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真

嘉宾简介：明贤法师，北海禅院、石观音寺住持。禅门“一花五叶”(法眼、沩仰、临济、云门、曹洞五家法脉)传人。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中心副主仼、禅林学社总干事长。2006年作为大陆佛教代表，与台湾慧在法师一起重走了“玄奘西行路”。2013年率先撰文抗议龚琳娜戏谑佛教，形成很大社会反响。“法海事件”也因此成为汉传佛教界公开维权的起点和应对舆论危机的典范。

台湾佛教缘何兴盛?

王淇：台湾这些年佛教很兴盛，这和星云大师、证严上人这些佛门龙象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明贤法师：的确兴盛，以自己有限了解，台湾佛教界影响力很大，仅一个国际佛光会成员就大概两三千万人，这跟台湾的人口基本相当。如你所说，目前台湾佛教的辉煌跟许多高僧大德的努力分不开。个人的艰辛努力换来佛教山门的壮大，几乎每座名山都有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台湾佛教早先也有发展，但从1987年台湾解严前后，发展呈现飞跃的态势。主要因为当时台当局提出发展工业，要发展成“家家都是工厂、生产全世界需要的任何产品”，这使台湾逐渐呈现外向型经济体的特质。佛光山附近的海港高雄口岸一度成为全世界第四大港，世界各国各地区所需的大量工业产品由这些口岸发运出海，出海线路也就成了佛教的弘传线路。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佛教的发展创造了契机。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政策的变化。解严之前，台政府领导的中华佛教会对于佛教的管理相对严格。当时社会上也还存在台当局和土著民众间的社会矛盾，这一矛盾持续了几十年。不少土著文化人受到限制甚至迫害，比如美丽岛事件。李登辉这样土著人士中里的精英，也从那时起可以参政，并得到民众支持。可以说蒋经国当局政策上的放宽，对于台湾是一个政治经济宗教同步呈现的巨大变化。台湾的政治从那以后就变得多元了起来，蓝营、绿营对峙的局面慢慢形成。报纸、电台等传媒都开放了，也可以办大学了，佛教也是趁着那个契机开始快速发展起来。

解严以后，台湾向美国学习，放开了宗教竞争。政府允许宗教经政府合法登记而民间依法自主监督管理。

这些因素加上山门内部的振作，佛教很容易获得扩大的机缘，迅速形成了台湾佛教“四大山头”的格局。

强大的民间信仰，削弱了西方信仰在台的影响力

明贤法师：台湾的文化组成约模有四大块。首先有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日据时期台湾所有的教育都日本化了;第二**撤台，带过去不少文化精英;第三与福建、浙江这些沿海地区长年累月的民间互通，各种民间文化和信仰流传到台湾;第四就是西化的部分，这部分最弱。为什么呢?因为妈祖、土地公、城隍老爷等各种民间信仰都起来了，慢慢使西式信仰居于弱势。

台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用民间信仰来巩固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的地位也因而被推举得非常高，西方文化反而占了下风。因为凡是外来文化都有个本土化的过程，而民间信仰主场作战，早就占据了这一“市场”。佛教也当仁不让地取得了难以撼动的更高地位。

王淇：其实大陆也有学者主张完全放开宗教市场，您怎么看?

明贤法师：大陆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人口众多，领土广袤，地大物博，如果基础不牢冒然放开，恐怕也不是智慧之举，甚至会造成很大问题。其实，美国也不是完全放开的。美国政府对宗教名义上民主，而在宗教“市场”上给予ji 督教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并且还很支持ji 督教价值观向全球各地的输出。宗教也是一种力量。鸦片战争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绝大多数都讲到“要允许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可见西方与欧洲在文化输出方面，何等重视其本土宗教的文化突破口价值。鸦片战争时期的这个问题现在也仍然存在。我注意到前不久的新闻，咱们国家安全委员会新出的相关安全条令中，其中就有说到，要对于不良价值观渗透我国文化宗教领域要进行治理。当政治和经济、军事之间已经不能大张旗鼓地亮剑，那么是不是以宗教、文化等软化形式亮剑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佛教不主张民族主义，而是主张众生主义

明贤法师：佛教不主张民族主义，而是众生主义。不是说一定要我们的民族国家大过其他民族国家。佛教主张生命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有义务去解救受苦受难的别国他族众生。解救完以后，我们并不会留下来殖民掌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一切物还原主然后离开，这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个性完全相同。

