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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尽心篇 I 南怀瑾

孟子与尽心篇 I 南怀瑾

孟子与尽心篇

上篇


南怀瑾



十六字心传


现在我们讨论《孟子》最后一章《尽心》,这是孟子整个学术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孔孟心传,是构成中国文化中心思想之一。这一贯的中心思想,绝对是中国的,是远从五千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没有丝毫外来的学说思想成分。所以后世特别提出,中国圣人之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心传。历史上有根据的记载,是在《尚书大禹谟》上,其中有帝舜传给大禹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一两千年之后,到了唐宋的阶段,就有所谓的「传心法要」;这是佛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两家还没有分开时的思想。当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得道;那时所谓道的中心,就是「心法」。

这十六字的心传,含义非常广泛。我国的文字,在古代非常简练,一个字一个音就是一个句子,代表了一个观念。外国文字,则往往是用好几个音拼成一个字或一个词句,表达一个观念。这只是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不同,而不是好坏优劣的差异。

中国古代人读书,八岁开始读书识字,这样叫做「小学」,就是认字。例如「人」字,古文中怎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代表什么观念?如何读音?有时候,一个字代表了几种观念,也有几种不同的读音。所以中国的文字,任何学者、文豪,能认识二三千字以上的,已经是不得了啦!普通认得一两千字就够用了。外国文字则不然,每一新的事物,创造一音、形皆不同的新字,所以现在外文的单字,以数十万计。过去「小学」的基本功课,是先认识单字的内涵,其中有所谓「六书」的意义。什么叫六书呢?就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是中国传统文字内涵的重点。现在读书,已经不先研读「小学」六书了,不从文字所代表的思想、观念的含义打基础,对于小学的教学,完全不再下基本功夫了。

「人心惟危」的「惟」字,在这里是一个介词,它的作用,只是把「人心」与「危」上下两个词连接起来,而本身这个「惟」字,并不含其他意义。例如我们平时说话:「青的嗯……山脉」,这个拖长的「嗯……」并不具意义。至于下面的「危」字,是「危险」的意思,也有「正」的意思,如常说的「正襟危坐」的「危」,意思就是端正。而危险与端正,看起来好像相反,其实是一样的,端端正正地站在高处,是相当危险的。也因为如此,外国人认起中国字来,会觉得麻烦,但真正依六书的方法,以「小学」功夫去研究中国字的人,越研究越有趣。如上一代章太炎这类的大师们,就具备了这种基础功夫,钻进去就不肯退出来。现代人写的文章,不通的很多,连多音字都不懂,都用错了。

《尚书》里说「人心惟危」,就是说人的心思变化多端,往往恶念多于善念,非常可怕。那么如何把恶念变成善念,把邪念转成正念,把坏的念头转成好的念头呢?怎么样使「人心」变成「道心」呢?这一步学问的功夫是很微妙的,一般人很难自我反省观察清楚。如果能够观察清楚,就是圣贤学问之道,也就是真正够得上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以道家称这种人为真人,《庄子》里经常用到真人这个名词;换言之,未得道的人,只是一个人的空架子而已。

人心转过来就是「道心」。「道心」又是什么样子呢?「道心惟微」,微妙得很,看不见,摸不着,无形象,在在处处都是。舜传给大禹修养道心的方法,就是「惟精惟一」,只有专精。舜所说的这个心法,一直流传下来,但并不像现在人说的要打坐,或佛家说修戒、定、慧,以及道家说炼气、炼丹修道那个样子。

什么叫做「惟精惟一」?发挥起来就够多了。古人为了解释这几个字,就有十几万字的一本著作。简单说来,就是专一,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或「一心不乱」,乃至所说的戒、定、慧。这些都是专一来的,也都是修养的基本功夫。后来道家常用「精」、「一」两个字,不带宗教的色彩。「精」、「一」就是修道的境界,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这种「人心」,转化为「道心」;达到了精一的极点时,就可以体会到「道心」是什么,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而这个「天」,是指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万有本能。

得了道以后,不能没有「用」。倘使得了道,只是两腿一盘,坐在那里打坐,纹风不动,那就是「惟坐惟腿」了。所以得道以后,还要起用,能够做人做事,而在做人做事上,就要「允执厥中」,取其中道。怎么样才算是「中道」呢?就是不着空不着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里无法详细说明,只能做一个初步的简略介绍。

中国流传的道统文化,就是这十六字心传,尧传给舜,舜传给禹。后世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孔子的学生曾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再到孟子,都是走这个道统的路线。以后讲思想学说,也都是这一方面。但不要忘记,这个道统路线,与世界其他各国民族文化是不同的。中国道统,是人道与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做天人合一,是入世与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开。出世是内圣之道,入世是外用,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具体的事功贡献于社会人类,这就是圣人之用。所以上古的圣人伏羲、神农、黄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他们一路下来,都是走的「内圣外王」之道。

到了周文王、武王以后,「内圣外王」分开了,内圣之道就是师道,是传道的人,外用之道走入了君道。其实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君道应该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等于说君王同时是全民的领导人、也是教化之主,更是全民的大家长,所以说是政教合一的。


尽心 动心 知性 忍性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全书快研究完了,从前面各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孟子始终没有出来做官,没有担任职务;他是以师道自居,指导当时的诸侯们走上王道的政教合一之路,以达到人文文化的最高点。由于历史的演变,人心的堕落,无可奈何,使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不过他个人并没有落空,他的光芒永存于千秋万代,和其他的教主一样,永不衰竭。

现在最后一章,是他在讲完外用之道以后,讲传心的心法。孟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有传心的心法,因此,《尽心》这一章书,非常重要。这一章以《尽心》为篇名,是以全章第一句话作题目,正是扼要点明重点之所在。

他一开头就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几句话,就非常重要了,认真研究起来,十几年也不能研究完,也许一辈子都钻在其中了。

我们先从文字上研究,什么叫做「尽心」?大家平常都会讲的一句话:对这件事已「尽心」了;就是说,一件事情做完以后,成败是另一问题,而去做的人,心总算尽到了。也就是用了所有的精神、心思去做,「尽」就是到底了、到尽头了。依这个观念来解释孟子的话,就是我们把自心的作用,已反省观察到底,然后可以发现人性是什么了。

后来佛学进到中国,禅宗提倡的「明心见性」,也同这里的「尽心知性」的观念有关。佛学的《楞严经》所说的「七处征心」、「八还辨见」,把明心与见性,分为两个层次来解说。乃至玄奘法师所弘扬的唯识法相的最高成就「遣相证性」,也是把心与性分做两个层次。孟子生活的时代,佛法还没有进到中国,佛法正式进入中国,是在孟子之后八九百年到千年之间。所以孟子是在佛法进来以前,就已经提出来先要「尽其心」,把自己心的根源找出来,然后才可以「知其性」。这是「明心见性」这个词句的根源,能够「尽其心」「知其性」,就可以「知天」。「天」,不是老太太们说「上天保佑」的天,也不是太空科学所研究的那个天象的天,而是包括了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万有作用;也等于佛法所说整体法界的代号,学问之道就在这里。

在儒家的「尽心知性」学说中,孟子的修养工夫是「动心忍性」,这就是做人做事的修养。「尽心知性」也可以说是静定的境界,是整个修行的原则与工夫。例如遭受打击时,在修养中的人,能把受打击的痛苦和烦恼的心理摒除,这只是有一点修养,一点学问而已,还不算数;要把烦恼的心理净化了,不相干了,才算有一点修行工夫。在儒家来说,才算有一点学问修养的境界了。

什么是「动心」?遇到事故时,在动心起念之间所具有的定力、智慧,所到达的程度;「忍性」则是绝对的大定,借用佛学一个名词来说,就是「如来大定」。例如有一件事,碰到一个人太过分要求,自己恨不得一刀把他杀了,但该不该杀?可不可杀?能不能杀?这之间就看动心忍性的工夫了。他的行为该杀,但在我这方面,不该去杀他,他虽对我不起,但我要对他仁慈、要感化他;可是自己又无法感化他,这些都是动心忍性的真实工夫,并不只是空洞的理论而已。

所以前面孟子就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想修养到动心忍性,如果没有盛经过种种苦难的磨练,是做不到的。所以圣贤之学,不是轻易可以得来的。

青年人学佛修道,就想盘腿打坐,以为便能成道当圣人;那不是圣人而是「剩人」,剩下来多余的人,从人类中拣出来不要的人。连做一个普通的正人都很难够标准,何况成为那个「圣人」!因为我们在动心忍性之间,对于推己及人,仁民爱物,就像佛家所说的慈、悲、喜、舍,等等,而且不但要「仁民」——爱人、对人慈悲,还要爱一切万物,就像佛家的慈爱众生一样,是真正难做到的事。

动心忍性是道的用,道的体是「尽心知性」。后来佛法进入中国,叫做「明心见性」;到了汉朝以后儒道分家了,道家叫做「修心炼性」。性要锻炼,等于佛家禅宗所说的「就是这个」,得道是「这个」,跌倒是「这个」,爬起来也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说是悟了,就像一块石头里面含有金子,也就是从金矿里挖出来的石头,里面可能有金子。可是几千亿万年,无数劫以来,金子被泥土裹住了,黄金和泥土混在一起,必须经过一番烈火的锻炼,才能把光亮的黄金从中取出来,而将泥土——这些习气,化为灰烬。所以道家说要「修心炼性」,先要修炼,在动心忍性或明心见性之间,不经过修炼是不行的。

儒家的修炼为「存心养性」,孟子这里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存的是什么心?存一个仁心、善良之心,一个纯净无瑕,犹如万里青天无片云的天理之心。而养性,把人性原来善良的一面,加以培养、扩大、成长。所以后世儒家阐述,在起心动用上,要做到「亲亲,仁民,爱物」,这是儒家和佛家各自表述不同的要点。


佛法 儒化 儒学佛化


儒家和佛家,在这方面,曾经发生过有趣的辩论。佛家指儒家这样行仁道是不错的,不过如果说想要成佛成道,还差一大截路。

可是儒家不接受这个说法,主张圣人做到了就是佛,佛也不过是圣人。双方遂发生了辩论,实际上只是着手的工夫不同。儒家说,你们佛家,动辄讲空,空到没有捉摸处,下不了手,用不上力,只知道空;又没有办法使人类世界达到空,于是丢下这个世界不管,出家去了。这种只为一己修道,六亲不认的做法,是不对的。

儒家又说,你们虽然讲究慈悲,可是实施慈悲的下手方法也错误了。我们儒家则不然,我们讲究仁,我们的慈悲有三部曲,是以「亲亲」为先,首先对自己的父母尽到了孝道,对自己的儿女慈悲。这些都做到了,再慈悲朋友的父母子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慈悲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到爱天下人,而成为「仁民」,视天下人都是自己的兄弟,都是同胞。这样推己及人的工夫都做到了,于是「民胞物与」。最后是「爱物」,爱世界一切万物,一步一步来。像你们这种慈悲,试问:假如释迦牟尼佛站在河边,孔子的母亲与他的母亲同时掉到河里去了,请问释迦牟尼先救谁?如果先将孔子的母亲救起来,那是不孝;如果先把自己的母亲救起来,照你们的说法,又是太不慈悲了,孔子的母亲也是母亲啊!

我们儒家的做法很简单,假如站在河边的是孔子,一定跳到河中,先救起自己的母亲,然后再返身跳下去,救起释迦牟尼的母亲。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事,也就是亲吾亲以及人之亲。

这一套理论,佛家就很难置辩了。除非说,佛有神通,不必自己跳下水去,两手向空中一抓,就同时把两个母亲救上来了。但是在儒家,先爱自己的父母,然后爱你的父母,你也爱我的父母,两人共同爱两人的父母,然后又共同爱第三人的父母,将这种爱,扩大、扩大、再扩大,于是扩大到仁民。所有人类都相亲相爱,最后爱物,不但爱一切动物,甚至草木土石都爱。像你们佛家所说的,是无比的大,一上来就是一个空,反而落空了。

不知道谁的道理对,所以我不喜欢高谈法理,如果做了法官,听听原告说的对,再听被告说的也不错,永远也判决不了,这就是各说各有理。但是我们要注意,在中国的历史上,历代的高僧,都是先走儒家的路子,然后在佛法方面才能够有所成就。即如近代的高僧印光法师,他的著作摆在我们眼前,文句多半出于儒家的精神,但他的教化则是佛家的,可以称之为「佛法儒化,儒学佛化」了。虚云老和尚也是如此,有儒道的底子,对儒家的学问也很透彻。再看明末佛家的四位大师:憨山、紫柏、莲池、藕益,他们对儒家的学说,也是很深入的。

这是孟子学问的中心。可见孔孟之道,不是随便的,因为中国文化,古代文字的表达,喜欢简练;外国的文字,喜欢分析、精详,一个字,一个意义,在事理的表达上、处理上,也是演绎的。中华民族有一个奇特的民族性,对于太繁细的文字,不大喜欢看,越简单越好,所以中国文字,在简练中有深意。前面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短短的十几个字,就包涵了许多重要的人生修养的最高原则。

他又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两句话是讲修养工夫的作用。

「尽其心」,「知其性」,然后「知天」;而「存其心,养其性」是方法。要存什么心?儒家的方法是随时要存善念,所以后世的儒家说:「去人欲,存天理」,这就是至善之念。在古代,读书人怎样去具体实施呢?从前有一种「功过格」,在一张纸上画许多格子,有的是三百六十格,一年用的,每天一格;也有一种是三十格,每月一张,一天一格;更有的是每天一张,上面有十二格,每个时辰一格。每天读完书以后,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墨笔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也有的是在口袋里放了红豆和黑豆,另外挂一个袋子,在书桌的旁边,如果做了一件坏事,或者动了一个坏念头,就投一颗黑豆子下去;如果做了一件好事,就投一颗红色豆子。这样一直反省到夏历十二月二十三,灶君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这家人的善恶前夕,就要自己去数红黑点子或豆子。如果一年来,黑的多于红的,就要在灶君面前跪下来,自己照数责打自己,而且第二年将是良心上不安的一年。这种反省工夫,做得非常严格,绝对不敢欺人或自欺,更不敢欺骗上天的神明。

所以「存其心」,就是每在起心动念、动心忍性之间,慢慢要做到善念的存心多。所谓「善则养心」,因为人在做了一件好事以后,心里会很快乐,比做坏事害别人痛快得多,这就是「善则养心」的道理。「养其性」这个「性」,是习气之性,养性就是把坏的习气,慢慢变过来,变好了,变净洁了。这种学问之道的修养,是「事天」的,侍奉天的。这个「天」是内在的天性,如信佛的人,也可以说是事佛天;信道教的人,可以说事道天,或者上天也可以,反正有这样一个代名词,代表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力量。

现在讲「心性」是两层东西,还有一样是「命」,这就厉害了,孟子说「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是短命而死,「寿」是活得长命。后世有一个界限,凡是未满六十岁而死的,都称「殀」,在讣文上,说到他的年龄时,只能说享「年」若干;满了六十岁以后死亡,才能称寿,说享「寿」多少年。

孟子这里是说,一个人生下来,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在人生的学问修养上,随时都要存心养性,而对寿命的长或短,应无所喜恶。纵然今日修这个道,做这种修养,明天就会死亡,也照样继续修下去,对生死问题,毫不考虑。正如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今天早晨懂了这个道,晚上死掉也可以;假如说修道而长寿,修养越高,寿命越长,也可以。所以,「夭」也好,「寿」也好,要能生死无忧,就了却了生死。这是惟一的不二法门,人生只有一条道路,生死不要被「夭」「寿」的观念所困,非常豁达。真正的寿命,不是这个血肉之躯活得长短的问题,是有没有明心见性的问题。明心见性了,就算明**亡,也是不朽的;不明心见性,活千年也是白活。有人信其他宗教,或者信佛念佛几十年,当他躺在病床上快死的时候,叫他放心抛开生死,安心祈祷或念佛,他却说现在祈祷上帝也不灵了,佛也念不起来了。这就是因为没有明心见性,弄错了信仰上帝、信佛菩萨的真理。信上帝、信佛,并不是求此一血肉之躯的不死,而是要「修身以俟之」,是在明心见性以后,临终放弃此血肉之躯,安然而去,这就是「立命」。


孟子教修身


以上三段,「尽心」、「知性」、「知天」是见地;「存心」、「养性」、「事天」是工夫;最后的「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则是行愿。工夫达到了,生死已了,对于是殀是寿都无所谓了。

但是要注意,想要存心养性,必须「修身」。要注意这个「身」字;换言之,所谓「身」,就是由这个身体、五官、四肢、意识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与言语行为。至于怎样「修身」,这里他说「修身以俟之」,俟就是等待。等待什么?等待那个命数,长寿也好,短寿也好,生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了知生死不相关,我只是把我自己的言语举止,思想行为,时时处处事事都在道中,这样建立了正命,等待自己命数尽头的日子随时到来。

如果把道家、佛家的见地、工夫、行愿等修养方法,套上孟子上面这一段话,是可以写一部专书的。

至于「命」,佛家不大管「命」的问题,佛家只管「正命」而活,不准自杀;自杀是非正命而亡,为戒律所不许,所以要正命而死。这和儒家一样,要自然地命尽而死,自杀是犯戒的,也是罪过的。如何去修养正命呢?后世道家就有性命双修之说,到了宋代以后,道家与佛家,就因此而在修持方法上起了争论。道家讲「性命双修」一派的人,认为中国唐朝以后信其他宗教的人,只修性不修命,因此说:「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但修祖性不修丹,万劫阴灵难入圣。」这就是说,只修命不修性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只修性不修命的话,即使修亿万年,也不能得正果,所以性与命双修才行。

佛家不承认这个说法,因为成道以后,证得菩提,是不生不灭,此命长存。这个命不是肉体的命,比肉体的命更伟大,那是儒家道家所说的「天命」,也就是两家所共同承认,不生不灭的本体之性,所以叫做命。而所说性命双修的这个命,就是这个又称做「丹」的命,是肉体之命,乃孟子所说的「修身以俟之」的「身」,为「身命」,后世又称为「生命」。你这个身,是肉身,可以「殀寿不贰」,而我们不生不死的身,为变化身,因此有法身、化身、报身的三身之说。

严格地说,形而上的最高哲学的性命之理,儒、道两家是无法与佛家争辩的,佛家分析精详,归纳的结论也绝对是对的。而形而下的「修身以俟之」,乃至于起用,入世与出世的大乘精神,佛家不一定可以与儒、道两家比。因为佛家空旷、空阔,看起来吓人得大,盖下来昏头昏脑,行起来不着边际,真是法海无边,回头是岸。岸在哪里?照儒家的说法,法海无边,回头即在最近处,抓住一块木板,慢慢漂流,终必靠岸的。所以他先抓住这个命,再找回到大命,那就不是这个肉体了。后世的道家与佛家的密宗修法,都是以这个肉体去修的。在这方面讨论起来,又是一本大著作了。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这里孟子所说的「正命」,又与后世道家所说「性命双修」的「命」有所不同,而接近佛家大乘菩萨道的戒律。他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是孟子在说明一切人的生命存在,生来自有固定的因缘。这也是大家困惑所要追问的问题。既然现有的生命,早已是命中注定,那又何必需要努力修为呢?这不是宿命论吗?其实一般人所谓的宿命论,是认为自己的命运,被另外有个主宰已经定好了,无法改变。其实,这里孟子所说的命,不是他力所定的宿命论。《诗经·大雅·文王》早有「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的古训,由此可见我们的传统文化,素来都不是迷信宿命论的,而是要人人自求多福的。

这恰恰如同佛家所说的命,并非另外有个主宰,早早为你定构一生命运的模式。佛家所谓现有的命与过去、未来的因果关系,都是唯心自造,既非因缘也非自然,其中奥妙,一般人实在很难理解。所以佛家有几句名言:


欲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生事 今生作者是


今生我们所受到的一切,都是前生的业力习性带来,很难改变;若问来生如何,就看今生做了些什么。在佛家的唯识学中,生命中带来的过去的业力,名为种子,「种子起现行」,由种子发起现在的行为;「现行熏种子」,由现在一生行为的结果,又成了未来的种子。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三世因缘生法的道理,是佛法的透彻之处,真是天衣无缝。我的理解也许还不到家,但我研究各宗教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超越因缘所生法的原则。

但是,孟子所说的,只是现行的命,想要将我们这个现行的命改变,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必须行大善、至善,做到去恶为善,止于至善。这谈何容易啊?有的人在某件事情上,虽然出了钱或出了力,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真正行善;真正的行善,是不为人知的,也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了解,可能还被他人毁谤辱骂。对于这种情况,学佛的人就会想到《金刚经》上的话:「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就是说自我反省观察过去生所造的恶业,到这生余业未了,虽做好事,仍然得不到别人的首肯与赞赏。所以反而要感谢那些责骂、毁谤自己的人,因为他们的责骂与毁谤,使你的余业果报早些消除了断。

另有人怀疑,一件好事未做的人,还做了若干坏事,却生活得那么富裕康乐,这又是什么道理?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也曾提出一个疑点:「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又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不过他写这篇文章,对这类的困惑不作答案,只提一个问题,让读他文章的人自己去思索。


什么是正命


孟子这里所讲的是现世之命,一切都是命定,但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顺受其正」,就是正命地活着。世界上每个人对现实的人生,都是不满意的,当遭遇不好时,或者怨天或者尤人。孔子曾说过,人应该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最难做到的学问修养,有时明明自己错了而不知道,或反省不出来,于是就怨天尤人。信宗教的人也会说,我再也不信上帝,或者不信菩萨了。其实讲这样的话,已经是最大的怨天尤人了,因为在他心理上是认为自己没有错,错在上帝、菩萨或他人。再不然,正如现在报纸上说的,我没有错,这是社会问题,是社会的错。试问社会是谁的?社会只是一个名词,是人群结合在一起的大众,叫做社会。换言之,社会即是人群,自己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呀!明明是自己个人的错,为什么推过给社会人群呢?

