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过黑鹰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頫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頫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顺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頫，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頫的字呢。”

    “那么赵孟頫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锗。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问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那？’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大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大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当时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国家观念，也不明确，他认为亡国，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中国好好的，并没有亡。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样，像我头上这根辫子，两百四十多年前、满洲人入关，下剃发令，全国要十天内实行，不然就杀，所有汉人——除了你们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汉人的发型，和满人一样了，当时也有人拒绝而被杀的，但两百四十年下来，一切都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康有为停了一下，两眼专看着小和尚，慢慢地补一句、“也会摇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来，又低下了头。和尚也笑着。康有为继续说：

    “以两百四十年前的汉人见解，当时反对满洲人不能说不对，但是两百四十年以后，若还在用当时的理由，就不妥当了。两百四十年前，外国人没有打到中国的大门，汉人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自然将满洲人当做外国人，现在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了，满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满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汉人不平等吗？满洲人政权不是腐败吗？”和尚问。

    “不平等归不平等、腐败归腐败，那是中国内部的矛盾问题。内部矛盾问题要在内部解决，但不论怎么看，我认为也不发生满汉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满洲人是中国人，满洲人做皇帝是中国皇帝。就如同在冯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尝不是中国皇帝，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管皇帝是胡人汉人？”

    “所以你要向满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书？”

    “是。我上万言书，就表示我对这个政权所作所为不满意，但其中并没有满汉种族问题，两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认为还有这种老掉牙的问题。”

    “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满洲人自己并不这样想严和尚突然用了这种反问。

    “这……这……倒很难说。不过从外表上、形式上，满洲人在一进关就宣布满汉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权汉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挤挤与特权，倒也很难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这种高层的满人，会识大体、会认清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满汉？要分也早该是历史了，如今两百四十多年了，不论是汉人、不论是满人，再在这个题目上闹来闹去，可真无理取闹了。”

    “这么说来，康先生是拥护清政府？”

    “谁对中国做好事，就拥护谁。清政府如果对中国做好事，为什么不拥护，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两百四十多年了，这是一个很厚的基础，一个政府的基础有这么厚，不容易，要在这个厚基础上救中国，才更驾轻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只可惜没人能转达。”

    “有没有这种人，照佛法说来，是一种因缘。因是‘先无其事而从彼生’、缘是‘素有其分而从彼起’，只要有够成因缘的条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这样代递万言书的人，和他有缘；并且说不定还和当今皇上有缘，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样的得君行道。”“未来的事，实在无法逆料，但听了法师的指点，倒给了人不少希望。无论如何，因缘在法师和我之间，倒的确发生了，并且法师和小法师之间，甚至小法师和我之间，都是因缘。”

    康有为说着，望着小和尚，小和尚笑着。和尚也望着小和尚笑着，然后指着蛋，小和尚点点头，又吃起来了。和尚又请康有为吃蛋。康有为有点疑惑：

    “谢谢，怎么法师自己不吃？”

    “康先生晓得，出家人吃全斋，在严格的意义下，蛋也不该吃，我做到了。我自己不吃，可是我却赞成别人吃，所以我让普净他们吃。”

    “这跟吃素不违背吗？”

    “致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响了行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错了。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照师父这样说，我想我也最好不吃蛋。”普净说。

    “你要吃。你年轻，你需要营养。”

    “可是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

    “你还不能算。十四岁到十九岁只是应法沙弥，你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和尚以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我什么时候算？”

    “你不一定要算。”

    “为什么？”

    “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

    普净紧张起来，咬住下唇，握紧了左手，把拇指压在食指下面。那是他的一个习惯，一紧张，就要这样。他两眼直望着和尚，轻轻问：

    “师父的意思是说，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

    “不是，当然不是。”和尚温和他说，放下筷子，伸手握住普净的左手，“师父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

    “师父自己呢？”

    “我的情形有点不同。”

    “怎么不同？”

    “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只能说，我是三十岁以后才出家的。三十岁以前，我虽对佛典小有研究、可是并不是和尚。你不知道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和尚说到这里，有一点凄然，不想再说了。

    这时康有为插话进来：

    “我以为法师从小就做了和尚，照法师年纪看来，原来不过才几年的事。”

    “也不是几年了，你看我几岁？我四十一了。我已经做了十一年和尚了。”

    “十一年？我不晓得师父做和尚才只不过做了十一年。”普净说。

    “只是十一年。”和尚淡淡他说。

    “一直在这庙里？”康有为间。

    “一直在这庙里。这庙跟我祖先一直有渊源，当年先祖半夜里偷把袁督师的尸体装进棺材，从刑场偷运出来，就先运到这庙上。半夜偷偷为袁督师做了佛事，运到了广东义园，秘密埋葬。当时先祖跟庙里的当家和尚有交情，当家和尚也仰慕袁督师的为人，所以很愿意为袁督师做佛事。此后我家世世代代，有任何佛事都在这庙上做。十一年前我出家，自然也就在这庙上。因为这庙在北京不算吃得开的庙，所以和尚不多、流动性也大，我竟能在十一年里熬上了当家和尚。”

