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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黄家章《人事成败与<菜根谭>》 [打印本页]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1 13:01     标题: 黄家章《人事成败与<菜根谭>》






                                       人事成败与《菜根谭》

                                      黄家章


                                        上


　　

                                                          开篇献辞
　　
　　一本书，我们可以读一遍，也可以再读一遍，还可以再读无数遍。
　　当然，也可以不读。
　　但人生就不是这样了。
　　记得有哲人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傻瓜们走马观花似的随手翻阅它，聪明的人则用心阅读它。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只能读一次。”
　　几乎可以肯定，您、他、我，没谁想当傻瓜。
　　这样，为了读好人生的这部大书——这部只能读一遍的大书，我们或有必要多读一些论述应该如何为人处世的书。
　　但愿这本依据旷世奇书——《菜根谭》的思想来论述为人处世的书籍，能在这方面，带给您一些开卷有益的启迪。
　　因为古德有言——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见，人情淡始长。
　　如此，接近天地境界，体会百味人生，做到——
　　风斜雨急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著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
　　那，才是高人，才是了手的功夫，才能在更高层面上寻回自我。
　　


                                前言：性定菜根香
　　
   “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
　　宋朝人汪信民说出的这一句名言，在距今约五百年前的明朝晚期，成为了一部着重以阐述为人处世、得失成败之道的著作得名的依据。
　　这部著作，就是明朝人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
　　

       一、《菜根谭》的作者与名意
　　《菜根谭》，又名《处世修养篇》，明朝洪应明（约明神宗万历中期——公元一五九六年左右在世）所著。
　　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有关他的生卒年、生平身世，现已因不可查考而知之不详了。
　　《菜根谭》的书名，来自于上引宋人汪信民的名言。其以作为菜之根基的菜根，喻人生的根本；谭通谈，故《菜根谭》之名意，是人生根本的哲理之谈。所谓“性定菜根香”，万味皆由根处发，厚培其根，其味乃厚，根深才能叶茂。
　　此外，洪应明以“菜根”立题，题意之中，或还有联系不少人将菜根弃而不食之行为，实则暗喻世间的不少人在做人之时，多只顾及眼前的短期利益，而不着意在做人的根本上努力之意，进而也就更有思考、谈论和实践为人之根本的必要。所以，书名中，或还有一种纠偏扶正之意。




       二、咬菜根、做百事与追求成功
　　 在汪信民“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的名言中，一个“咬”字，讲究的是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而非囫囵吞枣般地一股脑儿咽下去。如此，才可体会菜的真滋味，世味如菜味，才可领悟人生的真滋味。在此之后，才可做人生的各项大小事业，而且才会做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咬得菜根（断）”，然后“则百事可做”。一粒米养百种人，百种人做百种事，不同人的不同生态，是丰富多彩的，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是多种多样。从形态来看，“有人漏夜赶考场”是一种，“有人辞官归故里”也是一种……
　　人之欲望，大可膨胀至吞噬天地，谁能一碟菜根，则知足矣？
　　殊不知，有形菜根为小，内蕴的形而上之道为大。能否啃得下这菜根，是验证可否成就大业的根本。世味如菜味，由根而发，做事业如植树木，成功的追求始自根基，根深才能叶茂。所以，咬得菜根断，百事可做。
　　将百事再浓缩，人生就如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所说的那样：
　　——想象生活是一场比赛，你必须同时接五个球。这五个球分别是：工作、家庭、健康、朋友和精神生活。你要尽量不让任何一个球落地。很快，你会发现工作是一个橡皮球，如果它掉下来，它就会再弹回去，而其他四个球，即家庭、健康、朋友以及精神生活，是玻璃制的，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一旦落下，将不再和以前一样，会受损，甚至会粉碎。成功的人生，在于它们在你的生活中求得平衡。
　　成功因此而可以想象，可以把握，也可以实现。
　　阅读是一项接受的过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读角度。读《菜根谭》，思人间事，见仁见智，人人多少可从中汲取有用的智慧。
　　那么，从人事成败的角度来看，穿越了数百年时光隧道的《菜根谭》，给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呢？
　　《菜根谭》告诉我们：成功有大成，有小成。
　　《菜根谭》告诉我们：常识的成败之外，有看似是失、实却是得的成，有看似是得、实却是失的败。
　　《菜根谭》告诉我们：不同的成功者，或成于德，或成于功，或成于言。
　　《菜根谭》告诉我们：形形色色的成功者中，唯有内外兼修德才兼备者，才能大成于天下。
　　那么，如何才能成功呢？如何才能大成功呢？
　　《菜根谭》告诉我们：
　　成功者要即经历艰苦磨难，磨难玉汝于大成，而且是如履薄冰后才能迎来大成功：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过。
　　论到成功者的文章做得好，成功者的人品成立时，有如此由衷之言：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在动与静、忙与闲的人生跳跃中，成功者要不时通过自我反省、周密筹划来减少失误：
　　——忙处事为，常向闲中先检点，过举自稀。动时念想，预从静里密操持，非心自息。
　　成功者会正确对待人生的实业与虚名，日常的务实与务虚：
　　——立功建业、事事要从实处着脚，若稍慕虚名，便成伪果；讲道修德，念念要从虚处立基，若稍计功效，便落欲尘。
　　就一个人的耳闻目见，一个人的胸怀与气度而言，从长远来看，最终的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日常耳闻目见，最终的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胸怀与气度，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耳口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之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鸠酒中矣。
　　成功者的终极目标，在于超尘脱俗，在于实现自我的安身立命：
　　——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关于成功者救既败之事的技巧，图垂成之功的毅力，有言：
　　——救既败之事者，如驭临崖之马，休轻策一鞭；图垂成之功者，如挽上滩之舟，莫少停一槕。
　　对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认识,同样有着真切的感悟:
　　——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切莫放手。
　　由于人性的弱点，成败的比例即使可以数量化，可以明确地摆在台面上，但在复杂的团体中，或因小人之暗箭难防，或因人心的复杂算计难免，评价也未必是客观的。因此，君子也应有自保术：
　　——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君子所以……宁拙毋巧。
　　讲到成功者的人际关系处理，有如此透彻之言：
　　——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希千百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丑。
　　成功者面对人生的宠辱、个人的去留选择时，是坦然而然的：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不同的人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成功者所运用的策略也就有不同，所谓：
　　——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宣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
　　要成功，必须在方略与战术上有缜密的考虑，有超人的心理素质，能做到居安思危，处变不惊：
　　——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才可以弥意外之变；有事，常如无事时镇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
　　要成功，离不开他人乃至是团队的帮助。因此，追求成功者，就要善于从大局出发，从善如流，不能意气用事，不能因小惠而伤大体：
　　——毋因群疑而阻独见；毋任己意而废人言。毋私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以快私情。
　　成功者要处理好创业与守业的关系：
　　——图末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业。
　　总的看来，成功者既要有原则，又要不乏见机行事的灵活性：
　　——建功立业者，多虚圆之士；偾事失机者，必执拗之人。
　　成功者是有原则的，这些原则联通着终极的追求：
　　——不昧己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
　　人事成败是一部大文章，是历史沧桑的一种表现。即使是身处自然，也可以有更趋根本的感悟：
　　——吾人适志于花柳烂漫之时，得趣于笙歌腾沸之处，乃是造化之幻境，人心之荡念也。须从木落草枯之后，向声希味淡之中，觅得一些消息，才是乾坤的橐籥，人物的根宗。
　　等等，等等。
　　本质上言，就《菜根谭》来看人事成败，对何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的人生，会有相应的心得。毕竟，对于成功者而言，成功不仅是意味着社会承认其存在的价值，并使之获得金钱、权力、尊重等物质与名誉上的肯定，也意味着成功者实现了自我，安身立命，对自己充满自信，对人生能充实把握，拥有真实的幸福感。
　　