再说,怨天尤人就是迁怒。孔子说颜回的修养最高,「不迁怒,不二过」,他错了没有怪到别人身上。有人只是小的迁怒,例如有人正在生气的时候,别人有事找他,他就骂这人一顿,这也是很明显迁怒的一种形态。可是一般人反省不到,迁怒的结果往往会坏了大事,害己害人。有的夫妇之间,并无大的纠葛,然因迁怒而闹成反目成仇,竟而成为生离死别的悲剧。

其实人性都是善良的,做错了事,立刻会脸红一下,但不到两秒钟,就认为不是自己的错,错的都归之于他人。认为如果不是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就不会这样错,归根结底,总认为是别人的错。人就是这样既不会反省,又常会迁怒他人。真正的修养,在动心忍性之间,能够确实检查出自己的错误,然后「顺受其正」,所受的一切遭遇,不怨天不尤人,不迁怒不二过,这就是正命地活着,也就是佛法所说的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中的正命。

讲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宋代名儒朱敦儒这两首《西江月》的词,非常豁达,非常自在,和孟子「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很有关联。这是文学中的哲学,大家不妨记住,碰到烦恼的时候,朗诵一番,比求神拜佛的祈祷,或道家、密宗的符咒,更有妙处。


世事短如春梦 人情薄似秋云

不须计较苦劳心 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 况逢一朵花新

片时欢笑且相亲 明日阴晴未定日日深杯酒满 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 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 红尘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苦安排 领取而今现在


孟子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真知道正命而活的人,不会站在岩墙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扩而大之是说明,知道是过分危险的地方,尽可能不去;过分危险的事情,尽可能不做;绝不故意斗狠逞强,去冒可能有意外丧命的风险。

但有一点,当国家民族有难,如果自己的牺牲,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拯救许多生灵,那就毫不犹豫毅然而去牺牲。这也是正命,是圣贤菩萨的用心,如文天祥、岳飞就是。但是不必要的危险,则不必去冒。年轻人喜欢做不必要的冒险性嬉游,就是「非正命而玩」。有一个人在花莲奇莱山堕岩死了,另有一人很不服气,说那个人差劲没出息,他也逞能去爬,结果也爬得不见踪影了。这种非正命而玩,就成了非正命而亡。

所以「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人生的责任尽到了,做完了,一切尽心了,寿命到了,顺其自然就去了,这是「正命」。因好勇、斗狠、赌气而死的,就是非「正命」而死。所以为国家民族而死于战场的,是「正命」,在中国历史上认为,那是为正义而亡。聪明正直者死而为神,这神并不是由什么皇帝封的,而是当时以及后世千秋万代,共同所敬仰的。

中华民族对于「正命」而亡者,有如此尊重!所以信奉宗教的人可以注意。「正命」也就是在儒家的《孝经》中引用孔子说的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其实,儒、佛两家的精神是一样的,佛家说,人若无故损伤自己的身体,在自己身上割一刀,那就如同出佛身上的血一样,就是犯了菩萨戒。因为每人都是佛的身体,如果有一天悟道了,就成肉身佛,所以不可以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宋儒陆象山曾说过几句话,大意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真理只有一个,中国是这样说,印度是那样说,大家都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只是言语文字表达的不同而已。

孟子的性命之说,暂时到此为止,和佛家性命之说的思想,非常接近,几乎是一样;如果认为和道家所说的不同,那可并不尽然。下面再看。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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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得乐吗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这一段是孟子对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之理,所作的阐释。这是真学问、真修养,讲如何做工夫。

「求则得之」,当然最初要自己立志(发心)求道,道就在自己本身,诚心去求,就可以成道。「舍则失之」,如果不立志发心去求,就无道可得了。「求在我者也」,因为道是向自己内求的,只要活着就有命,有命当然就有灵性的存在,会思想,有感觉,就有心。有心、有性、又有命在,那么一切性命之理的大道就在自己这里,不必外求。

佛家主张无我,是不要另起一个妄心之我,而求真我。所以小乘的基本理论,讲的是苦、空、无常、无我;而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又翻转来讲了四个字:「常乐我净。」他刚生下来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就指明了人人自性本来有个天真的我,但这个我,不是另起妄念的我。佛在人世间几十年,在他将涅槃的时候,问他证得了什么,他说我已经证得本自寂灭「常乐我净」,那个天真的自我找到了。所以孟子也说「求在我者也」,等于同一道理。

孟子又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道是有方法的,但是想要得到这个道,则「有命」,要有正命,非正命不行。有的人修道,拼命注重任督二脉、奇经八脉的打通,结果往往不是高血压而死,就是得了或轻或重的神经分裂症。因为「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像这样的「向外驰求」,是没有益处的,不是穷理尽性的「内明」,只是把生理反应的境界、工夫,当做是道,没有找到真我,所以不能成道。其实那些感受并非坏事,那只是身体气脉变化的境界而已,境界是会变化的,是无常的。

所以孟子告诉我们「万物皆备于我矣」,人现在活着的自身,就和宇宙的功能一样,没有一点缺损。活着性命的本身,具备了下地狱的种性,也具备了上天堂的种性,更具备了成佛成圣人的本性,当然也具备了成**的性能。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相当严重,佛法也如此说,只是将「我」字换成「如来藏」,含藏了一切种性的功能,别名「真如自性」。

现在孟子告诉我们,求道怎么求,「万物皆备于我」,一切都在我自己这里,所以要向内自求。庄子也有「与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概念,如何求法呢?只要「反身而诚」就到了。不过要注意,他不是说反心,不是佛法中说的观心,也不是看念头。「反身」,反哪一个身?怎么反?瑜珈术有倒立莲,头顶在地面,脚向上直伸,这不是孟子说的反身,那还是向外求;所谓「反身」,是要找出自己的真身本体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在佛家的《心经》也说了,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道理。平常我们把这个肉体的现存之身,看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表达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则在世间的应用上,这个存在的生命,是无法表达出来的。

但是我们仍然要去找到那个真身本体,那个永远存在的生命,把那个重要的东西找到而常存不变,这就是孔孟之道所讲的「诚」,那就「乐莫大焉」了,身心内外,充满了快乐。我们看到许多修道的人,面有菜色,或愁容满面,或一脸怨恨,或神秘兮兮,这都是非道。如果是「反身而诚」的,绝不是这种样子,而是慈、悲、喜、舍的形象,就像是「弥勒佛」一样,笑口常开,充满了喜乐,逗人们开心。他笑些什么?有一副对联说得好,「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就是「乐莫大焉」的样子。

从前大寺庙的建筑,就是一个话头,具有深奥的含义。一到山门口,就看到哼、哈二将,一左一右,一个是鼻子哼气,一个是张嘴哈气,表示进入此门是呼吸间的事,要注意,呼吸是很重要的。再进内是四天王殿,两边是四大天王,又称四大金刚,一个手中弹琵琶,听声音,就是声闻;一个手执雨伞,发慈悲心,遮覆天下人;一个手拿宝剑,斩断一切情丝烦恼;一个用手执蛇(绳索),降伏群魔。这四大金刚的形象,就是告诉人们修养身心的方法,同时也代表了见、闻、觉、知的作用,所以着手用功的人,都没有离开见、闻、觉、知四个重点的转化。

天王殿中央供奉的是中国式的弥勒佛,转过来背面供着的是韦驮菩萨。这位护法天神站在那里,端庄、正直,手持降魔杵,有英雄大丈夫的气魄。如果是双手「合十」,作问讯状,降魔杵横搁在两手的臂弯处,这个寺庙便是「十方大丛林」,游方和尚可以在那里挂单;如果两掌压住降魔杵头,植地而立,则是「子孙丛林」,不大接待外来的游方和尚。据说韦驮菩萨本来是站在山门外的,因为他的职责是护法,出家和尚或在家学佛的人,有犯戒不对的,他看不下去,举起棍子就把人打死了。由于佛慈悲不忍,故而叫他对面而立,这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后来韦驮菩萨是面对着佛。

再进去到了大雄宝殿,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左边是迦叶,右面是阿难,两旁有十八罗汉。有的大丛林专门供有罗汉堂,五百尊罗汉形貌完全不同。大殿后面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就是入世行善,救苦救难,不求人知。这样的寺庙,就等于说明了全部的佛法。

这些道理,都在「反身而诚」一句语义之中,做到「反身而诚」,就发乐了。例如修止、修观、修定、修慧,都要「反身而诚」。又如修不净观、白骨观,以及安那般那(观出入息),也都是「反身而诚」的修法,工夫到了「乐莫大焉」,可以发暖得乐。读了孟子的这些话,也可见儒家亚圣的孟子,的确不同凡响,是有实际修养工夫的。

讲到行为,做工夫,行慈悲,要「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要勉强自己去做。人最会原谅自己,例如说修止静(打坐)的工夫,一天最好多坐几次,自己却会说忙得很,没有时间。所谓忙,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并不是真忙;其实是怕坐久了一身酸痛。这就要「强」迫一下,勉强自己去修正,对待自己不好的习性,不可太过放任,要带一点强迫性来自我转变。「恕」就是做人做事的时候,对别人要仁慈、宽大,饶恕别人,这是行愿的基本。换言之,「强恕」的两个要点,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如果这样做去,「求仁莫近焉」,仁的境界就来了。仁是儒家所用的一个代名词,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此心活泼泼的,空灵的,本来无一物的」那种境界。


谁有惭愧心


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又说:「行之而不着焉」,大家的生命,本来都在道中,「习矣而不察焉」,因为被行为习惯所蒙蔽了,自己不知道,也就是《周易》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天天在道中行,不知「道」在哪里。试想想看,我们能不能知道,早晨一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无从自知。念头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可是每天的言行举止,念头都在喜、怒、哀、乐的情绪中搅扰,所以就不知道自己「心性」本来清净的真相了。大家被无始以来的习气所左右,烦恼就来了,可怜得很。因此「终身由之而不知,众也」,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有道,但没有反省自修,反而迷心逐物,向外驰求,这样就叫做平常人,也叫做凡夫、众生。

从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不这样深入去研究,而又随意批评孔孟只是教条,那只能说是自己没有彻底了解其中的内涵罢了。

上面这几段,如引各家的学说,来作详细的阐述,可以写成一部有关性命之学几百万言的专书了。但「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因为记问不是学问,只是知识的传播而已。例如韩愈所说的师道,是「传道、授业、解惑」,那就比较接近人师的榜样了。所谓「授业」,也不是传授技艺之业,而是立德、立命的基业。《孟子》中的这一段,内容广泛得很,为真学问之所在,我只是扼要地提出来一点点,大家须要再做深入的研究。

孟子接着说的,还是修养的道理。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这「无耻」两个字,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好像变成一句骂人的话,不大好听,不容易被人们接受。所谓「耻」,换一个名词来说,就是惭愧心。我们常常会对人说:惭愧!惭愧!这就是「耻」,就是知耻;那件使你惭愧的事,往往是无耻之事。如果做人做事,不知随时随地反省检查自己过错的话,德行是不会有所进步的。如果能时时自我反省,发现自己的过错,那么这一天活着的生命,就是有耻,就是有惭愧心。假使犯了过错,不但不自我反省,反而自我辩护认为没有错,甚至推过于别人,那是「无耻之耻」,那就真正叫做「无耻矣」,也就是根本无惭无愧了。

孟子再说:「耻之于人大矣」,有惭有愧之心,是平常进德修业最大的关键。佛家学说也是如此,认为惭与愧,是人生修养非常重要的善行。「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有些人,非常聪明伶俐,做错了事,自己运用机心,很巧妙地为自己辩护,肯定自己没有错,这一类「机变之巧」的人,就是用心极不诚实,非常狡滑的人。「惭愧」两个字,对这种人根本用不上了。

孟子又说:「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简单地来解释这句话,就是当你不如人的时候,假如自己还没有惭愧心,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和人家一样呢?人都有好胜上进的心理,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却困于自己的坏习惯,只是自卑,不肯自求进步。其实,不必怕不如人,只要发一个惭愧、有耻之心,自己努力,别人也许十天就能做到,自己百日、千日总可到达与别人同样的程度吧,甚至超越。可是一般人,往往不会自我承认无耻,反而容易犯一个自卑感的毛病。例如看见同学有很高的成就,就不敢去看这个同学。其实深刻进一步来说,能够有自卑感,已经是有知耻的动机,但是必须要拿出勇气,不要被自己的自卑感淹没,更要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所谓「知耻近乎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做人做事要这样,修养心性更要如此。


贤君贤士最平凡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说,古代的贤王、圣明之君,都是好善的,对于国家的决策,只注意如何有利于国家、天下、社会、人民;自己虽为一国的领袖,且有绝对的权力,可是他忘记自己的权力。换言之,他只着眼于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去考虑如何增加自己的权力。在制定政策时,只要是对国家社会,对老百姓有利益的,就下定决心去做,并不考虑这个决策是否损害自己的权势,更不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为出发点。同样地,一个领导人,甚至一个普通人,也都应该有这种精神。但是,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例如一个人很有学问,但往往会自认是饱学之士,看不起别人。其实应该忘了自己「有学问」这回事,在街上看见一个推车的、挑菜的,也要谦虚,想到自己还有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可是,一般人连穿一件新衣服都忘不了,走在街上,要多拉几次衣服,似乎怕别人不知道;如果有人赞美他的衣服,他更会沾沾自喜。所以忘了自己所拥有的,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权力而能够忘掉,就是保持了一分天真、善良与仁慈的童心。这是古代内圣外王的基础,是中国文化个人基本修养的本份。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乃至于出家当和尚的,本来很平凡,慢慢被人尊称「师父」,再被尊称「大法师」或「上师」,这样对他三叫两叫,他便自以为是活佛了。一般人除夕过年的时候,口袋里多了一些钱,自己就会「抖擞」——炫耀、自满、自傲——起来,这就是不能「忘钱」。在古代的圣王之中,能有「好善而忘势」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效法的。

孟子说,上古有德行的读书人,也能做到这样,自己有权势,忘记自己的权势;自己没有权势,则忘记别人的权势,这也不容易。但是,忘记别人的权势,并不是傲慢的态度。如果心中有傲慢,认为你越有钱有势,我越不睬你,这非但不是忘记,反而表示注重对方的权势。这就是我慢,觉得自己比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更伟大。如果此心平等,安贫乐道,就会把一切人都看得平常,不论别人有钱有势或无钱无势,总归都是人,以平等心对待,既不傲慢,也不特别轻视或尊重,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礼貌,应如何便如何。如果认为对方有权势地位财富,自己故意「以贫贱骄人」,不予理睬,而表示自己清高、了不起,这就已经错了,「起不了」啦!这只是自卑感在作祟而已。

孟子说:「古之贤士,何独不然。」古代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只问人家有没有道德,不问人家有没有地位、权势,忘记了对方的权势。所以古代称赞高士们「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美德,因为他心境平淡,忘记了这些权势地位。例如宋朝的杨朴,始终不肯出来做官,宋真宗仰慕他的名,几次要他出来,他都不肯。最后宋真宗派人到他家里坐候,他没有办法,只好到京城里去见皇帝。宋真宗对他说:现在终于把你请来了,你是喜欢作诗的,而且诗作得很好,一路上一定有不少好诗了。杨朴说:我在路上没有作诗。宋真宗说:那么你离家的时候,你的朋友们一定作了许多好诗,为你送行吧!他说,朋友们也没有诗,只有我内人(太太)作了一首诗送我。宋真宗说,那你太太的诗怎么说呢?杨朴就念出来他太太的诗:


更休落魄耽杯酒 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 这回断送老头皮


宋真宗听了这首诗,哈哈大笑,因此送了他很多礼物,放他回去,表示再不叫他做官了。实际上,谁知道他是不是假太太之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宋代历史上,这类的高士也不少。

再说孟子说的这类高士,并不是傲慢,也不是看不起政府,他只是不需要攀附权贵而已。例如宋代的邵康节,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像他这样有大学问的人,欧阳修、司马光这帮好友,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说,在政治上有你们出来,就已经很好了,我的身体又弱,不要为我添麻烦,让我在家瑞安享余年,能活几岁,就活几年吧。老朋友无论怎样邀请,他都不肯出来。

又如现在年轻人看别人的文章,认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也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由自己来写,苦写三天也写不出来。有些人看似满肚子学问,办个刊物,写上一年,学问也就写完了。要知道,学问的补充很难,成本很大,说不定读了一年书,两篇文章就写光了。不要以为自己本事大,所以人要能知耻。「知耻」不一定要含羞,而是要知道自己的分量,不要做出超越自己分量的事来;假如自己做了超越分量的事,就必定招来耻辱。例如举重的选手,自己只能举起九十公斤,偏要去参加举一百公斤的比赛,结果不但得不到冠军的荣誉,反而招来失败的耻辱。这种太过超越自己能力的行为,就是不知耻的结果。有时候,人狂起来就忘了自己在哪里,像一些学佛的青年,「未得谓得,未悟言悟」,自认为开悟了,就了不起了,那是「开误」了。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多么平淡!多么谦虚!开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有人恨不得在头上写个「悟」字,那是迷之又迷了。

因此孟子在这里说到,古代的贤君、贤士,始终觉得自己很平凡,所以面对势利,不感到势利;面对贫贱,不感到贫贱,因此能够独立而不倚。


先穷后达的那个人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宋勾践」这个人,姓宋名勾践,与越王勾践同名。

孟子对他说「子好游乎」,等于庄子所说的「逍遥游」,也就是说「游戏人间」的意思。人生本来是一场戏,世界是一个大舞台,看谁唱得好。但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终究是一个演员,唱完退到后台,我还是我。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在演的时候,哭要真哭,与剧中人合而为一,进入状态;演张三时自己就是张三,演李四时自己就是李四,人生本来就是戏。孟子提出的「好游」,就是如此而已。

孟子说,一个人活在这世间,如果自己身心不健全,「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叫他「嚣嚣」,也潇洒不起来。再说真有德性修养的人,自有高尚品德的自尊心,能「尊德」,所作所为,都能够好善、反省,能「心不负人,面无惭色」,胸襟开朗,对得起天地鬼神。这就是「尊德乐义」,这样才可以「嚣嚣矣」,才可以真的逍遥自在了!