    “盖这个庙的原因，本来就是追念为东北边疆死难的中国人的，袁督师也是为同一个理由而死，在这庙上做佛事，倒也真正名副其实。”

    “康先生注意到的这点，我还没注意到，康先生提醒了我，这也许是当年当家和尚愿做佛事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庙上为袁督师立了牌位吗？”

    “当时哪里敢，当时袁督师的罪名是通敌，通关外的满洲人，以叛乱罪处死，谁敢同情他？”

    “袁督师死在崇祯三年，十四年后，明朝亡了，满洲人进了关，对这位所谓勾结他们的袁督师，采取什么态度？”

    “清朝明明知道这是冤狱，这是他们反间计的成功，但不太说得出口，因为一来用这反间计太卑鄙了，二来为袁督师昭雪即等于宣传他是抵抗满洲的英雄，对入关的满洲人，当然不妥，所以袁督师的殉国真相，一直讳莫如深。袁督师生前有两句诗：‘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点也不明，反而把他当卖国贼给杀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两百五十年了，一位为国冤死的英雄还不能被公开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又亡了，没法替他公开昭雪；随后又两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开昭雪，才出现这么大的一幅谑画。人生际遇真不可知啊，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死后盖棺都不能公开论定。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残忍？”

    “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兔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我想，当年的袁督师一定多少有这种认识，他的前任熊廷弼刚被冤枉杀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还来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为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准备。话说到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备，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那时候，请你记得我的话，群体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们歌颂袁督师一样，谈起我们这位广东老乡袁崇焕，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坟上凭吊凭吊他，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说完了一席话，康有为点点头，表情有一点凄楚，没再接话。这时候，小和尚开口了：

    “师父，您刚才说您当和尚只当了十一年；而您现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岁，三十岁以前您做什么？”

    和尚一听，脸上的安详顿时失掉了，两道浓眉紧紧皱起，他一对精明的眼睛从小和尚脸上转向窗外，又转向天空，整个房间忽然变成死寂，没有一点声音。康有为静坐不动，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气息，阵阵从他鼻子里吸进，这一点呼吸的感觉，使他觉得在死寂中有一种生机。他只动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头，两眼凝视着空了的饭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轻摸着碗边，没有任何别的动作。

    过了很久，康有为终于轻轻地用两手挪开椅子，欠起身来。“打扰得大久了，师父。”和尚醒过来，望着他。康有为补了一句，“我也该告辞了。”

    “还早啊，康先生。”和尚赶忙说着，站了起来，“喝杯茶再走。来，我们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来，普净，一起来，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客房很小，简单的摆设，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摆着长太师椅，太师椅两边夹着茶几。茶几两边转成直角，各有太师椅一张，分别东向西向。北面墙上有书橱，橱上全是佛经。橱中间伸出一张方桌，上面有文具，两边有椅子，看来好像是客房兼做书房。后面墙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条幅，写着魏之璓游悯忠寺诗：

    琳宫深邃柏苍苍，忏佛台因古国殇。
    妙法有源逢圣世，孤忠堪悯惜唐皇。
    老僧戒约温而厉，游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残碑说安史，景山鼙鼓更凄凉。

    康有为站在这幅字的前面，深深地被诗句吸引住。唐朝太宗盖这悯忠寺后一百年，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将军们坐镇北京，曾在悯忠寺盖了两座大塔，后来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几乎将唐朝推FAN，幸亏唐朝引用外国兵平乱，安禄山史思明又一再内讧，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后，唐朝还是完了、安禄山也早被杀了、史思明也早被杀了，只是他们留下的两座高塔还凄凉地存在。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塔终于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只留下断垒残碑。诗人来了，向残碑说安史，想到大唐帝国的一世雄风，不论是帝王豪杰、不论是骄兵悍将，都云散烟消了，安禄山史思明固然尸骨无存，就是盖悯忠寺的唐大宗的陵寝，也早被翻开了。一幅大唐帝国的烟云，在中国各处，都散开着、流失着，但在小小的这座悯忠寺里，却微妙地相聚着、衔接着。悯忠寺太小了，小得没有人注意，但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它象征的竟是那么深远、那么凄凉。诗人从一粒沙里能看到世界、从一朵花里能看到天国，又何况悯忠寺，它有这么多的尘沙与花草。从悯忠寺里，诗人可以看到那万马奔腾、看到那中国先民的经营与破坏、欢笑与眼泪、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歹的追念，乃至于金石本身的变成残碑断垒。唐代过去了，五代又来；五代过去了，宋代又来；宋代过去了，元代又来；元代过去了，明代又来。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经黯淡，进入黑夜，黑夜里，悯忠寺的庙门偷开了，迎进袁崇焕的孤棺；袁崇焕进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杀死在刑场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声里，凄凉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树上。诗人写下了“景山鼙鼓更凄凉”的句子，只有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实在。

    若亡而实在。看起来好像过去了，其实没有、其实还在那儿。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论证。在一处空间里，不断的有人和活动的留影，留影处处在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然看不见了，其实仍在原来地方。任何空间、任何古迹、任何残碑断垒，愈有历史性的遗存，愈有这种层层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间、只有古迹、只有残碑断垒，只有它们才一幕幕面对了人世的兴亡。时间在它们面前排队走过，它们是时间的检阅者、是历史的证人，这一真相，诗人感触最深，诗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纸上，纸挂在墙上，也做了新的留影。从诗人留影到纸，从纸反投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轮回。