       三、《菜根谭》的思想内核
　　《菜根谭》全书采用的是语录式体裁，语句有着楹联般的工整、诗词般的合韵、歌赋般的雅美和警句般的睿智，时而有大江东去般的慷慨陈词，时而又有顾影自怜般的感悟心语……语句简炼工整，每每寥寥数语，却有着内容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容纳着深厚的人生智慧，读起来琅琅上口，或诵或背之后，很耐长时间的玩味、琢磨与咀嚼。对于个人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对于如何正确地把握自我，对于如何把握与看待人生的得失成败，对于寻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菜根谭》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指导作用，多记一些语句在心，或许就会终生受用不尽。
　　更重要的是，《菜根谭》内容所反映出的，是作者融汇了自我人生体悟的思想，同时也容涵了不少前人的妙語，全书笔调犀利而又不失沉稳，内容明理而又不乏通情，颇得古谚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精髓。
　　前人对《菜根谭》，有“静心沈玩，乃得其旨”之论，诚斯语也。
　　《菜根谭》全书的思想，以禅宗与心学思想为核心，将儒释道思想兼容为一体，糅合了儒家的入世与中庸观、道家的无为观和佛家的超脫出世观，关注处世的成败与进退，旨在入世与出世的抉择中把握合乎情理的平衡，因此而为世人所宝。
　　在《菜根谭》的语句中，不乏在今天被视为东方文化精髓的禅文化意识。
　　在历史上，禅宗主张并推崇一种不离世、不出世的修行法。认为谁倘要离开世俗世界来修行求道、来寻求人生的觉悟，那就无异于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兔角一样，是虚无飘渺的不可能之事。所以，个人的修行求道，不离担水劈柴，不离穿衣吃饭，不离坐行住卧，不离日常劳作与生活……强调每个人要踏实地立足于现实世界，禅宗因此就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而从禅宗主体思想而扩大衍化出的禅文化意识，就得以关注人而非神，得以关注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得以系统地注意并总结归纳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在这方面，《菜根谭》正是得风气之先并独树一帜的作品，从而突出地表现出了禅文化意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的特色。如在论及在世出世法时，《菜根谭》对生机盎然的自然风光所特有的领悟等，就颇得禅意的真谛。又如，《菜根谭》主张个人切合自己的性情去生活，醉也就是禅的认识，主张君子坦坦荡荡而常怀赤子之心，毋须靠戴面具甲胄、背戏剧化的台词来过日子，所以，面目也就没有使人感到可憎之处，言语也就变得幽默诙谐，进而达到返朴归真的境界等等认识，均富于禅趣的天机。这些，将在本书的正文中，作详尽的引述与分析。
　　在富于禅意禅趣之外，《菜根谭》的不少章句也反映出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如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思想，论及人生的闲适与精神的逍遥，等等。
　　《菜根谭》的作者生活在晚明，而在明朝之前的唐宋时代，组成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流思潮的儒、道、释学（教），已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至明朝，这项三教融合的思想进程已基本完成。《菜根谭》的思想以禅理为主，又包含有儒道的思想，正是时代的特色之一。同时，这也表明了作者在对待已有的不同文化渊源时，有一种勇于拿来、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大气魄，进而在此基础上再立一家之言的卓识远谋。
　　所以，前人如是评论《菜根谭》：“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词约意明，文简理诣，设能熟习沈玩而励行之，……可以补过，可以进德，且近于律，亦近于道矣。”
　　冯友兰先生曾把人生的境界，界分为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以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如果把这四种境界看作是可递进的，最高境界可兼容着其它境界，那么，《菜根谭》就容纳着相应的人生境界与人生风光。
　　


