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见

孔子的“戒色”说,是以“少之时,血气未定”为前提所提出的。“血气”一词,见于《国语·鲁语上》,鲁国大夫夏父弗忌不听宗有司劝告,在宗庙祭祀时改昭穆之常。展禽则认为其“必有殃”,虽然无法预测灾祸为何,但进一步指出:“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此处,“血气”被视为决定寿命的关键因素。刘宝楠《论语正义》中,认为“人有血气,则役于血气。血气有始终盛衰之不同。则其所役,亦随而异。夫血气未定,则动而好色”。将“血气”视为人体自身运行的动力所在。而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将“血气”释为“人之生理之随时有变者”。可见,“血气”既指生命,又指人的感情和精力。在古人看来,“血气”是决定人生命延续时间和状态的关键所在。而人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生理特征是不同的,即“血气”所呈现出的状态是因时而异的。春秋时,男子在三十岁成婚以前,都可算作“少之时”。少年阶段,人的精力处于上升趋势,同时男性青春期性机能开始发展并日趋成熟,对待女性之美貌也开始有了爱慕之心。孔子正是体察到了这一点,在承认其存在的前提下,指出君子在处于精力日益充沛但心志尚未成熟的年少之时,不能一味沉溺于对女性美貌的追求之中,而应当对这种心理状态有所警惕,与之保持一定距离,方能避免“男女无别”、纵欲放荡之事的发生,同时也可保持“血气”运行的稳定。孔子所要戒之“色”,既是指女性所独有的美丽容貌,同时也指尚未行婚姻之礼的男性对女性这种容貌的过分沉溺的心理状态。



“戒色”并不代表“禁色”,或者远离女性。相反,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诗经》的《国风》中有着为数众多的描写男女爱恋的诗篇,孔子不但认为“思无邪”,还用之来教育弟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虽然遵行周礼,注重“男女有别”,但并不排斥正常的男女之间以两情相悦为基础的恋爱交往和婚姻关系。这是由于孔子一方面虽为贵族后裔、通晓周礼,但另一方面少时贫贱,与一般庶民无异,其所奉行的教育理念也是“有教无类”,弟子也都多为庶民子弟,因此庶民阶层的恋爱风尚与婚姻习俗必然要影响到孔子本人。但是,孔子毕竟以“士”自命,以“礼”立身,讲求“克己复礼”。虽不反对两情相悦式的男女两性关系,但“过犹不及”,认为男子若过分地追求女色,以致丧失心智,越礼而为,便为“淫”。春秋时,贵族阶层男女两性关系的混乱,大量乱lun通奸现象的存在及由此所导致的身死、家破、国亡的残酷现实,必然使孔子认识到“色”如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将为祸害之源。由此看来,孔子的“戒色”之说,并不是要男性远离女性,或是去除对女性的正常爱慕之情,而是强调男性对“色”不能追之过甚,尤其在精力日强而心理又无法统率控制的少年之时,更要倍加警惕。以此观之,孔子并无鄙视女性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