    “这首七律写得真好。”康有为好像刚刚醒来，赞美刚刚做的一个梦，“它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他侧过头来，看到和尚静静地望着他，仿佛对他的心境，有着同样的印证。最后，和尚指着北面的桌子：

    “我们备有纸笔，也想请康先生为我们庙上留点纪念。”

    “法师一番盛意，我却之不恭，可是答应了又未免大胆。”康有为笑着。

    “哪里的话。康先生好古敏求，书法一定不凡，能为我们留点雪泥鸿爪，千百年后，也是悯忠寺的一件特藏……”

    “法师说得太远了、太远了。法师这样看得起我，我很感知遇。写字是小技，中国人为它消磨了不少青春，但为了养性和联谊，写字倒也不是坏事。既然法师一定要我写点字留做纪念，我也不怕写不好，恭敬不如从命，好在是留做纪念。”于是，康有为就走到桌边，坐下来，在一张玉版宣纸上，慢慢写下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
    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
    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
    晚随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最后小字写上：“杜少陵江头五咏丁香。己丑正月，南海康有为。”康有为落笔写下第一行的时候，和尚的脸上就露出惊喜。全部写完了，和尚看了又看，大为欣赏。康有为的字写得太好了，笔情纵姿，气象万千，雄浑之中，又自成家法，风格独具。和尚说：

    “一看康先生落笔，就知道康先生在碑上下过大功夫。康先生此生光凭书法，就可以不朽了，又何必槁政治呢？哈哈哈。”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没说‘立书法’可以不朽啊！”康有为笑着说，“就算能从书法上得到不朽，那又算什么本领啊？对国计民生又有什么好处啊？”和尚点点头，“康先生志在救世，真是佛心。但无论如何，字的确是好。康先生博闻强记，随手写出杜甫的丁香诗，来配上我们以丁香出名的悯忠寺，真是太好了！普净你看，康先生写得多好！”

    小和尚站在后面，好奇地瞧着，经师父一特别叫出，也就加入了：

    “师父，这诗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和尚说：“诗和佛法一样，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一句说诗的话叫‘诗无达诂’，就是说，诗没有确定的解释，甲可有甲的解释、乙可有乙的解释，康先生，你说是不是？”

    “师父说得是。”康有为点着头。

    “但是杜甫写这首诗，大概的意思还是可以感觉到的，照我的解释，全诗大意该是：丁香很柔弱，结子又多，叶子和花都漂亮，但是是素色中的美丽，不是艳丽的。把丁香种在房子后面，为了是给有思想的人欣赏。丁香自己呢？它早晚像兰麝一样发出芳香，但却不必想到自己会磨成粉的。整首诗的意思是，一个柔弱美丽的生物，它该知道自己的特质，完成自我，虽然自我的最后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也不必多想了！噢，康先生，你看我有没有弄拧这首好诗，我胡乱解释的，可算不太离谱？”

    “解释得好、解释得好。我认为这首诗也该这么解释。杜甫写这首诗，意思是积极的，在写一种柔弱的生物，也有坚强的特质。大家以为雄壮的松树柏树岁寒而知后凋，没注意到柔弱的丁香也是有这种坚强的特性。丁香一辈子，生前死后都发出了它的特质，虽然长得一点也不雄壮。所以，大事不全是强者做的，弱者也可以做不小的事，如果结局是粉身碎骨，弱者也许不敢做。但如果‘休怀粉身念’，不必多想它，最后弱者做出的功德，也不一定小呢。”

    “愈解释得愈妙了！”和尚说，“杜甫先生当惊知己于千古——引康先生为知己。”

    “引佘法师为知己。”康有为补上一句。

    “引我们为知己。”两人不约而同。

    大家都笑起来。小和尚看着诗，点着头。

    喝过了茶，康有为起身告辞：“我南下回乡时候，法师可有什么在家乡要办的，我可以代劳。”

    “没有、没有。家乡离我，不论在空间上时间上，都太远了。北京城就是这么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它使你觉得，它就是你的家乡。”

    这时候，一位管事的走进来，向和尚说：“永庆寺的和尚在外边，说想同我们一齐到万寿寺为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怎么回他话？”

    和尚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好，请他等一下，我亲自同他说”

    和尚和小和尚直送康有为到庙门。到了门口，互相道别。康有为走了几步，忽然和尚叫住了他：“街那边的谢文节祠去过了吗？”康有为说没有。和尚说：“不妨去一下，康先生要想多体会谢枋得殉国的真相，那个地方，也该走一走。”

　

思过黑鹰

第四章　西太后

    北京城西北角的城门叫西直门，出了西直门．一条河一直向西。、顺着河上去，再往前走七里水路，右岸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寿寺。

