廷内部的争斗,从而也助于社会的稳定。
  引退隐逸作为个人的人生选择之一,本该是无可厚非的,而当这也受到厚非之时,如把引退隐逸视为逃避人生的认识等,其中有些原因就值得思考了。
  此处只简单地论及数点。
  其一,视隐逸即逃避的论者,往往只是把从政入仕作为人生的唯一事业,因此,谁从政坛上自我引退,谁就是人生的逃避者,这种认识,跟强调“学而优则仕”,强调向上爬的传统官本位意识是十分吻合的。
  其二,有关的论者没有看到某些隐逸者之所以选择引退隐逸的道路,选择的本身就是与黑暗时代的一种抗争,是个人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一种前提,以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为例,他之所以退出官场,就是不愿为五斗米而向势利权贵者折腰,就是要摆脱官场上的那些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所带来的心理重负,就是要避开官场上的险恶人情,所以,卸去官职,使他就如出笼之乌一样,顿感轻松顺畅、自由自在,也就是他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其三,有关的论者往往认为隐逸者的生活,就是终日饱食而无所事事,事实却不然。以陶渊明为例,辞官断了他生活中的一条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他晚年的生活也不时陷入贫苦困顿中,断粮断酒(他嗜酒如命)都是常有的事。即使如此,“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语),依然关心天下事,更以他的笔,写出了一批文风清新、意境悠远而又具有丰富哲理的诗文。他被后世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在文学史上占有别人所难以取代的一页……再以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为例,在他知府任满,年已五十三岁之时,就辞官归隐,他说其中的原因,就是想从那种“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的无聊的官场应酬生活中脱身出来,以此还自己一个自由身,走遍天涯海角来寻求知己,著书立说,完成并完善自己的一家之言,最终,他是完成了自己的这项人生目标。
  本质上论,隐逸者更重的是心境,是宁静而又充裕的精神生活,外在的环境倒成为了其次。所以,随着生活环境由乡村向都市的变迁,才产生了“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之类的说法,“大隐”者,应胸怀韬略,有经天纬地之才,能宁静淡泊,闹中取静,真心即道场,无争长竞短之欲,谦虚澄明,深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即使不是身处山林之野,而是遁迹于市井之中,也正应了“民间处处有高人”之语。
  如此看来,引退隐逸未必就是逃避,却可以是个人参予历史进程的另一种方式,是对人类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所作的又一次新的奉献。从这种角度来看,隐逸,并不意味着隐逸者就停留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怕孤独中。对于隐逸者言,他们往往都有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隐,对于他们言,仅是一种处世的方式;逸,则表明了他们悠然自得的处世以及他们所有的宁静心境,再加上有充裕的时间保证,他们内心所有的喜悦,精神情感上的收获乃至是文字著述上的丰收,都是难以言表,自不待言的,这也就是北宋思想家程领所说的:“睡觉东窗日已红”,更是他所说的,“万物静观皆自得。”
  今天再谈引退、论隐逸,自然是应取其意而不必拘泥其形迹的,因为时代不同了,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所以,取其意,就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上士大夫们的引退隐逸所包含的积极意义。
  如在职业的选择上,不要认为世间唯有从政人仕一条路,而要看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广阔前景,把握好自己,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又如,要看到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永远在起作用,个人在年老之时能自觉地从岗位退下来,从而既有利个人的颐养天年,也是对自然规律(老子所讲的“天之道”)的尊重,从推进事业发展的长远眼光来看,这也有利于新旧交替的完成和事业的传承。再如,隐逸者晚年对养生之道的探索实践,他们所具有的精神世界,他们为有益于后来者而著书立说的行为,等等,都很有值得今天的老年人借鉴之处。
  同样,取其意,也包含有摒弃传统的引退隐逸说所具有的消极成份的意味。至于像《菜根谭》所论及的那种“未得山林之趣”的假清高、假隐逸者,只不过是借隐逸来标榜自己,以谋求更高职位,以待价而沽,讨价还价,这在今天,同样是不足取的。




                                                  为人处世篇------行云流水处世事
  
     【○彩笔描空,笔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染;利刀割水,刀不损锷,而水亦不留痕。得此意以持身涉世,感与应俱适,心与境两忘矣。
  ○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霁日青天,倏变为迅雷震电;疾风怒雨,倏转为朗月晴空,气机何尝一毫凝滞?太虚何尝一毫障蔽?人之心体亦当如是。
  ○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系。
  ○应事若流水落花,悠然而逝,则趣味常多。
  ○济世经邦,要段云水的趣味,若一有贪著,便坠危机。
  ○扫地白云来,才着工夫便起障;凿池明月入,能空境界自生明。
  ○喜寂厌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静。不知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着于静,便是动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
  〇万境一辙,原无地著个穷通;万物一体,原无处分个彼我。世人迷真逐妄,乃向坦途上自设一坷坎,从空洞中自筑一藩篱,良足慨哉!】

    某天,天下着雨,坦山和另一个和尚因事外出。途中,见到一位漂亮的姑娘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段泥泞路前发呆。原来,她因怕弄脏身穿的丽服,故无法跨过这段泥泞路。
  坦山见状,征得了她的同意,就将她抱过了那段泥泞路。然后,再继续上路。
  一路上,与坦山同行的和尚半天都不说话,脸上却总挂着困惑不解的神情。到夜晚投宿时,他终于按捺不住地问坦山:“依照戒律,我们出家人不能近女色,否则,将会危及我们的修行。我不明白,你白天为什么要那样做?”
  坦山答道:“哦,那个女子吗?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还抱着吗?”由这简单的故事与简单的对答,可见坦山对于助人济人的事情,采取了一种十分随缘自然的应对策略,他甚至不因成文的戒律而抱避嫌、旁而远之的态度。事过境迁之后,他既没有因自己的济人助人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想到什么戒律而心颤心悸,他依然是一个没有心理负担、磊磊落落的自由自在人。
  因为,他是以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意念来持身涉世的。
  在《菜根谭》中,洪应明对于持身涉世的这种行云流水般的意念,有一些绝妙因而也很著名的形容。
  他认为如行云流水般地涉世,就如用彩笔在虚空中描画,笔有色,而虚空却不受笔染;如用利刃切割水,刀刃不受损,水也不留有什么痕迹;如疾风吹过了稀疏的竹林,风过后,不曾在竹林里留下一丝声息;如飞雁飞跃寒潭,飞过后,潭水中也就不再留有雁影;如一片孤云飘出山岩,自然而然,不被或去或留的犹豫所束缚……
  人的心体如宇宙。太空万里,时而丽日青天,时而又可以迅变为雷鸣电闪;时而疾风怒雨,时而又可以迅变为朗月晴空,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凝滞?何尝有一丝一毫的障蔽?健全的心体,也当如是。
  有如此心体,有如此行云流水般的意念,人就能保持着一种空灵的心境,不为不可弥补的过去而懊丧,也不为不可捉摸的未来而忧虑,避免了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也避免了心智上的浪费。如此,遇事也就易于作出正确的应对。事毕,人的心境又回复到了空灵的状态,即所谓“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如此,待人处事就能像落花随流水般地飘然悠然而去,禅趣禅味也就在其中了。
  欲对社会多作些贡献者,治国的管理者,有了类似的云水趣味,就会自得其乐,不会因个人的得失荣辱而耿耿于怀。反之,就难以体验到工作与人生的乐趣,更严重者,则会执着于贪念,使人生面临着危机。
  可见,这种空灵的心境,是一种开放、平稳和成熟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令人有足够敏锐与恰当的应变应对能力来接人待物和处世行事。在洪应明看来,空灵的心境对外物外境有足够敏锐与明快的反应,就像开凿了一个水池,天上的月影即倒映在其中一样,所以,空灵的心境,能萌生出真正明白、确凿的智慧。空灵的心境是虚心,精神空虚则是心虚。这,也正是空灵的心境不同于精神空虚之处,因为百无聊赖的精神空虚,是腹中空,是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不能也不欲正确认识,是面对复杂人生的茫然无措。
  下面的这则著名禅话,就揭示了此点。
  一位大学教授向南隐禅师问:“何谓禅?”
  南隐禅师却不马上回答,只是以茶相待。只见他将茶水倒入了茶杯中,茶杯满了,他还在继续倒茶……
  教授看着,终于忍不住,提醒到:“不要再倒了!茶水已经漫出来了。”南隐禅师这才说道:“你的脑子就像这只杯子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原有的看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
  这个故事,形象地阐明了虚心的状态,也就是空灵的心境,在我们学习与创造时的重要与必要性,至今还为创造学家们所津津乐道。
  作为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现代人,我们既得益于信息,也苦于因头脑中充满过多无用无效的信息而窒息了自己的创造力,磨灭了自我的个性,也丧失了人生的许多乐趣。从不得不死记硬背、被沉重的功课和沉重的书包压得抬不起头和腰的中小学生,到脑袋中充满了概念、定义、公式、定理的成年人,无不如此。传统的模式化教育将包括我们在内的大批受教育者,培养成了一种相同的产品——入学前,是问号;毕业时,则变成了句号,成为了被单调的学识成见、规则规范所支配的木偶……“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语),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
  所以,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较之以往的任何时候,更需虚心、虚心、更虚心,更有养育空灵心境的迫切感。
  不妨想想现代数学大师希尔伯特的这一段无异是当头棒喝的警世之言吧!他说:“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一代,爱因斯坦说出了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最有卓识、最深刻的东西?因为一切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哲学和数学,他都没有学习过。”
  另外,从心理认识规律和减轻精神负担、保持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空灵的心境也是值得推崇的。
  那么,养育空灵心境的诀窍何在呢?
  在于不执着一念,防止心智思想的僵化。
  还是结合《菜根谭》的思想来谈吧,比如有一个喜好安静而厌恶喧闹的人,往往就执着于一种避开人世社会而求宁静的意念。而这种执着,正表现出他的浅薄,因为当他执着地向往无人的世外桃源时,他就过份地执着于自己的偏狭之念了。而当他执着于宁静的意念时,这种执着就会变成他的心理躁动不断膨化的依据。于是,他因执着于出世之念而否弃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这也说不行,那也看不惯。他因执着于宁静之念,却变得更为浮躁,且不论噪声,就是周围环境中的那些正常的音响,也搅得他心烦意乱、火冒三丈。
  想想,他又如何能达到禅意识所推崇的人我一空、动静皆忘的境地呢?缺乏真正空灵的心境,他就不能忘掉我相,执着于静念,他就难以理解更难以培植诸如“闹场能学道”的功夫(参见“读书?疑?信?悟?躬行”则)。所以,执着于一念,念起处,思想意识就会产生障碍,发生阻塞,就像“扫地白云来”一般。
  总之,不执着于此一念彼一念,避免凡事都耿耿于怀,正是我们践履行云流水般的处世处事观的思想基础。而如此处世处事,人我双方都会感到舒适自在,能进入忘我又忘外境的高境界。
  如此,就可以不再画地为牢,不再迷真逐妄,个人意气与天下相通,如春风吹拂万物,没有半点隔阂;个人肝胆与天下相照,如秋月朗照群物,没有一毫暧昧。
  如此,在过程中,人陶醉在其中;事过境迁后,又不以为怀矣。如此处世,极富于禅意和诗意。
  “够了!吹得这么美妙,我失恋了,如果你是我,你也能在处理这种情感失落时,寻到你所说的什么禅意诗意吗?”
  ——笔者假设有一个失恋者在看了以上的文字后,抛出了这样的一个棘手问题。
  “是的”,笔者将答道:“我只需将台湾诗人席慕蓉的二首名为《掸意》的诗抄送给你。
  禅意(之一)当你沉默地离去说过的或没说过的话都已忘记我将我的哭泣也夹在书页里?好象我们年轻时的那几朵茉莉也许会在多年后的一个黄昏里从偶然翻开的扉页中落下没有芳香?再无声息
  窗外那时?也许会正落着细细的细细的雨禅意(之二)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慢慢地将你忘记
  心上的重担卸落请你?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地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
  天这样蓝   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
  诗并不长,文字也浅显,却很耐回味咀嚼,这里无须强作讲解了。还有三点忠告:一是不要老想‘我失恋了,我失恋了’;二是不要老想‘失恋者是我,就是我’。三是不要将失恋等同于倒霉。”
  失恋也罢。
  因为,古人说得好:天涯何处无芳草?
  笔也该打住了,否则,笔者就会坠入文字掸与口头禅的圈子中,为别人提供更多的执着之念,自己也难以行云流水了。
  好在包括洪应明在内的古人已开出了解药,笔者也已经提及到了。




                                                            逆境拂心造强者
  
     【○欲做精美金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
  ○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众人以拂意为忧,而君子忧从快意处起。盖众人忧乐以情,而君子忧乐以理也。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中矣。
  ○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切莫放手。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
  ○居逆境中,周身皆碱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内,满前尽兵刃戈矛,销膏糜骨而不知。
  ○横逆困穷,是煅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煅练者,则身心交益;不受其煅炼者,则身心交损。
  ○磨砺当如百炼之金,急就者非涵养;施为宜似千钧之弩,轻发者无宏功。
  ○毋忧拂意,毋喜快心,毋恃久安,毋惮初难。
  ○得意处论地谈天,俱是水底捞月。拂意时吞水啮雪,才为火内栽莲。
  ○欺人者非福,而受人欺者,遇一番横逆便长一番器宇,可以转祸而为福。】

    是隧石,也须用力敲击,才可闪现出耀眼的火花。
  是皮球,也须用力击打,才会克服地球的引力,跳得高,蹦得远。
  是强者,也须经历逆境的磨难,克服拂意(不如意)的困扰,才可能建树起丰功伟业。
  二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意指日后能担当重任者,必先经过包括因遭遇逆境而导致的精神困苦,因参加体力劳动而导致的身体疲劳和肠胃饥饿、情欲饥渴等等在内的艰苦磨炼,才可以增进才能,以赢得事业上的成功。
  孟子以降的一千多年后,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则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相应思想,它们基本体现在前面引述的十一则语句中。
  慧能,原是生活在唐太宗、武则天时代的一个岭南樵夫,幼即丧父,家境贫寒,靠打柴来赡养母亲,苦苦度日。青年时,受佛教义理的吸引,不远千里来到湖北黄梅,拜师学佛,在寺庙中担负起担水、劈柴、踏碓舂米等杂役。据传,慧能在踏碓舂米时,因个小身轻,便在自己腰上绑系了一重达六十多斤的坠腰石块,借以起重碓头。
  经历了人生的种种逆境和艰苦的磨练,他的韧劲、耐性、毅力和佛教学识,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做了八个月的杂役后,他以自己的著名求法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赢得了祖师的传法。
  其后,他更是一鸣惊人,实际创立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记录了他讲法内容的典籍——《坛经》,是中国佛教界历代高人达士所写的无数作品中,唯一被尊称为“经”的典籍,按照佛教内的传统,惟有记录佛的说教内容的典籍,才可称之为“经”。
  而慧能本人,终生未进过学堂,平生不识一字,能促进他成就大事业的,有机遇,还有逆境对他的身体与非凡领悟能力的磨炼和促进。
  类似慧能那样,在艰苦环境下磨砺自己,以求崛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人生历程中,可说是共有之点。
  当年,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时,为了撰写《资本论》,经常到大英博物馆查阅各种资料,但有时却又数天不去,原来是他的上衣和外套尚抵押在当铺中,就是在这种困苦窘迫的生活中,他完成了划时代的名著《资本论》。此时,他还因缺乏邮资,不能马上将《资本论》寄给出版商。
  而在内外兼修又取得巨大事功的古今成功者中,屡经逆境拂心之事,而又百折不挠,终成大事者,被史家称为“古今完人”的曾国藩,尤值一提。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奉旨至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在太平军节节得手后,他眼看办团练已无济于事,而作为正规部队的绿营兵也不堪使用,他即上奏并获准按戚继光的办法组建新军,也就是以其家乡湘乡的练勇为基础,招募质朴的农民为士兵,以当地儒生为军官,编练成一支军队,史称湘勇或湘军。
  湘军既成军,曾国藩即发布《讨粤匪檄》,誓师出战太平军。
  两军初战时在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在长沙西北),湘军连战连败,曾国藩痛不欲生,第一次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
  痛定思痛后,曾国藩重整旗鼓,后攻占武昌重镇,奉诏署湖北巡抚。不久清廷怕他拥兵自重,无法驾御,又解除他的署任,让他长期以侍郎的虚衔带兵。
  其后,曾国藩率水师进攻九江、湖口。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部来援,设计将湘军水师的轻便快船诱入鄱阳湖,再一举封锁湖口,使仍在长江中的湘军水师的笨重大船成为“无翼之鸟,无足之虫”,再用火攻。湘军水师的数十艘大船被毁,曾国藩率残部狼狈退至九江以西,其座船也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杀,被随从捞起,只得退守南昌。
  其间,曾国藩因指挥湘军与敌交战无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用了“屡战屡败”之语。其部下李元度(另一说为彭玉麟)见后,建议改为“屡败屡战”,字无不同,但次序如此一颠倒,满篇精神大变,境界也就大不一样,远在京都的皇帝与重臣们读后,只觉曾国藩及其率领的湘军精神可嘉,不觉其屡屡失败可罪。后人张鸿来对此评点道:“文有改字次序,便觉精神大异者。昔者曾(国藩)文正公在湘军奏报,有‘屡战屡败’语,经李元度改为‘屡败屡战’。一转移间,变颓丧为奋扬,虽曾语忠诚,终不敌改稿得体。”从此,汉语词汇宝库中,也就增加了“屡败屡战”这一新成语。
  更重要的是,这还不仅是一个妙笔生辉的故事,正因为依靠百折不挠的精神斗志,屡败屡战,如履薄冰,不断地走出逆境,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曾国藩终率领湘军,会同左宗棠、李鸿章等指挥的部队,逐渐实现了对太平天国的“天京”的战略包围,并在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攻破了“天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类似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它们说明,成功者与伟人们多不是命运的宠儿,多不是春风得意的幸运儿,他们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能建树丰功伟业,在于他们克服了一般人面对逆境时的艾怨之声和软弱怯懦的表现,逆境并不能使他们屈服,他们理智而又冷静地面对逆境,在逆境中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气概与力量。坎坷促使他们变得更顽强、更刚毅,既坚定了自己的凌云之志,又具体付诸踏实的行动中。因此,他们得以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战胜了自己,也就征服了世界,这也正是强者得以成功的诀窍。
  相对而言,过于舒适的环境,往往会使人沉缅在物质享受之中,消磨了人的斗志,降低了人的思维效率,使人的反应能力变得迟钝,使人变得目光短浅,难以建树高远的人生追求目标,庸人弱者,也就不外如此。
  可见,伟人强者与庸人弱者的区别之一,也就在此,即“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
  作为一个现代人,同样应有强者的那种超越逆境意识,并将此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社会前进的需要。
  日本企业家们之所以推崇《菜根谭》,跟《菜根谭》论及“横逆困劳”锻炼人的意识甚合他们的心意,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模式,十分注意在生产上向高科技的尖端产品发展,并特别注意到两点,一是保证产品的质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日本工业品的质量已在全世界消费者的心目中,建树起了相当高的声誉;二则是注重产品的推销,视推销场如战场,认为推销对于推销员言,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考验。
  因此,日本的不少公司,特别注意招聘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持久耐力的人为员工,认为这种人能将挫折化为动力,使企业走出低谷。许多公司对于刚招聘来的新职员,往往都先让他们担任推销员,让他们在推销场这副“炉锤”中经受锻炼,经受住商业竞争的考验,培养出相应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从而使产品打人世界市场。所以,日本的手表敢于和瑞士名表在竞争中决一雌雄,日本的汽车能打入欧美市场,这跟他们的推销员在竞争的逆境中尽心尽力、勤勤恳恳而又见缝插针的努力推销,可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是,自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广告在全球的报刊电视台刊播之后,数年之内,在全球大部分地方也就成为了事实。没有一批擅于推销的推销员的辛勤而又默默无闻的努力,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日本战后获得了经济上的腾飞,跟日本人善于利用逆境来鞭策自己及其奋发上进的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历史上,上述慧能坠腰石的故事随着禅宗与禅文化传入日本后,日本人为了纪念这位佛学大师,学习他坚毅学法、以苦为动力的精神,妇女们穿和服时,就在腰背上系着一形似石块的饰物,以此为鉴,鞭策自己奋发上进。逆境中求奋起的意识对日本人的影响,据此又可见一斑。
  人活世上,总期望自己一帆风顺,往往是一厢情愿之事,因为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升学无望、就业未果、事业不顺、情场失意、生活受挫、经济拈据、病魔缠身、亲人遭受意外的不幸等等,都可能使人陷入逆境之中;况且,一个人的追求越高,思想越走在同时代人之前,那么,遭受的打击往往就会更大,逆境、险境、不如意之事、不中听之言就会更多地向你袭来,所谓“人生忧患识字始”、“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并非虚言。
  此时,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应该选择当一个强者,而不是做一个弱者。因为情况正像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不幸,是天才的进身之阶,是信徒的洗礼之水,是强者的无价之宝,是弱者的无底深渊。”从积极的意义看,逆境与挫折是对人生的挑战,可以锻炼和增强强者的意志力,可以使强者学会做人,可以使强者吃一堑后长一智……
  何谓强者?强者就是坚持自己远大的人生目标,有信念,能把握自己并知道珍惜现在,命令自己马上去行动的人。
  强者不是天外来客,而是像你、像他、像我一样的人。只要记住逆境并不可怕,你、他、我,也可以通过行动来超越逆境,也就可以加入强者的行列。




                                                           生死同根有悲乐
  
           【○生与死同根,贪生不必畏死。
  ○富贵的一世宠荣,到死时反增了一个恋字,如负重担;贫贱的一世清苦,到死时反脱了一个厌字,如释重枷。人诚想念到此,当急回贪恋之首而猛舒愁苦之眉矣。
  ○人之有生也,如太仓之粒米,如灼目之电光,如悬崖之朽木,如逝海之巨波。知此者如何不悲?如何不乐?如何看他不破而怀贪生之虑?如何看他不重而殆虚生之羞?
  ○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
  ○色欲火炽,而一念及病时,便兴似寒灰;名利饴甘,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蜡。故人常忧死虑病,亦可消幻业而长道心。
  ○知生之必死,则保生之道不必过劳。
  ○试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又思既死之后,有何景色?则万念灰冷,一性寂然,自可超物外而游象先。
  ○想到白骨黄泉,壮士之肝肠自冷。
  ○山河大地已属微生,而况尘中之尘!血肉身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
  ○云烟影里现真身,始悟形骸为桎梏;禽鸟声中闻自性,方知情识是戈矛。】

