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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北京法源寺》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頫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頫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顺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頫,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頫的字呢。”

    “那么赵孟頫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锗。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问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那?’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大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大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当时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国家观念,也不明确,他认为亡国,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中国好好的,并没有亡。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样,像我头上这根辫子,两百四十多年前、满洲人入关,下剃发令,全国要十天内实行,不然就杀,所有汉人——除了你们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汉人的发型,和满人一样了,当时也有人拒绝而被杀的,但两百四十年下来,一切都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康有为停了一下,两眼专看着小和尚,慢慢地补一句、“也会摇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来,又低下了头。和尚也笑着。康有为继续说:

    “以两百四十年前的汉人见解,当时反对满洲人不能说不对,但是两百四十年以后,若还在用当时的理由,就不妥当了。两百四十年前,外国人没有打到中国的大门,汉人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自然将满洲人当做外国人,现在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了,满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满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汉人不平等吗?满洲人政权不是腐败吗?”和尚问。

    “不平等归不平等、腐败归腐败,那是中国内部的矛盾问题。内部矛盾问题要在内部解决,但不论怎么看,我认为也不发生满汉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满洲人是中国人,满洲人做皇帝是中国皇帝。就如同在冯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尝不是中国皇帝,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管皇帝是胡人汉人?”

    “所以你要向满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书?”

    “是。我上万言书,就表示我对这个政权所作所为不满意,但其中并没有满汉种族问题,两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认为还有这种老掉牙的问题。”

    “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满洲人自己并不这样想严和尚突然用了这种反问。

    “这……这……倒很难说。不过从外表上、形式上,满洲人在一进关就宣布满汉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权汉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挤挤与特权,倒也很难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这种高层的满人,会识大体、会认清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满汉?要分也早该是历史了,如今两百四十多年了,不论是汉人、不论是满人,再在这个题目上闹来闹去,可真无理取闹了。”

    “这么说来,康先生是拥护清政府?”

    “谁对中国做好事,就拥护谁。清政府如果对中国做好事,为什么不拥护,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两百四十多年了,这是一个很厚的基础,一个政府的基础有这么厚,不容易,要在这个厚基础上救中国,才更驾轻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只可惜没人能转达。”

    “有没有这种人,照佛法说来,是一种因缘。因是‘先无其事而从彼生’、缘是‘素有其分而从彼起’,只要有够成因缘的条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这样代递万言书的人,和他有缘;并且说不定还和当今皇上有缘,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样的得君行道。”“未来的事,实在无法逆料,但听了法师的指点,倒给了人不少希望。无论如何,因缘在法师和我之间,倒的确发生了,并且法师和小法师之间,甚至小法师和我之间,都是因缘。”

    康有为说着,望着小和尚,小和尚笑着。和尚也望着小和尚笑着,然后指着蛋,小和尚点点头,又吃起来了。和尚又请康有为吃蛋。康有为有点疑惑:

    “谢谢,怎么法师自己不吃?”

    “康先生晓得,出家人吃全斋,在严格的意义下,蛋也不该吃,我做到了。我自己不吃,可是我却赞成别人吃,所以我让普净他们吃。”

    “这跟吃素不违背吗?”

    “致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响了行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错了。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照师父这样说,我想我也最好不吃蛋。”普净说。

    “你要吃。你年轻,你需要营养。”

    “可是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

    “你还不能算。十四岁到十九岁只是应法沙弥,你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和尚以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我什么时候算?”

    “你不一定要算。”

    “为什么?”

    “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

    普净紧张起来,咬住下唇,握紧了左手,把拇指压在食指下面。那是他的一个习惯,一紧张,就要这样。他两眼直望着和尚,轻轻问:

    “师父的意思是说,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

    “不是,当然不是。”和尚温和他说,放下筷子,伸手握住普净的左手,“师父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

    “师父自己呢?”

    “我的情形有点不同。”

    “怎么不同?”

    “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只能说,我是三十岁以后才出家的。三十岁以前,我虽对佛典小有研究、可是并不是和尚。你不知道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和尚说到这里,有一点凄然,不想再说了。

    这时康有为插话进来:

    “我以为法师从小就做了和尚,照法师年纪看来,原来不过才几年的事。”

    “也不是几年了,你看我几岁?我四十一了。我已经做了十一年和尚了。”

    “十一年?我不晓得师父做和尚才只不过做了十一年。”普净说。

    “只是十一年。”和尚淡淡他说。

    “一直在这庙里?”康有为间。

    “一直在这庙里。这庙跟我祖先一直有渊源,当年先祖半夜里偷把袁督师的尸体装进棺材,从刑场偷运出来,就先运到这庙上。半夜偷偷为袁督师做了佛事,运到了广东义园,秘密埋葬。当时先祖跟庙里的当家和尚有交情,当家和尚也仰慕袁督师的为人,所以很愿意为袁督师做佛事。此后我家世世代代,有任何佛事都在这庙上做。十一年前我出家,自然也就在这庙上。因为这庙在北京不算吃得开的庙,所以和尚不多、流动性也大,我竟能在十一年里熬上了当家和尚。”

    “盖这个庙的原因,本来就是追念为东北边疆死难的中国人的,袁督师也是为同一个理由而死,在这庙上做佛事,倒也真正名副其实。”

    “康先生注意到的这点,我还没注意到,康先生提醒了我,这也许是当年当家和尚愿做佛事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庙上为袁督师立了牌位吗?”