      四、现代人读《菜根谭》
　　古人有言：书犹药也。
　　《菜根谭》是一味良药。
　　前人对《菜根谭》作良药的功效，有如此的评价：“急功近名者服之，可当清凉散；萎靡不振者服之，可当益智膏。”
　　要成功，但却不可急功近名，不可急功近利，否则，以一失足换一时的得，是得更是失。举个例子，近些年的一些吹嘘“快速致富”的所谓“成功学”方面的书文，成为了传销者的圣经教条，结果却是走到了成功的反面。要成功，就要有内在的动力与激情，立身要高，有相应的人生设计，有踏实的行动，不能萎靡不振，不能半途而废……在这些方面，《菜根谭》可当成功者的清凉散，可当成功者的益智膏。
　　人活在现代，忙忙碌碌是常态。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即使有些微的感受，也难以升华为感悟，而感悟的苍白，又系结着智慧的退化。而缺少了哲学思考与智慧感悟，人生的流程就会成为了非常乏味的流水作业。
　　因此，必要的悠闲、阅读与静思，就显得十分必要。作为札记警句集子的《莱根谭》，对于工作繁忙、惜时如金，基本无暇捧读大部头著作的现代人言，就是一部具有很高阅读价值的书。
　　这，也不会因我们已经不生活在田园牧歌式的农牧时代而改变。
　　作为论据之一，可以看看《菜根谭》在今日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的遭际。
　　《菜根谭》问世后，广泛流传于民间并远播海外。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有多种版本的《菜根谭》流传到了日本。
　　时至今天，《菜根谭》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典籍，依然是不少日本人拜读的热门书，在书肆摊点中一直保持着畅销旺销的势头。人们将《菜根谭》视为人生的哲理书，视为一部有助于个人追求成功、避免失误的语录体经典，从中可以找到不少堪可指导自己立足社会并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的座右铭，从而有助于自己对生活的投入，对人生的体悟。在日益机械化的现代社会中，《菜根谭》成为了一处有助于个人修身省性、平衡心态，从而更好地再投入社会的精神绿荫……
　　日本的一些企业家们则从《菜根谭》的箴言警句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感悟到了内中所特有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对现代企业管理所可望起到的巨大的指导作用，乃至有此感悟：“论企业管理的书籍成千上万，而从根本道理上言，多数抵不上一部《菜根谭》。”也就是认为，《菜根谭》比之不少就企业管理而泛泛而谈的书籍，要更本质地论述了有关的问题。
　　日本在二战之后，在数十年间，不仅迅速地医治了因战争而留下的创伤，走出了低谷，而且在经济上还获得了超乎人们所可想象的腾飞，一跃而成国际舞台上的经济与文化的强国。内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东方传统思想，对于振奋日本人的精神和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按照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这种推动主要通过三方面的思想意识来落实：一乃“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如在管理上，推行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管理体制的人性管理；二是“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以此来保证和促进公司、企业员工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三是“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以此来刺激产品质量与数量的上升。在这些思想中，“以人为中心”以及“和谐高于一切”的思想，可说是贯穿在《菜根谭》全书始终的经纬之论，因此，《菜根谭》在日本成为人们阅读的热点书，就不是奇怪之事了。
　　想得再具体、深入些，企业家们之所以能像重视《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般地重视《菜根谭》，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这三本书分别触及到了企业管理与发展中的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赢得商业竞争的策略与技巧，二则是处理好企业内部各种人际关系所必要采取的对策与措施。就《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而言，虽说两书所描述的是一种通过战争而表现出来的毁灭式的竞争，在性质上，与平和式的商业竞争有所不同，前者通过剑与火的直接较量来实现，后者则是在文质彬彬的交往中所进行的竞争，但两者在战略与战术的方面，还是可以互为参照、互作启迪的。因此，《孙子兵法》因更多地触及了竞争的战略问题，《三国演义》则因具有不少富于战术竞争意识的事例，而同被企业家奉为论述竞争（包括商业竞争）的经典。就《菜根谭》言，所触及的则是另一方面，而且是更根本的方面——人的问题，人作为竞争中的主体因素，如何通过加强个人的修养来改善人际的关系，使个人在处世方面变得更成熟、更圆通，进而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与企业竞争的联系，不可谓不密切，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这方面的因素还会成为决定着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菜根谭》以其对于人的重视，对于东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所特有的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被视为有助于人们为人处世的经典之作，就是顺理成章的。
　　可以预见，随着我们对为人处世问题的更加重视，随着现代人管理浪潮的席卷而来，《菜根谭》会以其对中国智慧的精华思想的描述、对中国的人际关系思想的深入阐发、对人性与人心透彻了解与洞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重视，乃至在相关层面上，与《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伟大的中国古典文化名著相提并论，今天，这些都已是初见端倪的了。
　　