    以上语句,集中地反映了《菜根谭》的生死观,其思想意识,可归纳为以下七点:
  一、明确地认为人生只有一世,没有提到任何轮回转世的观点。
  二、通过人生如粒米电光之类的比喻,说明人生的渺小与短暂。
  三、正因为人生的短暂,所以就提倡对人生的珍惜,防止出现虚生的忧虑。
  四、指出在人生之中,今日、现时是最易飘忽而逝的,所以,对人生的珍惜,就必须体现在对现时的把握上。
  五、看到了有生必有死,应该破除贪生畏死之念。
  六、既然死亡是人人皆有的归宿,悟此念此,就可减轻乃至放下名利富贵所铸成的人生重担。
  七、人生的短暂,死亡不免,故提倡闲适逍遥的人生。
  《菜根谭》的生死观,实质上所秉赋的,是庄禅的传统意识,是对传统文化的生死观所作的凝炼和提升。其主旨,就是对于个体生命的必然归宿——死,有一种惊人成熟、彻底面实的洞察,因而也就有了珍惜人生的意识,有了一种追求超脱豁达的人生观。
  庄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对人生有着独特的体验和洞彻的思考,所以,他的哲学可称为生命的哲学。
  在生死问题上,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他思想上的特点:
  一是庄子的妻子死后,庄子的朋友惠子前往吊孝,却发现庄子没有嚎啕大哭,却正在敲打着盆子唱歌。
  惠子十分诧异,并以庄子没有为妻子之死而悲伤痛哭来责怪庄子。
  庄子闻言,就解释道:自己开始并不是没有悲伤,但后来想到,一个人的降生与死亡,就好象是自然界的春夏秋冬的运行一样,周而复始,人死了,那就是静静地安息在天地所构成的巨室广厦之中,而我却在嗷嗷痛哭,难免就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了,所以我才止住了痛哭。
  此即是著名的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
  二则是在庄子将死之时,他的弟子学生们准备厚葬自己的老师。
  庄子提出的要求,却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我要用天地来作棺材,用日月星辰作点缀的双壁和宝珠,用天地万物来做祭品,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气派也更隆重的呢?
  他的学生闻后,悲恸地说:这样做,我们怕你会被乌鸦、老鹰吞吃了的呀。
  庄子对此回应道:放在露天,是会被乌鸦、老鹰吃掉。而埋到土里,则会被蚂蚁吞吃。你们是要从乌鸦嘴里抢出给蚂蚁吃,这该是如何的偏心啊!
  禅宗哲学家对于生死,提倡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两忘法,主张不执着于生,也不执着于死,人只要是顺应自然地生活,就可以傲睨王侯。生活着,把握住现时,踏踏实实地学习、工作与生活,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对此,无须慷慨高歌,也无须怨尤哀叹,只要平平实实、轻轻淡淡地做来,就可以臻达佳境。死亡,也就是生命的必然终结,对此,不必畏惧,不必自扰,而要有坦然接受认可的心理准备。
  曾一个富翁向仙崖禅师求墨宝,禅师问明来意后,写下了六个字:“父死、子死、孙死”。
  看见了这些字,那位富翁很不高兴:“我求你写的是一些祝福我家世代兴旺的话语,你怎能用这种不吉利的话语来敷衍我呢?”
  禅师对此的回答是:“我绝无开玩笑之意,想想,倘如你儿子死在你死之前,你要白发送黑发,你会十分悲痛的;倘如你的孙子在你儿子前面先死,那么,你和你的儿子都会悲痛欲绝的。假如你家族的人能一代一代地按我所写的自然次序而死,那么,人人就都可享尽天年,这才是真正的家族兴旺呢。”
  这一席话,对那位富翁,对世人,无疑是醍醐灌顶的智慧语。
  类似故事所包含达生知命的意识,构成了关于东方生死智慧观的主调之一,也深刻地影响着东方的哲人贤士那直面人生而又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心态,不贪生,不怕死。
  所以,瞿秋白就曾认为:个人在忙于公务之余的休息,为平生的小快乐;夜间的安眠,为平生的大快乐;辞世长逝,则为人生的真快乐。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来,他的这种思想蕴含着不折不扣的庄禅意识。所以,活着,对他意味着的是充实的人生;面对死亡,则能视死如归。
  再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为例,他曾动情地详述过禅宗思想对于他的文学乃至是人生观的深刻影响。他晚年时,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方式自然不足取,而就在他被人用车送往医院急救的途中,他对司机尚不忘讲了这么一句话;“路这么挤,真辛苦你了。”这也就是他的临终之言。
  可以说,包括禅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对人的尊重,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死亡的坦然认可,在他这句轻轻吐出的朴实无华的话语中,已得以完整的表达。
  把这一切都归纳起来看,生与死,并不仅是如一般人所感所做的那样简单——仅仅是欢生悲死,或仅仅是醉生梦死。
  看看现实中一些庸碌无为者,终日饱食而又无所作为。再看看现实中某些人借丧事而大肆铺张,讲排场之风,某些富裕地区的一些人在积聚一些财富之后,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也不是放在培育后代的文教智力投资上,而是大兴土木来修建坟墓,乃至出现了为健康活着的小孩修建百年之后的坟墓之类的咄咄怪事……讲这是水平低、素质差,的确是客气之语了,因为这是百分之百的愚昧。
  所以,重提《菜根谭》珍惜人生的意识,不惧死亡的观念,庄子反对厚葬的事例,等等,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高山仰止,一般人当然是不易达到相应的水平,但从这些深刻的思想与卓绝的行动中,能多少接受一些启迪,于事有所补益,总是一件好事。
  而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智慧会使我们在传统所论及的生死观的基础上,更理智也更本质地看待人的生和死,弘扬生命的意识,着眼于人生获得更灿烂的升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今天,要做到死得伟大,重于泰山,就更需将个人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振兴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无限事业中,必要时候,绝不贪生畏死,这也正是先哲先烈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所以,生死问题绝不是超现实的形而上学问题,生生死死——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或聪明、或愚昧,或伟大,或渺小……每个人都必须作出抉择。




                                                    情之同处即为性   欲之公处即为理
  
           【○耳目见闻为外贼,情欲意识为内贼,只是主人公惺惺不昧,独坐中堂,贼便化为家人矣。
  ○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理路上事,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
  ○天理路上甚宽,稍游心胸中,便觉广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才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涂。
  ○钟鼓体虚,为声闻而招击撞;麋鹿性逸,困豢养而受羁縻。可见名为招祸之本,欲乃散志之媒,学者不可不力为扫除也。
  ○人生只为欲字所累,便如马如牛,听人羁络;为鹰为犬,任物鞭答。若果一念清明,淡然无欲,天地也不能转动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况一切区区事物乎!
  ○情欲意识尽属妄心,消杀得妄心尽,而后真心现。
  ○了心之功即在尽心内,不必绝欲以灰心。
  ○心是一颗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犹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情识衬贴之,犹明珠而饰以银黄,其洗除最难。故学者不患垢病,而患洁病之难治;不畏事障,而畏理障之难除。
  ○塞得物欲之路,才堪辟道义之门。
  ○爱是万缘之根,当知割舍;识是众欲之本,要力扫除。
  ○进德修行,要个木石的念头,若一有欣羡,便趋欲境。
  ○胜私制欲之功,有曰识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识得破,忍不过者。盖识是一颗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斩魔的慧剑,两不可少也。
  ○人欲从初起处剪除,便似新刍遽斩,其工夫极易;天理自乍明时充拓,便如尘镜复磨,其光彩更新。
  ○情之同处即为性,舍情则性不可见;欲之公处即为理,舍欲则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灭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绝欲,惟期寡欲而已。
  ○念头起处,才觉向欲路上去,便挽从理路上来。一起便觉,一觉便转,此是转祸为福、起死回生的关头,切莫当面错过。
  ○饮宴之乐多,不是个好人家;声华之习胜,不是个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个好臣工。
  ○躯壳的我要看得破,则万有皆空而其心常虚,虚则义理来居;性命的我要认得真,则万理皆备而其心常实,实则物欲不入。】

    春秋时期,有一位因赶路而找不到住宿的女子,来到鲁国人柳下惠处求宿,柳下惠收留下她。因怕晚上的寒冷之风将她冻坏,柳下惠就解开外衣,让她坐在自己的怀里,并用外衣来紧紧裹住她,就这样,两人坐了一夜。
  由于柳下惠为人正派,没有人怀疑他对这个女子有过什么非礼越轨的行为,后世人就依据此项美谈,用“坐怀不乱”来形容那些坚持道德、克制自我的正人君子。
  不论今天有多少人感到这件史实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当它已演化成一句既约定俗成又颇具大众传播基础的成语时,它要明白无遗地宣示的,是这样一项人生智慧:人作为道德理性的动物,已经不再是情感欲望的奴隶。
  关于道德理性与情感欲望的矛盾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早就将其归纳为天理与人欲、理与欲的矛盾关系。
  如在《礼记》中,已将“灭天理,穷人欲”看作是某些人有悻逆诈伪之心,行淫泆作乱之事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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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8





        到了宋明,理学家们更是提出了“明天理,灭人欲”的著名理欲观。


  洪应明生活在二程、陆九渊、朱熹和王守仁之后的明朝万历年间,思想上有着明显的理学渊源。因此,他在《菜根谭》中,就对理欲问题有较多的论述,总体上有压抑人欲、高扬天理的倾向,内容则夹陈着正确与谬误,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
  合理认识方面,如认为一个理智的人,不应为追求一时之欢而纵欲,因为无理智约束的人欲与物欲,会使人丧志散志,会累及个人的人生前途。正因理性不易约束欲望,所以,人在频频泛起的人欲与物欲前,就更不能持退后松懈之策。在这点上,保持思想上的高见识,保持信念定力,是两项十分关键的因素。
  他还认为,活生生的人不可能舍情绝欲,君子也仅是节欲寡欲而已。据此,他们才可能打开道义之门,纠正那些偏颇过度的欲望。
  他提倡进行正确处理理欲关系的道德教育,宜早不且迟。
  他强调有益于公事公众的欲,也就是理,等等。
  以上的认识,至少有这几方面的合理成份:
  首先,是讲清了极端膨胀的个人私欲所具有的危害性与危险性,确认了伦理道德意识的约束力量与升华作用,试看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丧师之将、败家之子,往往是因不能自律,不能遏制个人物欲、性欲和权力欲的膨胀,沉缅于声色犬马和黑暗的政治阴谋中,终招致身败名裂的结局。相反,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且严格自律者者,往往通过节制私欲来磨砺自己,专心致志地向大事业、大学问的高峰攀登,铁肩担道义,就不是个人私欲作祟的结果。
  如林则徐就以“无欲则刚”四字,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它无疑是他能不屈服于外国列强的高压,坚决禁绝鸦片烟的精神支柱之一。
  其二,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欲之辩实乃公私之辩。所以,即使是宋明理学家的那些“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之类的偏颇主张,虽然未曾明说,客观上,也更多是针对和否定封建豪门贵族的那种“朱门酒肉臭”的奢侈豪华、荒淫挥霍的生活的,是对当时民众要求基本饱暖的一种理论上的同情之声。
  其三,寡欲节欲的要求,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应的。在当时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生活中,这种要求,实质上也就是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之一。洪应明即使未能看到此项实质,但他要求每个人通过道德信念的建树,来自觉克服贪图享受的自发行为,至少是与当时经济的缓慢发展历程相应的,等等。
  不足与谬误之处则在,他对于如何正确地对待个人的合理情欲,基本没有涉及,总体上还有否弃情欲的倾向。未注意在鲜活的实践中,而仅是主张在个人的主观世界中作过多玄虚的尽心反省,这也正是宋明理学家们常犯的错误。
  如生卒年代略早于洪应明的明朝理学家黄绾,就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不食不寐地反省,还用本子作了记录:有一个念头出自“人欲”,就用墨笔在本子上点一个黑点;有一个念头符合“天理”,就用红笔在本子上点一个红点。如此经年累月,耗费了光阴,也只是维护了自己头脑中关于理欲的先入之见,使自己的言行不出大错而已,这显然是迂腐而又不可取的。
  另处,过分地禁锢人的情欲,压抑了人性的正常发展,降低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从而也就妨碍了社会的发展。
  具体如程颐那样认为寡妇宁可饿死也不能改嫁,改嫁就是失节不贞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里,遗害无穷,戕害了无数妇女的青春、幸福乃至是生命。所以,这些绝欲明理的思想,在近现代屡屡受到启蒙思想家们的猛烈抨击,也就是容易理解的了。
  将以上意识综括起来,可以明确三点:
  一是个人应学会用理智来约束、调节和引导自我的欲望,欲不可纵,从而促成人生的升华,既有益于自我的完善,又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在这点上,洪应明所提到的议家评人的三标准,依然是成立的,即认为:过分地追求饮宴之乐的家庭,不可算是好家庭;过分地追逐华美声誉的学子,不可算是好学子;过份地执着于名位之念的官员,不可算是好官员。
  二是明理者对于肉体躯壳的自我,要有看得破的深刻意识,心常如竹,保持虚心,以容纳正义公理;对于自我的人性精神,则要有认得真的正确态度,如此,万理皆备,人不空虚而心灵充实,吾欲则刚,断不会物欲横流。个人是包含精神与躯体联合而成的完整个人,个人在面临这理欲矛盾是,更多地运用理智与自律,其后就应包含着一个个有效的安排,从而使自我得以选择并适度地表达理智、情感和善意。
  三则是对于宋明理学家的那些否弃人的正常欲望,并已在历史上有过极端非人性化发展的说教,则应予以深刻的批判,彻底的抛弃,因为这些绝欲禁欲的主张富于愚民的意味,背弃了人性的自然而合理的追求。
  显然,现代人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理欲观,更合乎情理地处理好人生的理欲关系,不要使自己被欲望感觉牵着鼻子走,也不应用纯理性来排斥作为人的合理的欲望与情感。只要能很好地找到理与欲的契合点,幸福的人生,会向我们招手。




                                                     贞士无心邀福   险人著意避祸
  
     【○天欲祸人,必先以微福骄之,所以福来不必喜,要看他会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祸儆之,所以祸来不必忧,要看他会救。
  ○蛾扑火,火焦蛾,莫谓祸生无本;果种花,花结果,须知福至有因。○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开条福路;不积诗书偏积玉,还如筑个祸基。○福不可邀,养喜神以为招福之本;祸不可避,去杀机以为远祸之方。○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惟气和心暖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亦长。
  ○贞士无心邀福,天即就无心处牖其衷;险人著意避祸,天即就著意中夺其魂。可见天之机权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很久以前,在长城边,住着一位老翁。
  某天,他养的一匹马在忽然走失了。
  邻居们知道后,纷纷过来劝慰他。
  老翁却轻描淡写地回道:“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件福事呢?”
  不久,那匹马又自己跑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另一匹骏马。
  邻居们又纷纷来表示祝贺。
  老翁却忧心忡忡地说:“谁知道这是不是祸事的开头呢?”
  数日后,老翁的儿子因骑那匹骏马而被摔了下来,腿被跌破了。
  邻居们又纷纷先后赶来慰问,感到十分的惋惜。
  老翁的坦然话语,却依然令人吃惊,因为他不以为然地说:“有谁知道,这是不是又一件福事即将降临的预兆呢?”
  果然,不久即爆发了战争,所有的青壮年都被强征入伍,残酷的战争牺牲了十之八九的兵士们,许多幸福的人家因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独有老翁的儿子,因先前骑马摔下,成为了跛足的残疾人,所以未被应征入伍。父子两人也因此得以相依为命,平安地生活着……
  这个故事,记载于《淮南子》的“人间训”篇中,也就是后来演变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著名成语的依据。
  它形象地说明了,当一个人人生的偶然性因素——如失马、得马以及骑马时摔下等等,结合在历史的必然进程——如战争的爆发之中时,在命运的天平上,个人的福祸是如何地产生摇摆,产生相反的转化,而且这种转化是相当的快捷,而且是一环扣一环的紧凑。
  《淮南子》这种关于福祸转化的意识,直接来源于老子的思想。这项思想,在《老子》一书中,是通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表述出来的,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指,在灾祸的里面隐藏着幸福,祸是福的先行凭据;幸福的里面则潜藏着灾祸,福是祸的潜在前提。
  老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具有这种思想,集中地表明了中国古代哲人已拥有了惊人成熟的、富于穿透力的辩证思维,这种思想能够很有效地说明许多文学艺术或历史上的现象,在为人处世方面,能给历代人以深刻的启迪。
  而《菜根谭》的人生祸福观,正是对此所作的更全面也更为完整的总结。毕竟,较之古人,洪应明看到了更多的事例。
  下面所讲到的萧何避祸的故事,想来应是他所十分熟悉的。
  西汉十年,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协助吕后,用计谋诱杀了韩信,这与萧何早年月下追韩信之事,构成了一幕完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喜悲剧。
  汉高祖刘邦此时率兵在外平叛,闻此讯后,立即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外加许多优厚的恩赐奖赏,文武百官为此而来,向萧何贺喜。
  惟有大臣召平却前来报忧吊孝。
  召平对萧何说:“目前诸王都心怀二志,所以,皇帝要亲自率兵在外平叛,无暇后顾。而相国你却镇守京都,不用冒负伤战死的危险,皇帝难免对你有疑心。可见,现时皇帝给你加封晋爵,用意只在于试探你,若你因此而居功自傲,日后就难免有不测之祸。所以,我恳请你坚决推辞这些封赐,还要拿出全部家财来资助劳师远征的军队,惟有如此,才可以消除皇上对你的疑虑。”
  萧何听后,如梦初醒。他从善如流,马上依计而行。对此,刘邦十分高兴,不再为后方分心。
  同年秋天,淮南王黥布又起兵反汉,刘邦不得不再次率兵亲征。
  出发后,刘邦数次派遣来使回京,询问萧何在后方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事。
  因此,萧何就想旧戏重演,准备在后方尽心尽力安抚百姓,并倾尽家产来资助前方的军队。
  他的一位宾客知道后,马上劝阻他:“您如果再像上次所做的那样的话,您就将要面临杀头灭族之祸了。您想想,作为相国,您已是功盖群臣,权利爵位已是登峰造极,而且在您初入关中时,就已深得民心,再经这七年多来呕心沥血的苦心经营,您就更受百姓的爱戴与拥护。现在,皇帝之所以数次派使者回来询问您的情况,就是怕您以自己的声望,搞成一个‘后院起火’的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您现在最好用贱价来强买民间的田宅,并向民众放债,以此来招致民众的怨恨,这样,皇帝就会对您感到放心了。”此言一出,萧何恍然大悟,依计而行。不久,就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刘邦在前线知道了萧何与民失和,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萧何也就因此而避开了即将加身的大祸。
  以上史实,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均有记载,是真实可靠的信史。由此不难看到,正因萧何善于听从别人的教正,从善如流,事事谨慎,善于看到由福到祸的相互转换,并采取了相应对策,消除了杀机,使事情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因此才得以善始善终。
  另外,萧何之所以只能采取被动的应对法,并非是出于多疑或神经过敏,而是封建社会的君臣附庸关系所决定的。
  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之后,非刘姓王共有七人,刘邦在位时,为了长期保持自己的家天下统治,此事就一直成为他的心病。后来,他就审时度势,逐步分批地设计消灭这些异姓王,最后,仅剩一个不足挂齿的长沙王吴芮。
  在这种大背景下,萧何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但他对于自己“伴君如伴虎”的境地,是有着很透彻的认识的。所以他能事事处处小心谨慎,用智慧来转祸为福。在汉初三杰中,萧何堪称能把握住自己,在名利富贵场上面面俱到的平衡大师。
  司马迁对萧何的评价是:“功冠群臣,声施后世”,确有一定的道理。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被铲除,刘邦萧何之间所有的畸型的君臣关系,已是一去不复返的昨日黄花了。因此,重提这个故事,一是为了说明《菜根谭》的福祸思想的依据;二则是为了说明这种福祸思想在人生观的方面,给我们的处世所带来的启迪。
  世无刘邦,世也再无萧何,但人生的各种各样恩怨福祸,并没有完全消失,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因此,如《菜根谭》所言,福来之时,不必过喜,要能恰如其分地承受;祸来之时,不必沮丧,要学会及时适度的自救。对于福祸,要注意并参透它们所有或即将有的过渡转化,着意推动事情向有利于社会大众、也有利于个人的方面发展。
  至于在个人修养上,则应注意培养自己气和心暖的性情,着意在智慧学问上的兢进,不以奇行怪节来作自我标榜,从而得福免祸,等等,都该是有益的启迪吧。

  


                                                     富贵是无情之物   贫贱是耐久之交
  
           【○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茕独;气骨清如秋水,纵家徒四壁,终傲王公。
  ○土床石枕冷家风,拥衾时魂梦亦爽;麦饭豆羹淡滋味,放箸处齿颊犹香。
  ○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
  ○富贵是无情之物,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贫贱是耐久之交,处得他好,他益你反深。故贪商於而恋金谷者,竟被一时之显戳;乐箪瓢而甘敝緼者,终享千载之令名。
  ○以幻迹言,无论功名富贵,即肢体亦属委形;以真境言,无论父母兄弟,即万物皆吾一体。人能看得破,认得真,才可以任天下之负担,亦可脱世间之缰锁。
  ○世人只缘认得“我”字太真,故多种种嗜好、种种烦恼。前人云:“不复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又云:“知身不是我,烦恼更何侵?”真破的之言也。
  ○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得太真。尧夫云:“昔日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人常作是观,便可解却胸中罥矣。○彼富我仁,彼爵我义,君子故不为君相所牢笼。
  ○富贵家,宜宽厚而反忌克,是富贵而贫贱,其行如何能享?
  ○生长富贵丛中的,嗜欲如猛火,权势似烈焰。若不带些清冷气味,其炎焰不至焚人,必将自 fen。
  ○炎凉之态,富贵更甚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此处若不当以冷肠,御以平气,鲜不日坐烦恼障中矣。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能者劳而俯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贪得者身富而心贫,知足者身贫而心富,居高者形逸而神劳,处下者形劳而神逸,孰得孰失?孰幻孰真?达人当自辨之。
  孰得孰失?孰幻孰真?达人当自辨之。
  ○多藏厚亡,故知富不如贫之无虑;高步疾颠,故知贵不如贱之常安。○功名富贵,直从灭处观究竞,则贪恋自轻。
  ○车争险道,马骋先鞭,到败处未免噬脐;粟喜堆山,金夸过斗,临行时还是空手。
  ○炮凤烹龙,放箸时与齑盐无异;悬金佩玉,成灰处共瓦砾何殊?
  ○贫贱所难,不难在砥节,而难在用情;富贵所难,不难在推恩,而难在好礼。】