因此孟子说了两个要点:「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一个真正有学养的人,尽管一辈子不得意,但不离开自己的人生本位,义理所当为则为,就是所谓的「穷不失义」。

宋朝了不起的名儒范仲淹,在他《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流传万古。后世青年,有人把这两句作为读书做人的目的,且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就他的这两句话而言,已经属于「立言」的大事了。

大家都知道,范仲淹出将入相,不过宋代儒家的理学,可以说都是由他一手振兴起来的,许多大儒,也是由他敬重培养成就的。他当年在西北镇守边疆,张载(横渠)年轻时,去西北投军。范仲淹看见他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对他说:你前来投军,报效国家,这是对的;在我,有你这样的青年来投效,我当然欢迎,不过报国的途径很多,你有更好的前途,可以去努力,何必应募来当兵呢?张横渠还是一腔热血,慷慨激昂,说了一番道理。范仲淹说:年轻人先沈住气,我送你一点路费、一本《中庸》,回去把这本书读好以后,再来找我吧。张横渠听了他的话,就回去读书,后来果然成为一代大儒。

张横渠读书成就以后,有四句名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自宋代以来,为历代读书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所备加尊奉的。其实张载这四句名言,与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互相呼应,相得益彰。也可以说,他之所以读书成就,成为名震一时的关西大儒,其中受范仲淹的影响,最为深远。

除张载之外,当时由范仲淹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少,如宋代名相寇准、文彦博等人的成就,都与他有密切关联。再如宋初山东的名儒孙复,也是范仲淹无意中推崇出来的。

范仲淹初期,是任知府,拿现在体制来比较,是省之下、县之上,相当于抗战前后的行政督察专员。当时孙复非常穷困,带了一封介绍信去见他。范仲淹见他是一个有品德的读书人,问起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孙复说起生活困难,范仲淹即送他一年的生活费用和回家的旅费。

范仲淹这类的事做得很多,做过了也就不会计较于心。第二年孙复又去找他,范仲淹想起他曾经来过,觉得这个人,怎么老远地来打秋风,就对他说:你怎么不在家好好读书?他说生活没办法,而且还欠了债。范仲淹说,你这么遥远地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这样好了,我写封信给你家乡的县长,请他帮忙你,我也负担一部分。这样才彻底解决他的问题。

不到十年,全国传闻,泰山下有一个姓孙的学者,学问道德非常之好。范仲淹听到这个传闻,就找他来见面,发现原来是自己帮忙过的那个读书人。后来范仲淹在笔记中感叹地写道:人最怕的是穷,当处身于极度穷困之中时,如果没有人伸手扶一下,就要过不去了;如果有人在此时,纵然是无意中伸出援手扶他一把,让他渡过难关,他就可能成为英雄、豪杰乃至圣贤。他说,平心而论,对孙复的帮忙,只是无意间的事,不像是对张横渠有心培养,但却培养了这样一个大儒,所以心里非常高兴。

其实,范仲淹自己就是孤儿出身,幼年时父亲去世,母亲被贫穷所逼,只好带了他改嫁朱家。他也改姓朱,单名叫说。当然,这种日子不好过,他在稍稍长大后,就拜别母亲和朱家,住到庙里读书。每天煮稀饭后再让稀饭结冻,划成三块,度过一天三餐的日子,勉强解饥。考中功名以后,才复姓归宗,最后出将入相。因为他知道民间的疾苦,生活的艰难,所以我们现代的助学制度,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创办了。他当了大官以后,赚的钱,买了许多田地,收入所得,自己完全不要,用来兴办义学,帮助清寒子弟读书。并在每个县里,兴办义仓,积存余粮,遇到荒年,开仓放赈。这些社会福利的善举,都是他创导的。

他一生为官,从来不摆官架子,后来并把母亲接回来奉养。他的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和侄子纯诚,后来都做了大官,都是名臣,对国家有相当贡献。他在边陲带兵的时候,叫他的次子回家收租,一次收了四大船的租谷回家,在路上看到范仲淹的朋友石曼卿(延年),上前问候。石曼卿流泪告诉他,母亲死了,连棺材都没有钱买。范纯仁即将收来的租谷,全部赠送给石曼卿。范仲淹正在书房读书,见儿子空手而回,就问路上发生了什么事,范纯仁将经过说明,范仲淹听了,非常高兴,对儿子大为嘉许。

我们看范仲淹的一生,就是「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两句话的最好说明。这也就是孟子在这里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过就文章说,「千古文章一大偷」,这句话也是脱胎于老子的「后其身而身先」一语。三个人的话,是同一个观念。不过,孟子的变化说法,比老子那句话达畅多了。《老子》是春秋时代的文体,简练又简练;孟子与范仲淹写的,就是白话文了。


有我无我


孟子接着说:「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一个人的学问修养做到了,虽然一辈子倒霉,人格始终不褪色。不要因为自己没有钱,而将自己的人格打折扣,那就整个失败了。「士得己」就是有我,「己」就是我,「得己」就是保得住我自己。

我刚才说人格的保持,年轻人要特别注意。若干年前,两三个大学的佛学社团联合邀我作一次演讲,可是我听见是佛学社团就头大,讲佛讲得不好会讲「糊」,讲得胡里胡涂的。我当时对他们讲的题目是「有我与无我之间」。学佛要无我,形而上道——自己讲修养,要到达「无我」之境,才可以入门,但还不是最高。做人做事,一定要「有我」,才能够立大功成大业。一般学佛的人,拿了这个「无我」的名词,就把鸡毛当令箭,到处「无我」一番,结果佛既学不成,人也做不好,这是学佛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做人一定要「有我」。例如写一篇文章,如果其中「无我」,则不值一读,不会有内容,老师就会批「不知所云」四个字;画家画一幅画,「无我」就没有东西。做人「无我」则怎么做人?是谁在做人?我就是我,不能变成你。更不能今天变成张先生,穿上西装;明天又变成李小姐,抹上口红。那成什么话?所以做人要有我,每人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品德,自己的风格。至于风格对与不对,在于前面说的「尊德乐义」这个范围。各人在这个范围之内,建立各自的品格,老实人是老实的风格,慷慨的人是慷慨的风格,这就是「我」。

所以「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穷了还有我,如果穷到了无我,那就是孔子说的,「小人穷斯滥矣」。得志了,则「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志以后并不忘形,不离开「尊德乐义」之道,更要好善。得志以后,到了上位,就要记住是上天给自己的机会,去为大家做事。在我个人的体验,不想运气好,更不想得志。所谓运气好,只是一个字「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倒霉的结果则是「闲」。如果「忙」与「闲」可自己选择,我宁可选择倒霉,太忙了吃不消。

而且更讨厌的,是脸上的皮肉也要忙,见人就得笑,不想笑也得笑。如果没有地位,不笑就不笑!别人也不在乎我笑不笑。有了地位,只好对人笑,不笑就被指为傲慢、官腔;有时会笑到脸上的肉发酸,也很可怜。「达」就要「不离道」,能这样的话,一般人才不对他失望,那就是众望所归了。现在选举胜利的人,就有人送一块匾额,上题四个字「众望所归」。当然,现代的选举,当选的人是否真是众望所归,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两句是孟子流传千古的名言。凡是中华民族的青年,都应该牢牢记住,这是人生的价值观,和人生的目的。如果对于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目的都搞不清楚,那简直是胡里胡涂地过了一生。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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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与豪杰的区别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


孟子说,周文王是历史上的贤君,也是历史上的明王。文王、武王父子两代,在当时十位贤臣的辅助下,以他们的智慧共同努力,确实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局面,而使周朝延续了八百年。这十个大臣,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贤臣,其中一人是文王的太太。一般的人才,要靠好的领导人,才能有机会站出来;这类人还是普通人才,非靠背景,靠别人提拔不行。而真正的英雄豪杰,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站得起来。

关于这个观念,历史上有一个例证。大家都知道,韩信在年轻倒霉的时候,受过「胯下之辱」。因为他身上佩了一把剑,在街上遇到几个小流氓,拦住他说:「你这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居然还敢神气活现地佩剑,有种的咱们比划比划,没种就爬过去。」他们叫韩信从他们的胯下爬过去。韩信气得将剑拔出了一截,可是一转念间,还剑入鞘,照他们的话,爬了过去。这班小流氓哈哈大笑,非常看不起他。

他当时没饭吃,有个洗衣服的老太太,起了同情之心,就把自己的饭包送给他吃了。后来韩信做了三齐王,得志后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几个流氓,那些人吓得脸也白了。韩信却说:你们不要怕,当年如果不是你们那样刺激我,我可能不会努力,更不会有今天。老实说,当时我要杀掉你们,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我划不来,而且要犯罪坐牢,因此我忍了。现在,我给你们事情做,去当个低级军官,可不要再骄横了,好好地干,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就是韩信。所以他当了三齐王以后,汉高祖和他闲谈,问起他能带多少兵,他说:「多多益善。」汉高祖再问他,像我刘邦能带多少兵?他说:最多十万。汉高祖说:可是你为什么为我所用呢?韩信说,你虽然不能带兵,可是能够「将将」。

有一次韩信与带兵的同僚们谈话,就笑他们,虽然你们功成名就,不过是一般平凡的角色,你们是靠运气,靠别人给你们机会才有成就,并不是你们本身真有了不起的才能,所以值不得骄傲。他引用了一句古人的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事实上也真的如此,人多半是靠运气和别人给的机会,才能站起来,这就是孟子说的「凡民也」。

这一段,孟子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有志气、有才能,不管任何环境,自己都会站起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大丈夫,不依附任何人都能够站起来,只是遭遇各有不同而已。

所以,孟子又说,假定有一个人,有好的背景,和韩家、魏家有很密切的关系(韩家与魏家,是孟子当时的大家族、大财阀,也是特权分子),可是这个人并不引以为荣,这样的人就是了不起的人。所以一个青年,家庭良好,社会背景良好,而有高度修养,但做人很平凡,做事很踏实,自然前途无量。

台湾二三十年来,像这样自己起来的青年有很多,他们把自己的家世,看得很平凡,做人规规矩矩,骑脚踏车去上学,这就是了不起。这种人,就是有过人之长,将来有前途,一定有他的成就。

这里两节书,说了正反两面的情形。第一点说到「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一个大丈夫,没有地位,没有背景,自己终于站了起来。所谓站起来,不是发大财、做大官,而是对社会人类有所贡献。第二点是说,有社会地位,良好家庭,背景很硬的人,而自己能看得非常平淡,并不骄傲于人,并且不依赖家世背景,而自己能够站起来的,也是超越了一般平凡的人,将来会有伟大的成就。


谁是好领导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又由做人的道理,扩而充之,讲到为政。人生的个人修养,到达了不依赖身世、背景、环境而能够自己站起来,进而能够领导社会、领导政治,然后能够做到「以佚道使民」。「佚」就是安逸,「佚道」就有很多内涵了,发挥起来,可以写一本专书。简单来说,所谓「佚道」,就是看不出来有所作为,很安详,就是老子说的无为之道,无为而无不为。

一般所谓很能干的人,他有作为,别人看起来,他很忙,指挥这人往东,又命令那人往西,大家也就跟着他团团转,忙得很。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佚道」的人,作一个领袖或领导一个公司,看来好像大家没有事,其实人和事什么都安排好了。以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最高明的科学管理、企业管理、人事管理;在政治上是平静,社会没有事,经常很太平。因为社会本来不乱,就不需要做事;社会乱了,警察就忙了。

所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老百姓在「佚道」的治理下,虽然劳苦一点,但对上面不怨。我几十年的见闻和人生经验,发现不管当小主管大主管,上面很少不被下面埋怨的;即令最好的领导人,下面虽当面恭维,背后却在埋怨。而且有时的埋怨,并不一定是领导人不对,所以尽管是「佚道使民」,想达到「虽劳不怨」,也是非常难的。譬如要求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是为了行人车辆的安全,也可以说是「佚道使民」;可是要他过一个地下道,或者天桥,这种不算劳苦的小事,也还是有人要埋怨的。

其次「以生道杀民」,上天有好生之德,处处在爱护人,不希望老百姓犯法,尽可能使他免蹈法网,可是仍然有人不畏死而犯法。为了大家的安全生活,逼不得已而杀掉为害大众的人。

像这样最后受刑被杀的人,虽死但不怨恨杀他的人。这种死而不怨杀者的史料,上古很多,中古以后历史记载的,则偶然有之,并不多。在历史上,成功的大臣做得到,如上古舜时的鲧,不但不怨,而且他的儿子禹,更继承父业,终于治水成功,这是最显著的史例。

孟子进一步对历史作了评论。因为孟子生于战国群雄专讲霸术的时代,故而为历史政治哲学,对王道、霸道下了定义。在孟子所说的霸道中,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霸主时代,人民还是「驩虞如也」,大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平安康乐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时代,这是真正的霸主时代。至于「王者之民」,就是三代以下,乃至周朝的初期,生活在王道政治下的人民,就是「皞皞如也」,大家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在这种王道政治的社会,「杀之而不怨」,人民犯罪,虽被杀也不怨恨。「利之而不庸」,在真正王道的社会,虽有发财的机会,人人生活安定优裕,但并不贪图过分的利益。

这是孟子为王道政治的思想绘出的蓝图,也就是大同思想。以现代的民主自由政治思想而言,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是王道社会。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在这个王道社会中,人民的个人道德与治国的政治道德,以及文化,是在不着痕迹之中进步发展。而真正的道德,是「不知为之者」,不知道是什么在促使这个社会进步,而社会自然默默地在进步,这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在真正的王道政治下,才能达到的。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这一段话,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是挑起民族承先启后责任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挑起这个责任。

一个知识分子,担负有国家民族文化的责任,对于道德的修养,人文修养,要做到「所过者化」,才合于继祖承宗的标准,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外王。真正的圣人,大家就自然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召和教化;口头的教化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超过了言教,但还是不够,要能够做到「所过者化」。可是如何化呢?「所存者神」,到达神化的境界,就是由精神的感召,改变了别人的心理与行为,只要他人在那里,一般人就会对他肃然兴起恭敬,就像对庙宇中的菩萨,或供奉的神明,或教堂中的十字架一样,戒慎之诚。

一个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耻的。前面孟子曾说人贵知耻,假如做到了「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的成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了。说到「同流」,使人容易想起一句成语「同流合污」,那是狭义的看法,是一个坏的状况;但从广义着眼,天地生长一切万物,有好的,有坏的,的确是「同流合污」的。但天地并没有对万物分好坏,毒药可以致人以死,但有时也可以治病。万物因时间、空间、对象、环境的不同,使用的动机方法不同,才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差别。「同流」就是像海洋一样,充满了生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向这一目标努力。所以孟子最后说,「岂曰小补之哉」,人不要轻视自己,尤其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轻视了自己的责任,要立志对社会有贡献,对宇宙有贡献,有天地一样的胸襟。

前面提到过,张载(横渠)有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凡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出世修道,也同样是「为天地立心」。因为维持文化精神的人,虽寂寞穷苦,但是他们是「为天地立心」;而那些延续人类文化于不坠的人,就是「为生民立命」,在佛学上讲,就是延续「慧命」。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说来非常可悲,已经是命如悬丝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命运,如千钧的重量,只有一根丝在吊住,连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也被称作学人。而我们自己反省,并没有把文化工作做好,而且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再往后看,还未曾发现挑起「为往圣继绝学」责任的人,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启后,而且能继往才能开来。

与这四句话有同样精神的,是佛家《六祖坛经》中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二者虽儒佛不同,但意义相同,不要有门户之见。

孟子在这里,为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立下一个千古不移的原则。他说,「仁言」不如「仁声」那样能够深入人心,产生较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切言语文字的教化,比不上声望的影响。「善政,不如善教」,好的政治,不如良好教育对人的影响,因为受教者是终身获益的。「善政,民畏之」,一个好的政治方案,好的法令,可以应付现实的问题,但其利益、效果,到底有时间、空间上的限度;时过境迁,则当别论,不能对永恒的未来,有所改善。教化则不然。「善教,民爱之」,如孔孟之道,千秋万代,永远有益人类,太阳没有毁灭以前,他的价值永远存在。所以「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这句话对于低吟「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的教师们,是一种鼓励,可以写来贴在案头,自我安慰一番了,因为教育家负担的是善教之责。

孟子申述,良善的政治,固然得人民的爱戴,「善政,得民财」,一个方案下来,可以立即得到利益。但施政必依法令,法令对人总有所限制,老百姓遵行法令,多出于怕犯法的心理。「善教,得民心」,对于善的教化,老百姓就以欢喜的心情,爱好的心情而接受。所以善政就得民财,善教就得民心。

中国上古的政治哲学,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三者并重的,也是相互兼施的。为政者是作之君,是领导人;同时也是作之师,兼负了教化的责任;也是作之亲,像大家长一样,养育百姓。后来,君道与师道分途,两者始终不能合一,这是人文历史的演变。

下面,大问题来了,这是孟子学说的中心问题。


人性的良知良能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提出来的「良知」「良能」,成为不得了的重大问题。这两个名词,影响了整个亚洲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约有八百多年到一千多年之久。

王阳明的哲学,影响了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真正文化中心,也就是王阳明所阐述的良知、良能之学。这个学说,在国内自明朝到清朝的六七百年之间,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在佛教禅宗方面来说,王阳明的学说一出来,就掐住了禅宗的喉咙,需要抽痰开刀了;但也有许多禅师,是在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之下而悟道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的功业文章,很了不起,但是对于他的四句教,我也曾在民国四十四年(公历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禅海蠡测》中评论过他,现在不再多说。

至于孟子的这两句话,也是很值得讨论的。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不学就会做的,就是「良能」。那么小孩子偷糖果吃,也是「良能」吗?「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经过考虑而知道的就是「良知」。像有的人,天生有偷窃癖,有家有当,丰衣足食,可是看见穷人家两只鸡,他还是会不加考虑地偷来,这种不虑而知道去偷的知,也是「良知」吗?所以孟子这两句话,哲学的道理完全对,用的文字有问题。同样的,「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也有问题。小孩子「不学而能」的事多得很,孩子的破坏性很大,见到东西,尤其是新奇的东西,喜欢拆解破坏;对于一些小动物,喜欢弄死,这也算是「良能」吗?所以这一段,是孟子学说的中心所在,可是值得讨论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他又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我不完全同意孟子这几句话,说得未免太笼统了。他说「孩提」,这已经不是婴儿,是由大人牵着手走的四五岁上下的孩子了。他说这样的孩子,统统爱父母。这可是不一定,学过儿童心理学的就知道,有太多的孩子,天生不喜欢自己的父母。严格说来,婴儿喜欢母亲,也并不是由于孝心,只是他需要吃母亲的奶水,是利害关系。一般说这就是孝,就是爱,那是知识分子加上去的。人类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是否可爱,是一个大问题。孟子强调「孩提之童」,个个都知道「爱其亲」;等他长大了,个个都知道「敬其兄」,也是有问题的语句,因为兄弟姊妹间成冤家的多得很。人性是很可怕的,究竟是否像ji 督教说的,吃苹果变坏了或被蛇诱惑,真是一个大问题。

再看他下面的结论。「亲亲,仁也」,亲爱自己的亲人,是对人类同情;「敬长,义也」,爱自己的兄长,同时也爱别人的兄长。「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说,这没有其他理由,这是人类的真理。孟子这些话大有问题,需作彻底的讨论。

王阳明悟的是什么?就是孟子说的「良知」;而佛说的「般若」也是「良知」。「佛即自心,能生万法」就是「良能」,神通妙用也就是「良能」。王阳明曾学过道家,也学过佛家;后因被谪到贵州龙场,自己在山洞里闭关打坐,工夫已做到有神通,能够先知了。有一个朋友去看他,在三天前他就预知了。王阳明悟道以后,采用了孟子的「良知」「良能」,提出所谓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的学说思想,就采用孟子的这两个名词,「良知」与「良能」。阳明先生特别注重于「良知」,认为「良知」是人的天性之知,等于佛法所说的觉性。而阳明学说的重点,在「起用」——即知即行。

孟子对于「良知」、「良能」的观念,在原文中他下的定义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是两个大原则,这是讲心性的「知」与「能」。他认为「能」与「知」是不学而会的,例如小孩子不学就会做的,就是「良能」;不经过思想考虑而知道的,就是「良知」。有人作哲学的比对,认为孟子的「良知」,就是西方哲学中,法国人博格森所称的「直觉」。现在更有人认为,禅宗的悟道,是一种「直觉」的作用。至于博格森所说的「直觉」,与孟子所提出的「良知良能」,是否相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以一个翻译的名词,任意用来凑上做研究比对,这是很危险的事。研究学说,应该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看见一个名词,不可任意拿来引用作比喻,必先探究来源,了解它的含义,然后方可引用。

再看孟子对「良知良能」所引申的理由,他说一个小孩子就自然爱他的父母,这就是「良知」。可是相反的一派,主张人性本恶的法家,观点就不同了,认为小孩子的爱父母,不是本于人性的善良,而是为了利害的需要,有奶便是娘。假如一个婴儿生下后,抱离父母,由另外一位母亲养育,喂他奶吃而真爱他,这孩子也一定爱这个母亲。如以现代心理学来分析,也是如此。而孟子认为小孩子爱父母是天性,长大了就爱兄弟姊妹,这是不一定的,意见相反的非常多。

缩小范围来研究,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究竟是什么?这个「知」,这个「能」,到底是什么?