西方历史上这方面就存在很多问题。

工业发达，船坚炮利，轻而易举就能占上风，我为什么不去占个上风呢?金融强势，目中无人，穷人的地，我有的是钱，我随便甩点钱就能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让你做我的奴隶呢?工业文明和货币文明的这两个系统中，如果不是以伦理来作为前提框架来进行约制，人类是会失序的，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丛林法则，然后占不该占的，要不该要的，两次世界大战事实上都是这个问题，都是膨胀了。

后来西方人在进行反思，两次世界大战都结束了，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来说，西方文明能不能带领人类安全地存在下去，安全地生存下去，有很多的学者是摇头的，说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是我们在发展工业和经济，在强调一种符合西方利益的再平衡，符合西方利益的一种价值理念的时候，完全的和平就是不可能的。最终的结论，是西方的文明没办法带领全球的人类和平、安全地存在下去。最后的定论是什么呢?到东方来找智慧，到中国来找智慧。孔老夫子的弟子当年问他大家没饭吃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富之”，就是让他富足，富足了以后怎么办呢?“教之”，就是要教育，用心性文明的智慧去实施再教育。梁漱溟先生说的，伦理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凡事替他人先考虑”，这就是伦理两个字的意义，用伦理让世人懂得世事谦和、他者优先，这样矛盾自然就化于无形了。

目前来看，这正是一个当口，西方文明的确有它璀璨的部分，但是也有它僵滞不善转身的出问题的部分;东方的文明的确也有它失足的时候，但其所血脉相连的，我们传统根性的那些优厚的部分，越往后去它的价值也越来越彰显。眼下而言，尤其不得笼统鼓吹全盘的“西”，不得不全盘考虑东西方文化各自优劣之所在。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村”时代，“一个村庄”的时代，其特质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了客人也是咱们大家的客人，我来了客人也是你们的客人。在资讯工具语言方面的“大数据时代”，我相信以上特质会更加明显。

所谓自媒体时代的特性就是拥有资源，不进行共享，我进行独家。大数据时代就不一样了，大数据时代是讲究服务的，因为数据大家都是扯平了，随时都能找得出来，人人都有拿到大数据的可能性，唯一区别就是你对大众生活，对于大众存在你做的服务能不能帮到他们，一个人对于大众的帮助力量越大，范围越宽，我们这个团体生存的机遇越多，我们获得的空间越大。“自媒体”时代，早一点拥有资源，先进行自利，有自利需要的时候再去利他。大数据时代强调的是利他，用先利他的方式换来自他两利。现在这个时代，往下发展的社会形态更加顺应于利他的大乘佛法，更顺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凡事首先为他人考虑”的这种伦理文化情怀。

若使“人间佛教”过重人本，必然消费信仰的神圣性

王淇：台湾四大山头都倡导人间佛教，好像最早是太虚法师讲人间佛教。请法师解释一下什么是人间佛教?

明贤法师：人间佛教，是一个渐次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理念。早期太虚大师确实提出过“人间佛教”这个概念，但他的宗教实践发展的，后来又迅速调整为“人生佛教”。纵观大师的著述讲学，其一生最终致力于建构的是“人生佛教”的大体系，但“人生佛教”尚未得到全面胜利和付诸实践，太虚大师就舍报西迁。此后，“人生佛教”被动地转以“人间佛教”的名义得以传承。

1942年，印顺法师将《印度之佛教》寄给太虚大师写序。这一事件可看做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被动地支持了“人间佛教”的真正发端。

王淇：“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有什么不同?

明贤法师：太虚法师对印顺法师这本书有很多批评。这里就涉及到“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的不同。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来源并非是印度佛教纯正教义，而是儒佛思想的混同。但提出来时，有它想要对治的时代问题，其强调佛教应是以人为本，故而必然有其一定的价值。只不过没有防范过重人本的问题。

太虚法师曾引用汪少伦的话说：“中国过重人本，不唯神，使宗教信仰不高超；不唯物，使自然科学不发达，为近代濒危之病根。”“人间佛教”这种用语很可能带来对佛教发展的偏导——“有人间、无佛教……直恐将使佛陀被弃于人间”。 佛教扭曲成以满足人间性需求为目的宗教，成了人间的点缀，只负责打造人间善法。适用于世俗的部分得到认可，超越世俗的部分则被有意无意地隐去，或直接删除，完全忽略佛教的崇高性和神圣性。