    芸芸众生中,富贵贫贱者惧存,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常人多求富、求贵,而避贫、避贱。在这种潮势下,常识中对富贵贫贱的认识,已尽在不言中。
  独有睿智的思想家能对富贵贫贱的问题,作另一番思考。
  洪应明就是如此。
  他的思想中,有安贫乐道的意识。
  所以,在他眼中,值得称羡的并非大红大紫的富贵者,而是那种身贫却心富者。
  且看他们,有着春风般的和煦心境,口袋中虽无多的银钱,却还能在精神上怜悯那些孤独无助者;有着清纯秋水般的气骨,家中虽仅有四面白壁,也能在精神上傲视王侯公爵们。
  再看他们,睡的是土砌的床和石磨的枕,在清贫家风的熏陶下,拥被酣睡,梦亦清爽;吃的是麦做的饭和豆煮的羹,在对清淡滋味的品味中,筷起筷落,嘴亦含香……
  由此,不难看到清贫乐道者的那种自娱自得与自足的心态。
  而另外一些人的那些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争来的一场空幻大富贵,不仅是有物得,还更有自失。
  如何理解安贫乐道者的得?如何理解求富求贵者的失?
  洪应明依据史实典故,不点名地论及了四个人:战国的商鞅、西晋的石崇,以及孔子的两个著名弟子——颜回和子路,以此来说明人越看重富贵,即受害越大;人越处好贫贱,即受益越深之理。
  商鞅原叫卫鞅,是卫国的贵族,他为秦孝公的求贤令所感召,投奔秦国,以鲜明的改革变法措施和雷厉风行的作为,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封为侯,秦孝公还将商於一带的十一个城池封给他,尊称他为商君,所以时人及历史就称其为商鞅。
  由于他的变法改革触动了某些权贵的利益,包括秦太子在内的一批权贵,就或明或暗地批评或阻挠新法的实行。对此,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有时一天就杀了七百多名反对改革者,太子动不得,就将太子的两个老师治了罪: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终于把对新法的批评之声压了下去,新法的施行,奠定了秦国日后统一中国的基础,但商鞅也因此结怨权贵。
  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成为秦惠文王,包括秦惠文王的老师在内的权贵们,就给商鞅加了个谋叛的罪名,残酷地用车裂即五马分尸的方式,将他公开杀戮。
  关于石崇的奢侈作为及其临终赴刑场时,终知过多的财富会招致祸患的幕幕景象,前已有所述及(见“智勇权财不足恃”条目)。洪应明所说的“恋金谷者”,也是指这个石崇。
  石崇在洛阳的金谷涧内建立了名为“金谷园”的私家园林。当时,有诗人这样描述园中的繁茂景色:“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国植乌椑。灵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曾几何时,石崇在其中过着奢靡无比的生活。只是物是人非,景物依旧,石崇及其家小被早早地推上了刑场,空留“金谷春晴”一地,成为了洛阳的八景之一。仅此一处,人们就不能信服宋朝司马光的诗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在洪应明看来,历史上的商鞅与石崇,前者贪求商於的封地,后者迷恋金谷园,却因富贵而害身,虽荣耀富贵显赫一时,到头来,却还是免不了被公开处决的一刻。
  颜回,是孔子门下资质最高、也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以德行著称于史,被后世尊称为“复圣”。
  颜回曾向孔子请教如何实行“仁”,孔子因此而说出了那段历史上有名的话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依照孔子的教诲,颜回十分注意在处世的方方面面实行“仁”的理想。
  因为贫穷,颜回只能居住在简陋的巷室,只有一只竹苇制的盛器来盛饭,一只葫芦做的舀水器来饮水(即“一箪食、一瓢饮”,也简称为“箪食瓢饮”或“箪瓢”)。别人对于这样的贫俭生活,大多因不能忍受而忧心忡忡,惟独颜回能够不改安贫乐道的志气。平日与人交往,他能不将怒火发泄到别人的身上,能不把烦难的事推给别人,能不犯同样的错误,还能不矜夸自己的好处……
  因此,孔子曾称赞颜回,认为他能长期地依“仁”而行,而别的人,则只能是偶然地达到“仁”的境界而已。
  子路也称子由,是孔子的另一位著名弟子。
  子路性格豪爽耿直,心胸坦荡,重友情,有勇气。他曾说及自己的志愿,就是把自己的车、马、衣、袭和朋友们共同享用,即使是用坏了,也不怨恨。他还曾在向孔子求学时,直称孔子的“正名”说为迂阔之说……后来,子路人仕为官。
  孔子对于子路,有这样的评价:穿着破旧的以乱麻为絮的袍子,与穿着狐貉皮制大衣者并立共事,而又能够不以为耻者,那必是子路吧!(“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在洪应明看来,历史上的颜回与子路,前者虽箪瓢而不改其乐,后者甘敝缊而不失其志,终因品行高尚而千古流芳,美名载入史册。
  在洪应明看来,就现象幻迹而言,无论是功名富贵,乃至身上的肢体,都是不能长存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瞬间就可以有万般变化,对此,要看得破;而就天地境界言,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乃至天地万物,物我一体,都与自我密切相关,对此,要认得真。一个人,唯有该看破的看破,该认真的认真,才可以肩负天下之负担,也才可以摆脱世间名利的缰锁。一般人只因“我执”,将一个“我”字认得太真,所以才萌生出种种嗜好和种种烦恼。前人有语:“不复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又有语:“知身不是我,烦恼更何侵?”还有语“昔日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常作是观,就是去“我执”、了烦恼、放舒心、去掉自我胸中的障碍与隔膜的心方良言。
  所以,通过对比,洪应明得出的结论就很明显:当富贵与仁义两者,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时,君子应该取仁义,而非取富贵。有此思此举,君子就不会被君相之类的权势者所牢笼束缚,以至被杀身害命。
  对于富贵贫贱,洪应明还有以下思考:
  首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生长在富贵之家者,所可能产生的害处与对策。
  一般说来,生在富贵人家的人,因一直高高在上,对于嗜好与欲望的追求品种与数量多,对于权势的追求欲望强,心里常经受着猛火烈焰般的煎熬。而且在富贵之家内,即使是骨肉手足之间,那种种反映了世态炎凉与人间妒忌的言行与心态,也都多于贫贱人家与家中的外人。
  在这方面,典型如三国时的曹丕与曹植两个亲兄弟,贵为魏王的曹丕因妒忌弟弟曹植的文采,尤其不满他对自己的傲慢劲,就借故限曹植必须在走七步之内,吟出一首以兄弟为题而又不能沾“兄弟”二字的边的诗,否则就要受惩罚。
  殊不知,才思敏捷的曹植走了两三步,就吟出了一首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中用煮豆时用豆茎作燃料,暗喻眼前的骨肉相残、兄弟相逼。曹植的话如此说穿了,也是为了守信,曹丕才勉强显出了帝王的所谓宽容,也就是免了曹植的死罪,但还是减少了他的封地。
  这个例子,较之秦二世胡亥杀了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君王位而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历朝的帝王将相的儿女们,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每每有恨不生于寻常百姓家的遗恨了。
  因此,洪应明提出的对策是:宽厚之家待人接物处事时,应该坚持宽厚从容的原则与倾向,显出大家的风度,最忌刻薄局促,此乃一;二则是忠告那些生长在富贵之家的人们,不妨用一些清冷气味来降低那些过分炽热的功名利禄之欲,以免时时受欲望的缠扰、烦恼的折磨,更是为了避免害人害己。
  其次,洪应明指出了富贵与贫贱之间具有的相对性,认为富贵与贫贱的区别,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不是不可以相互转化的。
  将奢侈者与勤俭者作一比较,奢侈者因挥霍无度,财产再富有,也总是感到不足;勤俭者因节约度日,理财有方,生活虽是清贫,手头上还是有节余。与此同理,一个能人因为其有能耐,所以整天忙忙碌碌,天长日久,难免会有怨气,倒不如一般人所认为的笨拙者,安逸而身安心闲。
  关于财富,将贪婪者与知足者作一比较,贪婪者因贪得无厌,虽拥有大量的财宝,心中依然觉得自己十分贫困,恨不得天下的金银财宝全归入自己的库房;知足者则有知足常乐的意识,虽然贫穷,但却拥有充实而又丰富的精神生活。关于地位,位高权重者的外形安逸,但每每因高处不胜寒而神伤心劳;位卑言微的处下者,身体每每因劳作而疲劳,但却多精神的愉悦……
  比较易出结论。所以,洪应明所欣赏的是勤俭知足,鄙视的则是奢侈贪婪,选择了形劳而神逸,要放弃形逸而神劳(关于这些,已在或将在有关章节中作论述,读者诸君不妨参照阅读)。他主张达人智者不妨从得失真幻的角度,思考相关的问题。
  因此,依据《老子》的“多藏必厚亡”之说,洪应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聚财过多而又不能散以济众,就越怕失去财物,所以,暴富者恰恰缺乏清贫者无忧无虑的逸神闲态;越是身居高位,就越成为欲篡位者的众矢之的,倾覆得也就越快,所以,权贵者恰恰不能享受贱民们那种天长日久的平凡而又安然的生活。
  再次,洪应明对于功名富贵,还提倡一种灭处观,也就是从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角度,彻底地看破功名富贵。
  于是,即使是炫耀自己的粮食满仓、金银满斗、全身披金佩玉的富豪,死时依然是两手空空;十年百年过去了,即使是生前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富豪们,也早已变成了与砖瓦无异的灰尘,那时,荣华富贵又安在?……洪应明的这些冷眼、豁达、超然与调侃的语句,使人们很易想到曹雪芹笔下“好了歌”的这一段:“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是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千种思绪,欲说还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彻底断灭处来观功名富贵,对于人们把并不是最重要的功名富贵,看得轻淡一些,防止不择手段地谋取功名富贵,是会有所裨益的。
  最后,洪应明分别论及了贫贱者与富贵者在待人接物方面的难处。
  对于贫贱者言,难处不在于磨砺自己的节气节操,而在于适当地处理自己的感情,所以,类似颜回的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才显得可贵;对于富贵者言,难处不在于将恩惠施及他人,而在于以真诚的礼仪礼节来对待他人,所以,类似刘备的三顾茅庐请孔明的事例,才会成为千古佳话。这其中,确实有一定的值得思考品味之处。
  洪应明依据的史实,多是得益于贫贱而受累于富贵的事例,结论虽不全面,却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们能使人们意识到:富贵并不就一定能使人拥有智慧,获得幸福,更不易使人变得崇高。
  具体地分析,天下富人有两种。
  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光明正大,通过合法正当的手段,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富裕,金钱是他的好仆人,他可以将金钱捐之于社会,济之于民生,其行近圣人,在物质财富之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心即天堂。在这点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尤值一提,他依靠自己创建的微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奋斗而富甲天下,但他却从不奢侈挥霍,更不干斗富比阔之类的蠢事,相反是致力于回报社会,已经为慈善事业捐款超过了百亿美元,而且在遗嘱上写明,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个人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不久前,有传媒报道了一份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钦佩”与“崇拜”是国人对盖茨的主要倾向,其中,52.7%的人表示“钦佩”盖茨,51.2%的人“崇拜”他,48.8%的人认为盖茨是“自我激励”的榜样,42.9%的人坦诚“羡慕”他的成功与财富,只有11.3%的人对他怀有嫉妒的心情,但却没有一个人仇视他。二是那些巧**夺不义之财的富人,金钱成了他们最坏的主子,在他们心中,占上风的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然而当金钱多到成为符号,物质欲望在宣泄后更加空虚,兼之日趋衰老,死亡恐惧渐逼,金钱却带不走一分一毫,日吃山珍海味,夜眠黄金屋,一丝一毫也驱不走心灵的内疚和恐惧,难得心灵的安息。一如西谚有云:富人上天堂,犹如骆驼穿针眼。活在世间,依然如活在人间地狱,又何来幸福?
  再去深究现实之中,那被人贩子拐卖到穷乡僻壤的女大学生乃至女研究生,更不用说那些因走私贩毒而触犯各国法律、步入刑场的走私犯……他(她)们的心中,不是共有一种或为利诱、或就是“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轻生求财的意识吗?在更广的范围内,那些因贪小便宜而吃大亏的事,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所以,老祖宗的劝戒之言,并非全是背时之语。
  也因此,在《菜根谭》所论及富贵贫贱的话语外,这里还想重复两段更为著名的话语: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述而》)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膝文公下》)
  确实,这些语句并不难理解,难就难在履行。




                                                 少年当抑其躁心   老成当振其惰气
  
     【○少年的人,不患其不奋迅,常患以奋迅而成鲁莽,故当抑其躁心;老成之人,不患其不持重,常患以持重而成退缩,故当振其惰气。
  ○才智英敏者,宜以学问摄其躁。
  ○心稍怠荒,便思胜似我的人,则精神自奋。】

    青春年少者,正处于成长的阶段,血气方刚而又不够成熟,情绪易冲动、易变,在为人处世方面,时有不周全之处,所以,他们虽有精神振奋、行为迅速敏达的一方面,也有因奋迅而可能转化成轻率鲁莽的一面。
  因此,洪应明对于青少年,有一语重心长的劝告:应当学会抑制自己的浮躁之心、暴躁之情和急躁之气,并具体指出潜心学问乃一种极好的抑躁法。
  前面简略提到了生活在秦汉之际的张良,曾在博浪沙(位于河南)导演出了一场一椎掷秦皇的雄浑壮举,不久,又在下邳接受了黄石老人传授的《太公兵法》。说来这些往事,还真有一些值得回味思考之处。
  张良出身于韩国的相国之家,年轻时,亲眼目睹了秦国灭韩国的一幕,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因此变卖家产,决心报家国之仇,而当他把复仇的矛头对准秦始皇,并铤而走险地采取了埋伏谋刺的这种简单而又受偶然性支配的复仇之法时,已不难看到他的急躁与不够成熟的一面。
  当这种孤注一掷的行刺失败后,他躲藏到了下邳(位于江苏)。一天,当他走到一座桥上时,见到一个白胡白眉的老人有意无意地将一只脚上的鞋掉到了桥下,却吆三喝四地要张良到桥下将鞋捡起来。
  当张良出于敬老之念,强忍怒火地将鞋子捡上来时,那老人却不谢不接,而要张良跪着给他穿上鞋,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要走。
  心中一动,张良猛觉他的不凡,立即随后跟上,要拜老人为师。那老人也不多言,只约他在五天后的清晨,依然到此桥上会面。
  第五天凌晨,当张良匆匆赶到桥上时,老人却已经先到了。老人因此而严厉地训斥了张良,因为按道理,应该是年轻的张良等着老人,而不是相反。老人因此约他五天后再会面。
  到了那天的鸡鸣时分,张良就往桥上赶,却依然是迟了一步,老人已经先到了。
  老人第三次约他五天后再来。这次,张良更不敢怠慢了,在半夜时分就来到了桥上,静静地等待着老人的到来。不久,老人到了,他称赞了张良一句,就拿出写在竹筒上的《太公兵法》赠送给了张良,然后,也不留姓名,就飘然远去。
  此后,张良勤奋钻研《太公兵法》,书中那种以柔制刚、弱能胜强的观点,对他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再加上原有或逐渐培植起的敬老尊老、守时守信等观念,他原有的那些浮心躁思得到了抑制,思想情感趋于成熟,而这正是他日后能成功地成为刘邦的主要谋士所必需的心理与思想素质。所以,在日后楚汉双方空前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大相争中,他提出与筹划的一项项对策与谋略,既不过火,也不过凉,分寸恰当,时机准确,不仅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而且已经被历史雄辨地证明为英明正确的。
  想想,隐名埋姓地躲藏在下邳的张良,在偶遇黄石老人及其后两人的约会时,如果不能抑制自己的心头火与躁心,耐得住黄石老人的种种刁难与考验,那么,历史上就不可能出现运筹帏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他就只会成为一个因失败而不为世人所知的无名刺客——因为连“张良”之名,也只是他的化名而已。当然,这只是一项假设。
  而就在历史事实与历史假设的这种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因某种行为的挫折或精神的苦闷而急躁,只会走入见识、情感和行为的死胡同,因为躁心容不得学识,也不可能萌生智慧,只会自己耽误自己,这正像明朝吕得胜所言:“性躁气粗,一生不济。”(《小儿语》)一个人,惟有克服了急躁的情绪,戒绝鲁莽的言行,才可能真正平实地参予社会现实生活。
  在这方面,学问知识,是足以开启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性情、打消躁气的一把钥匙,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太公兵法》之于张良,就是一项显例。
  老成者,是指那些具有较多的社会阅历并因此而练达世事者。虽说世间也偶有少年老成者,但建立在阅历基础上的见识要求,决定了老成者多为中老年人。老成者的为人处世,多有稳健持重的特点,只是当这种特点被过分强化时,某些老成者就可能在对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偏向于消极保守、畏缩不前,显得老气横秋,以至丧失机会,留下遗憾。
  因此,洪应明对于老成者,就有这么一项积极通达的劝告:应当振奋精神,去除惰性惰气。
  三国时期,司马懿算得上是一个英才,他老成持重,一生用兵十分谨慎,以至被诸葛亮利用,数次错失了用兵的良机,后侮莫及,在历代妇孺皆知的“空城计”中,就是如此。
  那时,因马谡失守街亭,司马懿得以亲率二十万魏军进攻诸葛亮坐镇的西县。
  当时的西县城中,仅有蜀军五千和一班文官,在数量上居于绝对的劣势,远不足以抗衡强大而又斗志高昂的魏军。危急关头,诸葛亮果敢地命令全军隐蔽,僵旗息鼓,大开四个城门,在每一城门口仅派几个老弱残兵洒扫街道。
  司马懿闻报后,亲临城下观看,见状大惊,认为诸葛亮必在城里城外埋伏了重兵,当即命令全军火速退兵。诸葛亮率领的少数蜀军,因此得以躲过了灭顶之灾。
  无独有偶,当诸葛亮率军第六次伐魏时,为了引诱司马懿出战,他派使者屡下战书,甚至送上一套妇女的衣妆来羞辱司马懿,而司马懿就是坚持屯兵坚守、不出击的对策。
  原来,司马懿从种种迹象判断诸葛亮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计划趁蜀军撤退时才出兵追杀。
  不久,果然就见蜀军拔营而去,司马懿大喜,率领大军追赶而去,即将追上之际,猛听一阵鼓响,只见蜀军的后队变为前队,直向魏军冲来。
  这种情景,使司马懿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怀疑诸葛亮是否真的死了?怀疑蜀军的退却是否只是一诱敌之计?稍一犹豫,魏军的官兵已经开始逃跑,兵逃如山倒,拦也拦不住,以致自我践踏,死伤数千人,蜀军也因此得以安然撤退。
  诸葛亮这次是否真的布下了诱敌之计呢?
  不是的,蜀军的确是因诸葛亮病死而撤退。只不过,蜀军的将领们严格按诸葛亮临死前订下的计策行事,实者虚之,利用司马懿多疑寡断的弱点,用诸葛亮的智慧与蜀军的威势吓退了魏军,成功避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也就是当时老百姓称为“死诸葛吓走活司马”的一幕。
  从司马懿的例子中,最易看到惰性惰气所导致的失落,因为那是发生在血与火竞争的战场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最容不得丝毫的含糊犹豫和退缩。
  事实上,不止是在战场上,就是在和平的环境中,惰性惰气都会消蚀人的志气,妨碍你我他的进取,妨碍人们走向成功。
  所以,对于老成,人们应取其思想情感成熟的一面,而不应因老成而失朝气,不应因见识多、阅历广而顾虑多,以免庸人自扰、畏缩不前乃至错失良机,使自己的思想不受诸如“人到中年万事休”、“人过四十日过午”、“四十未娶,不宜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四十未富,不必求富”等习惯说法及古训的左右。
  事实上,只要克服惰性,认真劳作,任何年龄者都可能取得成功。且不论齐白石在绘画上的“衰年变法”、毕加索在九十高龄时还从事绘画与雕刻等等艺坛轶事,就以涉及多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言,据资料显示,在1987年至1989年三届诺贝尔奖各科获奖者中,他们的平均年龄是:物理学奖60岁,化学奖55.7岁,医学奖61.6岁,经济学奖73.7岁,文学奖65.7岁。有关的研究也表明,除了诗人,其它行业的天才们,多是在中年以后才功成名就的。这充分表明着中老年人依然拥有一个工作与创造的黄金时代,问题在于自我抓紧,以免失之交臂。
  真的,生命对于每个人言,都可谓是短促之极的,我们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切莫让惰性惰气来缩短这已经够短促的生命进程了。
  老成者克服惰性的方法有多种,千条万条归结起来,主要的一条是:把握现时,从事有意义的工作。
  具体落实下来,或可包括这几方面:
  一是重新检视与重建自己的人生目标,剔除那华而不实、幻而不真的成份。
  二是在立意已定之后,马上开始行动,避免出现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的局面,而且在这方面,不妨尝试一些新的冒险,走一些自己未曾走过的路,在全新的天地与行为中寻到新的体验、新的发现和新的机遇,须知由此而致的求知欲、创造欲的勃兴,正是撞击惰性的直接结果。
  三则是在人情练达之余,应力戒圆滑玲拢,以免磨去自己的棱角、认同于庸碌。
  四则是注意身体保健,开展适量的体育运动,因为健心必须先健身,身体是精神的基础,是事业的本钱,适量的体育活动能够通过激发潜在体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从而大大有助于克服人们的惰性惰气。
  五则是像洪应明所论及的那样,在自己产生懒怠思想并欲荒废事业时,不妨利用积极的比较法(不同于诸如“人比人,气死人”之类的消极比较法),想想那些在事业上远远超出自己的那些人,力求向他们看齐,就会产生振奋的精神,并落实到相应的行动中,等等。
  从《菜根谭》所论及的少年当抑其躁心、老成当振其惰气的寥廖数语,做了以上的引申认识后,可以更明确地看到,那种视《菜根谭》之类的古籍为引导人们消极处世的书籍的看法,实属不全面的认识。因为洪应明同样有要求老成懈惰者振奋精神、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尤其当这种意识与青少年应抑制自己骄躁心性的劝告,统一在一起时,他的认识就显得辩证全面了。
  良药利身,良书利心,据此再看孙锵对《菜根谭》功效的评价——“急功近名者服之,可当清凉散;萎靡不振者服之,可当益智膏。”即知此语确实不虚。
  可见,以老成者的智慧来抑制青少年的躁心,以青少年的朝气来振奋老成者的惰气,诚智慧之论也。




                                                   少壮者事事当用意   衰老者事事宜忘情
  
     【○少壮者,事事当用意,而意反轻,徒泛泛作水中凫而已,何以振云霄之翮?衰老者,事事宜忘情,而情反重,徒碌碌为辕下驹而已,何以脱缰锁之身?
  ○红颜失志,空贻皓首之悲伤。】

