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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妙观法师：近现代虚云、弘一、清定、净如四位高僧的祖荫 [打印本页]

作者: 普见 时间: 2014-1-27 20:16 标题: 妙观法师：近现代虚云、弘一、清定、净如四位高僧的祖荫

缘起（自序）

我读印光大师的文钞，里面有关于玉琳国师的评语，说世人只见玉琳国师，道德高迈，悟证渊深，而不知皆由其祖与其父母积德所致。所以我以虚云老和尚、弘一大师、清定法师、净如法师四位高僧的祖荫为内容，新写成此文。

四书五经之一的《尚书》，其中的“商书·仲虺之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意思是说，以道义来处理事物，以礼节来修养心境，将福祉留给子孙后代。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早在宋朝的宰相司马光，其在《家范》中就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做人先祖的，没有不考虑利益自己的子孙，然而真能利益子孙后代的，却很少。广积钱财留给子孙的，后人在奢侈游荡的岁月中消散财富，不如象周朝的远祖后稷那样，以积德累功，将福祉留给子孙。民国时期的高僧印光大师的思想，认为：“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即使是如玉琳国师这样的佛门高僧，也是“皆由其祖与其父母敦伦尽分，利济人物，笃信佛法，自行化他中来”。

世俗之人的常见，以为子孙后代能大富大贵，才是最好的，却不知道，那样仅仅只是能光耀门庭而已。如果子孙中出了一位真正的圣贤，能令祖先及父母都得到很大的利益，比如释迦牟尼的母亲，根据佛经上讲，她逝后生在忉利天，又如虚云和尚的母亲，也是升往天国。我们佛教徒常读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提到地藏菩萨过去世做圣女时，将自己的母亲超拔升天。往往天帝或是阎罗王，对圣贤的祖先或父母，都是格外的敬重与爱护，所以有“一子得道，九祖升天”的说法。大凡世俗人，都希望子孙大富大贵，但是大智慧者或是天上的人，认为子孙出一位大圣大贤，才是最好的，因为圣者的父母或祖先能借助功德得到升天或往生净土的真福。以下我选取近现代的四位高僧，记录他们各自的祖辈修身济世的事迹。以此说明，圣贤之出生，也是源于积善之家。

1.虚云禅师

虚云禅师（1840—1959），俗姓萧，湖南湘乡县人。他自出家以来，戒律严谨，勤于定慧。悟道之前，未赴应酬，一直坚持苦行，毅力超卓。得道之后，四处复兴禅宗道场，领众参禅，与印光法师、弘一法师等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一九五九年圆寂于云居山，寿一百二十岁，僧腊一百零一年。荼毗后，得五色舍利子百余粒，以白色为多，晶莹光洁。关于虚云禅师的祖辈事迹，要追溯到南北朝时的梁武帝。依《虚云和尚年谱》中的记录，虚云和尚曾自述，俗姓萧，是梁武帝的后裔，祖上出自兰陵，后来迁居湖南湘乡。以虚云禅师是佛教界公认的高僧，成就颇高，非是肉眼凡夫，其追根溯源的自述绝无妄语之可能。

说起梁武帝，他名叫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皇帝。因为梁武帝亲近佛教，所以受到一些非佛教的嫉妒，因此多有对他过份之毁誉。事实上，根据唐朝人姚思廉的《梁书》（二十四史之一），里面记载梁武帝勤于政务，冬天在凌晨三点就起床处理国事，拿笔时，手被冻得开裂。他在位期间多次对国中极贫困的人家，免于赋税，对没有田地的无业者，则赐与田地。如果老百姓有新生小孩的人家，从宽免除一些税收。孤寡贫弱等无力生存的人，则给予救济。

中国历代的皇帝，能够不奢华享乐的，不多，能够节俭朴素的，更是不多。梁武帝就是这“不多”中的一位，他每天只吃一餐饭，不吃鲜美的食物，仅吃一些粗糙的素食。如果事务繁忙，错过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就嗽口不再吃，完全遵循佛教的“日中一食”。在穿着上，也十分俭省，只穿一般的布衣，头上的冠帽及睡时的被褥很少换新。五十岁即断夫妻之事，远离女色。身边的女眷也没有奢华享乐的，不饮酒及享用乐声。梁武帝萧衍性情方正，处处守礼遵制。哪怕处在小殿暗室，也衣冠端正。夏天酷热时，也不会袒露身体。容貌举止不端正，绝不和人相见。即使是会见一般的小臣，也如同与贵宾相见。

