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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于丹《读<论语>心得》 [打印本页]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9-13 12:02     标题: 于丹《读<论语>心得》


    注：在网上，于丹老师讲“《论语》心得”的版本有好几个，本文采用“整理本”，和央视“录播本”略有不同，特此说明。



                         
                            《读<论语>心得》全集



                                                               于 丹


　　
                                                       第一章  为人之道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
　　常言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活一世，毁与誉，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的。名气越大，越是难以避免。今天把你捧上了天，明天又将你狠狠地踩在脚下。岂只是活着的人，即便是盖棺之人，也难以定论。
　　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孔子一直为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顶礼膜拜了2500多年。五四时期，又被打翻在地，叱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及至“文化大革命”，又被再踩上一脚，在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真可谓无常世道，险恶人心。
　　然而孔子还是那个孔子，加诸其身的毁也好，誉也好，又与孔子及其思想本身何干？
　　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别人的攻讦也好，吹捧也罢，全不必当回事的。假如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了，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目的。就拿孔子本人来说吧，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们之所以如此推崇他，不过是利用他的学说，用以禁锢民众思想，作为巩固其阶级统治的工具罢了。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在狂贬的那个人未必就真有那么坏，大家都在狂捧的那个人未必真就那么好。因此于人于事，切勿轻信盲从，须得经过自己的考察判断再下结论。明白了此中道理，对于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也就见而不怪了。
　　一般而言，毁谤的产生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误解、嫉妒、别有用心的恶意诋毁。对此，孔子有这样的名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所不能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乎！”别人不了解你，嫉妒你、攻击你，你也不恼怒，而是时常反省自己，我还有哪些不足之处？与其浪费时间去反击别人的指责，倒不如埋头做自己的事。不怨天，不尤人，努力充实和完善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赞也好，贬也好，嘴巴是生在别人身上的，谁都有说话的权利，岂是我能左右得了的？对于别人的评说，套用《论语》里的一句名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至于有些无聊的家伙，你越理他越来劲，倒不如笑骂由人，随他去。很多时候实在是没道理可讲的。
　　孔子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见解与感悟，他说：“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像水一样暗中浸渍的流言，以及切肤般的诋毁和诬陷，在你这里都行不通，那你就可以称得上是知事明理，境界高远的人了。
　　《论语》里有这样一则故事，鲁国有个名叫叔孙叔武的人在朝廷中说孔子的坏话。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真的圣贤，如日月之华，恶意的毁谤对他无伤分毫，倒是那些不自量力毁谤者自取其辱罢了。


　　承诺别人不可轻率，尊重别人要发自内心
　　在这里，有子提出两个观点，一个是信守诚诺的标准，一个是尊重别人的基本标准。
　　前者，诚诺必须要适宜，不能超出能力所及的范围，如果答应别人的事情超出了自己的能力，那就失去了“义”，是对人对己都不尊重的事情。这是因为为人做事或是帮忙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如果成本的支出超过你的预期，那么你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有一个笑话，孩子问父亲：爸爸，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父亲严肃的回答：是诚信。孩子，做人一定要讲诚信。孩子接着问：那么爸爸，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诚信呢？父亲谆谆教导道：不要许诺，那么你就不会失信于别人。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道出了信用成本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一个人答应别人的时候过于轻率，那么他就有可能落得个“轻诺寡信”的结果，三国时的袁绍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劣评，所以才导致了众叛亲离，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差一点性命也一同丢掉。可知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谨慎，但一旦答应了别人，那么就要踏实地做到，唯其如此，才能够有效地积累起你的信用资源。




　　只有不轻易许诺的人，才是最重视诺言履行的人。
　　我们自身的能力制约了我们不能够轻诺寡信。而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又决定着我们能否赢得尊严，这是有子教导我们的第二件事——如果我们对别人不够尊重，过于亲昵或是不拘小节，随时都有可能为我们带来耻辱。
　　三国时代的名将马超，就曾经因此而遭到了羞辱。
　　马超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武将，武艺超群，他有一个称号叫锦马超。曹操在西凉战役之中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脱掉衣服，割掉胡须，才逃得一条性命，由此可知马超的勇猛，在当时实无人可与之相比。
　　后来马超投奔了西蜀刘备，刘备大喜，当即任命马超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马超见到刘备对待自己这么优厚，顿时得意万分，就疏忽了对刘备的礼节，和刘备讲话的时候常直呼刘备的名字，称之为玄德，刘备也不在意。
　　但是，马超的态度却让与刘备出生入死的关羽非常生气，于是关羽请求刘备杀掉马超，刘备不答应。于是张飞说道：像马超这种情况，必须要用礼节开导他才行。
　　于是，隔日刘备会见诸将，关羽和张飞同时拿着武器站立在刘备身边。马超到了之后，大摇大摆地入座，但见不到关羽和张飞的座位，突然发现他们两人神色肃然的侍立在刘备的身边，大吃一惊，从此才知道此后应该尊重刘备。
　　虽然有“大丈夫不拘小节”之说，但尊重别人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素养，只有真正从内心尊重别人，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承诺别人不可轻率，尊重别人要发自内心，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学问。


　　宽容别人等于善待自己
　　孔子说，看一个射箭手技术的高低主要是看他是否射中了靶心，而没有必要非要到靶子后面去看看他是否射穿了靶子没有。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我们对人，不要太过苛求，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心情愉快，和睦相处。
　　《红楼梦》中的宝钗在宽容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在《红楼梦》中，黛玉、宝玉和宝钗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宝玉和宝钗亲近，黛玉一向心怀不满，因而把宝钗视为自己的“情敌”，倘若抓住了机会，黛玉总要对宝钗针砭一番。在这个问题上，宝钗表现出了大度的宽容，对于黛玉的醋意、敌意，她不予理睬；就算对于某些讽刺挖苦，她也只是适当地回敬。但是，一旦宝钗抓住了两人和好的转机，就会努力争取与黛玉和解，以从根本上消除黛玉的敌意。
　　有一次，贾母让各位姑娘猜拳行令随意玩乐，黛玉无意中说出了几句《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艳词”，这引起了宝钗的注意。在当时，这两种剧本都是禁书，黛玉这样的名门闺秀怎可读禁书，说艳词?这会被人指责为大逆不道。尽管当时在座的人并没有听出来，但却瞒不过宝钗。按理说，平时受够了黛玉气的宝钗完全可以在当面或背后把这件事向众人揭露出来，奚落黛玉一番。但是聪明的宝钗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她与黛玉化干戈为玉帛的契机。
　　事后，宝钗在背地里叫住黛玉，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尚未出阁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黛玉一听，吓了一跳，知道她在说酒桌上说艳词的事，就赶紧向宝钗求饶：“好姐姐你别说与别人，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宝钗见黛玉满脸羞红，也就不再追问，反而开导她今后在这些地方要小心谨慎一些，以免授人以柄。宝钗这一番真心真意的关心说得黛玉垂下头来吃茶，心中既感激又信服，心想自己平常刻薄待她，她对自己还是这样好，也就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的过失。
　　聪慧的宝钗为我们做出了宽容的榜样。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处理方法，如果真的有一个像黛玉这样屡屡讽刺挖苦、给我们气受的人，我们是断不能一味忍让的。平常忍一忍还可以，倘若有机会抓住了他的小辫子，一定要狠狠地出一口气。但是宝钗却十分清楚，黛玉与她同居大观园，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近旁树立一个敌人只会招来更多的气，而化敌为友就大不相同了。于是，她把本可以掀翻对方的把柄变成了与对方和好的橄榄枝，用真诚与宽容换取了黛玉的信任。适可而止，给对方留下余地，并通过巧妙的交际手段化敌为友，是解决受气问题的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

　　再来看下面这两则故事：
　　春秋时，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当时是晚上，大殿里点着烛灯，正当大家酒喝得酣畅之际，突然一阵风把烛灯吹灭了。这时，庄王身边的美姬“啊”的叫了一声，庄王问：“怎么回事啊?”美姬对庄王说：“大王，刚才有人非礼我。那人趁着烛灭，拉我的衣襟。我扯断了他帽子上的系缨，赶快点灯，抓住这个断缨的人。”
　　庄王听了，说：“是我赏赐大家喝酒，酒喝多了，有人难免会做些出格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兴。”群臣100多人马上都扯断了系缨而热情高昂地饮酒，尽欢而散。
　　过了3年，楚国与晋国打仗，有一位将军常常冲在前边，勇猛无敌。战斗胜利后，庄王感到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系缨的人。”
　　同样是春秋时期，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秦穆公的一匹良马被岐下300多个乡下人偷着宰杀吃了。秦国的官吏捕捉到他们，打算严加惩处。秦穆公说：“我不能因为一条牲畜就使300多人受到伤害。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对身体会有害。赏他们酒喝，然后全放了吧。”
　　后来，秦国和晋国在韩原交战。这300多人闻讯后都奔赴战场帮助秦军。正巧穆公的战车陷入重围，形势十分险恶。这些乡下人便高举武器，争先恐后地冲上去与晋军死战，以报答穆公的食马之德。晋军的包围被冲散，穆公终于脱险。
　　这虽然仅仅是一则则小小的故事，真实性无法考证，但是读后却让我们的心为之一颤，可见宽容给人的心灵以怎样巨大的温暖和感动，以至经年不忘！
　　但凡聪慧的人都是会宽容别人的，因为宽容别人的同时，其实是在帮助自己。人生在世，总是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总难免会产生各种不快与摩擦，怎样处理，怎样对待，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方法了。可能有的人会斤斤计较、牙眦必报，而有的人则以一颗宽容的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笑而过罢了。两种态度，自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那就是别人反过来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宽容别人了，别人就会宽容我们，善待我们；而我们对别人苛刻，别人也会反过来以更加恶劣的态度来回击我们。由此看来，我们宽容别人，其实是在宽容自己。
　　让我们用宽容对待身边的人吧，这不是消极或懦弱的表现，而是真正的丈夫之为，是君子之度，是大家之风。不要等到曲终人散再去独自面对远山和高远，不要等到遗憾满怀再去感叹人生多舛。
　　不论在家庭还是在生意场上，都需要我们适时地对他人宽容一些，宽容是一种豁达的风范，宽容也是一种幸福。我们饶恕别人，不但给了别人机会，也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我们也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宽容更是一种财富，拥有宽容，是拥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它在时间推移中升值，它会把精神转化为物质。它是一盏绿灯，帮助我们在工作中通行。选择了宽容，便赢得了财富。
　　宽容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在处世中不搞唯我独尊，对不同的观点、行为要予以理解和尊重，即使自己有理，也不能咄咄逼人，得理不让，把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强加给别人，要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宽容别人，才会给自己带来广阔的天空。
　　宽容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待到你的勇敢战胜了一个个困难，你的慎重一再避免了失误，你的真情融化了别人心头的坚冰，你的灵活使我们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你的让步给双方带来了广阔的天地，你的赞美得到了公众一致认可，人们便会更加理解你、信任你。
　　人与人之间需要宽容、需要理解。宽容是催化剂，可以消除隔阂，减少误会，化解矛盾；宽容是润滑剂，能调节关系，减少摩擦，避免碰撞；宽容是清新剂，会令人感到舒适，感到温馨，感到自信，感到世界的美。




　　宽容别人，首先要学会宽容自己。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自己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你不小心跌倒了，不要趴在地上懊悔，应该站起来擦亮眼睛继续往前走；路走错方向了，不要停留在原地转圈，要迎着日月星辰，明辨方向不动摇。别人不理解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高山不理解流泉，设置了许多路障，泉水却永不停歇，绕过顽石，跳下断崖，变成了飞瀑，变成了大江，奔向浩瀚的大海。船不理解岸，总要离去，但岸总是等待着，永远张开宽大的臂膀迎接船的到来。太阳不理解月亮，不喜欢她惨白的光，月亮却永远追随着太阳，当太阳落山后，她却用淡淡的柔光照亮整个黑夜。


　　你就是自己的上帝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但是接受别人的帮助也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一味地依赖他人，因为别人的脚步注定是别人的去处，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才是属于自己的路。
　　《西游记》是一部家喻户晓的长篇神话小说，唐僧与他的三个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真经的故事虽为虚构，历史上却有一段相关的真人真事。
　　历史上的唐僧姓陈，法号玄奘，13岁就出家当了和尚。唐僧从小好学，为了钻研佛经，他周游了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寻访有名的佛学大师。可是佛教宗派很多，佛经的译文错误也很多，解释的经义往往互相矛盾。于是，他决心亲自到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半岛）去查个水落石出。
　　唐朝贞观年间，政府禁止私人随便出国。凡出入国境都要得到国家批准。627年8月，唐僧向政府申请出境，遭到拒绝。决定西游的唐僧便夹在商人中间混出了玉门关，单人匹马地踏上了西行的征途。那一年，他才28岁。
　　过了玉门关，进入了一望无际的莫贺延，莫贺延是现在西安到哈密之间的大沙漠，有800多里长，又称800里流沙。白天“炎风如火”，夜里又“寒风似刀”，气候变化无常。茫茫黄沙之中，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地上连小草也不长。
　　一路上，经历了饥渴难耐、精疲力竭等种种艰难困苦，唐僧孤身一人，只有一堆堆白骨和驼马粪当路标，引导他前进。
　　经过一年多的跋山涉水，唐僧于第二年夏天进入了天竺境内。那时候，印度半岛上有70多个国家，唐僧游历访问了20多个国家及许多的佛教圣地，并到了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唐僧在这里潜心苦学了5年，认真地学习了寺里所藏的各种经书，取得优异的成绩，成了天竺闻名的第一流佛学者。
　　然而，唐僧并没有因此而自满，后来，他又到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各处游学，访求名师，两年后重返那烂陀寺，开始在寺内讲经。
　　那个时候，戒日王朝盛极一时，戒日王是天竺威望最高的一个国王，他在都城曲女城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佛经辩论会。辩论大会到会的有天竺18个国王，3000个深通教义的高僧，还有那烂陀寺僧徒1000多人，婆罗门教和其他各界人士2000多人，再加上随从人员，总计不下1万人。唐僧是这次辩论会的主讲人，称为论主。他在会上宣读了他用梵文写的论文，大家都被他的精辟论述惊服，18天的会期，无一人能驳倒他的论点。大会结束时，戒日王送给他数以万计的黄金白银及价值不菲的僧衣，并让他骑着装饰华丽的大象，绕场一周，围观群众欢呼雀跃，学有所成的唐僧成为天竺极负盛名的人物。
　　唐僧离国已久，思乡之情日渐迫切，他拒绝了天竺人民的盛情挽留，带着600多卷佛经，启程回国了。
　　当唐僧回到长安时，人们听说这位不远万里、不辞辛苦到佛国去探索佛教真谛的大师取回了真经，都兴奋地传递着这个消息，整个长安都轰动了。前来观看的百姓人山人海，排成了几十里长的队伍。
　　唐太宗闻讯非常高兴，在洛阳亲自接见了唐僧，并听他讲述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于是要求他把这些见闻都写下来，《大唐西域记》就这样诞生了。
　　唐僧从洛阳回到长安后，马上组织各地高僧着手翻译佛经，长安大慈恩寺内的翻经院是专供他们翻译佛经的场所。经卷收藏在唐僧亲自设计修建的大雁塔里。大雁塔至今还屹立在西安市内，成为古都西安最显著的标志。
　　为了翻译佛经，唐僧经常“三更暂眠，五更又起”。他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19年，译出佛经74部，共1300多卷。后来，唐僧所译佛经的原本在天竺散失了，他的译本就成为研究印度古代文化的珍贵史料。
　　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成功始于自己，成于自己。就像唐僧，如果他不亲自历经千难万险到天竺去求取真经，他能够学到那么多的佛教知识吗？能够取得那么高的荣誉吗？
　　凡是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成功的人，他们都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不懈的努力取得最终辉煌的成果的。依赖他人终不可取，即使别人帮得了你一时，也帮不了你一世。而且，过份地长久地依赖别人，会导致我们自身能力的退化。路，必须靠自己的双脚去走；成功，也必须用自己的热情与智慧去创造。
　　刘墉曾经说过，虽然不见得一分耕耘能换来一分收获，但是耕耘多的人总能有较多的收获。就好比守株固然可能碰上一只自己撞上来的兔子，但绝不可能比得上主动出击的猎人更有收获。
　　下面是童话小故事：
　　小蜗牛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就要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而毛毛虫和蚯蚓却都没有？
　　妈妈说：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来保护！毛毛虫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蚯蚓会钻土，
　　大地会保护他啊！小蜗牛哭了起来：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护，大地也不保护。妈妈安慰他说：所以我们有壳啊！我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是啊，不靠天，不靠地，我们靠自己！这是多么简单却铿锵有力的一句话啊。“自助者天助”，上苍总是愿意帮助那些自力更生的奋斗者，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为自己定立下明确的人生目标，然后积极地投身到实现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去。如果你很聪明，可是你总是不愿意付出辛劳去脚踏实地地做事情，总是希望有人能够代替你去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任务，总是希望有人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而使你一夜之间飞黄腾达起来，那么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连上帝也很无奈，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成功，一切只能靠自己。只有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才有资格谈人生的真谛；只有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才会给我们以真实的人生教益；只有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才能跳出人生的苦难；只有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才能博出辉煌的未来。


　　低调做人不张扬
　　孔子认为，只有做到了别人不理解我我也不郁闷的人，才可以安心于自己的学习和事业；而那些唯恐自己的才能被人低估，总是迫不及待地替自己宣传造势，甚至不惜夸大其辞，其命中注定是要有劫难发生的。
　　三国时期的马谡，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才最终走向不归路的。
　　在三国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马谡也并非无能之辈，事实上他的才干在当时众所公认，并因此而得到了一代名臣诸葛亮的重用。可是马谡还是不知收敛锋芒，言辞夸大，以致于刘备评价他说“言过其实“，并在临死前叮嘱诸葛亮不可重用马谡。
　　但是诸葛亮还是犯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最终被马谡的言辞所迷惑，在一次与魏国司马懿对阵之时，派了马谡去守战略重地街亭，结果马谡主观臆断，死读兵书，临阵不知变通，把自己的军队陷于绝境之中，终致街亭失守，也害得没有准备的诸葛亮不得不用空城计对付司马懿的大军，最终马谡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掉脑袋的代价。
　　反观东吴大将吕蒙和陆逊，其为人行事风格恰恰与马谡相反，他们不是担心别人不了解他们，而是有意低调做人，潜藏起自己的才能不使人知，让人低估自己而终于取得了成功。
　　当时吕蒙任汉昌太守，与关羽所管辖的公安、南郡地区边境相连，而关羽的勇猛如日中天，更是一直有心兼并吕蒙的地盘，只是因为吕蒙的智慧与能力不可小视，所以关羽才迟迟没有动手，而是分兵攻打曹操所占领的樊城，并留下强有力的兵将守卫公安和南郡。
　　吕蒙了解到情况之后，就定下计策，假称自己身体有病，另派了没有名气的青年将领陆逊替代自己的职位。而陆逊到任之后，就以后辈的身份写信给关羽，言辞谦卑，迷惑了关羽。于是关羽更不将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放在眼里，就将留守公安与南郡的重兵调往樊城，共同攻打曹操。这时候吕蒙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精兵，扮做客商顺江而下，将关羽所设在沿江的哨兵全部擒获，续而发兵直取公安与南郡，守城的军将措手不及，连吃败仗的情形之下，只好开门投降。
　　关羽闻报，大吃一惊，急忙率军风风火火往回赶，却又在麦城中了吕蒙的埋伏，一代名将，就这样丧送在最了解自己的对手手下。
　　在人生的旅途中，所有的事业都是建立在“人不知而不愠”的情形之下，越是“人不知”，就越是有利于有为之士建功立业。
　　纵观历史成败得失，举凡伟大的事业，都是最低调的人生所成就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急于让别人承认自己，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一种“不受重视”的失落感觉，越是你的才能得不到承认，就越是磨砺你的志向，养成你的个性，弥补你的缺陷和不足的最好时机。
　　孔子教导我们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道理就是这么浅显。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不断地学习并体会到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乐趣，学习朋友的长处并获得朋友们的帮助，低调沉稳，不事浮夸，宁肯让人低估自己而避免犯下大的过失，也不可以因为过于张扬而导致人生的惨败，则事业的成功与人生的基业，也就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不要高估自己而轻视别人
　　孔子认为颜回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因为他不显山露水，不卖弄聪明，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愚笨，其实却很聪明。俗话说，深水流静。意思是说，只有浅浅的小溪才会水声“哗哗”；无声的水流常常深不可测。《道德经》中也有句名言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与其夸夸其谈地卖弄小聪明，不如闭上嘴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在这一点上，颜回应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但是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些人，总是会因为过于高估自己而忽略了尊重别人，却不想想一个人只凭自己的才能是成就不了事业的，任何事业都是许多人合作而完成，如果你不知道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闭上嘴巴，或者是在心里缺乏对别人的敬意，那么你的事业必然是一无所成。
　　唐代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温庭筠，原是宰相温彦的后代，他才思过人，名辞佳句传遍天下，但是他一生落魄坎坷，屡试不第，时乖命蹇，造化弄人，只好流落于江淮之间，潦倒一生。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懂得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结果是空误了满腹才情，终其一生一事无成。
　　温庭筠在诗文词赋上费尽了苦心，但他不注意自己的穿着仪容，嗜酒好赌，经常与一些无赖子弟聚赌生事，动辙喝得醉熏熏，因为他的形象不堪入目，人送外号“温钟馗”，由此可知他是多么不注意修身。虽然温庭筠小节不修，但江淮的一个官员姚勖却非常怜惜他的才华，送给他一笔银子，用以资助温庭筠求学上进。不想温庭筠却把这些钱全都花在了寻花问柳上，虽然是文士风流，但终究有负姚勖的期望。于是姚勖非常生气，就把温庭筠叫来打了一顿板子，希望温庭筠能够改过自新。
　　但这顿板子，却没有让温庭筠改悔，反而因此送掉了姚勖的性命。
　　温庭筠有一个姐姐，非常疼爱自己的弟弟，她认为弟弟之所以屡试不第，就是因为姚勖惩罚了他的缘故，所以有一次姚勖去拜访她的丈夫的时候，她冲出门来，抓住姚勖破口大骂，姚勖受此羞辱，连气带病，竟然活活气死了。
　　实际上，温庭筠屡试不第，与姚勖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他考试的时候喜欢作弊。以他的才情，别说是作弊，就算是闭着眼睛，也能中举。可是他每次答完了自己的试卷之后，就替别的人考生答卷，而且是一答就是数人，所以他又有一个“救数人”的外号。考官沈侍郎虽然知道他不守规矩，但还是不忍心因此而失去这个人才，就有意将他的座位单独安排，但温庭筠习性不改，竟然一次性的给8个考生口述答卷，到了这种地步，考官只能剥夺他的进士资格。
　　当时皇帝非常喜欢《菩萨蛮》的曲调，宰相令狐绹为了投其所好，就把温庭筠的的作品假充是自己所作，送入宫中，并叮嘱温庭筠万不可以说出去。但是温庭筠前脚离开令狐绹的门，后脚就到处宣扬这件事，让令狐绹丢尽了颜面。而后温庭筠又讥讽令狐绹，说他没学问没文化，令狐绹心里虽然生气，但他毕竟不是无赖小人，只是贪名而已，所以事后并没有报复温庭筠，仍然视他为朋友。
　　可是温庭筠却因此而憎恨令狐绹，恨他不让自己中举，于是有意回避令狐绹，继续酗酒闹事，结果触犯禁令，被巡夜的虞候抓住打断了牙齿。于是温庭筠又去找令狐绹哭诉，令狐绹闻知大怒，就命人将打伤温庭筠的虞候拘来，替温庭筠出气。不想却被虞候如实说出了温庭筠当时的丑事，从此温庭筠的污秽行为传遍了天下。温庭筠的仕途进取之路，就这样被他自己亲手断送了。
　　像温庭筠这样恃才傲物，但却不明白做人处事的基本道理，凡事只论人过，闲时招惹是非，是社会上人之生存的大忌。所以当子张问起如何在官场上谋生的时候，孔子指点他说：凡事要多看，多学，多经验多体会，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疑问，任何时候也不可以轻率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因为你任何形式的表达都有可能引发同事的不安心理，所以少说话，多用两只眼睛看，是人生成功的不二法门。
　　在这里，孔子是以评论弟子颜回的方式所表达出的这种思想。颜回不与人逞口舌之利，那是因为他在内心之中尊重别人，任何事情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出发，摒除内心中的反感、厌恶与好胜争强等情绪，能够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见的结果。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通常会把自己估高，比如有些人根本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却不愿意干简单普通的工作，又比如许多大学生刚刚毕业就以为自己是人才了，就希望社会能争相高薪聘请，有时甚至有单位来聘用还挑三捡四不愿意去，宁愿什么也不干，也不愿意像其他普通劳动者一样去工作。如果这些人领会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不好高骛远，不管什么工作都能踏踏实实地去干，愿意从小事做起，向做大事努力，自然会有发挥特长的机会，也许还能减少许多无谓的精神烦恼。