    “当时哪里敢,当时袁督师的罪名是通敌,通关外的满洲人,以叛乱罪处死,谁敢同情他?”

    “袁督师死在崇祯三年,十四年后,明朝亡了,满洲人进了关,对这位所谓勾结他们的袁督师,采取什么态度?”

    “清朝明明知道这是冤狱,这是他们反间计的成功,但不太说得出口,因为一来用这反间计太卑鄙了,二来为袁督师昭雪即等于宣传他是抵抗满洲的英雄,对入关的满洲人,当然不妥,所以袁督师的殉国真相,一直讳莫如深。袁督师生前有两句诗:‘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点也不明,反而把他当卖国贼给杀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两百五十年了,一位为国冤死的英雄还不能被公开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又亡了,没法替他公开昭雪;随后又两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开昭雪,才出现这么大的一幅谑画。人生际遇真不可知啊,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死后盖棺都不能公开论定。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残忍?”

    “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兔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我想,当年的袁督师一定多少有这种认识,他的前任熊廷弼刚被冤枉杀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还来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为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准备。话说到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备,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那时候,请你记得我的话,群体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们歌颂袁督师一样,谈起我们这位广东老乡袁崇焕,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坟上凭吊凭吊他,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说完了一席话,康有为点点头,表情有一点凄楚,没再接话。这时候,小和尚开口了:

    “师父,您刚才说您当和尚只当了十一年;而您现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岁,三十岁以前您做什么?”

    和尚一听,脸上的安详顿时失掉了,两道浓眉紧紧皱起,他一对精明的眼睛从小和尚脸上转向窗外,又转向天空,整个房间忽然变成死寂,没有一点声音。康有为静坐不动,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气息,阵阵从他鼻子里吸进,这一点呼吸的感觉,使他觉得在死寂中有一种生机。他只动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头,两眼凝视着空了的饭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轻摸着碗边,没有任何别的动作。

    过了很久,康有为终于轻轻地用两手挪开椅子,欠起身来。“打扰得大久了,师父。”和尚醒过来,望着他。康有为补了一句,“我也该告辞了。”

    “还早啊,康先生。”和尚赶忙说着,站了起来,“喝杯茶再走。来,我们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来,普净,一起来,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客房很小,简单的摆设,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摆着长太师椅,太师椅两边夹着茶几。茶几两边转成直角,各有太师椅一张,分别东向西向。北面墙上有书橱,橱上全是佛经。橱中间伸出一张方桌,上面有文具,两边有椅子,看来好像是客房兼做书房。后面墙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条幅,写着魏之璓游悯忠寺诗:

    琳宫深邃柏苍苍,忏佛台因古国殇。
    妙法有源逢圣世,孤忠堪悯惜唐皇。
    老僧戒约温而厉,游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残碑说安史,景山鼙鼓更凄凉。

    康有为站在这幅字的前面,深深地被诗句吸引住。唐朝太宗盖这悯忠寺后一百年,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将军们坐镇北京,曾在悯忠寺盖了两座大塔,后来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几乎将唐朝推FAN,幸亏唐朝引用外国兵平乱,安禄山史思明又一再内讧,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后,唐朝还是完了、安禄山也早被杀了、史思明也早被杀了,只是他们留下的两座高塔还凄凉地存在。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塔终于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只留下断垒残碑。诗人来了,向残碑说安史,想到大唐帝国的一世雄风,不论是帝王豪杰、不论是骄兵悍将,都云散烟消了,安禄山史思明固然尸骨无存,就是盖悯忠寺的唐大宗的陵寝,也早被翻开了。一幅大唐帝国的烟云,在中国各处,都散开着、流失着,但在小小的这座悯忠寺里,却微妙地相聚着、衔接着。悯忠寺太小了,小得没有人注意,但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它象征的竟是那么深远、那么凄凉。诗人从一粒沙里能看到世界、从一朵花里能看到天国,又何况悯忠寺,它有这么多的尘沙与花草。从悯忠寺里,诗人可以看到那万马奔腾、看到那中国先民的经营与破坏、欢笑与眼泪、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歹的追念,乃至于金石本身的变成残碑断垒。唐代过去了,五代又来;五代过去了,宋代又来;宋代过去了,元代又来;元代过去了,明代又来。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经黯淡,进入黑夜,黑夜里,悯忠寺的庙门偷开了,迎进袁崇焕的孤棺;袁崇焕进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杀死在刑场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声里,凄凉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树上。诗人写下了“景山鼙鼓更凄凉”的句子,只有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实在。

    若亡而实在。看起来好像过去了,其实没有、其实还在那儿。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论证。在一处空间里,不断的有人和活动的留影,留影处处在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然看不见了,其实仍在原来地方。任何空间、任何古迹、任何残碑断垒,愈有历史性的遗存,愈有这种层层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间、只有古迹、只有残碑断垒,只有它们才一幕幕面对了人世的兴亡。时间在它们面前排队走过,它们是时间的检阅者、是历史的证人,这一真相,诗人感触最深,诗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纸上,纸挂在墙上,也做了新的留影。从诗人留影到纸,从纸反投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轮回。