       在此,洪应明的头一段话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即认为每个年富力强的人,应尽心尽力地关注一切事情——至少是尽可能多的事情,否则,无所用心或用心不够,像随波漂浮的水鸭一样,如何会有展翅高飞的本领?每个年衰体弱者,则应对所有的事冷静处之,不动感情——至少是不动过份的感情,否则,俗情过重,像忙碌奔走的而又不惯驾车的幼马一样,如何能够挣脱名利的缰锁?
  他所说的“少壮者事事当用意”,在思想实质上,与同一时期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所撰写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有异曲同调之妙。在此之中,个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高远的理想,溢于言表,都是告诫青春年华、年富力强者应该珍惜时光,培植并保持自己敏锐的心智,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学会尽可能全面地把握纷纷繁繁、大大小小的世事,切莫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切莫蹉跎岁月。否则,人生易老,到老大徒伤悲之时,也就只有徒唤奈何的份了。
  要做到“事事当用意”,要尽心于学问,也要尽心于生活,要认真地读有字书,也要认真地读无字书……这正是古今成大学问与大功业者的前提条件。
  试想,年轻的曹雪芹如果不是时时处处地留心观察种种的风土人情,不是对诗词歌赋、工艺美术、园林建筑乃至烹调、医药及农业知识均有所了解和研究,不是对人生的悲欢离合、少男少女们的情爱纠葛有着深切的体会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又如何可能写得出《红楼梦》这部被后人誉为描写封建社会末期生活的“百科全书”?类似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
  所谓“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所谓“工夫在诗外”,这种工夫就要事事当用意,不钻牛角尖,多向别人学习,从而进入留心处处皆学问的佳境。
  值得说明的是,“事事当用意”所述及的仅是少壮者所易忽略的全面性。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人生有限而知识无限,少壮者即使是精力旺盛,也不能不分主次轻重,不能不顾实际地全面出击,避免出现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按不住的局面。
  说得更具体点,青少年时期,正是长知识和逐步形成人生观的重要时期,所以,青少年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学习知识、充实自己的方面上,在工作中,就要注意处理好自己所学的专业与兴趣的关系,在读书时,则应处理好精读与泛读的关系,等等。总之,要注意全面成长的同时,还要善于像聚透镜那样,将所有的光线聚集到一点上,把自己的工作和自己所挚爱的事业搞好,以赢得人生的真正成功。
  洪应明所说的“衰老者事事宜忘情”,作为经验之谈,不失是对年老体衰者的一则养生忠告。年老体衰者在生理上,体力与精力已大不如青壮年,在思想情感上,饱经沧桑的人生履历已使他们变得更成熟,更豁达也更超脱,名利权势之类的诱huo力已经大大减少。他们较之年青人,更懂得生命的珍贵,也更懂得人生的真谛。他们要颐养天年,不为情困,不为情忧,就是一项必要的前提条件,为此就须重视自我情感与情绪的调节。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情分七种,即喜、怒、忧、思、悲、恐、惊,它们是个人对客观事物或事情的主观情感反映,它们的来去变化与人的精神与生理体态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以五脏的生理反应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如在中医名著《素问》中,就有此言:“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显然,喜怒哀乐之类的情感所造成的过分强烈或长期持续的情感刺激,会导致人的心肝脏腑发生功能性的紊乱与失调,从而引致疾病,不利于养生长寿,对于衰老者就更是如此。
  当然,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怀全忘,对于有血有肉又吃五谷杂粮者,是不可能的。所以,更现实地说,衰老者对于人的七情六欲,不可过分地看重,不要过分地执着。孔子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便是:“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不失为经验之谈。据此,则不难保持适度温和、不偏倚的性情和宁静的心境,通过修心养性来达到养生的目的。
  近代报界泰斗陶百川先生在百岁寿诞之际,曾自创“老年健康自律歌”,歌云:
  日行三千步,夜睡七小时,
  工作不过劳,饮食有节制,
  以忍耐齐家,以和平处世,
  俭能常有余,勤故无难事,
  名利看得淡,大事不糊涂。
  既要对名利看得淡,又要在面临大事时不糊涂,看似矛盾对立,整体正切合《菜根谭》所论及的养生之道。
  对于衰老者而言,以上这些经验之谈,是可以落实到具体方面的。如接人待物时能豁达大度,凡事能从大处着眼,不因个人的得失而斤斤计较;勇于将事业传授给后来者,须知对于个体的有限生命而言,事是做不完的,书是读不全的,路是走不尽的……在一定意义上言,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在这方面,对年青人的不信任甚至是欲与年青人再争长短,无疑是不理智甚至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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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9





            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在其名篇《论老年》中,曾嘲笑公元前六世纪的大运动家密罗。因为密罗在风烛残年的时候,当看到年轻人在竞技场上大显身手时,再看看自己的鹤骨鸡肤,竟忍不住地嚎陶大哭,最后因不服气,狂劈橡木而死。类似密罗之类的心理与作为,自然是不足为效的。


  老年人也要注意与青年人交往,彼此真诚相待,以求互相了解,不应恃年龄、经验乃至是权威的优势来压制青年人,防止制造或是扩大隔代人之间的代沟。在家庭生活中,要注意创造一种和睦的家庭气氛,乃至淡化家庭琐事。子孙自有子孙福,对于子孙的就业婚姻,不操过份的心,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避免计长较短,这也就是“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另外,做一些自感兴趣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到老有所为,情有所寄,对于亲朋故友的不幸,还要有节哀顺变的认可态度,等等。
  做到了这些,老年人就可避免因过分的喜怒哀乐及焦虑、抑郁、悲伤、怨恨、愤怒、惊慌等等消极情绪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助于自己颐养天年。
  古人言:“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在今天中国的一些长寿区,已是“人活百年不称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健措施的改善,中国和一些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即将迈入或已迈入老龄社会。因此,在这里重温《菜根谭》及中国文化的一些养生养性的思想,依然是有着现实指导意义的。




                                                          逆己情欲道在忍
  
           【○己之情欲不可纵,当用逆之之法以制之,其道只在一忍字;……今人皆恕以适已,而忍以制人,毋乃不可乎?
  ○雪忿不若忍耻之为高。
  ○当怒火欲水正腾沸时,明明知得,又明明犯着,知得是谁?犯着又是谁?此处能猛然转念,邪魔便为知真君子矣。
  ○己之困辱宜忍,而在人则不可忍。】

        从以上四则引语中可以看到,《菜根谭》的作者十分重视一个“忍”字。“忍”之一字,也就是刀刃架在心上,在为人处世方面,自有其特有的效用及必要性。
  提到“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你可能会想起“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一妇孺皆知的千古美谈。纵观韩信的一生,可说是为一个“忍”字,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因一时忍得住而得以建立大功业,却也因一时忍不住而导致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早年,青年韩信还是一个布衣百姓时,往往衣食无着。
  一天,韩信佩带刀剑行走在淮阴的街头时,被一屠户家的少年无赖拦住,并当众嘲笑:“你个头虽高大,整日身不离佩剑,而你的内心,却是十分胆怯懦弱的。”进而更以人身侮辱来向韩信挑战:“你不怕死,那就拔剑刺死我吧。你如果怕死,就从我裤裆下钻爬过去吧。”
  韩信闻言,血全涌上了头,盯了那无赖很久。转念一想,终忍下了这一口气,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从这个少年无赖的裤裆下钻了过去。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韩信在街坊邻里的眼里,成了一个有名的胆小鬼。
  事实却并非如此。韩信之所以忍受了这种常人所不易忍受的耻辱,是他不愿将生命葬送在无端的争执打斗上。果然,随着秦末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他先是投奔项梁、项羽,未受重用。进而改向投奔刘邦。然后,发生了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插曲,终被刘邦设坛拜为三军大将,率领百万大军,作战必胜,攻城必克,为创立汉王朝立下了别人无可比拟的汗马功劳。
  随着威名的远播、军功的增多,韩信的个人名利心也在逐渐膨胀。在权位利禄的诱huo下,他终于忍不住了。
  当他率军降服并平定了齐国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刘邦上书,以齐国乃一是非之地为由,提出必须设置一代理齐王来镇抚人心,稳定局势,并直接提出自己堪当此重任。
  当时,刘邦正在荥阳被楚军围困,见到此信,破口大骂:“我被困于此地,从朝到晚,都盼着你韩信来助我一臂之力,你却在现时只想自立为王!”
  幸得他手下的谋士张良、陈平十分机智,反应敏捷,三言两语就向他晓明利害关系,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禁止韩信称王,汉军的阵线就会出现大的变故。
  刘邦马上醒悟,他忍下了怒气,又继续假惺惺地大骂:“大丈夫既可平定诸侯,就该做真正的齐王,那有做代理齐王之理?”于是,他立即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以此驱动韩信率领大军继续为汉家争天下。
  一念之差,一时不忍,一着不慎,韩信就在自己与刘邦的君臣关系中,埋下了一颗钉子。而刘邦在一转念中,却忍住了怒火,他犯不着为了一个齐王的封号,马上与韩信闹翻,失去垂手可得的天下。
  后来,刘邦将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得天下后,刘邦又借故将韩信贬封为淮阴侯。最终,韩信被吕后扣上谋反的罪名斩首,并受到了诛灭三族之祸。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作了一种假设:“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假使韩信能够学点处世之道,知道谦虚忍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又不恃才骄傲,就差不多了。换言之,韩信的人生结局,就应该是另一种样子了。
  顺便交待一句,韩信被封为楚王后,衣锦还乡之时,对于那位曾侮辱过他的少年,韩信不仅没有杀他,还高姿态地称他为“壮士”,任命他当军队的中尉。原因在于当时正因容忍了他的侮辱,才取得眼前的成就。此时,韩信的确是懂得“雪忿不若忍耻之为高”的道理的,可惜,这未能一直贯彻落实在他的处世之道中。
  人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已不再是韩信所面对的场景及黑暗的历史了,但这并不妨碍“忍”之一字,依然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诀窍之一。
  就拿我们上街言,人行道上,人流熙熙攘攘,单车道上,车轮滚滚,不时难免有我碰了你或你撞了他之类的事发生。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我对你或你对他真诚地道个歉,你或他则忍受了一下小委屈,那么,彼此的过隙马上就会化解,彼此的心理平衡也就得到了恢复,或许还会开始另一种良好的人际交流……
  倘不如此,而是在碰撞发生之后,马上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对骂起来,只会恶化彼此的心境,把原有的美好情绪完全冲跑。时间一久,甚至还会招来一些好起哄的围观之徒,导致对骂的双方大打出手,皮肉之伤难免,有时还会有医院甚或牢狱之灾。
  此种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在报刊杂志上,不时有所见闻。
  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养忍的意识,学会谦让,学会通过发自内心的真诚微笑来化解自己与别人所存在的误会与矛盾冲突,对于每个人言,是十分有用和必要的——不论你是在街上步行,或是你面对着亲朋好友或同事。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有言:“忍则众恶无喧”,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忍,对于领导者,更是一种应用的修养素质。俗语讲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上述刘邦对待韩信自请称王之事的处理,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领导者在涉及到集体、地区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时,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不因小失大,就应有忍的度量,应有克制的态度与周密的对策。
  这方面的最成功范例,在现代,当算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面临杀蒋或是放蒋的选择时,能从民族存亡的最高利益出发,忍住了阶级的怒火,选择了一条被历史证明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解决道路,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使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
  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强调忍的意识,还有其现实的意义。比如,因为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生产效益也不够高,所以,就国家言,还需要抑制高消费,提倡艰苦奋斗。这在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大范围的、人人有份而又富于长远眼光的“忍”。
  在这点上,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腾飞,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日本在战后的经济腾飞进程中,基本能遏止住失业率的上升,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每到关键时刻,企业内的每一位员工必须接受老板的以下恳求:“如果把工资提高得过高过快,公司就会出现危机。为了使企业内部的每一位员工都不被裁减,大家还是都忍耐一下,共同削减工资吧。”由此,不难看到日本人所有的团体意识和忍的功夫,他们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忍是大勇者之所为。确实如此,因为“忍”就是将刀刃架在心上的考验。
  关于忍,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就个人言,我们所提倡的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式的那种忍,因为这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逆来顺受、而又具有很强的自我麻醉成份的“忍”,是一种终会压夸与摧毁自己做人脊梁的“忍”。同样,在处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时,我们所说的“忍”,也绝不是清末统治者在面对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时,所被动地采取的那种赔退银两、割地求和的“忍”让法。
  忍,是忍以待发,而不是忍而坐,坐以待毙。这是十分明确,不容混淆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仇边之弩易避,而恩里之戈难防。苦时之坎易达,而乐处之陷难脱。
  ○大恶多从柔处伏,哲士须防绵里之针。深仇常自爱中来,达人宜远刀头之蜜。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戒疏于虑者。宁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诈,此警伤于察者。二语并存,精明浑厚矣。
  ○相知犹按剑,莫从世路暗投珠。】

    且说战国时代,为了讨好楚国,魏王将一位具有绝代姿色的魏国美人送给楚怀王,她当即受到了楚怀王的宠爱。
  楚怀王的夫人郑袖见状,也表现出十分喜欢这位魏国美人的样子,在吃喝玩乐方面上,十分照顾她、依顺她。在包括楚怀王在内的其他人看来,郑袖对这位美人的喜爱,连楚怀王也忘尘莫及。楚怀王因此而称赞郑袖没有女人常有的妒忌心。
  自然,那位魏国美人也因此把郑袖视为知己,对她言听计从。
  某天,郑袖很亲切地对这位美人说:“君王很喜欢你,只是不喜欢见到你那不够漂亮的鼻子,为了使他更高兴,以后见到他,你最好把鼻子遮掩起来,那你就尽善尽美了。”
  魏国美人闻言,不加思索地依郑袖之言而行。
  如此反复几次后,楚怀王就犯疑了。
  楚怀王想到她与郑袖是最相好相知的,就向郑油探询魏国美人为什么每次见到他时,总要掩鼻的原因。
  郑袖先是以不好说来作托辞,将楚怀王的好奇心吊起之后,她才故作神秘地说;“那是因为魏国美人讨厌闻到你的口臭啊!”
  头脑简单而又脾气暴躁的楚怀王,闻言大怒,喝令手下的人马上去处死那位魏国美人。
  郑袖真是一个善于绵里藏针、笑里藏刀的奸巧者,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挑起了楚怀王的冲动与冒失,又借楚怀王之手,将不明底细的魏国美人变成了冤死鬼,或许后者在临死前还感激她的种种假恩假德呢。
  这正是:难防在施恩外表下所隐藏的干戈,难逃在欢乐场面中所隐藏的陷井。
  绵里藏针与刀头之蜜的阴狠厉害,于此可见一斑。
  人们不难因此理解洪应明对于人们的提醒:不少大奸大恶的诡计,往往是隐伏在温柔亲切的外表之后的,所以,聪颖明智者应当防备绵里之针;深仇大恨经常是由爱欲转化而成的,所以,通达事理者应当远离刀头之蜜。
  从典故的内容来看,“绵里之针”与“笑里藏刀”的意思相同,都是指那些表面装得和气,内心却阴险尖刻并伺机残害别人的奸诈者。
  “刀头之蜜”之说,源自《佛说四十二章经》,经中将贪婪者贪恋财富美色,比喻为孩童贪吃利刃上的蜜糖,甜蜜的享受是短暂的,却带来了割舌的灾患。
  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伦理规范和法律秩序,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须这两者的调节梳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功利关系与情感好恶,就不可能完全公开透明地摆到桌面上,那些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就更是这样。它们要出现,要实施,一须伪装埋伏,二则须一些能诱huo意志薄弱而又头脑简单者的诱饵,使人不知不觉地落入圈套。
  正因为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什么事都可能随时发生,所以,生活在这个复杂社会中的善良人们,对此就不能不提高警惕。洪应明对于人世间的那些疏忽大意,遇人遇事不认真动脑筋者,有这样一项醒世之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事实上,即使先前未读过《菜根谭》,我们中的不少人,对于这句名言也是十分熟悉的。就在一代代人对这句名言的口头流传中,人们学会了自我保护。
  防人之心是一种防守性的防备心理,其包含了应有的敏锐警觉贺冷静思考。有了这两者,才可能有正确的应对。
  另外,防人之心还涉及到一项防卫限度的问题,对此,洪应明的主张是:即使是对于知己挚友,也须有一定的戒备(“相知犹按剑”的“按剑”即因防备而摸剑),切莫追逐复杂社会中的种种表面浮华的诱huo。
  先别将此认识视为空穴来风或神经过敏、不近人情的认识。以《水浒传》描写林冲被逼上梁山的那一段故事来看,那当然是以高俅、高衙内为首的恶势力胁迫所致,而就在这个迫害的过程中,作为林冲旧日“知己挚友”的陆谦,则起着一项别的人所替代不了特殊作用。是他,哄骗了林冲的夫人,使她险遭被奸;更是他,率人赶到了林冲的流放地沧州,欲置林冲于死地……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即陆谦把高官厚禄看得重于珍贵的友情,从而也就有了那种种卑劣的行为,真可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增广贤文》),知己朋友也有真假长短之分。而一般人面对朋友时,戒备心态总会降到最低的限度,直至消失,那种假知己、假朋友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我们已经活在网络时代了,地球村已经成为了现实,但天下太平的日子并没有到来。类似通过网络征友的便捷途径,涉世尚浅的女孩被“网友”胁迫强jian的事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以下就是一个新近发生的案例。
  一名叫胡倩(化名)的青年女子,因在家寂寞,便下意识地打开电脑上网聊天。不一会儿,网上发出悦耳的啾啾声,胡倩一看,是一名叫“雨丝情仇”的深圳网友,来到武汉要与其会面。胡倩虽再三推托,但经不住“雨丝情仇”一片诚意,两人终见了面。
  见面时,“雨丝情仇”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其是香港人,同其叔叔在深圳投资数亿元做房地产生意,这次来汉,准备考察一下武汉的投资环境。一阵寒暄后,胡倩和“雨丝情仇”并肩来到附近一招待所,刚一进屋,两男子就闯了进来,气势汹汹地将胡倩按倒在地,“雨丝情仇”也露出狰狞面目,抽出匕首抵住胡的脖子威胁道:“小美人,不许声张,我们只要钱不要命!”随即,用胶带封住胡倩的口,捆绑住手脚,将其手机和钱物洗劫一空。
  这三人满足兽欲后,又威逼胡与其母亲联系,谎称庆贺朋友生日急需要钱,托一男朋友来家拿钱。随后,“雨丝情仇”乘坐一的士,壮着贼胆敲开胡家的房门,甜甜地叫了声“阿姨好!”胡母热情地给来客迎座沏茶,“雨丝情仇”落座后,边饮茶边和胡母讲了些客套话,胡母听得乐颠颠的,继而给了他1100元钱,让其注意安全。“雨丝情仇”拿到钱后,回到招待所,几人用麻醉药将胡倩灌昏后才逃走。
  后来,终被警方抓获的“雨丝情仇”,经查证,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爱好上网聊天的流氓。在仅仅12天的时间里,他与同伙冒充香港人或深圳人,以网上交友的方式,专门勾引女大学生,作案4次,抢劫4部手机和数千元钱物,并对网名为“白雪儿”、“香香公主”等三名女大学生实施了强jian。
  面对这样一个不令人起眼的人,为何这几个女大学生会轻易掉进其设下的网络陷阱呢?
  原来,“雨丝情仇”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曾阅读了一些描写当代女大学生的书文,潜心钻研过女大学生的心理活动。通过传媒报道发现麻醉抢劫作案易得手后,他抓住了一些女大学生喜欢结交网友的心理与行为,投其所好,设下圈套引她们上钩,从而制造了系列麻醉抢劫强暴女大学生案。
  显然,“雨丝情仇”们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很主要一点,就是抓住了极少数女大学生精神空虚,爱虚荣,图享乐,只追求新鲜、刺激的弱点。她们少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这么一根弦,以至被劫财劫色。
  所以,切勿因为所交往的“网友”人在曾一起聊天或活动过,就放松警惕,因为现在的一些“狼”正是披着“羊”皮上网的。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既然不是生活在充满了爱的真空世界中,就不能毫无自我保护的措施——诸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之类,还多少具有一些现实应用的价值。因为正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论所揭示的那样,安全需要仅次于生理需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而学会自我保护,正是实现安全需要的最基本措施的关键。
  对于人世间的那些因看人看问题看得太细致、太本质,从而受到伤害的精明者,洪应明则有另一项警醒:宁可被别人蒙蔽,也不要事先毫无根据地去揣度怀疑别人,以免自欺自误。
  这也就是《论语?宪问》所论及的君子处世之道之一:“不逆诈”。做到了这点,就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减少自我的烦恼,世间的是非就会减少了许多。因此,那些因为心智过份敏锐、想象力过份丰富和嘴巴太快而深陷于是非的沼泽并且已不堪其苦者,不妨学学糊涂,学会尊重事实而不是猜测,乃至学会讲“我什么也不知道”的一语……这样,心绪或许就会变得愉快些,人生的脚步也会迈得更轻爽些。
  毕竟,天塌不下来,不要学类似于忧天的杞人那样的精明与敏感罢。
  淳朴厚道者,能切实履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教诲,他就具有了精明的心智,此其一;精灵明察者,学会了“宁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诈”的处世策略,他就具有了厚道的表现,此其二。在洪应明看来,一个人为人处世,能将这二方面统一起来,那他就是既精灵聪明,又淳朴厚道的十全十美者。
  不妨将这个理想的人,与自己作一项比较,然后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具体接受相应的合理认识,以作自我修正,以求自我完善。
  所有的一切,均须切切从我作起,从现在做起。




                                                         作人要脱俗   应世要随时
  
   【○随缘便是遣缘,似舞蝶与飞花共适;顺事自然无事,若满月偕盂水同圆。
  ○随时之内善救时,若和风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脱俗,似淡月之映轻云。
  ○作人要脱俗,不可存一矫俗之心;应世要随时,不可起一趋时之念。】

