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题目是“六祖慧能之禅法”。各位都知道，六祖大师是我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 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于中国佛教史上，六祖大师可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中 国佛教史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正因为有了六祖慧能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中国佛教的慧命、 佛法的慧命，经过两千年才真正延续到今天。
在讲六祖禅法之前，我想先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文化，从一个 地区传到另外一个地区必然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并没有一切照搬到中 国来，如果说是一切照搬到中国来的话，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发展下来。正是因为中国佛 教史上出了很多高僧大德，他们审时度势，很巧妙地对佛教进行本土化改革，佛教才得以在中 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举世公认，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相反在印度，佛教在一千年以 前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虽然印度近几年来也听说有佛教，但是并不占重要的 位置。也有几所寺院，但那都是其它国家的人在印度主持修复。印度的一些佛教团体只有在受 到其它国家佛教界的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生存发展，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相反地，佛教 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却得到了蓬勃发展。
佛教传到中国来，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在座的法师们上佛学院时都学过中国佛教史。中 国佛教开始的时候发展是很缓慢的，有一个人讲经，有一个人翻译了一本薄薄的经典，这人就 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地记载下来了。可见开始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是很困难的，与我们今天的 形势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样说呢？佛教初传时，还不能被中国本土的人完全认同。 用现在学者的话来说，佛教传到中国来是作为一个异质文化。这个异质文化要为中国的老百姓 乃至士大夫所接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佛教的观念和中国的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要使 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或者说，要让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必须有一个艰难的本土化过程。用 现在的话来说，佛教是印度的，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中国特色才行。没有中国特色， 中国的老百姓见了以后也不高兴。所以佛教在中国弘传的经验，也被其它外来文化所吸收和接 受，包括其它宗教，像天主教、ji 督教，也在尽量地研究，以便天主教、ji 督教也能在中国进 一步本土化，并得以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大概在最初的三四百年间是最艰难的。道安法师是一个在中国文化方 面造诣高深的大德法师，同时又是一位对佛教了解比较全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法师。到了道安 法师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将近有四、五百年的时间，佛教的发展也取得了许多经验，在这方 面道安法师和他的弟子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佛教中国化首先要从理论上为适应中国的儒道文化作某些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中国人 不能接受。比如说戒律方面有一条，儿子出了家，不再来拜祭父母。离开了家庭以后，对家的 关系、义务也就没有了，对于祖宗也不拜。就是说，出了家以后或者说信了佛以后，对于孝道 的观念淡漠了，以佛菩萨为主，不局限于今生今世的父母，而是要去孝多生多世的一切众生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是这样的一种泛孝观念。具体的孝道观念比较 淡漠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所以在这方面，后来翻译的佛经，乃至中国人对佛教的 发扬，就在这一点上有了很多的改变。《梵网经》就强调，孝就是戒，“孝名为戒”。这样中 国儒家就能够接受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至少不犯上作难，一个不孝的人肯定会犯上作难嘛。中 国人的观念是选忠臣于孝子之门，你要是一个忠臣，必须是一个孝子。你不是孝子就不可能做 忠臣，一个国家没有忠臣就不能稳定。在这一点上，佛教教义作出了很大调整。