    “这首七律写得真好。”康有为好像刚刚醒来,赞美刚刚做的一个梦,“它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他侧过头来,看到和尚静静地望着他,仿佛对他的心境,有着同样的印证。最后,和尚指着北面的桌子:

    “我们备有纸笔,也想请康先生为我们庙上留点纪念。”

    “法师一番盛意,我却之不恭,可是答应了又未免大胆。”康有为笑着。

    “哪里的话。康先生好古敏求,书法一定不凡,能为我们留点雪泥鸿爪,千百年后,也是悯忠寺的一件特藏……”

    “法师说得太远了、太远了。法师这样看得起我,我很感知遇。写字是小技,中国人为它消磨了不少青春,但为了养性和联谊,写字倒也不是坏事。既然法师一定要我写点字留做纪念,我也不怕写不好,恭敬不如从命,好在是留做纪念。”于是,康有为就走到桌边,坐下来,在一张玉版宣纸上,慢慢写下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
    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
    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
    晚随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最后小字写上:“杜少陵江头五咏丁香。己丑正月,南海康有为。”康有为落笔写下第一行的时候,和尚的脸上就露出惊喜。全部写完了,和尚看了又看,大为欣赏。康有为的字写得太好了,笔情纵姿,气象万千,雄浑之中,又自成家法,风格独具。和尚说:

    “一看康先生落笔,就知道康先生在碑上下过大功夫。康先生此生光凭书法,就可以不朽了,又何必槁政治呢?哈哈哈。”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没说‘立书法’可以不朽啊!”康有为笑着说,“就算能从书法上得到不朽,那又算什么本领啊?对国计民生又有什么好处啊?”和尚点点头,“康先生志在救世,真是佛心。但无论如何,字的确是好。康先生博闻强记,随手写出杜甫的丁香诗,来配上我们以丁香出名的悯忠寺,真是太好了!普净你看,康先生写得多好!”

    小和尚站在后面,好奇地瞧着,经师父一特别叫出,也就加入了:

    “师父,这诗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和尚说:“诗和佛法一样,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一句说诗的话叫‘诗无达诂’,就是说,诗没有确定的解释,甲可有甲的解释、乙可有乙的解释,康先生,你说是不是?”

    “师父说得是。”康有为点着头。

    “但是杜甫写这首诗,大概的意思还是可以感觉到的,照我的解释,全诗大意该是:丁香很柔弱,结子又多,叶子和花都漂亮,但是是素色中的美丽,不是艳丽的。把丁香种在房子后面,为了是给有思想的人欣赏。丁香自己呢?它早晚像兰麝一样发出芳香,但却不必想到自己会磨成粉的。整首诗的意思是,一个柔弱美丽的生物,它该知道自己的特质,完成自我,虽然自我的最后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也不必多想了!噢,康先生,你看我有没有弄拧这首好诗,我胡乱解释的,可算不太离谱?”

    “解释得好、解释得好。我认为这首诗也该这么解释。杜甫写这首诗,意思是积极的,在写一种柔弱的生物,也有坚强的特质。大家以为雄壮的松树柏树岁寒而知后凋,没注意到柔弱的丁香也是有这种坚强的特性。丁香一辈子,生前死后都发出了它的特质,虽然长得一点也不雄壮。所以,大事不全是强者做的,弱者也可以做不小的事,如果结局是粉身碎骨,弱者也许不敢做。但如果‘休怀粉身念’,不必多想它,最后弱者做出的功德,也不一定小呢。”

    “愈解释得愈妙了!”和尚说,“杜甫先生当惊知己于千古——引康先生为知己。”

    “引佘法师为知己。”康有为补上一句。

    “引我们为知己。”两人不约而同。

    大家都笑起来。小和尚看着诗,点着头。

    喝过了茶,康有为起身告辞:“我南下回乡时候,法师可有什么在家乡要办的,我可以代劳。”

    “没有、没有。家乡离我,不论在空间上时间上,都太远了。北京城就是这么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它使你觉得,它就是你的家乡。”

    这时候,一位管事的走进来,向和尚说:“永庆寺的和尚在外边,说想同我们一齐到万寿寺为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怎么回他话?”

    和尚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好,请他等一下,我亲自同他说”

    和尚和小和尚直送康有为到庙门。到了门口,互相道别。康有为走了几步,忽然和尚叫住了他:“街那边的谢文节祠去过了吗?”康有为说没有。和尚说:“不妨去一下,康先生要想多体会谢枋得殉国的真相,那个地方,也该走一走。”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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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太后



    北京城西北角的城门叫西直门,出了西直门.一条河一直向西。、顺着河上去,再往前走七里水路,右岸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寿寺。