　　宽和待人，不与人争口舌之利
　　孔子认为，不与人争是一种君子的修为，是一项基本的处世行为。世上事真的很难说，当你以为辛辛苦苦争到手了，有时却意味着更大的失去。人与人是没有可比性的，有时你用一生的心血去追求一个目标，也许别人用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你争了一辈子，终于成了山上的一棵小树，而你不争，则可能是山下的一棵大树，你愿意做山上的小树还是做山下的大树？你能说得清是山上的小树高还是山下的大树高呢？
　　武则天掌握国政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娄师德，他的弟弟任代州刺史，即将上任，娄师德对他说：“我位至宰相，你又任州官，受皇帝的宠幸太多了。这正是别人所妒嫉的，你打算怎样避免这些妒嫉呢？”
　　娄师德的弟弟跪在地下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朝我的脸上吐唾沫，我自己擦去算了，决不让你担忧。”
　　娄师德面色严峻地说：“这正是我所担忧的。人家向你吐唾沫，是恨你，如果你将唾沫擦去，正违反了吐唾沫的人的意愿，只会加重他对你的愤怒。应该不擦去唾沫，让它自己干，这样笑着接受它。”
　　这就是历史上唾面自干的来由。而娄师德奉行唾面自干的人生哲学，也是非常贴切到位的。
　　娄师德曾有一次与李昭德外出，因为他身体肥胖，不能快步走路，李昭德认为他太慢了，就埋怨道：“被种田的粗人给耽搁了。”娄师德听了这话却一点也不生气，笑着回答说：“我不做种田人，谁去做呢？”
　　娄师德不仅有着唾面自干的风度，对待手下官员，也是非常的宽宏大量。有一年闹旱灾，求雨要表示出诚心，按照惯例，一律禁止屠宰，以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
　　适逢娄师德去陕县视察，当地官员为了奉承他，就叫厨子拿羊肉给他吃。娄师德见了，就责问厨子：“你们为什么要违背朝廷法令而杀羊呢？”
　　厨子解释说：“回大人的话，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被豺狼给咬死的。”
　　娄师德听了，心花怒放，说：“这只豺狼倒是蛮懂得礼节的吗。”
　　过一会儿，厨子又上了红烧鱼。娄师德皱起眉头，问：“朝廷法令，求雨斋戒期间，猪羊牛鱼，一律不准宰杀，你们怎么敢抗令捕鱼？”
　　厨子回答道：“回大人，这鱼不是我们捕的，也是豺狼咬死的。”
　　娄师德听了大笑道：“你这个傻瓜，为什么不说是水獭咬死的呢？这样就不会露出马腿来了。”
　　后来梁国公狄仁杰做了宰相，他非常鄙夷娄师德，认为这种唾面自干的人性格鄙污，不屑于与之共事，几次三番想把娄师德排挤出朝廷，让他去边关打仗。娄师德却安之若素，不与狄仁杰相争辩。后来武则天就单独召见了狄仁杰，向他出示了一封推荐他做宰相的推荐信，而这封信恰恰是娄师德所写。然后武则天这才对狄仁杰说道：“我之所以用你，是由于娄师德推荐了你，娄师德的确知人善用啊！”
　　狄仁杰为此感到非常羞愧，感叹的说道：“娄师德道德高尚，我是他所推荐的，我知道我远远赶不上他。”
　　娄师德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孔子寄望于后世的大智慧。
　　这种大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时候也不与人争口舌之利，哪怕是再无礼过份的事情，但只要我秉持公正，宽和待人，纵然是污辱又怎么可能伤害到我呢？
　　知诚信，讲诚信，做诚信人
　　自古以来，诚信一直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只有诚心诚意、遵守诺言才能有机会立足于社会。诚信是最宝贵、最高尚的一种品质，一种责任，一种道义，一种准则，一种声誉，一种资源，更是不失信与别人的最基本人格。在中国古代，“仁义礼智信”被视为做人的五大基本准则，其中，“信”讲的就是诚信、信用。
　　明朝刘基在他的《郁离子》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商人在过河时，船被礁石撞破，他大呼救命，并向周围的人许诺：“谁能救我，我将付他100两金子。”一个渔夫就救了他。商人上岸后，只给了渔夫8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讲信用，商人却训斥渔夫贪婪，渔夫只好作罢。后来，这个商人在乘船时又遇上险情，他还像上次那样呼救、许诺。碰巧上次救过他的渔夫也在旁边。但是渔夫没有去救他，反而告诉周围的人：“这个人言而无信！”人们听了渔夫的话，谁也不肯去救商人。这位商人就因不守信用而丧身，给自己带来了灾祸。一个人不遵守承诺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甚至可以丢失自己的性命。所以，诚信既是我们自身修养的根本，也是我们取信于他人的必经之路。
　　诚信不意味着愚笨，它意味着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生活、对待人生。


　　天生我材必有用
　　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出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自己应有高尚的道德和突出的才能，只要具备了这些就会受到重用。诗坛豪杰李白在《将进酒》中，留下了不朽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与孔子所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意思。天生下我们，就应该是有用的；也可以说，天生我们人类，就应该是有用的；如果再引申一步，天生动物，天生植物，天生所有生命，都是有用的。它们的存在，就说明有用。因此，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可以这样说，人的出身并不重要，出身再卑微的人也不要有自卑意识。重要的是你自身要有才能，并且你还要深信，自己的才能总会派上用场。上苍让你这样一个人诞生于世，绝不是毫无理由的，完全是因为这个世间需要你这样一个角色才派你来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位置，并发挥作用。
　　可以想象李白说此语时的飞扬神采和洒脱豪迈！老天既然生下“我”来，就必有所用。其实他一生并不顺利，但是贵在有这种自信，所以才能成就大业。细想一下，每一个人，不论男女、无分胖瘦、不管求学多少、不理贫富贵贱……虽路途平坦崎岖有别，但只要努力，不被困难吓倒，每个人必有其用武之地！李白有过情困、有过无钱的拮据、有过失去朋友的怅惘、有过失业的无奈、有过贬官的打击……但是他豪爽乐观，唱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响亮声音，而且还潇洒自信地进取，怎不让人钦敬感慨！
　　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后天的命运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关键看我们如何去认识自己的现实条件，并且是否能够选择一种正确的途径，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理想中的境界。苏秦是东周洛阳人。他曾在东方的齐国拜师学艺，后跟随鬼谷子先生习艺，在外游历多年。他走了好多地方，人家都不肯用他。他先去请求周显王，说明自己学过一些治国的本领，可是周王身边的大臣都嫌他出身寒微，看不起他。后来苏秦到了秦国谋求发展，秦惠文王不喜欢任用外来的客卿，苏秦只好又离开了秦国。他出外两年多，衣服已破烂不堪，走了好些地方，却没有一处肯留用他。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气馁，也不放弃追求，而是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于是决心苦读。他相信只要学识丰富了，有了治国的本领，秦国不用我，自有用我的地方。抱着这种决心，苏秦日夜苦读，一年多以后，他把姜太公的兵书读通了，又读了一些医、农、经济的书。还把古代法令、诏诰等典籍方面的书也读了，然后又对各诸侯国的山川、河流、物产等情况，做了细心的研究，并着意揣摩天下大势。
　　一日他忽然豁然开朗，想出了“合纵之策”。苏秦认为当时国与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但有一层脉络清晰可见，那就是西方的秦国正在日益壮大，其趋势必然是吞并六国。东方六国要想摆脱被吞并的厄运，只有携起手来，签约合纵以抗暴秦。于是他就出游燕、赵、韩、魏、齐、楚诸国，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各国国君陈述。他从各国的山川险隘、兵员物产，说到秦国日益强盛，威胁各国统治，进而提出联合抗秦的具体措施，终于逐个说服了六国君主，使各国结成抗秦的统一战线。他本人也由此佩六国相印，一时名扬天下。
　　苏秦的成功，得益于他富有信心，敢于向命运挑战，认准一个目标，以一种钉子般的强劲和韧劲，锲而不舍，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精神成就了无数向命运挑战的历史名人。
　　曾看到过关于美国残疾网球选手罗吉的事例，读后让人深有感触：
　　罗吉刚一生下来，就患了一种新生儿无指症，这是很罕见的新生儿疾病。医生说罗吉可能永远无法走路或照顾自己。然而罗吉的父母却教导他说：你残疾的程度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残疾。
　　罗吉的父亲一直都鼓励罗吉运动，他教罗吉如何打排球。在罗吉放学后，便在后院教他打橄榄球。罗吉12岁时，便在学校的橄榄球队占有一席之地。每场比赛之前，罗吉会在脑海中想象他得分的美梦，然后有一天他真地逮到机会了！球掉到他手臂上，他用义肢尽其所能地向得分线奔去，他的教练和队友都疯狂地欢呼，但有一个敌队的球员在10码线上追上了罗吉，他紧紧抓住罗吉的左足踝，罗吉试着要抽出他的义肢，但相反地义肢却被拔下来了！罗吉当时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裁判跑过来，手在空中大力一挥，告诉罗吉：加油！得分！虽然最终罗吉没能取胜，但他对于运动的热情却丝毫没有有减少，而是与日俱增。
　　但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便是旋转网球拍，美中不足的是，当他转拍子转得很快时，他无法紧紧地握好拍子，所以拍子常会掉下来。后来罗吉在一家运动用品店里意外地找到了一支看起来很古怪的球拍，当罗吉拿起这支球拍时，他出乎意料地刚好把手指伸入这支有两个把手的球拍，这天作之合使得罗吉可以转动球拍、发球和接球，就像一个四肢健全的选手一样。他每天都练习，不久之后就开始参加比赛，虽然屡尝败绩，但罗吉坚持下去了，他一再地练习，一再地参加比赛。左手两只手指的手术使罗吉更能握好他这支特殊的球拍，使他比赛的成绩大大进步了！虽然他没有前人可以指导他，罗吉对网球却越发着迷，不久他就开始赢球了！后来罗吉继续向大专杯进军，终其网球生涯，他获胜22次，输了11次。他后来变成第一个被美国职业网球协会认可为专业教练的残疾网球选手。
　　这些逆境中奋发图强的故事，总是深深地感动并激励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由于家庭的条件、生活中的意外等等原因失去了求学或者工作的机会，于是他们就自暴自弃，认为此生很难有所作为。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你内心是否对成功充满渴望，这种渴望能否促使你冲破环境所带来的磨难与阻碍。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成了激励人的名言。这说明人们渴望当“元帅”，我们上学，我们刻苦学习，就是为了能当上“元帅”。可是，有许多人沿着教育家设置好的路途，走到尽头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工具。工具再好，如果不会利用，它也毫无用处。有一些高学历的人，有才能，本身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在积累能量，可是从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运用这股力量。更为悲惨的是，他们没有利用这个能量的念头，他们只是等待别人来利用。而有些没有学历的人，只是因为懂得了如何利用这股力量，他们不断地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所以成了成功人士。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明白，才能和成功是两回事，不能在他们之间画等号。我们要成功，不仅要有才能，还要学会如何运用才能。正是因为不会运用才能，众多高学历的人空守着五斗才富，却只能喊：伯乐难求，怀才不遇。其实，只有你才是自己的伯乐！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别人无法让你成功，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成功。
　　每个人都有理想，都有抱负。在这个高压的社会想生存，必须得努力！除了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永无止尽，一定要相信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不管我们的出身是多么的贫寒或低微，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最棒的，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第二章  做事之道


　　 做人做事要认清情势
　　孔子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刻板的一生，是固执的一生，是愚腐的一生。但这并不表示说，孔子不懂得变通之理，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孔子是深知变通之理的，只不过他不会去那样做罢了。
　　以“坐怀不乱”而闻名于天下的柳下惠，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为人清正廉洁，三次出任鲁国的司法官，又三次遭到无端贬黜。有人对他说：“以你之人品和才能，到哪儿都能得到重用，何必呆在这个地方受气呢？”柳下惠答曰：“以正直的方式行事，无论去在哪里都会遭到排挤。若是以歪曲委婉的方式行事，只求个荣华富贵，又何必离开生养自己的父母之国呢？”
　　此话何尝不反映了一个古今皆然的社会现实，柳下惠高洁的人品令人钦佩。不过在孔子看来，柳下惠的处事方式却并不值得推崇。明知做不好，却硬要去做，又不知道权变，固然成全了自己清白刚直的名声，对国家、社会而言，并不能真正起到什么作用。孔子更推崇一种更为圆滑炼达的处事哲学：“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国家政治上了轨道的时候，直言正行，无所顾虑。国家政治昏乱，行事依然方方正正，说话却要特别小心了。因为乱世里没有章法，稍有不慎就会祸及自身。历史上这样的经验教训比比皆是。
　　《论语》里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卫国大夫宁武子，孔子评价他：“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显得非常聪明；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就装傻。他的聪明谁都做得到，他装傻的本事，却是别人学不来的。另一个是他的学生南宫适，“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国家政治清明时，他不会被罢免；国家政治黑暗时，也能免遭刑罚。这就是所谓大智若愚的明哲保身之道。孔子非常喜欢南宫适，特把自己哥哥的女儿许配给他，把亲侄女托付给这样的人很放心。
　　有人批判孔子是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孔子非常懂得为官之道。在孔子的弟子当中，有涵养的如颜回，精明的如子贡，淡泊的如曾皙的，耿直的如子路，多艺的如冉求的，也有一些急功近利，想从他这里学习一些为官之道的人。例如一个名叫子张的弟子，有一次直接了当地向孔子请教如何做官，孔子也耐心地传授他一套办法：“多听多看，慎言慎行，有疑问先存在心里，这样就会少说错话，少干蠢事。做官的秘诀就在这里面了。”孔子还有关于如何把握讲话时机的论述，他说，我们平时说话容易犯三大毛病：没轮到你说话的时候就抢着说，这是急躁。到了该说话时却不说，害怕承担责任，这是隐藏。不看对方的脸色就轻率地开口说话，这和睁眼瞎有何差别。
　　圆滑世故，如鱼得水的为官之道，孔子不是不懂。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择手段而获得高位，违背了“仁”之最高道德，孔子是不屑为之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的，就实行我的主张。不用我，就将它收藏起来，而致力于文教，著书立说，为国家培养人才。孔子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实施他的远大抱负，但他的伟大思想却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承认无知才是大智慧
　　人最怕的是不懂装懂。如果不懂，一般还不敢随便去做事，出问题的可能性会小些；如果没有完全弄懂，却又自认为懂了，那么，放开手去做的时候，往往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到那时就后悔莫及了。因此，究竟明白不明白，必须自己清楚，千万不能不懂装懂。
　　唐代的元万顷是辽东道的管记，当时高丽王莫离支有不臣之心，与朝廷的关系紧张。朝廷上下对此都极为关注。元万顷也关心这件事，他作了一篇檄文，讥笑非议高丽王莫离支愚蠢，不知道守住鸭绿江险要处。莫离支在回报文章中说：“恭敬地听到你的指示了。”于是调兵守住鸭绿江险要处。朝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为恼火，把元万顷流放到了岭南。
　　这位元万顷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博才多学，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卖弄学识的结果，是影响到了国家政事与自己的仕途。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最简单朴实的人生道理，却也是很难做到的。大概因为聪明之人难以抑制住自己内心的卖弄与炫耀，愚笨之人又难以克服自己的自卑与狭隘，这两种情况，都会直接地导致不懂装懂的情况出现。
　　文人读书，武将用兵，所以轻浮的文人喜欢在武将面前卖弄。曾经有一个姓李的元帅，战功累累，功业赫赫，一个读书人想讨好这位李元帅，作诗相赠。因为元帅姓李，所以这位士人就联想到了汉朝的名将李广，他想，把李元帅与李广相提并论，李元帅一定会心花怒放的，所以诗中就有这么一句：“黄金合铸李将军。”
　　不料元帅阅后勃然大怒，立即命手下将他拖出去鞭打了一顿。读书人直喊冤屈，李元帅怒气冲冲地说：“我劳苦多年，今年刚做元帅，你居然想让我降职做将，我不打你打谁？”
　　元末明初，张士诚占据平江，遣其部将左丞相吕珍守绍兴，参军陈庶子、饶介之在张士城的帐下做幕僚。陈、饶二人素负才名，且诗语俊丽，广为人知，而此二人也以此而洋洋自得。有一天，这两个人闲来无事，就想讨好吕珍，于是陈庶子赋诗，饶介之作画，题一纨扇派人给吕珍送去。吕珍打开扇子，只见上面写道：
　　“后来江左英贤传，又是淮西保相家，闻说锦袍酣战罢，不惊越女采荷花。”
　　吕珍把这首诗把玩良久，突然大声地咆哮了起来，说：“我为我的主人镇守边疆，不避生死于锋镝之间，这份忠诚天日可鉴，岂是因为爱一个女子而不让她受惊呢？陈庶子与饶介子这两人竟然如此羞辱我，如果让我见到他们，我必杀之。”
　　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这样子的笑话，在历史上有许多，究其原因，是不明就里，少见多怪。
　　唐朝刘秉仁任江州刺史，从京城里把一个骆驼带到江州，放养在庐山下。去往野地的人见了大惊，敲起鼓来聚集众人把骆驼射死了。于是把情况禀告刺史说：某日于某处捕获庐山精。刘秉仁命人抬来，见是自己放养的骆驼。
　　宋朝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诗圣杜甫的妙处，彭仲举借着三分酒意，就大喊大叫起来：“我要杀了杜少陵。”意思是说杜甫的诗才太好了，让他嫉而生恨。不曾想附近却正好有一个路人经过，听到之后就跑去告诉别人，说：“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密谋杀人。”别人问所谋杀者为谁？回答说：“只知道他们要杀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厥倒。
　　很多时候，只有像孔子所教导的那样，坦率地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反而对我们的人生事业会产生更切实际的帮助。唐代名诗人元稹在鄂州时，周复做他的从事。元稹曾写诗，并让其他人步韵奉和。周复就带着簪笔笏板来见元稹，说道：“我偶然因为与大官来往，错误地使我考中，实际上我写诗作赋都不会。”元稹听了，赞许地说：“如此诚实，比会写诗的贤德。”
　　可见，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越是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人，就越是能够避免屈辱，越是有益于自己的事业发展。


　　深谋远虑，不要急功近利
　　曾子说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考虑问题不能只期望于好的结果，更要考虑到导致好的结果的原因，只有这样做，民风才能够变得厚重起来。
　　儒家的子弟重视结果，但更重视手段的选择，有时候一些简捷的手段能够很容易地达到目的，但是儒家子弟更惧怕因其手段的使用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患，宁肯弃之不用，也不肯迷失大的方向。
　　战国时期，孔子72弟子之一宓子贱，字不齐，孔子谈论宓子贱说：“子贱真是个君子啊！假如鲁国没有君子，这个人又从哪儿学到这种好品德呢？”
　　子贱出任单父地方长官，回来向孔子报告，说：“这个地方有5个人比我贤能，他们教给我施政治民的方法。”孔子说：“可惜呀！不齐治理的地方太小了，要是治理的地方大就差不多了。”
　　宓子贱作单父县长，时值齐国人攻打鲁国，单父是必经之地，单父的老人们向宓子贱请求说：“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而齐国人马上就要攻打过来了，请你马上下令，任凭城中百姓出城收割吧，不要管是不是他种的，只要能够抢收回来，替单父百姓增加些粮食，总比留在地里，让齐国人获得资助更强一些。”
　　可这这么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单父的父老们一连请求了三次，宓子贱都不同意。没多久，齐国的侵略大军来了，抢走了城外的麦子。此事为鲁国执政季孙氏得知，勃然大怒，就派了人去遣责宓子贱。宓子贱听了，皱着眉头回答道：“单父今年没有收到麦子，明年可以再种，可是如果让不耕种的人趁机获得麦子，就会使他们越发地希望有敌人入侵，如果鲁国百姓产生了这种不好的心态，那么到了明年，就算是齐国人不想来侵略我们都做不到。因为一旦世风败坏，百姓存了不劳而获之心，就会希望齐鲁交兵，并想方设法地达到这一目的，挑起两国战端。如果人心思乱，那还能够做到平安地发展国家经济吗？而鲁国的国力明显不如齐国，一旦开启战端，后果殊难预料。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往往只看到战乱中暂时为他们带来的微小利益，又怎么知道大的灾祸就在后面啊。”
　　季孙氏听了宓子贱的解释，羞愧地说道：“如果入地有门，我还有脸再见宓子贱吗？”
　　考虑问题只顾及目的而不择手段，短时间内看起来见效，但时日长久，所带来的祸患却是无可弥补的。
　　慎终追远，不仅是考虑国家政事管理的正确思路，有识之士也同样将其用在个人的品德修养上。秦秋年间，公孙仪做鲁国宰相，他十分嗜好吃鱼，鲁国的官员都争着买鱼送给他，公孙仪却不接受。他的弟弟问他：“你那么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为什么呢？”
　　公孙仪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能接受别人送的鱼，因为一旦接受别人送的鱼，必然要照人家的意愿去办事，那就将违法乱纪。犯了法，就会被罢免宰相的职务。一旦丢了官，虽然想吃鱼，又有谁再给我送呢？不接受别人的鱼，就可以免于被罢相，虽然没有白拿鱼，却能长久地自己去买鱼吃。”
　　公孙仪的这番话，于我们的今天仍是大有教益，为人处事，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够不慎终追远啊。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9-14 11:44     标题: 续 1