    万寿寺建于十六世纪的一五七七年，那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神宗万历五年。这座庙，是当时宦官冯保盖的。盖的时候，明朝国库很富，所以先天很足，盖得很气派。中间大延寿殿五楹，两边罗汉殿各九楹。后面的藏经阁很高，左右韦驮达摩殿各三楹。在这座大庙兴建以前一百七十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成祖，由于政治和尚姚广孝帮他篡了侄子的宝座，而当了皇帝，他感谢姚和尚，特叫姚和尚监造铸了一座直径一丈二尺、重量八万七千斤的大铜钟，叫“华严钟”，因为钟上由沈度写了《华严经》八十一卷全文和金刚般若三十二分字，刻了上去，成祖叫六个和尚每天一个字一个字去敲，“字字皆声”。全部敲完，“华严一转，般若一转”。明神宗盖万寿寺，把这座大钟悬为特色，也敲个不停，直到他孙子熹宗时代，才算停止。钟声停了，明朝跟着也就亡了。

    清朝起来以后一百年，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把这座大钟搬到西直门外的觉生寺，在寺后院为它盖了钟楼。可是，从此以后，这座篡劲十足不安于室的大钟，却篡了觉生寺的名字——北京人都不叫觉生寺了，都叫大钟寺了。

    大钟搬走了，万寿寺松了一口气，可以重新布置它的法相，迎接新的统治者了。过去在明朝时候，明朝统治者就来巡视过，在庙上吃饭休息，使它引为殊荣。明朝统治者和宦官盖了它，它的身世，一开始就跟统治者和宦官结下因缘。这样下来，在它三百岁生日的时候，它又跟清朝统治者和宦官搭上了线——统治者是西大后，宦官是李莲英，就是李总管。

    从万寿寺前面的河上再转向西北，到了离西直门二十里的地方，就是万寿山。万寿山本来叫瓮山，乾隆皇帝在把大钟搬到觉生寺的同一年，他为了庆祝他母亲六十岁生日，把瓮山改名叫万寿山。山前面有个湖，叫西湖，乾隆皇帝也把它挖大挖深了一倍，改叫昆明湖，这个地方是北京的大水库，北京的水源，一部分就是从这边来的。清朝不但把它作为水库，还把它作为海军的一座训练营，找了许多福建人来演习水操；湖改为昆明湖，意思就是纪念汉武帝讨伐西南夷的昆明国的事。那一次，汉武帝想打昆明国，因为昆明国有滇池，需要海战。汉武帝为求逼真，在国都长安西南，仿造了一个昆明池，做军事演习。清朝乾隆皇帝为这个湖取了这个名字，用意是很明显的。

    万寿山昆明湖不但是北京的水库和海军训练营，而且是清朝皇家的郊区大花园。这地方山水总称好山园，乾隆皇帝改名叫清漪园。这个清漪园，虽然大到圆周十六点四八里（八点二四公里），可是还不算是排名第一的皇家花园。排名第一的是在它东北圆周二十多里的圆明园。圆明园是世界上第一名的皇家花园，它从清朝一成立，就开始修建，到了乾隆皇帝时代，又全力经营了六十年，天天在修。它不纯粹是中国建筑，里面还有西方传教士几十年的心血，见过西方皇家花园的传教士，说它是“万园之园”。它的风景有一百多处，有东方的、有西方的、有仙境、有佛境，它不只一座皇宫，而是由长廊走道连接起来的百多座皇宫。据估计，每一座官殿，不包括里面的装饰，建造费用就值当时四百万法郎。这样比起来，长度只有半公里的法国凡尔赛宫简直不敢看它一眼。

    中国的皇帝，喜欢圆明园远超过北京城里的皇宫，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住在圆明园里。因此，圆明园实际上，就变成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它有五千多军人防守，里面却没有百姓，有百姓也是扮演的。皇帝高兴，一声令下，所有的宫女太监等等都化装起来，扮演成法曹、商人、工人、卖艺的、说书的、小偷各行各业在有衙门、有商店、有市场、有码头、有旅馆、有监狱种种地方，各司其业，你来我往，热闹非凡。这是中国式的化装舞会，远从纪元前二世纪便流行在中国皇官里，有时候皇帝也亲自加入，扮演成商人等等，与左右同乐，学做老百姓开心。他们整个是另一个阶级——把老百姓关在十八道金碧辉煌的宫门外面，然后在里面装做老百姓的阶级。