    万寿寺建于十六世纪的一五七七年,那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神宗万历五年。这座庙,是当时宦官冯保盖的。盖的时候,明朝国库很富,所以先天很足,盖得很气派。中间大延寿殿五楹,两边罗汉殿各九楹。后面的藏经阁很高,左右韦驮达摩殿各三楹。在这座大庙兴建以前一百七十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成祖,由于政治和尚姚广孝帮他篡了侄子的宝座,而当了皇帝,他感谢姚和尚,特叫姚和尚监造铸了一座直径一丈二尺、重量八万七千斤的大铜钟,叫“华严钟”,因为钟上由沈度写了《华严经》八十一卷全文和金刚般若三十二分字,刻了上去,成祖叫六个和尚每天一个字一个字去敲,“字字皆声”。全部敲完,“华严一转,般若一转”。明神宗盖万寿寺,把这座大钟悬为特色,也敲个不停,直到他孙子熹宗时代,才算停止。钟声停了,明朝跟着也就亡了。

    清朝起来以后一百年,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把这座大钟搬到西直门外的觉生寺,在寺后院为它盖了钟楼。可是,从此以后,这座篡劲十足不安于室的大钟,却篡了觉生寺的名字——北京人都不叫觉生寺了,都叫大钟寺了。

    大钟搬走了,万寿寺松了一口气,可以重新布置它的法相,迎接新的统治者了。过去在明朝时候,明朝统治者就来巡视过,在庙上吃饭休息,使它引为殊荣。明朝统治者和宦官盖了它,它的身世,一开始就跟统治者和宦官结下因缘。这样下来,在它三百岁生日的时候,它又跟清朝统治者和宦官搭上了线——统治者是西大后,宦官是李莲英,就是李总管。

    从万寿寺前面的河上再转向西北,到了离西直门二十里的地方,就是万寿山。万寿山本来叫瓮山,乾隆皇帝在把大钟搬到觉生寺的同一年,他为了庆祝他母亲六十岁生日,把瓮山改名叫万寿山。山前面有个湖,叫西湖,乾隆皇帝也把它挖大挖深了一倍,改叫昆明湖,这个地方是北京的大水库,北京的水源,一部分就是从这边来的。清朝不但把它作为水库,还把它作为海军的一座训练营,找了许多福建人来演习水操;湖改为昆明湖,意思就是纪念汉武帝讨伐西南夷的昆明国的事。那一次,汉武帝想打昆明国,因为昆明国有滇池,需要海战。汉武帝为求逼真,在国都长安西南,仿造了一个昆明池,做军事演习。清朝乾隆皇帝为这个湖取了这个名字,用意是很明显的。

    万寿山昆明湖不但是北京的水库和海军训练营,而且是清朝皇家的郊区大花园。这地方山水总称好山园,乾隆皇帝改名叫清漪园。这个清漪园,虽然大到圆周十六点四八里(八点二四公里),可是还不算是排名第一的皇家花园。排名第一的是在它东北圆周二十多里的圆明园。圆明园是世界上第一名的皇家花园,它从清朝一成立,就开始修建,到了乾隆皇帝时代,又全力经营了六十年,天天在修。它不纯粹是中国建筑,里面还有西方传教士几十年的心血,见过西方皇家花园的传教士,说它是“万园之园”。它的风景有一百多处,有东方的、有西方的、有仙境、有佛境,它不只一座皇宫,而是由长廊走道连接起来的百多座皇宫。据估计,每一座官殿,不包括里面的装饰,建造费用就值当时四百万法郎。这样比起来,长度只有半公里的法国凡尔赛宫简直不敢看它一眼。

    中国的皇帝,喜欢圆明园远超过北京城里的皇宫,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住在圆明园里。因此,圆明园实际上,就变成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它有五千多军人防守,里面却没有百姓,有百姓也是扮演的。皇帝高兴,一声令下,所有的宫女太监等等都化装起来,扮演成法曹、商人、工人、卖艺的、说书的、小偷各行各业在有衙门、有商店、有市场、有码头、有旅馆、有监狱种种地方,各司其业,你来我往,热闹非凡。这是中国式的化装舞会,远从纪元前二世纪便流行在中国皇官里,有时候皇帝也亲自加入,扮演成商人等等,与左右同乐,学做老百姓开心。他们整个是另一个阶级——把老百姓关在十八道金碧辉煌的宫门外面,然后在里面装做老百姓的阶级。