       欲速则不达


　　“欲速则不达”的观点是对的，干什么事都要循序渐进。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只有多花点功夫去把刀磨快，才能砍出更多的柴。许多人学习外语往往缺乏耐心，不愿意去循序渐进地苦练基本功，不去背记单词，也不去理解分析语法，一心只希望获得“快速掌握外语”的秘诀。于是一些奸商便利用了人们的这一投机心理，制造了许多“快速掌握外语”的秘诀。其实这些秘诀唯一能起作用的只是能为那些奸商赚钱，并不能有效帮助人们快速掌握外语。
　　又比如，不管是孩子或学生，还是家长或父母，总希望他们的学习能很快进步、成绩能迅速提高，然而这是不现实的。所有的学习都必须循序渐进、逐渐提高。尤其是在上到高年级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把以前学过的低年级的教材也重新学习一遍，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高年级的成绩。
　　宋国有个人，见别人家的庄稼长得很好，总觉得自己家的庄稼长得太慢，很是着急。有一天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是便将自己地里的禾苗一棵一棵全部拔高了一些。看着自己家的庄稼一下子比别人家的庄稼长高了，感到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他得意地对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一个人让地里所有的庄稼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完他的详细介绍，立刻跑到地里去看，结果发现他们家的禾苗全都枯死了。这个拔苗助长的故事也充分地说明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有价值的语言技巧应建立在仁德之上
　　孔子是非常重视语言技巧的人，他曾经说过：“谏者有五，吾从之讽。”意思是说，劝告别人的说话方法有五种，我推荐最富技巧性的比喻与暗示。
　　孔子最反对的就是那种不顾对方心理感受与尊严，一味“冒死进谏”的直肠子做法。因为对别人的劝告是以效果来衡量的，劝告无效却反而引起对方心里的不痛快，是最愚蠢的做法。而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技巧，也是可圈可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陈侯修筑凌阳台，因为耗工巨大，多人反对，结果激怒了陈侯，接连杀了几个反对筑台的人，又因为修筑工程进展迟缓，他又把三个监吏也抓了起来，准备砍头，而陈国的群臣中因为怕忤怒陈侯，没有一个人敢于劝阻。
　　恰好孔子到了陈国，拜访陈侯之后，与陈侯一起登上凌阳台四下观望，然后孔子上前祝贺说：“凌阳台是多么的美啊，陈侯又是多么的贤德啊，从古至今，凡是圣人修筑高台，哪里有不杀一个人而把台修筑得如此美丽而壮观呢。”陈侯听了，心里有愧，半晌也不吭一声，只是悄悄派人放掉了被抓起来的三个监吏。
　　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晏子，也是一个怀有仁德之念的语言大师。有一次，齐国有个人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大怒，命人将他绑起来，并召集左右武士来肢解他，有敢于劝谏者，定斩不饶。于是晏子走出来，左手持着这人的头，右手拿着刀，仰面向齐景公问道：“古时候贤明的君主在肢解人的时候，是从哪里下刀呢？”齐景公听后离开了他的座位，说：“把这人放了吧，过错都在寡人。”
　　孔子重视语言的技巧，是因为语言能够起到纵使是百万军队也达不到的效果，能够推重仁德之念，帮助别人排忧解难。但是，如果失去了仁德之念，语言不是用来化解忧难，不是用来排解争纷，而只是为了达到私人的目的，那么，这种语言的技巧，就成为了巧言令色的文过饰非，甚至流之于阿谀奉承，这时候的语言技巧越是高明，就越是不足取，越是衬托出说话人的人格卑下。
　　东晋元兴元年，恒玄由江陵攻入晋都建康，杀死了司马元显，夺取了朝政，第二年又逼迫晋安帝禅位，从此代晋自立，建国号楚。有一天，桓玄正睡在床上，忽然之间，床塌陷进了地面，这时候侍中殷仲文却拍马屁说道：“这是因为圣德太深厚了，连大地都无法负载。”
　　封建ZHUAN制时代，巧言令色一度大行其道，南朝宋文帝在天泉池钓鱼，垂钓了半天没有任何收获，这时候大臣王景急忙拍马屁道：“这实在是因为钓鱼人太清廉了，所以钓不到贪图诱饵的鱼。”
　　五代时还有一位大臣王莹，也是巧言令色的高手。梁武帝即位时，有猛虎闯入建康城，大象进入江陵，梁武帝不悦，就询问群臣，群臣不敢回答，这时候王莹出列，奏报道：“过去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说法，而今陛下受命登基，老虎大象都来祝贺啊。”其阿谀逢迎之态，令人作呕。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最主要工具，富于技巧的语言能够打动人心，起到极大的作用，但如果说话的人只是出于私心，或是没有丝毫的仁德之念，只是一味的阿谀奉承，这种语言就失去了价值，对人对己都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语言技巧只能是建立在仁德的基础之上，不仅要有公正之心，更要有仁德之念，再辅以委婉的表达方式，才是真正智慧的体现，于人于己都能够获益。


　　做事需讲诚、敬、信
　　诚、敬、信是做人做事的三大要点。
　　孔子的言论中，处处闪烁着诚、敬、信三个字，这确实是做人做事的要点。
　　诚即对他人诚实，对自己诚实，对自己所做的事诚实。
　　对他人诚实，并不是说对他人从不讲假话，有时候，为了不伤害他人，讲假话也是必要的。对他人诚实，主要是要公平，既诚心诚意希望自己好，也诚心诚意希望他人好。对他人缺乏诚意的人，往往自作聪明，用各种不正当手段从别人那里获益。这正是社会动荡不安、个人烦恼不断的原因。如果大家都凭诚意而不用手段做是不是更好吗？
　　南怀瑾说：“譬如现代人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及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60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
　　对自己诚实，就不要自欺。每个人心里都对自己有一个期许，比如，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等等。但是，有的人希望受尊敬，却去做可能坐牢的事，这就是欺骗自己了。你想去上海，却一个劲地往西藏跑，还说什么“曲径通幽”，还说什么“地球是圆的”，这不是欺骗自己吗？
　　对所做的事诚实，就要凡事要尽全力做好。做到六七十分就觉得做好了，这是不诚实。有些大学生信奉“60分万岁”，只要拿到毕业文凭就OK了，还说什么老师教的知识没有用。这就是不诚实了。有一位教授曾经对一位说知识无用的学生说：“这些知识也许并不重要，但你对这些知识的态度非常重要。”一个人无凡事诚实的态度，是什么也干不好的。
　　所谓敬，即敬自己，敬他人，敬自己所做的事。有的人只敬自己，不敬他人，把自己看得很高，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这不是真正的敬自己。因为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别人，也会受到别人相同的对待。所以，真正敬自己的人先敬他人，于是你也得到了他人的尊敬。
　　当然，敬自己还不是换取他人尊敬这么简单，把自己看成一个有修养的人，并按有修养的方式对待任何人，这才是真正的敬自己。如果只是换取尊敬的话，就可能差别对待：瞧不起地位低的人，因为我不想得到他们的尊敬；对无修养的人不客气，因为他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他。如此一来，也跟没有修养的人一样没有修养了。
　　为什么敬自己所做的事呢？你只有对这件事保持敬意，才会诚心诚意去做，然后才能做得最好。有的人对喜欢的事认认真真去做，对不喜欢的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对做事缺乏正确理解的缘故。古代有一位皇帝，每天晚上写字，就让太子给他磨墨。有时磨得很晚，太子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他就问：“您为什么老要我给您磨墨？”皇帝说：“我不是让你磨墨，我是让墨磨你。”太子恍然大悟。
　　下面讲一则孔子的故事，对他的诚、敬、信三个字就更易理解了。
　　孔子30岁跟师襄子学琴。师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后，他每日弹奏，丝毫没有厌倦的样子，手法从生疏渐至熟练。过了10天，师襄子对他说：“这首曲子你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我虽然学会了曲谱，可是还没有学会弹奏的技巧啊！”
　　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子认为孔子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了，乐曲也弹奏得更和谐悦耳了，就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技巧，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说：“我虽然掌握了弹奏技巧，可是还没有领会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
　　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子来到孔子家里，听他弹琴，被他精彩的弹奏迷住了。一曲终了，师襄子长长吁了一口气说：“你已经领会了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还是说：“我虽然弹得有点像样子了，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样的人啊！”
　　又过了很多天，孔子请师襄子来听琴。一曲既罢，师襄子感慨地问：“你已经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吧？”
　　孔子兴奋地说：“是的！此人魁梧的身躯，黝黑的脸庞，两眼仰望天空，一心要感化四方。他莫非是周文王吗？”
　　师襄子既惊讶又敬佩，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这首曲子就叫做‘文王操’。你百学不厌才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啊！”
　　如果一个人总是按这种态度做人做事，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不凡的人。


　　中庸之道的智慧
　　“中庸”强调的是做事守其“中”，既不左冲右突，又戒参差不齐。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它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
　　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又称为“中行”，中行是说，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思想。调和与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
　　虽然在《论语》中“中庸”一词仅出现过一次，但中庸的思想却时时闪现，如在《论语》中孔子评价他的弟子们时说：“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孔子认为，他的这些学生各有所偏，不合中行，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必须加以纠正。
　　再如《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二人谁更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足。”子贡说：“那么是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既然子张做得过分、子夏做得不足，那么两人都不好，所以孔子对此
　　二人的评价就是：“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即是中庸思想的具体说明。
　　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
　　商汤的开国大臣伊尹，辅佐汤推FAN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在我国历史上维系约600年之久的商朝。伊尹原来不过是汤身边的厨师。他看到汤成天为与夏桀争夺天下而忙碌着，显得十分焦急，以致一日三餐都食不甘味。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引起汤的注意。他把上一顿饭的菜做得特别咸，下一顿饭的菜又故意不放盐，让汤吃得不对味而来责备自己。接着，他又把每顿饭的菜做得咸淡适中，美味可口，让汤吃得十分满意。伊尹早已算计好了，汤准会表扬自己。果然，有一次饭后汤对伊尹说：“看来你做菜的本事确实不凡。”伊尹说：“大王，这并不值得夸奖，菜不宜太咸，也不能太淡，只要把佐料调配得当，吃起来自然适口有味。这和你治理国家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只有掌握好分寸关节，才能把事情办好。”
　　孟子后来对伊尹的评价是：“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意思是说伊尹在天下太平时入仕做官，在天下动乱时也入仕做官。伊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关键是善于把握好分寸，有所为有所不为，深悟中庸的为人处事哲理。
　　孔子一生践行中庸之道。如何行中庸呢？他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的不足，不敢不勉，言顾行，行顾言。”孔夫子一生都在这样做。“非礼不动，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一直认为，勤苦好学就接近了“智”；学以致用，努力行善，就接近了“仁”；知道什么是羞耻，不做不道德的事，就接近了“勇”。智仁勇是修身养性的基础，也是行中庸之道的要旨。
　　孔子在强调个人修养方面也特别注重行中庸之道。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当这些情绪未发泄时，我们的情绪就处于心平气静，中庸平稳；但有时因发生了异常的变故，人就会有情绪的变化和波动，只要是适当、有节制，不过度与激烈地发泄，就是温和平和。这意思是说，人与人相处，行中庸，遇事心平气和，包容共济，相互谦让，文明处世，礼貌待人，人们就会减少摩擦与争斗，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人们的和谐相处。人们都行中庸，不但人们之间可和谐相处，而且中庸之道还能使天与地之间处于融洽的位置，阴阳能平和，天下万物才能生长发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整个社会才能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易经》认为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同时《易经》告诉我们，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你说对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那就对了。那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在不少有层次的人看来，中国人生活的最高典型应属中庸的生活。林语堂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实行一种中庸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哲学。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应该说，在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中，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有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子的壁炉；书也读读，可是不能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总而言之，这种生活当为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自以为聪明却好走极端，走偏锋，不知适可而止，不合中庸之道，所以往往自投罗网而自己却还不知道。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这些出风头、走极端欺世盗名的搞法根本不合中庸之道的规范，自然是人所不齿的。
　　知道适可而止的好处，知道选择中庸之道作为立身处世原则的意义还不够。好胜心难以满足，欲壑难填，结果是越走越远，不知不觉间又放弃了适可而止的初衷，背离了中庸之道。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
　　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这就是“中庸”的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说来简单，实际上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的言行举止往往失之偏颇。过于追求物质，或者过于理想主义，都一样，过犹不及。曾经年少轻狂，愤世嫉俗，难免言行偏激。如今学会用平常心对待一切，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曾经悲观失望，想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如今接受生老病死是自然过程，以自然心对待自然。明白了中庸之道，就不会一昧悲观，也不会盲目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对不如意事可以一笑置之，亦可以不计较平常得失荣辱。我们或许做不成大事业，只能从平凡的实在中讨生活。可是只要把这些实在的小事做好了，于实在中获得小小的乐趣，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注意与人为善，以诚、以宽、以礼待人。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共同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决不偏听偏信，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做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而正道只有一条，定理只有一个。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中与和结合起来，便经常地永恒地维持统一、一致、均衡的局面，社会就能够繁荣，天下就能够太平。


　　变通比执着更重要
　　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封建经济发展较早，而且实行了一些改革，成为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家。与齐国相比，鲁国封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保存得比较完备，所以孔子说，齐国改变就达到鲁国的样子，而鲁国再一改变，就达到了先王之道。这里孔子就是说变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他强调了变化、变通和变革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人们就懂得了变通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
　　有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
　　在一个村子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阿一，一个叫阿二，一天他们相约到外地去做生意，变卖了些田产，带着一部分钱财和驴子上路了。
　　他们到了一个生产布的地方,阿一对阿二说:“在咱们那里,布是很值钱的东西,我们把所有的钱换取麻布,带回故乡一定会有利润的。”阿二同意了,两人买了布,捆绑在驴子背上继续赶路。
　　接着,他们到了一个盛产毛皮的地方,阿一就对阿二说:“毛皮在咱们故乡是更值钱的东西,我们把布卖了,换成毛皮,这样不但我们的本钱回收了还能有一点利润啊!”
　　阿二说:“不了,我的布已经很安稳地捆在驴背上,要搬下来多么麻烦呀!”
　　阿一把布全换成毛皮,还多了一笔钱，阿二依然有一驴背的布。
　　他们来到一个生产药材的地方，阿一就对阿二说：“药材在我们家乡是更值钱的东西,你把布卖了,我把毛皮卖了,换成药材带回故乡一定能赚大钱的。”阿二说:“不了,我的布已经很安稳地在驴背上,何况已经走了那么长的路,卸下太麻烦了!”阿一把毛皮都换成药材,还赚了一笔钱，阿二依然有一驴背的麻布。
　　后来,他们来到一个盛产黄金的城市，那里到处是金矿，但是很欠缺药材和布，阿一卖了药材,换成黄金,又赚了一笔钱，阿二依然守着一驴背的布。
　　最后,他们回到了故乡,阿二卖了麻布,只换得了很少的一点钱，而阿一把黄金卖了，成为当地最大的富翁。
　　这虽是一则小故事，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变通”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大禹治水”的故事时我们都读过，为什么大禹会那么聪明地用“疏导法”来治水，而他的父亲就那么的不会变通而最后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被拉去砍头？难道是大禹真的比他的父亲聪明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大禹善于变通，他能够在当时骑虎难下的态势前适时应变罢了。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古代的一句名言，是告诉我们规矩的重要性，可是如果过于刻板，认为规矩只能立而不能改变，则是大错特错了。可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却都缺少那种改变的勇气和胆量。其实，规则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虽然规则是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没有别的方法和方式，如果不知道改变，只一味地遵守规则，是注定要被社会淘汰的。对于改变，一个思想僵化、保守的人显然是难以应付的，只有那些最为乐观而最富创造性的人才能够思路开阔地、灵活机动地对待不可避免、持续发展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恰恰是实现目标所必需的。
　　勇往直前是一种勇气，激流勇退也是一种勇气。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善于变通。在环境变化或者形势变化的时候，你的处世方式也应该随之改变，否则你会吃亏或者败阵。适应性是人类适应周边环境的生存能力，灵活性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它是活力的表现。
　　许多人在情况改变以后还坚持原来的方针，是因为沿着既有的方向，顺势而为要简单得多，所以不愿意立即接受风向改变的事实。因为一旦承认转向，战略也非得跟着改变，不少成功人士都相信自己的运势，也希望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下去。二战时期带领英国和法国赢得胜利的丘吉尔和戴高乐，在和平时期的选举中反而落选，就是这个道理。
　　情况转变时，思想必须跟着轮换也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人即使曾经灵活运用手腕多次获得成功，但还是很难察觉悄悄接近的危险和新的机会。没有经验但能够以平实而冷静的态度观察事物的人，比较能够因情况不同而改变。
　　在学习中，变通的原则也是相当重要的，学习时要多动脑，学问更要活学活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知识和学问所带来的好处。死读书的人多数无法将学问灵活运用，一旦发生状况，他们也只会生硬地搬出脑子里有限的知识，陷在矛盾与错误的生活中。不管是模仿还是学习，都要懂得灵活应用，绝不是生搬硬套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不懂得变通与应用，只会让自己错误地踏上以为可以通往成功的道路。学习，最重要的不是理论的死记，而是知识的融会贯通，就像数学公式一样，我们背得再多，很快便又要忘记，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了公式里的解题技巧与原理，不管考题怎么变化，我们也都能迎刃而解！
　　变通就是以变化自己为途径通向成功，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你想要改变环境，就必须先改变自己。人生在世，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学会变通。因为，客观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正如诸葛亮所说：“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利而所何无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对于善于变通的人而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困难，只存在着暂时还没想到的方法，然而方法终究是会出来的，所以，善于变通的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人生在世，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一样，每个人遇到过的困难也迥然不同，那么，每个人采取的方法更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人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变通，不变通，就无法克服困难，很难走向成功。
　　萧伯纳说：“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让我们都学会变通吧，让我们都走向成功大道吧，假如你陷入了困境，不要消沉、不要焦虑，有一条路可以绕开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你到达目的地，那么这条路就是所谓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法——变通。
　　世事变幻无常，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地过一辈子，所以那些已经取得了成功的人发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必须要能适时地灵活变通，否则道路就会崎岖难行。当你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后，你必定要制订一个相应的计划，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往往一件事的发展、变化在你的意料之外，你原有的计划将不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局面，你必须对此做出改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灵活变通是必须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灵活应变的素质将成为你棋高一筹的标志，同时它也能把你引向成功的坦途。