正史评价象梁武帝这样重视礼节，既俭省且庄重，又艺能博学的，在历代帝王中，也是非常稀有的。以一位皇帝的身份，却坚持这样的苦行，没有声色的放纵，就是在今天的时代，也是足以令人钦敬的。

唐代的魏徵，在给梁武帝的评语中赞道：“布泽施仁，悦近来远，开荡荡王道，革靡靡商欲，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胃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区，泽周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新唐书》则对武帝的评价说：“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亡，故余祉及其后裔。”佛法方面，梁武帝誓断酒肉，他撰写一文如下：“弟子萧衍，从今以后，决心断除酒肉，假若再饮酒食荤，杀害生灵，愿受一切鬼神制裁，将堕阿鼻地狱。”他还下诏禁止宗庙祭祀取用肉食，今天的佛教徒以素食代活物做为祭祀的，即是梁武帝所提倡的。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法的慈悲发扬到极致的表现就是坚持素食，这也是从梁武帝时代开始的。

为救度受大苦恼的六道众生，梁武帝主持撰写水陆大斋的仪文，三年才完成。一天晚上，武帝跪在佛前，熄灭灯烛，手捧仪文，极尽虔诚地对佛禀白道：“如果弟子撰写的仪文，符合圣理，则祈求佛陀慈光加被，当弟子拜起时，烛光自明；如果仪文未尽详明，不符合圣理，则此灯烛依旧暗黑。”说罢投身一拜，蒙佛感应，灯烛皆亮，这种感应，就算在今天，也是极稀有的，若是没有平时修身的严谨，精诚所至，那些平时不拘小节且修身松懈的人，岂能获得如此感应？

后人有毫无修持的人，常常以梁武帝与达摩祖师会见的故事，来讥讽梁武帝，以达摩祖师的角度来看，梁武帝未达于无相的境界，但对那些忽视有相，缺乏严谨修行的糊涂人，却应该听闻了梁武帝的事迹而感到惭愧。人人都知道虚云和尚是一生坚持苦行，是众望所归的禅宗泰斗，却很少有人了解他的老祖先萧衍就是一位修持苦行的菩萨皇帝。若是梁武帝的道德浅薄，他的后人又怎么会出现一位近现代的高僧呢？

2.弘一律师

弘一律师（1880－1942年），俗姓李，名息，字叔同，出生于天津。曾赴日本留学，1911年归国，先后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等学校。民国7年（1918年）遁入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皈依了悟法师，法名演音，弘一律师的修学思想，是以华严为境，以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依此精进虔修。他研究律学，编撰整理了一些律学著作，潜心圈点校注唐道宣律祖之南山三大部与宋元照律师之三大记。前者包括《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后者包括《四分律删繁补关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因此，被佛教界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弘一律师创办律学苑，弘扬律宗。创办养正院，致力僧教。还于各地弘法，共纾国难。民国31年10月13日，弘一律师圆寂于泉州。留下的主要遗著有《南山律在家备览》、《四分律戒相表记》。

弘一法师的父亲李世珍，字筱楼，进士出身，曾做过吏部主事。效学明代的王守仁（王阳明），兼习禅宗。李世珍为人乐善好施，设义学供贫苦子弟读书。常年出资资助“施馍厂”救济难民，后来更亲自主持“施馍厂”事务。另有一处慈善机构名“备济社”，也是李世珍为了抚恤孤寡救济贫民，于光绪二年而创设。有专项“恤整”救济金，冬季施舍棉衣、玉米面；遇有丧亡无力装殓的，并施舍棺木。李世珍终生行善事，济贫甚多，受人感戴，为津人称颂，有“河东李善人”的赞誉。

不仅乐善好施，李世珍在克己修身上也是十分的严谨。饮食起居，皆以《论语》的乡党篇为准则，没有违背之处。他的重视礼制影响了家人，弘一法师的母亲就深受感染，在诸多礼节上对儿子要求甚严。一次开饭之际，桌椅摆放的稍有不整，王氏就严厉地训诫：“子曰：席不正不坐。叔同，你忘了？”叔同于是摆放整齐，才开始吃饭。弘一法师的父亲，是一位既有慈悲济世之行，又有克己修身之德的长者，所以其子才会成为受世人景仰的贤僧。因果如形影，决定相随。智者当思之。