    乾隆皇帝以后的清朝,开始衰弱,穷苦的老百姓已有造反的行为。乾隆皇帝的儿子,清朝第五个皇帝仁宗嘉庆皇帝,在他即位第四年,开始调查他父亲当政时代的贪官,其中有一个叫和坤的,家产被查抄后,财富竟等于全中国岁入总额的十倍!嘉庆皇帝面临的困难还算是幸运的——他只碰到内忧,他的儿子宣宗道光皇帝即位,竟在更严重的内忧以外,又首次遭到白种人的外患——鸦片战争败给了英国。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起,给了洋鬼子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最惠国待遇、关税的控制、租界的范围、通商的港口、大量的军费赔偿和香港的领土。这是中国三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屈辱和变局。中国人简直无法适应。拖了十五年,道光皇帝的儿子文宗咸丰皇帝在位的第七年(一八五七),终于起了大冲突,英国法国的联军攻陷了广州,俘虏了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颟顸总督叶名琛,然后又联合美、俄两国向北方进军。清朝政府没办法,于第二年,只有进一步的赔款、进一步的丧权辱国、进一步的签订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字后的第二年,英国法国派人到北京换约,为了上岸的地点和人数不照中国舰定和国际公法,双方发生冲突。英国突然发炮轰击大沽炮台,守军还击,居然打沉了四条英国船,打死了八十九个英国人。于是引起了新的战争。咸丰十年(一八六0),英法联军在中国登陆,向北京进军,中国人打不过,三十岁的咸丰皇帝从圆明园里出走,避难到热河去。英法联军进了圆明园,开始大抢特抢,一个英国军官追记这抢劫说,当时大家抢疯了,甚至法国兵把英国已经抢到手里要“留给女皇”的东西,也给抢走了。另一个英国军官追记说,每个人都快乐极了,甚至连门都不开,一律用脚去踢;他们用珍本图书去点烟、枪击了所有的镜子、把维纳斯雕像给装上胡须,当做棒击木偶游戏的脑袋……这些文明人,他们毁掉了搬不走的中国的一切,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维纳斯,也要乱棒打这就是说,这些文明人,抢还不够,他们还要破坏。最后。英国人居然主张破坏还不够,要烧掉圆明园,以作为中国对外国不文明行为的惩罚。这种决定,当时法国人认为,如果一烧,吓跑了中国政府主持签约的人,反倒不好,所以不肯参加,但英国人坚持要用这种更不文明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有海盗传统的文明。英国人派了一师人担任纵火,当时的惨相,据一个英国人追记说,十月十八日,圆明园和附近所有的宫殿,都一齐架火烧起来。烧了两天两夜,黑烟仿佛一张幔子,随着大风,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好像“一段长期的日蚀”。

    当时中国的和谈代表,皇帝的弟弟恭亲王,曾经向英国法国说,你们既然是文明大国,这样做,根据的是什么?请告诉我,你们国家和我的国家,争执的是什么?

    何人答得出这种问题呢?

    “一段长期的日蚀!”

    文明国家的军队烧圆明园,烧出兴致来了,顺便把附近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等四十四处风景、八十一间铜殿,都给烧了,同时万寿山昆明湖的清游园,也一齐灰化在火海里了。这次进军北京的战争,英国死了十三个人,伤了十三个人;法国死了七个人,伤了六个人。中国答应赔五十万两银子,法国人同意了,英国人还不肯,他们放火烧圆明园,园中三百多中国人都烧死在里面,为了洋人二十条人命,中国人战死的、烧死的、自杀的,已经不知多出几百倍了。

    不幸的报告,终于传到热河,咸丰皇帝吐了血。

    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时候,有四个汉族女人分住四座花园宫殿,叫牡丹春、海棠春、武陵春、杏花春,外加上一个满族女人,住在天地一家春,被称为“五春共度”。这个满族女人,姓叶赫那拉氏,名叫兰儿,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他死的时候,这小孩只有六岁,继位做了皇帝,就是清朝第八个皇帝——穆宗同治皇帝。

    满族女人刚进皇宫的时候,地位很低。她早年的身世,很费猜疑。官书上记载她是满族人,她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做过中级官吏,三代的官场地位都不高。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在安徽。十六岁以前,一直住在南方,传说她根本就是汉人,籍贯广东,父亲姓周,是一个下级军官,因犯罪被杀,她给转卖到满族人惠征家里做了环,就这样冒充起满族人来。十六岁后,她和妹妹北上,被当宫女选进皇宫,住在圆明园。因为她在南方住得久,会唱南方的流行歌曲,被皇帝注意到,于是开始晋级。当时皇宫女人的级位是:最高级是皇帝的祖母,就是圣祖母——太皇太后;第二级是皇帝的母亲,就是圣母——皇太后;第三级是皇帝的大太太——皇后;第四级是皇贵妃,是姨太大的头儿;第五级是贵妃,等于二姨太,两个;第六级是妃,等于三姨太,四个;第七级是嫔,等于四姨太,六个;第八级是贵入,等于五姨太,人数不定;第九级是常在,等于六姨太,人数不定;第十级是答应,等于七姨太,人数不定;第十一级是宫女,人数不定。宫女只算是丫环,还不够资格做姨太太,要被皇帝看中,有了性行为才能升级做姨太太。清朝的宫女约在两千人以下,在中国朝代里,还算是少的,因为唐朝有过四万人的记录。ZHUAN制时代帝王的横淫,光此一件事,就可想而知。

    这个会唱南方流行歌曲的满族女人,在圆明园里逐步向上爬,由于她为皇帝生了儿子,立刻身价百倍,她又会讨皇太后的欢心,所以不久,就升为贵妃。大家称她懿贵妃。

    文宗死前,当政的是三个满族人,由远房的亲王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端华的弟弟肃顺。三人中以肃顺最有眼光、最能干。肃顺是满族中最能认清与汉族合作的先知,他深深知道汉族的人才多,要借重这些人才来治理中国。他特别改正了满族防范汉族的毛病,而与汉族的卓越人士交往。曾国藩没有他,无法大用;左宗棠没有他,也早被人陷害了。其他如郭嵩煮、如王闿运,这些汉族的人才,都是他欣赏的。他为人豪爽,常请汉族的卓越人士到家里来喝酒。他对满汉的评语是:

    “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肃顺为了整顿政治的腐败,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他认为满族军人——八旗——不能打仗,要减少俸怕待遇,得罪了不少人;为了考试舞弊,严办贪污,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年少气盛,心直口快,又得罪了不少人。这个毛病,使他还得罪了一个女人——那个满族女人。

    英法联军逼近,文宗从圆明园出走的时候,走得很仓皇,圆明园的一些妃嫔都不能全带走,以致英法联军进入时,她们都跳水自杀了。文宗向热河逃难的第一天,晚饭只吃到烧饼。老米膳、粳米粥。第二天早上,才吃到一点猪肉片,连平常山珍海味吃惯的皇帝都吃不到好东西,别人可想而知,大家只能喝豆浆。但这些困难,一些娇生惯养的妃嫔却管不了那么许多,她们就迁怒于直接负责的头儿——肃顺。在路上,满族女人嫌她坐的车太不舒服了,要肃顺给她换一辆。肃顺骑在马上,不耐烦他说,现在兵荒马乱,是什么时候了,有这一辆就不错了。到了热河,物资缺乏,无法供应这些娇生惯养的妃嫔们过北京式的日子,于是肃顺就更不得谅解了。

    文宗到了热河后,心情很坏,他把戏子们从北京找来,给他唱戏。除了《四海升平)一出外,他对听戏的兴趣高过对国事的兴趣。他听得很仔细,唱错一个字的四声他都要纠正。有一次纠正一个戏子的字音,戏子说根据旧谱是这样唱,但皇帝说:

    “旧谱错了!”

    文宗身体不行了,虽然还精明得可以改正一个字的字音。但他不得不开始想到,如果他不行了,后事该怎么办?

    清朝的家法,皇帝位子是父亲传儿子,但没规定一定传给老大。当时候选人有他弟弟奕訢,奕訢比他行,以致他父亲宣宗始终无法决定。有一次他们去打猎,弟弟奕訢满载而归,可是他却两手空空,他的师傅教他,等下皇上问你为什么这样没用,你就说: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杀生对天地和气有害,所以宁肯空手回来。”

    这一说词,使皇帝觉得他比弟弟稳重,所以决定由他做皇帝,弟弟做恭亲王。如今他若死了,他的儿子只有六岁,恭亲王多少令他不安,所以他在死前一天,在宣布他儿子继承皇位的同时,宣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等八个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一齐辅佐他儿子。八个人里面,没有恭亲王。

    至于他的太太,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份儿。母后不能干政,不但是清朝的家法,也是中国宫廷的传统,中国传统女人亡国有功、治国不行。中国最早的名女人像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都是亡国有余的人物;而汉朝初年,第一个皇帝刘邦的太太吕后,在刘邦死后夺权乱来,更倒尽了人的胃口。所以汉朝第五个皇帝汉武,安排他年幼的小儿子继承他,却将小儿子的母亲杀掉。他的理论是:皇帝小,皇帝的母亲就会专权,女人一专权,就会祸国。咸丰皇帝知道这种事,他也感到儿子的妈妈懿贵妃是个厉害的女人,所以,他为儿子安排辅佐,女人也不能列名。

    皇帝死了。六岁的儿子当了皇帝,为了尊敬他,他的母亲不好再做妃子级的人物,所以,她开始升级,和生不出儿子的皇后开始接近,于是,变成了两个皇太后:原来的皇后变成母后皇太后,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懿贵妃变成圣母皇太后,上徽号称慈禧太后,住在西宫,一般叫西太后。

    西太后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认为目前是一个机会,她向慈安太后说,现在丈夫死了,你我都吃不开了,肃顺这些人当起权来,以后我们好日子也没得过了,我们何不联络恭亲王,来一次政变?慈安太后被她说服了,于是她们秘密通知了在北京收拾英法联军后烂摊子的恭亲王,计划好政变。

    政变在文宗棺材运往北京的路上就开始了,载垣、端华都被交给缎带,强迫自杀,那时候,不杀你,叫你自杀,是一种优待、是一种恩,叫做“加恩赐令自尽”。中国人不喜欢死的时候身首异处,所以不砍头,而要你自杀是一种恩典。但从速死的效果上看,砍头的痛苦却比较轻。至于肃顺,西太后恨他,要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上公开杀他。那一天肃顺被绑在牛车上,因为大家都为咸丰皇帝穿孝,肃顺也穿着一身白衣,脚穿布鞋,气氛凄凉;但他好汉到底,他在死前一直大骂,骂西大后的淫毒。他临刑时不肯下跪,刽子手用大铁棍打断了他的腿,才把头砍下来。他死后家也被抄了,家财都进了西太后的私房。他死的罪名之一是不给皇太后应用的物件,这种可笑的罪名,显然在报复她逃难到热河路上的一幕。就这样的,为了一个淫毒女人的权力欲和小心眼,整个清朝的祖制都给破坏了、皇帝的遗命给抹杀了,一股有新头脑的改革力量,就在绞环和刀血之中,全部摧毁了。