            佛教理论认为,宇宙与人生的种种景象,大至日月经天、江海横流,小至此时的笔者在沥沥的雨声中写此段文字,彼时的你在灯光下阅读此段文字……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生起坏灭,是汇聚了种种因果关系或条件——缘——所造成的。离此,不存在着独立的个体与事件。
  洪应明正是在这种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推崇并宣述着一种主张随缘顺事而又超脱世俗之见的人生观。
  他认为人应顺应种种因缘条件而处世,也就是随缘随时而安,顺应时代潮流地去参与现实生活,适应现实,得以既免除了心理的负担,也排除了因过去的因缘琐事而引致那些理不清的缠缚,使人生成为真正而又自然的人生,如此,似舞蝶与飞花共有的舒适,也似满月与盂水(指圆口器皿所盛装的水)同有的圆满……
  另一方面,人应在适应现实生活时,善于不落俗套地补救时弊,似和风消除酷暑的炎热,润人肺腑;在世俗生活中,保持脱俗的品性与人格,不存为纠正敝俗而有意标奇立异之心,不起追逐时尚之念,似淡淡的月光映洒着轻云,相得益彰……
  或许有人会生疑问:随缘顺事,是否就是随波逐流呢?是否就是安于现状呢?
  似乎是,但实质不是。
  即使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不难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为数不少的善于长嘘短叹的怨天尤人者——甚至包括自己在内,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往往不能适应现实,却对现实适应自己的想法想入非非。于是,他们会抱怨北方的冬天太寒冷,抱怨南方的夏天太炎热,会埋怨这个单位的人际关系太复杂,埋怨那个单位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等等,似乎天地之大,惟无自己的立足之处。于是,人生的宝贵光阴,也就消耗在这无尽的犹豫、动摇、迁移之中。
  对此,随缘顺事,就不失为对症下药的一剂良方。随缘顺事的实质,正如创立了禅宗五宗之一的临济宗的义玄禅师所说:“随处可以做主人”。将这种思想落实到管理工作中去,善于举一反三的管理者们就认为,一个人不论是处在现代生产与管理系统中的那个职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任何境遇中,他都应该把握自己,珍惜现时,在自己的岗位中,毫无怨言地尽职尽力,随遇而安。这样,他就会因此而获得很多的智慧与经验,从而有助于他在日后负担起更重要的工作。
  如一个银行总经理在开始参加银行工作的头八年中,所担任的都是会计、存款员、复核员之类的普通工作,而与他同时进入银行参加工作者,都早得到了升迁,担负起责任更重大的工作。虽然如此,他依然是默默地工作、学习,并得益于此,对银行的工作与系统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而这,正是促成他在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银行总经理的基础之一。
  所以,随缘顺事与安于现状,乍看十分相似,实质却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缘顺事是积极的、主动的,而安于现状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处世观,它意味着人只能浑浑庸庸地混日子。
  况且,洪应明在论及人应随缘顺事地生活时,还论及了人应有脱俗的品行,要学会善于补救时弊,不要无原则地追逐每个时代都有流行的时髦病。这些无疑都是积极可取的,至今还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因为它们指导着个人应有所作为,学会把握事物发展的远景,同时又不致于丧失自我的个性与本色。
  就拿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现实中依然有市场的那些老牛拉破车的落伍思想,工作中那些松松散散的拖拉作风,不干正事却善于指手划脚等等时弊,就是值得每个人用切实的行动来予以纠正的,如此才可能搞好现代化的建设。
  此处仅举一例。闻名中外的上海宝钢总厂,是一个有着数十万人的大型重点企业,各种往来的电话繁多,可想而知。而宝钢总厂信息部却不因此而降低工作标准,还勇于向社会宣布:无论每天24小时中的任何时候,任何电话打到宝钢总机后,3声铃响之后,应有接线员应答。如果打电话者等待的时间超过10秒,查实后,每次将扣信息部的奖金一万元。此言一出,即使是经那些善于在鸡蛋中挑骨头的好事者的反复试探,也无懈可击。此举无疑就是补救时弊之举,确实不同凡响,它表明了宝钢信息部的一班人,已经建立起珍惜别人时间、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的现代观念。
  可见,“作人要脱俗”、“应事要随时”之类的原则,是传统的,但它们所蕴含的合理的成份,却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这,正是我们之所以能用现代意识和事例来阐发它们的内在依据。




                                                        宁默毋躁   宁拙毋巧
  
     【○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并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君子所以宁默毋躁,宁拙毋巧。
  ○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

    在谈判桌前,日本人一向被视为极难征服的对手,因为他们十分善于运用“也许”、“大概”、“可能”之类的模糊词,极少有肯定语气,有时甚至一言不发,通过这种不置可否和沉默的技巧,让对手把话说完,从而窥探出对方的态度和摸清对方的意图,最后作出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抉择与决策。
  下面的这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想与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联营。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联系好了之后,他立刻飞赴日本,想马上将此事拍板确定下来。
  日方的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对于他的提议,却不作任何肯定性的承诺,从而令他大惑不解。
  在以后的两年内,双方的高层人士又有了多次接触,每次都是美方代表口若悬河地介绍自己的打算与要求,日方代表依然沉默寡言,似乎是学生听课一样,不置可否,美方代表无法,只能抱怨日方缺乏诚意,谈判的态度也趋于松懈。
  此时,出乎美方代表的意料,日方代表突然表态,作出决策,使措手不及的美方代表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最后达成了对日方公司有利的决议。有日本学专家指出,日语本身并不妨碍清楚、简洁而又合乎逻辑地表达思想。所以,日本人在言语交流中偏于含蓄、模糊的倾向,并不是因为语言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心直口快的缺点:不慎重之语,会损害自己的形象,又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还能引起双方的冲突……故此,他们信奉“语言乃万恶之本”的信条,知道将舌头放在心上,而不是将心放在舌头上。
  不客气地说一句,日本人这种认识与行为,还是来自中国古代先哲的教导(当然,也融汇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智慧与生活经验),且看一些古代典籍对慎语的强调: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老子》)
  “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谨于言而慎于行。”(《礼记》)
  “口可以食,不可以言。”(《鬼谷子》)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鸡肋编》)
  ……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涉及慎语的话旬已见前列。其思想意识有两点:
  首先,一个人谈天说地、述人论事,在他所说的话中,即使有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也未必可算为稀奇;假如其中百分之十是错误的,那就会成为天下的笑柄,成为别人攻击埋怨的目标。所以,君子宁愿沉默,不愿匆忙地作不稳妥的发言。一个人行动果决,筹谋了十件事,就有九件是成功的,他人也未必归功于他;但筹谋了十件事,有一件是不成功的,则有关他的坏话毁语就可能出笼。所以,君子宁愿守拙也不轻易运用巧术。
  其次,日常交往中,在与沉默寡语之人打交道时,君子应该注意心态的平衡,防止出现意志低沉与认识偏颇的心态;面对那些恼恨别人取得好成绩的自负者,君子就要谨语慎言,以免被对方抓住把柄,祸及事业前途乃至个人的人身安全。
  依据这些认识,再去看待与日方谈判的美方代表,他们不知在自己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中,已经出现了被对方盯住不放的漏洞,从而掉入“言多必失”的陷阱中。另外,他们在长时间面对沉默寡言而又胸有成竹的对手后,已经在精神状态上变得疲惫,在应变反应能力上又输了一筹,最后只能在谈判桌上处于下风,被对手赢去了最大的利益。
  类似的例子及那些深刻的思想,使我们看到,慎语乃是谨慎处世态度在日常的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在复杂的社会中处世,不可不重视慎语。
  慎语,能使一个人在工作中,注意使言语变得更恰当、更简约也更凝炼,减少废话与空话,减少出现失误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开展工作与解决问题。
  慎语,能使一个人在离家旅行时,不轻易对陌路相逢的路人道出自己的旅行意图,避免了各种利害话题。如此,骗子小偷之类也就不易盯上你。
  慎语,能使一个人日常在与别人作思想交流时,不传播无根据的小道消息,这同样也是个人的智慧与道德修养趋于完美的具体表现之一,所谓“流言止于智者”。
  慎语,也能使一个人更深地体会到“沉默是金”的道理,认识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奥妙,从而为自己赢得更多认识社会、思考人生的时间……只有野心家、别有用心者,才会信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信条。
  两千多年前,子禽曾向自己的老师墨子请教:“多说话到底有没有好处?”
  墨子则反问子禽:“话说得太多,有什么好处?”
  接着,墨子又举了两个例子:“青蛙日夜都在叫,叫得口干舌燥,却很少有人注意它。公鸡在天快亮时只啼叫两三次,人们知道鸡啼意味着天快亮了,所以,都很注意它。”
  两者取其一,作为哲学家的墨子已向他的学生指明,聪明者,当效法公鸡而非青蛙。
  所以,慎语,能使一个人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必会使这个人给别人留下更好的印象。




                                                       不可少变其操履   不可太露其锋芒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淡薄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世,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
  ○倚高才而玩世,背后须防射影之虫。
  ○盖世的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
  ○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
  ○御事者,与其巧持于后,不若拙守于前。
  ○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士君子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谓明;必胜非勇,能胜能不胜之谓勇。
  ○饰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胆之镜。】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视颇高的人,他们锐气旺盛,锋芒毕露,处事则不留余地,待人则咄咄逼人,有十分的才能与聪慧,就十二分地表露出来,他们往往有着充沛的精力,很高的热情,也有一定的才能,但这种人却往往在人生旅途上屡遭波折。
  笔者曾见一本科毕业即分配到某矿务局工作的大学生,他下车伊始,就对单位的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顺。未到一个月,他就给单位领导上了洋洋万言的意见书,上至单位领导的工作作风与方法,下至单位职工的福利,都—一综列了现存的问题与弊端,提出了周详的改进意见。
  但效果却适得其反,他被单位的某些掌握实权的领导视为狂妄、骄傲乃至神经病,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还借别的理由将他退回学校再作分配。
  两年之内,他因同样的情况,换了四个单位,而且还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不如意,他的牢骚更甚,意见更多,却也无可奈何。
  作为锋芒毕露者的典型,此君在为人处世方面少了一根弦,以致屡屡在新的人际关系圈子中,未能处理好包括上下级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加上在工作中,又不注意讲究策略与方式,结果不仅是妨碍了将个人的才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还招来了多种的诽谤影射、妒忌猜疑和排挤打击。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人往往不是因锋芒毕露而走向成功,却极易因屡受挫折而一蹶不振,以至被逐渐消磨了锋芒。
  结合类似的事例,再看待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再三复述的君子不可太露其锋芒的思想,不难发现其合理之处。“不可太露其锋芒”,并不是消蚀锋芒,不是改变操履,而是指人应隐其锋芒,不要恃才恃权恃财而咄咄逼人,从而使自我更易被注重秩序与习俗的社会所接受,以免身受背后之箭的害,以免引致那些无谓的烦恼与挫折。
  其实,这也是一项强化自己的学识、才能和修养的过程,有利于培养自己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与技巧,是放弃个人的虚荣心,踏实地走上人生旅途的表现。
  那么,不可太露锋芒的诀窍何在呢?
  按照洪应明的思路,诀窍在于学会把精明智慧放在心上。须知智慧不是一个戴在脸上的华丽面具,不是老挂在嘴角旁的口头禅,精明的智慧,应体现在踏踏实实的人生进程中。做事要有宁拙毋巧的风范,因为面对未知的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未来,谁也未必就是胜券在手的,面对着失误乃至失败的可能,与其在失误乃至失败后千方百计以巧言掩饰,不如拙守于事前,不露锋芒,保持着必要的谦逊、敬畏,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地踏实前行。
  在待人接物时,则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尊重别人,不要动辄就口无遮拦地对别人品头论足、议论别人的美丑贤愚,不要老揪住别人的小过失不放,须知一个人长得丑些、笨些和犯了一些小过失,多半不是他的过错,如果我们不学会尊重各种各样的人,就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同理,平日不可因追求一时的口语之快而作意气之争,不可因意气用事而得理不饶人……总之,学会收敛锋芒,真诚宽厚地待人,掌握话语含蓄和行动稳重的技巧——所谓“敏于行而讷于言”,也就正是君子“内精明而外浑厚”的表现,是不露锋芒的诀窍。
  当然,这些表现都应是自觉的,容不得伪装的,否则,倘若伪装忠厚的面貌来欺骗别人,总归是难瞒有识之士的。
  有人认为,不露锋芒,就会埋没自己的才能与才华。
  其实不然,真正的不露锋芒者,都有一种实至而名归的特色。
  东晋时,某天,勤于练书法的少年王献之,将一个毛笔写就的“太”字,送到母亲处炫耀。
  经一番细看,他的母亲评论道:“这个字,仅那一点的功夫才算是到家的啦!”
  献之闻言,才深感自己的书法,在功夫与功力方面,尚欠火候。原来,那一点正是他父亲王羲之刚添加在他所写的“大”字上的。
  此后,王献之以父亲为榜样,不慕虚声浮名,依缸磨墨,刻苦练字,把十八缸水都用完了,日后终成为了与父亲齐名的大书法家。
  历史与现实中的那些深得不露锋芒之道者,每每会以喜怒不形于色、少言寡语、平和恬淡的神态,绝不哗众取宠的态度来投入生活,做到为人周到,处事练达。
  在这方面,初涉人世者不妨从多动手、多动脑、多用耳朵与眼睛,少用嘴巴,避免与人争强好胜、计长较短做起,从而开始踏实地走好自己的人生旅程。




                                                               居安思危自坦然
  
     【○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处。君子只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古人将引致人是物非、沧海桑田等等境遇状态发生变化的种种不可知的、神秘的因素,常归之于天或天命。因此,在《菜根谭》中,洪应明依然沿袭同一思路,天或天命,是解释一切导致自然、社会尤其是人事变化的不可知因素、不可测缘由的归纳性依据。
  之所以要有这种解释,在于他看到了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因各种主客观条件在起作用,这种转化往往在向原有事物的相反方向转化。因此,历史老人在今天捉弄了昨日的英雄,使原来的豪杰头脚颠倒,落马失足……看沧桑历史,难寻永久牌的天之骄子。
  因此,居安思危的言行及防备意识,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的。既然瞬息万变的世界尚有许多因素是人所未曾认识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所可以完全把握的,任何祸患、什么zai 难都有随时发生的可能,故人们在安居乐业的期间,明智者对此应有所预见、有所警惕并有所防备,以免在zai 难浩劫袭来之时,因自己的毫无防备而措手不及,小则摔跤跌倒,大则招致灭顶之灾。
  在实质上,潜在或现实的危机,能激发我们竭尽全力去应对。反之,无视潜在或现实的危机者,往往就会麻木地陶醉在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中,幻想自己的生活会永远风平浪静。显然,我们不能坐等危机或悲剧的到来,而必须从内心挑战自我,并使之我们生命力量的源泉。因此,从变动不居、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来看,居安思危的意识,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意识,是一项可以体现在处世言行中的忧患意识。
  对个人是如此,对于民族也是如此。无此意识者,则患了思想上的近视症。
  春秋时期,有一次,郑国曾面临着被其它十二国联合围攻的危机,后经晋国的周旋,才化险为夷。
  郑国国君为此而给晋国国君晋悼公送去了大批礼物,以示感谢,这批礼物包括兵车一百辆、著名乐师三人、歌女十六人及许多钟磐之类的乐器。对此,晋悼公十分高兴,论功行赏之时,他就欲把歌女中的八人转赠给他的功臣魏绛,以奖赏他竭思精虑,为国事筹谋划策的丰功伟绩。
  魏绛却谢绝了国君的分赠,并抓住时机向晋悼公作了一番不失分寸的劝告:“国事之所以办得顺利,首先应归功于国君您的才能。其次,则是靠朝中同僚们的齐心协力,我个人有何贡献可言呢?我衷心希望您在享受安乐之时,还能想到国家尚有许多事要办。《书经》上有句十分正确的话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望您能牢记!”
  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日本作为太平洋上的一岛国,资源贫乏。因此,日本上下对此常怀危机意识。另外,日本民族深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如因台风、地震而造成的zai 难,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次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度等等,因此,日本人对于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各种zai 难,都保持着一种高度警惕的意识。
  下面的这件事例,多少也反映出了此种状况:当电影《日本列岛的沉没》在日本本土上映时,创下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价值。而片中的内容,不外是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日本列岛正被呼啸而来的大海潮所吞没,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却显然无意给这场zai 难的脱险者提供避难的地方……这部影片,充其量不过是一部着意渲染日本末 ri的恐怖与阴暗的科幻片,却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共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仅是时间上的迟早而已。
  由此事例,不难看到日本民众确有一种关注未来、居安思危的强烈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今人论日本,多是仅看到日本具有世界上运转效率极高的经济体制,是有着先进技术的发达工业国家,看到日本的那些汽车如流、高楼林立的表面繁华,而看不到日本人的头脑中所具有的那种居安思危的意识。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在二战之后的经济腾飞,未必不是得益于这种意识的,因为有了这种意识,他们才能超越短视的目标,形成了个人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不惜忍辱负重的观念,并将此贯彻到具体的行为中。
  据此再去回顾日本在二战后几十年所走过的历程,不难看到日本人民的那些看似消极、被动的逆来顺受的言行中(如电视剧《阿信》等所描写的),也包含有富于韧性的默默无闻的抗争,这也正是他们居安思危的意识、逆来顺受的行为中所深深蕴藏的积极意义。
  未来学家在预测世界的前景时,多数人之所以看好日本的前途,主要依据之一,在于日本民族具有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或不够强烈的优秀的精神意识,居安思危意识,就是其中的一项。
  所以,事实绝不像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浅薄者所认为的那样:居安思危的意识,是一种多余乃至是神经过敏、庸人自扰的意识。可见,治家者不应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治国者更不应抛弃居安思危的意识。
  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居安思危,人才能走出困境。




                                                               济人利物行好事
  
    【○春至时和,花尚铺一段好色,鸟且啭几句好音。士君子幸列头角,复遇温饱,不思立好言、行好事,虽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士君子济人利物,宜居其实,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则德损。
  ○遇事而为人除害,即是导利之机。
  ○从热闹场中出几句清冷言语,便扫除无限杀机。
  ○钓水,逸事也,尚持生杀之柄;奕棋,清戏也,且动战争之心。可见喜事不如省事之为适,多能不如无能之全真。
  ○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
  ○士君子贫不能济物者,遇人痴迷处,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难处,出一言解救之。亦是无量功德矣。
  ○贫士肯济人,才是性天中惠泽。
  ○费千金而结纳贤豪,孰若倾半瓢之粟以济饥饿之人?构千楹而招来宾客,孰若茸数椽之茅以庇孤寒之士?
  ○一点不忍的念头,是生民生物之根茅。
  ○“为鼠常留饭,怜蛾纱罩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无此,即所谓土木形骸而已。
  ○闲中玩物情,虽木石之偏枯、鹿豕之顽蠢,总是吾性真如。
  ○不昧己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

   济人利物中所说的济人,是接济、救济与帮助他人之意。利物则是指为一切有情感、有意识的生物谋取福利与安乐,即佛教所说的利乐有情(众生)之意。
  在洪应明看来,每当时光又将天地万物带入到温暖祥和的春天,自然界就会呈现出一派万紫千红、莺歌燕舞的生机蓬勃的景象。生活在其间,连鲜花也会为辽阔的大地铺列出一段又一段春色,小鸟也会为自由的飞翔婉唱出几声赞词。那么,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呢?有气节的读书人(士君子),倘侥幸崭露出了头角,又能过着衣食不愁的温饱生活,却不思在人世间写出好文章、为他人做好事,那么,即使他能享百岁之寿,也等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过一日,等于白活了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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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0





