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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学长老尼：出生与出家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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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宣真
时间:
2016-9-10 09:34
标题:
慈学长老尼：出生与出家的艰辛
出生难
我的名字叫慈学，是出家的时候师父赐的。俗名林兰英，祖籍湖北孝感。
1921年9月16日，我出生在武汉市硚口区义烈巷的一个大户人家。我的祖父在汉正街开粮店，并在武昌办工厂，生产衣服扣子。我的父亲有个弟弟，祖父给父亲和叔叔分产业的时候，把汉口小的粮店分给了父亲，大的纽扣工厂留给了叔叔。
我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我有八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九个兄弟中八个相继夭折，长大成人的男孩只有一个哥哥。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在我前面有三个姐姐，我最小，排在第四。
大姐长我十八岁，小时候听大姐说，母亲怀我的时候，祖母就有言在先，假如母亲再生的是女孩，不准养要弄死掉;生的是男孩，将来可以为林家传宗接代，绍继门庭，就额外弄好营养东西滋补母亲。
母亲当时听了这些话，心中非常害怕，夜晚常常从恶梦中惊醒，再也难以入睡。白天母亲就用裹脚的布把自己的肚子捆起来。我想我在胎中，是受了痛苦报应的，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因，感得这样的果。
旧社会科学不发达，是没有堕胎方法的。母亲的思想行为，是因为听了祖母的话，害怕自己生下来是个女儿，想孩子还在胎中，未成人形时就闭死掉。结果我命不该死，一定要来到这个苦难的人间。
母亲折腾了一个多月，无济于事，我也在母亲的腹中挣扎抗拒了一个多月，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想起这些，感到我真是天大的不孝啊!
很奇怪，母亲怀我的时候，一直不能吃荤腥，鸡鸭鱼肉沾也不能沾，只要吃一点荤腥，母亲就翻肠倒肚地吐。现在想起来，我还是个胎里素。但因为祖母的家法，母亲的无奈，我来人间在胎中生命是痛苦的，这个事实证明了佛陀的言教“人生是苦”，千真万确，真实不虚。
我的生命没有所谓的“十月怀胎”，由于先天的营养不足，过早地来到人间。出世的时候，十八岁的大姐，在门外站着等候我的到来。祖母看到母亲生下来的不是她想要的男孩，而是她不想要的女孩，马上丢到洗脚盆的血水里，不让接生婆捡起来，想要直接闭死掉。
旧社会的老房子都是木板隔的。隔壁的邻居家，哥哥弟弟一大排，平时看我家这样，特别是看我祖母这样重男轻女，非常同情我家，更是怜悯关心我的母亲，听到我母亲已经生产了，预感情况不妙，急忙跑到大门外找我的大姐说：“你赶快进去，你的妈妈已经生了，可能是个女孩，听到‘哇’了一声就不做声了，怕是你婆婆(指祖母)把她闭死了，你快点进去看看。”我大姐赶快跑进屋里一看，我在旧社会那种木质的洗脚盆里，已经没有声息了。大姐告诉我，那时她一手把我抓起来，说我真像个小猫娃一样，太小了。
大姐从盆里把我抓起来，我就哇哇地哭。看我还活着，大姐对祖母说：“您看她这活灵灵的，哇出这么大的声音，怎么忍心把她弄死呢?”
祖母听大姐这样说，仍然强调自己预先的家规说：“女孩是一定不要的了，更何况她在你母亲肚里吃素，先天的营养不足，将来一定不好养的;再说你母亲把自己折腾得半死了，哪里还能哺养她呢?”所以祖母一定不让大姐把我捡起来，强迫大姐把我再丢到洗脚盆里去。
已经十八的大姐，为了我，第一次和大人发生冲突，也是第一次跟祖母对着干，坚持把我捡起来，为我擦洗了身体，包扎好，送到了母亲的床上。
我自从投胎到母亲的怀中，给母亲带来巨大的痛苦，首先母亲承受了是男孩还是女孩的猜疑，母亲担惊受怕，夜不成寐;其次是母亲怀胎过程中，与众不同的异常反应，荤腥不适，营养不良，体力不支，如此种种;再次就是母亲生我的时候，见我是个女孩，积压在心中莫大的恐惧，让母亲终于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母亲是用生命作代价，换来了我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深感母爱伟大，特别是出家八十多年来，听佛的教导，修行人要报父母恩，正如佛在经中说 “若人百年之中，左肩担父，右肩担母，于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佛还教导我们出家人，要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必得重罪。所以生而为人，一定要报父母恩。
由于母亲身体太虚弱了，基本上没有奶水给我。我的生命，从小是大姐用米汤把我喂大的。大姐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是她的执着不舍，让我能够活下来。我的生命还应该要感谢我的大姐。
出家难
大姑小姑都出家了，父亲不让我出家
我的父亲有兄弟姐妹五个，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两岁多的时候，大姑和小姑都去出家了。大姑出家在汉口清济寺，有时会回家来。那时候我刚刚会走路，大姑回来我就拉着她的海青袖子，还扯自己的头发，虽然不会说话，但大姑认为我的意思是要她带我出家，跟她到寺庙去剃头发。这件事我父亲看到了，就把我拉过来，一边打我还一边说：“把你打死了也不让你出家。出家丢了林家的丑。”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当时父亲为什么这样说。我大姑到清济寺去出家的时候，祖父很有钱，拿了许多银元给清济寺修寺院。大姑出家以后，按清济寺的规矩，出家人要到外面去托钵化缘，身上背一尊文殊菩萨的像，手上拿个木鱼，边敲打边念佛，沿街化缘乞讨——或钱或粮，乞求别人的施舍，当然我的大姑也一样要到外面去化缘。有一天父亲的朋友看到大姑在大街上化缘，告诉我父亲说：“你大姐出个什么家，在外面讨饭。”父亲听朋友这样讲，就叫人到处找大姑，最后找回来，叫大姑白天在家住一天，晚上回寺院去，给大姑许多米，因为我们家在汉正街开粮店，有得是米，装了一大斗给大姑背回去。大姑回寺院后，她师父一看，就说 “这米不是你化缘来的，是你俗家粮店装来的”，还说，“化缘来的米，是一家一家给的，没这么整齐”。下次再轮到大姑去化缘时，师父就不准大姑到汉口化缘，要求她到汉阳去化缘，但还是被熟人看到过的。
每次看到了大姑化缘，父亲就会问大姑：“你为什么要出来化缘呢?我们家给那么多银钱寺院里，还要你出来化缘?”大姑说：“出家人要化缘才能成佛啊!这就是修行呀!”
因为有这样的事，每当父亲看到我拉大姑海青，扯自己头发，要跟大姑到寺院去的这些情景，父亲是一定不高兴的，生气的时候还会打我几巴掌。父亲说：“你再出家，就是继承你大姑讨饭的生活，我们家养得活你的，不能跟她去讨饭。”所以父亲不让我出家。
母亲说我是她的断肠儿，也不让我出家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大姑在清济寺请了一些师父来我们家，诵经念佛，为父亲做了七天超度。父亲的灵棺在家里停了七天，第三天的时候，我的舅父从农村来了，母亲看舅父来得太晚，生气地说：“亲戚六眷都来了，连未婚女婿也来了，你个舅老爷今天才来?”舅舅说脚冻了，走路难，要我母亲给点热水他洗洗脚。母亲当时心中有气，还有些悲伤，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开水倒了一盆，给舅舅洗脚，这一下把舅舅烫休克晕过去了，等舅舅醒来时说话，声音就变成了我父亲讲话的语调和声音，对我大姑说：“大姐，谢谢你，谢谢你们师父们。按我在生时无荤不吃饭造的杀业，我是要变牛变马去还杀债的，但我病中十七天吃斋念佛至诚恳切，现在只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下生。”说完了还给当时念佛的师父作揖。经过这件事，我对吃斋念佛有了一点信心，心里非常向往出家。
当时舅舅还对我大姑说：“四丫头(就是我)前世是个和尚，她来投胎的那一天，我望着个和尚进门的，现在你把她带着去出家，她如果不出家，恐怕她是长不大的。”我母亲听了这些话，生怕大姑带我走了，把我抱得紧紧的，哭着说：“这是我的断肠儿，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她去出家的，你才死了三天，为什么要把四丫头弄走呢?还说要她去出家，我是决定不会让她出家的，吃苦受罪也要把她带大。”
看我母亲这样，大姑就说：“只要你抚得大，四丫头你留着，留着，我不带她走。”父亲死了，母亲把我留在身边。
我得了童子痨，终于出家了
我的身体先天的营养不足;又因为胎里素，出生以后就不能沾荤腥，姐姐她们总是偷偷把鱼肉藏到我的饭碗底下，但我吃饭可以，闻了底下的鱼肉味就要吐。应该说我的身体后天也是营养不足。
十岁五个月的时候，得了童子痨病(就是肺结核)。母亲把我领到汉正街中药房，那老医生，给我把脉后，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无药可治了，快点领回去，弄点好的给她吃，时间可能不会太长，还是准备一口棺材吧。”
母亲听了老医生的话，心里好难过，带我回家后，私底下又跑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孩子要是在家，活不过12岁，如果出家也活不不过31岁。”
就这样为了我的病，母亲求医无治，万般无奈，只好把我送到寺院里去。说也奇怪，到寺院去了以后并没有吃药，上午去的，下午就开始学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自然然肺病竟然好了。那时到寺院里去，也不敢跟师父说我是肺病，害怕师父不收，只是说有点病。到现在我94岁，一生中没有发过病了。这就是我的出家因缘，因病而出家，因祸而得福。
作者:
宣真
时间:
2016-9-10 09:35
我十六岁在汉口栖隐寺剃度出家，寺院的当家师德融法师是我的剃度恩师，她是太虚大师的比丘尼弟子，按辈份算我是太虚大师的徒孙。
栖隐寺建于清康熙初年，由归仁禅师创建。我出家的时候寺院很大，正山门是对着长堤街开的，因为“文ge”的破坏和社会的占用，现在的栖隐寺缩小了一大半，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了。现在的栖隐寺，实际上是原来汉口佛教正信会的会址，山门也是正信会的山门。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代宗师太虚大师大力提倡居士佛学，宣传和组织建立居士林、佛学会等居士团体，在上海建立了我国较早的居士组织——上海佛教居士林。1920年，太虚大师在武汉建立汉口佛学会，1929年改名为佛教正信会，对居士开放，经常有居士共修和讲经活动，太虚大师在这里也讲过好几次经。
太虚大师还建立了一个出家人的教育机构——佛教女子研究部，培养出家人，武汉三镇有好多比丘尼在那里上佛学院，我们栖隐寺里年轻的尼众基本上都在那里读书。
正信会和我们栖隐寺只一墙之隔，看到那时出出进进的读书人，我却不能去读书，心里特别的向往，太想读书了，心里常想不知道哪一天，我也有因缘能和她们一样读书，学习佛法。
佛学院里好多人读书，我的师兄弟们也都在那里读书，师父为什么偏不要我读书呢?第一个原因：年青人都去读书，寺院里有些事需要人做，特别是客堂里要有个照客，做些杂务。以前我出家剃度难，原因也是这样，寺院里的照客，必须是姑娘伢，如果是剃头了，就不能为出家比丘大德们添饭什么的，这是那时的规矩。
第二个原因：我大姑姑在汉口海莲寺出家，师兄们经常跟我师父说：慈学不能去读书，培养好了以后是海莲寺的人，迟早都会走了的，不如留在寺院里做点事靠实，师父听了她们的话，怕我学好了走了，就这样我不能去读书。
当时研究部里有两位比丘法师，一位是大醒法师，一位是法舫法师。栖隐寺和正信会是隔壁，各有山门并排挨着很近，但后门是通的。我当照客，师父要我每天给两位法师送早餐和午餐两顿饭。
当时的正信会日常居士共修都很有规矩，经常打七、拜忏，固定的每一个月有四次供香会，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我们栖隐寺的师父们也都去参加，我没剃头之前经常随师父们去。
从小我的身个就很矮小，正信会的供桌很高，每次去了我就站在供桌前面拜佛，那里的居士看我小巧，蛮喜欢我，法师看到我蛮灵光也都喜欢我，慢慢跟正信会的人很熟了。
我那时想读书啊，想到心里去了，白天去送饭，看到那里的学生们，好羡慕她们。常常夜间坐在床上，用指头在被褥面子上学写字，把被褥里子都戳破了，还不敢说真话，别人问是怎么破了的，只好打妄语说是挂破了的。
我天天按师父的安排为法师送早午饭，送久了后我就想了个心思，正信会过去有个木楼梯上下楼，楼梯底下有点空当，用板子隔着的，我的个子小，破开那个板子再关上，人在里面，外面看不到，我就钻到里面去，把送给法师们吃的热饭菜抱着，躲到那儿听教室里讲法，还蛮好的，但是法师的声音太小了，听得不是很清楚。
因为躲在楼梯里听不清，我只好又想其它的心思。听到摇铃要上课了，我就悄悄的上楼去，有时在门外站着听听。
教室的外面是个娱乐室，正信会的居士们可以在那里弹风琴，唱赞，打兵乓球。娱乐室和教室只用个布帘隔开，里面在上课，我经常在娱乐室里偷听教室里法师讲课，一堂课下来，我就把饭菜再送进去。
有一次是大醒法师的课，他看我下课了才送饭，问我：你今天的饭菜为什么冷冰冰哪?听法师一问，我吓得哭起来，信口说是锅里煮冷了的。大醒法师听了一笑，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锅里煮冷了的。然后就把饭菜兑开水吃了。看到法师这样，并没有责备我，我的胆子大了，天天那样，借送饭菜的机会，在布帘外面站着听课，好几次了，都没有被人发现，心里可高兴啊!