    中国在下降。

    满族女人的势力,却在高升。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是垂帘听政。垂帘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分坐在黄慢后面,黄慢前面坐的是皇帝。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按规定,臣子不准同主子平视,要低着头进去、低着头应对、低着头出来,皇宫很大,没有电灯,只有蜡烛。刚一进去,过一阵才看得清。一般习惯是看皇帝下巴以下的地方,这样看,既免掉平视的不敬,也可感觉到主子脸上的表情,所以,严格的说,除非有技巧的偷看,晋见的人实在也看不清主子的模样。

    西太后垂帘听政那年只二十六岁,前面有足够的时间供她夺权和挥霍,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凭一己的机警与毒辣,取得了主政的机会。皇帝是她儿子,并且只有六岁,对她没有妨碍。能妨碍她专政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慈安太后、一个是恭亲王。在西太后还是贵妃的时候,慈安大后已经是皇后,尽管穆宗即位后,西太后也升级为皇太后级,但她毕竟没做过皇后,在慈安太后面前,总是不对劲。文宗生前,曾给了慈安大后一个密诏,这是一道遗旨,上面说,如果懿贵妃闹得不像话,皇后可以召集大臣,宣布这个密诏,处懿贵妃死刑。文宗死后,西大后对慈安大后极为恭敬,恭敬之中,使入觉得还是有嫡庶正侧的分寸,使慈安太后感到满意。有一次,慈安大后生了大病,病好了,看到西太后胳臂上裹着伤,问她怎么回事,西太后说:

    “太后病了,我求神拜佛,发了愿,在臂上割了肉,拌在药里,为太后治了病。”

    这种割肉拌在药里的行为,是中国的传统迷信,中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病重,他的子女如果割股和药,给病人吃,这种行为就会感动上苍,病就会好。慈安太后听了西太后的说明,非常感动,便对她说:

    “真想不到你对我这样好,简直和姐妹一样,先帝真看错了人!”

    于是把咸丰皇帝留有密诏的事,透露出来;同时取出密诏,当着西太后的面,把密诏烧了。

    这一烧,烧掉了西大后所有的顾忌和礼貌,从此以后,一切局面都变了。

    两个大后集体领导的局面,愈来愈倾斜了。西太后愈来愈大权独揽,她的方式是重用宦官。宦官俗称太监,是一种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这种人的用处,是在皇宫里打杂。皇宫里事多,但皇帝的妻妾也多,男人在里面办事,会办出毛病,但女人又不如男人能干,于是就有了这种没有生殖器的男人。古代的皇宫真是一种畸型的结合——有成千上万的女性生殖器,有上千上百的没有男性生殖器,却只有皇帝一个人有男性生殖器。

    男人被割掉生殖器,又整天伺候在权力中枢,照顾皇帝饮食起居,在皇帝身边看皇帝表情、代皇帝传命,很自然的,一种情况就形成出来:他们得到皇帝信任、他们有权力、他们可以上下其手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的弄,又以强烈的心理变态做背景,于是,天下大乱,就多了一个乱源。

    太监一般都是无知的小人,弄权弄得十分离谱。中国第一个出名的太监赵高,就表演过“指鹿为马”的干政技术,弄亡了秦朝。到了汉朝,太监们更是闹得不像话,到处横行霸道。一个太监有抢夺百姓房子三百八十一幢的纪录,弄到汉朝亡了,军人开部队进宫,一次把太监杀光了两千多个。可是没用,唐朝又来了,唐朝的太监更凶,因为他们不止欺负起官吏百姓了,还欺负到皇帝头上,唐朝皇帝三分之一都是由太监拥立的,最后又弄完了唐朝,照样是军队开进来,大杀特杀,杀红了眼睛,甚至连没有胡子的人也当太监杀掉。到了明朝,太监又卷土重来。明朝第一个皇帝为了怕太监弄权,特别规定不许太监读书识字,结果无知妄作,更是可怕,明朝的太监王振,搜括的金银竟装满六十问仓库;另一个太监魏忠贤,他的势力遍达到内阁六部四方督抚。闹到全国向他拍马屁,马屁特色是给他盖庙——建生祠。祠通常是纪念死掉的伟人的。但马屁专家认为魏忠贤活的时候就该享有这份荣誉,于是全国大小官员,都纷纷在各地为他建生祠,盖一所要花几十万,要砍多少树、占多少地皮,可是谁也不敢不盖。光在河南开封建生祠,就毁掉了两千间民房。另一方面,称皇帝为万岁,可是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只比皇帝少一千岁。就这样胡闹,闹到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把魏忠贤办了,可是明朝也亡了。