    乾隆皇帝以后的清朝，开始衰弱，穷苦的老百姓已有造反的行为。乾隆皇帝的儿子，清朝第五个皇帝仁宗嘉庆皇帝，在他即位第四年，开始调查他父亲当政时代的贪官，其中有一个叫和坤的，家产被查抄后，财富竟等于全中国岁入总额的十倍！嘉庆皇帝面临的困难还算是幸运的——他只碰到内忧，他的儿子宣宗道光皇帝即位，竟在更严重的内忧以外，又首次遭到白种人的外患——鸦片战争败给了英国。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起，给了洋鬼子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最惠国待遇、关税的控制、租界的范围、通商的港口、大量的军费赔偿和香港的领土。这是中国三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屈辱和变局。中国人简直无法适应。拖了十五年，道光皇帝的儿子文宗咸丰皇帝在位的第七年（一八五七），终于起了大冲突，英国法国的联军攻陷了广州，俘虏了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颟顸总督叶名琛，然后又联合美、俄两国向北方进军。清朝政府没办法，于第二年，只有进一步的赔款、进一步的丧权辱国、进一步的签订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字后的第二年，英国法国派人到北京换约，为了上岸的地点和人数不照中国舰定和国际公法，双方发生冲突。英国突然发炮轰击大沽炮台，守军还击，居然打沉了四条英国船，打死了八十九个英国人。于是引起了新的战争。咸丰十年（一八六0），英法联军在中国登陆，向北京进军，中国人打不过，三十岁的咸丰皇帝从圆明园里出走，避难到热河去。英法联军进了圆明园，开始大抢特抢，一个英国军官追记这抢劫说，当时大家抢疯了，甚至法国兵把英国已经抢到手里要“留给女皇”的东西，也给抢走了。另一个英国军官追记说，每个人都快乐极了，甚至连门都不开，一律用脚去踢；他们用珍本图书去点烟、枪击了所有的镜子、把维纳斯雕像给装上胡须，当做棒击木偶游戏的脑袋……这些文明人，他们毁掉了搬不走的中国的一切，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维纳斯，也要乱棒打这就是说，这些文明人，抢还不够，他们还要破坏。最后。英国人居然主张破坏还不够，要烧掉圆明园，以作为中国对外国不文明行为的惩罚。这种决定，当时法国人认为，如果一烧，吓跑了中国政府主持签约的人，反倒不好，所以不肯参加，但英国人坚持要用这种更不文明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有海盗传统的文明。英国人派了一师人担任纵火，当时的惨相，据一个英国人追记说，十月十八日，圆明园和附近所有的宫殿，都一齐架火烧起来。烧了两天两夜，黑烟仿佛一张幔子，随着大风，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好像“一段长期的日蚀”。

    当时中国的和谈代表，皇帝的弟弟恭亲王，曾经向英国法国说，你们既然是文明大国，这样做，根据的是什么？请告诉我，你们国家和我的国家，争执的是什么？

    何人答得出这种问题呢？

    “一段长期的日蚀！”

    文明国家的军队烧圆明园，烧出兴致来了，顺便把附近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等四十四处风景、八十一间铜殿，都给烧了，同时万寿山昆明湖的清游园，也一齐灰化在火海里了。这次进军北京的战争，英国死了十三个人，伤了十三个人；法国死了七个人，伤了六个人。中国答应赔五十万两银子，法国人同意了，英国人还不肯，他们放火烧圆明园，园中三百多中国人都烧死在里面，为了洋人二十条人命，中国人战死的、烧死的、自杀的，已经不知多出几百倍了。

    不幸的报告，终于传到热河，咸丰皇帝吐了血。

    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时候，有四个汉族女人分住四座花园宫殿，叫牡丹春、海棠春、武陵春、杏花春，外加上一个满族女人，住在天地一家春，被称为“五春共度”。这个满族女人，姓叶赫那拉氏，名叫兰儿，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他死的时候，这小孩只有六岁，继位做了皇帝，就是清朝第八个皇帝——穆宗同治皇帝。

    满族女人刚进皇宫的时候，地位很低。她早年的身世，很费猜疑。官书上记载她是满族人，她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做过中级官吏，三代的官场地位都不高。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在安徽。十六岁以前，一直住在南方，传说她根本就是汉人，籍贯广东，父亲姓周，是一个下级军官，因犯罪被杀，她给转卖到满族人惠征家里做了环，就这样冒充起满族人来。十六岁后，她和妹妹北上，被当宫女选进皇宫，住在圆明园。因为她在南方住得久，会唱南方的流行歌曲，被皇帝注意到，于是开始晋级。当时皇宫女人的级位是：最高级是皇帝的祖母，就是圣祖母——太皇太后；第二级是皇帝的母亲，就是圣母——皇太后；第三级是皇帝的大太太——皇后；第四级是皇贵妃，是姨太大的头儿；第五级是贵妃，等于二姨太，两个；第六级是妃，等于三姨太，四个；第七级是嫔，等于四姨太，六个；第八级是贵入，等于五姨太，人数不定；第九级是常在，等于六姨太，人数不定；第十级是答应，等于七姨太，人数不定；第十一级是宫女，人数不定。宫女只算是丫环，还不够资格做姨太太，要被皇帝看中，有了性行为才能升级做姨太太。清朝的宫女约在两千人以下，在中国朝代里，还算是少的，因为唐朝有过四万人的记录。ZHUAN制时代帝王的横淫，光此一件事，就可想而知。

    这个会唱南方流行歌曲的满族女人，在圆明园里逐步向上爬，由于她为皇帝生了儿子，立刻身价百倍，她又会讨皇太后的欢心，所以不久，就升为贵妃。大家称她懿贵妃。

    文宗死前，当政的是三个满族人，由远房的亲王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端华的弟弟肃顺。三人中以肃顺最有眼光、最能干。肃顺是满族中最能认清与汉族合作的先知，他深深知道汉族的人才多，要借重这些人才来治理中国。他特别改正了满族防范汉族的毛病，而与汉族的卓越人士交往。曾国藩没有他，无法大用；左宗棠没有他，也早被人陷害了。其他如郭嵩煮、如王闿运，这些汉族的人才，都是他欣赏的。他为人豪爽，常请汉族的卓越人士到家里来喝酒。他对满汉的评语是：