       五、本书的写作与体例
　　 《莱根谭》是一本札记警句式的集子，在内容编排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为了较系统地阐述其思想，本书首先将《菜根谭》中论及同一主题思想的有关文字，予以综合汇总，各则又以“○”为标志，列于论述文前，然后再依据它们的中心思想，展开论述。在论述中，对《菜根谭》的相应思想或作归纳，或作分析，或作直译，或求意会，使之成为展开论述的依据，成为事例取舍的依据。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本书的写作也体现出了笔者欲系统地认识与阐述《菜根谭》的意图，只不过是力求通俗化而已。
　　本书所引用的《菜根谭》原文，以清光绪元年南京流通经处校刊的《菜根谭》作为依据底本，同时参考了国内其它各家的校注本。
　　本书在体例上分为五部分，即：修身自省篇、应酬交际篇、人事成败篇、闲适逍遥篇和为人处世篇，与《菜根谭》分为的“修省、应酬、评议、闲适、概论”五部分大致对应。而在条文的编排上，则不受后者的拘限，而是依据内容的不同而有所调整，在条文的前后次序上，也是这样。
　　另外，因为《菜根谭》的所有札记语录均是诗化、楹联化的，文字讲究工整与凝炼，形式讲究对偶与排比，所以，常常在一则札记中，就能涉及两方面乃至两方面以上的内容。作为整体，它们彼此之间无疑是珠联璧合的，却不利于就它们不同的内容而作相应的归纳汇总和阐发。对此，本书写作的应对原则是：就相应主题来把握《菜根谭》的思想实质，是最重要的。
　　对于《菜根谭》这种有智慧蕴涵又不乏现实意义的传统遗产，我们主张要用现代意识来作出新阐发与合理发挥的。所以，考虑到《菜根谭》的语约意博，以及不可避免的时代距离，本书十分注意结合历史与现代的人事成败的事例来阐述相应的思想，力求使读者对此能产生一种总体的印象，又能举一反三。
　　甚愿相应的努力能获得读者的首肯与认可。
　　