还有在生活上，佛教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佛教初传到中国来，开始也是化饭吃，化饭吃 没有人给；也是打赤脚，打赤脚天气太冷；也想在树下宿，没办法，在树下宿不安全，气候比 较寒冷。像这些都要调整，不调整你就没法生存，所以一定要盖房子，一定要有一点田产，一 定要有几间房子住，这样才可以。在生活上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诸如此类。
还有一些礼仪上的问题。当时道安法师就是在教理上、教制上、生活上作了很大的调整。 佛教从整体来讲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教理，一个教制。道安法师在这两个部分都作了很大调整， 使佛教能够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当然道安法师还创立了最初的僧伽制度、讲经制度、共住制 度。由于道安法师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
道安法师以后又出了好几位高僧，比如净土宗的初祖庐山慧远大师，他就是道安法师的弟 子，其他还有很多的高僧。道安法师应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人，他总结了在他 之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也开创了从他之后佛教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的局面。道安法师算 是第一个里程碑——，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第二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六祖慧能。六祖慧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 的呢？六祖慧能看到当时的佛教，各宗各派基本上都相继成立，义理极其发展，可以说达到相 当繁琐的程度。在修持上，当时南方重义学，北方重定学，各有所侧重。但是在六祖大师看来， 在研究佛学方面、在修行佛法方面，没有真正找到最直接了当、最能够把握人的生命的一个法 门。当时有一位永嘉大师，他本来也是一位有很深造诣的天台学者，已经颇有成就，他当时为 了要找到一个最终的直接了当的方法以求得开悟，不远万里从浙江去参拜六祖。参拜六祖以后， 他自己叹息说：“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 被如来苦呵责，数他珍宝有何益。”他说他早年来只注重教义上的研究，整天就在名相概念里 边兜圈子，好像到海里数一颗颗沙子一样。你说海里沙子有多少啊？我们根本没办法计算它， 不要说海里面的沙子，你抓一把沙子来数一数，也得数几天。所以遇到六祖以后他自己感觉到， 他早年的学习并没有真正把握佛教里的关键东西，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直接了当开悟的法门。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六祖从黄梅得法，就在南方建立了顿教法门。
六祖的顿教法门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且一切繁琐的教义、繁琐的教规，在他 那里都进行了简化。一切以修行为主，一切以开悟为主，一切以把握我们的生命为主。他留给 我们的就是一本《坛经》，这本《坛经》可以说是一个大宝藏。受到教内外人的重视，受到有 学问的人和我们普通僧人的重视，甚至于受到我们的领袖的重视。像毛主席，他生前走到哪里 都要带很多的书，其中佛教的书就是两本，一本是《金刚经》，一本就是《六祖坛经》。这两 本经就是他经常随身带着的。随身带着做什么呢？他老人家从一个马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认 为这两本书充满着辨证法，充满着哲学的智慧，他是这样来看的。
中国佛教从六祖以后另外开辟了一条新的宽广的发展道路。禅宗正式产生，禅宗正式建立。 禅宗以其简洁明快的修行方法、以其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其不作不食的劳动态度、以其潇 洒自在的僧人风范而风行天下，当时几乎所有的寺院都改成了某某禅寺。这一股力量、这一股 清风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使中国佛教当时义学勃兴的风气突然发生了改变。在义学比较繁琐 的情况下吹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得佛教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佛教经过隋唐时期国家的重视、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很多的捐献，各个 寺院当时都拥有很多的田产，僧人的生活逐步地富裕起来。生活富裕起来往往会导致走向两个 方面：一方面可以利用充分的物质条件来发扬佛教，使佛教更加光大，同时也可以利用比较好 的物质条件，来完善自己的修行；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物质条件太丰富了，可能就忘乎所 以，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洁身自好，就会走向腐败的一面。唐朝时代的佛教， 也就是唐武宗以前的佛教，当然好的方面是占主要的，但是腐败一面也是极其严重的，结果就 导致了“会昌灭法”。“会昌灭法”实际是发生在七天之内。那时候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 没有广播电台，也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脑。但是在七天之内，全国的寺院就一扫而光。你看那 多厉害。为什么呢？老百姓对寺院、对那些腐败的和尚已经深恶痛绝，巴不得一下子把他消灭 光。