孟子在这里所说的话,和告子所说的一样,他们几位所辩论的人性,都是指后天的性,是父母生下来以后的,不能代表形而上的本性。所谓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性,究竟是善良,还是不善良,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联想到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般人向来歪曲了老子的意思,说老子认为天地无所谓仁爱,只是在玩弄万物;而所谓天心仁慈,只是人类的一种观念而已。如果天地真的由于仁慈生了万物和人,为什么又让他们生病、烦恼、死亡?这不是天地自找麻烦吗?如果天地生人,都不老不死,该有多好!太阳永挂中天,连电灯也不必有了;大地自然会冒水,也不必下雨了。可是天地偏要制造许多矛盾,这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一般人这样解释,可以说是歪曲,是诬蔑了老子。我认为这两句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或不仁,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天地生长万物,都是看做刍狗一样,完全平等。古代的祭品中有狗,后因不愿杀生,便以刍草做成狗来代替,名为刍狗。在祭祀以后,就抛弃了。所以天地生长万物,是任万物自然而生,自然而灭,无所谓仁与不仁,更不是玩弄。所以老子这两句话,只是说明自然的道理,不能往坏的方面去解释。

由于老子这两句话的说明,依据逻辑,可以引证,对于形而上的本体而言,可以称为良知或不知,或良能,或无能,或能而不能,或知而不知,均可,并不必要强调一定就是「良知良能」。

再向好的方面看,良知与良能这两个名词,孟子所说的是对的。「良知」是人性的好知,但有时候是邪知、歪知,那个知就不大好了。孟子所以说「良知」,是因为他的思想始终站在人性本善的观点上说话,凡是善的事情,自然都是「良知良能」。但这项学说有一个漏洞,就是邪知、歪知,以及坏的行动,是不是「良知良能」?如果说坏的行动,是后天的习气而来,在理论上就有了问题。

良知良能经孟子提出后,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达一两千年之久。这个问题,西方有些哲学家,在唯心道德理论上,与孟子的这一理论是相合的。另有一派非道德的学派,则认为孟子这一说法不够哲学,甚至说中国人没有哲学。其实人伦道德本来是以行为作基础的,硬套上一个哲学的帽子,谈到形而上的本体,就不通了。例如孟子所提的,小孩子天生有善良的本性,但他引用的例证,则不足采取。

再回溯看孟子的老师子思,在《中庸》中所说的话——虽然有人说,孟子并未跟子思学过,子思死的时候,孟子只有十几岁,但是子思很器重孟子,曾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圣人。这些考据的事,这里不去讨论,但看子思著的《中庸》,其中也没有提到「良知良能」,只说「天命之谓性」,对于心性,一如佛家说的「一切众生皆是佛」,只是自己没悟,所以不知自己是佛。《周易·系传》上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这个意思,自己不知道自己就是圣人。

但《中庸》中还有一句话——「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是说一个人真正悟到了「天命之谓性」,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但圣人不知道自己是圣人,如果知道了,那就不是圣人了。所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就是说,在男女饮食之中,也可以悟道,虽达到了极点,圣人也不知道。这几句话很妙。

《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像这一类古书,希望今日的知识青年,能够熟读背诵,了解它的意义,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四十多年前,有一位留德的著名黄医师,她是江苏的世家子弟,对国学有相当造诣。她说在德国时,有一次去跳舞,召来一名舞男,她最初还不大看得起这个以伴舞谋生的德国青年,但那个舞男说是大学毕业,而且读过《老子》,并且立即用中国话背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但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解释得也很有一套。所以这位留德的女医生就说,将来中国文化,必有流行于世界的一天,凡我国青年,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文化,否则到了国外,反不及外国人了解得深切,那就太惭愧了。

到了明朝理学鼎盛的时代,有一位读书人,去向密云圆悟禅师请教。这个禅师是明代一位不得了的大禅师,但是他和六祖惠能一样,也是贫苦出身的,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他悟道以后,豁然开朗,什么都会了。这个读书人问他:「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和佛说到菩提道「不可说,不可知」一样吗?密云圆悟禅师说,你读了一辈子书,这个道理也不懂么?「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圣人若会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圣人。」这位读书人一听这几句话,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这四句话就是说,本性这样东西,人人都有,也就是「一切众生皆是佛」,人人具足天性,所以人人也都是圣人。凡夫不知,因为没有悟,不知道自己就是佛;凡夫一悟了道,见到本性,就成佛了。可是,成佛以后,一天到晚心想「我成佛了,你们大家都是迷的」,这就是「圣人若会」。圣人悟后,如果还抱着这个道不放的话,那么「即同凡夫」,还是个普通人,等于没有悟。这就是《中庸》为什么没有说到「知」的原故。

我们又回溯上去,看子思的老师曾子,是怎样说「知」的道理。曾子所著的《大学》一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说「致知在格物」,将「知」字提出来了;接着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他这里「致知」与「格物」相对,其中的道理,后世没有很好的阐述,只有以禅宗的道理来解释,才比较切题。「致知」就是「顿悟」,「格物」就是「渐修」,「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就是说,欲想顿悟,非渐修不能顿悟;渐修欲有成就,非顿悟不能有渐修的成果。

但是要注意,《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与《中庸》里的「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其中的「知」,都是讲知的用,也就是心性的作用。心性的第一个作用是「知」。

再回溯上去找祖师爷,就是曾子的老师孔子,他提出来:「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这也是讲用,没有提到本性。而到了孟子,则讲「良知良能」,好像是悟到人性的本来,尤其到了宋明理学家们,强调「良知良能」就是本体的作用。因此宋明理学家,非常反对佛,反对禅,也反对老庄,反对道。因为佛与道两家的人,在王阳明认为,知而不能起行,是落空的,光在那里关门打坐,得了道有什么用?这个道不能起用,不能行,不能救天下、国家、社会、众生,所以没有用。因此他主张「知行合一」。

他们这样一来,就犯了一个错误,把形而上本性的体,与形而下行为的用,混为一谈,成了体、用不分。他们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根据《孟子》这里的「良知良能」而来的。可是这并不是孟子的学说不对,而是他在这里所说的话,交待不清;在措辞举例上,把「良知良能」,说得「很像」是道的本性,以致宋明理学家们,就把体和用混淆在一起了。

再回头看看佛家,在经典上提到「知」,是用「智慧」的「智」这个字。中文的「智」这个字,还不够表达那个见到本性的「智」,所以多直接译音为「般若」。勉强用中文来解释,般若就是最高最大的智慧。《圆觉经》上曾说「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大家要做工夫修道的话,不论哪一宗派,这几句话好得很,都是做工夫最切要的。

「知幻即离」,知道自己的妄念只是妄想、幻想,大家闭起眼睛打坐,实际上在打妄想。明知妄想是虚幻的,可是除不掉,觉得两腿有工夫,就是妄念除不了,都在为此而困扰。

而佛告诉你,当你知道这个念头是妄念时,那个妄念早已经跑掉了,「不作方便」,不须用方法去除掉它。可是大家犯了一个错误,总认为妄念来了,怎样才可以除掉呢?而实际上你刚刚的妄念,已经绕地球一圈到了外层空间,早已无影无踪了;而你想除掉的念头,岂不又成为另一个妄念了吗?所以「知幻即离」,知道它是妄念的时候,妄念已经走了,它不会停留的,不必用什么方法去除掉它。

「离幻即觉,亦无渐次」,离开妄念以后,很清净的一剎那,就是觉性,没有什么小乘、大乘、初地、二地等等的分别。

在理论上,大家懂了这四句话,好像喝了咖啡,吃了冰淇淋一样,心里非常舒服清凉,认为佛到底是很高明的。问题在于佛高明,我们并不高明,因为「离幻即觉」的这一「觉」,留不住,刚刚有一觉,又变成了妄想;刚说「不作方便」,只要把这一觉保住就好了,现在这一觉又睡觉去了。所以不是醒觉之觉,而成了睡觉之觉,又胡涂了。大家修道的痛苦就在这里,这是用功方面。

在理论方面,《圆觉经》上这句「知幻即离」的方法,也是用,并没有说到体。后来有一位禅师说过:「知之一字,众妙之门。」众妙之门这句话,出于《老子》,禅师是借来用的。这是说「知」有如此重要,我们的犯错、犯戒、犯罪,就是因为不知,所以糊里糊涂犯了错。据说,如果能知的话,就不会犯错。这是「据说」,以我个人研究人类的心理,有许多人明明知道别人的东西不可拿,拿了则不道德;同时又知道这个东西很可爱,于是理智上的道德观,与情感上的爱欲,发生了战争,结果情感战胜了理智,不管道德不道德,拿了再说。这两个「知」,不知道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往往如此矛盾。所以「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如果认为这个「知」就是修道、悟道最重要的东西,则是错误的。

如果有这一「知」存在,永远不能成功;认为这一「知」——灵明觉知,就是道,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知还是意识,是第六意识的妄想境界,所以修道不能成功。

例如唐代的香严禅师,他从学的是天下第一明师百丈禅师。对于禅理,香严非常高明,可以一问千答;对于一个问题,他可以作十面的答复,可是他还是没有开悟。百丈死后,他只好去找师兄沩山禅师。沩山对他说,你的道理都对,就是没有实际开悟,你在这里少讲道理。又过了很久,香严就是悟不进去。有一天自觉悟不了,不修行了,就跑到南阳忠国师那里去种菜,心想如此过一生算了。有一次在种菜时,地上有一块瓦片,他拾起来一丢,刚好落在竹子上,「碰」的一声,他开悟了。这叫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于是作了一个偈子:


一击忘所知 更不假修持

动容扬古路 不堕悄然机

处处无踪迹 声色外威仪

诸方达道者 咸言上上机


悟了以后,要忘「所知」,连悟的这一知都是多余。再回到《孟子》这里,把他的「良知良能」拿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东西。

我们以现代知识来研究,婴儿刚生下来,是有知或是无知呢?他「哇」的一声哭了,但那是哭或是唱歌,谁也不敢肯定,可惜我们自己也忘了。今天的禅宗和今天的儒家,已与往古不同,就要问这个问题了。如果说婴儿无知,他确有一个知,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知,也有「不学而能」的能。婴儿饿了一定会哭,可见他「不虑而知」,这是天生的。如果站在医学、生理学或唯物哲学的立场来研究,认为这是唯心的理论,那是错误的,因为肚子饿了会哭,不是知不知的问题,是生理上脑神经的自然反应。

婴儿会抓东西,欢喜踢脚玩,长大一点又喜欢跑路;中年手动得多,玩手;年老手脚都不大愿动了,只好坐在那里回想,玩头脑,头脑玩完就走了。这是人生的历程。可是婴儿抓住一件东西,这是不是良能?在现代医学上则叫做人的本能,是神经的反应,这与道德的良与不良无关。「良」是哲学家加上的一个字,加的对与不对,科学家不置可否,你爱加就去加吧。

我们如果列举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意见来对比,那就太多了。现在只从大的纲领上,扼要说到这里。

现在,我们将《孟子》本身的学说,把他前后所说过有关的话,连接起来做研究,应该说,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他文字的说明运用不太清楚。孟子对于人性,不论是先天的、后天的,都是从「性本善」的哲学主张而来,如佛家所说「无始以来自性本来是光明」。人从娘胎中生下来开始,就属于后天,后天所染的习气,就是「习相远」。把这种习气的动作,当作了自性光明善良的一面来看,是孟子以后一般人的错误解释。

孟子提出来的良知、良能,重点在「良」字上。是善良的知,善良的能,也就是《大学》上「止于至善」的那个「至善」的境界。他如果说,有些孩子天性笃厚,坏习气沾染得比较少的,所以「无不知爱其亲者,无不知敬其兄也」,那就清楚了。所以为了说明他这一段书,要把古今中外与他相反的理论都列举出来,然后,只有借用佛家的理论,来为他作解释,才能了解他所说的真意。至于后世的理学家如王阳明先生,囫囵吞枣,一股脑儿没头没尾地引用,对孟子的学说作不清楚地界说,反而搞得更加纷乱了。

现在,我们再看下去,孟子自己在后面的解释,就更清楚了。

孟子告诉我们看水,要看波澜,看那个活泼泼的精神,把它吸收过来,体会于心,也是活泼泼的。其次他告诉我们水性是「不盈科不行」,上游流下来的水,流到堤防前停下来了,一定要等到「盈科」——满了,高出了堤面,才又流了出去。这是孟子告诉我们修养的秘诀,「不盈科不行」。要想学道,则「不成章不达」,自己不参透学理,永远不会通达。有的人学道,做了几天静坐的工夫,就想开悟,那是死水一潭,理事不能融通;做人做事也是这样,不充实、不圆满不行,要充实、圆满以后,才能得成果。

孟子前面说天下大事,怎么突然又说到个人修养上来了?他这是告诉我们,当官也好,教书也好,经商也好,做人也好,先求充实自己,「不盈科不行」,「不成章不达」,天下事没便宜好占的。人都是偷心不死,爱占便宜,尤其学佛学道的人,希望老师传一个秘诀,明天就得神通,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所以要「盈科而行,成章而达」,这是不可磨灭的真理,自己不充实而想成功,那是不可能的。


人的等别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这几行书,阐述了良知、良能的道理,这是最好的说明,也是对他的说明最好的批注。这并不是说孟子的文章写得不好,而是上古时代的文章,力求简练,后人看来易生误解。孟子接连不断地发挥,有时拿事情来举例,有时用比喻来解释,实际上,上下文的义理、思想是一贯的。可是宋儒(朱熹)这一系统,偏偏自作聪明,认为「四书」不合文章体裁的逻辑,把它切断分割,分章分句,叫做「四书章句」。这样的自以为是,反而变成断章取义,把重要的文句变成一个章节段落,使原本整体连贯的思想原则,变得支离破碎。从南宋以后,历经元、明、清六七百年之间的政权,遵循「四书章句」,以此取士考取功名,使孔孟圣人之道困于章句之学,导致儒家伟大的学术思想,被后人唾骂为「吃人的礼教」的教条,因此便要**孔家店。

孟子说,人性天生是良善的,提出大舜作一证明。他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舜出身的家庭,是所谓「父顽母嚚弟傲」,父亲愚顽不化,母亲泼辣不讲理,弟弟又桀骜不驯。舜受父母弟弟的迫害,被撵出家门,流落在历山的深山中耕种,和野生动物为伍,在林木山石中生活,当然无法接受教育和道德的培养。可是他没有变成野人,不但有学问,还有很高的修养,乃至成为历史上的圣王。这就是因为他发挥天性中善良的德性,不像我们凡夫,听到一件不对的事就发怒、批评;听到一件好事,就怀疑或者妒嫉。舜天性善良的品德,「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他听到善言,看到善事,他里面善的情绪,就像水库放水一样,滔滔而来,立刻接受,又感谢又恭敬。

孟子跟着说出舜发展善良德性的道理:「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性有善有恶,因为无始以来,人性原本是善良的,然而经过人生习气的染污,于是人性就有了善恶之分。但是一个人如果天性善良,在他处境最恶劣时,也会表现出善的一面。就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面对自己的儿女,和所爱的人时,仍会流露出他的慈爱心。或者一个疯子,当看见他心爱的人时,也会有慈爱的面容。所以人要修养,佛家说修行,不应该做的事,就绝对不要去做;在先天本性上,所不希求的,所不必要的,就不要去扭曲自己的良知之性,如此而已。修行就是去恶为善,把理智的力量增强,把后天的欲望减少,直到完全去掉,渐次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因此,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一个做大事业的圣人、英雄,在人生的路途上,都曾遭受过很多重大的挫折,所以才会有大的成就。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成,或者知识的渊博,或者技能、艺术、学术、文章方面等等的成就,乃至彻悟心性最高的智慧,常常在心理上,有无法告人的隐痛,以及负担、烦恼等等的逼迫,或者身体上有疾病的痛苦。如果能突破这些障碍站起来,就有所成就。

为什么身心上困顿痛苦的人,成就会大呢?「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因为是「孤臣」,是「孽子」。像舜的一生,他在生命的路途上,一开始受到的困难坎坷,就是「孤臣孽子」的心情,所以他对一切事情「其操心也危」。危字有双重意义,一是危险之危,就是看每件事情,都隐伏危机,不像没有吃过苦的人那样,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另一个意思是,危者正也,居心纯正,随时怕自己犯错误,如临深履薄,不敢乱来。「其虑患也深」,所考虑的问题,所顾虑的后果,都非常深刻、深远,使反对的人没有意见。因此比一个在顺心环境中成长的人,看得更为深远通达,所以后人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名言。

孟子在前面举出,历史上公认舜是一个大孝子,但了解舜的一生,才知道舜所受父母家庭种种折磨煎熬,得不到谅解的心情,非常困苦。可是他无怨无悔,积极修养自己的道德以达到最高的成就,成为一代圣君。他是一个真正大孝于父母、大孝于天下百姓的大孝子。记得前人有一名联:「世事都从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此言的确不虚。

舜的一生,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逆来顺受,转逆为顺,发挥了孟子所谓良知良能之本性。读到这里,自然就贯通孟子上面所提出良知良能的涵意,并可以解释为人性光明善良的一面了。

接着由个人修养,人性的善良面,再说到做人处事: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又做了一次人格、人品的分类。由人性的光明善良面,再讲到一个人的成就,这是从「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一段连接下来的。他说从政的人,有不同的几类,我们要先把人生观确定,准备将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和将来赚多少钱、有多少资产,或子孙满堂等等,都不相干,因为这种种的情况,都不过是做人的一番景象而已。当院长、部长、大将军、大元帅,也是做人;做老百姓,也是做人。不管你是怎么穷通富贵,但个人自己的人生观首先要确定,知道自己要做哪一种人。

孟子说,有一种人去做人家的部下,或为升官发财,或为获得领导人的信任而为社会做一番事情,所以伺候主管,并且要迎合主管的心意。例如为了找工作,要去见一位总经理,就要先打听一下,他是喜欢长头发或短发型,喜欢青年装或西装,然后顺着他的意思穿着,再去见他,这就是「为容悦者也」,要合于他的意思。

第二种人出来做事,目的是不同的,他是为了社会、国家、天下而出来从政的,那么他的快乐,建筑在事业的成就、抱负的施展上,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他绝对不干。

第三种人就很高了,叫做「天民」,是替天行道。这一种人是自己先行估计,能替社会做几分贡献,能有贡献才会出来做事。

最后一种是圣人,在儒家叫做大人,是「正己而物正者也」,这种人无所谓权力与地位,也无所谓站出来或不站出来,他是真正的天下之大人,无论当皇帝、当官、卖菜,都一样。大人就是大人,是正己而后正人的人;不但自己是正人,又是使天下万物,皆得其正的人。等于佛家所说的菩萨道,自利利他,度尽一切众生;也等于其他宗教所说的博爱世人,此之谓大人。以儒家的立场,所谓成佛升天,不过是成为一个大人而已。

孟子从人性的良知、良能,说明人性的用,而说到了做人做事,他把人格做了分类以后,下面再讲另一方面的人与事。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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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三乐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古代称君子,是指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孟子说,一个君子,有三样事情是他人生真正的快乐,就算拿皇帝之位来交换这三种快乐,他也不干。第一是有圆满的家庭,父母都快乐安详健在,兄弟姊妹之间和睦,没有人当太保,也不会出意外,无灾无病。

第二,随时随地,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一切,到城隍庙烧香,面对阎罗王都不怕,因为没有犯过罪,没有做过亏心事,所以看见人,心不跳,脸不红。「怍」就是在测谎机上显示的不正常跳动频率,一个人光明磊落,没有任何事对不起天地鬼神及人类的,这是第二件快乐事。

第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第三件大快乐,但它的构成条件是要有「英才」,如果「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就「苦」也。当然「英才」是很难得的,有些人教也教不好,说他好并不好,说他坏又并不顶坏,而是一种「阴」才,这就在不苦不乐之间了(众笑)。

最后他又把开头的一句话重复一次:「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这是他的感叹!

这三乐,孟子有了一乐半,因为他的父亲已不在了。孔子则没有第一乐。孔子的一生很苦,他的哥哥姐姐,从小都靠他养,而且孔子奉养的母亲是后娘。第二乐,他们两位都做到了。第三乐,孟子大概不胜感慨之至,孔子也没有完全做到,因为孔门七十二贤人,贤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至于说教育出来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才」,孔子门下没有,孟子门下也没有。

有人说,还有一个人,也只做到一半,那是隋末的王通,他自比尼山,儒、释、道三家都通的,也是大彻大悟的人。最初他也有志出来统一天下,后来和隋炀帝见面谈话后,看到国家天下的形势,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便立即回家讲学河西,培养青年人才。后来唐太宗手下成名的将相,大多是他的门人,王通可以说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以王通死后,他的学生们,私谥他为文中子。为什么由门人私谥而政府没有赠谥?在唐朝的历史中,连他的传记也没有,据说由于其弟王凝任监察御史时,劾奏唐太宗的舅子长孙无忌的友人,所以隋唐史中,没有他的传记。但满朝文武百官,他的门人们,私谥他为文中子,等于是当代孔子。

这里看到,孟子在人生的目标上,订立得如此远大,而孟子自己也没有做到,可见人生事业的难为。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这是孟子再三说明君子有三乐之外的修学境界,因此而说,即使贵为天子,也是平常的事,不算什么。

孟子首先说,一个人当了皇帝,领土大,人民多,为世界大国,哪一个人不希望这样?但是一个人纵使当了帝王,也不见得能有君子的三乐。

研究古今中外的帝王,可怜的太多了。了不起的帝王如汉高祖、唐太宗、西方的拿破仑,等等,他们也只统治短短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只有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当了六十年的皇帝,老了交给儿子,自己当太上皇,在宫中静修,念密宗的咒语,偶尔管管闲事,真是十全。但是他乐不乐?一点也不乐,烦恼事情很多。所以当了皇帝,虽然「广土众民」,但并不乐。这就是为什么孟子教年轻人,先建立自己的人生观,认清楚人生的目标,不要去盲目瞎闯;没有确定目标,没有建立人生观,皇帝可以做,宰相可以当,可是,那也只算是人生生命经历的一场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却认他乡作故乡」。

其次说到做圣人,「中天下而立」,是志愿在乱世中,做中流砥柱;换言之,是顶天立地,独立而不倚,不亢不卑,为万世人格的修养目标。「定四海之民」,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如周文王一样。多了不起啊!但是,这只能说是立功,谈不到立德,所以有人不走这个路子,孔子、释迦牟尼,就不走这个路子。像释迦牟尼佛,他天生可以当皇帝,本来就是太子的身份,可是他不愿意,虽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然而「所性不存焉」,不能成道,不能超凡入圣,只能成一世的功业,不能成千秋万古不朽的德业。

「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那么君子学什么?学大英雄吗?虽然做到了尧舜的境界,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另一种形态,或者去过穷困的生活,虽三餐不继,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害,这都是本分上的事。能够安本分的人,就是天下大英雄,英雄可以当帝王,亦可以当乞丐。当帝王对他不会增加一点点什么,当乞丐也丝毫损害不了他什么,该如何处便如何。

接着孟子继续讲到修行,这里从养身开始,前面从尽心而后知性,知性以后修命,修命以后,到这里是修身。儒家与佛家不同,完全在入世的做人做事上,把道修成,然后可以「大行不加」,「穷居不损」。

他说真正的修行,是从心理行为修起,动心忍性,起心动念之间,都合于「仁、义、礼、智」,就是至善。那么「根于心」,内心的修行够了,「其生色也」,然后奇经八脉、十二经脉都通了。「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然后脸上的气色也不同,有光华了,气很充盈畅达四肢,形体端正,不弯腰驼背,身心舒畅、轻灵、怡悦。「四体不言而喻」,一个有道之士,一眼望去,身影自然与众不同,精神灌透,气沈丹田,含胸拔背,有一种慈和祥瑞,潇洒飘逸的丰采气质,像是神仙中人。

这是孟子一生修养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学问修养实践的自白,照一般世俗的观念,就是他修道的真工夫。孟子从动心忍性开始,然后说到性善,讲到做人做事行为。不过儒家和佛家不同,儒家动辄就与实际的从政连起来,因为古代的知识分子,出来第一步自然就与政治产生关连,所以是由行为,再讲到修行的成就。