                              修身自省篇------平常心是道
　　
    【原文：〇天地中万物，人伦中万情，世界中万事，以俗眼观，纷纷各异；以道眼观，种种是常。何须分别？何须取舍？
　　〇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世法不必尽尝；千江月，总是一轮月光，心珠宜当独朗。
　　〇夜眠八尺，日噉二升，何须百般计较？书读五车，才分八斗，未闻一日清闲。
　　〇心体澄澈，常在明镜止水之中，则天下自无可厌之事；意气和平，常在丽日光风之内，则天下自无可恶之人。
　　〇疾风怒雨，禽鸟戚戚；霁月光风，草木欣欣，可见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
　　〇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人心有部真文章，都被残编断简封固了；有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艳舞湮没了。学者须扫除外物直觅本来，才有个真受用。
　　○夸逞功业，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体莹然，本来不失，即无寸功只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处。
　　○寸心洁白，可昭垂百代清芬。
　　〇身不宜忙，而忙于闲暇之时，亦可儆惕惰气；心不可放，而放于收摄之后，亦可鼓畅天机。】
　　在凝聚传统意识的常识中，心是人的主宰。
　　因此，修心养性也就是人生的一大功课。
　　问题在于，如何修心养性？
　　洪应明指出，在世俗之眼看来，天地之间有万千物体，人伦世故有万千风情，人际世界有万千人事，众多纷纷，各不相同；而在智慧之眼看来，这些万千物体、风情与人事，却是殊途同归、异曲同调的常。何须分别？又何须取舍？
　　所以，喝一勺海水，便可以知道四海之水皆咸味，世间万般滋味不必尽尝；看月印千江，看的总是体一不二的月光，个我的智慧更宜明朗如乾坤。
　　关键之处，在于“心珠宜当独朗”。
　　问题在于，心珠又如何才能独朗？
　　禅者所言的“平常心是道”，对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平常心是道”一语，源自赵州从念禅师请教师父南泉普愿禅师的公案。
　　赵州问南泉：“什么是道？”
　　南泉的回答是：“平常心是道”。
　　对此，马祖道一有这么一个阐述：“道不用修，但莫染污。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染污。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凡圣。”
　　据此再作引申，按笔者的理解，平常心是处变不惊的泰然自若之心，是不因荣辱升降而妄生喜忧的恒常之心，是数十年持恒如一日地恪守信念又踏实劳作的平和之心，是能涵天容地的宽厚大度之心，是处世做事能不勉强不逾矩的自然而然之心，是消除了畏惧的自信之心，是告别了浮躁紧迫的从容之心，是可以恒久地领受心境安然宁静的返朴归真之心……如此，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事，则事事平常。如此，波澜不惊，生死不畏，远离颠倒梦想，君子坦荡荡，堂堂正正地做人。
　　人有平常心，才可以培植、体验和领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真滋味。
　　即使是从人间烟火的角度看，平常心也自有其表征。
　　禅宗史上，源律师（律师是佛教律宗解说戒律的和尚）问大珠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大珠禅师回答：“用功。”
　　源律师再问：“如何用功？”
　　大珠禅师以八字作答：“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源律师不解：“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
　　大珠禅师曰：“不同。”
　　源律师还是不解：“何故不同？”
　　大珠禅师指出：“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引注：思）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由此公案可知，人生难得平常心。因此，平常心，实不平常也。作为生命体，一个人即使是拥有广厦千万间，拥有米粟千万斗，夜眠时也不过只需一张八尺床，日间能吃到肚里的也不过只是二升米，一日是一生的写照，人又何须百般计较？
　　是否有平常心的关键，在于是境随心转？或是心随境转？
　　禅宗六祖慧能从五祖弘忍处得到了衣钵传承后，来到了广州法性寺，听到了两位和尚在寺前的旗幡旁争论。
　　甲和尚认为：“这是幡在动。”
　　乙和尚则坚持：“这是风在动。”
　　慧能则指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们这些仁者的心在动。”
　　当时，“仁者心动”一语既出，众人皆服，并成为历史上“境随心转”的典型公案。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是迥异于一般认识的。一般认识只是从外境的现象着眼，并仅此而已地得出结论的。而一旦通过人的观察、体验和认识，因为个人内心的反应，会因时因地因个人内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也就失去了绝对的标准。所以，两个和尚看到同一种现象，就产生了幡动或是风动的两种不同想法。与此类推，人间所谓是非、好坏、优劣、善恶等等更复杂的判断，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是因时因地因主观想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乃至有大不同，万事万物是因缘聚会的，世界因此而更显现出虚妄、荒诞的相对一面，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世事无常，人生无常。
　　因此，如果我们的一颗心，只是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动而变动，所谓心随境转，那么，心就恒处在漂泊之中，心绪难免如乱麻，而身心一体，随之而来的就是饥来吃不下饭，困来睡不着觉。
　　现代人中，为什么精神病患者与日俱增？这就是缘由之一。
　　与此相反，智慧的出路则在于，面对世事无常，时时保有平常心，让外境随我心转。如《菜根谭》所指出的那样，自我心体澄澈，如明镜，如静水，则举目天下，自无可厌之事；时时保有平常心，意和气平，心境常在丽日光风之内，则天下自无可恶之人。
　　在这方面，自然给人的启示在于，疾风怒雨，禽鸟为之戚戚忧愁；霁月光风，草木为之欣欣向荣，天地日日有和气。因此，外境随我心转，人心就不可一日无喜神。
　　这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迥异于那些心随境转的悲观的负面人生观。
　　以人活在四季为例，面对着同样的日子，如果抱着心情欠佳加负面的观念，日子就不外是“春雨绵绵愁煞人，秋月孤寂悒绝人，夏阳如火烧死人，冬雪如冰冻死人”，再如古诗所言：“芭蕉叶上无愁雨，只是听时人断肠”……如此，人生也就了无乐趣可言。
　　而从“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出发，所见所感却是大异其趣的。
　　云门禅师有语云：“日日是好日”。
　　为“日日是好日”一语，无门慧开禅师写下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诗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您看，同样是春花秋月，同样是夏风冬雪，同样是天地间气候变化的自然产物，然而境随心转，感受也就有天壤之别，春花令人心花怒放，秋月令人神飘天外，夏风令人心旷神怡，冬雪令人神朗气清……境由心生，感因心起，面对人生的大事小事，举重若轻，常有若无事人的平常心，如此，日日才是好日，可引起灵明的澄思，启发生命智慧，引导我们的人生如何度过那一个个普通却不再庸常的日子。
　　这一点，对于那些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未得一日清闲的忙碌人，更是切中矢的之言。
　　古语有云：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如果一个人总是心随境转，心为物役，心中常戚戚，患得患失，或为物忧，或因己悲，心智必被悲观与绝望的负面情绪所蒙蔽，人生的跋涉也就举步维艰。
　　对此，智者的应对是别开生面的。
　　民国元老于右任老先生，一生饱经沧桑，却能淡泊宁静，荣辱自安。他的高寿养生之道，就是悬挂在客厅中的一副对联所道：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如意。
　　人生数十年如一日，苦是一日，乐也是一日。一个乐观的人，可以把仅剩的半瓶水看成是上天最美的恩賜，而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要如意，何不“不思八九，常想一二”？多接受正面的、积极的信息，如此，人生虽然难免挫折，但仍是努力往前，奋力不懈。
　　可见，要感受生活的快乐，常只是一个心境的问题。善待生活，善待自然，善待他人，善待自我，保有平常心，才能获得生命的新意，才能对生活有一种全新的把握。
　　这里的诀窍在于，不要因境而轻起执着之心，不要因爱憎而轻起烦恼之心，不轻易被外境牵着鼻子走，不要因多管闲事而招徕烦恼……平常心是道，百折不回，千真万确。如此，面对纷繁多变的世事，才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万变不穷的妙用。
　　心学大师陆九渊有言：“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这里所说的“吾心”，不仅是拳头般大的生理意义上的心，更是一种主观意志，一种主体精神。“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就涵容而言，作为主体精神的“吾心”可以包容宇宙；从范围而言，思维的“吾心”可以“触”及宇宙的边缘，连接古今；从速度而言，思维的“吾心”可以超越光速……
　　确实，人心有部真文章，人心是部大文章。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2 12:24     标题: 续 1