那一天我正在布帘外听课，忽然大醒法师一边讲课，一边走出来了，我吓得没了主张，抱在怀里的饭菜碗掉下来，碗摔破了，饭菜撒到了地下。
我的大师兄在教室里听课，看到这情境，跑出来就打我两嘴巴，大醒法师问说：“慈圆，你为什么打她?”她说：“我是她的大师兄，她做错了事，可以打她。”还说：“我不仅敢打她，还要她赔这个碗，赔这些饭菜呢。”大醒法师说：“放牛娃赔得起牛吗?她为我送饭，要赔我来赔，你进去。”
等大师兄进去了，大醒法师就悄悄地问我：“你刚才是不是站在这里听课?”我一边哭一边说：“是的，您莫跟我大师兄说，她回去了，告诉我师父了，师父还要打我的。”大醒法师说：“你莫哭莫哭，把眼泪揩了到里面去听课。”说完就带我到他的房里，拿一个小板凳，放在讲台边，叫我坐着听课，他又开始继续讲课。
这是我第一次坐在汉口佛教女子研究部的教室里听大醒法师讲课，当时的内容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刻，毕竟是第一次啊!
大醒法师讲完了以后，就叫我复讲，我站起来把听到的讲了一遍，还自己讲了个小故事，讲完了法师就叫我坐下。
接下来，大醒法师又叫我大师兄慈圆站起来讲。大师兄站起来，不知道怎么讲，看她站了好半天，大醒法师说：“你刚才说她做错了事，打她，她在外面偷听，能够讲出来，还讲了个小故事。你坐在里面听，怎么讲不出来呢?你说你是她大师兄，可以打她，不行!以后再不可以打她，你日后再打她，我等你师爷(太虚大师)回来，告诉你师爷打你。”
下课了，大醒法师把我大师兄慈圆叫到跟前说：“你回去和你师父说，叫她过来读书。”大师兄说：“她要做照客，不能来。”法师说：“做什么照客，就是当丫头，莫把她浪费了，跟你师父说，一定让她来读书。”
我的大师兄回到栖隐寺，跟师父说：“大法师要慈学去读书。”师父听了不想答应，就叫大师兄去跟大醒法师说，我们三个师兄弟都来读书，寺院里没有人做事。师父还教大师兄说：明年我们就要毕业了，等我们毕业了，再让慈学来读书。
听了大师兄转答的这些话，大醒法师说：“等到明年，不是又浪费了慈学一年的光阴吗?要不然我今年就办甲乙两个班，慈学来读乙班，你们寺院里还有几个不识字的一起来读书，都来读乙班。”
就这样在大醒法师的善巧安排下，我终于可以读书了，在太虚大师创办的汉口佛教女子研究部学习佛法，读的是乙班。我一生中对佛法有一点认识和理解，那时候在女子研究部学习，打下了一点基础。
佛教女子研究部的教学楼现在还保存着。我们学习了不到一个学期，太虚大师派大醒法师到宁波雪窦寺去当方丈，这个学校就停办了。
研究部停办后，看着这些青年学生没书读了，我的师父在栖隐寺又接着开了八敬学院，主要负责人有三个，我的师父德融法师、超荃法师、轮空法师，办了一学期后，超荃法师、轮空法师因诸多因缘相继离开了学院，太虚大师要我师父一人担当起来。师父当家平时寺务繁忙，不能分身，叫我的大师兄慈圆代管八敬学院的日常事务。
我师父是汉口八敬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学院就在我们寺院院子里，但是，自从我在女子研究部停学回寺院后，师父和大师兄根本就不让我去八敬学院读书，一定要我还是去当照客、做香灯、打杂。看到别人都能读书，唯独我不能，偷听的机会也没有了，心里好向往也好难过啊!
1937年正月，八敬学院要开学典礼，我师父请佛教正信会的董事们来参加，办了素斋饭请董事们吃，我是照客，招呼端茶倒水添饭。
那一天，正好遇到大醒法师，法舫法师也来了，在开学典礼会上，我给他们倒茶水，大醒法师问我说：慈学你来了?读书要好好的读啊!听他这样一问，我把嘴巴一翘，就哭起来了，摇摇头说：我是来给你们打把子，端茶倒水的，师父还是不让我读书，要我当照客。听我这样说，大醒法师说把你师父喊来，我来跟她讲。我三步两步跑去喊师父，师父问有什么事?我口里说不知道，其实心里蛮高兴的。
师父来了后，大醒法师说：德融师，你办八敬学院，培养青年人读书，你自己的徒弟不培养，以前你师父(太虚大师)还说这个娃有出息，他讲这话那时是32年，现在37年，你耽误她多少年了?5年了，太可惜了!让她来读书啊!寺院里的事可以多找几个人帮忙做。
听大醒法师这样说，师父连连答应说好，等客人吃完了饭，再让她回房去拿衣单到学院里来。法舫法师和大醒法师都说不行，你把衣单送到学院来，要她回房去拿，就拿不出来的，你寺院里那些知客们又把她留着做照客，不让她读书，可惜了啊!
就这样，在法舫法师和大醒法师的一再要求下，我师父真的当天就把我的衣单送到八敬学院来了。
我住到八敬学院里了，在那儿读书，特别的用心读，别人玩，我不玩，别人中午睡觉我也不睡觉，实在想睡就在桌子上趴一下，有时怕影响了别人，就躲在楼上平台去看书，总觉得我读书机会来之不易，要珍惜。
我这一生中，初闻佛法的因缘，比别人难。有机会闻佛法，两次都是大醒法师的成就，大醒法师的恩我报不完啊!
现在想起来，善知识常说佛法难闻，真的是难闻啊!
作者:
宣真
时间:
2016-9-10 09:36
1941年我在汉阳归元寺受戒，得戒和尚是当时归元寺的方丈通林老和尚。
在我的出家经历中，我感觉到受戒比别人难。
解放前在湖北有规矩是年年传戒，基本上都是传冬戒。为了要多一些人来受戒，传戒的寺院上半年就到各处寺院去走走，主要是了解有没有要受戒的人，如果有就预约戒子来受戒。从我16岁剃头以后，年年有人到我们寺庙去接，我的师父就是不让我受戒，说我太小了，一定要到20岁才去受戒。
不知道为什么师父要这样，我看寺院里其它的小师父，一剃头就受戒，有的还是为了受戒才剃头，唯独只有我，剃头很久了也不让我受戒。
我们栖隐寺年年都有小师父去受戒，看到送别人去受戒，我就哭;再看到接别人受戒回来，我又要哭。还不敢当着人哭出声来，只能是偷着哭。
师父说要20岁受戒，在那等待的四年中，没等到去受戒，我的师父就圆寂了，那是日本人进武汉的第二年，我还只有十八九岁。
师父不在了，等于是失去了依靠。好在我十岁来栖隐寺出家，在师父身边渐渐长大，许多事情自己还能做，但是没有师父了，我还没有受戒，以后要受戒，那是很难的。
师父去世的第二年，寺院里又要送一批小师父去受戒，老纠察师父为了成就我去受戒，说我师父不在了，就叫我转拜她为师，马上就去受戒，我没有答应;我的师叔师伯们也是争相着来跟我说，送我去受戒，说师父不在了，她们就是我的师父。听到师叔师伯们说这一些话，我都不答应，回答她们说，出生一个父母，出家一个师父，师父死了，也是我的师父，我是不会再转拜师父的。她们就威胁说，不转拜师父就受不了戒。我就坚决地说，受不了戒，就不受，一定不转拜师父。
1941年，归元寺有冬戒。师父在世的时候，说我年纪小了不能受戒，现在20岁了可以受戒，师父又不在世了，我好想去受戒，谁来管我受戒的事呢?
按照师父生前的嘱咐，我20岁和师兄一起去受戒。春天的时候，归元寺到我们寺院来接了我们师兄二人，已经挑我们的被子去了。又看我功课熟，人也机灵，当时就定了：我受戒当沙弥头。
旧社会受戒是有规矩的，谁当沙弥头，是需要出双份的戒费，而且在戒堂里要打斋供众，最起码是两个上堂斋，要花好多的钱。
我要去受戒了，连师父也没有，还需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钱，怎么办呢?
我的师父德融当家师，出生在汉阳的大户人家，出家前是家中的大小姐。师父的四哥孙惠卿，在清末民初，当过汉阳县的县长，家财田地广大。我师父出家后，她们家自然成为我们寺院的大护法了，大小用钱的事情都是她们家里来承担，师父能当家，也就是这个原因。
师父不在世了，我们兄弟二人要去受戒，当然也就是师父的俗家人能帮忙。师父的哥嫂特别好，听说我们要去受戒，还听说我要当沙弥头，为我们准备了受戒时的一切费用，亲自送我们兄弟二人去归元寺受戒，安好了单才回去。
后来听寺院里的师父们讲，归元寺一开始就选我受戒当沙弥头，就是看到我师父俗家的地位，拿得出钱来，否则的话，我是一定当不了沙弥头的。
我盼受戒盼了四年，终于盼来了受戒，心中特别的高兴;我师父的哥嫂亲自送我们去受戒，交完了所需要的一切费用，戒堂里选了我当沙弥头，又按规矩打了两个上堂斋。看到师父的俗家人这样为我们用钱，护持我们受戒，虽然师父不在世了，但师父在我们的心中仍然活着。
那个时候受戒时间很长，进堂到出堂前后要一个多月。“文ge”之后，现在受戒的时间改得很短了，只有十五天、或长一点二十天。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开始就教规矩，行礼仪，学梵呗……接下来受沙弥戒，受了之后条条学、条条背，然后受比丘尼戒、菩萨大戒都是一样，受了就学，就背，花的时间长，背不下来的，就是罚跪。大家都罚过跪的，不跪的是极少数。
受戒的生活，我感觉非常快乐，因为我当了沙弥头，还是有点小骄傲，总想去表现一下自己;师父的俗家人来为我供上堂斋，觉得是为我撑了天大的面子，好光荣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太幼稚了!
受完沙弥戒后，客堂里通知我们全体新戒排班，一一核对登记时填表的详细资料，为填戒牒、印同戒录作准备。引礼师中由二师父负责，点到谁的名谁就上前去。我是沙弥头，一开始就是我，二师父问我，你师父是谁?我回答上德下融。又问怎么没见你师父来呀?我说师父往生了。二师父说师父往生了怎么能受戒呢?重新拜师父吧?我说师父往生了还是我的师父，怎么不能受戒呢?我再不拜师父了。
二师父听我这样说得很坚定，就缓和了一下口气跟我讲道理，说师父往生了，受戒是不得戒的。要不然你就拜我，我给个名字你受戒。听二师父这样说，他是引礼师，我不答应但又不敢做声，我不做声，他以为我答应了，就用毛笔在登记表上把我填写的师父名字涂抹了。我一看就急了，上前去把二师父正在涂抹的笔往上一拖，毛笔拖下来了，笔头上的墨汁抹到了二师父的手上。二师父看我这样，生气地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我哭起来，跑出客堂去找大师父评理。
见到大师父后，我只是哭还没说什么，大师父竟然哈哈大笑，原来是二师父打我的时候，手上的墨印在我的脸上，我的泪水流下来，最后弄成一个大黑脸，但我自己不知道，看不到自己。
大师父看我哭的难过，拿出一条巾，叫我到水龙头上洗干净了脸。我把事情的经过向大师父说了一遍，大师父听了也说师父往生了，要重新拜师父，不拜师父受戒不得戒。我说师父往生了，但还是我的师父，我受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戒，那就拜释迦牟尼佛为师吧。
因为我坚持不重新拜师父，闹了客堂，又不答应二师父的要求，他们说我犯了戒规，不要我受戒。
这时候我好像从刚来受戒时的天堂，一下子掉到了地狱，心里难过极了。受不成戒了，怎么办呢?戒费也交了，戒堂里是不退的，花了师父俗家人那么多的钱，拿什么去还呢?我心里急得要死，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得到不要我受戒的消息，我就睡在床上哭，不吃不喝。不能受戒，只能打算走了，一起来受戒的戒兄弟们看到我要走了，个个舍不得，劝我莫走，一起想办法。最后还是大师父出的主意，叫我去找我师父的俗家人。她们来了，去找得戒和尚，总算是让我不重新再拜师父，也让我受了大戒。
作者:
宣真
时间:
2016-9-10 09:37
1941年的冬天，我在归元寺受了比丘尼菩萨大戒，还当了沙弥头。
受戒，对于每一个出家人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事，也是一辈子应当记得的事。而我在归元寺受戒，有一些比别人更特殊的事，真的是一生难忘。
归元寺传戒，解放前一向以来是很有名的，也是清规最严的。当时曾经有人编了个顺口溜，这样的形容说：“归元寺的戒，一天八百拜，跪的青石板(地下)，睡的黄花菜(稻草)，吃的糙米饭，咽的臭腌菜。”可见在归元寺受戒，是非常辛苦的啊!