       洪应明尤其强调,士君子在济人利物时,应该务实,而不应追求虚名。否则,就会有损于自己的道德修养。


  济人利物之举,可具体落实在许多方面上。
  以“从热闹场中出几句清冷言语,便扫除无限杀机”为例,说的是在人声沸沸扬扬的危急关头,善于济人助人者,道出几句既在理又为关键人物所接受的清言冷语,就能圆事于股掌之中,救人于虎口之下。
  姑以故事来说明之。
  且说春秋时期,楚庄王拟用大夫之礼来礼葬一匹刚刚病故的爱马,并放言杀不赦来阻止那些正直大臣们的进谏,一时间,朝堂之上,正直的大臣们全被隐含着无限杀机的氛围所笼罩。
  楚国宫廷内的优孟(一位名叫孟的以乐舞戏谑为业的滑稽艺人)闻知此讯后,就来到了楚庄王前,边哭边说:“堂堂的楚国,仅以大夫之礼来安葬大王所钟爱的爱马,太寒伧了!应以君王之礼来埋葬它。因此,就应用玉石雕棺,用梓木作椁,派军卒去挖墓道,派老者弱者去背墓土,下令齐、越、韩、魏国的来使参加陪祭,像祭太庙一样,让有万户人家的县邑负责拜祭。这样,其他诸侯听到了这件事,就会知道大王是怎样地轻贱人而贵重马的了。”
  这一席既谐又庄、似褒实贬、语顺意谏的话语,终使本欲一意孤行的楚庄工收回了成命,也将朝堂上那无限的杀机一扫而光。
  优孟凭其机智的才思与敏捷的口才,堪称济人方面的高手。他的诀窍,是先顺着楚庄王的思路来思考,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将这种思路的谬误及其不可弥补的害处,真切地揭示了出来,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段,达到了说服对方的目的。
  而要从根本上去掉杀机,在于注意去掉杀心。在这方面,洪应命看到,即使是闲逸事如水边垂钓,钓鱼者的手中也持着对鱼虾的生杀之柄;即使是清雅戏如手奕一局,对奕者的心中也会涌动着争强好胜战不已的意念。可见,喜欢这种蕴含着杀心与杀机之事,不如省去这些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了这些能耐,不如没有这些能耐,更能接近自然之纯真。人处世上,不必处处想着邀功,没有过失便是功。多些反省,我对人有功,不可念念不忘,而因我而产生过失,则不可忘记,要多加反省。
  可见,济人未必就仅是在物质金钱上接济别人。在日常生活的许多场合中,善于济人者,即使囊乏一文,也是可能用一二句或由衷、或温存、或正确的话语来济助那些需要帮助、安慰与提醒的人们的。
  比如,对一些因电路火灾而惊呆、茫然无措者,及时说一声:“快!拉电闸。”就可能免除或是减轻一场zai 难的降临。
  再如,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关键时刻,能提醒那些贪玩乱窜的小孩:“注意!车来了。”
  又如,在拥挤的柜台前或公共汽车上,能提醒粗心大意者注意照管好自己的提包,让居心不良者难以下手……
  这些,都是解人于痴迷、救人于危难的行为,是见义勇为、济人助人精神的表现,正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说。
  所以,洪应明认为,身贫者以一言来醒人救人,也就建树了不可限量的功业与德行,是由其本性所衍发出的益人助人的恩泽。古人对此说得好:“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晏子春秋》)。
  至于说到在物质利益上济助别人,洪应明论及了一点:通过花费千金来巴结权豪和纳容贤士,那里比得上倾尽自己仅有的半瓢米去接济那些饥饿者呢?通过构建豪华的房舍来招徕宾客,那里比得上用茅草来覆盖那些破漏的茅屋,以庇护天下的那些家世寒微的读书士子呢?此项意识,既反映出了他关于做人须耿介刚直的意识,也反映出了他对天下贫苦者温饱要求的同情与支持。
  因此,在济人方面,具体到是济贫或是济富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济贫更为重要。作个比喻,即是认为“雪中送炭”较之“锦上添花”,更为迫切也更为必要。
  这种意识,很容易使人想起诗圣杜甫的那种更为博大、更蕴含着无限爱意的胸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在利物济物方面,洪应明则是提倡心萌一点不忍之念,长养一种恻隐之心,也就是怜爱天下万物之心,不忍伤害天下万物、不忍杀生之念。不忍的程度,借用并略改苏东坡的两句诗来论述,是:“为鼠常留饭,怜蛾纱罩灯。”(苏东坡的原诗句是:“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见其《次韵寄定慧钦长老》)即因怜惜老鼠会因缺吃而饿死,就经常有意识地为老鼠留一些饭粒;因为怜惜扑火自 fen的虫蛾,就专门用纱布罩灯,以免火焰伤及虫蛾。这自然是就极端的事例而举的例子,对于在秋收时深受老鼠之害、在夏夜时深受虫蛾之扰的人们来说,这种养鼠护蛾的观点似乎过于迂腐、不现实乃至有些可笑。
  是的,从一般的见识来论,确实是这样。只是我们且慢否定它们,因此它们仅只是个别极端的例子,在它们的背后,洪应明则提出了两条我们几乎不能再予以漠视和轻率否定的理由。
  为什么要有一种养鼠护蛾之心呢?
  其一,这是使黎民百姓得到教养(生民)、使万物得以繁衍生长(生物)的根芽基础。
  其二,这是我们能赢得身心上的新生的契机,缺了这种契机,人就仅是徒具土木形骸的行尸走肉而己。
  由此可见,培养一颗博大而慈爱万物之心的重要性。
  要说明第一条理由,不妨先提及北宋著名哲学家程颐的几段对话。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程颐听说贵为皇帝的宋哲宗在宫中洗漱时,有意地躲避蚂蚁,就问:“真有此事?”
  宋哲宗答:“确有此事。”
  程颐说:“把这种心肠推广至四海,那就是做帝王的要道了。”
  又一次,程颐见到了宋哲宗在无意中折断了一条柳枝,程颐就声色严肃地说:“正值春天和暖的季节,草木万物正在发芽生长,不能够无故地摧残折断它们”……
  道理说得很明白,君主能以不有意伤害蚂蚁之类的仁爱之心来治理天下,那么,四海平和、百姓安乐的日子也就不会远了。
  至于程颐严肃地指斥宋哲宗折断柳枝,则是说明人在万物欣欣向荣的春天,不应无端地对弱小的动植物施以强暴,以免将损毁生命的遗憾留在自己的身后,从而既防止了损坏大自然的俏丽和谐的面庞,也使人杜绝萌生那种荼毒生命的残暴心性。
  从这种立场出发,不难理解古人在那些主张人在春游时,不应轻易折枝摧叶,以及“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之类的劝诫。
  况且,在古人依据放生及不无辜伤害生灵的思想,从而劝告人们要爱护包括鼠蛾蚁树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意识之外,我们在环境污染和生物种类及其数量趋减已成为了一大难题的今天,更痛切地感到了一个充满着鸟语花香、到处莺歌燕舞的绿色的地球,对于我们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因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我们不可能再拥有或去制造另一个地球,而任何动植物,都是组成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星球世界的一部分,是生命链密切相联的一个又一个环。
  第二条理由,则是从人类应该通过具体护生行为来培养出慈爱万物之心的角度来言的。
  在这方面,曾作《护生画集》的现代艺术名家丰子恺居士,有一段话说得十分在情在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
  《伊索寓言》中的一则故事,同样也涉及到类似的认识。
  在海边,一个哲学家目睹了一艘船沉没遇难,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全部被淹死了。
  哲学家便抱怨上帝不公,只因一个罪犯偶尔乘座这艘船,上帝竟然让全船无辜的人都死去。
  正当他沉迷在抱怨时,他发现自己被一大群蚂蚁围住了。原来,他正站在蚂蚁窝旁,有一只蚂蚁更爬到他脚上,咬了他一口。
  顷刻间,他就用脚将这些蚂蚁全踩死了。
  这时,天神赫耳墨斯现身了,并用棍子敲打着这个哲学家,说道:“你自己也和上帝一样,如此对待众多可怜的蚂蚁。你又怎么可能做判断天道的评判者呢?”
  可见,相应的意识重要,知行合一就更为重要。
  据此,再去理解洪应明所提倡的养鼠护蛾之心,即知这只不过是就极端例子而列举的护生之心。既然能连鼠蛾都予以呵护,那么,天下还有什么生物的生命不应予以呵护呢?所以,我们所应培植并予以珍惜的,正是这种济物护生之心,而不必拘泥于那种养鼠护蛾之说(鼠蛾毕竟还是害虫)。于是,从这种济物护生之心出发,我们更欣赏在影视文学作品或现实生活中所见的这样一些场景:
  或是一个饥渴难忍的濒临绝境者,连滚带爬地来到了一条溪水旁,喝了水后,刚缓过气,他就为自己所发现的一朵花或一条小鱼、一条小蝌蚪,感到无限的喜悦,他小心翼翼地给这朵花浇水,或将那条鱼、那条小蝌蚪轻轻地放入水中,让它们再次自由自在地翔游在碧波里……
  或是一个小孩在其慈父慈母的指导下,精心地护理着一只受伤的鸟雀。虽日久情深,但还是依依不舍地将它放归大自然……
  这些,绝不仅仅是一些富于闲情逸致和诗情画意式的场景,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了人与其它生物种类的情感沟通,学会珍惜爱护其它生物种类的生命,也养成了自己平和的热爱生命之心,这正是人类无愧于万物之灵的称誉的表现之一。
  按照佛教的义理,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在《菜根谭》的意识里,人们在闲暇中,流连于动植物之间,常识虽多认为木石偏枯了一些,鹿豕则不乏顽蠢,但它们都是天地生机的体现,都相通于人的真如本性。
  依据济人利物的原则作了以上的阐述之后,不难理解乃至认同洪应明所论及的三条原则,即:
  一、在处世时,不能自己欺瞒自己,也就是说,要凭良心去做人做事:二、在与别人交往时,不要逆悖别人的真情实意,要合群,要随缘;
  三、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时,要注意适量适度,不能作不留余地的搜刮之举,避免类似竭泽而渔的蠢举。
  洪应明论及这三条原则的立场,带有他的时代认识的特色,如认为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主张为子孙造福的意识,则是十分正确的远见卓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竭物之举,正是为了造福而不是遗祸于后世。在今天,此点尤有强调的必要,因为有地球上的不少地区,人们已经在不顾后果地滥伐森林,滥采矿藏与原油……人类也正因此而逐渐领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与报复,现在,已经到了迫切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实施不竭物力的思想之时了。我们需要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不可逆地毁坏自然生态与资源的畸形发展。
  孔子有言:“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确实,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如果人类对于生养我们的地球继续作贪婪无度的破坏性摄取,等到有一天,当春天不再有花香鸟鸣,地球温室反应更高,不再有瑞雪飘飞的冬天,人间也就没有好时节了。
  为了让我们彼此的人生多领受一些春天般的温暖,为了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多保留一些鱼跃鸟飞的生机,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依然拥有广阔的天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一点平常心的智慧,对地球多一点平常心的敬畏与尊重。因此,济人利物的原则,我们不可忘,更要具体履行之。




                                                            治家方略大经纶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学问;消得家庭内嫌隙,便是一大经纶。○家庭有个真佛,日用有种真道人,能诚心和气、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间形体两释、意气交流,胜于调息观心万倍矣。
  ○家人有过,不宜暴扬,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而隐讽之。今日不悟,俟来日正警之。如春风之解冻、和气之消冰,才是家庭的型范。
  ○处父兄骨肉之变,宜从容,不宜激烈。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合当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如施者任德,受者怀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问祖宗之德泽,吾身所享者是,当念其积累之难;问子孙之福祉,吾身所贻者是,要思其倾覆之易。】

        关于家庭的治理与风范,依据以上洪应明所提出的思想,可获以下的认识与启示:
  惟有治家者能消融自己性情上的偏私偏颇的意识,对家庭中的某些成员不偏爱,对另一些成员则不嫌弃,那么,才能保持家庭内部的平衡。也惟有治家者有理有方地消除某些家庭成员之间所有的过节与距离,才能保持家庭内部的和睦。
  当然,这两者都不是易于实现的,惟其难,治家才可称为经纶学问,很不简单,也很重要,因为能把家庭的内部事务处理好,那么,家庭成员就会人人心情舒畅,就可获得精神与情感上的愉悦与满足,能保持心境的平静——比打坐调息、顺气观心的效果还好。此为其一。
  在处理家庭事务的策略上,还应坚持一些原则,如“家丑不可外扬”就是一条,面对家庭某个成员所犯下的小过失,不宜令其沸沸扬扬,不宜将他的过失与痛苦放到社会上展览,也不宜对他置之不理,而应注意帮助矫正他,在方法上,既可正面开导,也可从旁敲击,借古论今事来启发他,力争经过一段时间,他觉悟后,能悔过自新,这就好似和暖的春风化解了冬日残留的冰雪,家风得以维护,家庭对于荣誉和尊严的要求也得以实现。如此,则堪称为家庭的典范。此为其二。
  即使是在父子兄弟婆媳等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时,也应贯彻“宜从容,不宜激烈”的原则,即当事人宜从家庭的稳定与幸福的大前提出发,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缓和以至解决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纠纷,力求彼此理解,互谅互让。不得已之时,发生矛盾的家庭成员因分歧的扩大而不得不断交分离,如夫妻离婚,也应有“君子绝交,不出恶语”的风度,注意自我克制,不用恶语向对方作人身攻击,避免矛盾的加深。此为其三。
  在和睦的家庭中,老人怜爱晚辈、子女孝敬父母、兄弟保持手足之情,都是合情合理的,不必产生那种处处感激的念头。如果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互相帮忙,帮者施恩要报,被帮者则要感恩戴德,那么,这就沾染上市侩交易的庸俗意味了,还可能隐含着日后发生矛盾的缝隙。此为其四。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家庭是血脉的交融与基因链条延续的环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是血缘关系的交融与延续。正常的家庭是既有前人祖宗,后有子孙传人。有德行的前人会遗福给后代,一如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所以,要问祖宗留下的德泽与家业,就在后人现身所享用的,身在福中,后人要念念不忘前人创业积累的艰难;要问我们子孙的福祉,就看我们在身后留下了什么,留下什么,我们还要考虑到它们是否易于倾覆。创业难,守业更难,要走出“富不过三代”之类的怪圈,仅留下物质财富,是远远不够的。此为其五。
  将这些认识来反观现实,还能看到其中的合理之处。曾有作者写道,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现实与青少年的胡思漫想不一样,自己要处理好的关系,不外是三类,一是在家庭圈子里,处理好与亲人的关系;二是在工作圈子里,处理好与上下级与同事的关系;三是在社交圈子里,处理好与朋友的关系。三者处理好了,十有八九已OK。
  确实,家庭内部事务与关系处理好了,对于家庭各成员更好地投身于正常的工作、学习中,享受到家庭内部的天伦之乐,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前提。
  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将治家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一是力图将它们统一起来,治国治家有方有略,相得益彰,此乃上策者之所为,而亡国而又败家者,则是最不可取的;二则是治家的方法、策略技巧对于治国者言,也有借鉴的意义,虽然治家是小道,治国是大道,但两者并不是绝然分开的。
  下面的这个故事,就表达了类似的认识。
  东汉时,有一名叫陈蕃的忠臣,他十五岁时,从不洒扫自己所住居室,以至庭院房间内脏乱不堪。
  他父亲的朋友见后,就问他:“孩子,你为什么不清扫庭院以迎接宾客呢?”
  陈蕃答道:“大丈夫处世,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局促于一室一房呢?”
  大人们见他人小却立志高远,十分惊异。当时就有人用反问来进一步引导他:“你连自己的居室都不清扫,如何能扫除天下呢?”
  一席话,终使陈蕃懂得了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懂得了成大事者必自小事做起的道理,这对于他日后的成长,确实大有裨益。
  当然,治国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更关注的是如何将治家与搞好本职工作、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处理好家庭之外的各种人际关系协调统一起来。
  在这方面,治家的方略也是可以引伸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不少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在工会小组的建设中,陆续试行“职工小家”的做法,也就是将家庭生活中的某些做法移值到工会小组的建设中,使工会小组像小家庭,工会小组长就充当办事公正的“家长”,组内有办事讲民主、赏罚分明的“家规”,形成了成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排忧解难的良好“家风”。这样,工会小组的每个成员就都享有整洁清新的“家庭”环境,彼此都建立保持着情同手足的人际关系,大家互帮互学,共同进步。这种成功的做法,现已作为搞好搞活基层工会工作的好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了推广。
  类似的做法,并不是凤毛麟角的,发达国家的不少工商企业公司,数十年来,通过各种手段,致力在团体内部造成一种家庭式的祥和气氛,以此来加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与企业的凝聚力,这已被证明是人性管理的一项好内容。
  这里的诀窍何在?
  答案就是,借鉴了治家方略,大而扩之,以情感沟通为主,晓之以理为辅。




                                                             治家惟俭则用足
  
     【○居家有二语,曰:“惟恕则情平,惟俭则用足。”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
  ○休徵景福,多集宽洪长厚之家,何须琐琐。】

   北宋时,张知白在朝廷上当了宰相之后,全家的生活水平仍然保持在他在河阳当书记官时的水准。
  不少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一些人甚至认为他是假扮俭朴来骗取声誉。
  因此,就有人劝他改掉那些不合乎宰相职位的寒酸生活水准。
  张知白的回答是:“以我今天的俸禄水准来衡量,我全家即使是要锦衣玉食,也很容易做到了。但我害怕这样的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试问,我今天如此多的收入,怎可能经常保持下去?难道我个人可以长生不死吗?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情形不同于今日,而我家的男女老少却早已过惯了奢侈的生活,无论如何,是不能立即回复去适应勤俭度日的日子的,那样,必有灾祸降临。那里比得上不论我在位与不在位、活着或死了,总是保持在同一生活水准为好呢?”
  张知白是清醒的。因此,在治家中,他就能一直贯彻节俭的原则,而不论自己官居何职和收入的增多。因为他懂得,只要节俭,那就可以保持家庭的各项日用开支得到满足和保障。他根据历史事例与个人经验,得出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至理名言。
  更远地追溯历史,在《尚书》中就有“克俭于家”之说。《老子》则把“俭”视为个人所拥有的三宝之一。因此,《菜根谭》的“俭,美德也”之类的治家须俭的认识,就是既有理论源头又有历史佐证的认识。
  按照今天更细致的分类认识,家庭生活的日常费用可大致分为以下的四类:
  一乃家庭成员的生存费用,其用途在于维持和延续家庭所有成员的生命,基本目的在于保证各人的温饱,故主要开销在吃、穿、住、行的方面。二则是家庭成员的发展费用,其目的在于保证并促进各人的智力、体质等方面获得尽可能全面的发展,主要用在家庭成员的智力开发、接受教育和体育运动等方面。
  三则是家庭成员的享受费用,这属较高层次的消费开支,主要落实在交朋结友、文化娱乐、旅游及美容健身等方面。
  四则是应付突发事件的应急费用,这主要通过积蓄体现出来,以帮助家庭中的任何成员从天灾人祸中摆脱出来。
  正因为家庭的各种不同的费用,有着不同的性质、层次和先后顺序,了解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我们就易于依据节俭的原则,量入为出,统筹安排,各方兼顾。
  首先,必须保证满足家庭所有成员的生存费用。然后,是尽量保证满足家庭所有成员的发展费用,从而有益于各人在各方面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再依据总费用的多寡,考虑家庭成员的享受费用,同时,要注意留有部分的机动应急费用,使家庭在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性事件时,不致于因费用的拮据而一筹莫展。
  显然,在家庭费用的开支上贯彻节俭的原则,正反映出治家者治家有方,有长远的考虑。古人在这方面,有“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想有时”的经验之谈,虽看似是谨慎过头,但确是至理不易之言。
  节俭是一种反浪费、戒奢侈的行为习惯。治家者能坚持节俭的原则,就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大手大脚的铺张浪费。家庭有了这么一种好的气氛与环境,那么,对于每一个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能培养出并形成勤俭的人生观,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以今天城镇家庭的不少独生子女为例,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令人舒心:吃包仅吃馅,吃蛋仅吃蛋黄,穿衣仅穿新衣,新玩具玩了两天就扔……因此,让他们真正懂得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让节俭的原则成为他们日后人生行为意识的一部分,大人们的言传身教,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身教更为重要。否则,家庭或其他成员因失俭而趋于奢侈,接踵而来的必是相应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小者入不敷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缺漏了精神的食粮,常陷入经常拮据的境地;大者则是胃口越来越大,利欲熏心之时,难免就铤而走险,干出贪、骗、盗、抢之类的罪恶勾当来。所以,在治家中强调俭的原则,并不是小题大作,更不会没有现实价值与意义。
  应该辩清的是,节俭并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寒酸,也不是要求我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节俭是治家者用最少的费用来获取最大效益的艺术。
  所以,依据《菜根谭》的相应认识,可以明确地说,吝啬并不是节俭,节俭者所持的是适度的理财用财观,不是该用处不用,而是力求把钱财用得恰到好处、恰合其度。
  吝啬者所抱着的,则是荒谬的守财观。
  《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严监生,在临死之时,虽已说不出话来,还久久地举着两个手指,因为此时的他,唯一不满之处是家里的灯点着两根灯草,惟有在家人挑灭了一根灯草之后,他才安然瞑目。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塑造的守财奴的典型形象——欧也妮?葛朗台,则为节省嫁妆,千方百计地阻挠女儿的出嫁……
  类似故事所反映出的,正是守财奴的那种惜财甚于惜命的丑陋心理,反映出了他们人格的低下与行为的卑琐,他们用钱财筑起了自己人生的樊篱,不是钱财为他们所转,而是他们为钱财所转。所以,他们也就不会获得人生的幸福。
  显然,节俭不是吝啬。日常居家生活中,成熟的消费观推崇的是节俭,告别的是吝啬。这在中国传统治家的意识中,一直是成立的,不独《菜根谭》是如此提及的,如在《颜氏家训》中,也是提“俭而不吝”的原则,如此,不仅显得较为全面,也更合乎人情事理。
  还有一点必需提及的是,俭主要是就物质生活而言。在精神生活上,在学问的探寻方面,古今中外的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都是不俭更不吝的。清朝著名诗人、思想家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有言:“俭腹高谭我用忧”,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认识。这里所说的“俭腹”,意指腹中空虚,喻知识贫乏,“高谭”即是“高谈”,指空而无实、大而无当的坐而论道,全句意指,精神生活的单调贫乏和纯粹务虚的清淡之风,正是最值人生忧虑之处。治家要俭,又明确避免与鄙弃“俭腹”,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上的清贫,他们宁愿俭朴些、清淡些,却绝不愿放弃在知识海洋中的奋发追求,千百年来,这两者一直是相辅相承的。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作为社会的一个相对的独立体,能在家庭治理中真正贯彻实现节俭的原则,不仅是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也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消费水平,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论是在食物消费、能源消耗、住房水平,或是交通运输、娱乐设施等方面上,均是如此。因此,节俭能抑制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消费倾向。
  而从更高的思想境界来言,节俭尚能纳入无私助人的人生观中,如将自己节俭下来的钱财无偿地援助灾区人民、帮助素昧平生的落难者,这里,节俭能与让别人活得更好的美好愿望结合在一起,闪耀着人性与道德的光芒,因此,就更应予以发扬光大。




                                                             养子弟最要谨交游
  
     【○养子弟如养闺女,最要严出入、谨交游。若一接近匪人,是清净田中下一不净的种子,便终身难植嘉苗矣。】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官宦人家的未出嫁的女子,一般就生活在自己的闺房中,男女授受不亲,与外界隔绝。即使是出嫁后,也是男治外女治内,男女有别。女性被囚禁在家庭这一狭小天地中,生活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洪应明在这方面的认识,当然也不可能超越时代所提供的视野。
  即使如此,他关于培养子弟时,须“谨交游”,防止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受到不良污染的认识,至今重温,还有某些可以借鉴的积极之处。在中国历史上的无数关于家教的故事与轶事中,“孟母三迁”是最负盛名的故事之一。
  故事所讲的是,孟轲三岁死了父亲之后,母亲仉氏就担负起了教养他的任务。
  他们母子原先住在一所公墓附近,年幼的孟轲好奇心强,经常见到送葬队伍中有哭哭啼啼的死者家属和吹吹打打的吹鼓手,他也就一会学哭啼,一会又再学吹打,还模仿将泥沙堆成假坟堆,以此为乐。
  孟母认为小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沉缅在这种游戏中,不利于其身心的发展,很快就将家搬进了城镇里。
  在城镇里,孟轲目睹了那种王婆卖瓜式的商人,在集市里自吹自夸地卖东西赚钱,他也学着模仿。在他回家读书时,西邻的打铁声、东邻杀猪时的猪嚎声,又极大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孟母觉得这样的环境也不利于孟轲专心向学。所以,她再次搬家,搬到了学堂附近。
  这样,孟轲就能经常看到老师以书诗礼义来教导学生,耳熏目染,他也就与新结识的小伙伴们在游戏中,引入了学习礼节和读书的内容。
  有了这种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母子两人也就安心地住了下来。正因为有慈母的严教勤督,孟轲自此后,专心向学,日后终成为了一个知书达礼者,成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后世将他与孔子并列,尊称为“亚圣”。
  确实,人在幼儿少年和青年时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他们是通过模仿而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的,此时,他们具有很强的好奇心,易于接受别人或明或隐、或有意或无意的暗示,因此,周围的人和环境,对他们都可能产生出程度不等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也正是成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表达出的意识。
  养子女而不教子女,那是父母的大过失,这种过失有时还是不可弥补的。所以,父母要教育好子女,就要从严要求,宁严毋宽,古人对此有语:“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父严者,异日多贤;宽者,多至不肖。”所以,父母对于子女所生活的环境,对于子女常接触的人,对于子女所交的朋友,要充分关注,予以正确的引导,防止产生疏忽,以免子女受到不良的影响。尤其是父母作为孩子人生的第一老师,就更应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不论是在对待家庭事务或是社会公务上,父母都应该注意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所可能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倘若父母仅是撇孩子到一边去做作业,自己却吆三喝四地打麻将;或是仅在口头上要求孩子奋发上进,自己却在家中聚众赌博;或是仅要求孩子要文明礼貌,自己平日却少不了粗言烂语,等等,如此上梁不正,那么,对孩子的教育就难以获得积极的效果。所以,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更应先正己,在子女前起到表率的作用,这也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所认可的“严出入,谨交游”,并不是历史上的那种中门不迈、大门不出的被动规限,而且这也正是我们所反对的。
  据报载,江苏省某乡镇有一个小学生,因偷窃财物而被学校勒令退学,他父母对他管教既无力又无方,作为铁匠的父亲在一怒之下,为了防止他出去作恶,就打了一副铁镣,将他锁了起来,使他过了整整四年形似囚徒的生活。最近,经有关部门的劝说,他父母才不得不暂时为他解下铁镣。
  另外,笔者也曾见过与此类似的情况:面对作奸犯科的女儿,“恨铁不成钢”而又无可奈何的父母,干脆就强将女儿的头发剃光,将她锁在房中,目的是为了不让她出外作恶鬼混。谁知在父母上班后,她却戴着帽,从窗口跳了出去,依然我行我素去了。
  诸如此类父母粗暴对待失足子女的事,我们是反对的。之所以反对,一是因为这不利于失足子女身心的全面发展,父母看到社会有多种复杂因素,为防止这些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将子女当作圈养的家禽,这也只是被动消极的防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使子女在吸收积极信息的方面处于劣势,使他们应对各种刺激的反应能力下降。二则是因为这在法律上,侵犯了子女的人身与自由活动权利。可见,在品德上严格要求子女,并不就是简单地将他们安置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而是应该注意引导他们,尤其要培养他们辨别各种人的本领和据此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使他们能分清好坏美丑、真假善恶,不致于误人歧途。
  在这方面,古人的那些极富真知灼见的认识,还依然是有现实应用的意义的,如宋朝哲学家朱熹下面这段论述如何交友的话:“交游之间,尤当审择,……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大人们应引导孩子交益友,避免交损友。
  即使是对于那些交上不良分子、沾上不良习惯的孩子,也不能歧视他们,更不应对他们置之不理,而应正确地诱导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要设法切断他们与不良分子的交往。当他们有畏惧心理尤其是人身危险时,要注意保护他们,打消他们的畏惧念头。当他们有所进步时,即使是十分细微的进步,也应及时地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消除父母与失足子女以前所有的隔阂,使两者的关系更贴切,能以心换心。
  所以,洪应明关于这方面的认识,也是较为正确的,即:在“接近匪人,是清净田中下一不净的种子”之后,是“难植嘉苗”而非“不可植嘉苗”。因此,家长就更应有信心,有纠偏的对策与措施,而且是越早补救纠偏,就越好。