3.清定上师

清定上师（1902－1999），俗名郑全山。浙江三门人，1925年，郑全山毕业于广州大学哲学系，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后进入**中央正训研究班学习，后又考入陆军大学。1937年以后，担任**第四战区党政军训练团上校训育处长、政治部上校主任。1939年，郑全山担任**中央高级党政军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1941年，郑全山在重庆慈云寺依澄一法师剃度出家，法名“清定”，同年冬在昭觉寺受具足戒。

清定法师受戒后，静住昭觉寺藏经楼，每日研习佛法，后又拜在能海上师门下，潜心学修藏传佛教，得阿黎位，深得能海上师赏识。此后于重庆、上海等地弘法，1955年，清定上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二十年如一日，修行不舍昼夜，得到成就。1986年起在昭觉寺出任第十七代方丈，培育僧才，广演经教，直至1999年4月圆寂。他是一位受佛教界尊崇的高僧。

清定上师出生于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他的祖父是有名的“郑善人”，见乡里哪个地方的桥断了就去搭桥，哪个地方的路坏了就填补坏路，并常对儿孙辈说：“为人作事无论如何要给儿孙积些阴德，我们郑家人，多少辈子没有和别人打过架。”他的祖父还在家训中教诫子孙不许闲游放荡。清定上师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居士。其父从不饮酒，行为端正，口业清净，长期吃素，以祖传针灸为业。并且，他的父亲也立有家规：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讼；四、戒攘（偷）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

清定上师的母亲甚为有德，有一年秋天，其家的稻谷黄了，请农民去割稻。有一天其母见贼割稻子，不声不响地避开回到了家，乡亲们觉得很奇怪。后来其母解释说：“都是因为天灾人祸，穷得无法活，才到我家田里偷稻子，应该宽容。”后来作贼的人被感动得革面洗心，亲友们称其母为活观音菩萨。清定上师的父母自用俭省，却以救济无衣无食的穷人为急务。乡村邻里有因丧事无法殓葬的，他的父母就施棺木；有的兄弟分财不均而争诉的，其父母就出钱补助不足的一方，以致感动他们兄弟惭愧而互相推让；对有的儿女不供养父母，清定上师的父母就恭请年老无力的老人到自家吃饮度日，直到把不供养父母的儿媳感动得从其家接回老人。

有一年，三门县受旱灾，闹饥荒，很多乡人无法生活。他的父母又拿出家中储存的稻谷，一部分分给家里有老人、小孩、断炊的穷人家，一部分借给穷人。到了第二年，连受旱灾，歉收，以致上年借谷的人都无法偿还。清定上师的父母并不向他们催债，还招待他们在家中吃饭，当众把乡民借的债券烧成灰烬，对他们说：“我家中节存的稻谷本来是预备受灾时救济大家患难之用的，并不是想囤积图利。现在我把你们欠的债务了结，希望你们不要再放在心上。”

某年，高枧乡又遇了大饥荒，清定上师的父母出尽了大量的家产，办理大规模的施粥，饥民赖以存活的，不下千人。第二年春天，其父母又施出大批的粮种，分赠给贫穷的农民。清定上师就是生长于这样一个积善循礼的人家。若不是父祖的栽培，子孙焉能出贤善之辈。因果之事，宜善思忖。

4.净如法师

净如法师（1905－1991），俗名李子扬，出家后法名净如，号乘来，山西省应城县寨子村人。幼年常随祖父到寺庙中，使他对出家生活十分向往。小时侯在村子里的私塾读书，由启蒙的《三字经》、《百家姓》，读到《论语》、《孟子》。年长之后，随同父兄下田耕作，但心中时有出家之想。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到上海法藏寺，礼机缘老和尚为师，剃度出家，在宝华山受具足戒，继而到宁波四明观宗寺，入弘化学社，学习天台教观。

民国二十年，他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参谒虚云老和尚。在慈舟法师办的法界学院受学，并于五台山亲近能海上师，民国三十六年，净如法师任五台山广济茅篷住持。文ge期间，佛教被迫中止，直到1980年，他又重回五台山，重新担任广济茅篷住持，被选为五台山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85年，他传法于弟子灵空，退居静养。不久他到包头，驻锡华严精舍，每日念佛修持，并诵《华严经》。