我到归元寺受戒，真实的感受到了规矩好严!去受戒首先是到客堂里登记挂单，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知客师父来了，吓得真哆嗦;一听知客师父问话，脸就红了;回答的时候，声音只在喉咙管里，小到只有自己听得到。唉!去受戒怕那些师父们啊，真的是怕到心里去了。
旧社会归元寺受戒的时间一般有一个多月，每天要拜佛，按规定是800拜。一到晚上引礼师父就到大雄宝殿的佛前，点长长的三枝香，拜完了又来点; 拜佛的方式是戒子们集体拜，沙弥头负责打上下引磬，分东南单，一边唱一边拜，所以花的时候很多，每个晚上常常会拜到十一点左右再休息。
改革开放后，归元寺传了三次戒，昌明和尚慈悲，把这老规矩改了。这三次传戒，我都参加了，负责比丘尼新戒的引礼工作。看到新时代归元寺传戒，我想起了自己那时候在归元寺受戒的情形，也编了几句话来形容：“归元寺的戒，一天百八拜，跪的棕蒲团，睡的棉丝被，吃的白米饭，咽的上好菜”。我们旧社会受戒的800拜，改成了108拜，几乎拜佛就拜得很少了，受戒时间也比较短，差不多二十天左右就圆满了。
一般受戒的时候都是吃过堂饭，500多人一起受戒，一起过堂吃饭，因为人太多，斋堂小，一张桌子平时只能坐六个人，这时候硬是要挤下十个人，每天吃一餐饭，有时候挤得气都喘不过来。吃饭是不能讲话的，行堂师父来打饭菜，或用眼睛说话，或打手势，或用点头、摇头，表示要或是不要。行堂打了多少，就得吃完，一点也不能剩下。
每天吃饭都是我最担惊受怕的一桩事，没去受戒的时候，就听说过那时流行的歌谣：“一进归元门，纠察叫普仁，斋堂撒粒饭，一耳光打死人。”这是形容归元寺的规矩狠，吃饭掉了一粒饭、一根菜，都要拈到口里吃了，要不然被纠察普仁师父看到了，那是要打香板的。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吃饭也是一件辛苦的事。
旧社会归元寺受戒时间长，前后一个多月。还没有去的时候，就听许多老人们说，归元寺的师父们狠，特别受戒的引礼师父更是狠，有的人还形容引礼师父说：“大师父打，二师父骂，三师父拨梨壳，四师父揪耳朵”。等我真的到了归元寺受戒，看到四位引礼师父，个个都是高高大大的，我胆子小，见了师父们，脸就红了，不敢说话，有时候吓得直躲。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传戒，我参加归元寺的传戒，还参加了庐山东林寺果一法师主持的三次传戒，做引礼工作，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基本上是“大师父演清规、二师父讲戒律、三师父教念唱、四师父习威仪”，新时代传戒，引礼师父基本上不打人，可好的。
旧社会受戒，一定要背五堂功课和毗尼53咒，特别是归元寺受戒，那更是严格，背不了功课和毗尼53咒，那是不能进戒堂，也受不了戒的。
这53咒，就是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脱鞋上床，一天生活中的许多事，穿衣吃饭，行住坐卧，都是要持咒子的。比如说眼睛一睁开，就要念“睡眠始窹，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十方。唵地利日哩莎诃(七遍)” 。
听到打钟，就念“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唵 伽啰帝耶 莎诃(三遍) ”。
起床后脚下床的时候，就念“从朝寅旦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伤其形，愿汝实时生净土。唵 逸帝律尼 莎诃(三遍)”。这是说从早上到晚上，我走路的话，一切众生自已要回避护念，假如我不小心，把你踩死了的话，希望你们和一切众生能往生净土。
甚至到了卫生间，仍然有咒，那就念“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蠲除罪法。唵 很鲁陀耶 莎诃(三遍) ”。这上厕所的咒子，是叫我们学佛的人，要把贪嗔痴看作是大小便一样，一定要舍弃。
有佛法真是好，每念一个咒都是先利人再利已，所有的咒子中都有说当愿众生，修行就是为众生修啊!
我们要洗手，就念咒“以水盥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喝茶漱口时，就念“漱口连心净，吻水百花香，三业恒清净，同佛往西方。”。这些咒多好啊!我受戒70多年了，53咒现在每天都还有三、四十个咒子在念。眼睛一睁开，心中的咒子自然而来，八识田中这种子种下去了。
记得受戒的时候考功课、背53咒，我还得了四筒饼子，想想也真有意义。
那一天考功课背毗尼53咒的时候，羯磨和尚在上面坐，引礼师父在两边坐，戒兄弟们都坐在地下，轮到我考了，就上前去跪在当中，我一口气背下来，53咒都背完了，台上的师父们好象还没有看清楚我，等我下来往回走的时候，羯磨和尚看我个头小说，这小伢背得好快呀!
归元寺求戒有个规矩，是这样的：沙弥头背下来了，是有奖的。奖的东西很多，都是归元寺的宝贝，用一个长方形的木盘装好，先供在佛前，里面有皇帝敕的玉印，皇帝敕的朝珠，好得很，那是大珍珠玛瑙啊!都是真正的，一大串放在里面;再就是大红祖衣，黄海青;还有小念佛珠，外加一个大如意、拂尘，另外就是四筒饼子，四筒芝麻饼子。
按戒堂的规矩，我是沙弥头，背了五堂功课，也背了毗尼53咒，是要得奖品的。羯磨和尚真的兑现，叫引礼师父带我上前去领条盘里的东西，我去了把条盘托起来，拿着就走，一路跑回住房，仔细地看这些奖品，都是宝贝!从来没有见过的，心里真的是高兴啊!
我求戒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引礼师父和戒兄们都说我最调皮，又天真又不懂事。并不知道这一条盘东西是不能全部奖给我的。
引礼师父看我把那个条盘拿着就走，跑回住房了，几个师父跟着来要，说不能全部给我，应当要还回去，我听了哪里想还回去呢，哪一个人来要我都不把。还反问他们说，我背功课得的，为什么都要拿回去?师父们说这些宝贝，明年再传戒还要奉新戒用。我说你们这些师父传戒，教导我们不打妄语，那你们奖给我的东西，为什么又要回去呢?不是说奖的吗?你们哄骗我，是不是打了妄语呢?既然是我得的，为什么又要我还呢?
我就是不想还……哎呀!把他们问得没话答复。后来，四师父来要我不把，三师父来要也不把，二师父来要还是不把，最后大师父来要，我看不把不行了。大师父说，我把四筒饼子给你吃，其它的东西还给我，明年要传戒还要用。我说我今年求戒，明年又不来，你们师父们骗人啊!
大师父说，你呀，守规矩啊!你是沙弥头，你是最听话的，又是佛学院里来的，最懂道理的，嗨!他把蛮多高帽子给我戴，好!就还了所有的宝贝，我只得了四筒饼子。这是求戒时蛮有意义的一桩事，终身难忘啊!
受戒的时候，还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想起来就好笑：一个月的受戒圆满后，最大的事，就是要给我们发戒牒、发同戒录。戒牒，同戒录要印刷，先要按登记薄核对号条。
有一天得戒和尚要我和另外的沙弥头，一起召集戒兄弟排队，500人一起排队，人太多了，从客堂一直排到大殿、到天王殿，都是新戒子。我正在负责排队，忽然看到有个戒兄头被打破了，正在流血。那时候到哪里去找止血药呢，我只好到大殿香炉里抓一把香灰，蒙在流血的地方，慢慢的血就不流了。
我一边为她涂香灰，一边问她头怎么破的?她说引礼师父打的。我说为什么打你?她说听到叫我的名字，我走到桌子前，去了就站着，二师父说问讯，我就回答说娘家姓王，婆家姓张，答完了二师父不说话就是一香板打来，我不知道二师父为什么打我，站在那里呆了。
等一下二师父又说问讯，我又大声音地回答了一遍，说娘家姓王，婆家姓张，还说我在师家面前不敢打妄语。说完了我看二师父更生气了，又是一香板再打来，我为了躲香板，身子一歪就倒地了，头碰到地下，我觉得好疼啊!然来已经流血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跟她讲你怎么这样回答呀，怪不得二师父打你的，他叫你问讯，就是叫你作揖，不是问你娘家姓、婆家姓。戒兄们听了，也都哭笑不得。
受完三坛大戒，快要出堂了。按照那时候的老规矩，受戒出堂是要烧戒疤的。烧之前，师兄们互相把头剃得光光的，用笔帽蘸墨，在头上预测好位置，画上整整齐齐的圈圈，然后用事前备好的氟碳香，加一点粘性东西，比如糯米桨、熟红枣、牙膏之类，混在一起粘到头上预测好的圈圈上，接着用一根香点火，一个个地在头上点着，慢慢地烧完了，就落在头上，成为一个疤痕，就是戒疤。
烧戒疤有烧369、12个的，这是看你发几个愿，就烧几个。有的人发愿9个，就烧9个，或是发愿6个，就烧6个。我发愿想烧12个，引礼师父看我个头小，长得又不高，怕我受不了，不让我烧12个。我硬是不答应，非要烧12个，最后怕引礼师父们管着我，不让烧12个，乘他们不注意，找了一个人少的地方，还是烧了12个，戒疤至今还在。
我烧戒疤的时候，跪在哪里一动不动，在旁边等候烧的戒兄们看着我烧，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其实还是有点痛的，毕竟是血肉之躯嘛!特别是当香要烧完，落下去的时候，就像火燎一样，也像蚂蚁扎了一下，因为有毅力还是忍得住的。但是有的小戒兄还是疼得哭了。
当时有一个最小的戒兄，他叫果祥，只有八岁，引礼师父只给他烧3个戒疤。他受戒的时候小，但很机灵，当了得戒和尚的侍者，十年之后，他十八岁，在归元寺通过三次抓阄，当了方丈和尚，这在归元寺寺志上有记载，历史上有的。
烧戒疤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一生难忘，就是我的师兄慈真师。
我们烧戒疤的时候用的都是氟碳香，引礼们事前准备好了的，她烧戒疤的时候，她不要氟碳香，自己去用平时供佛用的粗香，找人帮忙点着了，因为这是生香，烧得很慢。
香点著后慈真师兄跪在哪里，突然间就倒地了。戒兄们看她烧戒疤倒地了，有人就说：你这个师兄活不久了的，我当时听了还不以为然。真的，到了第二年的冬天，她就得了肺病，旧社会叫百日痨，从起病到死，前后只有100天。
那一年正是日本人打到了武汉，到处丢炸弹，我们住在汉口，是重难区，只好到处躲炸弹。但是日本人丢炸弹不丢汉阳。眼看着慈真师兄不行了，我们就用担架抬着她，想抬到归元寺去躲藏一下，没过几天就死了。
师兄走了后，我总在想：师兄怎么倒下去了呢?为什么别人说她活不久的，真的她就死呢?哎!这桩事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想明白。
受戒几十年了，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烧戒疤呀?有什么含义吗?
烧戒疤，佛陀在世时，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印度佛教也没有这个事。烧戒疤是我们中国佛教有的，最初是缘起于元代初年，有一位志德和尚(1235— 1322年)曾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尊重。他在天禧寺主持传戒时，规定受戒的人，都必须用香火灼烧头顶和手指，以显示虔诚信佛的决心，这是出家人烧戒疤的开始。
烧戒疤又叫燃顶供佛，又称为点“戒疤”，因为是受戒的时候烧的所以叫“戒疤”，这是汉传佛教的一种标记，代表着出家人，已经受了大戒，表明用自己的身体来供养佛。
烧戒疤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受戒的人对三宝的信心，对佛法的恭敬供养心，也代表了我们出家人终身献身佛教的誓愿。
在《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六，有这样一段经文说：“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及于身上爇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这是说燃顶供佛可以消除业障。
当然，烧戒疤只是汉传佛教的特色，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佛教恢复传戒以后，1983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受戒时在受戒人头顶烧戒疤的做法“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从那以后，烧戒疤的事，对于新受戒出家人基本上就废止了!