    “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肃顺为了整顿政治的腐败，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他认为满族军人——八旗——不能打仗，要减少俸怕待遇，得罪了不少人；为了考试舞弊，严办贪污，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年少气盛，心直口快，又得罪了不少人。这个毛病，使他还得罪了一个女人——那个满族女人。

    英法联军逼近，文宗从圆明园出走的时候，走得很仓皇，圆明园的一些妃嫔都不能全带走，以致英法联军进入时，她们都跳水自杀了。文宗向热河逃难的第一天，晚饭只吃到烧饼。老米膳、粳米粥。第二天早上，才吃到一点猪肉片，连平常山珍海味吃惯的皇帝都吃不到好东西，别人可想而知，大家只能喝豆浆。但这些困难，一些娇生惯养的妃嫔却管不了那么许多，她们就迁怒于直接负责的头儿——肃顺。在路上，满族女人嫌她坐的车太不舒服了，要肃顺给她换一辆。肃顺骑在马上，不耐烦他说，现在兵荒马乱，是什么时候了，有这一辆就不错了。到了热河，物资缺乏，无法供应这些娇生惯养的妃嫔们过北京式的日子，于是肃顺就更不得谅解了。

    文宗到了热河后，心情很坏，他把戏子们从北京找来，给他唱戏。除了《四海升平）一出外，他对听戏的兴趣高过对国事的兴趣。他听得很仔细，唱错一个字的四声他都要纠正。有一次纠正一个戏子的字音，戏子说根据旧谱是这样唱，但皇帝说：

    “旧谱错了！”

    文宗身体不行了，虽然还精明得可以改正一个字的字音。但他不得不开始想到，如果他不行了，后事该怎么办？

    清朝的家法，皇帝位子是父亲传儿子，但没规定一定传给老大。当时候选人有他弟弟奕訢，奕訢比他行，以致他父亲宣宗始终无法决定。有一次他们去打猎，弟弟奕訢满载而归，可是他却两手空空，他的师傅教他，等下皇上问你为什么这样没用，你就说：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杀生对天地和气有害，所以宁肯空手回来。”

    这一说词，使皇帝觉得他比弟弟稳重，所以决定由他做皇帝，弟弟做恭亲王。如今他若死了，他的儿子只有六岁，恭亲王多少令他不安，所以他在死前一天，在宣布他儿子继承皇位的同时，宣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等八个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一齐辅佐他儿子。八个人里面，没有恭亲王。

    至于他的太太，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份儿。母后不能干政，不但是清朝的家法，也是中国宫廷的传统，中国传统女人亡国有功、治国不行。中国最早的名女人像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都是亡国有余的人物；而汉朝初年，第一个皇帝刘邦的太太吕后，在刘邦死后夺权乱来，更倒尽了人的胃口。所以汉朝第五个皇帝汉武，安排他年幼的小儿子继承他，却将小儿子的母亲杀掉。他的理论是：皇帝小，皇帝的母亲就会专权，女人一专权，就会祸国。咸丰皇帝知道这种事，他也感到儿子的妈妈懿贵妃是个厉害的女人，所以，他为儿子安排辅佐，女人也不能列名。

    皇帝死了。六岁的儿子当了皇帝，为了尊敬他，他的母亲不好再做妃子级的人物，所以，她开始升级，和生不出儿子的皇后开始接近，于是，变成了两个皇太后：原来的皇后变成母后皇太后，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懿贵妃变成圣母皇太后，上徽号称慈禧太后，住在西宫，一般叫西太后。

    西太后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认为目前是一个机会，她向慈安太后说，现在丈夫死了，你我都吃不开了，肃顺这些人当起权来，以后我们好日子也没得过了，我们何不联络恭亲王，来一次政变？慈安太后被她说服了，于是她们秘密通知了在北京收拾英法联军后烂摊子的恭亲王，计划好政变。

    政变在文宗棺材运往北京的路上就开始了，载垣、端华都被交给缎带，强迫自杀，那时候，不杀你，叫你自杀，是一种优待、是一种恩，叫做“加恩赐令自尽”。中国人不喜欢死的时候身首异处，所以不砍头，而要你自杀是一种恩典。但从速死的效果上看，砍头的痛苦却比较轻。至于肃顺，西太后恨他，要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上公开杀他。那一天肃顺被绑在牛车上，因为大家都为咸丰皇帝穿孝，肃顺也穿着一身白衣，脚穿布鞋，气氛凄凉；但他好汉到底，他在死前一直大骂，骂西大后的淫毒。他临刑时不肯下跪，刽子手用大铁棍打断了他的腿，才把头砍下来。他死后家也被抄了，家财都进了西太后的私房。他死的罪名之一是不给皇太后应用的物件，这种可笑的罪名，显然在报复她逃难到热河路上的一幕。就这样的，为了一个淫毒女人的权力欲和小心眼，整个清朝的祖制都给破坏了、皇帝的遗命给抹杀了，一股有新头脑的改革力量，就在绞环和刀血之中，全部摧毁了。