当前中国佛教最大的问题是过分庸俗化

明贤法师：这也是目前中国佛教面临的最大问题——过分庸俗化。佛教的法义、精神、传统在心灵鸡汤、哲学理性、诗书画茶的裹挟下，逐渐尘覆光黯，甚至沦为世俗的包装与修饰。佛教的圣物、圣地、圣迹等一切实体资源皆被经济名利的目的包围，深陷挟佛敛财的恶潮而岌岌可危。消费佛教信仰，消解佛教神圣，对信仰作物化资源掠夺的情况愈演愈烈。佛教信仰的纯净性与独立性在似是而非的“法义”传播和鱼龙混杂的生存环境中步步跌落。光照人天的大乘风范、慈悲喜舍的菩萨精神被俗化为一团和气，使佛教要时时以俗化、矮化面目示人，要以讨好世俗来给“随许世俗”、“恒顺众生”作注脚，以换取自身“合法性心理支持”。过重人本，并非全盘以生命的根本性需求为本，在佛教的名义下，也大举落入以贪嗔痴为本始的烦恼陷阱。过重人本，已然背离了太虚大师“以佛乘为信者归宿”的本旨。

所以太虚大师要调整到另外一个方向——“人生佛教”。一方面，科技一定要发达，要发达到与西方社会齐头并进甚至于超越它们，在自然的、物化的世间具备应对的能力，能抽出手脚来强化我们的信仰;另一方面，信仰一定要高超，其神圣性不亚于甚至还要超越西方唯神主义的信仰。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被误读60年

明贤法师：很多人一提到“人间佛教”，第一个反应就是太虚大师的偈诵：“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事实上这是以讹传讹。这个偈颂的出处是大师1938年所著的《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原文写作：“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

关键的是第二句和第三句，“完就”被改成了“完成”，“人圆”被改成了“人成”。似乎把人做完了，成佛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显然否决了在人格修养之上还有超越的、神圣性的提升，当然也给人为的品质堕落留足了空间。“人圆佛即成”的含义是，人把本分做到了以后还要向更超越的方向去修行，到最后才有可能成佛。

现在一部分人做学问的态度是令人遗憾的，自己也不去查原始文献，只是摘抄二手资料，甚至长时间以讹传讹，以致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也因此被误读了六十年。

凡能百花齐放，都是好时代

粽子：北京有很多人对藏传佛教感兴趣，似乎对汉传佛教感兴趣的人相对而言并不多，您怎么看?

明贤法师：藏传佛教近些年的确很红火，容易让人热忱投入。不过这是件挺好的事。凡能百花齐放，都是好时代。但我也相信汉传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魅力。这种魅力在于允许人犹疑选择，之后还可以任人回归。就像恒河的水昼夜不停地流淌，从不拒人索取，也从不打起矿泉水广告强行灌输给路人。

藏传佛教的流行有其必然因缘，然而也有其必然的下一步。我更关注这个“下一步”。已经对藏传佛教产生浓厚兴趣的信众，他们的下一步更说明问题。

假冒僧人、假西天严重败坏佛教形象

明贤法师：但很多掣肘的问题不容忽视，比如说假冒僧人已经形成一个类似于半黑社会的利益集团。据相关统计数据，汉传佛教系统内的僧人总量大约只有7万左右，但是假冒僧人初步统计至少60多万。他们假冒上街时连头发都不想剃，拿个布弄个帽子就敢找人讨钱。随便给一个纪念品，你不给钱他就不让你走了。这是非常麻烦的，佛教的正面形象就被人毁失殆尽。法师们不敢到社会上去，可是天天有人在以法师的名义在社会上败毁法师们，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法师们越是不敢露面去澄清，社会上的问题就越发严重。这问题很严重。

还有一个问题，假西天式的宗教旅游产品触目皆是。很多地方在原本的寺院旁边划出一块特别巨大的地盘，建成一个类似于寺院的景区，然后跟真的寺院签协议说，要挂寺院的名字，把所有宗教文化的细节都用到景区里去，甚至把公司员工化装成出家人。像这样坑蒙拐骗，等有了巨额收入，一部分付给寺院作为报酬，想平息一下寺院的愤怒继续运转。类似于这样的牟利行为已形成固有商业模式，例如先前存在的曲江模式，由西安方面带头启动，希望能把地方利益最大化。

这种景区的存在是对于佛教无情的形象消费，久而久之，佛法僧三宝只留给大众一个形象——骗钱。这不是僧团本身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王淇：那这些借教敛财的问题，谁出面管?