也有人问我，受戒的地方，叫忏悔堂，受戒的时候拜不拜忏呢?想想那时候受戒，基本上没有拜忏，都是拜佛，以拜佛来代替拜忏，代替忏悔。
还有人问我，你们受戒好苦啊，受得了吗?为什么要吃苦呢?我说旧社会受戒真的是很苦，睡稻草，跪石板，喝米汤，吃糙米，咽臭腌菜……哪一样都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但是我们受过了，并没有感觉到苦，更没有因为苦而不受戒。
因为佛法讲，吃苦是了苦，修行不吃苦，怎么能成佛呢?哪里有坐享其成的呢?世间人不是讲了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
作者:
宣真
时间:
2016-9-10 09:38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为导火线，日本人对我国疯狂进攻，发动一场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战火的硝烟染污了我们祖国大好的河山，也染污了佛门清修的境界;战争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zai 难，也给我们出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日本人所到之处，明目张胆地杀人放火，残忍连妊娠与小孩都不放过，甚至是佛门圣地也随意践踏。我生不逢时，生活在那zai 难深重的年代，亲身经历也饱尝了战争的恐慌和摧残，真是永生难忘!
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铁蹄很快践踏到了中原，战火的硝烟迅速蔓延到了武汉。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武汉三镇的空中盘旋，有时候突然间飞机从空中扔出几个黑乎乎的东西下来，落到地面的时候火光四起。后来听大人们说，那黑乎乎的东西叫炸弹，落到地面爆炸时震得人耳朵发聋，接着就倒下一大片房屋。老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苦不堪言!
那时候我只有十六岁多，正在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女众部(八敬学院)读书。佛学院的房子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房子好高大，一口檐的，在当时要算得上是顶好的房子了。
那位大资本家捐这栋房子的时候，太虚法师原本打算是修养老院的，后来汉口佛教正信会创办的女子佛学研究部刚刚停办了，太虚大师想借武昌佛学院的力量，办佛学院的女众部培养比丘尼，就把那栋房子改为办佛学院用，起名为八敬学院，期待比丘尼能行持八敬法，让正法久住。
八敬学院在汉口王家墩，那时候是郊区，周边都是菜农，离城市中心蛮远的，附近是王家墩飞机场。日本人侵略武汉的时候，每天用飞机向地面丢炸弹，就是想炸掉这个飞机场，我们佛学院跟飞机场蛮近的，住在那样的地方，哪里能安心读书啊!
为了预防日本人轰炸，武汉抗日军团组织了大量的空军保护老百姓，发现飞机要来，就紧急拉响警报，提醒市民躲避。
小时候我不懂事，不晓得战争和炸弹的危害性，听到拉了警报，就知道是有飞机要来了，不仅不去躲还好奇，心里想到要去看看飞机是个什么模样，一个人总是偷偷地往楼顶上跑，为看飞机跑上楼去了好几回，但总是被发现，被赶着下来了，一回也没有看到飞机，为这事还挨了一回打的。
日本人的侵略一刻也没有停止，时刻都在发生，抗日军团的反击也时刻没有松懈。
记得当时是夏季，我们八敬学院正好在举行三个月的结夏安居。因为飞机场附近经常丢炸弹很危险，法师们说只好作法移居，让大家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学生们都要回到自己的寺院去，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寺院，比较安全，因为城市中心日本人是不丢炸弹的。
同学们差不多都准备要走了，但我不肯走。我想的是要在佛学院读书。为了来读书费了好大的周折，找了一些人说好话要求，我师父才让我来的。现在如果回到栖隐寺去，我的师父一定又要叫我继续去当照客，做杂事。想到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学，即使开学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再来读书。
正好当时有个因缘让我有借口可以留下来了，就是寺院里有个瞎子婆婆，双目不见，办佛学院的时候装修这栋房子，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送到庙里了，听说是出过蛮多钱的，做了蛮大的功德。当时寺院就承诺她在寺院养老送终，她也就指望着这一生的后事都由庙里管。
瞎子婆婆一个人无儿无女的，也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人照顾她。她的钱已经交到庙里了，哪里想到遇到这残酷的战争呢?她现在既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又没有人照顾她。我本来是不想回到师父那里去，就借口说留下来照顾她，陪伴这个瞎子婆婆。法师们听我这样说，也就同意我留下来。
就这样我被留下来呆在佛学院，最高兴的是寺院里清净、有佛菩萨，还可以看书学习。但是平时很多人住在一起读书的佛学院里，宽大的寺院里，一下子看不到人了，说实在的我心里还是蛮虚的。特别是看到我们栖隐寺来上佛学院的几个师兄弟们都回去了，心里更是不好受，还担心怕她们回去了，师父看我没回去，既怕师父生气，又怕师兄们回去说七说八的，总而言之我心里蛮复杂的。
同学们都走了，我收拾了一个合适的房间与瞎子婆婆住到了一起，一方面是有个伴可以互相照应，另一方面说真的那么大的地方，特别是到了夜晚，我好害怕啊!
在佛学院附近有许多的抗战空军，飞机来了他们就负责拉警报，每次警报响过之后，我就赶紧牵着瞎子婆婆往外走，找地方躲。有一天正牵着老人家往外走，竟然被一位军官看到了，这位军官就对手下人说，看这个小师父牵个瞎子婆婆蛮可怜的，你们要想办法给她们弄个防空洞安住下来，不要跑出跑进的，这样好危险的!
栖隐寺的同学们回去后，我的师父看我没回去，问明了原因，师父就不放心，叫我大师兄来接我回去。我想我是可以回去的，但我要是走了，这瞎子婆婆怎么办呢?我答应了法师们的，说留下来照顾她，就应该守信用，那是一定不能丢下她，自己一个人走的;想到这里的种种危险，又想到她孤独一人，怎么生存呢? 生活起居都很困难……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留下来，照顾这个可怜的瞎子婆婆吧!
我的大师兄看我坚决不肯回去，也看到瞎子婆婆实在可怜，没人照顾，就找了一个种菜园的爹爹，在菜地的埂上挖了个洞，刚好能够容得下两个人的一个洞。洞的上面放了一些菜地里用的木板、柴禾搁住，支撑起来，还在上面放了两棵树压着。
这个洞就给我和瞎子婆婆当防空洞用，警报拉响了，我就赶紧牵着老人家到防空洞躲避一下。听到飞机嗡嗡地飞过去以后，我又牵着老人家回到佛学院来。
像这样每天躲飞机丢炸弹的日子过了很久，还是那个空军军官，同情我和瞎子婆婆的处境。有一天亲自来佛学院，关心地跟我说，小师父你们不要去那个防空洞了，很危险的，一阵大风雨就能淋倒的那些木板柴禾架子，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还能躲得过炸弹吗?以后他就叫他手下的军人们来，要我和瞎子婆婆一起到他们军人的防空洞去住。
军人们的防空洞好大的，抗日军团里的军人都住在那里。军人们都不是武汉本地人，也没有带家眷，在军团里头有好多女子，那些女子用现在的话说就叫三陪女吧，整天陪侍那些军人享受，在那样危险的环境里，还有心思花天酒地、跳舞唱歌、及时行乐。
那时我年龄不大，在寺院里呆久了，整天陪伴青灯古佛，看不惯他们吃喝玩乐，更看不惯他们轻薄的行为，总是把老人家送进去了后，自己就跑出来，飞机不丢炸弹了，再进去接瞎子婆婆回佛学院的房间来。
那样战火纷飞的环境，真是好难啊!出家人就更难了!国难当头，教难深重!
在这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延安通电全国，要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致抗日。
我们的佛教领袖圆瑛法师、太虚大师极积响应毛主席在延安的号召，带头主张抗日救亡。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太虚大师正在庐山东林寺专心著述，但大师忧国忧教，于1937年7月16日在庐山通电全国佛教界，号召佛教界应该积极做好准备，应对这场劫难;号召佛教徒，要团结起来，极积投身抗日救亡中去。
太虚大师的电文后来刊发在《海潮音》第十八卷八月号(1937年8月出版于武昌)，电文大意这样说：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1、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确保人类和平。
2、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
3、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
电文最后说“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我体会太虚大师电文的意思，第一条是恳切希望佛弟子：国难当头要修持佛法，倡导和平，不忘佛弟子的本分事，以大智慧观缘起，以大慈悲解灾免难。
第二条是希望佛弟子：要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团结起来奋勇护国。
第三条是希望佛弟子要做到：修行不忘国难，要投身抗日救国，救死扶伤，即使不能上前线也要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宣传等工作。
1938年7月太虚大师指示汉口佛教正信会举行祈祷世界和平七七(49天)法会，为国家祈福消灾，为人民祈福消灾!
从太虚大师的主张，特别是电文的三条主要内容，可以看得出太虚大师的菩萨情怀和佛子本色!
日本人侵略时期，汉口成为重灾区，佛教界的领袖和大德法师们，极积响应圆瑛法师、太虚大师的号召，积极抗日。汉口佛教正信会李基鸿会长和罗奉僧、钟益亭副会长等人组成救护队投身抗日。李基鸿等居士还集资购棺木、买担架、雇劳力，组织一切力量抗战，真正显示了佛教牺牲小家、保卫国家的菩萨心肠。
三佛寺的大鑫和尚，后来是宝通寺的方丈，把三佛寺的青年比丘组织起来，成立了武汉佛教抗日救护队;归元寺、宝通寺都相继组织了青年比丘，参加武汉佛教抗日救护队。这个救护队最后挑选了一百多位身体强壮的比丘大僧参加，汉口香山寺的海镜大和尚是救护队队长，亲自带队与抗日军团的军人们一起上前线支援抗日，佛教界的僧人为抗日、为保护家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栖隐寺在六渡桥，是武汉的中心，属于比丘尼道场，考虑到比丘尼不方便参加抗日救护队上前线去，就组织成立了一个抗日护理队，负责护理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员。我师父把汉口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请到寺院里来，教中青年师父们学习护理知识，演习包扎伤员。
那时我还比较小，只有十六岁多，师父们演习包扎伤员的时候，就把我当作伤员作试验，让我躺在木板上，在我的身体上演习包扎。一天下来要在身上缠好几次的绷带，拆了缠，缠了拆，反复地做试验。
我好不懂事，看他们这样折腾我，心里不耐烦，很生气，说你们光缠我一个人，应该换个人来缠。他们说你身体瘦个子小，好缠些，他们还教育我，说出家人要听话，要爱国……
日本人在武汉丢炸弹，炸死了不少的人。佛教正信会的李基鸿(子宽)理事长，遵从太虚大师指示，号召武汉四众，启建仁王护国法会，他发慈悲心做了上千副的棺材，把我们栖隐寺的大殿都堆满了，过道上也放满了棺材。救护队里的人都是随叫随到，只要发现有人被炸死了，就帮忙收尸体，装进棺材抬到我们栖隐寺的殡仪馆来准备火化。只要是抬了人来，我的师父安排栖隐寺的师父们，为炸死了的人擦洗身体后再火化，并安排师父在殡仪馆，整天轮班为死人诵经作超度。
日本人的飞机不停地往地面丢炸弹，经常有人被炸弹炸死了，只要是救护队的人发现了，就会装进棺材抬到栖隐寺来，我们寺院的师父们没日没夜地守在殡仪馆诵经。有一次我连续熬了三个夜班，实在困了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他们叫醒我的时候，我一看睡在死人的尸体上，吓得半死，回来后发烧好几天。想起这些，日本人真是惨无人道，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啊!
听救护队的师父们说，他们收尸的时候，有时收到的死人，离栖隐寺的殡仪馆太远了，实在抬不回来，只好抬到附近的郊区去挖个土坑埋了，遇到紧急情况警报一拉，炸得很厉害，就先躲起来，炸过之后再抬走。
师父们还说，抬死人去埋的时候，时间紧迫又怕炸弹来，只能挖得很浅，刚好把死人埋进去，盖上一层薄土就算了。
极为悲惨的是到了后来棺材越来越少，敌机轰炸次数越来越多，被炸死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眼看着棺材快没有了，到最后只得将死尸无头的、缺胳膊的、少腿的合起来装进一幅棺村，以装满(其实无一整尸)为原则，送到郊区掩埋。
战乱的年代，到处都是狗子，这些狗子大部分都是资本家养的。因为战乱，资本家们有钱，为了保命就自己先跑路了，丢下这些狗就成了野狗。野狗没人管，也没有吃的，饿极了就去吃人的尸体，郊外埋死人的地方，基本上成了野狗的餐厅，想起来很可怕，惨不忍睹!