    中国在下降。

    满族女人的势力，却在高升。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是垂帘听政。垂帘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分坐在黄慢后面，黄慢前面坐的是皇帝。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按规定，臣子不准同主子平视，要低着头进去、低着头应对、低着头出来，皇宫很大，没有电灯，只有蜡烛。刚一进去，过一阵才看得清。一般习惯是看皇帝下巴以下的地方，这样看，既免掉平视的不敬，也可感觉到主子脸上的表情，所以，严格的说，除非有技巧的偷看，晋见的人实在也看不清主子的模样。

    西太后垂帘听政那年只二十六岁，前面有足够的时间供她夺权和挥霍，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凭一己的机警与毒辣，取得了主政的机会。皇帝是她儿子，并且只有六岁，对她没有妨碍。能妨碍她专政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慈安太后、一个是恭亲王。在西太后还是贵妃的时候，慈安大后已经是皇后，尽管穆宗即位后，西太后也升级为皇太后级，但她毕竟没做过皇后，在慈安太后面前，总是不对劲。文宗生前，曾给了慈安大后一个密诏，这是一道遗旨，上面说，如果懿贵妃闹得不像话，皇后可以召集大臣，宣布这个密诏，处懿贵妃死刑。文宗死后，西大后对慈安大后极为恭敬，恭敬之中，使入觉得还是有嫡庶正侧的分寸，使慈安太后感到满意。有一次，慈安大后生了大病，病好了，看到西太后胳臂上裹着伤，问她怎么回事，西太后说：

    “太后病了，我求神拜佛，发了愿，在臂上割了肉，拌在药里，为太后治了病。”

    这种割肉拌在药里的行为，是中国的传统迷信，中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病重，他的子女如果割股和药，给病人吃，这种行为就会感动上苍，病就会好。慈安太后听了西太后的说明，非常感动，便对她说：

    “真想不到你对我这样好，简直和姐妹一样，先帝真看错了人！”

    于是把咸丰皇帝留有密诏的事，透露出来；同时取出密诏，当着西太后的面，把密诏烧了。

    这一烧，烧掉了西大后所有的顾忌和礼貌，从此以后，一切局面都变了。

    两个大后集体领导的局面，愈来愈倾斜了。西太后愈来愈大权独揽，她的方式是重用宦官。宦官俗称太监，是一种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这种人的用处，是在皇宫里打杂。皇宫里事多，但皇帝的妻妾也多，男人在里面办事，会办出毛病，但女人又不如男人能干，于是就有了这种没有生殖器的男人。古代的皇宫真是一种畸型的结合——有成千上万的女性生殖器，有上千上百的没有男性生殖器，却只有皇帝一个人有男性生殖器。

    男人被割掉生殖器，又整天伺候在权力中枢，照顾皇帝饮食起居，在皇帝身边看皇帝表情、代皇帝传命，很自然的，一种情况就形成出来：他们得到皇帝信任、他们有权力、他们可以上下其手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的弄，又以强烈的心理变态做背景，于是，天下大乱，就多了一个乱源。

    太监一般都是无知的小人，弄权弄得十分离谱。中国第一个出名的太监赵高，就表演过“指鹿为马”的干政技术，弄亡了秦朝。到了汉朝，太监们更是闹得不像话，到处横行霸道。一个太监有抢夺百姓房子三百八十一幢的纪录，弄到汉朝亡了，军人开部队进宫，一次把太监杀光了两千多个。可是没用，唐朝又来了，唐朝的太监更凶，因为他们不止欺负起官吏百姓了，还欺负到皇帝头上，唐朝皇帝三分之一都是由太监拥立的，最后又弄完了唐朝，照样是军队开进来，大杀特杀，杀红了眼睛，甚至连没有胡子的人也当太监杀掉。到了明朝，太监又卷土重来。明朝第一个皇帝为了怕太监弄权，特别规定不许太监读书识字，结果无知妄作，更是可怕，明朝的太监王振，搜括的金银竟装满六十问仓库；另一个太监魏忠贤，他的势力遍达到内阁六部四方督抚。闹到全国向他拍马屁，马屁特色是给他盖庙——建生祠。祠通常是纪念死掉的伟人的。但马屁专家认为魏忠贤活的时候就该享有这份荣誉，于是全国大小官员，都纷纷在各地为他建生祠，盖一所要花几十万，要砍多少树、占多少地皮，可是谁也不敢不盖。光在河南开封建生祠，就毁掉了两千间民房。另一方面，称皇帝为万岁，可是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只比皇帝少一千岁。就这样胡闹，闹到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把魏忠贤办了，可是明朝也亡了。

