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见

　　弘一法师（1880-1942年），是佛教南山律祖，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人，朱自清评论说：他虽然避世绝俗，却无处不近人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抗战爆发后，举国上下生灵涂炭，中华子民惨遭屠杀，弘一法师破除俗见，突破抗战杀生的重大伦理挑战，提出“以护止杀”的独特创见，推动《护生画集》的创作（刘泽亮《弘一大师与抗日战争》），为中华民众的抗战提供了有益而必不可少的精神源泉，是对国民抗战所做的重要精神补充。柔石、曹聚仁等撰文批评说，“对敌人是不该保留着了”，认为在抗战杀敌时鼓吹佛法不杀生的教义是不合时宜的，在抗战时期不该出现“护生”及“慈悲”等概念。

　　弘一法师认为，画集是“以艺术做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国学大师马一浮对此发表评论云：“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火之烈，身经乱离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在日军侵华、国人民族精神遭受灭顶践踏的绝望时刻，弘一法师与弟子丰子恺合著的《护生画集》，以“非战文学”的高度，对涉战国民作人性的温暖关照，给苦难者送去了生存希望。在人文精神灭绝、人性被践踏的非常时期，让佛法的光明为世间重铸人文精神。《护生画集》自1929年开明书店第一版印刷以后，立刻引起佛教界内外巨大反响，大中书局、大雄书局、佛学书局等相继印行，一时竟有15种版本之多，英译、日译本畅销海外，影响颇为深广（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此举有效破除了佛教信徒信仰情感中抗战与不杀生之间复杂的心理包袱。弘一法师主张，“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抗日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弘一法师发誓振兴数百年来濒临绝迹的南山律宗，他强调，“戒律不是消极，需要律己，不要律人；学了戒律，便拿来律人，这就错了。”

　　1938年初的一个早晨，法师在承天寺斋堂用早斋，当食之际，禁不住潸然流涕，备极痛苦，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此时此刻，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却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从此节衣缩食，积攒钱物，悉数寄往前线，奉诸卫国将士。

　　弘一法师自度度人的精神以及对社会青年的期望时时溢于言表。1941年1月，他对慧田充满深切希望地说：“如果出家，希望你做个佛门的栋梁；如果在家，希望你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做个佛教的大护法。要出家就得亲近明师，精心研究佛法，以便自度度人。”

　　法师鼓励杜培才医生不仅救疾苦于当人，也要视万民如同体。1941年，法师将战时14种非常昂贵的随身药物赠与杜医生，嘱其普施贫民，并以其名撰冠头联，手书赠之曰：“安宁万邦，正需良药；人我一相，乃谓大慈。”杜医生乃决心：“真正地把关怀民瘼的精神培植起来，借符法师为我题赠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之箴言。那么我所受惠的，其于精神方面的价值，将较胜于物质的百万倍矣！”

　　抗战期间，大师书写大量“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字句，分赠各方，勉励佛教徒爱国、救国。1937年北方战争爆发，法师所在的青岛湛山寺成为军事上的争点，蔡丏因急催至上海避难，法师回信云，“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预定住至中秋节为止（决不能早动身）”。战争形势愈发激烈，时值法师58岁生日，他书写“殉教”横幅，悬于住所，并作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1937年9月中旬，法师由水路离青岛，经上海南返。值上海“八一三”事变，战火连天，炸弹如雨。弟子等皆劝暂住青岛，不要来沪，但他还是来了，在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法师镇静如常地与夏丏尊进行了长谈。刚回到厦门，战争气氛即当头袭来，各方皆劝内避。他凛然一一回复云：“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并自题居室为“殉教堂”。他说：“今日厦门甚为危险，但朽人未能他往。因出家以来，素抱舍身殉教之愿。今值时缘，应居厦门，为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复书古人诗自励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他劝导佛弟子云：“常人见飞机来，惟知惧，空害怕，何益？念佛可避飞机炸弹大炮，决定无疑也！”在致李芳远的信中，弘一法师说：“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等共勉之！”1938年4月，弘一法师抄录《灵峰宗论》中藕益大师的一首诗，以明心志：“日轮挽作镜，海水挹作盆；照我忠义胆，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尘劫愿犹存；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

　　1937年，柳亚子以为弘一法师态度消极，在弘一法师六秩世腊借祝寿词，下意做积极劝谏，词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见者缩颈咋舌，大师不以为忤，以偈报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林子青编《弘一法师年谱》）弘一法师很好地把握了人文佛教精神与生杀恩怨之间极易混淆的人性分寸。

　　弘一法师以护教护国的高标劲节，如亭亭之菊，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独出其特别的护国之道。其郁郁黄菊般超拔的风姿，独立于祖国的高山大河，以其掩映的夕阳余晖，染红了十方世界的每一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