八年抗战武汉沦陷七年，武汉三镇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侵略者的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日本人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面对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不屈不挠的武汉人民以及佛教界、广大佛教徒，积极投身到全民抗战运动中，极大地彰显了爱国抗日的满腔热忱。
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日本人侵略武汉的时候，经常去动员武汉三镇各大丛林寺院的诸山长老们，企图成立一个由长老们出面牵头的、实为日本僧人领导组成的所谓“东亚佛教会”或“日中友好佛教联合会”。
但是，日本的诡计，武汉三镇的高僧大德们哪里肯服从!如归元寺的通林、续莲，宝通寺的问贤、博雅、源成等;莲溪寺的体空、东昌等，古德寺的龙波、仁玉等，;三佛寺的大鑫方丈等，这些大德方丈们私下约定好，异口同声地表态，说我们出家的目的是为了要“了生死、成佛道”!修行要超出三界，脱离轮回，必须闭门苦修。既然割爱辞亲遁入空门，成立个什么会，加入个什么组织，不在出家修行之内，一定会影响修持的……师父们拿这些话为借口，智慧地谢绝了日本人的要求，避免了佛教受日本人的控制，使日本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未能得逞。
武汉佛教界的前辈们，在抗日战争中不但保持了民族气节，也保持了僧格，更可贵的是保持了国格，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
普见
时间:
2016-9-16 12:01
1932年，我十岁五个月的时候，得了童子痨病，就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是相当不好治的病。我的母亲带我看了好多医生，医生们除了看病之外，都会说出一个大至相同的话：得了这个病是治不好的，迟早都会死，还叫我母亲早一点准备一口棺材。
但母亲并不把医生的话当真，心中总揣着一线希望能够治好，为我四处求医治病，但真的是无药能治，终日不见好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送我到了汉口清济寺，一方面想尽心竭力地求佛菩萨的神灵，一方面也确实是无医可治，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奇怪的是我在寺院住下来后，童子痨却不治而痊愈了。
出家八十多年来，我常常回忆起自己出家时的种种现象，总认为得了这个病，大概就是我的出家因缘吧。
我病好了后，就在清济寺住下来了，也打算就在这里出家，还拜了一个师父，但是这个师父当时并没有剃头。
师父收了八个徒弟，我是最小的。师父没有剃头，没有正式出家，我们八个徒弟也都没剃头。其中二师兄是中年来庙里的，她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得病死了，因为这桩事她受了刺激，得了神经病。诊好了一些，她的家人就把她送到庙里来了。毕竟她是得过神经病的人，虽然好了但还是经常发病。
那时候我只有10岁多，梳头，洗澡都不太会，又曾经生过一场大病，身体比较虚弱，而且特别矮小，师父就要她负责招呼我。二师兄正常的时候，她好我也好;她不正常的时候，就该我受罪。神经病要是发了，想起她的儿子来，就抱着我哭，把我当作她的儿子，又喊又叫;生气的时候，把我当出气筒，有时揪着我打，我吓得直喊直哭，身上常常被她揪青了。
在清济寺住了几个月后，我拜的那个师父死了。我大姑看我没师父了，又太小了没人照顾，就到清济寺把我领出去，送到汉口六渡桥的栖隐寺，拜了当家德融师父，在栖隐寺我出家了。
当时的栖隐寺是挂了钟板的丛林，也是武汉市比较有规模的女众寺院，常住挂单的出家师父很多，也经常有人来这里发心出家。凡是来栖隐寺发心出家的人，师父都会接收，一般都会选在菩萨圣诞吉祥日剃度。经常有人来栖隐寺出家，也经常有人剃头，看到别人剃度，我也想剃头，但师父总是不答应为我剃。
记得我十五的那一年，来栖隐寺好几年了，功课全部学会了，师父还不为我剃度。眼看又到了菩萨的圣诞日，听说又有人要剃度，已经在客堂里交了剃头普佛钱，这一次我心里想跟着别人一起剃。
晚上我就到师父房间去，求师父想要剃度，见师父已经睡了，就跪在师父的床头，跟师父说：师父慈悲，弟子想出家，成就弟子明天也剃度。师父听我说要剃度，就转过身向里边睡，把背心对着我，不说话。我看师父不说话，心里想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师父也不叫我起来，我就只好一直跪在那里。不知跪了多久，师父翻过身来，问我几点钟，我说11点，师父说你这小的孩子想剃度，别做梦!起来回去睡觉，明天早上还要上殿呢……
我看师父不答应，心里凉了;跪久了的腿趴下来，半天都起不来，好不容易起来后哭着回到房间，倒在床上睡着哭，哭到睡着了还在抽泣。
同房住的二师兄看到我哭泣着想剃度，就拿出剃刀来跟我剃，叫我莫哭。真的把脑壳后面的头发都剃了，留下前面的头发，不敢剃光。
就这样我的头被二师兄剃了一半，前边没有剃的头发长，挡着剃了的，不注意的时候，看不到后脑壳剃了的，但走路的时候，有时一跑一跳就露出了后面的光脑壳。有一天不小心被师父看到了，一问这是谁干的?我只好如实的回答说是二师兄。这下可不得了了，连累二师兄挨骂又挨打，师父还要二师兄到大殿去跪香。
师父非常生气，打了骂了二师兄后，要她把我的头发接起来，说我丢人显眼。没办法，二师兄只好用墨水把我剃了的头皮都涂黑，涂上去的墨水流下来，把我的褂子也染黑了，师父看到后又打她。
看到二师兄，因为我的事被师父打骂，我吓得躲在远远的地方看、流眼泪，心里好难过，也很可怜她。从此再也不敢跟人说我想剃头的事了。
但是在我的心中，却是非常非常想剃头，想出家。
第二年我16岁，终于剃度出家了，想起这件事，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
事情是这样的，五台山有一位老和尚，当时有84岁，他发心朝拜峨眉山，从五台山下来路过武汉。那时候太虚大师在武汉弘法，创办的佛教正信会里有很多大居士，商界政界的都有，还有的居士他们自己就是轮船公司的老板。太虚大师要求这些居士们护持佛法，老板们经济比较富裕的，就送一些船票车票给佛教正信会，供养出家人，方便他们去朝拜九华山、峨眉山，不用到车站码头去亲自买票，车票船票都放在正信会。那些上下朝山的出家人都可以到正信会去拿票。
这位五台山来的老和尚，到了汉口后，想乘船到成都去朝拜峨眉山，听说太虚大师的正信会拿得到票，就来到正信会，船票是拿到了，但要再等三天才能走。
正信会的居士们非常好，看老和尚84岁的年纪，老人家要在武汉等三天时间才能去朝拜，担心他的吃住，把他送到哪里去呢?
当然也不敢贸然地请老和尚到哪里去住，首先去问他说，您老人家武汉有熟人吗?老和尚说我在五台山，一个人住了几十年的山洞，在五台山都没有一个熟人，更何况这里，哪里会有熟人呢?
正信会的居士们对老和尚说，因为轮船来回一趟要一个星期，三天三夜后轮船才能从四川下来，离开船的时间还早，必须等几天。您老人家在这里没有熟人，就要找个地方住几天，
老和尚说不要紧，我是个住惯了山洞的人，不怕没地方住，我到趸船上坐3天3夜，不就行了吗?
居士们很慈悲，听老和尚说到趸船上坐3天3夜，心想那肯定不行，这么大的年纪，白天坐还不要紧，万一晚上坐着被江风吹凉了，伤风感冒的，那可就麻烦了。
居士们就一起商量说，还是住在寺院里方便，而我们寺院跟正信会隔壁，又近又最方便……就这样大家商量了一下，就把老和尚送到我们栖隐寺来了。
老和尚住在我们栖隐寺的这几天，我的师父要我给他当侍者，说是老和尚有什么需要的，好叫我跑跑腿。
老和尚看到我跟前跑后的，也蛮高兴，天天告诉我打坐。我师父还叫一些小沙弥尼来跟着老和尚学打坐，几个晚上，老和尚都是打坐，不倒单。
第二天，老和尚听说汉口唐家墩广讲寺里有一位惟宽老法师道德高尚，修行蛮好，而且还有神通，就想去拜会惟宽老法师，我师父要我陪同老和尚一起去。
要出门的时候，我身上都没有一件好衣服穿，师父看我穿的破衣服，就说衣服太破了不行，穿出去见不得人，要正信会的居士们拿了一件桃红色旗袍来，要我穿着出门，我一看是个桃红色，马上说我才不穿红衣服哩，红衣服是女孩子穿的。师父说你不也是女孩子吗?我说我是女孩子，但我是要出家的女孩子，我就是不爱穿红色衣服的。师父看我犟着不穿，后来重新选了一件素雅色的旗袍，要我穿著出门陪老和尚到广讲寺去。
去了唐家墩广讲寺，到客堂去顶礼，才知道那时候惟宽老法师正在闭关，说明了来意后，经护关的侍者通报，就请五台山的老和尚到关房里面去了，他们在关房里，可能谈的很投机，我记得谈话的时间很久才出来。
陪同老和尚回来的路上，我就把自己想剃度的事情讲给老和尚听。我跟老和尚说说，我欠(想)剃头啊!但师父从来都不让我剃。如果师父真的不给我剃的话，我就跟着去您那个山上，我也去住山洞，我去了跟您做侍者。
老和尚说我的山洞只能住一个人，你去了我就住不下了。还说你一个女孩子，还带着头发，我是个出家人，带着你住在一起，怎么样也不方便。
我一个劲的求老和尚，要他把我带去剃度出家。我说你的山洞小，我可以跟您把山洞爬(趴)大一些，只要能剃度，可以出家就好。老和尚看我苦苦哀求，把我前额的头发趴起来看了看说：小姑娘，你可以出家，但不能住山，你不是住山的命，还说你出家了，将来一定要做大事的。
我说要做什么大事呢?帐子应该很大的吧，昨天我给师父洗帐子，洗一床帐子，挨了三次打。
第一次挨打，是因为我洗的时候没有打肥皂;
第二次挨打，是因为打了肥皂，没有透干净，就晒上去，流了肥皂沫子出来，被师父看到了;
第三次挨打，是因为把账子晒在殿堂前面，有佛菩萨的地方，是一定不应该晒的。
我问老和尚，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大事呢?还有比帐子更大的事吗?我洗一床帐子的事，都做不了，挨了三次打，我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做什么大事。
正好那一天是我师父俗家哥哥的生日，师父家里的人都信佛，做生日祈福，请了法师在武昌莲溪寺讲药师经，我师父也到武昌听经去了。
我们回到寺院后，师父还没有回来，很多人都围着老和尚听开示。老和尚突然问谁有剃头刀，大家都说没有，但师父的嫂子说今天买了个新剪刀，老和尚就叫她去把剪刀拿来。接着又问说，慈学的师父回来了没?大家说已经晚上十点多钟，师父可能回来了。
听说师父可能回来了，老和尚叫我说，慈学你去给你师父磕三个头，不说做什么。我心里想到底是要做什么呢?我自己也并不知道，白天里我跟老和尚说欠剃度，是不是我剃头的机会来了呢?
我们一群人聚集在大殿的右边，师父的房在大殿左边，我绕了一个圈，到了师父房间，在那儿跟师父磕三个头，师父问我为什么磕头?我说老和尚叫我磕的，不知道为什么。
磕完头起身就回到老和尚这里来，我跪在那儿，老和尚就把我的头发用剪刀剪了，剪得长短不一。还没有完全剪完，我师父来了，看到老和尚这样，没开口问可能心里也明白，老和尚这是想为我剃度，就对老和尚说，我还没打算跟她剃头，又没有钱给她做衣服呀!现今日本人来了，社会很乱，庙里没有收入，经常打饿七，她太小了，饿得直哭，等她以后大一点再剃，看你把头发剪得这样乱，怎么办呢?
师父又说您想给慈学剃度，先要跟我说一声，哪有晚上剃度的呢?我现在拜普佛也来不及，普佛钱也没有准备……?
老和尚没等师父说完，就说：什么也不要准备了，因为这个娃前生挡了别人出家，今生剃度出家很难。如果她今天不剃头，今生都不能剃头!12点过了就剃不成的，来不及了，明天拜普佛剃都不行!
老和尚还说，我给她剃度不要钱!不要钱!剃了就好!
老和尚不停地说，她前世挡了别人出家的善路，今生出家这么难，一切都是因果啊!
听老和尚这样一说，我师父不让剃已经不行了，也就再也不作声了。眼看着老和尚硬是在十二点前把我的头剃了，我非常欢喜、非常高兴。
剃度当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迷迷糊糊地梦见了一个狗熊，床有多长，狗熊有多长。狗熊往床上来，压住了我的右手，我用左手去推它，不但没有推开，它反倒用口把我的无名指吸进去了，我念南无观音菩萨，念着念着念醒了。
早上起来以后，我左手的无名指莫名其妙地就破皮流血了，慢慢地腐烂，很长时间脓和血分不清地流。
几十年了，我这个手指头烂成这个样子，少了半节。
三天以后，老和尚要走了，我去送老和尚。等船的时候，我把梦的情形讲给老和尚听，又把化脓流血的手指伸给老和尚看，问老和尚说这是什么因果呢?