                                  　　                    第三章  政务之道


　　  求才以治天下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上的舜帝为什么能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为中国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因为他有人才辅佐。舜平定天下，留万古美名，靠的是他有禹、稷、契、皋陶和伯益五个好辅才，天下就大治了。孔子还引用周武王的话。周武王说，他起来革命，打垮了纣王，平定了天下，当时真是得力于十名好辅才。就舜和周武王平定天下的事例，孔子对学生说：“才难”——真是人才难得，从历史上舜与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这样吗？尧舜禹三代以下千把年的历史，到周朝开国的时候，是人才鼎盛的时期，也只有十个人。而这十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女人，男的只有九个而已。在周武王的前期，整个的天下，三分有其二，占了一半以上。他还不轻易谈“革命”，仍然执诸侯之礼，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这一段话是孔子就历史哲学，对人事的评论。在评论中表明了一种观点：得人才者得天下。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蜂起，政权更替频繁，群雄拥兵自立，纷纷逐鹿天下。当年曹操一道矫诏，立即汇集关东17路人马。这17路人马即是17路诸侯，17座山头，17条争锋斗勇的好汉。但到了最后，为何只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呢？可以说：“三分鼎立决于人才。”这三个集团的首脑都重视人才，礼遇人才，注意招募、选拔使用人才，因此各自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刘备劳碌奔波，势力日趋壮大，最后不但有了“五虎将”，而且得到了三国时期的顶尖人物——诸葛亮，自然成就了一番事业。东吴孙权承父兄之业，据长江之险固然不可否认，但他的江山之所以能延续几十年，不能不说得力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一干栋梁雄才。曹操集团中，曹操本人就是一个人才，更难得的是他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政策，大量搜集、网罗人才，因此三国时期，曹操集团的人才最为整齐，阵容最为庞大。他在起事之初，本身已有一批人才，后来招募了一批，每打败一个对手，又大胆接纳一批，从而为他称雄图霸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什么曹操能够罗致到如此多的人才？为什么许多人才又投奔曹操的麾下？应该说，他本人深谙“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从而坚决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策略，这是他能战胜对手决定性的原因。
　　历史上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大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人标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推荐上来。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鲜明地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急需要贤才。如果只有廉洁的人才能当官，齐桓公怎能称霸？难道现在就没有胸怀谋略但身穿粗布衣的平民，像姜太公当年在渭水之滨垂钓的吗？只要有才能的人，就应该得到推举和使用。”
　　这以后，曹操又下了第二道“求贤令”，一道比一道说得明白。在公元214年12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他要求他的用人部门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充分显示了曹操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简直可以说他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充分表现出他超凡的气魄和见识。
　　曹操不但如是说，而且努力付诸行动，在他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的历程中，始终注意罗致人才。首先是荀彧、荀攸叔侄前来相投，接着荀彧推荐程昱，程昱又推荐郭嘉，郭嘉又推荐刘晔，刘晔再推荐满宠、吕虔，满宠又共荐毛玠。武将是于禁来投，夏侯惇引典韦进见……曹操对这些文武之才，个个以礼相待，并给予适当的职位。
　　除了这样大批地收罗之外，曹操一旦发现了什么奇才、勇士之流，也是绝不放过，总是想方设法弄到自己的手中。例如，他曾用最优厚的待遇，企图挽留关羽；在当阳长坂坡，不准放冷箭，极想生擒赵云而留用；以取母骗子的方法，挖走了刘备的谋士徐庶……比较魏、蜀、吴三家领袖人物，在收罗人才方面，曹操所花的代价是最大的。
　　由于曹操招聘选拔人才不计门第、不凭资历、不以名望为依据，只是惟才是举，所以在他选用的人才中，文有屡进良策的郭嘉、程昱、荀彧、荀攸等谋士，武有典韦等一批神勇之士。同时，在曹操的人才班底中，有隐士，有狂士，有降士，有壮士，有屠夫，有商贩，有逃犯，有盗贼，有降将，真是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人才来源的多空间、多阶层、多渠道，从而构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强大阵容，使曹操实现“摧灭群盗，克定天下”的政治抱负有了足够的“本钱”。有了人才，创立强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名正言则顺
　　倡正名的智谋，在孔子以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成了历代帝王实施统治的法宝，正因为此智谋如此有效，所以历史中的权谋实践家们极尽所能，将这一智谋思想加以充分运用。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其所以能在群雄纷争、诸侯割据的局面下，迅速崛起，吞并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与他们灵活运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策略有着很大关系。
　　曹操当年矫诏联络的十几路大军讨伐董卓不成，纷纷离去之后，各军阀趁朝廷动乱、无暇多顾的机会，彼此争城夺地混战开来。别的地方不说，单就关东一带的军阀，几天前还是盟军，转眼却反目成仇，相互绞杀。今天袁绍打公孙瓒，明天是孙坚击刘表，后天是曹操攻陶谦，然后袁术袭刘备，过后是吕布战完曹操又攻刘备。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就在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更大的动乱。董卓发难之后，15岁的汉献帝带着一帮皇亲国戚和一些老臣，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避难。经过半年折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面追兵又到，只好丢下所有的细软及宫女，仓皇逃向洛阳。一路上辗转流离，坐牛车，住窝棚，吃青菜，啃窝窝头，又经半年才到洛阳。可是洛阳经董卓焚烧之后，又几经战乱摧残，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现在只剩下几百家。宫殿全毁，献帝只好居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家里“办公”，唯一赶来“勤王”的外官只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扬。这时的曹操，正在许昌一带发展势力。他的谋士看到汉朝天子几经辗转，如今初定洛阳，正需要人扶持，尽管汉朝天子已无能行令天下，但这块牌子有它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对曹操这样想成大事而眼下势力还不够雄厚的人。处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拥有“天子”这张王牌，别人必当另眼相看，打着牌子也好做事。于是便极力建议曹操西进洛阳“护驾”。谋士对曹操说：“春秋时，晋文公迎周襄王，终于当上了霸主；秦朝末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佩孝，争得天下人心。近年来董卓作乱，皇上蒙难，是将军你首先起义兵，只是因为关东诸军彼此兼并战乱，您才没有能远上关中去辅佐朝廷，但天下人还是知道您有效忠皇上的心。现在皇上已经到达洛阳，忠义之士思念汉朝，黎民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日子，将军若此时能去保驾，下可顺从民众的愿望，上可以宾服四方的豪杰。至于皇上周围那几个武将不过是盗贼之流，不值得顾虑。如果万一失去了这个机会，让别人抢先把皇上接走，那就悔之晚矣！”曹操一听十分有道理，就带领本部人马来洛阳“护驾”，并把汉献帝“请”到许昌。
　　挟天子幸许昌，简直令曹操喜出望外。他在许昌大兴土木盖起宫殿，请献帝入宫，又修建宗庙，便于天子祭祀先皇，大有匡扶汉室之势。献帝感谢不尽，遂封曹操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天子既已在自己手中，又是大权在握，曹操便想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了。当时各地军阀中，以袁绍为最强，曹操原来还是袁绍的属下。他想试探一下，袁绍对他的所作所为服还是不服，也想试探一下汉献帝这块王牌的效用，便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大兵多，却不思朝廷，只一心树立私党，扩充势力，意欲何为？袁绍一见此诏书，果然不敢怠慢，连忙上书申辩并表示愿意效忠朝廷。曹操牛刀小试即获成功，深感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自己东拼西杀省力得多，管用得多。从此，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奉天子就能慑服诸侯，发号施令？可以说正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结果。有了天子之名，则说话做事就有权威，自然能产生效果。可见“正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无名或名不正，但可以借，借用别人而为自己“正名”，标示自己的“正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身正令则行
　　孔子十分重视为政者个人的修养，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说到底总是人为的。他认为，“政”者，“正也”。倘若为政者自己不能端正行为，做出榜样，那是无从端正别人的；自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收效不大的。相反，假如为政者本身端正（这个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如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等），那就用不着严厉的法令，民众也会很自然地按照法规做人办事，社会风气也很自然地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
　　40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舍己忘家治洪水，劳心焦思画九州”的英雄人物。这位英雄人物就是大禹。大禹之所以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充沛精力、勤谨办事等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他富有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有为天下公益而不惜牺牲私利的奉献精神。一句话，大禹自身“正”，故而能率领和组织民众整治水患，造福社会。相传，在尧、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代，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崇岭，民众被迫躲在高处，困苦不堪，十分忧愁。为了解除水患，尧帝采纳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任用鲧（禹的父亲）去负责治水。鲧采用修堤筑防的办法，以期挡住洪水。但这种办法非但未能奏效，反而愈堵水位涨得愈高，结果水势迅猛，冲毁堤防，为害更甚。舜继承尧的职位后，便免去了鲧治水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大禹对于舜贬斥他父亲不但毫不记恨，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委派，开始了艰辛的治水工程。始建于南朝梁初的禹庙大殿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甲；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淮。”写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事。大禹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毅然离家去治水。他的儿子启出生后，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他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在外面整整苦干了八年。他亲自参加劳动，手不离耒锸（掘土工具），总是打赤脚，栉风沐雨，脸孔变黑了，小腿上的汗毛被耒锸磨光了。因为治水土，涉山川，走路太多，脚都变形了，以至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形成独特的“禹步”。尤其可贵的是，禹在外治水八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竟连一次也没有顺便进去看一看。后来，禹曾对舜说：“我娶涂山氏女，辛日结婚，壬癸两日在家，甲日（娶妻第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生了儿子启，我也未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全身心地去治水，所以平治水土才获得了成功。”
　　大禹对于自己治水成功的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治水期间，他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单纯堵挡的办法，或疏通，或填埋，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疏导为主，让洪水顺着河道宣泄，有控制地流向大海。这种正确的治水方法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如此声势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的工程中，大禹若没有身先士卒，以自身吃大苦耐大劳的行动来鼓励、带动民众，民众与之同心同德，共同展开如此宏大的治水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大禹“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吕氏春秋·古乐》），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戴、支持，心甘情愿地抛弃家室，不辞劳苦，跟随大禹劳碌奔波，奋战在治水的第一钱，终于开辟了冀、兖、青、徐、豫、荆、扬、雍、梁等九州的土地，疏通了弱水、黑水、黄河、洋河（汉水）、长江、沇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等九大水系，凿通了岍山、壶口、底柱、太行、西倾、潘冢、内方、岐山、熊耳等九座大山（上述之“九”，只是概言其多而已）。坐落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的禹陵，有清代乾隆皇帝写的一副对联：“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其中“二帝”指尧和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都是上古圣君。大禹其所以能像乾隆皇帝对联中说的治水“绩奠九州”，能成为上承尧舜、下启三王之首的伟大人物，能够赢得古往今来人们的交口称赞，“其身正”是其根本的缘由。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9-15 14:02     标题: 续 2



        敬事而信，节用爱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句话是孔子与弟子们交流时所提出于的针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基本能力要求。春秋时代的国力以“乘”而论，因为战争频仍，所以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能够出动多少辆战车，就表征着国家实力的区别。
　　千乘之国特指如鲁、宋、卫等小国，其他列强，如齐、楚、晋，动辙战车以万计算，鲁宋卫在这方面是万万不及，所以，如何发展壮大一个小国家，使其在列强的窥伺之中存保自身，是当时每一个小国家迫在眉睫的急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孔子专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里孔子提出来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不注重领导人的表率作用而失去信用，好大喜功而不惜民力财力，政令朝三暮四而使人无所适从。
　　鲁国就是最典型的“不敬事”的代表，国君及权臣高高在上，对于管理国家政务缺乏兴趣，却只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斗鸡游戏及权力争斗上。就在孔子35岁那一年，鲁国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
　　斗鸡是当时权贵们之间的一种游戏或赌博活动，两主人以鸡相斗，得胜之鸡的主人就是赢家。为了压倒对手的气势，季平子在他的鸡翅膀上涂了芥末，以便在斗鸡的时候造成对方鸡视力模糊，而季平子的对手郈昭伯则是技高一筹，干脆在他的鸡爪上装上了铁爪。结果斗鸡的结果，季平子输而郈昭伯成为赢家，于是季平子就不干了，两厢吵了起来，吵到最后，季平子出兵占领了郈昭伯的封地，以实力说话。
　　郈昭伯向鲁昭公哭诉季平子无礼，恰好鲁昭公也正有意要压一压季平子的气焰，就出兵攻打季平子，眼看季平子就要被攻克，这时候与季平子同为“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的叔孙氏和孟孙氏唯恐季平子倒掉之后，唇亡齿寒，就联合军马前来攻打鲁昭公，迫使昭公逃到了齐国。
　　满朝文武，潢潢之贵，却不务正业，竟然为了一只斗鸡而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国家的政治格局出现大变化，这种情况，岂能不让孔子扼腕叹息？
　　同样是小国的陈国，在列国窥伺之下竟然缺少起码的危机感，而耗费民力财力修筑凌阳台，大搞形象工程，这样的行为在春秋时代如此，此后千百年来也从未曾减少过，最典型的莫过于秦始皇的阿房宫，这庞大的宫殿耗尽了天下的民力，最终迫使国人群起而反之，而阿房宫也被乱兵焚为焦土。
　　但统治者是健忘的，历史的教训对于他们来说形同于无，以至于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末年，反而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居然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以修筑颐和园，终致八国联军入侵，写下了我国最耻辱的一页。
　　所以，孔子针对于为政者最容易犯下的错误，开出了这样一剂方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任何时代，凡是遵循了孔子的教诲的，莫不国泰民安，百姓乐业，而每当孔子的思想被教条化的时候，也往往正是政局昏乱之时。


　　以德为本，德法兼用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唐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于直谏流芳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扩充兵源，补充军队，下令把征兵年龄由18岁到21岁改为16岁以上，要强征16岁以上不足18岁的少年入伍。这道命令须得魏征的签字，但是魏征拒绝了，唐太宗问他理由，他回答说：“失信与民。”唐太宗很恼火，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国家的财赋，但是有关部门还在催缴；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魏征这番话终于使得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魏征身材矮小，相貌平常，而太宗却魁梧伟岸，但两个人争论起政事来，魏征总能激昂慷慨，从不看皇帝脸色，常常使太宗盛怒，殿上其他的臣子常常为他捏把汗。其他臣子很难做到这样，就连跟随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龄也如此。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不在计划之内，房玄龄已经过问了监工的窦德泰，窦德泰去报告了皇帝，太宗训斥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魏征在一旁见了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房玄龄)，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太宗让魏征讲明白话的意思，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营造，他怎么不可以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就应该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不合理，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责备他，这是我不明白的，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又是我不明白的。”魏征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太宗争论，有时很使太宗下不来台。一天，太宗散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问：“皇上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太宗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君。”太宗听了怒气才消。
　　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在这里，约束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行为，使得他能够听从魏征建议的，正是孔子所提到的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政务的原则，是首先要修养高尚的德品，一旦为政者德品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四夷宾服，天下太平。
　　为政以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更谈不上人治。法律是外在的约束，德是内在的约束，唯有内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观评价孔子思想的态度。
　　孔子说，为政者修养个人的品德，制定政策注重民众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是产生人为的不公正。那么，政令的推行就如同天上的北斗，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行推动，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欢迎。
　　最重要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表述了儒家最精要的思想，为政者只有为民众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不会为民众所弃。这种思想穿透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然涣发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国人永世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为政宽和是为宜
　　孔子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大师。他指出，如果为政者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禁令，并辅以严苛的刑罚的话，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之中就会将心思用到免于刑罚上来，不是以触犯了刑律为耻，而是以触犯了刑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而为荣。
　　而如果为政者德庇四方，推行为百姓所期待并拥护的政令，并以礼节约束百姓的行为，就会培养起知耻明德的风气，国家的管理与治理，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起来。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仅是用来管理国家大的事务，事实上，一旦这种理念形成，就会贯穿于为政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实用价值。唐朝御史大夫柳王比被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磨，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柳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王比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都校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柳王比的这种做法，对人以表扬为主，鼓励人积极上进，正是道以之德的儒家精义的实践。
　　明朝的屠枰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无聊之辈趁机去搜罗秀才们的过失告状。
　　有一个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来。大家都有点同情那个秀才，却没有人敢释放他。
　　衙门开门了，保甲带人上堂。一进门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
　　屠公用眼睛示意身旁的差役，又靠靠他的手臂，让他放了秀才。差役明白了，悄悄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
　　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人呢？”
　　保甲回头一看，不见了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屠公便罚打他30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了回去。
　　保甲后来惊魂未定地对人说：“我刚才捉到鬼了！”
　　别的秀才鄙弃他，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读书人——虽然是个酒色之士。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刁恶的风气平息下来，而秀才为了自我惩戒，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一个秀才的私节不修，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公开惩罚秀才的话，就会彻底毁掉秀才的前程，让他从此自暴自弃，甚至破罐子破摔地自甘堕落。屠公的包庇看似没有原则性，但却是儒家宽和精神的真正体现，秀才以后的改过自新，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而违背百姓心愿的严苛厉法，未必能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会出现负面的作用。秦始皇为政残暴，法令苛刻，应征的戍卒如果不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预期地点的话，就一律斩首，这条法律不谓不苛。而陈胜与吴广正是因为大雨延误了日期，赶去报道也是死，举旗造反也是死，所以才会义旗高举，天下响应，短暂的秦王朝就这样葬送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法令之下。
　　过于严苛的政令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得不将心思用在保全自身性命之上，谁也不愿意因为替百姓执言而惹祸上身。
　　武则天建立大周时，为了镇压百官对于她夺了李氏皇权的不满，就设立了严苛的法令，一旦有人举报官员有不轨之举，就以酷刑逼供，朝中之人，人人自危。
　　当时秋官侍郎周兴是有名的酷吏，大臣来俊臣与他是好朋友，但是有人密报说来俊臣谋反，武则天就命令周兴查清此事。
　　于是周兴在刑部设宴招待来俊臣，席间，他皱眉说道：“现在我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个人谋反从逆，却拒不招供，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来俊臣听了后，就兴冲冲的建议道：“这好办，只要一口大瓮，下面烧上炭火，让谋反之人坐进瓮中，一定会得到口供。”周兴听了之后，就马上命人搬来一口瓮，下面烧上炭火之后，对来俊臣说道：“请君入瓮。”
　　由于周兴酷爱在刑法之外另立私法折磨人，时人称之为“牛头阿婆”（地狱里的鬼怪），百姓怨声载道。周兴知道后，丝毫不以为然，得意地说：“这有什么奇怪！”于是他题书于衙门口道：“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息无言（就都没有话了）。”
　　由于法令严苛，武则天在位时的许多大臣从升任到满门抄斩，其间相隔不足两个月。但是大臣们私下议计，虽然只有两个月的高官厚禄，就足以让人不惜飞蛾般扑火趋炎附势了。而且，许多贪官情知时日无长，索性于灭亡之前大肆搜刮，反而使得百姓更受其苦。
　　一方面是自感时日无多，贪官更加疯狂地大肆搜刮，搞得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群臣们唯恐勤于政务引来政敌，导致祸事加身，索性大家都不理政事，只顾没羞没臊地大拍马屁。有一次，有人向武则天献上一块石头，声言：“这块石头有赤心，忠于陛下。”当时的侍郎李昭德听了这牵强附会的胡言乱语，忍不住驳斥道：
　　“这石头有赤心，其余的石头难道都想造反吗？”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皇帝大行苛法的时代，也正是为政者人人自危，拼命搜刮百姓，各种谀词奉言层出不穷的时代。由此看来，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观点，实在是很有预见性的。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武王说：“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因此说道：“人才不易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以及周武王说那话的时候，人才最兴盛。然而武王的十位人才之中还有一位妇女，实际上只是九位罢了。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商纣称臣。周朝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了。”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子路说：“假如卫国国君请您去治理国家，您第一件事打算做什么？”孔子说：“首要的是报各种名分辨别确定下来！”
　　子路说：“名分有这么重要吗？老师的迂腐竟这样严重！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况且在这个是非不分的混乱时期又什么是正呢？”
　　孔子说：“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于他不懂的事，大概采取保留的态度吧！并不妄下断语，你却如此粗莽。”


　　水至清则无鱼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是一句至理名言。水至清则无鱼，需要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在一个食物链里，大鱼需要吃小鱼，小鱼需要吃更小的动物，最小的水生物需要吃水藻，而水藻类的微生物存在是不会让水非常清的，也就是说如果水非常清了，就没有水藻，就没有食物喂养上一级食物链的鱼。
　　人至察而无徒，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不能追究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做的所有事，是不是都是对你有利的，做人如果过于苛刻，就容易失去人缘。与人相处时，难免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小矛盾，对别人的小缺点不要太在意，千万不要做一个小肚鸡肠、神经过敏的人，否则即使是本来很亲近的人，也不会喜欢和你携手共事的。映射到万物，就是大家说的，对于所有事情都不要太斤斤计较。放眼于未来，不但要谨慎、周全，也要宽容，才能成大事。
　　宋朝的吕蒙正，就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
　　吕蒙正刚任宰相时，有一位官员在帘子后面指着他对别人说：“这个无名小子也配当宰相吗?”吕蒙正假装没听见，大步走了过去。其他参政为他忿忿不平，准备去查问是什么人敢如此胆大包天，吕蒙正知道后，急忙阻止了他们。散朝后，那些参政还感到不满，后悔刚才没有找出那个人。吕蒙正对他们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那么就一辈子也忘不掉。这样多么不好啊!所以千万不要去查问此人姓甚名谁。其实，不知道他是谁，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呀。”当时的人都佩服他气量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总有缺点，对人才而求全责备，即使有大才在身边也视之而不见。战国时卫国的苟变，很有军事才能，能带领500乘兵，即3.75万人，那时能带领这么多兵，可说有大将之才了。子思到卫国，会见卫侯时向他推荐苟变，卫侯说知道这人有将才，可是，他当税务时白白吃了农民的两个鸡蛋，所以不用他。子思听了，要他千万别说出去，不然，各国诸侯听到了会闹笑话。子思指出这种“求全责备”的思想是错误的，认为用人要像木匠用木一样，“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合抱的大木，烂了几尺，木匠也不会弃掉它。今处于战国之世，正需要军事人才，怎能因白吃两个鸡蛋的小事而不用一员大将呢?因子思的话说到点子上，卫侯的思想才能转过弯来，同意用苟变为将。如果没有子思的推荐和教导，有大将之才的苟变就因白吃了两个鸡蛋而被卫侯弃置不用了。
　　领导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只是不能知人，且将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君主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当权者苛求人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落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孔子对仲弓问政特别强调：“赦小过，举贤才。”历史上，能知人善任者都是如此。齐桓公发现宁戚是个人才，决定要用他时，有人主张调查他是否有问题后才确定，桓公说：“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也。且人固难全，权有其长者。”于是，封他为卿，用宁戚之长，让他负责农业部门的工作。后桓公能称霸，宁戚起了重要作用。
　　刘邦用陈平，有人告陈平“盗嫂受金”，刘邦责备推荐人魏无知，无知说：“臣所言者能也，陛下何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从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刘邦因而不计较陈平小过而重用之，后刘邦能开创汉朝，陈平是立了功的。
　　范仲淹选拔人才也多取气节而略小故。他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开设幕府，选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职而还没有复职的人。有人怀疑他用人是否适当，范仲淹说：“其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不因事起之，遂废人矣。”因此，范仲淹所选拔的人，大多有真才实学。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一只猴子生活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那里绿树成荫，芳草鲜美，瓜果飘香，是猴子生活的乐园。花园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那是猴子最喜欢玩耍的地方，它经常调皮地在石头上窜上跳下。有一天，猴子忽然心生好奇，它想，这块石头下面藏着什么东西呢？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它不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掀翻了这块石头。结果，它在石头下面发现了一条蛇。猴子很害怕，它急忙把石头放回原处。然而，那条蛇在它心里投下了阴影，从此，它再也不敢去石头附近玩耍了。渐渐地，它对整座花园都不再喜欢，终于有一天，它离开了这里。
　　那以后，猴子经过了许多地方，但是，它再也没有找到像从前的花园那样令它开心、愉快的地方。它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直到孤独地死去。
　　那么，这只猴子不幸的根由在哪里呢？试想，如果它不去搬那块石头，它就可能永远快乐地居住在花园。然而，一时的好奇却摧毁了它一生的幸福。
　　有些事情，“不知道”远比“知道”要快活得多。“水至清则无鱼”，这世上原本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面对好奇，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绕行，否则，它将可能成为解不开的心结，成为一切“不愉快”的根源。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人生不会如我们设想的那样完美,我们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期待,但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因此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求全责备,坦然地度过每一天。