因此孟子说修行成功了,有定力,便「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其实不管佛家或儒家,都是如此,所以青年人要想学道,求得气脉通的,先要做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明心见性以后修持,气脉自然通,否则,要从心理行为上,改进自己,在起心动念间,念念都在至善,气脉也自然就通了。这是孟子实际的经验,他不会欺骗我们的。

孟子有关心性、体用的修养,至此大致已告一段落,他由基本原则,谈到实际工夫。所谓仁、义、礼、智是根于心,由心理行为开始,修养到「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的境界。这也是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检查心理行为的修养,工夫到家时,生理自然有了转变,同时也能彻底明了心性体用的道理。

然后讲到起心动念,做人做事的道理,见之于外的行为,成为道德的准则,也成为社会群体的政治伦理。于是孟子举出伯夷的一段事。


养老与全民福利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伯夷是殷商朝代的宗亲,当时对于诸侯们反对纣王暴戾政治之事,伯夷也没有办法,只好避世,退避到现在辽东地区。后来听说文王在岐山实行仁政,很高兴,兴奋地说:应该回去了,因为听见西伯「善养老者」。在伯夷那个时候,文王的爵位还是伯,分封在西岐的,所以伯夷称他为「西伯」。而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周朝立国已经几百年了,文王的谥号也已经尊称几百年了,所以孟子的口中,尊称当时的西伯为「文王」。

伯夷为什么听见文王「善养老者」,就会想来归呢?其实,在古文所谓「养老」这个名词的内涵,代表了当时农业经济社会的稳固,把「幼有所养,老有所归」的社会福利事业,做得都很完备。中国传统素来对于人民的养生送死,看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养老该怎么养?例如现在台湾,老人福利机构的设立,对于老人的生活,都有照顾,重阳有敬老的活动,老人疾病免费优待治疗,公交车免费,以及鳏寡孤独的老人都有所赡养,这是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进步措施。

古人所谓的老,并不一定专指年龄高的老人,有时候是代表学问、道德、修养高的人。如国之大老、老臣、老师等等,不一定是年龄很高,这是「老」字的另一意义。

「善养老」则代表了社会经济的富庶、安定,因为一个时代的变乱,首先遭难的就是老、弱、妇、孺。所以当社会安定了,依据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大同思想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则,首先应该照顾的,也就是老、弱、妇、孺。所以「善养老」这三个字的意义,包括了现代所谓富强康乐的太平社会。当我们读到这里的「善养老」时,不要以为只是好好地养老人,这个观念必须要弄清楚。

因为文王当时在西岐,能够做到国泰民安,所以伯夷这些人,都愿意来归附他了。

孟子提出来第二个人太公,就是吕望。因为他姓姜,在助武王伐纣成功后,封为太公,后世便尊称他为姜太公。前面说过他的故事,他遇见文王以前,也是反对纣王暴政的,所以避到东海边上去住。

「太公辟纣」,「辟」字与开辟的「辟」字同音义;在《孟子》这里,则是「避」的意思。有时「辟」字单独用,如《易经》中有十二个卦合起来,名为「十二辟卦」,代表了十二地支,一日的十二个时辰,一年十二个月的阴阳气候。「辟」为君卦,又有统率的含义。孟子说伯夷和太公「辟纣」,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古代遇上动乱苦难的时代,很多人「辟世」,就是隐避的意思。在印度的习惯,就是出家入山;在中国的习惯,就是当隐士,脱离这个尘世的社会;再其次不能出世的,就只好「辟地」,避开这个动乱的地区。这里孟子提出来,在殷商纣王的时代,这两位高士贤人,都「辟地」去了。后来因为文王兴起了善政、仁政,所以他们二人都回到文王这里来了。

孟子举了这两个人的例子后,结论说: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地区、国家,在行仁政的时候,国泰民安,所以人心归向,仁人、圣人也都来了。

孟子在他的七章书中,经常说到这些人,说到这些事。现在的这一段话,是孟子在晚年时候说的,也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种政治哲学的心理。

他又说:一个人家,有五亩的土地种植,在房屋的外面种些桑树,主妇用桑叶来养蚕、缫丝、织布,这样生产下来,家里的老年人,就可以有丝棉袄穿了。当然,现代人只要拿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一件假皮衣来穿,也很暖和,可以过冬,不需要自己栽桑养蚕。可是,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如此。在农业社会,只有用棉花,或丝棉做的冬衣,穿了才不会冻死。

他又说,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五只母鸡、两只小猪,每天按时按量去饲养,注意生蛋、孵小鸡的时间,就可以有肉吃了,营养也够了。假定有百亩之田耕种,那么八口之家,人人都可以吃饱了。我们读战国时代的古书,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如果以现代人的立场去了解古代,那是大错。

第二,我常说,以台北市民的立场去了解天下大事,全错。假如我们以现代台北市的立场,去看孟子所说千百年以前的社会,那就错上加错,错得一塌糊涂了。

我们不要忘记,从春秋到战国这一段时间,三百多年都在战乱中。虽然周朝之初,表面是统一了,实际上是地方分治的状态。在这种情势下,言语、文字、交通、经济都没有统一;分封的几百个大小诸侯,相互侵占吞并,以大吃小。到了孟子的时代,只剩了七个大国,所谓战国七雄,也都是以非法手段,强权战胜公理而形成的。结果民穷财尽,不但经济崩溃,人口稀少,做父母的,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子弟,一次战役就牺牲了。说不定一批优秀的人才,在一次战争中,几分钟就报销了,再培养一批人才,又要百年的时间。接连的战争,造成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农业衰落,工业当然不发达,商业更谈不上。再看历史上其他的动乱时期,如南北朝的战争,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战争,结果像理发一样,大地剃光了头,战争之后的悲惨情况,是一片荒凉,惨不忍睹。

有了这个了解,才知道孟子不是小器,把五只母鸡,两只小猪,都看作宝贝一样成了财产;实在因为在战乱之中,想吃一个鸡蛋,也不容易,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尽量挥霍、浪费。孟子说,文王当年,也是经过那样一个乱世,民穷财尽,命不如鸡犬。像我也曾亲身经历过这种战乱,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说「宁作太平鸡犬,勿作乱世人民」这句话的况味,真是做人不如做鸡犬来得舒服自在。这是现在青年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到了这种时候,正如苏东坡坐牢时的诗「魂惊汤火命如鸡」。

可是在西伯(文王)这里,却能善于养老,怎样养老呢?「制其田里」,就是平均地权。这也是周朝以后,好几代历史都想做好的。如汉王莽、宋王安石以及明朝张居正当政的一代,都想做到而都告失败。可是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做成功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以迄于土地重划,还有农村再扩及都市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等等。在文王当时也做到了,而且教导每一个国民,发展农牧,在家庭中教导妻子和子女,能够孝养父母老人。

关于孝养父母,那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特点,但也不要以为西方人绝对不管父母,只是中西制度两样。西方人的父母,想到儿女家去,要先得到儿女的同意;做儿女的,于方便时接待,接待多久,也诚恳地告诉父母。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不以为然。西方的文化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上,父母在年轻时,对上一代也是如此,成了习惯,大家都能坦诚相处。中国的情形,如果兄弟多人已经分家,父母要到某儿子家去,儿子媳妇表面热烈欢迎,心里却在嘀咕。所以中西两种形态,各有长短利弊。尤其是养老问题,儿女孝养本是应该,但很难做好。尤其现代工商社会下的小家庭制度,儿子结婚以后,等于「嫁」出去一个儿子,孝养他的岳父岳母去了。所以文王是教全体国民,要「导其妻子,使养其老」。透过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家庭问题,要孝养父母的话,夫妻之间的教育和沟通,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不要轻易放过。另一面也可看到文王当时,对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都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深深感觉到,长久以来大家所讨论的所谓青少年问题,并不是问题,我们在青少年时,也是一样。青少年就是这个样子,硬把他们看成一个问题,而为社会、学校加上一个责任,这是不对的。青少年如果有些行为不大正常,那是家庭教育问题,而家庭教育如果说有问题,那是家长需要再教育。我觉得老年人倒是有问题,对这一代青少年,我们老一代的人应该挑起责任来,不要完全责备年轻人。

不过年轻人听了我这个意见,也不可自以为一切责任都在上一代,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站在做子弟的立场,问题大得很,至少不听长辈的指导,不接受父母师长的教训,轻视上一代的经验等等,这许许多多,都还是青少年的责任。如何继往开来,发展新的文化,开创新的历史,这些都是青少年的大问题。现在所担心的,并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文化教育。实在讲,目前这一代青少年,文化无根,自己没有建立好文化的基础,将来如何去开创?万一根都留不住,中间断了线,那就惨了,这就是今日青少年的责任。

「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这是孟子说有关生命温饱的两句话,一直到民国初年都还很流行。这是根据中原一带的气候环境来说的。人到了五十岁以后,冬天不穿棉衣,身上就不会暖和。到了黄河以北,冬天非穿皮衣不可,没有羊皮,也要穿猫皮,否则冷得受不了。再往北到了东北,那就更冷了。在南方像云南、广东、台湾等地,气候容易适应,尤其云南「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秋」,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昆明的青年到北方读书深造,往往读了一学期又回到老家,原因是气候没有昆明舒服,他们受不了。不过,孟子说的,好的社会,好的食物,好的气候,会养成「子弟多赖」。

「七十非肉不饱」这句话,在现代来说,似乎也不适用了。医生劝年纪大的人少吃肉,担心胆固醇增加,会引起血管硬化。可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话,不必太迷信,因为自然科学是天天在推FAN旧理论的,是不定的。所以孟子告诉我们,人老了,还是需要足够的营养,足够的温暖。

他说,假如一个社会中的人穿不暖,吃不饱,生活在饥寒困苦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不成其为国家了。而西伯(文王)所治理的地区,可以做到「无冻馁之老者」,就是说,他治理下的社会是安定的,因为他的政治、教育、内政、经济等等,制度都很健全。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自大禹王治水以后,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的文化。农业社会是爱好自然的,喜欢歌颂田园之乐,任何时代,任何角落,都充满这种思想观念与文学作品。很多做官的人,到了相当时期,请求退休回家,享受所谓「归田之乐」,可见中国这个民族,非常欣赏自然。

其实也不尽然。假使作一次民意调查,青年们如果要享受田园之乐,那是偶然到乡下玩玩而已。如果真的长住下去,除非是乡村都市化,水电俱全,有一切的设备。古人说「穷居乡,富居市」,穷了住到乡下去,有钱就要住到城市去。不过,现代工商业社会,物质文明发达,就反过来了,变成「富居乡,穷居市」。美国就是如此,像纽约市的大老板们,下班就开车到乡下别墅去了,离都市很远很远。晚上留在纽约市的穷人较多,楼梯下,亭子间,都可以住。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是相反的,所以孟子描写的,是当时文王治理下的农村安乐境界。

孟子这里所说「五鸡二豕」的境界,今日在台湾长大的青年,因为没有经历过动乱苦难的时代,就看不出《孟子》这段文章背面的意义,历史变化的背景是非常悲惨的,此其一。

其次要了解,当时连五只母鸡、两只小猪的享受都没有,那种贫穷落后、痛苦生活的煎熬,真是有难言之痛。所以圣人们要出来救世、救人,就在这个时候发愿;并不是打坐、念佛可以解决问题,这是要起而行之的。但历史上也有鼎盛的时代,像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所描写的,就是那种富强康乐的社会;清代小说《红楼梦》,描写清初社会的太平景象,吃喝玩乐、打牙牌等等。现在赌场中用来巨赌的牌九,就是以前闺房中玩乐的牙牌发展出来的。至于现在流行到西方的麻将牌,传说就是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发明的。

太平盛世的人心、思想与这种生活态度与方式,慢慢影响社会人心,道德渐趋堕落,社会逐渐混乱,最后发生战争,造成社会的贫穷。不但中国历史如此,世界人类也是如此,一般人称之为循环,佛学上就称之为轮回。

战国时,老百姓都在「望治」,希望社会的安定、行政的治平,人民能安乐,国家能富强。但富强康乐久了,人心就思变,变久则乱,乱久就惨了。惨痛以后,再回复到望治,而后得太平,人类社会就是永远这样轮回。在政治哲学上看,孔孟所希望的安定,应该是大同思想那样;如果以历史哲学来看,人类的历史苦难,可以说是活该。所以仅仅靠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使天下一切众生得太平,是做不到的,因人心不能平静。一个有钱的家庭,在夫妇、婆媳、兄弟之间,都会闹出纠纷,这是社会上常看到的。最大的毛病是有钱,被钱害了;如果没有钱也就无事可闹了,可见金钱为害之大。家庭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所以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我们透过这段书,就可以了解历史哲学的一个道理。

西方文化有一项专门的学问,叫做历史哲学,大家认为这门学问极为深奥,能到外国读一个历史哲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常劝青年们不必去学这门课程,因为《三国演义》上的「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两句话,把人类的历史哲学说尽了。在外国研究的话,扯上一大堆苏格拉底怎么说,孔子怎么说,啰啰唆唆,抄上许多参考书,结果,还是超越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范围。其实,逻辑、辩证,都在这两句话中了。


传统农业税的问题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这一段话,让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尤其是内政与财经上的问题。

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分治,各据一方,土地都没有规划清楚。孟子一直主张,应该把土地丈量规划清楚,并做公平的分配,所以说「易其田畴」。

那时,诸侯各国的财政,甚至于战争的军费,都是靠农田赋税的收入,由于大量的征收,使得老百姓饭都吃不上了,所以孟子一直主张「薄其税敛」。事实上,中国历代,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大臣们提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是有关田赋税捐的问题,有时候与皇帝诤议得非常激烈。因为以农立国,没有经济生产事业,没有大规模的民营工业生产与商业,政府一切财政上的收入,全靠田赋的征收。所以孟子说,划分土地,减少田赋的征收,就可以使每个家庭富裕起来。

透过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尤其在孟子这个时代,家家都穷,那是一个民穷财尽的时代。所以孟子说,只要减少赋税,老百姓就会富裕起来。

他主张,在财政上,对于老百姓,要让他们吃得饱,过得去。「食之以时」,农业社会,将近半年时间,没有收成,到了冬季,要给百姓粮食,直到新谷收割为止。如果只知在他们生产的时候去征赋税,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概不理,还要百姓去服劳役,服兵役,那怎么可以呢?所以使用民力,也要合于礼制,合乎道理,这样国家的财经,就不会有问题了。

孟子的意思是说,国家的财政,并不是很难处理,只要有长远的眼光,照这个原则去做,没有处理不好的,只是当政的人没有用心去做罢了。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当政者只知道「杀鸡取卵」,不知道「藏富于民」,培养财源。他举例说,人的生活需要阳光、空气、水,当时的阳光、空气两样,也是形而下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孟子举出形相上可见的水火两样,是老百姓每日不可少的必需品。

关于水与火,在中国的原始文化中,没有文字之前,是用坎 、离 这两个卦来表征。坎卦代表水,离卦代表火;坎也表征了月亮、阴,离卦也表征了太阳、阳。佛家的四大——地、水、火、风,其中地即地球,也包括了一切固体的矿物质。风即是空气,流动得快速时则成风。其实我们说「今日一点风也没有」这句话,不是绝对的,只不过空气流动得极其缓慢而已,所以风就是气流。地与风是片刻不会离开人类的,至少在非常长远的时间内不会片刻断绝,可是人类生活最需要的,却是随时会断绝的水火。无火种的日子就不易取火,在沙漠地方就缺水;而《易经》的道理,万物生于水火,亦毁于水火。例如盖了一幢房子,尽管不曾经过丝毫人力的破坏,但在三五十年以后,经过太阳的曝晒、湿气的霉腐,就逐渐朽坏了。所以研究哲学与科学,坎离两卦,就是一个大问题。

在古代,水火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孟子说,尽管在半夜去叫开别人的门,要求借一点水或火,被叫醒的人也一定会很同情,很慷慨,毫不考虑地会将水、火给人。这是因为水、火这两样东西,是家家都不可缺少的。

他说,人吃得饱,穿得暖,就和水火充足一样,那就是《易经》的水火既济卦了。仁政的第一步,是自己经常都有多余的,如水火一样充足,自然愿意分润给别人,这样就没有不仁的百姓了。

孟子这一段,都是讲外用,就是心性的修养与表现于外用的道理相配合。


孔子登山 孟子观水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最后表达他自己的意思,这些都是他议论的文章。

他说:孔子当年出了鲁国的东门,登上一座小山,在山顶上回头看鲁国的首都,不过如此。等于我们现在坐在房屋里面,觉得自己很伟大,但爬到观音山顶,回头一看台北,一片乌烟瘴气,高楼大厦如火柴盒,小得如模型,儿童玩具一样。如果到高空一看,天下都小了;升到太空,地球也小了。所以孔子再登泰山,就把天地也看小了。因此看过大海的人,对于小的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上面的东山、泰山、海,都是陪衬的话,重点在于「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这里的圣人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历代的圣人。在圣人的门下,真正能学而有成的,就很难讲了。「难为言」就等于佛家的「不可思议」,就是太伟大了,无法表达。这和学佛一样,先要有正见,正确的见解,才能够修行,科学也是要先把理论弄清楚,才做实验。学问、做人也是如此,眼光不够远大,做起来会错的。

他继续说到观水之术,在一个参究性命心性之学的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因为讲的是入世之道;实际上他讲的是「大行」,是与入世法、出世法都有关的。

他说我们游山玩水,看水是有方法的,这个方法,不经孟子说出,我们都不会仔细留意。他说观水「必观其澜」,要看它的波澜起伏,有时是波涛汹涌的大浪,有时是水波荡漾的小浪,尤其在阳光、月光下观看起伏的波浪,七彩的光色反映眼前,把水的美丽容光都照出来了。

看了孟子的话,如果就到碧潭边上,或打一盆水在阳光下,用风扇吹起微波,看到水面的七彩映光,就以为懂得了孟子的看水,那也是错了。他的意思是说,看水要懂得水是永远活泼泼的,我们人的心性修养,也不是呆板的,如果修得楞眉楞眼死板板的,就算是修道,也是错的。因为此心是活泼泼的,天机也是活泼泼的。

我记得年轻时,与一位有道的老前辈,在西湖边上漫步,一路上柳绿花红,非常美丽,一边观赏风景,一边请他传一点道。他说:你这年轻人,怎么问这些?你不正忙着看花么?你懂得看花吗?我说懂呀!这是桃花,这是杨柳,这是杜鹃……他却说,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你根本不会看花,这样把眼睛都给看坏了。我问他看花还有秘诀吗?他说有啊!一听到秘诀,我精神来了,就追问下去。他说看花要看花的精神,是看一株一株的花,开得多活泼!你们看花,精神都被花吸走了;有道的人看花,把花的精神吸收来了,心目中就充满神光了。所以我听了这个话,几十年来,看花、看书,始终记着老前辈说的,把书的言语文字的精义融会于心。大家看书,都把精神付出在纸面文字上,看风景,看流水,都是如此这般。现在大家都看电视,我告诉年轻人,要半闭着眼看,放松心情,如在梦中一样看,把影像吸过来,才不害眼伤神。一般人看电视,把全副精神都投射到那块玻璃上,瞪大了眼睛,神光暴露,自己的思想情绪,被那假的影像所转移,有时还不知不觉地大喊大叫,拍案搥胸,又哭又笑。

孟子告诉我们看水,要看波澜,看那个活泼泼的精神,把它吸收过来,体会于心,也是活泼泼的。其次他告诉我们水性是「不盈科不行」,上游流下来的水,流到堤防前停下来了,一定要等到「盈科」——满了,高出了堤面,才又流了出去。这是孟子告诉我们修养的秘诀,「不盈科不行」。要想学道,则「不成章不达」,自己不参透学理,永远不会通达。有的人学道,做了几天静坐的工夫,就想开悟,那是死水一潭,理事不能融通;做人做事也是这样,不充实、不圆满不行,要充实、圆满以后,才能得成果。

孟子前面说天下大事,怎么突然又说到个人修养上来了?他这是告诉我们,当官也好,教书也好,经商也好,做人也好,先求充实自己,「不盈科不行」,「不成章不达」,天下事没便宜好占的。人都是偷心不死,爱占便宜,尤其学佛学道的人,希望老师传一个秘诀,明天就得神通,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所以要「盈科而行,成章而达」,这是不可磨灭的真理,自己不充实而想成功,那是不可能的。


王与贼自利与利他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全部《孟子》,始终在辩的,无非是义利之间。利并不完全代表金钱,利就是自私,人人都在追求有益于自己的,现实可见的好处,那就是利。这是孟子说明人的心理。

天还没有亮,听到鸡叫就起床了,自己第一念就想今天要做什么善事,有利于人,这种人就是尧舜一流的人物,属于走圣人路线的。例如信宗教的人,一醒来起床就在祈祷,准备一日的行善。另一种人,也是鸡鸣即起,但他们所注意的,是「为利」的,专想去赚钱,其实也很辛苦。孟子说,这种「孳孳为利」的是「跖之徒」。「跖」是古代一个盗帅,他是柳下惠的弟弟,但是连柳下惠、孔子对他都没有办法。孔子劝告他,他和孔子辩论说盗亦有道,说出一大堆仁、义、礼、智、信的最高道德哲学,这典故出在《庄子》的杂篇。其实孟子指出人性都有良知良能的善心,同时也有盗心,为了求利,都在设法圈套人,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哄到自己的口袋里来,而且使别人很高兴地自动把钱送来,这就是「商道」。其实真正的商道,也就是大盗的大学问、大道理,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跖之徒」。那种硬将别人的钱赚到自己口袋中的,已经很低了,已经是不入流的小盗了,是被盗跖淘汰下来的无道之盗。所以在孟子、庄子的眼中看来,全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是盗跖的行为。