明贤法师：4月，国家宗教局等六部门就出台了一个通知(《关于开展整治违法违规设立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专项工作的通知》)，这是继12年国宗局等十部门严打文件之后，再次对非宗教团体借教敛财的乱局进行管制。

和上次相比特殊的地方在于，六部委文件里增加了公安部。所以前不久才出现了警察到街头去抓假冒僧尼，总算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所有的负面形象消费，都是要让我们僧团承担后果的。这是目前僧团(尤其汉传佛教僧团)背负骂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对于藏传佛教的信赖感，有时候也出于较好的舆情和社会认同。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最近藏传佛教也受到了这样的干扰，有的藏传佛教寺院也被旅游公司进行包装开始收门票，大家也开始反感。这种问题恐怕要从行政层面才可能根本解决。

教产问题的解决亟待法律保护

王淇：也跟法律对教产和宗教团体法人的规定不清有关。

明贤法师：问题确实在这里。寺产属于集体所有，这个很模糊。如果某天寺庙被外来力量拆了，僧团能不能去起诉?这是个问题。因为目前僧团没有民事资格。僧团虽然住在寺院里，但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而且不光没有所有权，你对于此事的发言权也是个问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首提“要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的修订就应该从这方面着手。

王淇：抛开那些有问题的功德箱，您觉得有必要建立功德箱钱款使用的公示制度吗?

明贤法师：现在有公示。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假功德箱的问题。假功德箱如果得到处理，就是对真功德箱的负责。这意味着真功德箱要按照集体生活的方式对于财务进行健康的管理。有一部分具备侥幸心理的人对真功德箱也过分依赖，看到从严治理假功德箱，他们的贪欲自然收敛。

粽子：现在寺院里的财务还是由僧团自己管理?有没有说从外面招人管理的?

明贤法师：僧团自管。寺院有一套管理制度，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报告，把功德箱的钱款条分缕析地进行陈报，这个一点也不含糊。从外面招人管理反而容易出问题。僧团不像社会单位需要反复审计，因为僧团戒律本身就是比任何审计制度更严的寺产管控审计制度。僧人本身有信仰有戒律，基本的监督机制也有，可以保障财务安全。如果说社会人士介入，影响这种安全性的变数就大了。

汉传佛教修学体系必要，但也没有神圣到不能超越

王淇：也有说法称，相对藏传而言，汉传佛教的修学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龙泉寺学诚法师才会多年来都致力于这件事。您怎么看?

明贤法师：汉传佛教(尤其禅宗)不立文字是不是就反对修学体系呢?绝对不是。二者关系非常微妙，但总是相辅相成。打个比方，最好的朋友一定是诤友，你有任何问题，只有他尖锐的提点能让你规避风险。一定是这样的。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部分是讲求辩证统一。你们俩是好朋友，但很可能你们经常吵架。正因为吵架，你们相互之间的盲点会被密密实实地弥补起来，彼此的问题也能非常小心地解决。

禅宗总提“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而禅宗本身的文字就最多，这也正说明问题。禅宗对于各种教法体系是相当熟悉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要超越教法体系而实现佛教本身的超越性。每个禅和子在参禅用功之余，一定是非常刻苦地钻研各种教法的。也曾听见有人说，禅和子不学教法。这说法缺乏调查不符合事实，多半是假想，是把人往傻了想的假想，也是傻人的假想吧!聪明的人，谁会因为某几个人，而去毁訾一个法统。

我认为树立教法体系和超越教法体系是相辅相成的两路。教法是要人去受用的，教法体系不能神圣到不被超越，不然，修行的个体就会终身背上教法体系这个包袱。比如说菩萨修行到了第八地的时候，连加行功用都要放弃。不如此就不能享受加行功用后续的推动力。所以放弃的超越就是顺道，事实上正在享受功用。

二者之间绝不会有任何冲突，像中观和唯识之间的辨析，般若和瑜伽之间的诘难，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默契的相辅相成，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教法体系的构建彼此互圆，才可能使明心见性有几分决定之趣方面的把握;明心见性这个部分有了受用，教法体系肯定也更加了如指掌。

佛教应惠及乡村，走群众路线

明贤法师：龙泉寺的努力，真令人鼓掌激赞!目前整体而言，汉传佛教的僧团素质还需要更强大，像龙泉寺这样进行推动的还很少。中国还需要很多的龙泉寺，从北京到上海、天津、武汉，各个地方都需要。而且不光要城市里有，远郊、农村、山区也要有，终有一天佛教能够走上群众路线，那就真是大好了。