                                                          惟公则生明   惟廉则生威
  
           【○居官有二语,曰: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
  ○存心若有半毫未净,事为虽公亦私。
  ○廉所以戒贪,我果不贪,又何必标一廉名?以来贪夫之侧目。让所以戒争,我果不争,又何必立一让的?以至暴客之弯弓。
  ○真廉无廉名,立名者正所以为贪;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

            廉洁奉公,作为一项原则,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是对为官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们,都将此视作为人为官的根本,从而对人、对家属尤其是对自己,有着严格乃至是苛刻的要求。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一句人皆熟悉的口头禅,贿赂者往往以此话来打消受贿者的顾虑,以达到贿赂谋私的目的,倘如被贿赂者缺乏主心骨,不能自我把持,往往也就对这句话予以默许,接受了贿赂。
  而在历史上,这句话却是出自拒贿者之口,是杨震用来义正词严地拒绝收受贿赂的。
  故事发生在东汉,著名的清官杨震在去山东东莱赴任时,路经昌邑县。此县县令王密曾是杨震的学生,并经杨震的举荐才做了官。所以,杨震到达的当晚,王密就前往拜见恩师,并送上十斤黄金为礼,一来是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二则是希望在日后能继续得到恩师的提携。
  对此,杨震感到十分生气:“我是因为理解你而不是出于私情,才推荐你为官的,现在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的为人原则呢?”
  王密还自作聪明地以为恩师是害怕给别人留下话柄,就劝说道:“恩师,您还是收下这些金子吧,现在是黑漆漆的黑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杨震马上予以正颜厉色的反驳:“此事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够说是无人知道呢?”
  王密闻言,感到十分惭愧,终将金子拿了回去。
  类似杨震以及人们所熟悉的包拯、海瑞之类的清官,之所以在历史上有极高的声誉,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作品中成为大书特书的角色,表明了中国的道德哲学和老百姓,总是将是否廉洁奉公作为考察与评估官员的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ZHUAN制集权的社会,无约束的权力意味着一切,从而也就使居官者在特定范围与特定时期里,可以为所欲为,可以生活在适宜培植贪婪的土壤上,而不能从根本制度上保持和约束居官者的廉洁。正因此,老百姓对于能廉洁奉公的清官们的期望值,也就越来越高涨。在老百姓的朴素认识看来,清官们能够保持自身的廉洁,就不会倚仗权势来搜括民脂民膏,懂得从公益事业的长远目标出发,让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并会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事、为百姓谋利。
  洪应明关于居官须公正、须廉洁的认识,正是对此的升华总结。他的相关认识,可谓是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认识。
  一方面,他指出为官者只有做到了廉洁,才会在下级面前保持着威严,才会在百姓心中具有好的声誉。同理,为官者只有实现奉公的原则,才会耳聪目明,明白事理。既然廉洁奉公者的目的,不外是造福黎民百姓,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所以,他们也就不会炫耀自己的廉洁,大肆宣传标榜自己的公正谦让,以免惹来各种烦恼乃至人生的祸患。
  另一方面,洪应明又以旁观者的清醒头脑和敏锐目光,看到了某些只是一味无限地吹嘘与标榜自己有限的表面廉洁行为的为官者,不乏欺世盗名之徒。只要剥去他们写满廉洁字眼的外衣,往往就会发现他们干着的正是大量不廉洁的勾当。结合古今中外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真廉无廉名,立名者正所以为贪”的认识,自有其一针见血的深刻处。真廉无廉名,一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从道术技巧的角度言,也正如大巧无巧术,所以,能如此运用大术者,表现为至拙。
  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居官者已不再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而是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了。所以,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公仆们最高的宗旨,廉洁更属题中之义,廉洁就是为了奉公。陈毅元帅曾在题为《手莫伸》的诗中写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飓尺手自缩。……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集中说明了我们依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注意通过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杜绝个人的贪污腐化,又注意加强和完善监督制度来保证人民公仆们能真正地做到廉洁奉公,这正是封建社会所提倡的廉洁奉公所不可比拟的。
  放眼世界,许多国家对于贪污奉私的人事,都持坚决查禁的态度与做法,一些法律健全的国家与地区,对于廉政,更有系列配套的法律规定与施行措施,敢于伸手的大小贪婪者必被究,田中角荣、全斗焕、卢泰愚、马科斯夫人、勃列日涅夫的女婿等相继走上了被告席,就是这方面的显例。这些,对于正在大力健全民主法制、推行廉政建设的中国,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依据。廉洁需要道德的认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尤其是在当前推行的廉政建设中,各级干部在群众最为敏感的问题——如“四子”’(房子、车子、孩子、票子)等问题上下功夫,从而改善了在“文ge”时一度被扭曲的干群关系,民众从此看到了希望,获得了更多的奋发动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居官就要爱子民
  
    【○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
   洪应明的这项思想十分简明干脆,入仕为官者如果不爱自己统治的臣民,凡事不从他们的利益来考虑,那么,他们就是道貌岸然、徒有人的外表的衣冠强盗。
  古代居官者爱民,就是要为民作主,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权为民所用,谋为民所计,情为民所发……所以,爱民的意识,一直是支配古代清官们的言行取舍的出发点之一。
  以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者——北宋范仲淹为例,他确实是事事处处都能从民众利益而不是一己之私出发,后人对此是有口皆碑的。
  兹举范仲淹的两个故事:
  其一:以前,苏州有条名叫“卧龙街”的街道,其得名的缘起,就跟范仲淹有关。原来,范仲淹在苏州为官时,一位风水先生认为此街的南头为龙头,北头为龙尾,所以就建议他建房于街南,如此,则可保范家的子孙世代进科中举,功名富贵不断。
  对此议,不料范仲淹却予以断然的拒绝。
  范仲淹说道:我一家的世代富贵,那里比得上本地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的世代富贵呢?
  所以,范仲淹就命人在该街的南头建孔庙,设府学,并大力聘请当时的名儒来此讲学,先后培养出了不少益国益民的人才。
  此地也就被众人视为藏龙卧虎之地,并称之为“卧龙街”。
  其二: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施行新政,措施之一是派一批“按察使”巡回各地作视察,视察内容包括了对各地官吏的政绩的考察,然后再根据这种考察的结果,罢免那些不能胜任的官员,把他们的名字从官员登记簿上勾掉除名。
  勾掉的官员名多了,有个朝中重臣,就劝范仲淹少勾一些,说:“你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容易,但是,被勾掉名字的官员及其一家人都哭了。”范仲淹马上予以反驳:“一家人哭,怎么比得一路(‘路’在宋朝相当于现在的省的编制)人哭呀!”依然不改初衷。
  正因为贯彻了爱民的原则,类似范仲淹之类的清官,能将民众的利益放于首位。这在今天看来,并不稀奇,但在封建社会的为官者中,却不是很易做到的,因为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了民众的低贱地位,他们是蚁民、子民、贱民,而为官者则是有着生杀夺与大权的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地头蛇,在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所以,能真正无私地贯彻爱民原则的清官,必是那种有品德,能约束自己并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为官者,他们因此就可能触犯别的权贵,受到猜忌、排挤和打击,在多种压力下,清官们的态度与选择也就必是决然断然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选择,就是其中之一。
  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再评价居官须爱子民的意识,当然应该看到,在这种意识中,为官者摆出的,依然是一付父母官的架子,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承认,最好的官民关系也就是父母疼爱子女的关系。所以,封建社会为官者的爱民原则,更多地具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怜爱的成份,而不是双向平等之爱,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
  所以,爱民说的性质,跟我们今天认为居官者乃人民公仆之说,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两者在境界上有低高之别,不可同日而语,惟有居官者乃人民公仆之说,才更本质更贴切地阐明了官民的鱼水关系,才明确了人民公仆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此相应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再就居官者必须爱民之说而言,其具体内容也还有可值今天为官者继承发扬之处,类似范仲淹的言行、洪应明的思想,永远都是居官者的一面镜子,它有助于为官者更体察民情,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上,比古代的清官们做得更好也更完善,从而前不愧于古人,后不负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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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1





                                                  为官的施政与教化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则无放逸之心;小民亦不可不畏,畏小民则无豪横之名。
  ○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
  ○作人无一点真恳的念头,便成个花子,事事皆虚;涉世无一段圆活的机趣,便是个木人,处处有碍。
  ○建功立业者,多虚圆之士;偾事失机者,必执拗之人。
  ○应用要有圆机,无圆机则触物有碍,何以成旋转乾坤之经纶!
  ○解斗者助之以威,则怒气自平;惩贪者济之以欲,则利心反淡。所谓因其势而利导之,亦救时应变一权宜法也。
  ○士大夫忧国为民,当有其心,不当有其语,有其语则毁来。
  ○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
  ○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礼,则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御事而留有余,不尽之才智,则可以提防不测之事变。
  ○事事要留个有余不足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忘我,鬼神不能损我。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者,不生内变,必招外忧。
  ○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善移易风化者,当因其所易而渐反之,毋轻矫其所难。
  ○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
  ○人之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的,要善为化诲,如忿而嫉之,是以顽济顽。】

    正如做人须有做人的原则与技巧一样,为官也须有为官的原则与技巧,以求全事保身。
  为官须做到公正廉洁,须爱护民众,这是前面已经阐述了的洪应明所论及的为官原则。此外,“畏大人”与“畏小民”,也是洪应明所论及的另一条为官原则。
  国人的敬畏之心,是有传统的。如《论语》中就记载有孔子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不同人或因有敬畏之心,或因无知故无畏,从而在境界上有本质的差异。
  而在洪应明看来,为官者对于“大人”——也即是今天所说的“上级”,应该怀着一种敬畏,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产生放任恣欲的意识;为官者对于“小民”——即一般的百姓民众,也应该怀着一种敬畏,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招来豪强蛮横的骂名。
  这是一种十分清醒的意识,对此,可举例来说明。
  先就唐太宗与魏征这一对千古名君名臣而言,不少人知道魏征敢于触犯龙颜,敢于不顾一切地极言直谏。但实际上,魏征并不鲁莽,他有他的准则。
  一次,魏征向唐太宗说自己可以做个良臣,却不能做个忠臣。
  唐太宗不解,问其故,魏征就说出了以下一番道理:所谓的“良臣”,自己的名字或许不易流传千古,但却能辅助君王得到美誉,同时,他的家族也能兴旺,子子孙孙可以繁衍不断。所谓的“忠臣”,碰上一个无道的君王,则有随时被诛杀的可能,在国破家亡之后,就只能留下一句“曾有一位忠臣”之类的美誉。如此看来,“忠臣”与“良臣”之间,真有着天地般的差别。
  这番既在理、又包含着称誉唐太宗之意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连连点头,也表白了魏征所怀持的敬畏心迹。
  因此,魏征的直谏,并非胡意乱来,而更讲究委婉在理的技巧,以求取得最佳效应。这一点,唐太宗看在眼里,意会到心上,他曾对别人说:“人们都说魏征举动疏慢,我却见到他的妩媚。”(即《龙文鞭影》所说的“魏征妩媚”)由此,可见居官者“畏大人”的必要。
  还是再以魏征向唐太宗的劝谏之言,说明“畏小民”的必要。
  魏征多次劝唐太宗要切实地以隋朝亡国作为为治国之鉴。为此,他将君王比喻为舟,将民众比喻为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强调要爱护民众,要轻徭薄赋,使民众真正得到休养生息,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身为一国之君,要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用强取豪夺的手段把民众推到死亡的边缘,只会促令民众揭竿而起,加快整个王朝的倾覆,也会招致千古骂名,遭历史唾弃。
  唐太宗面对这些关于君王要敬畏民众的谏言,同样是虚心接受,并落实在励精图治的施政措施中,从而开出了“贞观之治”的一代盛世。
  历史上,必须敬畏民众的原因,根植于民本思想。正如西汉初期的思想家贾谊所言:“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即“敌”)也。”——民众是最大的族类,具有不可抗拒的无敌的力量,所以,民众是千秋万代延续的根本,民为重,君为轻,民众也就是一切为君为臣者所不能也不敢不敬畏的对象。这些思想在思考与表述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方面,虽然不足以跟今天现代民主社会所信奉的民本理论相比拟,但其中的合理认识,确确实实包含着闪光的真理颗粒。
  为官的根本在于坚持原则,廉与公、爱民及畏大人畏小民,就是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原则必须不折不扣地坚持,否则,就会玷污了自己的一生人品,毁坏了民众的事业,传统文化用了一个字:“方”,以形象地比喻这种必须坚持的方方正正的原则性。洪应明尤其强调:为人为官者在“治世”,也就是安定而又有序的时代,应坚持原则性(所谓“处治世宜方”),否则,谁缺乏了这种原则性,缺乏真切诚恳的心思,谁也就无异于不顾自尊的乞丐,所作所为皆是虚浮而不实在之举。
  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洪应明还强调另一个字:“圆”,也就是随机应变的灵活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谁为人处世倘如像个木头人,缺少应有的委婉、灵活、变通、机智和情趣,那他就易处处碰壁,时时不顺。从古今纵横来看,那些能建奇功、成伟业的成功者,多是虚心婉转、善于灵活变通之人;而那些因把握不住机会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定是愚顽固执之人。
  对此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但篇幅却不允许,于是,此处仅仅提楚汉相争的双方统帅——项羽与刘邦。
  刘邦确实可谓虚心而又善于变通之士,所以他的麾下,能拥有诸如韩信、张良、萧何等一批当时的良将贤相,并直接依靠他们及他们所统率的千军万马,以人和再加把握天时地利,虽屡经挫折,历经磨难,终踏上坦途,迎来了风雨之后的彩虹,一统天下。
  再观项羽,却一味只会逞匹夫之勇,表妇人之仁,不听良言,一意孤行,冥顾不灵,麾下的忠臣不被重用,就是仅有的一个忠心耿耿而又谋略出众的范增,最终也被气走气死,终使曾经实力雄厚、横扫天下的楚军,变成了一群草木皆兵的乌合之众,项羽本人最后也只能落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边的结局。
  就在项羽临终前,他还固执地拒绝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机会:不肯渡江到江东,不再以图东山再起。显然,在大败后再求翻身的方面,项羽远远不及卧薪尝胆的勾践。项羽所争的,仅是一时之胜负、一气之长短而已。
  正因为在应世处事上缺少灵活的圆机,项羽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他也不就能成为扭转乾坤的一代枭雄。
  历史上,刘邦与项羽同生活在秦朝末期的乱世中,只是两人的性格有不同,处世应事的方法有圆与方、灵活与固执的差异,经过反复的较量,高下立见,成败即现,命运也就大异其趣。
  另外,洪应明还论及一点:若一个人生活在叔季之世——末世(在古代以“伯仲叔季”作兄弟长少顺序的称谓中,以“伯”为大、为始,以“季”为小、为末),也就是生活在一个朝代的末期,即由治世转向乱世的时期,那他就应方圆并用、原则与灵活并举,做到该坚持原则则坚持原则,该机智灵活则机智灵活。
  关于处世的方与圆,还值得一提一种意识,是唐朝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所言:人应“方其中,圆其外。”——为人须在内心保持方正刚直,待人接物时则须灵活圆通。
  说了这些,无非是想说明方与圆、原则性与灵活性两者之间,有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显然,有圆无方的圆滑乖巧,或有方无圆的固执死板,都不是成功者所取之道。
  那么,为官者的灵活性,可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洪应明指出了其中一点,那就是为官者在补救时弊、应对变故时,不妨随事势的发展趋向,注意采取适宜的方法,注意运用变通的措施,因其势而利导之。比如,在调解矛盾争斗时,不一定就是劝解争斗的双方降气,而是为争斗的双方助威,把矛盾推衍到极致,让包括争斗双方在内的众人,都看到其中的荒谬处,那么,就可以真正地平息双方争斗者的怒气。再如,在惩治贪婪者时,不是单纯就讲一通廉洁的道理,而是有意激化他们的贪欲,欲擒故纵,使他们为此而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这样,就会使已利欲熏心的他们,学会看淡利欲。
  下面这个故事,能很好地说明相关的道理。
  清朝同治年间,浙江鄞县县令段广清在一次出巡的路途中,看到了一群人在围观一个农民与一米店老板当街吵架,他即停步询问原因。
  原来,这个农民在进城时,不慎踩死了米店老板所养的一只小鸡。
  见此,米店老板揪住了这位农民,以这个小鸡是特别的品种,只需再养数月,就可长至九斤重,按一斤鸡肉值一百文钱的市价来计算,坚持要农民赔偿九百文钱才行。
  但农民身上仅带了约三百文钱。于是,双方一语不合,就当街争吵了起来。
  了解了原委后,身为父母官的段广清不动声色地对农民说:“你走路不小心,踩死了别人的小鸡,理应赔偿。他要求九百文钱的赔偿费,并不过分。你现在所带的钱不够,你可以将你穿的衣服马上拿去典当嘛,如果还不够的话,我替你补足。”
  农民迫于无奈,只得将衣服典当了,得了三百文钱,再加上段广清补足的部分,米店老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九百文钱的赔偿费。此情此景,农民及旁观者多心中不平,只是敢怒不敢言。
  正当米店老板拿钱欲离去之时,他被段广清叫住了:“你的小鸡虽再养数月,就可重达九斤,但它死时,实不足九斤。人人皆知,养肥一斤鸡需一斗米。现在,你的鸡死了,可省下九斗米,既然你获得了别人的赔偿,看来,你也应将这省下的九斗米还给别人才合理嘛。”
  闻此,米店老板无话可说,更不敢抗命,只能乖乖地向农民交出九斗米。
  此时,这位农民与旁观者,才恍然大悟,意识到段广清巧惩贪婪狡猾的米店老板的良苦用心。因为当时买一斗米的钱,就可买五至六斤鸡。
  这样,双方的争执就平息了。贪婪的米店老板,这回是赔了鸡又赔了米,似得实失,还招来了邻人的冷嘲热讽,日后再利欲熏心时,也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段广清不愧为一个善于为民解忧的清官。他的特点,在于不以忧国为民之言作为哗众取宠的招牌、自卖自夸的广告,而是平平实实地做来,这不仅反映了他淳朴厚重的一面,也反映出了他老练稳重的一面:不自语自夸我有爱国忧民之心,从而不给别有用心者滋生出种种毁谤的口实。这,也正是洪应明所欣赏的那类做法。
  类似的机智故事,还有。
  从前有位老翁,有一女一婿。在他的发妻死后,他又续弦,后妻生了一个幼子。
  老翁预立下遗嘱,说明了遗产的分配方法。遗嘱上的几句话,是没有标点符号点断的。
  老翁死后,大家把遗嘱启封,女婿看了,就想把遗产全部取去。因为按照他的点读法,遗嘱是这样写的:“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曰:‘非是也。’家业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
  老翁的后妻不服,认为遗嘱写的,应该是说把遗产交给她的儿子,所以,就告到官府去。
  最后,县官判决;遗产应该交给老翁与后妻所生的幼子。
  原来,照老翁的后妻和县官的读法,那个遗嘱是这样断句的:“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曰‘非’,是也,家业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
  至于洪应明所说的“有其语则毁来”,可结合屈原的生平遭际来思考,此处就不展开了。
  此外,居官者在施政与教化时,还必须注意讲究相应的技巧,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在这方面,洪应明所论及的三点内容,即使是到了今天,也还有值得领导者思索借鉴之处,它们是:
  一、对他人(包括下级)施以恩惠,予以奖赏,应该由浅入浓,先低潮后高潮。否则,先浓后浅,由高峰跌入低谷,他人也就不会记住并感念这种恩惠奖励的。对他人显示诸如法制纪律的威严,就应该开始于从严,然后趋向于从宽,否则,先从宽后从严,他人就会埋怨执政行法者过分残酷,不近人情世理。
  二、待人处事均应留有余地,也就是人情不应堵死,话不说尽,事不做绝。正因为待人而留有余地,主事者也就可以有延绵无尽的恩惠与礼遇施于别人,就可以据此来维系人的那些永无满足——也可以说是充满了好奇与期待的心理。也正因为处事而留有余地,那么,主事者也就可以拥有不枯竭的才干与智慧,足以提防或应付日后的突发事变。洪应明对此点是再三强调,在他看来,一个人事事都留有余地,那么,即使是天地鬼神(未知与神奇事物的代称),也不能忌恨和损害他。如果做事必求做满、求功必求全功者,即使是自己所在的团队内部不生变故,也会招致外在的忧患。想想,这也正是秉承历史智慧,到今天的我们还依然强调“谦受益,满招损”的缘故之一罢。
  三、在教化百姓方面,善于启迪百姓心智的人,总是依据百姓所易于明白的事理,来逐渐开通百姓的心智,而不是强硬地灌输为百姓所不可理解的内容;善于在社会中移风易俗者,总是以社会所易于接受的方式,逐渐通过教化,以接近乃至达到返朴归真的目标,而不是轻易随便地矫正社会上的那些积习难返的问题。具体到对个别人的批评与教育,在批评时,语气不必太过严厉,要想到被批评者所可以接受的限度;在教育时,目标不要订得太高,要想到被教育者能否依从实行。
  洪应明尤其强调,对于别人的不足,要婉转地予以弥补缝合,否则,对此予以过分的渲染张扬,那只能算是以短攻短的行为而已;对于别人的固执,要善于感化教诲,否则,对此轻动忿怒而又生嫉恨之心,那只不过是在固执之上再加固执的表现罢了。
  这些,举重若轻,均可视为不激化矛盾,进而最终解决矛盾的有效手段。
  关于以上三点,本可举不少古今中外的例子来加以例证、引申,但还是打住了,主要是想给读者留下更多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例子而作举一反三之思的机会。读者诸君,可别以为以上那么多在道在情之理,仅是针对为官从政者而言的,因为为官的原则与技巧,首先是为人的原则与技巧。否则,为人不地道,为官又焉能地道?