1986年初，他到精舍之时尝对弟子说：“我86岁就要走。”弟子们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到了1991年，正是他进入86岁之际，正月十七日下午，安详逝世。世寿86岁，僧腊63年。荼毗后得五色舍利子逾千粒，由此可见他一生的修持。

关于净如法师的家世，他的祖父李清升，信仰佛教，乐善好施，是家乡寺院的护法居士。每年农田耕作的收入，半数以上布施到寺庙中。净如法师的父亲李景城也信佛教，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是循规蹈矩的本份人，且有大舍心，此应是前人厚道有德，方能感染后人戒行严净，成一代之高僧。

我以前读圣贤的故事，隐约感受到，大凡圣贤的出生，其祖先或父母，往往是克己修身或五戒严净的修行人，或是节操无染，循规蹈矩的本份人。比如西方ji 督教，以为圣母玛丽娅终身童贞、肉身升天。但观察世间，往往一些人家，儿孙浮躁放浪，沉迷于玩乐而不读书，及至长大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究其根源，其祖上及父母或有风流放纵，或有败德的劣迹。

倘若做人安分守己，没有隐恶，其子孙即便未能成大器，也不致于放荡不羁，一事无成。不仅世间如此，即在佛法门中，也无例外。印光大师曾说世人只知玉琳国师，道德高迈，悟证渊深，而不知皆由其祖，与其父母，积德所致。试看虚云禅师的远祖和弘一法师的父母，重视佛法戒律及礼制细节，处处循规蹈矩，安于本份，所以其子孙能处处修行严谨，不违佛法，终成受人天钦敬的高僧。愿以此经验与人同分享，期举世皆知修身，以收“垂裕后昆”及佛法兴隆之丰硕。

　

作者: 普见 时间: 2014-1-27 20:16

积善之家,有余庆——记杨荣、施琅、曾国藩、荣毅仁四位之祖德

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国高僧印光大师曾作过这样的阐述：“历观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故孔子之赞《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者，正庆正殃之盈余也。正庆正殃，乃积善积不善之本人受于来生后世，比余庆余殃当超过百千万亿倍焉。人若知此，断不肯以一时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祸害于无穷也。”（《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物犹如此序》）。

类似这样的道理，我在《尚书·伊训》里也读到过。其内容是商王太甲继位之初，辅佐过汤王的贤相伊尹谏训太甲所说的话。其中有一句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说：天帝并没有固定的喜爱和厌憎，作善的人，则降给吉祥，作不善的人，则降给祸殃。文中的“上帝”，大约就是指“天上的王”。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受善、恶、道德等观念的诸多影响，认为对于人间作善或是作恶的，天上的王都会对其施加影响力。可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确是人世间的一个真理。

杨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建文元年参与福建乡试中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少师等职爵，是辅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黄金时代——“仁宣之治”时期的重要人物，死后受赠太师。在今天福建省建瓯市西面的房道乡境内，有一个万木林，它原本是杨荣的祖父杨达卿逢灾年募民“植杉一株，偿粟一斗”营造的人工林。根据明朝杨士奇的《万木图序》一文，我们能够了解到杨荣的祖辈行善积德的感人事迹。

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饥荒无法生活，乡绅杨达卿储藏谷物很多，准备打开粮仓赈灾，但又担心接受施舍的人有愧耻之心。于是，他指着某山对众人说：“如有愿意帮我出力种树的人，种一棵树，我将付给一些粮食。”于是饥民争相出力，受救济的人不计其数。过了若干年，当年种下的树木已经长得很茂盛，杨达卿指着树林对子孙说：“没想到今天这些树木如此茂盛。你们不要仅为了自利，将来要以此树木来修学馆，修佛道寺观。修桥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你们可以送给他。有贫穷而想建房子和死后想要造棺木而没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给他们。”后来这片树林便被官方及杨氏宗族屡加扩大，并奏请朝廷下令封禁，历经六百多年的封禁保护。

到现代，万木林是我国最早（1957年）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世界护林和环保的典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的官员、教授誉为“先人留下的宝贵的自然遗产”，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福建林业学校特定为教学基地。万木林现已成为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教学与森林生态旅游为一体的重要场所。

我19岁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弥，但那时还很无知，关于万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来才知道的。过去常听师父说，那些尊贵显达的人，其祖辈都有异于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孙才昌盛起来。我刚才所讲的关于杨荣的家世，岂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吗？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受封靖海将军靖海侯。施琅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迁入福建，到施琅时已历经16代。施琅的祖父施一举，字玉溪，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施大宣是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施琅是次子。施一举在世时，家道较富足，一生乐善好施，远近皆闻其德。