老和尚说我前生挡别人出家的善根，结了恶缘，今生来出家，业缘找来了，流脓流血是还报受罪的。
听了老和尚的话，想起我的剃度因缘，怪不得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都剃不成的，幸亏这位老和尚从五台山来武汉，成就了我剃度的殊胜因缘。
我总在想，五台山的老和尚，可能就是菩萨特地派来为我剃度的吧!
我出家以后从小就觉得剃度难、因果狠。长大成人了，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从因果上想。
因果真实不虚啊!
作者:
普见
时间:
2016-9-16 12:02
1941年的冬天，我在汉阳归元寺受了比丘尼菩萨大戒，得戒和尚是当时归元寺的方丈通林老和尚。
解放前出家人受戒，比丘和比丘尼都是同堂受戒，那一年一起受戒的共有五百多位戒兄，第一次和这么多的戒兄弟们在一起，上殿过堂，学习生活了一个月，感觉十分新鲜，特别殊胜，格外法喜!在心中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至今难忘。
受戒圆满后，离开戒堂，回到栖隐寺。按照佛门的规矩，出了戒堂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向自己的剃度师父顶礼谢戒。但我的师父已经去世了，没有师父接受我谢戒，这个时候我心中好难过，特别的想念师父。
没有师父，我就对着师父的相片，就当师父还活着，就在眼前一样。按照在戒堂里引礼师父教导的仪轨，首先在师父相前展大具，至诚地向师父顶礼三拜，感谢师父成就我剃度受戒之恩;又在师父相前长跪合掌，恭敬地捧起戒牒，顶在额头上，心中恳切地请师父查验戒牒，许久才站起身来。
我受戒前后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战争的残酷，蔓延到了武汉，人民的生活极度困难，老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饿死冻死，病了没钱诊，死了无人埋的现象很多，沿路有冻死骨，都是真实的事。
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寺院里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武汉一些有钱的大居士都跑到重庆躲避战争去了，我师父家里的人一直是护持我们寺院的，但师父去世久了，又遇到抗日战争，师父家里的人也慢慢少了供养，寺院里常常吃了上餐愁下餐，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
由于这些内外的因缘，我们栖隐寺的生活，真的到了揭不开锅盖的时候了。没有吃的，当家师父只有叫大家打饿七念佛。日本人投降以后，遇到开不了火的时候，我们栖隐寺也是打饿七念佛。师父们以这样修行的方式应对饥饿，是希望以打饿七念佛，用佛法来安顿身心，转移心中的境界。
我那个时候还小，不太懂事，一遇到打饿七，几天见不到粮食，感觉太苦、太难熬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饿得慌，还饿得哭。记得有一次正在打饿七当中，大众师父们一起念佛，可能是我太饿了，不小心哭出声来。当家师父看到我哭，走过来就打我两巴掌，说我哭动了别人的心念，还嘱咐我说再要哭，就回房间去，在被子里躲藏着哭。有时候实在太饿了，没办法只能喝杯白开水。
好在这样的生活不是太长，打饿七念佛，会感应到居士送一些粮食来，就可以解七，恢复到平时清淡的生活，一天两餐，至少不会饿肚子。
旧社会出家人生活很苦。寺院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依靠经忏佛事，没有经忏佛事，就没有收入。隔壁的佛教正信会，是太虚大师在武汉创办的居士共修道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打七念佛共修，我们寺院里的师父们常常去那里参加打七，赚一点钱作零用，解决手头上的暂时困难。但这样有钱赚的事，不是每一个人每次都能去参加的，寺院里要排班，轮到谁谁就去，轮到我去我总是特别高兴，有一点钱赚，手头要宽厚些，想买点什么不会发愁。
我们栖隐寺在汉口繁华的六渡桥，一向经商的人多，汉正街更是生意人多，有钱的人也比较多。栖隐寺的经忏佛事天天都有，七个人一班，不是念经就是拜忏，有时翻排(即做两班佛事)，有时晚殿还要再加一堂普佛，总有念不完的经。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年纪轻，身体好，每天念经，声音洪亮，从不嘶哑，跟我同一班念经的其他师父们，都愿意跟我在一个班，因为我念经肯出声音，不怕吃亏。
在栖隐寺的旁边，有一个殡仪馆，是抗日战争前，太虚大师来武汉弘法，在汉口创建佛教正信会的时候，正信会的第一届会长王森甫负责修建的，汉口的居民去世了都在这里火化。有些佛教徒的亲人眷属去世了，送来这里火化，就会来请我们寺院里的师父们去，在死人跟前念佛诵经，按惯例给寺院一些钱，这一桩事也是栖隐寺的经济来源之一。
我当时有一件最苦恼、蛮想不通的事：如果遇到当天的佛事是那一位官家的，或是有特殊关系的人家，寺院里派人去念佛诵经，只是结缘，不收钱的，只要类似这样没有钱的事，师父们就会叫上我;有时晚上半夜三更，突然发生的事，无论多晚，睡得好好的，都一定会有人来叫：慈学快起来。听到这叫声要我去，那就一定要起来，去为死人守夜念佛。
提起这桩事来，我感到最悲惨的有一件事：那是49年的春节，48年腊月三十的晚上，栖隐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过年的喜悦当中，守岁、吃普茶，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当家师父派人来叫我，说有佛事，要我去殡仪馆参加念佛诵经。想到要去殡仪馆熬夜，要去守死尸，我心中过年的喜悦一下子冲散了。
这个死人，是上海的一个大老板，到武汉来收钱的，跟欠钱的人家起了冲突，一时激动脑溢血而去世。因为客死在武汉，没有家可以回，又不能运回上海，只好送到殡仪馆里来停几天。他的家人从上海赶来武汉后，因为有钱，就请我们出家人去念佛诵经。
那时候我在栖隐寺当维那师。一般初一十五，特别是春节，寺院里都要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明天既是初一，又是春节，特别重要的一天。
佛门中所有的佛事活动，都是以维那师为主，今天晚上叫我去熬一个夜，明天凌晨三点早殿的普佛我要做维那，怎么办呢?
我怕自己熬一夜到时候真的吃不消，误了常住过年普佛的大事，就去跟当家师父说明因为这些原因，我今晚不能去守夜念佛。还没等我说完，她就说不去不行。我说要去念佛，明早普佛谁来领众呢?当家师父说先去念佛，到了上殿的时候再来领众上殿，青年人未必这点苦也不能吃?我说换个人行吗?主要是早殿我要领众上殿做维那，过年的普佛又不能误了。当家师父说，你不去谁去呢?换了别人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想去没理由找个理由来说不能去。
听当家师父这么一说，我只好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大年三十的晚上，到殡仪馆去参加守夜念佛。
我们一共有七个人，到了殡仪馆，分两条长板凳坐下来念佛，实际上就是为死人守尸。我坐的这一条板凳坐三个人，正好旁边有个空位置，还可以再坐一个人。上海大老板家里来了一个儿子，人称三少爷，看我旁边还可以坐下一个人，就坐下来了。刚开始坐下来随着我们一起念佛，念了一会儿，坐不住了就往我身上倒。看他这样，我是个出家人，不习惯他这样，就去推他，他没有防备，也可能是我推的太重了，没想到把他推倒摔到地下去了。
三少爷爬起来后，心里有点生气，说你们武汉的师姑胆子好大，力气也大，可以推倒我;还说这么封建，我跟你坐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上海，哪个尼姑庵，我都去过，那些师姑都不像你这样，我想坐哪就坐哪，你把我推倒了，这个账看你怎么算?
哎呀!就跟我扯皮，不依不饶的，闹了半个晚上。
天亮了，是1949年的正月初一，寺院里来了好多拜年的香客，个个都是欢欢喜喜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过年的笑容，唯独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起晚上发生的事，心里好难过。
按照栖隐寺为殡仪馆守夜念佛的惯例，这一个晚上，上海人应该给我们十块钱，就因为我推倒了他家的三少爷，他们只给五块钱。我一听说只给五块钱，就跑去跟他们评理，找他们要钱。三少爷一看是我来要钱，生气地说，我在你旁边坐一下，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我坐，还把我推倒了，想要钱，一分也不给你。
守了一晚上的夜，没有拿到钱，我们一起守夜念佛的几个师父都着急，一起来帮忙找上海人要钱。最后三少爷说，叫我们7个人跟他一起合影留念后再给钱，我说我们只念经，不照相，他说不照相就不给钱。我听他这样说，就回栖隐寺去，想请当家师父来要钱。
为死人守了一夜，还念了一晚上的佛，我疲倦了;上海人蛮不讲理，仗势欺人，我很生气;想到出家人，就是这样被人欺负，心里也很难过。
栖隐寺那时的规矩，熬一个夜念佛的人，常住可以下面条吃，赏劳大家。按人算，一个人二两面，总共有一斤半。但大家都觉得太少了，不够吃，去库房领面条的时候，库房师父本来称好了面，又抓了一点下来。面条实在太少了，大家一看这样，有两个小师父就把常住的包菜偷了一把，洗干净丢到锅里，正要煮好的时候，三少爷来了，他把锅盖一揭开，看了看说，你们武汉的师姑好大的肚子，要吃这么多;又提起昨天晚上的事，说我推倒了他，说我好凶，不像一个出家人……
看三少爷这样，我怕又惹出祸来，不敢做声。师父们都跟他说，我们七个人为你家念了一晚上的佛，我们都念得口干舌燥，我们都饿了，吃得下去;还说吃饭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跟你相干，他一听这话，就说怎么不相干呢?你们刚才不是找我要钱吗?
说到要钱了，我们心中都不安。这祸是因为我引起的，我只好去跟当家师父顶礼说，上海人不给钱，是因为我们不跟他照相，不敢说把三少爷推到地上去了的事。
当家师父听了我说守夜没有钱，叫我赶快去找上海人要，我说人家就是不给钱，我要不来，你们大人去要可能要得来的。她听到我说，钱要不来，就打我，打得很厉害。
我伤心地哭了，从当家师父那里哭泣着跑出来，找到三少爷要钱，说你不给钱，害我挨了打，赶快给念佛守夜的钱给我啊!
三少爷看我哭了，说给钱可以，应该给你们10块的，你把我推倒了，赔偿我5块，那就给你5块吧，说时掏出5块钱递给我。我当时好生气，心想有钱的人这么蛮横不讲道理，太欺负出家人了……接到5块钱，就愤怒地把钱撕了，一边撕一边说，不要你的臭钱，不要你的臭钱……撕完了把钱丢在地上，转身就跑回栖隐寺，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大哭了一场。
上海人真的再也不给钱了，无论当家师父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给钱。三少爷不给钱，还跟当家师父说，你们这个小师父太坏了，胆子好大。我说了给钱，照个相就给钱，有什么关系呢?她说出家人只念经，不照相。如果跟我照了相，我就一定给钱，她不干;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下，她不让我坐，把我推倒了，我说你推倒了我，只给5元钱，送到她手上，她不要，还把钱撕了丢到地上，还叫我怎么给钱呢?难道要我给两次钱吗?
当家师父听上海人这么一说了，钱真的没有了。叫人把我从房间里喊到客堂来，她拿出供桌上清规的香板，在我身上上下打，浑身腿子膀子都打青了。许多师父看她打我，都不敢过来扯，只有老纠察师父，看她那样打我打了好半天，跑来转弯，叫我跪下来求忏悔。当家师父说，不要她忏悔，叫她拿10块钱出来，赔给常住。还说要迁单，赶我离开栖隐寺。
听到当家师父说这样的话，要赔10块钱给常住，还要迁单。大年初一我能到哪里去呢?
实在想不起来能到哪里去，没有办法，最后就想到死，心想人总是要死的，死了就了了……啊!我一下子晕倒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客堂里有好多人，我的师叔、师伯们都来转弯求情，叫我跪香求忏悔。
那样的年代，10块钱我是拿不出来的，在师叔师伯们的帮助下，凑足10块钱，我赔给了常住。
为了不被迁单，能在栖隐寺留下来，大年初一，我委曲地在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前跪香。跪了很久很久，一双腿跪直了，站起来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
跪香的时候，我伤心地哭了。在佛前一边哭一边想，我在栖隐寺出家二十多年了，出家一天到晚以做佛事为主，出家就是靠佛事赚钱混口吃饭。有钱的人那样轻视出家人，欺负出家人，觉得自己做一个应付僧好苦啊……!