　　责人不如修身
　　古往今来，成功的执政者以及管理者，总是勤政廉洁、爱民如子、知人善用的。有了这样的领导者，下属哪里有不敬、不忠、不劝的道理呢？
　　季康子问孔子：“请问，我要让老百姓对我保持虔敬与忠诚，要让他们逆来顺受的服首贴耳，怎样做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孔子回答他：“如果你想让民众心悦诚服，那么，首先你就必须从你自己做起。如果你以庄重的态度处理国家政务，那么就会赢得百姓的敬重。如果你以孝慈之念治家，那么百姓就会被你的德品而感召，对于有好的榜样却仍然不知道仿效的人，就要耐心地劝导他们。”
　　孔子的回答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年来的国政指导，仁人君子莫不是先从自己的德品开始，临之以庄，孝慈治家，并将这种思想延伸到政务的治理中去。
　　魏太傅李延实，是孝庄帝的舅舅。永安年间，他官拜青州刺史。要去上任的时候去和皇帝告别，皇帝对他说道：“‘怀砖’的习俗，社会上号称是难治的病，舅父应该认真想想，对得起朝廷的委任。”李延实回答说：“为臣的岁数已经迫近晚年，精力如同早晨的露水，离人间渐渐远了，一天天接近坟墓。为臣早已请求退休，陛下却念及甥舅之情，宠幸到老臣，让我这个夜间走路的残疾人管理广阔的土地。老臣遵奉英明的敕令，不敢失误堕落。”当时黄门侍郎在皇帝身边，不明白“怀砖”的意思，私下问舍人温子升。温子升说：“我听说皇帝的哥哥彭城王做青州刺史，听跟着他一块到青州的宾客说，齐地的百姓，风俗浅薄，高谈空论，专讲名利。太守刚入境时，百姓都怀揣砖块磕头，用来赞美太守的心意。等到他被下任取代而回家的时候，百姓又用这些砖打他。这是说人心的向背比翻转手掌还快。所以京城里民谣说：‘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的含义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俗话说，群众的心里有一杆秤，对于为政者的得失，民众看得清清楚楚，怀砖以迎，表明了民众的期望，掷砖相送，则是民众对政务的直率评判。从怀砖到掷砖，不过是一字之差，却表明了民众对处理政务的人天差地远的两极评判，所以明智的人在处理政务之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历史上明智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责人不如修身，己身不正，何以正人。这个道理再也简单不过的了，但是责人容易，修身难，所以有时候昏透了头的昏君，在小人的谀奉面前偶尔也会爆发出灵智的火花，让这沉闷的历史变得有趣起来。
　　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大臣太不成体统，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大臣不像大臣，那是因为皇帝不像皇帝。
　　所以，如果管理政务的对老百姓不满意，那么，可以确信，百姓对这位管理政务者的评价，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社会风气的好坏，责任同样是在管理政务者的身上。凡为政者，不可不察。



                             　　                      第四章  经商之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们今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道”？合法之道。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
　　仁道是安身立命的基础，生活的原则。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要有生活的原则。对于那些“跟着感觉走”，甚至“过把瘾就死”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了。面对激烈的竞争，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还有什么仁道的原则可遵循呢？如果说有，那也是“盗亦有道”的原则——目的就是一切。
　　这已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选择问题了。
　　任何人都不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也不去享受富贵。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当面对眼前的诱huo时，一定要坚持仁道的原则，否则只能陷入无法挣脱的圈套。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郡华阴县人。弘农杨氏是汉代的名门世家。杨震客居他乡20多年，靠教书得来的微薄收入奉养老母。州郡闻其名，屡召不出，直到50岁时，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才应聘到州里任职。将军邓骘久闻杨震贤能之名，举为茂才（秀才），先后担任过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等职务，为官以廉能著称。
　　安帝元初四年（117年），杨震被调到朝廷任太仆，转任太常。他因举贤杨伦等一批贤能之士为博士官，扭转了选举不实的局面，因而受到朝野的赞扬。永宁元年（120年），他晋升为司徒。
　　杨震入仕之前家境窘迫，长期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他除了教授学生之外，还借种别人的一块土地，亲自耕耘，维持生计。当时的人都很敬重他，但他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他从荆州调到山东任东莱（今山东莱州）太守，路经昌邑县（今山东金乡西北）时，昌邑县令王密特来参见。王密是杨震在荆州时举荐的秀才，他为了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当天晚上趁夜深人稀，怀揣十斤黄金献给杨震。
　　不料杨震却批评他：“作为老相识，我比较了解你，你怎么却不了解我呢？”
　　王密连连道歉，收起金子辞别而回。从此杨震拒金的这个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市场竞争的激烈，使每一个做着发财梦的商人不得不绞尽脑汁，以免沦落到破产的境地。于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便不惜瞒天过海，坑蒙顾客。在美国费城西区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廉价品商店，两个店的老板是死敌，一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价格战。“出售爱尔兰亚麻床单，甚至连有鹰一样眼睛的瑞伯女士都不能找出任何缺点，不信请问她。而价格却低得可笑，只需6美元50美分。”当一个橱窗出现了这样的手写告示时，两小时后，另一家橱窗就会出现这样的告示——“瑞伯女士该配一副近视眼镜了，我的床单质量一流，只需5美元95美分。”而且，两店的老板常站在店外，尖声对骂，几乎每次都发展到拳脚相加。最后，总有一方的老板败下阵来，咒骂另一个是疯子，买他东西的顾客也是疯子。这时附近的每一个人都会拥入获胜的廉价品商店，将床单和枕套抢购一空。直到后来，两个廉价品商店各换了一位新老板，他们各自对两店前任老板的财产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有一天，他们发现两店之间有条秘密通道。并且在两店的楼上两个老板住过的套房中发现了一扇连接两套房子的门。后来才知道：这两个死对头原来是兄弟俩。所有的诅咒、谩骂、威胁以及一切相互间的人身攻击全是在演戏。一个微妙的邻里关系制造了所有的骗局，他们所卖的商品全是二流货。
　　兄弟俩为了赚钱，不惜天天施展苦肉计，手足相残，其手段确实高明，但终究只是小本经营的雕虫小技。只有经营者设身处地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以诚待客，以心换心，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诚实的企业形象，以此换来顾客对产品的信任和青睐，才是企业生财的长远之计。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过程中，一些人利用经济生活尚未完全有序的空隙，合法或非法地获得了与其劳动付出不成比例的财富。这种经济发展中不能反映本质的“泡沫经济”现象，再加上国有企业至今尚未完全理顺的分配机制等因素，就容易出现这样的误导：劳动未必是致富的可靠手段，才能未必是获取社会报酬的必要条件。于是社会上掀起新的读书无用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在不断地发育、成熟和有序化，社会的劳动报酬也将不断地趋于公正和合理，“一夜暴富”的梦想将越来越难以成为现实，这使真正的能人能够通过合法手段富裕起来，实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来，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摆脱，君子是摆不脱的。君子一旦离开了仁道，还怎么成就好名声呢？所以，君子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里也不离开仁道，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孤：单独，（年幼）而没有父亲。这里是少或失去的意思
　　邻：靠近的，连，相连接。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道德不失去，就一定会有人亲近。”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在当时奴隶制的野蛮情况尚存在的情况下，孔子能说出这样的见解，不但显示了他对于德、礼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而且表现了他对“治国之道”的精通。事实上，人心的“规律”确实如此，强制只会引起表面的恭顺，暗中却积聚逆反情绪；而用积极的教化疏导手段，则会激起其自身的内在的“自治”因素，从而使民心净化，天下安稳。这无疑是一种待人处世的大智慧，深刻领会其实质要领且加以灵活运用，将会使人们在生活事业中受益颇多。
　　汉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明君，他即位的当年年底，君臣之间就围绕着是严刑峻法还是宽法度、重礼教展开了一场讨论。汉文帝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用它来禁绝残暴，引导人们向善。现在犯法定罪后，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要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许多大臣都说：“百姓不能治理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互相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以此来使百姓畏惧，让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律，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是适宜的。”汉文帝说道：“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厚，论罪量刑得当则百姓顺从。况且管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采用不公正的法律去论罪，这反而有害于百姓，使他们为非作乱，法律怎么能禁止得了呢?我看不出这种法律有什么适宜的地方。”大臣们见文帝不赞成严刑峻法，就说：“皇帝的恩惠浩荡，德泽深厚，不是我们臣子所能赶得上的。让我们谨奉诏书，废除一人有罪而妻室收没为官府奴婢和一些互相连坐的法令。”从此废除了连坐法。为了广开言路，倡导规谏，汉文帝又废除了以“诽谤罪”惩治敢于直言犯上者的刑罚。
　　在执政13年后，汉文帝又下令废除了“肉刑”。汉文帝一方面省刑罪，另一方面又注重“勤德而无私”。在他执政的后期，有一年，全国发生了旱灾，蝗虫成灾。文帝加恩天下，命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除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减少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狗马，裁减官员，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
　　汉文帝在位期间，由于他坚持克己爱民，勤俭持政，使得国家经济日益发展，社会秩序井然，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可喜局面。汉文帝坚持以德化民的举措及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从实践上印证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确实是安邦定国之道。
　　钱钟书先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面有一个说法：世道不好了，坏到连魔鬼都失业的程度了，大家琢磨这话，很有意思。魔鬼的职业是干什么的？是专门干坏事的，他为什么失业了？因为坏事被人干了，所以他就失业了。庄子说：“终身役役而不知其所归。”终身被功名所束缚而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本意应该归结到何处。高人重道，常人重术，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把追求财富的手段发展到无以复加，然而注重钻营之“术”，而不修身养性，我们的企业就会被“物欲”所控制。庄子说“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不要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把自己的本性都失去了，把良心都弄丢了。
　　思想家荀子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虽然追求功名，但是不被功名所束缚。日本有个人叫涩泽荣一，参加过明治维新，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改行经商，一生当中创办了150多家银行和企业，是日本劝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一生以《论语》作为自己的经商之道，而且到处宣讲，被日本人视为“经营之神”、“经营之父”。他到了80多岁退休时和朋友办了一个书院，继续宣讲《论语》的伦理道德，也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叫做《论语加算盘》，论语讲的是一种道德修养，算盘代表追求经济利益，他把两者结合起来。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这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涩泽荣一觉得这两者一定要结合起来。香港大学的校训就叫做“格物明德”。“格物”的含义是人生当中要从各种道德实践、生活实践中不断接触事物，不断地探讨道理，积累知识，这叫“格物致知”。儒家非常强调生活的细节，孔子强调“慎独”。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乱来，但这不算真功夫，真正的功夫体现在独处的时候，你还能坚持良好的道德品行，那才是真功夫。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9-16 14:48     标题: 续 3




      美国富兰克林在《修身规则》中讲到，一个人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们常说庸人自扰，为了一点小事老是放不下是做不了大事的，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件事特别让我看得很清楚，我曾经协助一个企业与别人谈判，款项大概是70来万，谈判的气氛很紧张，很不愉快，谈得很晚就在酒店开房间和老总住在一起，这个老总很有度量，他很快就睡着了，但我却很久没睡着，钱不是我的我都睡不着，若是我的那还得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态不够大度。魏征说：“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将有大作为，大的方案要实施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度，不断地做这种大事就要劳民伤财，比如说汉武帝到最后连年征战，唐太宗出征高丽国而败北，因为他们总是被一个观念支配，不断地连年征伐，耗尽钱财，不懂得知止以安人。李自成，打下北京才40天就全军崩溃了，不是因为没有善战的将领，没有久经沙场考验的士兵，而是因为一进北京城就立刻掠夺财物，贪图享受，忘乎所以，所以40天就败了。


　　“君子先求诸己，后求诸人”。一个君子、领导、为帅之材，要先不断地充实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别人。领导之道在于领导的身正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小人道德就像草一样，风怎么吹草就怎么动，领导要影响下属，而不是一味严厉规范下属。有位老总说现在招聘想找既忠诚又能干的人实在难。当然，如果我们坐等这样的人才很难。没跟你交往很久，怎么会对你忠诚，对企业忠诚呢？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领导者的熏陶而形成的。即使是有才无德的人，有才能运用机制让他不敢为非作歹，那才是领导者的功夫。
　　所以我们说：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只有德，才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根本。


　　义利共生，义举生辉
　　“以仁义求富贵、富贵后施仁义”，是商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义利合一的传统思想是很多中国商人的成功经营之道。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命题。过去对儒家的义利观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其根据是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谈义利关系，而是根据人的德行作出评价。这里的君子是指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小人指不讲道德、品德低下的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能深明大义，不谋私利；道德低下的人则只知个人私利，不明大义。这两种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存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如此，当代也是如此。孔子并不反对利，只是强调要以义取利，见利思义，追求合于“义”的利。后世某些儒家只谈义、否定利的做法，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的生动说明。
　　有一年，孟尝君的领地薛闹了饥荒，没有人愿去代收租税。冯谖毛遂自荐，愿意为孟尝君效劳。他来到了薛，立即就以孟尝君的名义召见当地百姓，宣布一切债务作废，并把一切债券当场烧毁，老百姓纷纷欢呼“万岁”。冯谖回来以后，就对孟尝君说，孟府“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栋”，什么都不缺了，唯一缺的就只有一样——“义”。他这次给孟尝君买来了“义”。
　　孟尝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到后来，齐国换了新的君主，国王因为听信谗言，把孟尝君的宰相之职撤了，并贬他回薛。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孟尝君，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冯谖当初买回来的“义”，自己哪会如此受到百姓的拥戴？
　　利义兼顾，最终会创造极大的财富，这在加拿大商人林思齐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当今的加拿大华人，与欧美其他国家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一样，已走出了餐馆、洗衣店的圈圈局限，有不少人当上了大学教授、企业的工程师、科研部门的专家学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会计师、音乐家、艺术家、商人、高级管理人员、大财团的总裁乃至政府官员、部长等等，几乎遍及各行各业。
　　加拿大有位叫林思齐的华人，他是近20年来华人中颇有名气的一位。林思齐博士原来定居温哥华。1988年7月27日他接到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通知，被马尔罗尼总理任命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督，任期为5年。1988年9月9日，林先生在该省的省会维多利亚市的总督府内宣誓就职，成为加拿大立国以来首位华人总督。林思齐祖籍广东省揭阳市，1924年出生于香港。他的祖父林绍勋是牧师，父亲林子丰是香港教育家和金融家，也是香港培正中学、浸会学院和嘉华银行的创办人。
　　林思齐先后在香港和广州市的培正学校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47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1948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坦普尔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取得了学位后，他又到纽约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年返回香港，从事教育、工商、金融事业，曾任嘉华银行总经理。
　　林思齐在香港生活到1967年，当时他已44岁。他想利用50万加元现款及同等价值的嘉华银行股票，收购一家濒临倒闭的信托公司，但遭到家族成员的反对，他只好自行创业。此时他只有4万加元的资产，带着妻子和3个女儿移居到陌生的温哥华，准备创一番事业。岂知天涯处处都有不尽人意的事情，他到达温哥华后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一家5口人很快就把带来的钱花去一大半。有常识和有志气的林思齐不因身处逆境而气馁，他在找工作的同时，进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夜校攻读房地产估值课程。作为一位年近半百的人，在生活重压之下还坚持读夜校，可见他的决心和毅力确实过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思齐掌握了一定的房地产业务知识后，果然在温哥华找到了一份经纪工作。他就任后，尽管极为努力工作，但工资微薄，家庭生活仍较为艰难。然而，机会总会降临到有准备的人的头上。林思齐在香港嘉华银行工作时，与香港不少客户有接触。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出现一股移民加拿大的热潮，其中有位老朋友找到林思齐请他帮助在加拿大买地产。这位老朋友出自对林思齐的信任和了解，愿借钱给他合作经营房地产买卖。他们的合作方式是各出资一半，林思齐的资金由那位朋友先借给他。这样，林思齐获得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于1973年创立加拿大国际房地产公司。
　　林思齐运用自己在美国读书及在加拿大夜校时学习到的知识，再加上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务的经验，发挥合作者的资金作用，不断把握时机，吸纳地皮，然后与人合作，建成物业。在短短10年多时间内，林思齐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他拥有的20多处物业价值达5亿多美元，在房地产经营中名利双收。
　　从1981年起，加拿大房地产业步入发展高峰期。林思齐的地产多在温哥华豪华住宅区Westend，他迅速出售其中的大部分，把赢得的资金扩展到加拿大其他省市，甚至延伸到国外。那时，林思齐的财产估计已超过10亿美元。
　　随着名声的鹊起，实力的增强，加上渊博的知识，林思齐于1987年荣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一年后又成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代表。
　　林思齐在经济事业成功后，一直热心慈善公益活动。从1983年起，他每年捐赠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给各项慈善事业。他积极为加拿大华人服务，捐献大量钱财给有困难的华人及兴办图书馆。因此，1987年7月他又获得加拿大三级勋章，被誉为“杰出的华人慈善家”。
　　林思齐创业的成功，验证了当今工商界的两句名言，这就是“OPE”和“OPM”。“OPE”全称是Otherpeople’sexperience，意思为别人的经验；“OPM”全称是Otherpeople’smoney，意思为别人的金钱。这两句话的中心意思是说，当今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注意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和善于利用别人的金钱，在借助外来力量的同时，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成效。


　　机遇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这句话出自《论语》中的一段小故事。
　　子贡是孔子的一个学生，是孔门72门生之一。他善于设辞巧辩，孔子把他列为“言语”科的高材生。
　　有一年，齐国的执政大夫田常，因为国内不服他的人很多，决定攻伐鲁国以树立威信。孔子听到后，对学生们说：“鲁国是我们的父母之邦，祖先的坟墓都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去解除它的危难?”
　　勇敢的子路首先要求去抵抗齐国的军队，孔子不许；子张也提出要去，孔子不同意；子贡请行，孔子同意了。子贡请教此行该注意什么，孔子说：“仁!”
　　“请问，在异国他乡，怎样达到仁的要求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先打了比方，说工人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有锐利的工具。接着又说，“住在那个国家，恭敬地对待贤德当权者，和有道德的人交友。人的关系和谐了，等于工人有了好的工具，就能够按你的心意办事了。”
　　子贡按老师的教导，先到齐国去说服田常，告诉他攻鲁无利可图而攻吴则对齐国、对他本人大有好处，田常同意了。接着子贡又到吴国去劝说吴王，请他联合越国去对抗齐国。最后，子贡再到越国，叫越王只以兵器粮食支援吴国抗齐而不出军队……几个大国都卷入了一场混战，而鲁国却避免了被入侵的危险。
　　子贡凭着他的口才和对列国形势了如指掌，顺利完成任务，而齐、吴、越国实际上都成了他完成任务的棋子。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意与“磨刀不误砍柴工”相同。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必须磨炼自己的基本功，这样才能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孔子晓得利用关系，他知道，要到某一国家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先要和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政府首长都搞好关系，同时把社会关系搞好，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这些话，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孔子是因为子贡问为仁之道，他才这样告诉子贡，如果是别人问为仁，孔子就不会这样讲了。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子贡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够得上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经济家和工商业巨子，所以他这样告诉子贡。换句话说，孔子本身周游列国，见72位国君，也是这样做的，像卫国的蓬伯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始终上不了台，大家怕他。他如果不择手段，则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但是他讲仁，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他告诉子贡的，也是这样。
　　应该看到，后人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的含义缩小了，限制在实际的工人、工作、工具三方面的关系上，这样说服力就更强了，语意也就更加明晰了。比如在挖大量沙土之前，不能考虑用铁锹，而应考虑找来一辆挖掘机了；在打击来犯之敌时不能再选择小米加步q了，而应考虑导弹和潜艇之类的先进武器了。这样“利其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善其事——提高工效和增强威力。工具和装备的改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会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孔子这句名言给我们的启发意义在于：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一定要考虑好什么才是完成这件事情最好的方法和手段，找到并利用好这些方法和手段，肯定会使你事半功倍。
　　一把斧头如果始终得不到使用，锐利的刃会生锈，因此趁着刀锋锐利之时赶快使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只顾着趁热打铁地前进，而忽视了打磨自己，最后的结局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伐木工人在一个林场找到了工作，待遇不错，工作条件也可以，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下定决心要好好干。第一天报到，场长给了他一把锋利的斧头，并给他指定了伐木范围，他来到树林里，挥斧大干，砍了16棵树，场长看了以后说:“不错，就这么干。”第二天，他干得更起劲，可是却只砍了13棵树;第三天，他加倍努力，可是只砍倒了8棵树。
　　工人觉得很惭愧，觉得对不起场长，于是跑到场长面前道歉，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力气越来越小了。场长问他:“你上一次磨斧子是什么时候?”“磨斧子?”工人奇怪地说，“我天天忙着砍树，哪里有功夫磨斧子呢?”
　　这个小故事告诉人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盯住眼前的好处和进度，而忘记了提炼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让自己这把“斧子”就这样一个劲地砍，总有一天会发现已经力不从心，而且再也没有进步的可能。
　　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反思也会落后。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千万不可忘记时刻省查自己，是不是因为斧子太钝而已经力不从心。
　　亨利·谢里曼是19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出生在德国，从幼年起，他就深深迷恋荷马史诗的故事，并下决心投身于考古研究。谢里曼很清楚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需要很多钱，而自己的家境却十分贫寒，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没有直线可走，他决定走曲线。于是，从12岁起，谢里曼就自己挣钱谋生，先后做过学徒、售货员、见习水手、银行信差，后来在俄罗斯开了一间私人的商务办事处。
　　虽然谢里曼从事商业和投机买卖，面对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毫无浪漫可言的事务，但他却从未忘记过自己童年时的目标，没有忘记过研究古代希腊。用业余时间，他自修了古代希腊语，而通过穿梭于各国之间的商务活动，他还学会了多门欧洲语言，这些都为日后的“奇迹”打下了基础。
　　经过不懈的努力，谢里曼终于在经营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中积攒了一大笔钱。
　　当人们以为他会大大享受一番时，他却舍弃了有利可图的商业，把全部时间和钱财都花在追求儿时的理想上。他始终坚信荷马的每句话，认为通过发掘，是能够找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列举的所有城市的遗址、荷马所记的英雄的坟墓甚至发生战争的地方的。
　　1870年，他开始在特洛伊挖掘，不出几年，他就发掘了9座城市，并最终挖到了两座爱琴海古城迈锡尼和梯林斯。
　　这样，作为商人的谢里曼成了发现高度发展的爱琴文明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一发现在世界文明史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使他取得了作为商人所无法想象的青史留名的成就。
　　此时，人们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立志考古的谢里曼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去赚钱，因为像许多事业一样，考古研究特别是发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衣食无忧的心态。亨利·谢里曼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磨刀不误砍柴工，当有人在一点点磨砺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在惰性与惯性的作用下工作，那么明天我们的斧头就会变得太钝了。当我们埋头前进的时候，曾经反思过什么吗?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形成一种惰性，只是根据别人对事物的论断，或者说惯性在前进，而忘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每一次有意识的努力，都不过是在做我们想要的事。因此，不能只凭推理就采取行动，要在前进中学会反思，清楚自己努力的性质与状态。
　　惰性会使我们无所作为，转向错误的方向；惰性会使我们不思进步，走下坡路。因此，对目标有多热心，对工作有多努力，我们就要把同样的热心和努力运用到反思上去。机遇往往只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所以让我们铭记，在上路之前，先把自己的“斧头”磨好吧。