                                                     矜名不如逃名趣   练事何如省事闲
  
     【○了心自了事,犹根拔而草不生,逃世不逃名,似羶存而蚋仍集。
  ○羶秽则蝇纳丛嘬,芳馨则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业,亦不立芳名。只是元气浑然,圭角不露,便是持身涉世一安乐窝也。
  ○要誉不如逃名之为适。
  ○人知名位为乐,不知无名无位之乐为最真。
  ○矜名不如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而好名不殊好利;天子营家国,乞人号饔飨,位分霄壤也,而焦思何异焦声。
  ○为善而欲自高胜人,施恩而欲要名结好,修业而欲惊世骇俗,植节而欲标异见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夹带,最难拔除者也。须是涤尽渣滓,斩绝萌芽,才见本来真体。】

   能轻富贵,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能重名义,又复重一重名义之念。是事境之尘氛未扫,而心境之芥蒂未忘。此处拔除不尽,恐石去而草复生矣。
  “我的上帝,我此后的生活又将怎样呢?”
  这是年仅31岁的李政道,在获悉自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之时所发出的一声感叹。
  他当时的心情,并不尽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全是被欢欣与高兴所充斥,而是更长远地考虑到了自己获奖之后的人生道路该怎样走。
  众多的事实表明,获奖尤其是荣获诺贝尔奖这么一项举世瞩目的大奖,能使获奖的科学家在一夜之间,成为人人皆知的名人,而这对于他们日后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各项人生抉择,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这种影响在负的方面上言,至少有这么几点:一是获奖在获奖者与自己以往亲密的同事们之间划出了鸿沟,造成了一定的距离;二是少数科学家在获奖后,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转移到了社会领域与政治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贤明的角色;三是因为公众将他们视为权威,所以他们也不时遭受到名人所难免遭受的搔扰,等等。从而在整体上对他们继续潜心于科学研究,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曾这样回忆说:“我得奖的那一年真糟糕。当然是好极了,但我什么工作也没做。”
  对此,也并不是没有可称为正确的对待方法,下面的故事就说明了此点。
  曾有一次,居里夫人的一位侄女前来作客,当她逗弄居里夫人的女儿时,却突然发现这个小女孩正在玩耍英国皇家协会前不久颁发给居里夫人的一枚金奖章。
  她大吃一惊,忙问:“这枚奖章象征着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随便就给孩子玩呢?”
  居里夫人笑着回答道:“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而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这是何等清醒的认识,何等长远的眼光!联系到因杰出的科学成就,居里夫人其后梅开二度,再次荣获诺贝尔奖,她的女儿与女婿也荣获诺贝尔奖的史实,不难看到她的良苦用心及其卓越成果之所在,看到了淡泊名利,看到了无比的谦逊,是如何地有益于他们投身于科学事业。
  类似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还可举出很多,很多……
  现在再回头,看看《菜根谭》的有关思想,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当然可以看到洪应明将作垢业与立芳名、好名与好利相提并论的认识,具有片面而又偏激的思想成份,看到单纯逃世与逃名的认识所具有的消极成份……
  但结合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当然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根据现代的意识,看到洪应明所主张的“要誉不如逃名之为适”、“无名无位之乐为最真”等认识所具有的合理成份,看到锋芒不露、不追逐名利所可以给人们的立身处世带来的益处,从而对于荣誉与名声,树立起正确的认识与应对方略。
  人活世上,无论贫富贵贱,穷达逆顺,都免不了要和名利打交道。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点。
  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来到了江苏镇江的金山寺。
  当他看到山脚下大江东去,百舸争流,不禁兴致大发,随口问一个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可知道这江上每天来来往往有多少艘船?”老和尚回答说:“我只看到两艘船,一艘载着名,一只载着利。”
  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之语。正因为有名利做动力,所以,船在江面上来来往往,车在道路上奔驰,人们在劳作,新发明的船取代了旧船,个人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但名利也是一把双刃剑,正确的名利观可以促人进步,错误的名利观则会使人付出代价,名利并不就等同于幸福,如有心理学家经多年的研究,发现不少青年人认为幸福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名利双收,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者,并不多。因此,他们就从原来的情绪高涨变成一落千丈,如再无及时开导,就会渐渐演变成忧郁症的初期阶段,在临床上的表现为,吃什么都不香,经常睡不着觉,焦躁、喜欢独自发呆,对周围的事物、朋友和原来喜欢的东西或怀疑或丧失了兴趣。据统计,这些单纯崇拜名利的年轻人患上忧郁症的机会,较那些并不十分看重名利的同龄人,要高出20%。
  因此,根据以上所述,对于《菜根谭》“逃名”意识的理解,或可包括这三方面:
  首先,对于不是自己所应得的名誉,不可强要,更不可欺世盗名。否则,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沽名钓誉者,即使能暂时获得某些大红大紫的得益与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
  其二,对于那些勉强可得的名誉,要发扬高风格,谦逊而又真诚地将其推让给比自己做得更好更出色的其它同事,这既会增加了彼此人际关系的友好度,又是个人具有自知之明的突出表现。
  其三,对于自己应得的荣誉,要善于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而不要将其转化成人生的负担、前进的阻力,不能把名誉当作不思进取所依仗的老本,尤其不能将名誉当作炫耀的凭据。在此,须知水满桶不响,而半桶水却哗哗作响的道理,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境况确实存在。所以,对于获得了荣誉的功名成就者而言,谦逊,表明了他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有多种发展可能的世界,表明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事业尚有无限发展的余地……居里夫人及不少伟人对于名誉的不经意、不看重,无不表明此点。
  在现实中,每每见闻一些名人尤其是名演员,常受到外人的围观搔扰,连散步、购物之类的基本行动自由也难以保证。至于因名利而引来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麻烦事乃至灾祸,在报刊中也时有披露。诸如此类,都不难使人看到,名声在表明个人事业的成功之外,有时还会产生累人的负效能。更为严重的是,名利对于那些未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在事业中尝浅辄止的人言,往往会造成了他们事业与人生的昙花一现,所谓鲜花和掌声也可以捧杀一个初出茅庐的成功者,所讲的就是此点。
  从这些角度来看,《菜根谭》的相应思想,乃至鲁迅先生的警世之言:“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着堪值我们思考品味之处,然后才有可能活用新用的。
  在现实中,这方面也有不少好例子。
  如潍坊市中级法院最近作出决定,将本系统的所有锦旗、奖状牌匾,统统从墙上摘下来,以免本系统的干部因荣誉多了而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不利于加强自身的建设。
  他们此举的出发点,就是严格要求本系统的职员,要把人民法院的形象树立在人们心中,而不是挂在墙上。类似的高明作法还有,其中包含着更多的真知灼见,而主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所提倡的不计名利、不追逐名利的观点,是隶属于现代伦理道德体系的,是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仅从此点看,这跟《菜根谭》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而提倡“逃名”的观点,在性质上已绝然不同,虽然两者的表现形态难免有所相似。




                                                              人生之戒数则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伤天地之和,一事而酿子孙之祸者,最宜切戒!
  ○毋偏信而为奸所欺,毋自任而为气所使,毋以己之长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
  ○毋因群疑而阻独见,毋任己意而废人言,毋私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以快私情。
  ○不可乘喜而轻诺,不可因醉而生瞋,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鲜终。】

  每个人处世行事,总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成功者就更是这样。而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又是由相应原则所导引的。那些使人有所不为的原则,即可称为人生之戒。
  洪应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将能极大地影响社会或人的未知因素视为鬼神作祟的时代,是一个信奉“天人感应”的思想,从而也就相信天地之间是否有祥和之气,也会影响人类社会是否和平、人际关系是否和睦的时代,是一个依然实行灭族株连法的时代。所以,从不与鬼神之禁忌发生冲突的立场出发,从维护和睦人际关系的立场出发,从保护自我与家族延续需要的基本立场出发,他认为任何有违于这些立场的一个念头、一句话语和一件事项,是最应戒绝的。
  结合他的时代来看,这项人生之戒,是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认可并选择的。时至今天,其中的一些意识已时过意迁,另一些则尚有借鉴的意义,如认为应戒绝因一言一语而伤了天地之间的和睦之气的意识。
  此外,他还论及了数项人生之戒:
  自己不要偏听偏信,以免为别有用心者所欺瞒;
  不要放任自己,以免为自己的任性意气所驱使;
  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来对比并贬斥别人的短处;
  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妒忌别人的才能。
  不要因为众人的怀疑,就阻止个人的独特见解;
  不要仅信任自己的思想感觉而拒绝别人的言论建议;
  不要因谋求个人的小利而伤害大众的利益;
  不要借助公众的议论来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情。
  在日常生活中,则不要因过分喜悦而对人轻作许诺,不要因醉酒而发怒,不要因愉快过头而惹事生非,不要因自己的疲劳厌倦而使已经开始着手的事半途而废……
  以上可称作君子的人生之戒,其中包含了自我控制、尊重他人意愿与意见的意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识,不搞一言堂的意识,具体地处理好日常人际关系的意识,等等。它们既合乎人情,更合乎道理。
  以“毋因群疑而阻独见”一语作例言,就很好地说明了人在团队中,不应以许多人有怀疑、不同意作为理由,扼杀、禁绝任何可能包含有真知灼见的独立见解。因为合理认识与真理的拥有,并不是由认识、掌握并相信它们的人数的多寡所决定的,而且无数的历史事实已表明,合理认识与真理,首先往往是由个别人所把握并拥有掌握的。
  所以,时至今天,现代人就更懂得珍惜独特的认识与独创的见解,诸如创造学中的奥斯本智力激励法,就更是鼓励人们就相应的议题畅所欲言——即使是离经叛道、荒诞不经的言论,也在所不禁,以免堵塞别人的思路,以求集思广益,新意迭出,迅速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下面这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美国北部,通用电力公司的高压干线常因暴风雪带来的过重积雪而被压断。公司为此召集了有关人士开会,研讨解决的对策。会议采用了奥斯本智力激励法,要求出席者各抒己见,知无不言。
  在会上,甲认为可添装加温装置来消溶积雪,乙则提出可安装震荡器来抖掉积雪……美中不足的是,安装这些电气化的设施,需要一大笔投资,而且施工周期长,日后耗电也不小,维修还是一个大问题。
  于是,有人连笑话怪话一齐端到台上来了:“要投资少,不耗电,又不需要维修,看来只能马上去用大扫帚去清扫了。”
  有人接着调侃道:“能挥动这把大扫帚者,非天上的上帝莫属了。”
  话音刚落,另一人就自思自语道:“上帝在天上手握扫帚来回清扫?这样,开一架直升飞机不就行了吗?它高速飞行时所产生的风力,应该足以快速地吹掉线路上的积雪。”
  于是,公司终于找到了一种经济、直接而又有效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相应的意识与事例,表明了在许多尚有潜力可挖的企业公司中,普遍地提倡干部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确是迫在眉睫、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样做,不仅能集中企业员工的智慧,改进企业的管理方法与结构,以赢取更大的效益,而且还能强化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让他们真正体验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位置。为此,做到“毋因群疑而阻独见”,就显得十分关键与必要。在这方面,一言重九鼎的企业决策领导者,尤应带个好头,不可意气用事,避免用冷言冷语来挫伤部下的积极性,使合理化建议的渠道永远畅通。
  事实上,类似的道理并不只是适用于企业管理上的,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工商企业界在经历了企业型到管理型的发展阶段后,今天,已进入了智力型的崭新阶段,谁拥有了高科技产业,谁拥有了更多的脑力资源,谁就拥有了主导的地位。因此,人人都开动脑筋,人人都要学会尊重别人的独立见解,并据此而受到启发,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再以“毋任己意而废人言”来说,历史上的那些由成而败,由盛而衰的亡国败家者、害人害己者,除了非人力因素所可挽救者,多是因不能坚持此戒而自食苦果的。
  战国时期的齐桓公田午就是如此。某天,名医扁鹊(秦越人)向他进言说:“我通过察颜观色,发现主公有病,病在皮肤,宜及早医治。”齐桓公挺挺自己的胸脯,弯了弯自己健壮的胳膊,相信并坚称自己无病,事后还揣度扁鹊进言之举,不过是借别人没病而找病治,多捞一些外快的伎俩而已。
  五天后,扁鹊再次恳切地对齐桓公说:“主公确实有病,现病已渗入血脉,若再不医治,病就会严重起来的。”齐桓公不高兴地拒绝了扁鹊之言,因为他自我的身体感觉颇好,所以还是不相信自己会患病。
  又过了五天,扁鹊又专门来对齐桓公说:“主公的病已至肠胃,再不医治,病就会加深,以至不可收拾。”此时,齐桓公已把扁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有病之语,视作不吉利的咒语了,他干脆就不搭理扁鹊,扁鹊无奈,只能退下。
  接着又过了五天,扁鹊见到齐桓公已经耽误了十五天,病毒已由皮肤渗入血脉,再进入到了肠胃,此时更进入了骨髓,已无法医治了,他也不再多说。
  再过五天后,齐桓公果然病倒了。他马上派人去找扁鹊,却总也找不到。原来,扁鹊自知回天无力,已经预先躲了起来。再过几天,齐桓公就一命呜呼了。
  可以这样说,齐桓公不是死于肆虐的病魔手中,而是死于拒听忠言的固执中,他至死也不知“忠言逆耳”、“忠言不中听,中听不忠言”的道理,教训是深刻的。可见,盲目地自信和一意孤行,是不可取的。
  人啊!是得警惕。当一个人无足够正确的理由却凭逞强的意气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别人的意见时,或许就是他就正处在即将病入膏肓时。
  所以,要想获得成功,避免失败,思想交流是必要的,接受别人的合理意见就更是必要的,这种交流与互容,会有助于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在这方面,英国大文豪肖伯纳说得好:“倘若你手中有一只苹果,我手中有一只苹果,彼此交换一下,那么你我手中仍各有一只苹果;但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一下,那么,你我都将各有两种思想了。”
  至于洪应明所论及的其它人生之戒,因篇幅问题,这里就不—一再展开阐述了。读者不妨依据对历史或现实的诸多人世成败事例的观察思考,对此予以再认识,并举一反三,结合对自己的反省认识,针对自己的弱处短处,也订出自己的人生之戒,使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我们能少一些、再少一些因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少一些、再少一些事后于事无补的后悔与哀怨。




                                                 读书  疑  信  悟  躬行
  
            【○蓬茅下诵诗读书,日日与圣贤晤语,谁云贫是病?
  ○读书不见圣贤,如铅椠佣。
  ○功夫自难处做去者,如逆风鼓棹,才是一段真精神;学问自苦中得来者,似披沙获金,才是一个真消息。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要努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机。
  ○闹场能学道,方为心地上功夫。
  ○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喜寂厌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静。不知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着于静,便是动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
  ○作人无甚高远的事业,摆脱了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的工夫,减除得物累,便臻圣境。
  ○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事理因人言而悟者,有悟还有迷,总不如自悟之了了;意兴从外境而得者,有得还有失,总不如自得之休休。
  ○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
  ○学者要收拾精神,并归一处。如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誉,必无实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
  ○千载奇逢,无如好书良友。】

   在古代藏书阁与现代图书馆中,那一叠叠、一排排的书,组成了一个蕴含着无限人类精神财富的海洋。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已经辞世了,而他们的精神成果犹在,所靠的就是书,书的确是超越时空的信息载体。
  既然不能在空白地带重新建造人类的精神文明,那么,我们就要虚心地、审慎地接受前人所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其中有价值的成份。为此,读书就是主要途径之一。
  我们要读书,我们必须读书。
  真正的富有,是心智与知识的富有,身贫未必贫。
  洪应明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人即使是住在简陋的茅屋中,只要天天能诵诗读书,那就等于日日与古圣前贤们会面交谈了,谁能够说身贫者唯一拥有的只是困苦的生活?真可谓“人家不必论贫富,才有读书声更佳。”(唐伯虎诗句)
  读书人要领会书的义理真谛,做书的主人而不可作书的奴隶。
  洪应明也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人读书时,若不能见贤思齐,若不能领会圣贤先哲们思想的真谛,那就只会成为书本的奴仆佣人了。
  要读书,要把书读好,还要有相应的行动与精神状态。在这方面的意识,《菜根谭》提及了三点:
  一、读书,做学问,似逆风撑船、淘沙寻金一样,从难处入手,在苦中收获,成效才真才大。在学习中,须有水滴石穿的精神,有恒心,要奋发努力。有此基础,在自然而至的机遇机缘出现时,才可能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彻悟与收获。
  二、读书,须排除外界的不良影响,假如一个人在吵闹喧哗之处,还能潜心读书、专心向道,那就进入了一种最佳的状态。
  三、读书时,读书者必须身心自在轻松。为此,读书者就须摆脱世俗人情的种种诱huo,摆脱物欲的种种拖累,平平实实、恬恬淡淡地做来,才能学有所成,理解并达到古代圣贤的精神境界。
  古今的许多事例,很好地证明了以上三点读书之道的成立。
  读书之苦,甚至不以“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限。以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为例,他自小立志高远,热爱读书和思考,因生怕婚后的家庭琐事拖累了学业,他就终生不娶,还搬到了环境幽雅宁静的寺庙里住,专心向学,苦读苦思了十多年,终于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可见读书的刻苦与读书的大收获,是成正比例的。
  再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锻炼自己的心性定力,曾专门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闹市茶肆中去看书。当他全神贯注于书本时,周围的景象与噪杂声在他的意识中逐渐淡化了,他也进入了一个耳边无噪声、心地有波澜的高境界,他追求的是学识,而不是宁静的环境。而这种闹场能学道、茶肆能读书的锻炼,无疑有助于他逐渐培植起优秀的心理素质。他的一生,因此而得益颇多,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了。
  从闹场能学道的事例,从《菜根谭》所表达的意识,可见人生的动静、闲忙,应该是互补的。因此,行动时动如狡兔,读书或静思时静如处子,才是人生的理想态之一。一个人,能从静中观物动,能在闲处看人忙,眼观世界,静思反省自我,才科能领会超尘脱俗的趣味;一个人,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自我的心灵世界不被五色五音等牵制,那就是一段安身立命的工夫。
  相反,唯求安静的喜寂厌喧者,往往一味地闭门避人以求静,殊不知,如此一心一意地执着于无人之境,便成了我执之相,心执着于静境,反成了内心躁动的根源。从心性修练的角度言,这又怎么可能到达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呢?
  另外,真正的读书、做学问,不应该是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之事,也不是“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之事,所以,真正的读书人、学者都懂得摆脱俗情、减除物累的重要性,不至于因盲从“学而优则仕”之理而攀附权贵,也不至于因时髦的“经商热”而告别了书本……在这点上,还是钱钟书先生的比喻最恰当、最形象:“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确实,确实如此。
  读书并不仅是单纯的看与读,在最佳的读书状态中,疑与信也十分重要。
  疑,是疑书。
  在这点上,孟子曾有经验之谈:“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原来,他在读《书?武成》篇时,看到了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有“血流漂杵”之语。他认为此语不可信,因为武王率领仁义之师讨伐暴虐无道的纣王,得到了民众的欢迎与支持,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杀人杀到血流成河,连木棒都浮了起来呢?所以,他认为《书?武成》篇的可信处,仅有十分之二三,可见书上的话绝不能全信。
  孟子可说是深知疑书之道,惟有疑,读书者才能保持独立思考,才能提出问题,也才科能跳出前人的巢臼,不至于盲从书本,不至于成为一个仅是储存书本的两脚书柜,也才能解决新的问题,迎接新的挑战。
  信,是信书——相信与接受书中的合理见解与正确认识,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因为读书就是一个接受知识、认同真理的过程。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还能不时遇到这样一些骄傲自大、患上“文人相轻”重症的读书人。他们读书时,最善于用缩小镜来看书本中的合理处,用放大镜来看书本中的缺陷毛病。于是,他们就不懂博采百家之长来立一家之言之道,只会指诘百家之短来强化自己那本来已经够刻薄尖酸而又肤浅庸俗的认识。对此,有必要重温以下这么一则典故。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少将军人曾向当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请教读书的书目与方法。
  当这位少将将自己所读过的书的缺点与不足,先后向熊十力侃侃道出时,却被熊十力严厉地打断了:“你这个东西,怎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好坏兼陈。你为什么不先看一本书的那些好的内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即使你读了百部千部,你又能得到什么益处?”
  此当面一喝,如禅师的当头一棒,立刻使这位少将得以醒悟,进而在读书方法上有了起死回生的转折。日后,他卸下了戎装,专心向学,成为了以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标职的“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是徐复观。
  此项事例,足证一个“信”字在读书过程中的重要。
  在洪应明看来,疑与信要密切结合起来,相互参照探究,当这种探究的工夫做到家时,读书人才可形成真知灼见。
  以上所言,是读书的实在工夫,须读书人一步步做来。
  此外,读书人要把书读好,灵性与悟性是须臾不可少的,它们是将死书读活的关键。
  说到灵性、悟性之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虚无漂渺、不可捉摸的。因为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之类,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人饮水而冷暖自知的,笔者对此再多作饶舌,无疑是多此一举。所以,这里只想再强调一遍洪应明所提出的思想:对于事物与真理的认识,仅是听别人的说解而领悟,还是包含有迷痴的成份,比不上自我领悟的那样彻底明白;人生的蓬勃意趣,仅是因外界景物而得以引发者,还是先埋下了失落的预兆,比不上自我感悟所得的那样逸闲。事实上,仅是就字论字却不能了悟书的真谛者,恰似鸡啄米一样,啄得一粒是一粒,不能举一反三,缺乏思想的飞跃与猛进。而在这方面,对待禅与诗,就很需要领悟与意会,忌咬文嚼字、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
  读书是为了什么?
  书呆子们从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为读书而读书。
  而聪明的读书人却十分认真地正视这个问题,洪应明就属这种聪明的读书人,因为他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个善于讲学问、论道德的人,却不崇尚亲身去做、去行、去实践,那只是口头禅罢了。何谓口头禅?禅宗和尚往往用一套常用语来作为启迪后来者的依据(“话头”),随着禅宗影响的逐步扩大,在社会上、佛门中,就有不少不明禅理或对禅理仅一知半解者,就爱用这些常用语来作为自己谈话的点缀谈资,这也就是“口头禅”——泛指常挂在某些人嘴边而无实际意义的空话套话。所以,论“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的原因,很简单,借用陆游就读书而示儿的两句诗,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聪明的读书人当切戒纸上谈兵,去呆气、傻气和迂腐的言行。否则,仅仅将读书的兴致寄托在对风雅诗文的吟诵上,夸夸其谈,那就不易有什么深刻的内心感受和大的收获。
  知之越切,爱之越深。对人如此,对书也是如此,因为书是学习的依据,是怀疑与思考的轨迹,是人生了悟的记录,是实践躬行的指南。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说得好:“书籍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世界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籍里结晶成形。……书籍是未来的纲领,因此我们要尊敬书籍!”
  明白了书的宝贵,明白了读书的必要,也就容易对洪应明的这样一种认识产生共鸣:千年奇遇,比不上购到、借到和读到一本好书,比不上遇见一位挚友益友。
  想想,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一个真正爱读书而又重友情的人,能读到一本书,而这本书正是自己已众里寻它千百度的;能在熙熙攘攘而又陌生的人群中,不期而遇自己的一位挚友,而那位挚友又是能理解与支持自己的,那时的心情,真是任何言语所难以言表的、充满着无比喜悦的……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与感受,那么,就应该祝贺自己并发扬下去。
  如果没有,那么,希望你尽快将此处空白填上,填上充实而又鲜活的书情与友情。
  因为人生一世,能有好书相顾相伴,能有良友相容、相念和相携,就不算虚度,人生就有乐趣,可谓充实,也可谓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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