    明朝初年为了怕太监弄权,曾在宫门外挂上铁牌,说太监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杀头。可是挂归挂,明朝的太监仍旧闹到了亡国。清朝初年也挂了铁牌,规定得更严,犯法干政不止杀头,要一刀一刀剐死,可是挂归挂,太监还是坐大起来。清朝规定太监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犯了这些禁条都是死罪,可是得宠的太监都没看在眼里。西太后为了争权夺利,就运用太监给她做爪牙。最初她用的是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在皇宫里闹个不停,还闹到外面去。西太后垂帘听政第九年(一八六九),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荡荡到山东去,船上挂着大龙旗,说“奉旨钦差采办龙袍”,船上有他买来的十九岁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镖的、做饭的、剃头的、修脚的、说书的,还有个和尚和和尚的厨子。他们在船上,又唱又闹,又雇来歌女表演,和尚也加入作乐。到了山东,上岸换车轿,骡二十二头、马十六匹,还有一只驴,外带大车轿车,又浩浩荡荡前进。当时山东巡抚丁宝帧看不过去了,秘密通知了恭亲王,恭亲王认为该给西太后一点警告,就叫丁宝桢把安德海就地依法杀了。清息传到了正在听戏的西太后耳里,她大为光火,她恨恭亲王,也恨慈安太后,认为是他们的阴谋,她要报复,她又继续培养她卵翼下太监的势力。

    又过了十一年(一八八0),西太后的势力更稳固了。这年八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宫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大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守门的一来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做为司法首长的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太后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没办法,只好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庭打守门的,要“廷杖”——在朝廷上公然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分!西太后气得要命。最后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诸如此类的无法无天,到了同治皇帝十八岁的时候,有了一点转机。同治皇帝十八岁得结婚,结了婚便算成年人,太后垂帘听政就得结束,于是,形式上的政权转移,愈来愈近了。

    在皇后的候选人方面,两宫太后各推荐了一个,同治皇帝选中了慈安太后推荐的封为皇后,把西太后推荐的封为慧妃。使西太后心里老大不高兴。结婚后,西太后老是找岔,说怎么可以天天在房里鬼混呀,也要到慧妃那边走走啊,同治皇帝对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母亲,感到厌倦,于是那边也不去了,反倒化了装,溜到皇宫外面去扯,最后生了病。皇后跑去照顾他,没想到西太后脱了袜子,潜行到幕后偷听,听到皇帝说:

    “你暂时忍耐、忍耐吧,我们总有一天要出头的!”

    西太后立刻跳出来,抓住皇后的头发,一边拖一边打,并喊着拿棍子来。使同治皇帝在惊吓中死去。两个月后,十八岁的皇后吞下黄金自杀。于是,垂帘听政的局面又回来了,西太后在形式上失去的政权,在两年以后,在亲生的儿子被她逼死以后,又回到她手中来了。

    同治皇帝死后,按照规矩,应该找比他晚一辈的人继任新皇帝,但是晚一辈的一出来,西太后又老了一级,她是受不了的,于是,她把她妹妹的孩子,她的外甥,推出来做清朝第九个皇帝,就是德宗光绪皇帝。德宗当皇帝时只有四岁,比起穆宗当皇帝时只有六岁来,起算点更低了,西大后更有时间去大权独揽了。

    就这样的,西太后在光绪皇帝即位后第七年毒死了慈安太后、第十一年开革了恭亲王,国家在她大权独揽下愚昧而自私的统治着,一切都在腐蚀着,中国愈来愈下降了。

    在西大后联合慈安大后、恭亲王夺权的时候,她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三个年轻人,在外患声中承担了内忧,内忧中最麻烦的是各地的民变,在三个年轻人夺权成功以前,民变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久,此后又持续了十六年,在民变过程中,浙江从三千万人口,剩得只有一千万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从八十万人剩得只有几万人了;江苏从四千五百万,剩得只有两千万了。其他各省的荒村、饥民、野火、白骨、人相食,也都经常可见。

    但是,虽然内忧外患如此严重,愈来愈严重,满洲女人却逍遥在北京城里,在她二十六岁夺权成功后三十年,把皇家郊区大花园清漪园重修成美仑美矣的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最大的园林胜景,有一百多处古典建筑,包括宫殿、楼阁、亭台、戏院、寺观、佛塔、水榭、长廊、长堤、拱桥。石航等等,是前后经营八百年的帝王行宫。到西太后手里,她重新整修、扩建,变成了只许她一个人享用的禁苑。最早时候,每年四月初一,她就住到这里,住到十月初十才回北京皇宫;后来她索性长住在这里了。

    在颐和园里,这个满族的女人穷奢极侈是惊人的,她吃一顿饭,要摆出一百二十八道菜,花费白银一百两,折合成穷苦中国农民的小米,可供一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一顿。换句话说,她一天吃的,就是四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的总合。但是,中国农民还吃不起小米,他们从杂粮到树皮,都得要吃,小米还是高级食品呢!

    西太后从北京皇宫出发去颐和园的途中,总要下轿休息一下,休息地点,就是万寿寺。就这样的,万寿寺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座寺,西太后的亲信李莲英等;做起佛事来,就非万寿寺莫属了。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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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康进士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的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的,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一一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观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的,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A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揖》,对康有为说来,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走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非举人的。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存为(康有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学长、敦品行的叫约礼科学长、带运动的叫干城科学长、管图书仪器的叫书器科监督,师生上下,亲爱精诚,一起生活着、学习着,为那渺茫而伟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这样的,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实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题著作,人微望轻的他,已变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启超做他最得力的学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发“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入,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的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一八五八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好;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汽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最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大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入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说,“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都是十七世纪的旧货,什么鸟枪、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〇),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的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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