　　人脉是成功的资本
　　孔子的话告诉我们，一个人有多大成就，要看他平时积累下多少东西，看他能从别人那里学到多少东西。换言之，就是要看这个人平日里积累下多少人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正像一个聪明的领导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一样，也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和智慧。
　　卡耐基说过，“一个人的事业成就85％来自人脉关系，15％来自专业知识。”由此可见人脉关系对于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免不了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无论身处偏僻的山村，还是安身于繁华的都市，无论是在工厂、企业、公司，还是在学校、医院、商店，都是活生生的人来人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又是千奇百怪、千差万别的。处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他们性格不一，志趣相异，他们或者由于工作需要，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发生着或大或小、或亲或疏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群体、组织、团体等。当你孤身一人闯入这个社会，首先需要获得的便是一个良好的公共关系。
　　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没有风险的财富》的作者查尔斯·吉文斯曾经说过：“如果你想知道金钱的秘诀，就跟有一大堆有钱的人学。”所以，许多人跟“成功”人士、赚钱“专家”和一些富有的人在一起。然而他们却被这些人唬住了，怕这些比较成功的人不愿意浪费时间或跟他们分享心得。事实恰好相反，其实有成就的人最喜欢别人对他们的成功感兴趣；他们乐意与人分享他们的智慧、点子或商业秘诀。这让他们感到有人重视他们、需要他们。
　　修炼关系靠平时。在建立良好交际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千万不要与人失去联络。不要等到有事时才去想到别人，“关系”就像一把刀，常常磨才不会生锈。若是半年以上不联系，你就可能已经失去这位朋友了。
　　人们一直都在忙于自己的事，为生活而四处奔波，没有过多的时间在一起聊天、谈心，可是，我们想要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多与身边的人联系、接触。冷若冰霜、“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是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子的，只有大家之间不断地往来，才能促进彼此之间信息的传递，感情的交流，彼此更深入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所要做的并不多，只是花些时间有心地去朋友家走一走，也许只是随意地寒暄几句，也许进行一次长谈，总之，我们在加深对方对自己的印象，让他们认为我们越来越熟悉，这样深入下去，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
　　一般来说，当我们初识一群人时，交际中进展速度跟接触的频率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你跟某位刚认识的朋友刚开始时总是有机会接触的话，你们的关系很快就会变近，形成比较亲密的群体。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会跟你同办公室的同事、同班的同学很快形成亲密关系而跟其他同事或同学关系就远一层了呢?就是因为你们常常见面、常常接触，彼此很快就认识了、了解了。人与人之间只有经常互通信息、互相交流，才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亲戚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刚认识的朋友，都要想办法常常联系。
　　我们每个人都要深知合作的力量，因为我们无法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即使我们一个人跑到荒野中去隐居，远离各种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我们自身以外的力量来生存下去。我们越是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就越是需要依赖合作性的努力。不管我们是依靠白天的辛勤工作谋生，还是依赖利息收入生活，只要我们能够和其他人友好合作，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更顺心一点。
　　为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多礼节，碰上婚丧嫁娶等大事，亲戚朋友就要参加，有许多场合还得送礼，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亲朋好友经常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如果一户人家常年关闭门户，既不“出去”，也不欢迎别人“进来”，那是在孤立自己。
　　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你必须跟你现有的亲戚、朋友保持经常联系。有空给远在异地的亲人、朋友打打电话，通通信，询问一下对方近来的工作、学习情况，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互相交流一下，这是很有必要的，这点时间绝对不能节省。碰上亲戚、朋友的人生大事，如果有空最好尽量参加，如果实在脱不开身，最好也得写信或托人带点什么，不然，怎么算得上亲戚朋友?
　　对方有困难的时候，更应加强联系。许多人总是喜欢向别人、朋友汇报自己的喜事，而对于困难却不好意思开口，应打消这些顾虑。
　　另外，常常保持联系对你自己会有许多好处，和亲戚中的长辈经常联系、谈心，一旦你碰上什么事情，如找工作、找对象等，听听长辈、朋友的意见，或者找他们帮忙，对你是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如果平时没有联系，需要时很难找上门去，即使找到，别人也不会乐意帮助你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如果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英国诗人柯立芝说：“友谊是一棵遮荫树。”当我们办事不顺或者四处碰壁的时候，你一定经常会想：“如果我有足够多的关系，一定可以更加顺利地完成这件工作。”“如果和那位关键人物能够牵扯上任何关系，做起事来可以方便多了。”因为，只要我们和那些关键人物有所联系，当有事情想要去拜托他或是与其商量讨论时，总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回应。
　　西奥多·罗斯福就很明白合作的力量。在他当纽约州州长时就能够充分地与其他政治领袖合作。一方面他能和政治领袖们保持很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迫进行一些他们十分不高兴的改革。当某一个重要职位空缺时，他就邀请所有的政治领袖推荐接任人选。罗斯福说：“他们也许会提议一个很差劲的党棍，就是那种需要‘照顾’的人。我就告诉他们，大众也不会赞成。”罗斯福要实现自己的政策和政治抱负，就不得不和其他政治领袖合作，而他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向其他人请教，尊重他们的忠告。反过来，这些政治领袖就主动和罗斯福合作了。
　　人脉不是金钱，但它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是一笔潜在的财富。没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你将寸步难行。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的人脉关系越丰富，你的能量也就越大。别人办不了的事情，你可能一个电话就非常漂亮地解决了；反之，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别人一声招呼就轻轻松松地搞定了。社会是一张网，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结，你和越多的结建立了有效的联系，那么你就越能四通八达，这张网就是我们通往成功彼岸的捷径。否则，你就只是这么一个结，即使这个结再大，也还是孤零零的结，终究于事无补，尤其是在重视人伦关系的中国。
　　人脉，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成功资本，而人脉，也比金钱更容易得到，只要我们付出真心，就会换回真情。从现在开始，请有意识地积攒你的人脉，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这些是助你成功必不可少的财富。



                             　　                   第五章  修身之道


　　  贫富都作等闲看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是最有钱的，年纪轻轻便在商界崭露头角。而且他在政治、外交等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属于那种干什么都能轻易取得成功的人。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意思是，人在穷困落魄之时，依然不失其志，不谄媚，不低头。发财了，也不骄横跋扈，得意忘形。怎么样？言语间颇有几分自许，似乎以为自己的修养做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错了，心想一定可以得到老师的赞赏，给他个九十或一百分。没想到孔子轻描淡写地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也就是说，你所说的那样，不过是刚及格而已。一个人仅仅做到了贫而不谄不算什么，真的贤者，应是安贫乐道之人。富而不骄也不难做到，难能可贵的是富而好礼，虚心求进，不断完善自我的修养。
　　孔子不愧为圣人，一语点中要害。子贡心服口服，感慨道：“《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好像加工玉器一样，需要反反复复地切磋和打磨啊！”孔子点点头：“子贡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这一点，你就领悟了另一点。”
　　能做到穷而不失其志，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许多弟子都饿病了，起不了床。性情刚烈急躁的子路满脸怨气地对孔子说：“老师你天天君子君子的，现在同学们都要饿死了！君子也有穷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吗？”孔子从容地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穷困的时候依然能安守节操，坚定信仰，小人一穷就乱来了！也就是说，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有资格穷的，受不了穷就算不得君子。
　　在《论语》里，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饭蔬食，喝白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得富与贵，于我如浮云。”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亦在其中。孔子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一生忙碌奔波，累累如丧家之犬。但他的思想里，随处闪现着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体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宝贵气节。
　　然而，现实是沉重的，贫而乐，谈何容易？有人会说这是阿Q精神。那么换句话讲，我们暂时无法改变当前的境遇，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可以穷困，但不可以再潦倒。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谁都有几起几落，不要丧失对未来的信念，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
　　在当今社会，有了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更不在少数。
　　大约七八年前，珠海的某家夜总会，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暴发户M宣布，今晚在座各位的单我全买了。这时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招手叫服务员，买单！服务员告诉他，刚才那位先生已经说了他买单。年轻人说：“我不管他是谁，我只要买我自己的单。”暴发户见了，心里就不爽：“你小子怎么这么不识抬举？”年轻人反问他：“你有多少钱？”暴发户说他在北京、上海有多少多少家电器行，身家一两千万。年轻人听罢，对身边的随从说，统计一下这位老板的所有资产，明天我全数收购！暴发户傻眼了。别人告诉他，这就是全国大名鼎鼎的某集团公司总裁S先生。S先生早年靠软件起家，身家过亿。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浮浮沉沉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如上可通天下可入地，信奉“最后一锄头理论”的牟其中，“老子就是法律”的大丘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当初风风光光招摇过市的时候，怎会想到，自己也有身陷囹圄的一天？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的这段话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而真正做到宠辱不惊的又有几人？
　　孔子善用《诗经》里的道理教导他的弟子们，他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贡能由《诗经》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句子联想到个人修养的道理，孔子感到非常欣慰。


　　品德是一生的财富
　　一次，孔子和学生讨论“仁”与“智”两个大问题。孔子问道：怎样才是仁，怎样才是智呢？子路的意见是：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的意见是：智者知人，仁者爱人；颜渊的意见是：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对三人的意见分别予以肯定，并指出子路所说是“士”的境界，子贡所说是“士君子”的境界，颜渊所说是“明君子”的境界。
　　荀子记述上述孔子对子路、子贡、颜渊论仁与智三种意见的评价，是分有高下的。其实，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长处和适应面，不同的修养有不同的造诣和建树。因而，三种境界，各有其所长，也各有其所短。如果从社会关系这个角度讲，最高境界是知人爱人，其次是使人知己爱己，再其次是自知自爱；而如果从人性的内在涵养上讲，最高境界是自知自爱，其次是使人知使人爱，再其次是知人爱人。知人爱人是德，使人知己爱己是才，自知自爱则是本能。有德之才，方称得天才。
　　所以，人生的根本，就是德。
　　聪明才干，拥有一技之长或是勤奋刻苦，这些都是人生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但究其人生的根本，却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德品。
　　与聪明或是才干不同，德品是互动的，是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与准则，体现在社会公众或是他人对你的评价上。这种评价是日积月累天长日久所形成的，是通过我们一点一滴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并形成的客观印象，如果我们抱怨说别人不了解我们的话，那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已。
　　一个人的能力可以通过一两件事表现出来，但一个人的德品却是慢慢积累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如果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不高，那问题一定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所以做人处事要从我们最基本的德品出发，通过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聚集我们的内在力量，提高我们的影响力与实用价值。唯其如此，才是通向我们人生成功的不二法门。
　　如果一个人不重视自己德品的修养，不注意他人的感受与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们的事业就会失去根本，人生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
　　三国年间，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受到了东吴孙权的重用，有一次孙权大宴宾客，诸葛瑾受邀赴宴。酒酣耳热之际，孙权发现诸葛瑾的脸比较长，借着酒兴就想开个玩笑，他命人牵来一头驴，然后在驴脸上写道：诸葛子瑜，子瑜是诸葛瑾的字，讽刺诸葛瑾的脸长。当时众人大笑，让诸葛瑾很是尴尬。
　　这时候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突然走上来，拿起笔在驴脸上诸葛子瑜四个字的下面又添了两个字，变成了诸葛子瑜之驴。顿时让众人无不吃惊，齐声称赞诸葛恪聪明过人。
　　诸葛恪不仅聪明，而且胆大能干，几年后他长大成人，就奏请孙权说：“丹阳地带，山深路险，百姓好勇斗狠，许多逃兵与流犯逃窜到那一带，占山为王，训练士兵，勇于征战，祟尚气节武力，我请求为丹阳太守，三年内来降伏这些勇悍之辈，获得甲士四万，以强国力。”
　　孙权听了，与群臣商议，群臣一致认为：丹阳地势险要，隐匿于山中的土匪更是神出鬼没，历次派兵征剿都没有任何收获，这一地区早在汉朝时就无法驾驭管辖，所以诸葛恪的想法难以成功。
　　但是诸葛恪却坚持要求，于是孙权就任命他为丹阳太守。葛诸恪到了丹阳之后，下令四方城郭的官吏，要求设立关卡，坚壁清野，不与山匪交锋，却断绝了山匪的粮食来源，迫使山匪不得不出山。结果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收伏了丹阳山匪，实现了他的诺言。
　　诸葛恪的能力，在替他带来了成功之时，也使得他的才干渐渐显露出来。但是名将陆逊却对诸葛恪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陆逊为人沉静好思，性格稳重，曾与吕蒙一起大破关羽，谋略策划，无有不中。他曾对诸葛恪说道：“在我之上的人，我一定对他很恭敬，如果他才能不如我，我愿意以我自己的能力帮助他，如果他的才能在我之上，我希望能够获得他的指点与帮助。而地位在我之下的人，如果他的能力不如我，我愿意帮助他克服弱点，如果他的能力超过我，我愿意得到他的帮助。而现在你对地位在你之上的人缺乏足够的尊重，却又蔑视地位在你之下的人，凌上蔑下者必败。你要当心，这恐怕不是您安定国家，表现宏德的基础吧？”
　　忠言逆耳，诸葛恪自恃聪明，才干过人，始终不肯听从陆逊的劝告。最终他因为专权乱政，导致了身败名裂。
　　像诸葛恪这种人只抓住了枝末而忽略了对人生根本的把握，是所有失败者的共性。所以孔子的弟子有子对如何修养个人的德品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从我们人生最小的为人处事开始，对于长辈尊重而不失其孝，对于年龄比自己大的人恭敬而不失礼，从家庭走向社会，始终注意把握自己对待别人的态度，不因为自己在某一个方面的长处就失去根本，任何时候都要切念人生的成功必须建立在良好而和谐的人际关系之上。
　　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漠视别人的感受，犯了凌上蔑下的错误，那么我们的聪明与才干就会失去作用。因为一个人的聪明与能力是有限的，而只有谦和的德品的感召才是最有力量的。良好的德品能够以最小的成本让我们获得成功，因为好的德品能够获得公众力量的支持，达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是凭靠自己的聪明与能力，却没有良好的内在品德作为依据的话，那么他的奋斗就会变得犹为艰难，很多情况下甚至会落得个付出了却得不到回报的不公正对待。究其原因，就在于只注重自己的能力却不重视德品修养的人没有认识到德品的价值，忽略了人生的根本，只抓到了细节枝末，其人生的事业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反省是成功之母
　　吾日三省吾身，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世代做人处世的经典，如果说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了君子务本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曾子则是确定了人生根本的三大基本要素，为后来者提供一个起步的基点。
　　曾子名曾参，从小由父亲曾点带着拜伏于孔子的门墙之内，他在孔子的弟子之中算得上另类人物，孔子认为他的性格有点“鲁”，“鲁”不是笨，而是直，不知道变通，不晓得通权达变。
　　曾子杀猪的故事家喻户晓。说的是曾子的孩子哭闹，母亲就随口哄了孩子一句：“不要哭了，等你爸爸回来杀猪给你吃。”不料等曾子回来之后，果然就将家中的猪绑起来杀掉，因为他认为做人要守诚信，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更不能够以说谎的方式来教育他，言出必践，说到做到，这就是曾子的做人原则。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9-17 14:43     标题: 续 4





       还有一个典故，更能够说明曾子的性格。他曾经跟随父亲曾点在田里耕作锄草，因为年龄幼小，不辨良莠，误将禾苗当做杂草锄掉了。父亲曾点说了他几句，年幼的曾子强辩道：“锄掉了有什么要紧的？再插回地面上不就没事了吗？”没想到曾点是个火爆性子，听了儿子的狡辩勃然大怒。骂道：“如果把你的脑袋砍下来，再按上去，能说跟没事一样吗？”吼叫声中，轮起锄头，没头没脑的照小曾子头上打去。小曾子却不知躲闪，笑眯眯的站在那里等挨打，结果父亲一锄头砸下，小曾子顿时被打得昏死了过去。


　　看到儿子被自己打得昏死过去，曾点吓坏了，急忙上前扶起儿子，喊着小曾子的名字。小曾子醒来，勉强对父亲笑了一下，说了句：“父亲，您现在打儿子的力气明显不如以前了，莫非是父亲的身体已经衰老了吗？”说完这句话，他退回室内弹琴，以此向父亲表明自己的身体无恙。
　　但是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后，却很不高兴，他把曾点曾参父子两人叫去，分别训斥了一番。训斥曾点，是说他身为父亲，在教育儿子上却态度粗暴，管理方法缺乏文明与平等。而对于曾子，孔子斥责他在父亲暴怒的时候不懂得回避风头，而如果他自己受了重伤，则意味着陷其父亲于不义，并非是真正的孝道之体现。
　　孔子用舜帝的故事来教育曾子，舜帝姚重华的父亲瞽瞍娶了后母，后母不喜欢舜而虐待他，经常唆使舜的父亲瞽瞍体罚他，而舜的态度是：如果打他的时候用小木棍，他就恭敬的领受，如果父亲瞽瞍拿起大木棍打来，那么对不起，舜就不陪你们玩了，掉头跑掉。
　　舜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代表的是一种变通的为人处事风格，通权达变，不拘泥于教条而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这也恰恰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的最基本思想之一。这一观点也恰恰解释了孔子一生为何述而不著，他所留下来的都是弟子门人记述下来的只言片语，这是因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是以教导人做人处世、如何与他人合作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仁，但具体的做法，会依据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而曾子传承了孔子的衣钵，发展了孔子的理论，他认为：人生在世，有三件根本大事，一是做事，二是做人，三是做学问。
　　做事讲的是一个忠字，凡做事多是“为人谋”，付出我们自己的劳动而让别人得到有益的帮助，如我们在社会上谋职工作，以我们的付出换得适当的报酬。这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对工作的效果，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好坏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别人对我们评价的决定性依据。所以忠于职守就意味着忠于我们自己，就意味着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
　　做人则讲的是一个信字，重承诺，守信用，这是千古不变的衡量一个人的人品的基本条件。我们生而于世，任何能力也不足恃，因为能力总是有限的，只有我们的信用资本，才是保证我们立足于人生事业的根本之所在。一个人的信用价值是最可靠的无形资源，要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点滴积累起来，这种积累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绝无丝毫的侥幸可言。
　　做学问，不是死抠书本，而是系统地在实践中提炼并整理出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或是为人处理原则，并以此指导自己及他人在工作生活中的进一步成长。否则的话，如果一个人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而不知道提炼经验，遇到了失败而不知道总结教训，那么，这样的人生就注定了只能是徘徊在一个不理想的状态之下，总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其人生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起。明代大儒王阳明曾作《传习录》，系统性地阐述了这种做学问的思想，其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源自于此。