想到这一些，我跪在佛前就发愿：佛啊!您在经中说：出家修行可以解脱生死，可以离苦得乐，我要修行，我要离苦得乐，以后宁坐蒲团饥饿死，不做人间应付僧。
1949年的春节，我经历了一次生死痛苦的选择，可以说旧社会出家人生活好苦啊!苦不堪言!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点点在心，几十年来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作者:
普见
时间:
2016-9-16 12:03
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武汉发了大洪水，三镇都被水淹了。
老百姓在旧社会的生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所谓是“天养人，人享福;天不养人，人人哭”。武汉三镇的人在这个大天灾面前，一点办法也没有，家家过荒年，人人饿肚子;满街上都是要饭的，街边上、巷子里经常有饿死了的人，无人收尸。
我家祖辈都是经商的，到了祖父手上经营的时候，生意做得还蛮好的。特别好的时候，武汉三镇都开了店铺，还开了一个工厂。
我的父亲有兄弟二人，各自成家以后，祖父给他们分了祖业，各自经营养家糊口。我的父亲得到了祖父在汉口开的一个小粮店，这个粮店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家里平时的生活比一般人家要过得好一些，经济上也宽裕一些。遇到大天灾，虽然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好，但比起那些穷苦人家，生活也还算是不错的，起码不用去讨饭。
我祖父还在武昌开了一个扣子厂，做高压扣子，规模还蛮大的，将近有100台车子。厂里有一百几十号工人，在当时的武汉三镇，要算蛮大的了。
祖父似乎有一点偏心，比较喜欢我的叔叔，所以把武昌的大扣子厂给了我的叔叔。当然叔叔家里，比我们家要富裕得多，日子过得蛮幸福的。
叔叔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大我两岁，当时有十二岁了;儿子小我九岁，当时只有一岁。
因为我祖父喜欢叔叔，当然也就住在叔叔家，跟叔叔一家人一起过生活。祖父偶尔也过江来，到我们家走走，但总是吃餐饭就回去，从来是不过夜的。
祖父身体很好，闲不住的时候，经常到厂里去走走转转，回到家里还帮叔叔看管一下两个孩子。
叔叔的厂很大，生意也做得好，算得上是三镇的小富人了，厂里和家里都请了人，帮忙料理一些事务。虽然叔叔家里很富有，我的祖父跟随叔叔一起过，但我父亲每个月还要送钱到叔叔家，说是给祖父的赡养费。父亲说亲兄弟要明算账，养老人各人尽自己的一份心。
1931年春节，要过年的头两天傍晚的时候，我祖父带着我叔叔的两个孩子，一手牵一个，一手抱一个，突然来到了我家。我母亲看到他们来了蛮高兴，迎上前去说：爹爹!您们回来好，老大这两天叫身上不舒服;要过年了，犟着在粮店里打阳尘，上午还说了的，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准备明天过江去接您，这下您回来了蛮好!蛮好!
我母亲一边说着话，一边把祖父三人迎进了屋里，招呼祖父坐下来，倒了一杯热开水递上去，发现祖父接开水时，身子直发抖。母亲以为寒冬腊月的，祖父在外面受了风寒，进厨房去弄了个火盆来，放在祖父的身边，但是祖父仍然还是不停地在发抖……
看到祖父他们来了，又看到祖父不停地发抖，母亲急了，只好到街上粮店里请父亲回来。我父亲回来后，祖父向父亲说出了叔叔家里刚刚发生的事：
原来我祖父这一辈子赚的钱都交给叔叔了，叔叔拿到祖父的钱后，不断地扩大资本投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自己管不过来了，就请了朋友来帮忙。有朋友帮忙管理之后，叔叔有时候就指望朋友管，自己有空就去看戏打麻将，只要每天赚的钱都交来，叔叔就放心了。
因为叔叔家特别有钱，他吃鸦片烟已经好多年了，成天没事就抽。
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到叔叔的厂房，赶着工人们搬家，说这厂房现在他买了。工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好来找我的叔叔。
叔叔来到厂房，对那陌生人说：我家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机器，你叫我往哪里搬?
那陌生人从怀中掏出一张契约说：你得了钱的，为什么还不搬呢?
陌生人的话把我叔叔问糊涂了，对他说：我得了你什么钱?你要我搬家?
那陌生人听叔叔这么说，以为他装糊涂、想抵赖，就把契约打开说，你自己好好看看，这里有你的白纸黑字、签名盖章，抵赖得了吗?
叔叔从陌生人手上接过契约仔细一看，果然跟他说得一点不错，厂房和机器都卖出去了，还有自己的签名和厂里的公章。
叔叔冷静一想，哦!记起来了，他厂里的公章都是委托朋友管着的呢，就叫手下人去找他的朋友来，想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手下人去找了，整个厂里都找遍了，找不到那个朋友，到最后才晓得：是我的婶娘和叔叔请来帮忙的那个朋友一起合伙卖了机器和厂房，拿了钱后俩人一起走了。
就这样我叔叔的厂房和机器都没有了，陌生人把我的叔叔也赶了出来。
一下子厂房和机器没了，婶娘也跟着别人走了，叔叔突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自己一个人不敢回家，又不知道这事怎样去跟祖父说，害怕说出来后，祖父也跟着受不了，只好托人带信回家，叫祖父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投奔我家，找条活路。
尽管叔叔不回家说，但祖父还是从家里帮工的人那里知道了厂房机器被卖和婶娘离家出走的事情。看到叔叔家里这样，祖父也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听了叔叔的话，临近年关来到我家……
我的父亲听祖父讲完这些话后，气得说不出话来，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母亲把父亲扶回房间，送到床上躺下去后，父亲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到了第五天，也就是大年初三的下午，父亲叫我哥哥到汉口清济寺去。那时清济寺又叫居士林，父亲说要把我已出家多年的大伯(大姑姑)接回来，还说自己不行了，要向大伯交待后事。
哥哥很快从清济寺接回了大伯。大伯来到父亲床前一看，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父亲病得很重，看上去快不行了，大伯心中好难过。
父亲看到大伯回来了，心里也很难过，伤心地说：大姑，怎么办啊?我现在睡着不能起床了，我这么多孩子，就靠一个粮店活命。我不行了，要走了，这个粮店只好交给儿子，儿子这么小，身体又弱，怎么照看得住呢?
父亲还跟大伯说：武昌的厂房和机器都没有了，工人也没有了，二弟的家也没了，丢下老小可怜都没有人来照顾，这两家人怎么办啊?!
父亲几乎是哭泣着哀求着对大伯说：你能不能帮帮我，念一个不死的经?让我不死，让我活!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啊!
父亲还说你帮忙求佛菩萨啊!我要是好了，这两家的担子我一个人扛起来!两家的老小我都带着!你帮我念经吧!你帮我念经吧!求求你啦!
父亲拉着大伯的手边说边哭，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啊!我不能死!我要一死，这两个家就完了……
我的大伯法名叫道成，在汉口清济寺出家修行好多年，平常是不回家的。我哥哥去接她回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是我父亲要死了。
听到我父亲说的这些话，我大伯心里更加难过。但大伯强忍着心头的痛苦说：你叫我念经，我一定给你念，但是除了我念之外，你自己也要念，要是你自己也念，那效果就更好!
父亲说我都这样子了，起不了床，下不了地，还能念什么经呢?大伯说你不会念经，你可以念佛，你就念阿弥陀佛吧!起不了床不要紧，你可以躺卧着心里念，只要你能念，诚心地念。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你不死的!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你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的大伯说这些话，语气说得好重，说得很肯定。我想大伯是要让我父亲相信佛法，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
大伯还叫我父亲以后不要吃荤，家里不要杀生，你只要念佛，好好地念佛，你的病一定就会好的!
父亲听了大伯说的话，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你不死的，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你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就开始念阿弥陀佛。
大伯还教我父亲念佛怎么念，怎么发愿，怎么回向。大伯回寺院去了后，初三下午开始，父亲就不吃荤了，躺在床上一心念佛。
我知道那时候父亲念佛，还不是想求生西方，是想求他的病好!快点好!但他念阿弥陀佛，念得非常虔诚，非常恳切，是真心念的。
我的大伯隔几天就回来一趟，不断地用佛法开导父亲，告诉他念佛的好处，极乐世界的殊胜!要他放下家务牵挂，一心一意好好念佛，好好求愿往生!
在大伯的劝导下，父亲对念佛生起了信心，对西方极乐世界生起了信心。以后的日子父亲一直都能念佛，日夜不停地念，前后念了十七天。到了正月二十那一天，父亲突然叫我哥哥到床前说：你快去庙里，把大伯接回来，阿弥陀佛要来接我，我要走了……
等我大伯回来后，父亲把一些事情向大伯一一作了交代，说哪里的人欠了我家的，我家还欠了谁家的……等等。说完该说的话后，父亲对着大伯合掌，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就走了，走得很平静，没有痛苦。
我大伯从庙里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把引磬，看我父亲走了，敲着引磬为父亲念佛，还要我们兄弟姐妹们都来念佛。我们都听大伯的话，跟着她一起念佛送父亲。
我的父亲从生病到死，前后只有二十多天，之前并没有什么大病，主要是为我叔叔家里的事，一时心急受不了造成的。
但是我的父亲，在生病当中，顾及到两家老小日后没人照料，心里一点也不想死。就是听了我大伯说的话，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不死，念阿弥陀佛可以保生西方极乐世界!父亲在一生最后的光阴中，念了十七天的阿弥陀佛，感得了合掌念佛往生，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桩事。
我的父亲去世以后，大伯在清济寺里请了许多师父一起来我们家里，为父亲诵经念佛七天。
父亲在家里停棺七天，第三天的时候，我的舅父从乡下来了。舅父来了，我母亲蛮生气的，嫌他来得太晚了，说亲戚六眷全都来了，你一个大舅爷今天才来，母亲心中特别生气。
舅舅看我母亲生气，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的脚冻了，难得走路，顺便找我母亲要热水烫烫脚。
我母亲可能是心中有气，给舅舅倒水的时候，不小心就把一瓶刚烧好的开水拿来了，直接往舅舅的脚上倒下去。舅舅没有防备，这一下把舅舅烫休克了。
等到舅舅醒来以后，奇怪!舅舅说话的时候就变成我父亲讲话的口气了。舅舅讲话主要对我大伯讲，他说：大姑呀，谢谢你!这个家日后还得全靠你啊!谢完了大伯，又给那些请来念佛的师父们合掌作揖，一个劲地说：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还对着我大伯说：我一生无荤不吃饭，造了无量的杀业，应该是要投胎变牛变马去还债的;但是大姑你叫了念阿弥陀佛，叫我不吃荤，莫杀生!我念阿弥陀佛消了罪业。
你叫我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可惜我只念了十七天，念得太少了。就是这十七天吃斋念佛的诚恳，我现在只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十岁，亲身经历这桩事以后，从心底里相信佛法!相信阿弥陀佛!也蛮信任我的大伯了。
父亲去世以后，我十岁五个月的时候，大伯介绍我到她住的汉口清济寺出家了。
我出家以后，对佛法有了真实的信心和认识，特别是对净土念佛法门有真实的信心和认识，就是从我父亲念佛往生的这一桩事上产生的。应该感恩我的父亲，示现病苦，示现念佛往生!
我父亲能念佛往生，这说明了要往生呀，只要你虔诚地念佛，恳切地念佛，一定能实现的。也说明了净土念佛是方便法门，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只要能够念佛，只要能够发愿往生，就一定会有成就的!阿弥陀佛也一定会来接引念佛人的!
作者:
普见
时间:
2016-9-16 12:03
我的母亲姓章，是孝感人，因旧社会的习俗，在很小的时候跟我父亲订了娃娃亲，16岁就随娘家的姑姑嫁到我父亲的林家来，等于是母亲娘家的亲姑姑，就是她的婆婆。
母亲小时候，她的父母对她家教很严，叫她站着那是不敢坐着的;她的母亲和姑姑们教她学着做针线活，纳鞋底，做鞋帮，母亲样样都会。
母亲随姑而嫁，亲上结亲，情理中应该是要比一般人享受一些的，事实上嫁到林家，祖父的家族属于大户人家，在汉口做生意有钱，财大气粗，家法也狠，母亲一生并没有享受几多。
婆婆虽然是亲姑姑，在世俗人眼里，媳妇是娘家的亲侄女，一定会对她特别好，但这个好待遇，母亲不仅没有得到，反倒是吃尽了苦头。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旧社会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带来的结果。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我的头上有八个哥哥，因种种原因不幸相继夭折了七个，有一个弟弟也夭折了，剩下唯一的一个哥哥，是奶奶最喜欢的孙子，林家的掌上明珠。
三个姐姐，因为是女孩，旧社会的人都觉得，女孩子总是要嫁出去的，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奶奶不太喜欢。
奶奶一生可能比别人更重男轻女，特别喜欢抱孙子。因为林家家大业大，多几个男儿继承家业，延续香火，自然是好事。但奶奶的愿望总是没有实现，她最爱的是孙子，但没有福气看到母亲为林家多添孙子，一个个都是她不爱的姑娘，奶奶打心眼里不喜欢母亲。
就是因为重男轻女，奶奶对母亲横竖看不顺眼，稍有不如意的事，非打即骂。经常唠叨埋怨，说母亲不该生一群女孩，要是多生几个儿子，我们回章家去了，说起来也好听一些啦!谁知道用心用意把你带到林家来，是这样的不争气呢……
我的母亲严守妇道，孝敬公婆。
尽管奶奶对母亲非常不尽人情，言语上尖酸刻薄，即便是她挨打受骂，她都能忍辱下来，不哼声，不犟嘴。只是在夜晚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啼哭，也暗暗恨自己不争气，不会多生男儿。
母亲怀我前，奶奶对她有言在先说，如果再生的是女孩，我捡都不捡起来，就直接弄死掉;要是生个男儿，那粮店就送给你们!