他说圣人与强盗的分别,一个是「为善」,一个是「为利」。强盗哲学就是自私,只有为己、占有,这就是强盗心理;圣人则所作所为,都是为利他而付出,差别就在这里。理论上说起来很容易,可是行为上做起来非常难。佛学上「盗」是五大根本戒律之一,不可以犯盗戒。佛学上真正的戒律,凡是「不与取」就是盗。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别人同意给你的,都是盗窃的行为。依照佛家这个戒律,我们天天都在犯盗戒。例如路上一个遗失物,守佛家盗戒的人,连看也不看一眼,这东西属于路,不属于我,如果看一眼,心念一动:「谁遗失的?」这就已经犯了戒,动了贪心。如果要拾起来,最好交到公家招领,超过了法定期限没有人领,那就归于公有。依照此理严格地检讨,人生随时都可能犯盗戒,惟有享受「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才不算犯戒。

孟子这里所讲的「跖之徒」,虽然没有像佛家说得那么明显和详细,但含义与佛家所说行为上的盗,与内在意识的贪是同一个作用,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他主张走圣人之道,告诫我们要「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自己的思想、心理行为,念念在做好人、做善事,才可以够得上读圣人书,学圣人之道,走圣人之路。如果「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也可以,不过孟子的定义则是「跖之徒也」,那就是大盗之道了。圣人与大盗的差别,就在义利之间。

他从人生修养,说到义利之间,然后在下面作了结论。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在上篇中已经说过,他举出大家讨论的杨朱与墨翟这两家的思想理论。杨朱的哲学思想,古人说是为己的,是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天下人人都为自己,每人都为自己好好生活,好好生存。但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是反对杨朱观点的人所说的,是指摘他而说的话。其实杨朱自己的理论是不是这样?也许差不多是这样,不过孟子引用这句话,加重了语气。我们突然一听,觉得这个学说理论很糟糕,可是要知道,西方哲学的自由主义,也是很容易走上杨朱的思想路线,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偏差,个个为我。例如现在的美国人,父母到儿子那里,也要事先得到儿子与媳妇的同意,不扰乱他们的生活规律,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杨朱的思想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彼此互相尊重,互不妨碍。我不愿拔一毛而利天下,同时也不要你及他人拔一毛而利我,各人管好自己的生存与生活。但是现在大家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误解为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事实上,西方的自由,是个人绝对的自由,个人自由发展的结果,就产生了政治制度的民主。一件事情,各人提出为己的主张,经过讨论,就有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精神。

所以讲到中国哲学史,翻开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加以研究,今日西方的任何新思想,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早已经提出过了。只可惜大家不读自己的书,所以就不知道了。假使有人,化妆一双蓝眼睛,装一个高鼻子,头发染黄,把这些话告诉大家,大家就都相信了。

此外与杨朱相反的是墨子一派的思想,主张「兼爱」天下人,个人的生活简朴清苦,不奢侈豪华,安贫乐道,一生从事利他活动,为弱小穷苦的人群服务。我有一位老友曾说过:「忘身为人谋,有危即奔赴,爱人如爱己,有力即相助。」墨子本人,经常光着头赤着脚,都在为他人的利益辛勤奔走,很像后世佛教的苦行僧。例如有一次楚国与宋国要打仗,墨子就跑去劝两边人不可打,终于把一场大战消弭于无形,使人免遭伤亡于战火之中。

墨子的精神,是专门把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来哭的,我爱自己的亲人,亦爱天下人。天下人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父母,天下人的儿女,也就是我的儿女。墨子的「兼爱」,等于佛家大乘的菩萨道的思想,是以无我的精神,积极行布施,做利己利人的事业;杨朱的思想等于佛家的小乘思想,看起来是自利的,实际上,佛家的小乘道也是以慈悲喜舍为前提的。

在孟子以前,因为时代的动乱,社会的贫困,人们的精神痛苦极了,于是这两家的思想,就被当时一般社会欢迎接受了。所以孟子曾感慨地说:「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

关于墨子学术的内涵很多,除了「兼爱」,还有「尚同、尚贤」,主张平等,起用贤人为政;以及「薄葬」。墨子严重反对传统注重的厚葬之礼,这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上古传统注重厚葬,所以造成几千年来盗墓的流弊。而且墨家在战国时,就有类似后世社会群众的组织,各国修奉墨子之道的分支组织头目,就叫做「巨子」,为中下社会的中坚份子,影响很大。因此自战国以后,成为中国学术儒、墨、道三大主流之一。这些内容讲起来很多,现在不是专门讲述墨家思想,到此暂告一段落。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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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莫执中」


讲到这里,孟子在原文里提出来「子莫执中」一句话,非常含糊,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不过据古人的注释,子莫是个人名,另有其人,他主张「执中」。古人虽是这样注释,在杨朱、墨翟两派严峙的矛盾之间,好像另有一派,就是子莫,主张调和论,提出一个「执中」,处理这两派之间的问题。这段话,现在姑且照古人相传的注释,先做原文的解说,不另作讨论,以后有机会专门讨论「子莫执中」这个问题。

当时另外这个名叫子莫的学者,他的主张是「执中」,执中是儒家的思想,认为人是天生的自私。但是也绝对有慈悲善良的一面。例如《易经》的道理,太极分阴阳两面,人有阴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姑且把阳作为善的代号,阴作为恶的代号;人性也俱有兽性的内涵。他这一家的思想要「执中」,两个极端要调和,所以要给人保持部分的自私。因为叫人毫无自私,要天下为公,是做不到的,只可以有限度地为公。同样绝对的自私也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执中」,要调和、均衡。

以前关于做人的修养、学问的道理、政治的策划、社会的制度,都讲究「执中」;「执中为近之」,就是接近「道」了。但是「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以「执中」要有「权」,就是权衡、权变,像一个天秤一样,一定要秤锤,没有秤锤,就分不出轻重,就无法平衡。所以处理事务,要随着时间、空间机动地变更,否则等于秤锤挂在固定的位置,不随秤钩上东西的增减而移动,那就是执着,执着就成为偏见,就是「执一」。


成功与成名不同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孟子这里说「饥者甘食,渴者甘饮」,人在肚子饿的时候,任何东西都觉得好吃;口干极了,喝什么都好喝。也就是孟子曾对公孙丑说过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这些话已经变成平常惯用的成语了,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唐代有一个故事,当时高丽有一个高僧,到中国来学禅,乘船到中国上岸后,天黑进入山中,迷了路,就在山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半夜口渴得很,顺手摸到身旁有个碗之类的东西,其中有水,就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下去。心中想,这真是菩萨保佑,赐给我这样好的甘露。天亮后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死人的天灵盖骨,仰放在那里,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存积了雨水,被他喝下去了。他越想越难过,肚子越觉得不舒服,突然「哇」一声,就呕吐出来了。可是当他恶心呕吐的时候,忽然大彻大悟了,悟到「一切惟心造」。昨夜喝来有如甘露的污水,经过了几个小时,本来无事,但一经发觉是死人髑髅贮水,心里生起极为厌恶之心,竟然还是吐出许多苦水来。当黑夜中喝时之喜爱、满足、赞美,与吐出时之厌恶与痛苦,两种绝对不同之感受,都是一念唯心所造,自性本空,了不可得。

孟子在这里说,「饥者甘食,渴者甘饮」,人在极度饥渴时,吃喝什么都好,但这并不是「饮食之正」,不是饮食的正味,因为有许多心理上的反应,是自我主观慰藉自己的情绪加上去,才会造成味觉的不同。而所吃所喝的东西,本身的味道,并无意识,味道的好坏是个人唯心的感受,所以是饥渴妨害了「饮食之正」,造成了这个假象。

但孟子这个比喻,值得考虑了。假如说一定要怎样的味才算是「正」的,就碰到一个问题,等于人类的善恶是非的绝对标准,下不了定论。同样一个菜,喜欢吃咸的人觉得太淡了;喜欢吃淡的人,觉得太咸了。共同吃这个菜的人们,以谁的口味为标准算是「正」味呢?并无标准。本来饮食的感受,就没有绝对的;气候冷暖的感受也是如此,没有绝对的标准。如果在医学、哲学、自然科学来讨论,孟子这个比喻,又在许多方面有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但是他的重点不在这里,不必从这上面「鸡蛋里挑骨头」地挑剔。

孟子是以「饥渴之害」为例,说到我们人的心理,不要像饥渴影响我们口腹那样,妨害我们的正知。「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他进一步说,何止口腹有饥渴的害处,人的心中也随时都有为害的东西;「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一个人的心性,能够不受饥与渴的妨害,不受生理的、情绪的、主观的影响,而对一切事情有特别的正知,那么即使生活条件不如人,也可以高枕无忧,心理既没有烦恼,也比较平和。

孟子这段话,实际上是接着上文杨、墨两家的思想所说的,是指出这些思想,不是绝对的不对,都有他们的偏执与理论根据,但却不是全面的。任何西方的、东方的,世界上任何学说,都有他主观的道理,但只是一面的偏见,就是执一。执着了一面,便认为是真理,而否定了其他,这就是以偏概全。

还有,就是听别人的学说,或听别人的话,觉得很对,其实不一定是对的。只因为别人这个思想,刚好合于自己的需要或意见,于是就认为是对的。其实,这还是由于自己主观的原故。

所以这里一方面指出,对于学说思想,应该具有公正客观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指出,当时人们接受杨、墨等的思想,犹如「饥者甘食,渴者甘饮」似的,那也是一种「心害」。

接着孟子又借古圣先贤来说明,他说柳下惠这个人,非常狷介,「不以三公易其介」。绝不因任何功名、富贵、官位、环境的影响而动摇,这就是「介」。这种人坐而论道,可以指点最高政治层面的国策问题,无论处在哪种地位与立场,他的人品,始终不变;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绝不随便有所将就。

孟子在这里,引用柳下惠以独立不倚超然的人品处世,是说明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必须要有自己的抱负、目的、人生观,而且坚定不移,始终不变。孟子又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一个有作为的人,一生做人处世,建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就要坚持到底,一以贯之,不可以见异思迁。犹如挖井一般,不可以挖了九成,因为还没有见到水,就中止不挖了,这样就前功尽弃。所以古人有两句诗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是说人最怕的,就是一生坚持修养,到晚年变节,那是非常可惜的。

前清的名臣曾国藩,引用孟子这段名言,训诫他的子弟说,做人做事,如同挖井,只要是挖井,就要挖到出水为止。如果这里挖一口,没有出水,又到别处去挖,挖了一半,又不挖了,再往他处挖第三口,如此挖法,纵然挖上一百口井而挖不出水,也等于没有挖井一样。假如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学问也好,修养也好,事业也好,没有一样能够成功的。

但是要知道,成功并不是成名,成功与成名,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成名只是一时的浮面现象,成功则对后世有所贡献,永远存在。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如果要找人做一件事,先问这人的知名度怎样,名气响不响亮。尤其找演员拍电影,要先考虑知名度高不高,可是不到几年,知名度成了「名知度」——早成过去了。

我经常引用庄子的观点对人说,一个人到了中年,哀乐的情绪已经混淆朦胧了,对事情可以看得含糊了。可是现在许多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连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都还没有确定,这是头脑不清,并不是庄子所说中年哀乐朦胧的境界。一个人能确定了人生观,才能介然独立,有为有守,有所为,有所不为。认为该做则做,不应该则不做;可要则要,不可要则不要,这就是「有为者」。现在有些人所说的立志,常引用佛学上的语言说是「发愿」,发什么愿?自己要清楚明白,不可胡里胡涂的。


王道与霸道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这是孟子所说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中心的精神。孟子本章,从内圣之道,说到外王,都是连贯的。然后说到王道与霸道的不同,文章波澜起伏,到这里,是一个阶段。

孔子整理历史,以尧、舜、禹为圣君作起点;接着孟子以及后来的儒者,也多引述尧舜,却很少提到大禹,因为到了大禹的时候,历史有很大的变化。大禹平治洪水,把上古以来的大水灾变成大水利,建立了华夏以农立国的基础,其功不可没。但是在政治文化上,孔、孟两位夫子,对禹本身没有意见,只因禹的儿子启,立国以后,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所以就不大提及大禹了。现在站在圣君之道,公天下的立场,则只说尧舜。圣君将政治与教化合于一身,是「政教合一」,尧、舜是以这样的精神治天下的。

因此孟子说:尧舜之所以成为圣人,是「性之也」,是合于天然自性与人性自然本有的理念,本性自然是那样的大公无私、高明、敦厚,并非是故意造作的。至于商汤与周武王,孟子认为那就不同了,是「身之也」,这是说他们是以修身立功,勉强做到了近似先圣的境界。而周文王,因为是在「性之也」与「身之也」之间,所以这里撇开了,很少提到,不过,他自然也归于圣人之列。

按照中国上古传统自然之道的历史政治哲学的看法,尧舜做到了如老子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孔孟在人伦的教化上,并未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的事实,但在立言的教化方面,也可以说有其伟大的立德、立功的成就。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上说,尧、舜的政治是道德的政治,到了启建立夏朝以后就不同了,开启了法治的先机。所以从司法史的观点看,中国的刑法,最早是从「象刑」开始,仍属于道德层面。

至于所谓汤、武的革命,就更不同了,他们都是以身家世系,联系天下的安危为目的,并非如尧舜一样具有真正天下为公的精神。到了东周以后的政权,诸侯中霸权风气勃起,所谓春秋五霸如齐桓公、晋文公等次,都是如孟子所说「假之也」。所谓「假」是假借的意思,假借仁义之道,挟天子以令诸侯,达成个人与家国的霸业。

孟子又说:「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这真是两句很有趣的谶语。为什么说它是谶语呢?因为我们的历史,在春秋战国五霸七雄以后,虽然有了秦、汉、唐、宋、元、明、清,所谓的统一的朝代,皇帝自称天子,其实都是假借仁义的霸术,号称以传统仁义之道来统治国家,这就是孟子所感叹的「久假而不归」啊!因此从秦汉以后,历代的学者,自称为孔孟儒家忠实信徒的,都想「致尊尧舜」,都想影响每代的皇帝,希望改变他们成为尧舜一样,能有「逊国让位」的公天下的作为。正如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恶知其非有也」,岂非是几千年来一个春秋大梦!

由此,我们看一些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经常把儒家与道家,分成两条路线。认为如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有大伪」,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人一有了智慧,就更会作假,这些圣人不死光,那些抢天下的大盗,就会越来越多了。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在反对儒家所标榜圣人所说的仁义,实际上并不如此。老子是说,仁义道德是对的,可是后世的人,假借来用,并没有真心实行,就变成了历史的罪人。现在看了《孟子》这一段,则和道家老子的观念的确是相通的。

下面是关于政治哲学的问题。


历史记录的果报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前面已经介绍过,伊尹是商汤的贤相,他本来是一位贤士,在夏桀当政,暴虐天下的时候,隐居不出。因见民不聊生而出,后来帮助商汤起来革命,推FAN了夏朝。他是建立商朝的一个贤相,也是内圣外王一流的人物。但是汤死以后,他的儿子太甲不行,这时伊尹还在当宰相,就把这位小「皇帝」太甲,放到首都外桐这个地方,不许太甲乱跑,要他好好读书、学习、反省。这时伊尹自己就代为管理国家的事。这在政治上,有篡位的大嫌疑,但是全国人民很高兴他这样的做法。三年后太甲改过迁善,于是伊尹又把太甲接回来执行君王的任务,自己则再退位称臣,全国人民也很高兴。

后世的周公,也与伊尹有相似的做法。武王统一天下,弟弟周公为相;武王死后,依古代制度,由武王的长子成王接位。因成王接位后不肖,周公也仿伊尹的做法,把成王移地读书、学习、反省,周公自己摄政了七年。但是周公却不如伊尹那样,能得大家谅解,当时天下就有了流言,都怀疑他准备废掉这个侄子成王,而想篡位当「皇帝」,所以唐代白居易有诗说: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也是感叹人生一切的作为,须要等到最后的结果才能论定,因此古人有「盖棺论定」的说法。其实历史上有许多人许多事,我认为即使盖棺,其中的是非善恶也很难论定,只好把冤枉带进棺材里去。

现在再回转来说。孟子讲了历史哲学的一些道理之后,他的学生公孙丑,就提出伊尹放太甲这件事,来问老师说:以前太甲「不顺」,伊尹说「予不狎于不顺」,自己不能跟着这个小「皇帝」混,于是就把小「皇帝」放出去,软禁起来读书、学习、反省。当时天下人民,并不认为是伊尹不对,反而非常高兴;等到太甲改过迁善,伊尹又把他接回来当「皇帝」,天下人民,又很高兴。公孙丑说,请问一个做宰相的人,「其君不贤」,看见小「皇帝」不对,可以把他放逐出去、软禁起来吗?孟子回答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如果有伊尹这样的胸襟,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无私,不算窃位;假定没有伊尹之志,就算篡位。孟子这两句话,成了中国政治哲学上的名言。虽没有在字面上说对与不对,可是已经说了对与不对,就是要有像伊尹一样动机与存心才可以,否则就不可以。

从这里我们想到《三国演义》中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刘备白帝城托孤的事。他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了这样的话,立即跪拜叩头,表示绝对不会这样做。后来果如他呈给刘禅的《后出师表》中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至死忠贞不二。

历史上的伊尹、周公、诸葛亮,都是临危受命的托孤之臣。所谓托孤,就是父亲临终前,将儿子委托别人代为监护教养。商汤将太甲托给伊尹,武王将成王托给周公,刘备将刘禅托给诸葛亮,这都是历史上托孤之臣的故事。而这种托孤,又与一般平民、朋友之间的托孤大不相同,因为所托的孤儿是担当一国的君主,受托的人是臣子。臣子见了君上,不管君上的年龄大小与好坏,依礼还是要听从君王的命令,跪下来称臣的,这就很难办了。所以刘备在托孤时,就有了「君可自取」的话,暴露出对人并非绝对信任与完全放心的潜在意识。幸亏诸葛亮有他的智慧,以及有与伊尹一样的胸襟,故能立刻表明心迹,也获得千秋万代的称赞。而商汤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周公,托孤之际,君臣之间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彼此都有高度的修养,高度的道德,都能诚信,都能推心置腹。如果以现代民主思想的政治观念来衡量,加以评论,都有隔靴搔痒的嫌疑,因为不合上古时代的环境,也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不同。

虽然如此,可是伊尹放太甲于桐时,老百姓大悦;而周公摄政辅成王时,却是流言四起。因为周公时的社会人心,以现代名词来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尽管周公是个贤者,但一般人的心理反应,却是两样。到了汉末诸葛亮时,连君臣之间的互信,也蒙上一层薄薄的阴影。

再往下看,宋朝的得天下,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不说别的,一夜之间,哪里来的这么一件龙袍?难道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那时候,正是后周柴家的天下,周世宗柴荣和赵匡胤两人,本是五代末年乱世中,同样来自民间的人物。后来柴荣当了皇帝,赵匡胤便成为一位最亲近的将领,等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全国警备司令又兼宪兵司令。

柴荣死后不久,边疆有事,赵匡胤带兵出征打仗,就在离京城不远的陈桥驿兵变,不去打仗,当上了皇帝。这是欺负柴家孤儿寡妇而得的天下。在开封的皇宫里,有一房间,这是赵匡胤封闭,不许打开的,因为里面立了一块不许用南方人当宰相的碑,如用南人为相就是不肖子。后来赵光义的后代神宗,用了南人王安石为相,宋朝的政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有人说,赵匡胤有先见之明。但是他吩咐子孙,对柴氏的子孙,绝对不能无礼。而他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依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而言,宋朝的天下,是篡位而来的。这就是说,赵匡胤「无伊尹之志」了。到了蒙古人进来,元朝接手的时候,宋朝的末代皇帝,也正是孤儿寡妇。所以有人作一首咏史诗说:


忆昔陈桥兵变时 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二百余年后 寡妇孤儿又被欺


如果研究历史哲学,以政治的伦理,看历史的因果,就看出人生的因果报应,是非常严重的。赵匡胤虽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不守「伊尹之志」而篡位,但对柴家的子孙,不像魏晋各代的赶尽杀绝。南北朝、五代十国,每一朝代都是篡位,都把前朝皇帝的子孙,斩草除根。赵匡胤能够厚道,对柴家的子孙并没有残杀,所以元朝对赵家的子孙也一样。而元朝最后的果报也很好,元朝坐了八十年天下,如果严格地研究,有学者认为,最后一代元顺帝,并不是真正的蒙古人,而是赵匡胤的后裔。朱元璋推FAN了元朝,元顺帝逃向蒙古,朱元璋派徐达追到了内蒙边境,就不再追了。副将常遇春问他为什么不追?徐达说,人家也坐了八十年的江山,现在大明王朝已经建立,把他抓回来,当今的皇帝也很难处理,既然逃远了,就算了吧!实际上徐达和朱元璋都知道,元顺帝是汉人,让他到边疆称王,统率蒙古人也很好。

研究历史上的因果循环,也就懂了人生,知道为什么做人要有道德。因果律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人不可以违反这一自然规律的力量。所以孟子说的这个「伊尹之志」,包含了中国三千年来的政治伦理的哲学思想,也就是为私则是篡位,为公则是可以的观点。


尸位素餐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公孙丑继续提出「素餐」的问题。中国文学上有一句「尸位素餐」的成语,是形容居高位而不做事的人。「尸位」,古人祭祀的时候,杀了牛羊猪禽兽这些「牺牲」,或者用米面杂粮做成这些生物的形像祭拜,并不是凭空祭祀。同时在祭坛上位,必须有一个像活着的偶像,来接受祭拜,后世叫做「傀儡」;再演变到后代就用木主牌位来替代,这种情形,总的名称叫「尸位」。所以发展到后世,民间所信奉的神明,不管是天神、菩萨,乃至儒家的圣贤,也都要塑成形像。「素餐」就是万事不做,既不劳动,也不工作,白吃干饭,有如坐在上位受人祭拜的偶像,所以叫做「尸位素餐」。例如尧在一百二十岁去世,是舜接位以后三年,要祭尧的时候,就由尧的儿子丹朱,穿了尧的衣服,坐在上面不动,代表尧,接受舜的祭拜。

那么公孙丑问孟子:《诗经》上说,「不素餐兮」,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吃白饭,游手好闲,要将自己的才能奉献出来,才可以享有酬劳;如果没有奉献,光享有君王、国家的优厚禄位,就是「尸位素餐」。人生在世,随时都在麻烦别人,近自父母,远至陌生人,都为我们的活着而付出,于我都有恩;所以同样要对别人有所贡献,回馈社会大众的恩惠,这就与「不素餐兮」的精神相同。

公孙丑又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公孙丑这一问,像是给孟子一记少林拳。等于说,老师,你一天到晚,坐在那里讲学问,谈道德,还要学生供养束修(学费)给你生活,难道说,一个君子既不种田,也不做工,就可以「不耕而食」吗?