明朝时，福建沿海倭寇横行，匪患很严重，海边常有尸体漂浮，因浸泡而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资财雇人打捞及掩埋这些异乡的死难者。海边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体拖出，他常加固修缮这些墓地。为此，施琅的族叔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

明万历时，晋江灾荒，施家收入减少，但每逢有人前来借粮，施家仍一如既往地慷慨借出，甚至到了后来连自家都无粮可吃的地步。施一举的夫人许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有一年冬天，一个乞婆流落到施家门口，许氏为她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那乞婆吃饱了想借宿一晚，许氏不但留她宿于家中，还让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举夫妇怜贫惜弱的义举，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当地县志和同时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

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乡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抢劫，可怜施一举在一次避难途中摔断了腿，一只眼也因伤失明。不久后夫妻俩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衰落。在那混乱不堪的岁月里，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时候就有一些异相和奇迹，这让他的父亲施大宣相信是由于自家祖辈行善积德，感动了上天，将来这个儿子或许会出人头地，光大施家，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施大宣曾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并常常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施琅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率清军收复台湾，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康熙皇帝曾将自己的御用袍赐给施琅。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于任职期间，世寿76岁，受赠太子少傅，受赐祭葬，谥襄壮。

施琅的祖父施一举积善的余庆，报应在了孙辈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怎么能说没有验证呢？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担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卫“孔孟圣道”为由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以读书人为骨干的湘军迅速成长，使晚清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军政的主角，位至总督、巡抚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则更多。各地的优秀人才纷纷投奔曾国藩，如数学家李善兰、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从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曾国藩祖上原本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的六世孙出了曾元吉，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勤劳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湘乡等地置有土地、房产。同一般家庭一样，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平均分给了六个儿子，仅衡阳40亩田留作养老。以后到曾元吉的儿子、孙子都很平淡。直到曾元吉的后人中出了一个叫曾玉屏的，这才开始改写曾家的命运。曾玉屏年少时喜欢游玩，性情懒惰，大白天还睡大觉，年长的人讥讽他“浮薄”，将成为“败家子”。后来曾玉屏觉悟改过，35岁开始好好务农，家计也渐渐好起来。

我在《大界墓表》里读到曾玉屏自己说过的一些话，从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为理由，为尊重和祭祀祖先，改变以往没有祠堂的状况，主动和宗族的长者商量，发起建立祠堂并每年定时致祭的倡导。曾玉屏认为自己很早就没有读书，并以此为耻，所以喜欢接待读书人，常愿有学问的宿儒来自己家走访。对有品德的正人君子，他都尊重礼敬，不敢怠慢。对待乡邻族里，“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有邻里争讼的，曾玉屏常出来主持公道，遇到无礼者则厉辞诘责，有时摆酒席请人吃饭，使相争的人“一笑散去”。遇到桥梁道路毁坏无人管的，或是孤寡残疾无助的人，曾玉屏都会及时出钱出力，还认为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后再去做，“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

这位曾玉屏，正是曾国藩的祖父，也是曾国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十七日写给祖父的家书上读到这么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可见曾国藩祖父所做的，不仅仅是对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乡邻，也多有救济，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国藩才发出“孙所知者，已难指数”的感慨。

也许是积德累仁的缘故，曾玉屏的儿子曾麟书首先打破了曾家几百年无秀才的局面。曾麟书考取湘乡曾氏家族中的第一个秀才后，生活在僻居穷乡的曾氏家族子孙中，由此科名大开，出了曾国藩、曾广钧两个进士，秀才、贡生、举人更是多达二十余人。而曾麟书的五个儿子中，显达扬名者，除曾国藩以外，还有一个曾国荃。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是曾麟书的第四子，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称其为“九帅”。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加封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

正是曾玉屏积善余庆所致，才使曾国藩家族如此辉煌。

荣智健，江苏无锡人，1942年生于上海，1959年考入天津大学，“文ge”期间被下放到四川凉山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这段经历磨练了荣智健的毅志），后赴香港发展，现任中信泰富集团董事局主席。1978年，荣智健仅以父亲留在香港的一百万港元的股本金创办爱卡电子公司。1982年，他出售爱卡公司，获得750万美元，四年资产增长56倍，一举成名。自此以后，荣智健屡创经济奇迹。1998年，他以80亿港币身价荣登香港第八富豪。2002年、2004年、2005年皆荣登“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首位。