    但要把握“吾心”，却又是最难的。所以，在禅宗的公案中,屡有“觅心而心不可得”之说。


　　为什么？
　　按照洪应明的认识，人心这部真文章，常常被残编断简之类的书文封闭固塞了。这，通于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
　　人的为学，是用脑去学知识，学而知不足，结果就是相对有限的知识越积累，就越浩繁越广博，学者也就自得自溢。人的为道，则是用心领悟形上学，结果是越近于道，为道者就越谦卑虚己，越澄明宁静，这虽不是具体知识的直接增加，但对一个人心智境界的提升，一颗心灵的豁然开朗，却是不可或缺的。在方法路径上，“为学”用的是加法，“为道”用的则是减法。“为学”的对象是知识，而知识如罐头，是有保质期的，时光流逝，知识老化也就是必然的；“为道”的核质则在智慧，简洁澄明是智慧的特征，时光流逝，智慧的亮色却与日俱增，跨时跨代，在有灵犀有准备的心灵中，如吹拂出阵阵春色地处处通……这些，借用陆九渊的诗句来表述，就是“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可见，一个人“为学”与“为道”，一个人的知识多寡与是否睿智明达，并不是成正比的。也正因为“为学”基于有限，所谓生也有涯而学海无涯，也就不可能达到无限的境界。所以，古往今来，多少学者虽皓首穷经，终生也只是神思陷在象牙塔内，入乎其中而不能出乎其外，有限的知识成为了苍白生命的遮羞布、贫瘠人生的“皇帝新衣”，人心这部真文章，也就埋没在虚幻短暂的捕风之中。
　　按照洪应明的认识，人心这部真鼓吹，常常被妖歌艳舞声色犬马所障蔽湮没了。这，通于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从道的角度言，大象无形，目不可视；大音希声，耳听不见。人如果只执着于五色（红、黄、蓝、白、黑色，泛指可见世界的颜色）世界，五色所构成的光色污染就可以乱目，使人迷失了心灵的家园，而心灵的失明，会使人真正迷茫；人如果只执着于外在的声音，忽略了心灵的呼唤，那么，五音（宫、商、角、徵、羽音，泛指可闻世界的声音）所构成的噪声污染就可以乱耳，导致心灵的失聪，人就难免寂寞孤独；人如果只执着于五味（酸、甜、苦、辣、咸味，泛指可吃东西的味道），贪求口福，只去满足口感的需要，心灵也就无缘于那淡而有味又韵味无穷的大道……
　　所以，要把握“吾心”，学者就须扫除外在的一切束缚，直觅本来心，保有平常心，人生才有个真受用。
　　所以，夸逞自我的功业，炫耀自我的文章，诸如“老子称第二，谁敢称第一？”“天下文章属三江，三江文章属敝乡，敝乡文章属舍弟，我为舍弟改文章”之类的心态与言行，都是靠外物做人。殊不知，自我心体光明莹然，本来自在，不失一分一毫。所以，一个人即使是无寸功傲世，无片语只字传世，也自有其堂堂正正做人之处。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人一生清白，同样可以百代留下清芬。
　　从这些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即使过去是英雄，为何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从这些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那些含蓄蕴藉而玩味无穷的诗词，何以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高妙境界。
　　从这些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学富五车的孔夫子，何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与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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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收放自如之心，是可以自我把定之心。在洪应明看来，人活世上，身要忙闲得宜，心要收放自如。此心亮堂，虽处外境物欲之中，也不放纵，但也不是干枯如死井。平常心疏放于收摄之后，也就可鼓畅天机，融入大化自然的。
　　人能常有平常心，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立定自我，也就能自然随缘地应世，拿则拿得起，放也放得下，保持平和协调的心绪，日日心中有喜神，也就可以日日生活在好日中，离道也就不远了。
　　只是，一如古代《尚书》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则难安，微则难明。人活一生，其实都是在这“危”与“微”的途中行走，如何在这“危”与“微”的途中，减少坠毁入危途的机会？如何使“危者安，微者著”？这都是问题。
　　而人有不同，人的根机、遭际、历练与见识等等，也有不等。于是，不同的人闻道后，反应也就不一。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四十一章）意思是说，上等贤士听闻了道，就勤勉努力去实行；中等人士听闻了道，将信将疑；下等人士听闻了道，就哈哈大笑。
　　所以，看似平常的平常心，尤其是在不平常时期面对异常人与异常事的平常心，是最不平常的，难能可贵的。
　　