孟子回答说:一个有道德、学问的人,假使国君用了这个人,有相当尊贵的待遇,他已经在「安富尊荣」了,那是他应该得的报酬。如果没有担任公职,而在社会中从事教化(教育)的工作,「其子弟从之」,有很多的学生跟他学习,无形中将孝、悌、忠、信等等德性,影响了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对社会安定,都有了贡献,所以弟子们送了束修供养,也是理所当然的回报。而且,一个君子在社会中的贡献有多大,是无法比拟的。孟子这句话,也等于要他的学生们尽管放心,我们师生并没有白吃社会的干饭,已经在尽自己应尽的义务了。


居仁由义之道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接着公孙丑的提问之后,又有齐国王子垫提出一个问题:「士何事?」一个学者、知识分子,活在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责任?这与公孙丑所提的问题,几乎是有相同的意义,但有不同的指标。

孟子的答案是说,一个学者、知识分子首先就要「尚志」。所谓「尚志」就是重视自己的立志,也就是要确定人生的目标,要走一个什么路线。

接着公孙丑的提问之后,又有齐国王子垫提出一个问题:「士何事?」一个学者、知识分子,活在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责任?这与公孙丑所提的问题,几乎是有相同的意义,但有不同的指标。

孟子的答案是说,一个学者、知识分子首先就要「尚志」。所谓「尚志」就是重视自己的立志,也就是要确定人生的目标,要走一个什么路线。

王子垫又进一步地问,什么叫做「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只有终身致志于宣扬人伦道德,弘扬伦理教育的本分。教育的目的,是改正人性的恶习,令人向善,对社会传播传统道德哲学思想。假使从事政治的人,只为私利,是非不辨,善恶不分,「杀一无罪,非仁也」,无辜杀害一个无罪的人,甚至随便做有害于他人的事,都属于不仁的行为。无故危害他人生命,当然是不仁。

「非其有而取之」,取得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占为己有,就是「非义也」。不问劳心或劳身,付出一分劳力,才能获得一分代价,这才是义。「居恶在?仁是也」,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立身于仁的立场,应该取的才取,应该付出的就要付出,这才是合于义。

孟子这两句话,后来成为一句成语「居仁由义」,平常立足点站在仁上,而行为要合于义,这样「尚志」就对了。做到了以后,在儒家叫做「大人」,在道家称为「真人」。因此孟子在下面举出一个历史故事,说明儒家所认为的士大夫的人格标准。

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陈仲子这个人,是孟子之前的齐国贵族后代,他看不惯齐国当时那些贵族的腐败与贪污的风气,于是避开母亲、兄长,舍弃权位富贵,离世隐居,终生清廉。有关他的故事,在此就不多说了。孟子说,他这种行为,在儒家看来,是属于不义的。因为他虽然「自处廉洁淡泊」,被大家称赞人格清高,但他这种清高于世何益?「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只不过是不接受他人的羹饭恩赐,洁身自好而已。

真正的人格是要有见地,人生的价值要从大处着眼,这是建立人生观的基本要点。陈仲子不顾国家社会大众的利益,舍弃君臣之义,亲属之情,离群索居,那只是完成个人清高的品行,并不能救时救人,器量未免狭小,并非仁义之大道。

于是,又讨论到另一个类型: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另一个学生桃应,也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想得很妙。前面说过舜的父亲瞽瞍,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人。当舜为帝以后,用了一个执法廉明清正的人皋陶,他是上古历史最有名的清官。

桃应问孟子:在舜当了天子以后,假设瞽瞍犯了杀人的罪,皋陶这个时候执法,该怎么办?

孟子说:这还不简单,把瞽瞍抓起来责罪就是了。桃应说:那么舜怎么办?难道他不会下命令给皋陶说,这是我的父亲,你不许抓。或者叫皋陶把这个案子搁起来,表示抓不到人,不了了之。这样可以吧?

孟子说:舜不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就不是圣君了。而且他决不肯做违法的事,更不会为私情废弃法治的尊严,禁止皋陶去抓瞽瞍。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精神,几千年来一直有一句话,叫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与西方真正民主政治的法治精神是一样的。前面提到过的小说故事,包公打龙袍,就是这一法治精神的榜样。所以假使舜的父亲犯了法,也一样要办,皋陶执法,是舜代表国家授命他执法,他就要公正廉明。

桃应挖根挖底地问:那么,瞽瞍被抓以后,舜是天下大孝,他既不能禁止皋陶处罚他的父亲,难道等皋陶的报告上来了,批一个依法办理,执行死刑吗?否则的话,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这很简单,像舜这样的圣人,把「皇帝」的权位,看得并不重要,假如他真的遇到这种事,他就不当「皇帝」了。他丢掉一个「皇帝」的地位,比丢掉一双破鞋子还要快,半夜背着他父亲逃走,逃远到海疆化外之地,奉养父亲终身。

这段是孟子与学生之间讨论学问的问答,是辨别中国儒家的思想,属于处理公与私、是与非、善与恶之间的道理。瞽瞍、舜、皋陶,各人的个性,天生如此,而天理、国法、人情,也就是法治、礼(理)治与人之常情。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法治;但天子的父亲犯罪,儿子治父亲的罪,在天理上又讲不过去;如果不治罪,又为法所不许,这是理与法产生了矛盾。舜在人情上,必须救自己的父亲,但在公理上必须维持法治的尊严,于是他只有放弃「皇帝」的权位,背了父亲,逃离国境,奉养父亲。那么情、礼(理)、法三方面,比较都可以交待得过去了。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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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 君子的爱心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孟子有一次从范地去齐国,在路上看见齐国诸侯的世子,那种轩昂骄贵的气象,于是就非常感慨地说了「居移气,养移体」两句名言。这是说居住的环境对一个人影响很大,例如这位世子住惯宫廷的大房子,饮食好,穿着讲究,养成生活骄贵的习气,这对血肉之躯的影响使气质发生变化,气象、仪态、精神,自然别有与众不同之处。所以说「大哉居乎」,物质生活环境影响人的力量,就有这样的严重。

然后,孟子看看跟着他为仁义道德而奔走的学生们,接着又感叹一声,「夫」,长长吐出了一口气,然后说:「非尽人之子与?」每个人不都是父母所生、所育、所养的孩子吗?只因为生活环境不同,就养成言语、态度、思想、作为的差异。

接着孟子的教育来了,这等于当年抗战时期,许多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带了自己的学生集体逃亡,奔向大后方。一路上虽受磨难,但教育不停,露天上课,席地而坐,大地就是教室,一块小木板就是课桌。下了课,又翻山越岭,奔向大后方。

孟子看了弟子们这个景象,就上课了。他说:你们看,一个王子,他居住的宫室,也是房子;交通工具虽华丽,也不外车马;穿的也不过是衣服,和一般人一样。但是,齐国的世子走出来,所以会有那种骄贵气,就因为「其居使之然也」。这个「居」,不只是指房屋,实际上是指整个大环境,它对人的影响力量太大了。这个大的环境,就是学问、思想;有真学问、真修养,就是「居天下之广居」。宇宙在我,万化由心,人生顶天立地,还受什么外在物质居住环境的拘束!也就是说,真正有了学问、修养,就不受任何环境、物质的影响,这就是大丈夫。

孟子教育学生们,了解一切物质环境影响人的力量,而大丈夫绝对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环境可以影响人的心理,转变人的意识思想,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学问会养成自己的天地,就是后世讲的「性天自有风月」。也就是自己精神领域扩大,顶天立地,自有一番伟大的景象,哪里再看得上物质有形的环境呢?

于是孟子又举一个例子说,有一次鲁国的君主到宋国去,刚好宋国的城门关了,鲁国的君主就大声叫门,用命令式的喝声叫道:「开门!」那个守城门的人听了就说:这个人并不是我们的君王,可是叫门的神气,为什么和我们国家的君王一模一样?孟子说,这并没有其他的理由,「居相似也」,是环境养成的。这说明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种种行为,除非真有学问、高深的修养,「心能转物」,有超然物外的器度,自然与众不同。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这里孟子就讲到待人接物方面的修养了。

孟子说:对人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心,只是把东西给人吃,那就和养猪一样,只是为了把猪喂大,好杀了卖肉赚钱。

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子游问孝,孔子说:现在讲孝道的人,认为能养父母,就是孝道。可是养一只狗、一匹马,也同样是养,如果没有恭敬仁爱之心,那和养犬马有什么两样?子贡也提出这个问题,孔子就说「色难」,孝养父母以及对人对事,要有真正诚敬的心态,才是真爱。

所以孟子也说:「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对人要有爱心,但有爱心还不够,要是没有恭敬仁爱的心理,那还是没有把人当人看,就像饲养动物一样,虽然买很好的东西给它们吃,但是归根结底,下意识里是为了好玩、为了兴趣。甚至还有人说,孩子大了,还没有孙子,家里没有小孩不好玩。讲这种话的,真该打手心,孩子岂是给大人玩的呢?不但对小孩不能有这种心态,对长辈老人,更要注意,如没有恭敬仁爱之心,只是形式上的孝、形式上的爱养,那是大有问题的。

对于恭敬,孟子说:「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有钱买东西送礼,也是为了表示恭敬,但是有时这种用金钱、物质表达的恭敬,容易变成形式,乃至成为虚伪不实的作为。「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如果仅注重虚伪恭敬的外表,而没有实际真诚的恭敬心,那是君子所不取的。这就说明每个人做人待人,人品的修养,内在要有诚敬之心,光注重外表的形式是不行的。

因此孟子为人生修养作结论说:「形色,天性也。」「形」就是人的身体外形,举手投足,动作的形态。「色」,凡是人就有色相、表情、嬉笑怒骂等等态色。人死了,脸上肌肉僵硬发青,那也是人最后的色——死色。所以可不要看不起这个血肉之躯的身体面貌,心物是一元的,这也是先天本性的功能所显现的。在一般修道人来说,看不起这个身体,因为是地水火风四大因缘假合的;而大乘道,则指出四大的「色」,也是由自性生命本元功能而来的。所以「形色」是本元的功能而来的外表,先天本元的功能,形成了身心,所以说「形色」也是「天性也」。因此说从形相、态度,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心性诚伪、善恶。

但是一般普通人,对于身心是弄不清楚的,有时候,心理上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可是生理上有问题,或者有病,或者周期性的生理变化,导致心情郁闷。虽然心理上想何必如此不高兴,何必烦恼,可是仍然会沈闷,这就是生理左右了情绪,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另一个相反的情形是身体疲劳了,可是情绪很高,想看书,精力也不能集中,头脑昏昏地,可是心中在想,只有一点点时间了,很要紧,还是看了下去,这就是心理支持了生理。所以生理影响心理,心理左右生理,两样分开活着,不能合一。合一了就是「践形」,就是修养到家了,心理年轻,生理也返老还童,这是做得到的。长生不死固不可能,至少可以迟一点死,慢一点老,乃至有一些病痛,用精神的力量,转变得过来,不药而愈。如果是年轻人,随生理的需要而行,克制不了生理上的变化,就是不能「践形」。

所谓「践形」,也就是佛道两家所讲的修行,名称不同,道理一样,也就是孟子前面所说的,「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所以形色也是天性之一。「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只有学问、修养、实践,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生命,变化气质,达到圣人的境界,做到心物合一。换言之,能够做到了心物合一的圣人境界,才能够「践形」,居天下之广居了,也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也就是道家所说「宇宙在手,万化由心」的真人境界。佛家也说过同样的话,修成了的人,看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庵摩罗果」,像看手上的一个橄榄一样,清清楚楚,一切的变化,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控制、转移。


两个故事三个论点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朞之丧,犹愈于已乎?」


孟子曰:「是犹或紾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这里开始说的,是孟子关于教化的观点。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齐宣王欲短丧」,齐宣王准备发布命令,改变全国一个自古以来的风俗,就是父母死后,把守丧的时间缩短,不要那么长了。

中国几千年的古礼传统下来,父母死后要守丧三年。我们现代人守丧,最多一百天就很长了,也许只守三天。过去非守三年不可,这是上古中华民族文化上的一个大礼节,也等于是上古的大宪章,非常重大,历代都很重视。以前家中有父母之丧,不论官多大,地位多高,都要立刻请假回家守制,否则就犯大不孝之罪行。在历史上曾经有皇帝下令永不录用的纪录。像明清两朝就曾经发生过几件大案,都是大官们于父母死后,没有回家奔丧守制,于是监察御史就奏章弹劾,连皇帝都无法为他庇护,甚至会激起全国读书人的公愤。

至于一般平民,父母死后,也要守三年之孝,纵然为了生活,不能不谋生,至少百日之内也不能理发剃胡须。现在有的人守古礼的,也起码在一百天内,守在灵位面前,足不出户,当然也不理发、不剃须。最近,这里有位同学,政大毕业的硕士,年龄不过三十多岁,父亲死了,他就是如此守制的,一切都能做到尽礼。有同学去探望慰问他,看见他的胡须已经长了三四寸长,因为他在台的族人有很多,是一个守礼的家庭。

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于这些礼仪,是相当紊乱的。旧的文化礼仪被**,新的一直没有建立。有的人父母死了,尸骨未寒,手臂缠了黑纱,女人的头发用粗麻扎了蝴蝶结子,表示戴孝守制;可是又跑到舞厅跳舞,跑到酒家去买醉,看电影、听歌的,更不在话下。

依古礼,订定三年之丧,因为人出生后,从吃奶到离开父母的怀抱,总得两三年,父母在这三年中,是最辛苦的,所以服三年之丧,就是略表对父母的一点还报。这个道理,孔子曾经说过,在《论语·阳货》篇,宰予拿出一大堆理由来,认为三年之丧为期太长,主张缩短。孔子说,你如果心安,你就去缩短吧。等宰予出去后,孔子说:「予(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上古的时候,皇帝遇到父母之丧,也要退居,另住别殿,停止朝觐的事,政事要靠宰相;遇到重大的事情,才提出报告。这是上古的制度。到了后来的宗法社会,就更严重了。

根据这一事件的演变来看,可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随社会生活形态的转变而转变。过去农业社会,安土重迁,不肯离开自己家乡与祖宗的庐墓;即使自己的家乡最古老,最贫瘠,但到老来还是怀念自己的家乡。所以安于本土,重视迁居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不肯流离失所。但是到了工商业的社会,这种观念有所改变,好像四海都可以为家了。

可是,要注意的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里,一切养成了习惯,到了临终之前,会反映出来。那时所见的是故乡的情况,所说的也是儿时所说的乡音。这在心理学上、灵魂学上、宗教学上、医学上,都是有待研究而且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历史上这种情形很多。如明末的一位大儒朱舜水,在满清入关以后,不愿意投降,到日本去,传了许多中华文化学说给日本,对于日本的文化,有非常大的影响。他的坟墓,现在还在日本。当他临终的时候,有许多日本的学生,围在他的病榻前,如子女之对父亲,问他最后有什么吩咐。可是他所说的话,统统是故乡的方言,学生们都听不懂。现在推行国语,许多人自小就说国语的,那就好办了。但是,不要轻视这个问题,这对于人类精神、心理的作用,是很奇怪奥妙,值得研究的。

就我个人的体验,曾在中国西南的边疆,罹患疟疾,白昼发病,夜间还要批阅公文,处理公务。当时没有医药,缠绵半载,辛苦非常,如果没有意志支持,随时可能就死了。有一次我在高烧时,所见到的幻境,都是家乡的景象;旁人说话,听来都似乡音。当时感到或将死亡,想到「埋首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以及「老死何妨死路旁」这些诗,便吩咐部下如何为我料理后事。实际上,当时旁人说的并不是我故乡的口音。这就令我深深体会,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间时,在精神、心理上的状态,都与故乡有关。

平常和老年人聊天,他所讲的,都是「从前如何如何」的老话,而且重重复复,千遍万遍,所说的都是「从前」,不厌其烦,在他则永远是新的话题;而对于新近的经历,却又立即忘记。人到老死阶段的精神,大多有这种情形。

历史上从子路、阳货以下,曾经多次地有人想缩短丧期,但未成功。现在这里是讲齐宣王要想改变这个礼仪。他要「短丧」,不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守丧,要缩短多少,这里没有说。但是,当时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听到这个消息,回来对孟子谈到这件事。公孙丑说:「为朞之丧,犹愈于已乎?」如果把古礼的三年之丧,减缩得太短了也不成话,如果齐宣王能够听其他的一些意见,改成一年丧,比半年、一百天,还好一点,还保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

孟子听了不同意,他训示公孙丑说,「是犹或紾其兄之臂」,你这样的主张,等于是要把你哥哥的膀子扭断,反而对哥哥说,你别怕痛,我不会用力太猛,只是慢慢给你扭断。猛力一扭是扭断,慢慢扭也是断,都是一项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这不是说减为一年、半年,或一百天的问题,这是不通的。在你公孙丑的立场,不应该这样主张,你只要把订定三年之丧的孝道,与父子兄弟的友爱的原理告诉齐宣王就对了。你作为一个大臣,不应该因为上面的权势而不敢讲话,应该以正道告诉他,不能将就。一个大臣,遇到如此重大的事情,如果迁就君王,就是「逢君之恶」,那是最大的错误。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说齐宣王的一个儿子,他的生母死后所发生的事。

过去的皇帝,除了一个皇后外,还有很多妃子;民间的人士,除了一个妻子外,还有许多小妾。在中国过去的宗法社会里,凡是姬妾,尽管是她所生的孩子,还是以父亲的原配为嫡母,而对自己亲生的母亲,礼仪上的名称还是庶母,即使后来有了很高的地位,但在家谱上的记载,仍为「庶出」,他的母亲仍为「姬妾之辈」,这是几千年以来的习惯。


孟子的教学方法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这里孟子说到教学方法的五个重点。

第一种「有如时雨化之者」。所谓「时雨」不是时时下雨,而是天旱久了,田里的禾苗就快要全部枯死,在这重要的关头,突然来一场大雨,把禾苗全部救活了,这场雨就是「时雨」;适时而至的雨,一般人的口语叫做「及时雨」。「有如时雨化之者」,或是当人在疑难未决的关键时候,应机施教,这时等于机锋相对,豁然开朗,心开意解。这种情形,有如古人说的一句成语「如沐春风」;或是扬眉瞬目,领会于心,这是属于有形、无形中受感染而来,并不是后世带有强制性教育管理的内涵。这种诱导式的,比较自然的影响,就像古诗所说「细雨湿衣看不见,好花落地听无声」,是不着痕迹地产生影响,改变了一切,这真是「时雨化之」的最高境界了。

第二种「有成德者」。以中国教育状况而言,孔子的教化,就是造就了一生德业的成就,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门人,都得其「时雨之化」。另举一例来作比较以说明。

隋末有位学者王通,造就了一个时代,在他死后,他的弟子门人私谥他为「文中子」。他生逢隋末的乱世,为了中国历史的继往开来,他本想自己出来有所作为,后来与隋炀帝见面一谈,知道时机未到,于是立即回到河西,教化子弟。三十年后,大唐开国的文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大多是他的学生。可以说在他的教化之下,开创了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这正是「有成德者」的说明。可惜一般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很多人都忽略了他。

第三种「有达财者」。是去教人发财吗?当然不是,在古代「财」与「才」两个字有时候简化,可以通用的,就是造就智慧、学问非常通达的人才。教化出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达才,是很不容易的。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是以八股文体为标准考试取士,限于宋儒四书章句范围,这种作风,实际上扼杀了天下英雄气。