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说，佛教不光立足于大城市人才集中的地方，更要扎根在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出家人可以接待高官大贾，当山区里没有知识文化、没有钱的普通百姓因为生命问题来拜访时，这大德也要能勾下腰身耐得了烦，亲手遍布施，亲自给他讲正法道理，解除人生困惑。这样的佛教就大有前途。

我看到ji 督教和天主教这些年在中国农村和山区常年行化，使得很基层信仰的力量被培养起来。佛教在这一方面几乎很难看到这样的努力。很容易看到的是高级领导或大富商又跟某某法师结缘了，贪官落马法师跟着上新闻了，却看不到某某法师正在乡村，借农作之余踏实帮助老百姓解除心灵困惑。

我非常仰慕一位大善知识——明代的颛愚和尚，金刚身不坏的大尊者，憨山大师的道友。这位老和尚非常了不起，才华比肩憨山大师，修行证悟成就，憨山大师甚至自愧不如。他做云居山方丈期间，常做一件事。他在秧田边上撑起一把大伞，等僧人农夫们干活累了在伞下歇息纳凉的时候，就利用这个间隙给大家讲楞严经。那么高级的经典，他就送到农田边上去。佛教有一天能做到这样，力量就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个一消一积的问题。人经常吃好东西，还要能消化，消化的表现就是力量能够运送到四肢、百骸、手指尖、脚趾尖等身体的任何地方。不光积累了很多，而且能够运化，把饭的力量变成手和脚的力量，这个人才真正是有力量。所以有了修学体系还不够，还要送到乡村、山区的老百姓身边，让他们都能受用。

佛教要有自己的思想界

王淇：您有一个观点：“汉传佛教兴起，必先构建僧团思想界。”理由是什么?

明贤法师：汉传佛教要获得发展，教学体系当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如果有僧团内部有自己的思想界，就容易出一个解决方案。

现有统计数字说佛教有2亿多信众，这些信众本身的信仰状态是参差不齐的。在十几亿人的中国，大家要抉择该对这些佛教徒投予兴趣还是反感。所以事实上佛教的影响力不只这2亿人，其实影响到了十几亿人。

这十几亿人好比在一艘大船上，因佛而喜因佛而忧，如果有一个方向盘就可以控制方向，这是僧团的使命。建立僧团内部的思想界真是很重要，让大船避过各种礁石。僧团除了行政事务以外，需要他们琢磨以前有哪些错误是不能再犯的，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佛教应该如何对治，应该怎么样解释佛教思想以符合现代需要等等。

假若僧团思想界不能形成，会有大问题，好比船随季风漂流，漂到哪儿是哪儿，一碰暗礁就搁浅了，搁浅以后，外面没有救援队伍，本身也不具备掌舵队伍，那就要停航了。

如前所谈太虚大师被误读的事，若有僧团自己的思想界，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不负责任的学术兑水。这个话题有很多人不敢提，就是怕得罪人，但是已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得不提了。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最该负责任的就是僧团，不能容许草率的学术兑水。学术兑水会让一些不明就里的法师去跟风，既不符合切身利益，又不符合客观实际，这都会给僧团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汉传佛教兴起必先复兴禅宗

明贤法师：总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是要有运送到四肢百骸的力量——基层寺院，把佛教教法的智慧大量普及到乡村和山区，去利益普通老百姓;二是要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僧团思想界，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出手，何时该给老百姓什么东西。有这两步，佛教就有力量了。

这两件事都跟教法体系有关系，教法体系既牵扯到心脏也牵扯到落脚处。心脏的构建形成后，会有非常敏锐的决策指挥能力;手脚的构建形成后，会有强劲的实践能力。这样，人就活起来、就满盘皆活了。

我此想法的原因，是佛教的历史。唐代玄奘大师，已是求法人中的第100位了，之前四百多年有那么多人的积累，到了他那个时代，才使得中国佛教的经典体系和教法传承全面完善起来。

玄奘大师解决了教法体系的完备问题，但运化能力不足，积累就成了病，还不能在民间普遍应用。所以到了六祖慧能大师，就提出“只论明心见性，不谈禅定解脱”的禅宗，把知识运化成力量，解决了400余年积滞的毛病。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方法的提倡，对文化界影响非常深。所以后来太虚大师评价，汉传佛教的特质在禅。

禅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务实特性，能解决问题，并且抓重点，尚检。以究竟佛智慧的内核，彻底中华文化之形式的两大特质，使佛教真正完成中国化，非但不可少，只愁不够多!

所以说，要复兴佛教，必先复兴禅宗(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