母亲自从怀了我，心里就害怕，心想再生个女孩子怎么办呢?旧社会科学不发达，没有办法堕胎，母亲只好用裹脚布把肚子缠住，希望孩子在肚子里死掉，结果还是死不了。
母亲怀我以后，就不能吃荤腥，吃了就会吐，有时吐晕了，第二次再吐晕，奶奶会说母亲是做作、装的，还说母亲怀那么多，没有这个丑样子，一定又是个坏家伙。
母亲怀我5个月后，长成了人形，经常在母亲肚子里蹬她，一蹬她，她就休克了。
街坊邻居听说母亲怀孕已有五个月了，孩子已经在蹬她，就劝母亲不要再缠裹脚布了，说孩子将来长成人了发育不正常的。说来也真的是，我从小就发育不良，特别矮小瘦弱，长不高大。
大家都不想要女孩，可母亲生我，偏偏又是个女孩。母亲生下我后，奶奶一看是女孩，真的没有捡我，丢在洗脚盆里想闭死掉，谁知我命不该死，我的大姐强行要留我活下来。
奶奶生命的最后阶段，生病的时候，母亲把她照顾得很好，端茶倒水，煎药喂药，浆衣洗裳，料理饭菜，都是母亲的事。假如菜弄得不好，咸了、淡了，奶奶是要发脾气骂人的，但母亲从来不计较，连忙认错，淡了去加点盐，咸了去加点水，直到奶奶满意为好。谈起这些往事，我们跟母亲说，炒菜起锅的时候尝尝咸淡，就不会这么麻烦呀。母亲说因为是奶奶吃的东西，要尊重奶奶，那是不敢先尝味道的，所以给奶奶炒菜，是咸是淡就不知道。
我的母亲是父亲贤德的妻子。
母亲生在乡下农村，嫁给父亲算是高攀了。因为父亲家里是大富人家，有钱的人就是不一样，父亲待母亲不是那么好，当然说坏也并不是那么坏，可能因为奶奶的原因，父亲还不敢怎么样的对母亲特别不好。
母亲主内，一切家务都由她承担，大小事勤扒苦做。我们一家人身上的穿戴，桌上的饭菜，床上的铺盖，样样都是母亲操持，家里内外收拾得干净整洁。
父亲主外，我家在汉正街开粮店，做大米生意，他起早贪黑的经营，养活了我们一大家人，日子过得还算是蛮好的。
父亲有肺病，身体不好，平时总想要吃好一点。每天都要吃荤，还喝酒，平时吃的家常菜也一定要合他的口味，主要是配合他下酒的菜，母亲一定依从父亲。哪天不合口味，父亲就不吃了，看到父亲不吃饭，母亲也不敢多说话，更不敢劝他吃，只好躲到一边去暗自落泪。
父亲做生意早出晚归，每天晚上回来，母亲总会端出父亲最喜欢的菜来，摆在桌子上请父亲趁热吃。看父亲吃得有滋味，母亲蛮欢喜，有时父亲吃得不高兴，母亲连忙说再去炒来。
父亲吃饭的时候，母亲一定不让我们一起吃，说那是给父亲吃的菜，父亲在外面辛苦了，要吃好一点。等父亲吃完了下桌来，或是父亲不喜欢吃的菜，母亲才让我们吃。一般这些菜都是鸡鸭鱼肉之类的大荤菜，我的四个哥姐们最爱吃。我自己是吃胎斋，从小就闻不得鸡鸭鱼肉的荤腥，更不敢吃，有时姐姐们塞一点要我吃，吃了就哇哇的吐，我从来没吃过父亲剩下的菜。
母亲善良贤惠，待人和气。
我有三个姑姑，大姑姑、小姑姑都出家了，二姑是个神经病人，母亲跟姑姑们都相处的很好。
两个姑姑出家了，有时她们回家来，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她们。姑姑们说家里有鸡鸭鱼肉腥臭味，要我父亲买新碗筷，她们单独吃用。只要姑姑们有吩咐，母亲都能办到，不仅买来新碗筷，还给她们买来新锅勺，单独为姑姑们炒菜用。
姑姑们每回回来，碰到吃饭就要扯皮，说我们用了她们的专用碗筷，拿到鼻子一闻就觉得有腥味，就说母亲对她们不客气，是不是不想给饭她们吃呢?有时父亲出面说直话，说小孩子们调皮，不懂事用了的……姑姑就发脾气怪父亲护着母亲，说母亲没有把孩子们教育好，还说小孩子们调皮，不懂事，你们大人也调皮，也不懂事?无论姑姑们怎么样发脾气，母亲总能忍受下来，闷在心里不吭声，从来不跟姑姑们争吵。
我的二姑姑得了神经病，生活饮食起居都靠母亲照顾。二姑情绪好的时候，有说有笑;发病不正常了，又哭又闹，更严重的时候对母亲又打又骂。母亲看她有病可怜，不仅不计较，还蛮同情她的。在家里想办法哄着她，不做事也好。二姑发了病就会不穿衣服、光着赤脚往外跑，只要是这样，奶奶就要母亲去把她找回来，这一桩事，真的是辛苦了我小脚的母亲啊!
我母亲遵守三从四德，软弱无能。
怎么这样说呢?父亲在汉正街做生意开粮店，成年在粮店里，主要是看管进出收支，店里粗重活都是几个伙计做。粮店隔壁是一个鸦片馆，开烟馆的老板娘，长得有几分姿色，女老板经常喊我父亲去抽鸦片。
父亲有肺病经常吐血，因为吐血，总想要吃好，父亲的饮食，每天无荤不餐。因为父亲有肺病，经常肺气胀痛，他觉得抽鸦片有点效，肺胀痛的时候，一抽鸦片胀痛就会好些，就这样吃上瘾了。
父亲经常出入鸦片馆抽大烟，老板娘为了忽弄父亲的钱，父亲坐着抽鸦片，她就坐着点烟;父亲睡着抽鸦片，她也就睡着点烟。长日长时地这样，父亲做生意的钱归了她，到最后人也归了她，一条街的人都知道这桩事，唯独我的母亲装个不知道，从来没有跟父亲提过这桩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的一样。这就是我软弱无能的母亲。
我的母亲对我特别慈爱呵护。
父亲临死的时候，指着我对母亲说，这伢以后要出家的，不出家恐怕长不大。母亲听了抱着我说，这是我的断肠儿，怎么能出家呢?我舍不得啊!
父亲过世时，我只有九岁。在我十岁零五个月的时候，突然得了童子痨(肺病)，母亲带着我在武汉三镇求医问药，不见好转。有一天在硚口，那医生给我一看，就说好不了，叫我母亲还是早点准备棺材吧。
听医生这样说，母亲把我牵到汉口去，那里有个瞎子会馆算命，报了我的年庚生月，请瞎子算一算。那瞎子对母亲说，这伢是个出家的命，要是不出家，14岁活过了，活不过15岁的;要是出家还可以多活几年，但36岁有一大劫。
父亲临终的交待，先生的算命!母亲无奈之下就请我的大姑从庙里回来，把我带到汉口清济寺去了。记得那一天是正月二十，临走的时候，母亲看着我跟着大姑走，哭得好伤心，就像是生离死别一样。
我在清济寺住下来后，病也没有治，慢慢地好了。母亲挂念我了、想我了，就到汉口来，在寺院对门站着，请人进来把我喊到门口看看，只是看看，不敢多说话，怕寺院里的人知道了责怪我。母亲每个月都来看我，总是高高兴兴的来，哭哭啼啼的回去，看母亲哭着回去，其实我心里也蛮难过的。
我的母亲教子有方。
虽然我们兄弟姐妹多，但母亲对我们都非常好。母亲自己不识字，平时教育我们，所讲的道理都是从奶奶那里学来的。常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我们家里在汉口做生意，日子也还算过得好的，即便有钱也没有让三个姐姐上学堂读书，只有我读了两年书。
母亲平常经常教育我们说，女孩子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吃饭要有个吃的相。女孩子说话要有礼貌，讲话不要大声音，特别是对老人要恭敬，不能讲狠话。母亲说女孩子从小这一些学不好，将来嫁到人家去，自己做不好人，父母是要挨骂的。
祖父很喜欢我们，我们爱在祖父面前调皮撒娇。跟祖父说笑，说话声音大了，母亲就要吼我们，说对爹爹要礼貌，要学会轻言细语说话。
母亲教育我们说，女孩子要勤快学做家务。母亲的针线活很好，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大裁小剪;脚上穿的鞋子，棉鞋单鞋，冷热四季，都是她自己的手艺，一针一线做成的。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我们穿的衣服上、鞋子上还要绣一朵花，让我们穿上好高兴啊!
母亲心地善良，记得她救了一条人命，想不到还是一位共产党员。
那是我父亲过世之后的事，当时家里只有我跟母亲、哥哥三个人。
我们林家的祖业——汉正街的粮店，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消失了。没有做生意，为了生存，母亲带哥哥一起做火柴养家糊口。我们家住在义烈巷，附近有个义烈寺，寺里面有个义烈小学，我就是在那个小学读书。
学校的校长姓孙，是个共产党员，大家一点也不知道，他对外的身份是校长，但私下的任务是搞地下工作。后来**知道了，要来学校抓这个校长。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到我家找我，说四丫头帮忙做点事好不好?我问他做什么事?他说帮忙送点东西给你们校长，说完掏出一封信塞到我手上。我答应了他，接过信后趁上学的时候就交给了校长。
可能是校长收到信后采取的行动，趁晚上天黑离开学校跑掉，但他离开学校时就有人跟踪他。他发现有人跟踪了，就想找地方躲藏，慌乱之中正好跑到了我家。为了救他，母亲把哥哥的床让给他睡，再盖上两床大被子。跟踪的人找到我家时，看不到人，发现床上有个人睡着，母亲说那是我哥哥，因为感冒发烧过后，又发寒颤，难受坐不住，所以早早就睡了。跟踪的人出去了，到街上还去问邻居们，大家也证明我家确实有个哥哥。还算好，这一天哥哥在厂里加班没有回来，就这样我们的校长躲过了一劫。
解放后，校长找到我们家来感谢母亲，说母亲是他的救命恩人，这时候才知道他的身份是共产党。
1958年母亲80岁，生病的时候，为了方便照顾她，我把她接到我住的汉口栖隐寺来，谁知道只住了15天就在庙里去世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普通家庭妇女，实在是太平凡不过了。在她的身上反映出旧时代作为母亲应有的“三从四德、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坚守本份”的家庭妇女形象，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终身难忘!
文化大革命中，佛教寺院遭到破坏，佛菩萨像被砸，经书被烧毁，僧尼强迫还俗。我的大姐也来劝我还俗，我不肯还俗。大姐说许多人都成家了，你为什么不还俗呢?我说就为母亲生我那么辛苦，差点死了几回，我就不还俗!再说还俗有什么好呢?为了母亲我坚决不还俗!
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僧尼离开寺院后，参加了社会工作。我和徒弟安念一起进了无线电压塑件厂，单位里分的房子住在汉口武胜路，师徒二人相依为命，互相照顾。安念非常敬重我，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总想做些好吃的表达敬意。我开导她说，自己的生日，应该是母亲过难的日子，母难日吃好的，想起母亲生我时候的痛苦，哪里吃得下去啊!她要是张罗着下碗面条我吃，我是坚决不吃的，有时甚至生日一天都不吃!
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落实，佛教恢复活动，1986年我来到莲溪寺常住，负责寺院日常工作。慢慢认识的人多了，大家都尊敬我，印宗她们常常说要为我生日庆祝，我总不接受，谢绝大家的好意，一生不为自己过生日。
因为我记得母亲的痛苦，十月怀胎不易，担心受怕，惊恐万状，昼夜难安;母亲生我时，因大出血昏死过去，差点丢了性命;生我之后，含辛茹苦，因为是个女孩，饱受冷落……想起这一些，我的命是母亲的心血辛苦地换来的，所谓是“儿奔生，娘奔死”，这样痛苦的事，谁还有心思做生日庆祝自己呢?!
我觉得这个世间最伟大的人是母亲!
为人子女一家要孝敬父母，善待父母，那才是真正的修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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