　　人生有三戒
　　如果我们此时年纪轻轻，孔子告诫我们，女色面前悠着点儿!这里所说的少年戒之在色，是指少年爱犯的毛病是纵欲过甚。男女之间如果过分地纵欲，很多人只到三四十岁，身体就毁坏了。
　　孔子所说的少年戒之在色，其实就是告诉人们，在少年时期要正确处理性的问题。中国人对“性”这方面的学问研究得很周密——当然这是指在医学方面而言，但是很可怜，在道德上却对这方面遮挡得太厉害，甚至谈性色变，反而使这门学问不能发展，以致国民健康受到妨碍，尤其是没能对孩子进行很好的性教育。其实，细想之下，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本身就含有成年人尤其是家长有责任及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意思，也就是要帮助孩子做好“戒”的工作，因为孩子那么小，是不可能自觉做到、也没有能力做到正确处理性问题的。对孩子性的教育不要到了青春期才开始，应该是越早越好，但青春期的性教育最为关键。如果缺乏科学的性教育，孩子到了青春期时，由于好奇心强，精力旺盛，辨别能力和自制能力差，就会出现纵欲问题，这是很危险的。
　　这里所说的中年人戒之在斗，这里的斗不是指打架斗殴，而是指精神方面的争强斗胜。时时处处都想打垮人家，而让自己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这是典型的中年人的毛病，多半也会种下冠心病之类的病根。人在中年时代对钱财的需要是最多的，同时，人在中年时代的精力和智力是最充沛的，因此争斗得最激烈，也最容易出问题，所以孔子让中年人戒斗。
　　如果我们此时年纪一大把，孔子告诫我们说，余下的时间可别那么贪。这里所说的老年人戒之在得，是指老年人爱犯的毛病是贪婪和吝啬钱财。老年人戒之在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不到这个年龄不知道。譬如说一个人的个性相当慷慨，自己就要常常警惕，不要老了反而不能做到。曾经看到许多人，年轻时仗义疏财，到了老年一毛钱都舍不得花，事业更舍不得放手。早年慷慨好义，到晚年一变，对钱看得像天一样大。不只钱这一点要“戒之在得”。别的方面事情还很多。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描写一个做官的人做上了瘾，临死时躺在家里床上，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意念：还在做官，还要过官瘾。于是两个副官站在房门口，拿出旧名，一个副官念道：“某某大员驾到!”另一个副官念道：“老爷欠安，挡驾!”他听了很过瘾。
　　以前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太挖苦人；等到年龄大了，就知道写得并不挖苦人，的确有许多这类的人。有人在做事情的时候，生龙活虎，退休下来以后，在家就闲得发愁、发烦。下面再举一例，有一个人，听人说某一著名大建筑是他盖的，已经很有钱了，一位将军问他，既然这样富有，年纪又这样大了，还拼命去赚钱干什么?这位老先生回答说，正因为年纪大了才拼命赚钱，如再不去赚钱，没有多少机会了。看这类故事，越发觉得“戒得”的修养太重要了。人生能把这些道理看得开，自己能够体会得到，就蛮舒服，否则到了晚景，自己精神没有安排，是很痛苦的。
　　生命的成长虽是连续不断的历程，但呈现阶段性，每一个阶段都有特殊的发展任务与危机，唯有通过学习，才能顺利渡过危机，找到生命的意义。
　　将孔子的人生三阶段各有慎戒的名言加上我们的年龄、经验、心理、生理的体验，就愈知这三句话意义之深刻。人生的自我追寻是一生一世的任务。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成长的脚步不会停歇，学习亦不断伴随。
　　青少年应立志向学，能珍视生命，展现活力；要能坚持优质、追求卓越。
　　中年人在现实中忙忙碌碌地转着圈：事务忙引起心理忙，心理忙备感时间紧，时间紧反过来又使事务忙。周而复始，有时忙出病来，去医院排队挂号看病，拿的大多是疗心药，可能服了好了，一忙心病又重来。当然这是重些的，轻些的呢，倒可能有了病仍不知。
　　中年是理智的年龄。培根说：“感情炽热而情绪敏感的人，往往要在中年以后方能成事。”宗白华先生云：“人到中年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深沉，其实也是要以智性做根本的。
　　老年回顾来时路，从璀璨归于平淡，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好汉不提当年勇；老年要能舍能得，以回馈的心看清纷扰世事。
　　在人生的高峰，自在如闲云：有时，拥有太多，反而成为一种负累。君子之交淡如水，细水可以长流。
　　人生活在社会里，无欲无求似不可能，但怎样才能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绪呢?唯有“恬淡”、“虚无”。“恬淡”是指内心安静，“虚无”是指心无杂念。唯其心无杂念，心里安静，抛开一切超越现实的想法，方能“皆得所愿”。所以应避免急躁、烦恼、焦虑、紧张、激动、不满、厌恶等不良的情结。俗话讲知足常乐，过于追求荣禄得失，贪图名利享乐，就会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心里也总是不能平静，就会徒增烦恼，耗精伤神。
　　现实中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命中的自然欲望的操纵。“欲”使其生命的能量自动地顺着动物界生存竞争的积习所形成的心理定势流淌。而为仁的功夫就在于逐步化解这一定势并拨转能之流向，因势利导，使其升华为成人的强烈的动力。
　　要做到“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并非容易。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定的素养，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心境难免被眼前的事物所迷惑。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指出了恬以守神、愉以养神的精神调养法。日常生活中，助人为乐，会给自己带来欢乐，带来愉悦；栽花种草，信步庭院，临池垂钓，练书练字等活动，既可陶冶情趣，又能恬养精神。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修养行为，就会达到《黄帝内经》所说的“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的人生境界了。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句话展现了一幅轻松愉悦、安然自在的生活场景。一肩挑尽古今愁，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孔子在家闲居时却仪态舒展自如，神色和乐喜悦，过着无忧无虑的个人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副愁眉苦脸，严肃庄重的样子。这是因为他虽然忧国忧民忧天下，但却不忧个人生活，在个人生活上抱着以平淡为乐的旷达态度，所以始终能保持宽广的胸襟，舒展自如的心情。说到底，就是他很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精神，他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当今社会的人们，有几个人是在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谈不完的生意，陪不完的客户，开不完的会议，加不完的班……忙碌的生活，沉重的压力已经镂空了人们的身体与灵魂。家的意义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泊，家对于许多人而言只是一个晚上睡觉的场所。
　　美国人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高达90%的人工作不快乐，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即使他们“想”为自己活，却找不到“着力点”。
　　心理专家认为，尽管很多人人生发展的步调很快，却愈来愈失落，因为这些人未找到正确的方向与生活轨道，所以常常会感到焦躁不安。这就好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往错误的方向加速前进，但又不见回转道。
　　很多人都犯了相同错误：误以为“能力”等于“快乐”。但是，一人“能”做的事，并不一定就是他“想”做的事。譬如说，一个“能”赚200万年薪的人，他“想”做的也许只是陪心爱的小女儿游戏。
　　为了别人而活，为钱而活使得多数人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过着不快乐的生活，做着不愿意做的事，即使是他们当中不乏外表看起来功成名就的人，但是，心中隐隐然老是有一种想“冲破现状”的欲望。
　　你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纵使职位愈爬愈高，薪水也节节上涨，不过，这并不是你真正想过的日子，尽管人人羡慕你，但其实这些表象只不过是生活无趣的“安慰品”罢了，你心里想的很可能只是散散步、种种花、饲养动物、看几本好书、和好友把酒言欢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而已。
　　其实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事业的成败，也不在于仕途的穷达，更不在于拥有金钱的多少，而在于拥有能够体悟快乐的美好心灵。知足无忧，胸襟坦荡，既不为个人的私欲而戚戚，也不为非分的企求而患得患失，淡泊宁居，安享生活的乐趣与美好。
　　就像孔子心忧天下，也不一定要做出一幅忧心忡忡的苦相，表面的忧形于色，是肤浅的，是做给人看的，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修养不足的作秀。承担文化传承的重任，为道德文化奠基，为天下苍生立命，并不与生活的快乐相矛盾。
　　令我们生活快乐，使我们心情保持愉快，轻松地度过每一天，是我们尽力追求的生活常态。超脱于尘俗的琐屑与卑下，显示人生的境界与深度，是我们生活的理想。既能够平静地高居荣盛的热闹，也能够安然地静处退居的寂寞，始终以平常心态对待面临的一切，既不为一时的所得而欢欣，也不为正常的付出而失去心理的平衡，努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恬静，是我们潜心修养以求达到的心境。所谓“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要找出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其实不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你的心中寻找线索。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在过去的经验里，有哪些嗜好曾经令你振奋?如果说，维持基本的物质需求无虞，你会把剩余的时间、精力用在哪里?你是不是花了太多的力气去追逐身外之物，或者为了满足别人，而把自己内心的真爱丢弃不顾?
　　想为自己活，就是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穷毕生之力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谈何容易“为自己活”?
　　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中，生活安逸，衣食无忧，却羡慕笼外老虎的自由；还有一只在笼外自由自在，却羡慕笼内老虎生活的富裕，不用辛苦捕猎食物，于是两只老虎商量了一下，决定交换彼此的生活，笼外的老虎到笼子里面来，笼里的老虎到了野外去生活。最后，两只老虎都没有生存下来，重回自然的那只虽然获得自由，但不具备生存的能力；而安逸生活的那只虽衣食无忧，但却没有笼中之虎的心境，终日在狭小天地里，食之无味，忧郁而终。
　　由此可见，羡慕别人是没用的，重要的是要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让我们简单快乐地过自己的生活，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便是快乐，别无他物。人生没有冒险，便像大海没有风景；人生没有冒险终将一事无成；年轻是本钱，不努力就不值钱；人才摆对位置才能称之为人才；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方为最好。


　　节俭是永恒的美德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俭是一种行为规范，它是对浮华浪费行为的一种有效而且有益的约束。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说出了勤俭的好处和奢侈的恶果：“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由此可见，提倡勤俭对于家庭幸福和国家安宁关系重大，因为家庭和国家都需要道德的维系，而在各种道德修养中，俭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节俭是一门艺术，它能使人最大程度地享用生活。热爱节俭是一切美德的根本。
　　俭是一种人生观念，它涉及到人的幸福观和苦乐观。俭的本身需要约束，需要克制，所以俭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的。但是，有了约束，有了克制，人就降低了奢望，抑制了贪欲，减少了烦恼，因而俭的结果往往又是幸福的，快乐的。
　　在中国，素有“俭以养德”的古训和传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俭朴的实例就很多，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有。汉初的汉文帝就非常俭朴和节省，在中国古代所有皇帝中都是很有名的。他在位23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文帝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和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东晋大官吴隐之就是个十分节俭的人。吴隐之幼年丧父，跟母亲艰难度日，养成了勤俭朴素的习惯。做官后，他依然厌恶奢华，不肯搬进朝廷给他准备的官府，多年来全家只住在几间茅草房里。后来，他的女儿出嫁，人们想他一定会好好操办一下，谁知大喜这天，吴家仍然冷冷清清。谢石将军的管家前来贺喜，看到一个仆人牵着一条狗走出来。管家问道：“你家小姐今天出嫁，怎么一点筹办的样子都没有？”仆人皱着眉说：“别提了，我家主人太过分节俭了，小姐今天出嫁，主人昨天晚上才吩咐准备。我原以为这回主人该破费一下了，谁知主人竟叫我今天早晨到集市上去把这条狗卖掉，用卖狗的钱再去置办东西。你说，一条狗能卖多少钱，我看平民百姓嫁女儿也比我家主人气派啊！”管家感叹道：“人人都说吴大人是少有的清官，看来真是名不虚传。”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２１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４０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元１０８０年，苏轼被贬官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１２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３０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核心是俭，“俭则寡欲，可以不役于物，直道而行，谨身节用，逃罪丰家。”古今中外立大业、成伟名者，大多都是节俭朴素之人。诸葛亮自隐于山中，居茅庐，穿布衣，淡饭粗茶，苦读勤思，养成高尚品德，造就雄才大略。他的名言“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不但是他本人的座右铭，还鼓励人们修身养性，完善人格。
　　“俭以养德”这条古训，是现代社会应该提倡的一种人生观念，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行为规范。宋代儒士汪信民曾说：“得常咬菜根，即做百事成。”节制而俭朴的生活能磨炼意志，锻炼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精神，使人们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奋勇直前。如果在个人生活上，迷恋于吃喝玩乐，既消磨人的意志，又会分散工作精力，这样的人必将难成大器，甚至会在生活中迷失方向。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说：“俭，德之共也。”俭朴的生活，可以使人精神愉快，可以培养人的高尚品质。生活俭朴的人具有顽强的意志，能经受得住艰苦的磨炼，胸怀开阔，无心于考虑物质生活，更不会受钱财的诱huo。物质生活条件的好坏，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影响。因此，这种人住在竹篱盖的茅屋，也有清新的生活情趣。
　　唐太宗在位期间，不但注意节制自己的奢欲，对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奢侈之风也能有所限制。公元627年，他曾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贵族住房过于奢华，并对贵族生活用车马、衣着服饰的具体标准等做了规定。贵族婚丧费用是国家一项不小的开支，有些贵族，为了显示身份，大摆排场，有的当事人也想趁机大捞一笔。因此，唐太宗对各级贵族婚嫁丧葬的费用也做了一定规定，并强调：不符合规定的奢侈之举，一律禁止。严重者，要依刑法处罚。
　　是俭是奢，这不仅是一个人的自我修养或品德问题，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智者总能宁俭不奢，不仅一生平安快乐，也留下令人景仰的清声令名。纵观古今，那种追求奢华、生活糜烂的人，到头来总落得身败名裂，走向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深渊。



                                  　　                   第六章  理想之道


　　  志当存高远
　　孔子认为“立志”是重要的起点，但要坚持和实现其志向，并不是容易的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少年有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立，可见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确立志向后，又经过长期不懈地学习、修养，使之思想、感情和行为，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与“不逾矩”的境界，表明了道德教育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
　　杰出人士与平庸之辈的根本差别并不是天赋、机遇，而在于有无志向。
　　中国以往强调“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工、农、商、学、兵，各大行业类别中，你确定的人生志向是什么呢？
　　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做一名出色的商人？
　　成为大学教授、出色的研究员？
　　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成为一名有为的社会工作者？政府官员？
　　成为一名农场主？
　　……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志向，你就会谨小慎微，裹足不前。
　　不少人终生都像梦游者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荡。他们每天都按熟悉的“老一套”生活，从来不问自己：“我这一生要干什么?”他们对自己的作为不甚了了，因为他们缺少志向。
　　曾经有人问三个正在砌砖的工人，“你们在做什么事？”第一个人听了回答说：“我在砌砖头！”第二个人回答说：“我在赚工资！”第三个人笑着回答说：“我在建筑世界上最有特色、最美丽、实用的房子。”后来，第三个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
　　为什么会是第三个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呢？为什么不是第二个人与第一个人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人，他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把志向放得微不足道；而第二个人，满脑子里都是些庸俗的想法；然而第三个人却拥有远大的志向，所以，他成功了，这就是“志当存高远！”的见证。
　　贞观年间，长安城西的一家磨坊里，有一匹马和一头驴子。它们是好朋友，马在外面拉车，驴子在屋里拉磨。贞观三年，这匹马被玄奘大师选中，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前往印度取经。
　　17年后，这匹马驮着佛经回到长安。它重到磨坊会见驴子朋友。老马谈起这次旅途的经历，那些神话般的境界，使驴子听了大为惊异。驴子惊叹道：“你有多么丰富的见闻呀！那么遥远的道路，我连想都不敢想。”老马说：“其实，我们跨过的距离是大体相等的，当我向西域前进的时候，你一步也没停止。不同的是，我和玄奘大师有一个遥远的志向，按照始终如一的方向前进，所以我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你却被蒙住了眼睛，一生就围着磨盘打转，所以永远走不出这个狭隘的天地。”
　　这个故事的道理直白得不用再作附加说明，它告诉人们：一个没有方向的人，将永远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选择方向往往比选择努力更重要。
　　忙碌中的人，如果每天计算一下自己为生计、为工作、为生活、为休闲、娱乐、运动走过的路，长的数千里、数百里、数十里，即使是在家里呆着一天也要来来回回地走上千步路，平均下来每天走一公里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如此1年走365公里，10年就是3650公里，按一个甲子年计算60年就是21900公里。地球的周长是40076公里，如果一个人每天走2公里，绕地球走一圈就不再是梦想。
　　每天走两公里对一个现代人来说，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随便转悠一下都远远超过这个距离了，但是有几个人真正能绕行地球的呢？
　　这也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答案，从古到今能有幸绕地球一周的人毕竟是凤之毛、麟之角。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人没有志向，或者说志向太多，以至于就像那只被蒙住了眼睛的驴，一生就围着磨盘打转，所以永远走不出自己狭隘的小天地。
　　人与人一生区别在于，有的人把生存当作了唯一的志向，有的人把生存当作了实现志向的手段，其实人一生无论在工作上还是事业上要有所成就，根本不需要刻意地努力，只需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并每天为之而付出一点点的努力，那一生下来功效卓著，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每天走两公里的路一样。
　　杰出人士与平庸之辈最根本的差别，并不在于天赋，也不在于机遇，而在于有无人生志向！就像那匹老马与驴子，当老马始终如一地向西天前进时，驴子只是围着磨盘打转。尽管驴子一生所跨出的步子与老马相差无几，可因为缺乏志向，它的一生始终走不出那个狭隘的天地。
　　生活的道理同样如此。对于没有志向的人来说，岁月的流逝只意味着年龄的增长，平庸的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自己。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想做一名出色的商人，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志向，那么就让它成为照亮你自己的“北斗星”。
　　有人说，一个人无论现在年龄有多大，他真正的人生之旅，都是从设定志向的那一天开始的。以前的日子，不过是在绕圈子而已。
　　这就好似一个故事，说的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旅游胜地——比赛尔。
　　在很久以前，比赛尔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贫瘠地方。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凭着感觉往前走，他只会走出许多大小不一的圆圈，最后的足迹十有八九是一把卷尺的形状。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一直都没走出去过。后来，一位青年出现了，他发现比赛尔四处都是沙漠，一点可以参照的东西也没有，于是，他找到了北斗星，在北斗星的指引下，他成功地走出了大漠。这位青年人于是成了比赛尔的开拓者，他的铜像被竖在小城的中央。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
　　“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你的生活志向选定了吗？
　　你生活中的北斗星在哪里？
　　如果你还没确定，那你就及早选择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尤其对于那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来，更是要以此话时刻提醒自己。
　　有句成语叫“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不过这是将韩信发达之后的事情，在韩信发达之前，却是曾经有过受辱胯下的记录。韩信在投奔刘邦之前非常潦倒，不愿种田，又没有人推荐他做官，自己学做生意又以亏本告终，因此常常是寄人篱下，甚至乞讨为生。有一天他身配长剑来到一个集市，突然有一群青年拦阻了他的去路，其中一个无赖对韩信说：“我看你长得人高马大，还佩戴长剑，好像是个英雄好汉，其实你只是一个胆小鬼而已。”众人听了哈哈大笑，那人更加来劲了，缠住韩信不让他走，还坚持说：“你相信不相信我说的话？不相信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能杀了谁，如果你胆小，不想和我比武又不想死，就从我裤裆下爬过去。”韩信注视着那人，心想，我要杀了他，简直易如反掌，但是杀这样一个无赖不但不能证明我的才能，反而有损我的清白，而且一旦杀了他，他的同伙肯定要缠住我不放，万一再被官府抓起来，那么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和他斗这口气。想到这里，就伏下身从那人裤裆下爬过去了。集市上的人都哄堂大笑，以为韩信真的是因为胆怯才爬过去的。
　　正如苏轼曾经说过的那样：“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所以能忍是一个人有修养的表现。
　　小不忍则乱大谋却很有些阴谋哲学的味道，其实这里面的“谋”支撑的就是人生理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其核心就是一个“忍”字。



                                　
                                 第七章   用人之道


　　  用人德为先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一句话是借孔子的弟子子夏之口解释：什么才叫真正的学问。毫无疑问的，懂得真正的大学问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
　　子夏名列孔子的72弟子之中，名卜商，他一生中致力于讲学，宣传孔子的儒家思想，战国初期的学者们受其影响较深。而在这里，他说到了一个做学问的根本性问题。
　　在子夏看来，学问不是知识，更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人生于世的品德与修养。他说：一个人如果有着对高尚的德品的追求，尽力献身国家倾力以赴，对朋友诚信，这样的人即使没有读过书，也称得上真正懂得学问的人。
　　在这里，子夏仍然是沿习了曾子的思想，认为人生的根本在于德品，德品才是真正的学问，这话听起来愚腐，但实际上，这种思想在今天却是真正具有震聋发愦效果的。
　　一个人如果只有才学却没有品德，没有传统知识分子最为重视的气节的话，那么他为这个国家或民族带来的危害怎么形容也不为过。历史上的秦桧，就是这样一个最典型的有才无德的卑劣小人。
　　据宋史载，秦桧此人并非是不学无术之辈，他是宋徽宗年间亲笔点的状元郎，其才学在当时几无人可比，后金兵攻入汴梁，俘获了徽宗与钦宗两个皇帝，当时金人考虑再为南宋立一个皇帝，却不想再从赵匡胤的子孙后代中挑选，也就是准备另立别姓。当时满朝文武大臣慑于金兵的凶恶，无人敢置一辞，只有秦桧挺身而出，与金兵统帅粘罕据理力争，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当时秦桧的表现，不唯令满朝文武心折，就连粘罕也大吃了一惊。他想不到在这种情形下，南宋居然还会有人敢于同他抗争，于是粘罕一怒之下，将秦桧一同掳走。
　　却没想秦桧这人实际上骨头软得很，没有丝毫的气节，他到了金国没多久，就屈膝投降了，时逢金兵攻打南宋的楚州，楚州军民以死抗争，3年之久未能攻克城池，秦桧听到消息之后自告奋勇赶去，一封书信射入城中，竟令得这座3年无法攻克的城池举城开门投降，秦桧蛊惑人心的伎俩，由此可见一斑。
　　后金人为了祸乱南宋，密遣秦桧回国，假称逃回。时值宋高宗正为金兵不断进逼而忧心忡忡，空悬丞相一职，以待贤士。秦桧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笑道：“我有八字，可安天下。”有人问是哪八个字，秦桧笑而不答，高宗闻知，便召秦桧上殿相问，秦桧值此才说出那八个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这八个字，就意味着放弃复兴宋室的军事行动，把黄河以北大片沦陷的地区拱手让给金人，更有甚者，许多在北方兴起义军反抗金兵的爱国将领，也统统成为了“北人”，被朝廷扔下不管，而历尽生死从北方返回的爱国将士，如陆游，辛弃疾等人，居然都被视同盗匪相看待。
　　这八个字同样种下了以收复失土为己任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死因。
　　但是这八个字，却深得苟且偷安的南宋小朝廷的欢心，于是秦桧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卖国集团的代言人，登上了丞相的权位。而秦桧治国，更是以他惯常的小人伎俩而行事，狡黠阴滑，诡计多端。有一年京城的市场上突然缺少零用的铜钱，导致了市民恐慌，消息一直传到宫中，高宗急招秦桧相问。秦桧了解到情况之后，就回到府中，吩咐人叫一名理发匠来为他理发，头发理过之后，他命人捧出一盘子铜钱，作为报酬给理发匠，并叮嘱道：这些钱要赶快花掉，圣上已经有了旨意，准备废掉这种铜钱，另铸新钱。理发匠拿着铜钱出门之后，急忙把消息告诉了家人并吩咐家人将所有的铜钱全部找出来花掉。很快，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京城的市场上突然多出了数不清的铜钱，解决了铜钱短缺的大问题。而所谓的铜钱废除的事情，却再也没有了消息。
　　小人无才，也称不上小人。历史上，一些大奸大恶的权臣奸宦，大都有着一些过人的小才情，如奸臣蔡京的书法天下知名，明朝巨奸严蒿的词写得非常好，这恰恰证明了知识与能力不是有德之士的专利，知识与能力掌握在小人之手，就会祸乱国家，生民涂炭；知识与能力掌握在有德之士手中，就能够保国安民，解救天下苍生。所以有德之士更应该加强自己在知识方面的学习与能力的提高，避免让知识与能力落入小人之手所带来的祸患，这才是子夏所要提醒我们的关键所在。