                                      人品极处是本然
　　
   【○持身涉世，不可随境而迁。须是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内的真人品。
　　○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踪迹虽隐还显。
　　○贫贱骄人，虽涉虚骄，还有几分使气；英雄欺世，纵似挥霍，全无半点真心。
　　○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贯。若伪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对人则面目可憎，独居则形影自愧。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优人傅粉调殊，效妍丑于毫端，俄而歌残场罢，妍五何存？
　　○逸态闲情，惟期自尚，何事外修边幅？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
　　○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景色虽不艳丽，气度自是风雅。士君子当穷愁寥落，奈何辄自废驰哉？】
　　 以上这些引自《菜根谭》的语句，似诗，似楹联，也似慷慨陈词……所论及的都是做人的关键——人品，还附带地提到了为文之道。
　　按照洪应明的认识，成功的文章，不是通过堆砌奇文异字而取得的，而是通过内容的充实和字句的协调来达到的，说到底，就是各方面显得恰到好处，整篇文章有一种浑然一体的整体感。
　　要达到这种目标，当然要通过具体的写作来实现，这又落实在写作中的各个方面上，如不乱用比喻，避免堆砌词藻等等。
　　仅就文章中的形容词运用来看，从中国历史上众多的著名文学家到现代的文学大家，典型如老舍，并不主张在文章中运用过多的华丽的形容词，而是提倡一种天然清新而又自然贴切的文风，以免使文章失去了淳朴的魅力，给人以一种华而不实、肤浅卖弄之感，也避免使文章成为形容词的汇编，做到不因词害意，保证文章有充实的内容。
　　这并不是说为文时就不须讲究艺术的技巧，而是主张我们为文时，不必挖空心思地追求那些多余的文字矫饰，在平淡的文风中追求成熟而又绚丽的效果。
　　为文如此，为人就更是如此。
　　春秋时代，越国有一名叫西施的绝色美女，她有心病，在村里总是皱着眉头。
　　西施的邻里中，有一名叫东施的丑女，每每见到西施的这副让人怜爱的模样，觉得很美。有样学样，她在村里，也学着模仿西施的那种手捧胸口、皱着眉头的模样。为此，村里人见了她，富人是关上了大门，穷人则是带着妻子儿女避开，谁见到她，都是唯恐避之不及。
　　东施所知道的，仅是皱着眉头的西施的确美，却不知道西施为何即使是皱着眉头，也是美的。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东施效颦”。
　　它看似简单，但从庄子经黄庭坚而至今，已被中国人传诵了数千年，可见它包含有深刻而又冷峻的智慧哲理。它所论及的是一个人的形貌，直接地说明了当东施盲目地去模仿西施的形貌动作时，她的作为只会增加她形貌上的丑陋度，使她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事实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东施也不例外，只不过她因一味的模仿而失去了本真，结果是适得其反。
　　现代人明白了这点，所以，即使是相貌生得有些对不起各位看官，那么，一如流行歌词所吟唱——“我很丑，但我很温柔”，丑是客观，温柔是自然本色，丑加温柔，也是可爱。
　　形貌尚且如此，讲到人的品质、品格与品性行为，就更是如此。
　　结合每个活生生的人来论人品，人品就有好与坏、高洁与卑劣、可信与不可信之分，而这些，都通过每个人的各自个性、情趣爱好、行为追求和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体现出来。
　　在人品问题上，洪应明像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一样，推崇的是本然人品，也就是率真、纯真、本真的人品。
　　本然人品，人品本然，是不违反个人的自然本性，不被各种外在规则所规定，也不会被各种外在的功利目标所扭曲的。
　　本然人品，人品本然，是发自内心而又顺其自然地表现出来的，不是矫揉造作的。
　　论人品的本然与本真，可贵之处也就在此。
　　所以，是李逵，就不用如林黛玉般地吟诗焚稿、呕气吐血。是林妹妹式的人物，也不必似李大哥那样去挥舞大板斧，为劫富济贫而冲锋陷阵、打家劫舍。
　　为人至此，那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溪”——“踪迹虽隐还显”，类似诸葛亮那种藏龙卧虎的人中豪杰，就是如此。
　　为人至此，就能泰山崩于眼前而不眨，就能显出中流砒柱的英雄本色，关于这点，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莫不如此。
　　至于洪应明所言的“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贯”句，涉及的则是三则故事。
　　“霜可飞”：道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忠臣邹衍因冤下狱，相传他曾仰天大哭，虽时值盛夏的六月，然而上苍受此感应，竟然六月飞霜，以证邹衍的确是受到了冤屈。元朝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在其悲剧名作《窦娥冤》中，讲述了含冤被判处极刑的窦娥在临刑前，对天发下三桩誓愿，以证明她的确是冤枉，三者之中其一就是引证“飞霜六月因邹衍”的故事，立誓在三伏天时，让天降三尺瑞雪。
　　“城可陨”：讲的是秦始皇时代，有一名叫孟姜的女子，因思念被征配去修长城的丈夫，千里迢迢地去探夫。她到了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因劳累过度而死去，悲忿交加的她，在长城城墙下放声恸哭，她那哭的能量是如此充沛，瞬间即使长城崩塌了一大片。
　　“金石可贯”：讲的是周朝有一名叫雄渠的射箭能手，一天傍晚，他走在山路上，猛见有一只虎伏在路旁，他马上箭搭弓上，聚精会神，用尽全身气力把箭射出，箭射中了那老虎。但见那老虎既不叫喊，也不翻跳，他心中不免怀疑，走近一看，才知那“老虎”原只是一块石头。由于他射箭时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所以射中石头的箭，已深深没入石头之中，谁去拔都拔不出来。西汉时，著名将军李广也曾有与此相似的经历。
　　在这三则故事中，前两则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传奇故事，虽涉神怪灵异，却盛赞了人的真挚情感与精神；后一则为史实故事，它阐释了当人能集中精神，气贯长虹之时，就可以创造出平时所难以创造乃至想象的奇迹，也就是“精诚所至，金石可贯”。
　　可见，人之所以成人，建树起本然的、本真的人品，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否则，一个人倘若因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时时处处隐匿起自己的真面目，靠假面具来装扮自己，结果必是糟蹋了自己的个性，扭曲了自己的性情，从言谈到行为都充满了虚伪的成份和矫揉作态的举止，那么，这种人就只可配称为徒具形骸的伪妄之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只会给人留下虚伪可憎的印象，缺乏人格的力量。
　　当这种人到回首平生往事时，会发现他们最缺失的正是自我的本来面目。所以，头脑中只会留有形影孤单、自怜自愧的痛苦，摆脱不了因虚伪而引致的心理折磨。
　　显然，这种人不会获得幸福，其人生只可算是失败的人生。
　　因为他们的一生仅是在演戏，也许他们表演得很美也很得体，但并不能使自己信服，不能蒙蔽眼睛雪亮的人。
　　这，一如诗人那一针见血的揭示：
　　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席慕容：《戏子》）
　　退一步说，假如当我们世故到也戴起面具，写文章也到了需要修饰之时，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此而损害了自己的本然人品和文章的朴实。原因在于，本然人品与优秀文章都是容不得虚伪与矫饰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强调此点，从要求人保持天然的“本色”、“本来面目”乃至“君子坦荡荡”等等说法，均表明了类似的内容。
　　借用一个流行词，保持本然，也就是：不“作秀（骚）！”
　　所以，人活世上，《菜根谭》更推崇的，是一种能保持清标傲骨而又有逸态闲情的人生，是一种可以面对自我、不修边幅、素面朝天的生活。对于清贫之家，洁净在于扫地；对于清贫家之女儿，洁净在于梳头，景色虽不艳丽，而气度同样落落大方，自有风雅。如此，士君子即使是穷愁寥落，又岂会自惭形秽、自怨自艾？
　　洪应明是在论为文、为人与人品，事实上，举一反三，看世间事物，多如此。
　　明朝刘元卿曾记录过一个猫如何被某些人形容成“鼠猫”的故事，形容猫的英武，却要用猫爪下的猎物来形容，这正是某些擅于歪曲对事物本性的认识的人所经常犯的错误。此处引用，唯一要明确的是，这个故事绝不是写给猫看的。
　　这个故事所说的是：
　　曾有一名叫齐奄的人，十分看重自己所养的一只猫，逢人便夸耀说；“此猫名叫‘虎猫’”。
　　甲人听后，就给他出主意；“老虎虽算凶猛，但绝没有龙的神奇灵异，请你把它更名叫‘龙猫’吧。”
　　接着，乙人听后，更进一步进言说：“龙，是比老虎神奇，但龙要飞腾上天，必须依靠浮云衬托，可见云要比龙要更高一等，因此，还是改名为‘云猫’为好。”
　　但丙人却不以为然，说道：“云雾虽能遮天盖日，但只要风一刮来，云雾很快就被吹散了，看来是风比云厉害，你的猫，还是叫‘风猫’为好。”
　　而丁人对此论却更不以为然，批驳道：“大风虽能猛烈地刮，但只要用墙来作屏障，就足以阻挡狂风暴风了。风怎能与墙相提并论呢？可见，这个猫还是叫‘墙猫’才合适呢。”
　　最后一位说客，则另有一说：“各位所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依我看来，墙虽坚固，但只要老鼠在墙上打洞，这墙就会倾塌下来。可见，墙又怎么比得上老鼠厉害？如此看来，此猫还是得改名，窃以为，叫‘鼠猫’最好。”
　　他们这番谍喋不休的争论传出后，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就嗤笑他们道：“嘻嘻！猫本来就是捕鼠的，猫就是猫。为什么要乱给它起名安号来形容，使它失掉猫的本来真实的面目呢？”
　　是的，猫如此，人呢？
　　再，人论猫如此，人论人呢？
　　