    明朝初年为了怕太监弄权，曾在宫门外挂上铁牌，说太监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杀头。可是挂归挂，明朝的太监仍旧闹到了亡国。清朝初年也挂了铁牌，规定得更严，犯法干政不止杀头，要一刀一刀剐死，可是挂归挂，太监还是坐大起来。清朝规定太监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犯了这些禁条都是死罪，可是得宠的太监都没看在眼里。西太后为了争权夺利，就运用太监给她做爪牙。最初她用的是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在皇宫里闹个不停，还闹到外面去。西太后垂帘听政第九年（一八六九），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荡荡到山东去，船上挂着大龙旗，说“奉旨钦差采办龙袍”，船上有他买来的十九岁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镖的、做饭的、剃头的、修脚的、说书的，还有个和尚和和尚的厨子。他们在船上，又唱又闹，又雇来歌女表演，和尚也加入作乐。到了山东，上岸换车轿，骡二十二头、马十六匹，还有一只驴，外带大车轿车，又浩浩荡荡前进。当时山东巡抚丁宝帧看不过去了，秘密通知了恭亲王，恭亲王认为该给西太后一点警告，就叫丁宝桢把安德海就地依法杀了。清息传到了正在听戏的西太后耳里，她大为光火，她恨恭亲王，也恨慈安太后，认为是他们的阴谋，她要报复，她又继续培养她卵翼下太监的势力。

    又过了十一年（一八八0），西太后的势力更稳固了。这年八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宫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大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守门的一来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做为司法首长的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太后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没办法，只好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庭打守门的，要“廷杖”——在朝廷上公然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分！西太后气得要命。最后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诸如此类的无法无天，到了同治皇帝十八岁的时候，有了一点转机。同治皇帝十八岁得结婚，结了婚便算成年人，太后垂帘听政就得结束，于是，形式上的政权转移，愈来愈近了。

    在皇后的候选人方面，两宫太后各推荐了一个，同治皇帝选中了慈安太后推荐的封为皇后，把西太后推荐的封为慧妃。使西太后心里老大不高兴。结婚后，西太后老是找岔，说怎么可以天天在房里鬼混呀，也要到慧妃那边走走啊，同治皇帝对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母亲，感到厌倦，于是那边也不去了，反倒化了装，溜到皇宫外面去扯，最后生了病。皇后跑去照顾他，没想到西太后脱了袜子，潜行到幕后偷听，听到皇帝说：

    “你暂时忍耐、忍耐吧，我们总有一天要出头的！”

    西太后立刻跳出来，抓住皇后的头发，一边拖一边打，并喊着拿棍子来。使同治皇帝在惊吓中死去。两个月后，十八岁的皇后吞下黄金自杀。于是，垂帘听政的局面又回来了，西太后在形式上失去的政权，在两年以后，在亲生的儿子被她逼死以后，又回到她手中来了。

    同治皇帝死后，按照规矩，应该找比他晚一辈的人继任新皇帝，但是晚一辈的一出来，西太后又老了一级，她是受不了的，于是，她把她妹妹的孩子，她的外甥，推出来做清朝第九个皇帝，就是德宗光绪皇帝。德宗当皇帝时只有四岁，比起穆宗当皇帝时只有六岁来，起算点更低了，西大后更有时间去大权独揽了。

    就这样的，西太后在光绪皇帝即位后第七年毒死了慈安太后、第十一年开革了恭亲王，国家在她大权独揽下愚昧而自私的统治着，一切都在腐蚀着，中国愈来愈下降了。

    在西大后联合慈安大后、恭亲王夺权的时候，她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三个年轻人，在外患声中承担了内忧，内忧中最麻烦的是各地的民变，在三个年轻人夺权成功以前，民变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久，此后又持续了十六年，在民变过程中，浙江从三千万人口，剩得只有一千万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从八十万人剩得只有几万人了；江苏从四千五百万，剩得只有两千万了。其他各省的荒村、饥民、野火、白骨、人相食，也都经常可见。

    但是，虽然内忧外患如此严重，愈来愈严重，满洲女人却逍遥在北京城里，在她二十六岁夺权成功后三十年，把皇家郊区大花园清漪园重修成美仑美矣的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最大的园林胜景，有一百多处古典建筑，包括宫殿、楼阁、亭台、戏院、寺观、佛塔、水榭、长廊、长堤、拱桥。石航等等，是前后经营八百年的帝王行宫。到西太后手里，她重新整修、扩建，变成了只许她一个人享用的禁苑。最早时候，每年四月初一，她就住到这里，住到十月初十才回北京皇宫；后来她索性长住在这里了。

    在颐和园里，这个满族的女人穷奢极侈是惊人的，她吃一顿饭，要摆出一百二十八道菜，花费白银一百两，折合成穷苦中国农民的小米，可供一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一顿。换句话说，她一天吃的，就是四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的总合。但是，中国农民还吃不起小米，他们从杂粮到树皮，都得要吃，小米还是高级食品呢！

    西太后从北京皇宫出发去颐和园的途中，总要下轿休息一下，休息地点，就是万寿寺。就这样的，万寿寺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座寺，西太后的亲信李莲英等；做起佛事来，就非万寿寺莫属了。

思过黑鹰

第五章　康进士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的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的，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一一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观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的，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A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揖》，对康有为说来，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走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非举人的。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存为(康有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学长、敦品行的叫约礼科学长、带运动的叫干城科学长、管图书仪器的叫书器科监督，师生上下，亲爱精诚，一起生活着、学习着，为那渺茫而伟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这样的，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实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题著作，人微望轻的他，已变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启超做他最得力的学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发“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入，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的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一八五八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好；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汽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最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大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入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说，“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都是十七世纪的旧货，什么鸟枪、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〇），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的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