那时做思想工作的就是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士大夫，他主张对佛教要“人其人、庐其居、火 其书”。人其人就是当了和尚的就叫他回家；庐其居就是把寺庙改成民居；火其书就是把佛书 一起烧掉；菩萨毁了去做枪炮，把所有的铜器都毁掉。当时能够保持中国佛教慧命的就只有禅 宗。为什么呢？那时候的和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麻烦。现在和尚的服装跟老百姓的服装有很大 的差别，那时和尚服装和老百姓的服装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剃光了头有点差别。当时的和尚为 了保存自己、保存佛法，买一个帽子——叫冠巾——戴在头上就可以了，戴个帽子就可以躲避 官方的检查。他们跑到水边林下，自耕自食，在那里打坐修行，住个茅蓬就可以了。禅宗就采 取这种办法。那些要依据经典文字研究义理的法师们，他的条件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没有了， 生存的手段没有了，所以只有纷纷地走入社会。
佛教从那以后一蹶不振，很多宗派就是由于“会昌灭法”再没能振兴起来。比如像法相宗、 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都是要依据文字的。到了五代以后再逐步逐步地把经典从国外又请 回来，从国外请回经典是古已有之。就像我们文ge以后经典也没有了，也从外国把经典慢慢请 回来，实际上是古已有之的事。五代时期从日本、韩国把经典请回来，一直到清朝末年，杨仁 山居士还在从日本不断地把中国流失的经典请回来。法宝的回归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可 见那时佛教创伤之重，要经过一千年时间恢复，才慢慢把经典请回来。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经 典请不回来，比如寺院规矩、制度、文书等一类的书，都还保存在外国。唐宋时期带出去的东 西一直保存在日本，我们中国人没有。中国人要研究很多具体的东西、具体的寺院制度，只能 到日本的一些古庙里、档案馆里去找资料。这就是我们和尚在那个时候不谨慎，在生活富裕、 生活好的情况下不谨慎，不知道自爱，造成了佛教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
幸而有六祖大师所传之禅法保存了中国的佛教。“会昌灭法”对佛教的禁令一停止，各地 的禅师们就不断地出现。天下的寺院一下子都改变为禅宗的寺院了，所以禅宗从那以后又有五 家七派陆续地产生。如果没有六祖慧能这样一面旗帜，没有他这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中国佛教 经过“会昌灭法”以后就不可能有今天。所以说他是一位对中国佛教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大 祖师。
第三位就是我们近代的太虚大师。佛教发展到今天，时代在进步，文化在进步，人们的思 想潮流在进步。那么佛教是不是也要跟着进步，也要适应我们这个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社会 环境呢？肯定是需要的。从清朝中期开始，一直到清朝末期，这种新文化的潮流就不断地冲击 着中国旧文化的大门，非得让你把门户打开。这个门一旦冲破了以后就势不可挡。所以太虚法 师当时提出来“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一下就震撼了整个佛教界。 少数人响应他，多数人是抗拒他、反对他。
当时太虚法师的这种思想没有多大市场。尽管如此，这种思想还是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现在发展成“人间佛教”。我们玉佛寺应该说对太虚法师最亲 切，因为这位老人家就是在玉佛寺圆寂的，太虚法师当时有很多活动跟玉佛寺分不开，跟上海 分不开。当时在玉佛寺主事的几位法师都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所以他能在这里弘法、能住在这 里。而在别的地方，只要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其它的寺院都抵制，连饭都不给他吃。那时太虚 大师在武昌办了个佛学院，不能够办在寺院里面，有一位叫李开先的居士把自己家里的房子布 施给太虚法师，办起了武昌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学生要到归元寺去赶个午斋，归元寺的知客 都不同意，说：“你们回去吃饭，我们这里没有饭吃。”可见那个时候，社会上和佛教界都是 持保守思想，对于进步的东西是排斥的、拒绝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回头看一看太虚大 师的思想，我们今天做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在踏着太虚法师的足迹，在一点一滴地落实他的思想。 我们远远还没有全部到位，还差得很远。他提出来的目标，我们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做到。
在西方文化、西方科技和西方生活方式冲进中国以后，中国原有的各种文化都要想办法来 适应、来生存。儒家有新儒学思想，佛教提出了“三大革命”和“人间佛教”，这都是为了与 新思潮相适应，寻求生存空间。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也只是在近二十几年才再次提出“人间 佛教”的思想，在文ge前还不敢提，因为提这个思想就会被打成“美化宗教”。文ge以后思想 比较开放，觉得宗教也要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么适应呢？就是以“人间佛教”这种思 想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