关于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来却鲜有奉献的人觉醒的感人事迹。荣德生是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开办过面粉厂、纺织厂等一大批产业。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德生富起来以后，他所捐献的公益事业，在当时也可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

先从办学上讲。1906年至1918年期间，荣德生创办公益小学及竞化女子小学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资。从1910年以后及后来创办的公益、竞化各校，均由荣德生和胞兄荣宗敬独立承担经费。1919年至1973年，荣德生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和公益初级中学，办学经费也全部由荣德生承担。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曾是工商中学的学生。后又开办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主持了公益中学的复建工作，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荣德生一生用于办学的经费消耗极其巨大，数十年间开办众多的学校，在当时是罕见的，荣先生办学之精神可谓竭诚无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对道德沦丧的社会十分焦虑，为此他请专人编写了《人道须知》，阐明传统美德和道德修身的轨范，先后刊印三版，免费捐赠给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弘扬道德文化。1012年，荣德生设想建立一个图书馆，向农村青少年免费开放，作为办学的一种补充。他花巨资购书，1916年创立大公图书馆。到抗战前夕，大公图书馆已收藏古籍18万卷。

对于荣德生发心建图书馆的目的，《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跋》中作了回答：“德生为本乡社会教育计，已设男女初高小学凡八处，于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补助。居恒相聚，仍窃议社会之不良，而忧无以教育之。民国四年春，乃定筑一小小图书馆，本无我之旨，命名大公。”荣德生本人则说：“外人不明此意，以为粉厂要如许书籍何用，不知购存为大众计也。”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后，其子荣毅仁根据父亲生前遗命，将大公图书馆及荣德生的私人藏书共计十一多万册，全部捐献给无锡市图书馆。

另外，荣德生还修建园林，免费供人参观游览。1912年，他开始建造梅园，梅园占地81亩，建成后成为无锡著名的风景区。荣德生在捐桥捐路方面的贡献，更是不可胜数。1914年，荣德生出资修建长近九公里、路面宽九米的开原路，这是当时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1918年，他又出资捐建全长3.8公里的通惠路，同时捐建惠农、惠工、惠商、惠通四座桥梁。另外，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荣德生倡议和捐资修筑。至1929年，他已先后筑路八十余里。荣德生还联合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人士，发起成立“千桥会”（后更名为“百桥公司”），专门用以捐助地方修建桥梁。荣德生多次捐出资金，用于“千桥会”新建、助建、改建桥梁共102座，其中有名称的桥梁88座。对于主要桥梁，荣德生还亲赴现场勘测水流、探查土质、试验桩木等。

我以前每年去无锡太湖鼋头渚的广福寺时，都要经过新老两座宝界桥，这里面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在1934年，时逢荣德生先生六十寿诞，他捐出亲友馈赠的寿仪六万余元，作为在蠡湖建桥的资金，以完成他造福家乡的夙愿。桥长375米，是当时无锡最长的桥。此桥建成时，荣德生欣然命名为“宝界桥”。荣德生曾经对在江南大学任教的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

这座老桥钢筋水泥结构，现在仍然结实牢固。我2003年就曾在这座桥上和传修法师一起放生。此桥建成的60年后，荣德生之孙荣智健，捐资3000万元，在老桥东侧十米处，另建新宝界桥，桥长390米，于1994年建成。“新老宝界双桥”的故事在今天的无锡是一个美谈。

荣德生一生积德行善，所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他还开办平民习艺所、孤儿院、残废院、妇女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发起救济苏北水灾等。当年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积德颇深”，所以荣家能够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几代人皆能建功立业。如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是荣德生的儿子，自己开拓一片新天地的当代中国内地首富荣智健，是荣德生的孙子。

在海外的荣氏后代，则有拥有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荣智鑫。荣智鑫的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是德国商界女强人。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家“智”字辈的人数众多，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传承荣家商业辉煌的坚实力量。

荣德生致富以后竭诚积善，他的子孙后代有“余庆”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和荣德生同时代的那些闻名全国的达官贵人、富豪，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默默无闻，不能再立新功，重现祖辈的辉煌。我想，荣家满门昌盛应该算是《尚书·伊训》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最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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