清末变法时,有两句话说「消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因此大家纷纷要推FAN科举制度的框框,希望学术教育开放自由发展。但清末民初之间,在极力推FAN八股取士制度以后,近百年来的现代教育,又限于当局自定的思想意识形态之中,学术科目形成新「八股」,比之旧八股更拘束困扰人才。如此过犹不及,要想造就通达之才,更不可能。在我「顽固、落伍」的思想中,看到现代的教育,则有无限的悲凉、哀伤。尤其现代教育造就出来的人才,通才越来越少,专才越来越多。专才固然不错,但是一般人意识都落在框框条条款款之中,很难跳脱。再看未来时势的演变,是趋向专才专政,彼此各执己见,沟通大大不易,因此处处事事都是障碍丛生,这都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能够明道而又通达的人士,愈来愈少,社会也愈将演变得僵化。在这些问题还未表面化的时候,这个道理,大家不会有深刻的了解,我在这里先作预言(编者按:讲此课是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之间),在今后的五十年到一百年之间,全世界即将遭遇到这种痛苦。虽然我这个预言,似乎言之过早,而言之过早的人,往往会像耶稣那样,被钉上十字架。但是言之过迟,则于世无益;如果不早不迟地说出,则恐怕来不及了,所以只好在此自我批判,有如痴人说梦,不知所云了。

第四种「有答问者」。有问必答,无问不答。可是有的人,只是听老师讲而不问;去看老师,也不是质疑,只是想听老师讲课,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因此找到老师也提不出问题来。这是最近几十年来的现象。以前的学生,很会提问题,老师也会答。例如禅宗的教育,有人问宋朝的大慧宗杲禅师:「眉间挂剑时如何?」他立即答道:「血溅梵天。」同时又连下几十个转语,这就是会问会答。现代的人,既不会问,给他说了答案也没有用,也听不懂。

第五种「有私淑艾者」。现在一般人所称的「私淑弟子」,就是根据孟子这句话来的。有时觉得中华民族很妙,我们每感叹今日青年,不懂自己的文化,但也常接到陌生青年的来信,下面署名「私淑弟子」,意思就是并没有直接听过课,也没有见过面,只是读了著作,而对作者非常敬佩,感到从著作中学到了学问,受益良多,便认作者为师,而自称「私淑弟子」。

孟子提出了这五种教化方式。孔孟的教化,因古代文字简化,从他们教学的经验,确定有一个范围,但这个范围,也可以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与原理。又例如印度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方法,也和孟子这里所说的差不多。在他的教育方法中,关于「答问者」的方式,就有四种答法:

一、决了答:这近似于现**试的是非题,为提问题的人作一个肯定的答复。例如问:明天我可不可以来听课?答复:可以。凡是肯定性的、否定性的,以及对事物有决定性的答复就是决了答。

二、解义答:这是解释性的答复。例如问:为什么明天我不可以来听课?答:明天是假日,这里不上课。孟子对于学生们的问题,许多都是用「解义答」的方式作答。

三、反问答:就是以问题来答复问题。例如问:停电了,电梯不能动,怎样下楼呢?答复说:你不能用脚走楼梯下去吗?这种答复的方式,除了答复问题外,还可以在无形中训练受教者的思考能力。

四、置答:所谓置答,就是把问题搁置,默然不语,不作口头答复,实际上,是逼他启发本有的智慧。但是这种不作答复,有时正是答复,因为有许多问题是无从答、无法答、不该答或不便答的。所以圣人亦有所不答。孔子、孟子都碰到过这种情形,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些问难也是置而不答。假如我们问先有鸡或先有蛋?置答。问先有男的或先有女的?也置答。因为这些问题讨论下去,争辩将无止境,这不是人类的一般世俗知识所能了解的事,因此默然不语而置答。

古今中外,人心到底是相同的,公孙丑问孟子「道」,也和现在有许多同学向我问禅和佛法一样。公孙丑问孟子:「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公孙丑说,道真是好极了,可是太玄妙、太难了,像登天那样难,就是学不会,达不到。为什么不设法使人容易学呢?这就像有人说,我们中国文化不科学,何不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把它一条一条列出来,或者编成一个公式,大家照着公式天天去做,不就可以学到了吗?

例如有一个青年同学说,看不懂《易经》,现在看了英文本的《易经》,一看就懂了,因为英文的《易经》,上面清楚列出来了。我反问他说,真的吗?可是我读了几十年的《易经》,也还不敢说完全懂得;你花三五天时间,看了英文翻译的《易经》,就说懂了,你既然懂了,为什么又来问我呢?

然后我告诉他,外国人多半只知道一点皮毛,就立刻翻译,立刻发表,自以为已经精通了。一个教育家,谁不想把这「道」传给别人呢?但有时候正如佛所说的「不可说」、「不可思议」。但「不可说」并不是「不能说」,「不可思议」并不是「不能思议」,而是对于至高无上的「道」,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因为没有办法用言语文字表达清楚。所以公孙丑对于「道」很困惑,也希望编纲列目画成框框,像现代的统计表一样,一看就懂。

于是孟子告诉他:「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绳墨」就是木工用来划直线与方格的工具,叫做墨斗。一个好的木匠,不会为了徒弟太笨,而去改变原来已定的标准;因为一加一必定是二,一加二必定是三,没有办法改变。羿教人射箭,也有一定的标准,不能因射不好而改标准。发射人造卫星,也是不能违反大自然的规律。

这便是「君子引而不发」,所以教化最高的道理,是引发人性中本自具有的智慧,「无师自通」,并不是有个东西灌注进去使你明白。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活活泼泼的,如孟子所描写的「跃如也」,因此可以不偏不倚,「中道而立」。如果老师呆板地告诉学生,填鸭式的教育,那就钉在一个死角,钻到牛角尖里去,就不是「中道而立」了。

如果老师呆板地告诉学生,学生虽然懂了,但已经落后了几十年,等到学生赶上老师,老师又往前去了。而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后一代超越前一代。如果引用禅宗的教育方法,来发挥孟子的教育思想,可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禅宗的大师们,经常用这种「引而不发」的教育手法,对于聪明、伶俐、有智慧的人,轻轻点拨一下,使人自肯自悟,不然就是「误」了。现在这里只做一个概略的介绍。

宋代有一位大禅师,遇到一位学问好、官位高的人,很恭敬地向他问道说:「何谓黑风吹堕罗刹鬼国土?」意思是,什么是突然一阵黑风,把人吹到恶鬼的国度里去?这位大禅师,本来是一脸的慈祥,听了他的问题,突然变得一脸怒容,一拍桌子,瞪眼看着他,大声斥骂道:「你哪有资格来问这句话!」那位大官,原来很恭敬地请教,当场无缘无故挨了顿痛骂,火可大了,回骂道:「你这个和尚,**!我客客气气问你……」还不等他说完话,这位大禅师立刻笑着说,你现在正是被「黑风吹堕罗刹鬼国土」了。这位大官忽然大悟,马上跪拜礼谢。

这就是「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禅宗的教育往往是这样。这还是容易了解的,有时被大师们蒙了一辈子。曾经有人写一部小说,描写有一个人武功最好,人也聪明,自认为天下第一。可是,另有一个人对他说,只要你能答复我一个问题,我就承认你是天下第一。这人问:什么问题?那人就问:你是谁?于是这个武功高的人自问:我是谁?可是答不出来,便一天到晚自问我是谁?就此疯了。

这个「我是谁」的话头,也正是孟子「君子引而不发」的教育原理,必须要「能者从之」。如果不是「能者」,是会发疯的。懂了这种道理,再去参禅宗「我是谁」的话头,也可恍然而悟了。


何谓尊师重道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所说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是中国文化中一项很重要的师道精神。

「中国文化」这个名词,是现代人提出来的,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只是叫人读书明「道」,而且要读通。要注意的是「读通明道」,不是只读「懂」而已。读一本书,懂得它的文字,懂得它的含义,这不难;可是读书要「通」可就难了。依古人的目标看来,许多人读书并没有读通,而是读「塞」了,那是不通的。所谓通,就是所作的学问,经也好,史也好,包括农工科技等各种学术都能相互通达,融会贯通;而且做人处世之间,也能明白畅通,这就太不容易了。

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这个「殉」字,有自然顺从的意思,可不要看成是「殉葬」或「殉情」。当天下有最高度文化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类完全自然生活在「道」的文化中,一辈子都活在道的自然德性中。

其次是「以身殉道」,不是「以道殉身」。当时代社会处在变乱中,道德沦丧,文化堕落,一般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为生存而不择手段,互相争斗,唯利是图,只顾个人生命需要而自私自利,没有时间管什么道啊、德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古人所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有道德的人,想作「中流砥柱」绝不可能。所以自古以来,道家或儒家的有道之士,就采取避世、避地、避人,隐遁山林,以待时机再出山弘道。

这种时势,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惨痛经历,大家只要一读历史就可以明白了。再说老子、孔子、孟子等这些圣贤,也都生在时代离乱的环境中,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讲学传道。他们在滔滔浊世中,作一盏暗路的明灯留给后世,薪火相传,不断道统,这就是「以身殉道」的精神。

以孟子所说,自古传承道统的圣贤只有两条路:一、在太平盛世,天下有道的时候,「以道殉身」;二、在天下变乱的时候,「以身殉道」;至于「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是说不论人类社会的思想、教育、物质文明如何演变,「道」的文化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却万古长存,变动不居。所以不管贫穷低贱、富贵通达,都要安于这个「道」,独立而不移,不要因为时代的变乱,各种学术的混杂而改变自己,对别人的盲目学说,随声附和。如果歪曲自己的正见,而讨好时代的偏好,就叫做「曲学阿世」。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这是孟子所说五个教育方法中的「答问」问题。孟子的学生公都子提出来问,有一个名叫滕更的人,是一个小诸侯的弟弟,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亲王,高干子弟之类。大概他有什么问题,孟子没有答复他,所以公都子问老师说,滕更也是你的学生,至少他也算是及门的弟子,他问你,你不答复他,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一个人「挟贵而问」,就像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那种口气——「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那么远跑来,对我国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挟贵而问」。孟子一听,就给梁惠王过不去,说:「王何必曰利?」给梁惠王碰一个橡皮钉子。

有人是「挟贤而问」,这在社会上常常看到。有人自己觉得修为了几十年,自认为有道,对于不知道的问题,向人求教,学来以后,装成一副自我高明的样子说:「你说的和我的意见差不多。」

还有人是「挟长而问」,自认为年高,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不懂的问题,向人请教以后,大摇大摆捋捋胡子说:「可以,可以。」好像说,你这小子还不错,这是「挟长而问」的神态。

「挟有勋劳而问」,这是说有的人有身份、有地位,高官厚禄的人,被恭维惯了的,他有问题问你,他的心中已经觉得是看得起你,这样的情形是「挟有勋劳而问」,你可以笑而不答,或婉转推开了事。

还有的是「挟故而问」的,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故而假借一个什么问题来接近质问你,那也可以置而不答。

孟子说,对于这五种情形来问的人,都是有问题的。而滕更来问,占了其中的两样:第一,他是高干子弟,「挟贵而问」;第二,他是另有目的,「挟故而问」,所以我不答复他。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孟子的人格,表现出师道的尊严,而且比孔子看得还更严重。孔子是有教无类的,孟子则是有所斟选的。

孟子讲教育、文化思想,以及态度方面的问题,到此告一段落。接着是另一高潮,讲到个人的修养。


进步快退步更快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这一类的文字,年轻人看来,会感到头痛。「不可已」、「而已」、「不已」,已来已去,两句话中三个已,其他多是虚字,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他这两句话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有些人,对于明知做不到的事,偏要去做,做得乱七八糟。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了。」这就是说,个性僵化的人,对于一切事,都僵到底。

这种倔强的个性,有时候是很可爱的,但是犯了一个「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的毛病,对轻重厚薄分不清楚。这类个性并不是坏事,一个人除了缺点以外没有长处,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但是他的长处亦就在他的缺点上。例如老实是长处,老实人就笨,笨即缺点,但人不笨就不老实了。长处也是一样,太过分就是缺点,人若聪明过分,就会滑头。所以人要能认清自己的长处与缺点,轻重厚薄也能分得清楚,那么缺点就会变成长处了。该厚的时候厚,该薄的时候薄,该轻的时候轻,该重的时候重,对自己处理得恰到好处。所以僵化的个性,不是不可以,但是也要做到适当的程度才好。

因此孟子下一个结论,也是千古不易的铁则:「其进锐者,其退速。」进步得太快,退下来一定也很快。就教育而言,有些父母,如果自己的子女聪明过度,不能再把他当作聪明去培养,不能使他做超越年龄的进步;宁可培养他的厚重,让他在知识上的进步慢一点,向下扎根基深厚一点,培养健壮的身体。否则的话,把他当「天才」去教育,到最后会把孩子弄到岔路上,这就是进步得太快,退步得更快。做事业如此,做学问如此,做工夫谈修养也是如此,不要求急进,太快了不是好事。急进容易落于侥幸,侥幸得来的,就不能长远保存,一定要工夫到了才行。凡事要慢慢来,这就要记住孟子这两句名言「其进锐者,其退速」。现代青年,往往犯了「喜欢快速成就」的毛病,结果基础不稳固。就像写毛笔书法,只求快意,草书不像草书,简直是鬼画桃符,他自己却说是创新的书法。假如古代有草圣之誉的米南宫(米芾)见到,恐怕也要跪下来投降了。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亲亲」、「仁民」、「爱物」三个阶段。

美国以前的总统卡特,一上台就大谈人道主义,于是人道主义的口号,在美国盛行起来,西方一些国家也跟着喊。但是做了多少?做了没有?越南难民漂流在海上,外国轮船望望然而去之,虽见而不理不睬。我们台湾的轮船、渔船把他们救回来,一批又一批,安顿在澎湖好好生活。我们如果到了外国,或者遇到外国人,可以告诉他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仁」的文化,早已经是「超人道」的了。卡特的人道只是以人为本位,是自由主义的个人立场,是人与人之间的;中华传统的仁道是「亲亲」、「仁民」、「爱物」。现在美国人所号称的人道主义,是以个人立场争取自由,只是「亲亲」之后「仁民」阶段中的一个小节而已。

至于孟子说的「爱物」是什么内容呢?这是说人对于万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也都须要对它们有爱心,这是仁义之仁的「仁道」,不同于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道主义」。虽然爱心也由仁心而来,但到底不像对人那样仁慈,所以孟子说「爱之而弗仁」。他进一步说,对于人类,「仁之而弗亲」,人与人之间是相爱的,是仁慈的,但是不如对自己亲密的人那么亲切。这也就是前面所引述过的,假若孔子与释迦牟尼,救两人溺水的母亲,谁先谁后的道理。「亲亲而仁民」,儒家的仁是个人先亲自己的亲人,然后再推而广之,以及于整个人类,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仁民」,然后进一步「爱物」。所以修养是以自己为基础,然后扩充范围,及于天下,次序是慢慢来的。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徧爱人,急亲贤也。」


孟子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务」就是当前必须做、应该做的,也就是「时务」。大智慧的智者,对万法的根源,没有不知道的。所以「知者」在运用智能处理许多事务时,就看哪一件事在时间、空间上最为紧要,要先做紧要的,这就是「当务之为急」。

例如在一个废墟上开始建设,若想三个月内,把一切都同时完成,那是一样也做不好的。一定要先开道路、接电源,一步一步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一个仁者,心怀仁慈,对万物都慈悲,对所有的人都爱,这也是一下子所难做到的。第一步要亲近有道之士,之后有了仁心,才能救天下。「尧舜之知而不徧物」,尧舜是圣人,他们的智能,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天下治好;圣人要「急先务也」,也是要先看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先做的先做。「尧舜之仁不徧爱人,急亲贤也」,尧舜是圣人,极仁爱,爱天下之人,他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平均普遍地爱尽天下人,所以他先要找好的人来治理并教化老百姓。

「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这里是从孝道的礼节上,来作一个结论。

孟子说:在孝道上,为人子女的,对生身父母不能够服三年之丧,以反报父母三年怀抱的爱心,反而要求晚了好几辈的孙子、曾孙、玄孙们守孝,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哭。事实上隔了几代的人,时光又差这么远,实在没有情感,哭不出来,父母却一定要他们哭。

孟子又引用《礼记·曲礼》所说进食之礼的道理说:「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用手抓饭抓菜送到口里,喝汤的时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对于这样有失饮食礼仪的,不加过问;而对于别人咬肉干时,牙齿响了一下,却去注意有没有掉牙齿,这就是只注意不相干的事。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是如此,当注意的不注意,不当注意的去注意,都是不急之务。现代许多青年,最应该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业前途,但他不去关心,却去关心一些不相干的事。

刚才孟子举出的「缌」、「小功」、「三年之丧」,是有关丧祭的礼节,在中国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分量。不但孟子屡次提到,在《论语》中,孔子也多次提到。孔子在整理礼乐的时候,在《礼记》中,除了有《丧服小记》一章专门记载这个问题以外,在《曲礼》、《檀弓》等等篇章中,也有所记述。对于丧事的礼节,规定得非常详细,连一根丧杖的粗细,束头发的绳子或簪子的质料形状,也都有记载,可知古代对于丧事的安排和礼节,是非常严谨而郑重的。

这些记载,读起来似乎很繁琐,但做起来并不麻烦,可以恰当地表达后人的伤痛情感和尊敬;在形态上也很能表现出家庭亲族,以及社会伦常,对一个生命消失的悼念。只是后世的人,有些在「做给别人看」的目的下,增加了许多铺张,甚至把丧事几乎变成了喜事,吊丧有如参加酒会,藉此交际应酬,在经济上更形成一种无谓的浪费,而为大家所诟病。

尤其近二三十年来,丧礼的仪式与精神,几乎完全没有了,而美其名为简化,但所做的,则正是那些不应该有的铺张浪费。这种情形,不但在殡仪馆中可以见到,在马路上的出殡行列,也每使人有不知所云之感。即以报丧一事来说,应由丧主亲往有限的亲族家中报丧,才是尽礼,不该报的则不可去报。现在却不行登门报丧的礼仪,而浪费上千上万的金钱,在报纸上大登其讣告,而所有刊出的讣闻,连辈分、丧服都错误百出。这里顺便作一介绍。


关于服丧


只有五种,称作「五服」,其等次如下:

一、斩衰(音斩摧):守丧时间为三年,所穿丧服用最粗劣的麻布制作,不缝下边及旁边。

二、齐衰(音资摧):守丧时间,杖期的一年或五月,不杖期的六月,丧服用稍粗麻布制作,缝边。

三、大功:守丧时间九个月,丧服用粗的熟麻布制作(即经漂白后的粗麻布)。

四、小功:守丧时间五个月,丧服用稍粗的熟麻布制作。

五、缌麻:守丧时间三个月,丧服用细的熟麻布制作。

这里有「杖期」与「不杖期」,就是「执丧杖」或「不执丧杖」。丧杖粗为一搤,就是大拇指与食指,绕成一圈那么粗;长不过膝,就是和下腿一样长;外面裹以刺状的白纸,但所用的质料,因死者的性别而不同。男性用的名苴杖,用竹制成,以其圆形象天,性贞,四时不凋谢,表明子为父礼中痛极,自然圆足,有终身之痛。女性用的名削杖,用桐树削成四方形的杖,以象地,表示桐随时间的转变到秋天即凋落。母丧外虽削杀,服也从时除,而桐心是实的,终身之孝心,当和对父亲相同(桐)。由此可知在礼仪上的每一细小事物,都不是随便规定,而有其深刻的含义,一定的表征。

另外还有一种杖,俗称齐眉杖,是妻子死了,丈夫服亡妻之丧而用的,也是用桐制作,但杖的长度,高与眉齐。不过这是东汉时,梁鸿、孟光夫妇举案齐眉的故事发生以后,才有的礼仪。因为齐眉杖,就是象征夫妻相敬的意义。在讣文中,看到自称「杖期生」的,就表示丈夫为亡妻执这种「齐眉杖」。不过,如果父母尚在,则不可以执这种杖,所以凡在讣文上看见有「不杖期生」的,就知道死者的公公婆婆或其中之一尚健在的。

另外还有两种特殊的服丧,一种名「降服」,一种名「反服」。所谓「降服」,如兄弟二人,弟弟无子,哥哥将一个儿子过继给弟弟继承宗祧,成为弟弟的儿子。但当这孩子的生父死了以后,还是要服丧,只是不必服三年的斩衰之丧,可以降低服一年的齐衰之丧,在讣文上称「降服子」。女儿出嫁也降服。至于反服,则是尊长执卑晚的丧,如父亲执长子期年的丧,或执众子五月之丧,名为反服,讣文上称「反服父」。

关于丧服的体制,大约分为六大类:一、本宗九族五服。二、妻为夫族丧服。三、出嫁女为本宗亲属降服。四、为本生亲属降服。五、妾为家长族内服。六、外亲服等。关于丧服的详细规定,可参考《幼学琼林》。

孟子这是批判梁惠王与齐国的战争,那一次的结果,是梁惠王大败。这次战役大家都知道的,是齐国的名将孙膑,和他的同学庞涓之间的故事。当时梁惠王还是魏惠王,他用庞涓当元帅,兴兵去攻击齐国;齐国则用孙膑为帅抵御,最后齐国打败了魏国。因为庞涓被诱进一个峡谷之中,两边万弩齐发,他无处可逃自杀而死,连梁惠王的太子也被俘虏了。在这次战役以后,魏国迫不得已,迁到大梁,所以魏惠王才改称为梁惠王。《孟子》这本书,一开始是孟子见梁惠王,那是魏国这次战役大败之后。至于这里一段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则很难确定,但他是和学生公孙丑说的,应该是公孙丑在齐国任仕的时候。

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降伏自己。
要做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隶!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为畜生。心悟成佛。
心迷成魔。 所以必须要降伏自己的心, 不要使它离开正轨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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