　　学会知人善任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这句话，介绍了一种怎样考察和鉴别人的具体方法。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有时这些特征之间甚至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因此，想看透、了解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有通过像孔子说的这种方式，才能由外而内、正确全面地去认识一个人的真面目。
　　当然，这种认识，并不只是就看别人的缺点，也应该据此发现一个人的闪光之处。否则，就难免会走向偏颇，那样，也就谈不上知人了。
　　诸葛亮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料事如神”。曾经有一次，有个远方的客人来拜访刘备，彼此谈论得非常愉快，这时候诸葛亮恰好走了进来，客人立即起身去厕所。刘备对诸葛亮夸奖客人，诸葛亮却说：“我观察客人的脸色骤变而神情恐惧，视线低垂且左顾右盼，外表显露奸诈，内心隐藏邪恶，一定是曹操派来的刺客。”
　　刘备听了不信，就派人去查看客人，那客人却已经翻墙逃走了，至此，刘备才相信诸葛亮的判断。
　　在这里，诸葛亮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避免了蜀国的一次危机，这种观察与判断的智慧正是孔子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方法：
　　评判一个人，只要注意三点就够了：看他想达到什么目的，看他思想的动机与来由，看他所信奉的人生准则是什么。如果把这三个问题分析明白了的话，哪还有什么能够逃避了你的观察的呢？
　　博弈论认为，人在社会中的活动是一个无限猜度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根据他人的选择做出自己的决策，而其他人也同样，相互之间都是把对方对自己的猜度因素考虑在内，并依据猜度的结果做出决策的选择。谁能够在这个猜度游戏中占到上风，就可以掌握主动，反之，就会受制于人。
　　战国时代的寒士范雎，因为才能出众，受到魏大夫须贾的诬陷，被打得折肋掉齿，险些丧命，他在秦国人王稽的帮助下寻机逃脱，并藏在王稽的车里悄悄逃离了魏国。车到湖关，看见大队车骑从西边来，原来是秦相穰侯东巡县邑。”范雎说：“我听说穰侯在秦国专权，最讨厌人接纳他国诸侯的宾客，被他发现恐怕会羞辱我，我就躲在车里吧。”
　　一会儿穰侯来了，见了王稽，就下车来打招呼，并询问王稽：“关东有什么大事发生吗？”王稽说：“没有。”
　　穰侯又说：“你去见魏君，没有带魏国的宾客一起来吗？其实这些四处游说的宾客一点用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而已。“
　　王稽说：“我不敢这么做。”
　　穰侯走后，范雎出来说：“穰侯是个聪明人，他想事情想得较慢，刚才怀疑车里有人，却忘了搜查，一定会后悔。”
　　于是范雎下车走路，走了数里之后，穰侯果然派骑兵回来搜查，见没有宾客才罢休，范雎这才和王稽进入咸阳城。
　　在这里，穰侯与范雎两人就像是两个对弈中的棋手，穰侯每走出一步，都在范雎的掌握之中，所以才会处处失去先机。在军事斗争中，凡是能够料敌于先的人，莫不是能够在随后的事态发展占到上风，如卫国的南文子，就是具有这样不凡才能的一个人。
　　春秋年间，晋国的智伯想要攻打卫国，于是就假意麻痹卫国君臣，派人送给卫国的国君野马400匹，璧玉一块，卫君得到礼物，喜形于色，群臣也纷纷赶来祝贺。只有卫君的家臣南文子脸上没有高兴的神情，反而是忧愁不已。
　　卫君问南文子，国与国之间彼此和好，这是好事，你为什么忧愁？
　　南文子回答说：“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没有尽力而得到礼物，不可不明察。野马400匹，璧玉一块，这是小国出手的礼物，而晋是大国，却用这个礼物来送给卫国，君王你一定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卫君听了南文子的劝告，并把这些话告诉了边境的守军，让边境守军做好防卫的准备工作。
　　智伯果然起兵攻袭卫国，到了边境之后，发现对方早有准备，不得不悻悻退回，并说道：“卫国有贤明的人，预先知道了我的谋略。”
　　所谓贤明的人，也就是那些对于形势的发展有着明晰判断的人，由于他们能够在纷乱的局势中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能够做出主动性的决策，这种人和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例如，商鞅曾赴魏国游说，希望能够说服魏惠王实施变法，但是魏惠王对此不感兴趣，所以商鞅就暂时滞留在魏国。但是魏相公叔痤却非常了解商鞅，只可惜他身患重病，行将就死。他在病榻上对魏惠王说道：“公孙鞅年轻又有奇才，希望大王把国事全托付给他，一切听他的；如果不托付给他的话，就一定要杀了他，不允许他离开国境，以免他的才能为别的国家所用。”魏惠王边听边点头，答应了公叔痤的要求。
　　然后公叔痤又吩咐人将商鞅请来，向他谢罪说：“我做事是先国家后个人，先君王而后臣子，所以我先为君王定谋略，然后才告诉你。你听着，如果大王没有把国事托付给你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赶快离开魏国！”
　　商鞅听了公叔痤的话后，笑着回答：“如果国君不能采用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而杀我呢？”
　　最终商鞅也没有离开魏国，而魏惠王既没有用商鞅的才能，也没有杀掉商鞅，一直到商鞅受到秦国的重用，魏惠王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公叔痤的劝告。
　　在这里，观人研事，料敌机先，抢先一步，先发制人，所依据的就是孔子提到的这三点。
　　看任何一个人做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他平常的涵养如何，他安于什么？只要把握住了这些，我们就把握住了人性与人心。诚然，现实总是有其远超任何理论的复杂性，但如果对孔子关于察人知人的教诲细加体悟，我们终会有所收获，并在实际操作中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第八章   察人之道


　　  察人靠自己，切忌盲从
　　我们每天都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工作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正确地判断一个人，怎样去判断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怎样才能有一个公正和真实的认识?孔子认为，如果大家都厌恶他，你不能随便相信，一定要去考察；如果大家都喜爱他，你也不能受蒙蔽，不能冲动，也一定要去考察和观察，不要人云亦云。在这里，孔子强调的是，要根据事实和你所观察到的人的言行做出判断，而不能只根据身边人的说法去判断。
　　中国古代“三人成虎”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的真假，一定要经过细心的考察和思考，不能道听途说，否则“三人成虎”，就会把谣言当真，这样一来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比如这个故事中陪同魏国太子去赵国做人质的大臣庞恭，当他走后，一些对他心怀不满的人开始在魏王面前说他的坏话，时间一长，魏王果然听信了这些谣言，当庞恭从赵国回到魏国后，魏王再也不重用他了。中国还有个成语“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说的就是，一次一次地造谣诽谤，也可以将真理埋没。所以，当许多人、甚至所有人都说一样的话的时候，不代表就一定是对的，你必须有自己的考察和分析，这样才能避免犯错误，造成损失。但是，一个人要能做到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太不容易了。谣言多了，就足以毁掉真相；附和的人多了，白的也会被说成黑的。所以，我们对待任何事情都要有自己的观察和分析，不要人云亦云，被假象所蒙蔽。
　　“人云亦云”、“随大流”，是人性的弱点之一。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对某种信息和心理状态不由自主地产生无意识的盲从，这种盲从不是通过承受有组织的蓄意压力，接受某种信息或行为模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传播某种情感状态并且无意识地进行心理调节而表现出来的。无组织的人群往往成为这种效应的加速器，如果置身其中，即使有主见的人也容易受其感染而失去辨别能力；正因为常人都容易犯“人云亦云”的毛病，结果很可能导致错误的认识。所以，亲自去细致地观察某种人或事，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在人们的处世决断中是很有必要的。
　　孔子提出的“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主张，既抓住了人们认识并判断事物的错误所在，又恰到好处地点明了正确认识、判断事物的途径和方法，它是我们为人处世不可忽视的重要策略。历史上大量正反事例，也反复印证了它的必要性。一个人在世上做人，要“不疑人，也不受人欺”，哪一方面有了偏失，都会带来危害。
　　周公曾辅助周武王灭殷建立周朝，不幸，武王灭殷后，就病重不起。在武王生病期间，周公十分担忧，便写了一篇祷文，请求上天让自己代武王而死。史官把周公的祈祷记在典册上，放进用金绳索捆的匣子里，珍藏起来。武王逝世后，武王的儿子成王继位，因年纪小，不能管理国家大事，就由周公代理。这时，周公的哥哥管叔鲜、弟弟蔡叔度等人，对周公代管政事大为不满，一方面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夺王位；另一方面组织力量联络已归降周朝的纣王儿子武庚，策划叛乱，还在国内大肆散布谗言说周公想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周公为避开锋芒，只好避居东都。
　　周成王对这些传言，将信将疑。一方面，他看到周公不但在武王执政时期表现出忠心耿耿，尤其在自己年幼即位时，他代管朝政，处理政事井井有条，对自己、对母后也是毕恭毕敬。当自己能亲政时，毫不犹豫地把政权交给自己，由此看来，流言不可信。可是不相信吧，又觉得周公是先朝元老，自己年轻力量单薄、根基不牢，流言也决非空穴来风，一时拿不定主意。不过他并未贸然对周公采取非礼的行动。不久成王发现了周公所写的祷文，才深切地了解到周公对周王朝的忠诚，很受感动，于是派人接回周公，帮助治理国家，并派他率领部队平定了武庚、管叔和蔡叔的叛乱。
　　魏文侯派乐羊为帅，领兵伐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恰恰在中山国做官。乐羊因故连续三次延缓攻城日期，此时魏国一些本来就对乐羊得宠而妒恨在心的大小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上书告乐羊的黑状，说乐羊不但念及私情，不进攻中山国贻误了战机，而且有与中山国合谋反叛魏国的意图，大肆攻击乐羊。魏文侯凭着对乐羊的了解和信任，硬是不为之所动，把这些告状信统统锁进一个箧子里，并不时派人到前线慰劳乐羊和他的部队。
　　3个月期限已到，中山国仍不肯投降，乐羊马上亲自督战攻城，全线攻击，占领全城，中山王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乐羊凯旋回朝，魏文侯出城远迎，并设宴于宫内为其庆功洗尘。宴毕，魏文侯命人取来两个密封的箧子送给乐羊。乐羊以为是因立功所赏的金银财宝，殊不知回家一看，全是一些告他围城不攻企图谋反的书信状纸。乐羊大为吃惊和感慨，心想：朝中有如此之多的人造谣诽谤我，要不是君主信任我，不为谗言所动，我恐怕早变成刀下鬼了。从此，乐羊对魏文侯更加感激涕零，忠心效劳。
　　这是两则不轻信谗言，察人靠自己的典型例子，由此可见，对于众人的意见、社会的传言，信还是不信，都不能盲目，既不要盲目相信，也不要盲目不信。正确的态度、重要的途径是必须“察”之。察传言所讲事物的原委、内情，察自己对传言所指对象的了解深度、广度和正确度，尤其要察散布传言者的动机、目的，有了这几“察”，才能尽量不做出错误的举动。


　　君子重质，不以貌取
　　天下之事，最难的莫过于识人辨人，即使是圣智如孔子，在这方面也曾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曾经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武城人，字子羽，他的年龄比孔子小39岁，求学到孔子门下，想侍奉孔子。
　　可是当时孔子拿眼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个澹台灭明长相是十二万分的丑陋，不仅貌丑，而且他的体型也七扭八歪不端正。所以孔子当即断定，这个澹台灭明没什么大的出息，不过人家既然求上门来了，他想学什么那就随便教他点吧，但让他随在身边侍候，这就免了吧。就这样，澹台灭明因为貌丑的原因，最终失去了侍奉孔子的机会，他在孔子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回去了。
　　但是离开孔子之后，澹台灭明却脚踏实地的切身实践孔子的仁德理念，他处事光明正大，不存偏私，宽谅别人因为人性的缺陷所带来的过失，却对自己的品德严格要求，不是为了公事的话，从来不登公卿大夫的门。他一直游历到长江，传授孔子的仁德思想，许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奉他为老师，向他悉心求教。而澹台灭明却要求自己更加严格，无论他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或是给予别人些什么，又或者是他离弃某一个人，愿意趋就某一个人，都是从堂堂的德政出发，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
　　澹台灭明修心养性，传布仁德的名声，很快在四方诸侯之间传开了，愿意追随他的门人弟子，超过了300人。这就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来历。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一代圣人孔子不小心犯下的错误，并因此而得到的教训。所以人们在对待人和事物的时候，不可仅仅盯住眼前的这么一点点表象，因为它只反映了这个人或者这件事的外在状态。人们要懂得美丽的白天鹅是从丑小鸭变来的，美丽的蝴蝶是从丑陋的蛹变来的，不要以貌取人，应该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对人和事从本质上进行分析、判断，只有掌握了这种能力，才可能做出正确的、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否则就要犯急功近利的错误。
　　唐玄宗时，裴宽曾在润州地方官手下做事。当时润州刺史韦诜正在为女儿挑选丈夫，很久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一天，他在家里休息，登楼远望，看见花园里有个人往土堆里埋东西，于是向家人打听那是谁，家人去打听了一下，回来报告说：“是裴宽。他为人清廉，不愿意接受人家的贿赂，生怕玷污了自己的家门。有人送给他一大块鹿肉干，放下东西就走了，他没法退还给那个人，又不敢自欺欺人，所以就把它埋起来了。”韦诜听了，对裴宽的人品赞叹不已，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
　　结婚那天，韦诜让女儿躲到帷帐后面偷偷看裴宽。裴宽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碧绿的衣服，人们都取笑他，叫他“碧鹳”。韦诜的女儿也很不满意，韦诜严肃地说：“父母爱惜自己的女儿，一定要让她嫁给贤良的公侯做妻子，怎么能够以貌取人呢?”果然，裴宽不负岳父的重望，后来当上了礼部尚书，很有声望。
　　要学会识人，要透过表象认识其本质。韦诜选中了裴宽，他不以衣貌取人，不以贫富取人，是因为从裴宽埋肉干的行为看出他清正廉洁的人品，由此断定裴宽以后必定能够飞黄腾达，而后来裴宽当上了礼部尚书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识人方法果然没有错。
　　再举一例：
　　三国时期，庞统隐居在江东，鲁肃慧眼识英才，周瑜死后，他就向孙权极力推荐庞统。可是孙权见庞统“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里十分不喜欢，又嫌庞统出言不逊，轻视周瑜，便拒而不用，轻易地将他放走了。于是，鲁肃只好把他推荐给了刘备。庞统虽然早死，但是从当事人对他的评价，以及他生前所做的事来看，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孙权因为以貌取人，就失去了这样一个人才，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而司马懿则比孙权聪明多了。他任用的名将邓艾在小时候就常常被人瞧不起。邓艾从小是个孤儿，做过放牛娃，犯有口吃的毛病，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常常憋得脸红脖子粗。像他那样的人想要做官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但是他从小喜欢武艺，爱看兵书，每见高山大河、形势险要的地方，他总要指指点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被司马懿看中了，并做了尚书郎。后来，邓艾带兵消灭了蜀国，打破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对人的判断失误，导致良机丧失，甚至丧身辱国的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如关羽因为低估了东吴的吕蒙，终致城亡兵败。而楚汉相争之时，项羽勇猛无敌，威名天下，却因为前来投奔的韩信曾受过胯下之辱而不用之，使得韩信改投市井小人一般的刘邦，让不可一世的楚霸王落入十面埋伏之中，落得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凄惨结局。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华50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5000年的识人宝鉴。
　　一个人是否应该被看重，重要的当然是看他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学识修养，至于外在的容貌、装饰以及言谈举止等，其实都是次要的。无论是选才用人还是结亲交友，有见识者当然要以此为标准。当然，能够“质”与“文”俱佳更好，但是，切记不可因“文”而废“质”。否则，一旦被外表迷惑，得到一个华而不实的废物，甚至是一个仅仅外面光的“驴粪蛋”，就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第九章    心灵之道


　　  用音乐洗涤心灵
　　人类拥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伴之而来的还有不息的音乐。音乐与人类相伴，音乐与人生相伴。在中国，将自然界的声音称之为天籁。而音乐，就是心灵之天簌，因为任何一种好的音乐都来源于人的心底。在国外，一曲《命运》，一曲《国际歌》，让人有了另一种感悟与感动。《命运》反映了一个刚强不屈的人在向命运抗争，“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贝多芬一生多舛，但他不低头、不屈服，他要做一个强者！是音乐支持了他，也是音乐成就了他。他的人生充满光辉！而《国际歌》则让音乐与世界连在了一起，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在那个年代，革命的激情在愤怒的火焰中燃烧，热血在信念的鼓舞下沸腾！而如今，我们的生活如花园中的鲜花般幸福，我们已经远离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但我们仍然不能缺少音乐，因为音乐可以净化心灵，平静心绪，如柳宗元般“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惬意，有白居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神秘与美妙。
　　俞伯牙、钟子期的一曲《高山流水》，经久流传，孔子当年听一曲“韶乐”，竟是三月不知肉味，可见音乐之魅力。而孔子的母亲，是很早就懂得了音乐对于智慧的开启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所以对孔子采取了音乐教子的方法，一直被传为佳话。
　　孔子在母亲的教育下，很小就学会了吹、拉、弹、唱，懂得了礼仪规矩，懂得了音与音之间存在的节拍，符与符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孔子从音律的协调关系得到了启示：音律调节好，才能演奏出悦耳的音乐；人际关系调整好，才能安宁本分，克己复礼。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使他逐渐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调整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为主体的儒家思想，进而创造了儒家学说，使他成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应该说，孔子的成才和成功与他的母亲颜征的培养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
　　颜征，是我国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母亲。由于她教子有方，培养出了千古流芳的孔圣人，所以世人称颜征为“圣母”。
　　早在孔丘还不懂事的时候，颜征就买来了很多的乐器，有时自己为儿子吹弹，有时请人为儿子演奏，有时让儿子自己摆弄。邻里乡人不解其意，颜征对人们说，孩子现在还不懂事，但天长日久，他就会喜欢这些礼器。做人要讲根基，办事要按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礼器最讲礼仪与规矩，无章法演奏不出动听的乐曲。让孩子早一点懂得礼仪、音律、等级，对他日后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在母亲的引导和教育下，孔丘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邻里有了婚丧等红白喜事，他挟着乐器跑去奏乐。孔丘长大后，对音乐的爱好有增无减，简直到了胜过吃肉吃饭的地步。他在齐国听了《韶乐》，一连学了3个月，吃饭连肉味都觉不出了。他说：“真没想到学音乐会使人达到这个境界!”。
　　从此，孔子对音乐钻研得更深了，在音乐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从音乐中能悟出许多深刻的道理。在各种乐器的奏鸣声中，孔子懂得了音和音之间存在着节拍，符和符之间有着一定的规律，音律协调好了，才能演奏出悦耳的音乐。于是，他告诉鲁国太师音乐演奏的道理，说：“音乐是可以懂得的，开始起来的时候，就是协调的，接着，五音是精粹的，节奏是明朗的，持续着缭绕不绝，终于就完成了。”孔子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是精深的，整理了出“六经”之一的《乐经》。
　　由此可见，音乐与心灵智慧之开启有着多么奇妙的关联，它是心灵的阅读，是从心灵深处抽出来的丝，点点滴滴跳动的灵性。音乐的语言只能用心灵述说，因为人们最终探索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你会陶醉在音乐艺术的自我幻想中。心灵是精华的调色板，给音乐换上七彩,渗透变成了我们的颜色。有人说音乐是“人类精神不屈的咏叹调”。当所有的一切都离我们而去时，我们唯独可以寄生在音乐里。音乐让我们充实，让我们放松，让我们空灵。亚里斯多德说：“灵魂本身就可以是一支乐调。”
　　孔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在音乐中我们找到了我们内心的同时，赞叹音乐的魅力。音乐使我们不再隐蔽和萎缩成一缕枯枝。让音乐走进心灵，滤出杂汁，除去暗淡；让心灵听懂更多的音乐里的欢乐和祝福吧。我们要心灵听音乐,用思想来歌唱!


　　最简单的最快乐
　　这段话是孔子在称赞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说颜回过着简朴的生活而“不改其乐”，是一种多么高尚和难能可贵的品质。而在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中，在物欲如水无孔不入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不太愿意过这样简朴的生活，更不会以这样的生活为乐，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内心怎么还会保留一片简洁、清净的天空呢？
　　其实，简朴的生活是一个人生的至理，也是一份非常宝贵的生命领悟，我们只有透过简朴才会生活得有活力，才会感受到一份轻松及愉快。也正因为我们有那份简朴，才真正展现出一种单纯的心智，而透过这种单纯的心智，会使一个人的智能容易发挥，志气比较容易坚定，心情、情绪比较从容而稳定，能更好地从最为简约的生活中领略生命的原汁原味。这也就是所谓的“自得其乐”了。
　　陶渊明所过的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简单生活，一直是许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向往的境界。初春清晨，荷锄躬耕，走在阡陌交错的田间小路上，望着一派大好春光，他不禁情思邈邈，遐想不已。田野上春鸟啾啾，好像欢呼新春的到来；晨风习习，恰似迎接归来隐耕的主人。他时时记取先师孔子“忧遭不忧贫”的古训，保持着一种安贫乐道的可贵精神和情怀。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秧苗一片嫩绿，生机盎然地迎着和风旭日。呼吸着朗润的空气，望着丰收的美景，加上劳动休息时的静谧，愈发让人心足意惬。落日归山，杯酒酬邻，品尝着村酿的甘淳，分享劳作之余的愉悦。比起相互倾轧的上层社会，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活更显淳朴、安逸。陶渊明离开了富贵奢华、明争暗斗的官场，与农人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悠然自得地做了垄亩之民。
　　陶渊明这种返朴归真的生活让我们在羡慕的同时更受启迪。世人生活在万丈红尘中，烦心事儿总免不了。很多时候，为事业、爱情、家庭操劳，老人孩子、柴米油盐、得失浮沉、邻长里短，似乎件件桩桩的琐事俗事都让我们心力交瘁、忙碌不堪，于是觉得生活像根鞭子，而自己却像只陀螺，一直旋转到形神俱疲。
　　每每这时，我们总会期盼一种简单快乐的生活状态，真正的简单是繁华落尽的素朴，是悲喜尝遍的领悟，是坎坷过后的坦然，是无求无欲、不矜不躁的大气，如雨过天晴，天地澄明。如不是世路走惯，人事久历，哪能识得简单的真意?
　　世界上很多复杂的东西究其原意本来都是非常简单的：饮食就是能维持我们生命的东西，衣着就是穿能给我们温暖的东西，居室就是能给我们遮蔽风雨的地方，旅行就是迈动双脚从这里走到那里，美术就是得意时在岩壁上刻刻画画，音乐就是高兴了在旷野里拖长嗓子吼叫……
　　而如今，这一切原本简单的事情都变得非常复杂起来，我们今天享受着高度发展的文明带给我们的许多物质上的享受的同时，也承受着它所带来的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烦躁不安的心绪，越来越多的人在对物质与名利的追求中丢失了自己，丢失了快乐。人们在频频抱怨的同时，己经不知如何去找回快乐。
　　有这样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有一个老人在自家的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本人愿将一间房子送给一无所缺、全然满足的人。”过了几日，一位富翁骑马经过，看到牌子，便下马走了进去，对老人说：“老人家，我最合适要这间房子了，我是个富有的人，任何想要的东西都拥有了，所以我现在一无所缺，全然满足了，怎么样，把房子给我吧！”老人看了看他，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你一无所缺了，还要这间房子做什么呢？”
　　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人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而欲望就是一切不快乐的根源。常言道：“知足者常乐”，所谓“知足”并不是要我们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也不是让我们以贫穷为乐，没有人希望自己是贫穷的，我们也没必要去追求贫穷，相反，我们都需要富足而且快乐。然而现实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我们总是顾此失彼。
　　经常听到有些人怨天怨地,怨自己没出生在一个好的家庭,怨自己运气不好,做什么事都不顺。其实这些人生活还是不错的,只不过看到生活过得比自己好的就心里不平衡,自己没本事就怨天怨地怨父母。但真正生活艰苦的人们很少有怨言,而是默默地工作着,生活着,他们用他们的勤劳,他们的质朴,过着普普通通而又充实幸福的生活,他们很满足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去和别人比较什么,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了,当一个人不去妄想而踏踏实实地生活工作着,他们就很快乐了,也就是知足者常乐。现实就是这样,出生有贵贱,能力有大小，但生活的快乐不快乐,知不知足就要看每个人自己了,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妄想,要自己去努力去付出。妄想是无止境的,生活在妄想里的人他们对生活是永远不满足的,所以他们活得很累，他们要攀比，他们虚荣心强，见不得别人比他们好，他们永不知足，所以注定他们永远不会快乐。
　　生命本来已经很短暂，我们何苦还要自寻烦恼？“幸福无需一百万”，让我们学会在简简单单的生活中感悟人生、体味快乐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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