                                       成功要有大胸襟
　　
    【○我果为洪炉大冶？何患顽金纯铁之不可陶熔？！我果为巨海长江，何患横流污渎之不能容纳？！
　　○物莫大于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沤。”事莫大于揖逊征诛，而康节云：“唐虞捐逊三杯酒，汤武征伐一局棋。”人能以此胸襟眼界，吞吐六和，上下千古，事来如沤生大海，事去如影天长空，自会经纶万变而不动一尘矣。
　　○权贵龙骧，英雄虎战，以冷眼视之，如蝇聚羶、如蚁竞血；是非蜂起，得失猬兴，以冷情当之，如冶化金、如汤消雪。
　　○仁人心地宽舒，便福厚而庆长，事事成个宽舒气象；鄙夫念头迫促，便禄薄而泽短，事事成个迫促规模。
　　○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廉官多无后，以其太清也；痴人每多福，以其近厚也。故君子虽重廉介，不可无含垢纳污之雅量；虽戒痴顽，亦不必有察渊洗垢之精明。
　　○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盖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胧正聪明之窟也。
　　○有浮云富贵之风，而不必岩栖穴处；无膏肓泉石之癖，而常自醉酒耽诗。竞逐听人而不嫌尽醉，恬□适已而不夸独醒。此释氏所谓不为法缠，不为空缠，身心两自在者。
　　○异宝奇琛，俱是必争之器；瑰节琦行，多冒不祥之名。总不若寻常历履，易简行藏，可以完天地浑噩之真，享民物和平之福。
　　○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
　　 有比熔金铸铁的冶炼大炉更富于力量的事物吗？
　　有比吞溪容污的长江大海更浩翰博大的存在吗？
　　有。我们的心灵，就是。
　　因为，我们的心灵具有囊括宇宙、超越光速的伟力。
　　这就是建树我们为人处世的大胸襟与大气魄的依据。
　　在古人看来：
　　天地万物以天地日月为大。而诗圣杜甫（字子美）却有诗言：“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沤”——在我看来，日月只可称为笼中之鸟，天地乾坤也仅是水面上的泡沫而已。
　　人世的纷繁万事中，则以君王之间的禅让、朝代的更迭盛衰，最为重要。而宋朝著名哲学家邵雍（溢号康节）却有诗称：“唐虞捐逊三杯酒，汤武征伐一局棋”——在我看来，远古时贤明的（唐）尧帝将帝位禅让给品行高洁的（虞）舜帝，仅有喝三杯酒的意气；商汤兴兵伐灭夏朝而建立商朝，周武王率军诛灭商朝而建立周朝，也不过只是下一局棋的风光罢了……
　　当悠悠千古事齐涌上这两位诗人的心头时，漫长的历史长河被浓缩了，宇宙人生的轻重主次也被明确化了，诗人思绪也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进人无限，诗人的眼界更不会局限在委琐的小是小非上。
　　读诗使人灵秀，读史使人明智。
　　难怪洪应明在品味杜甫和邵雍的这两段诗时，无限感慨上心头：人能有此等大胸襟、高眼界，就可胸怀天地四方，就可看破亿万年的沧桑变迁，视事来如泡沫生于大海，不必大惊小怪；视事去如鸟影隐匿长空，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即使是面对千丝万缕的国家大事，也能从容处置，不无端地扰动一尘一末。
　　《菜根谭》的主旨深蕴着宇宙意识，直契天地境界。有如此意识与境界，犹如在空中观物，再据此以冷眼看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争争斗斗，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皇室权贵们为城头变幻的大王旗、英雄豪杰们为名誉地位而虎战不休，也不过是如苍蝇因羶气而聚集、如蚂蚁因抢食而竞斗；世间的各种是非如蜜蜂飞起，各种得失如刺猬的硬刺那样竖立，以冷情处之，就可以如洪灶融化真金、如热水消融冰雪。
　　博大的胸襟！恢弘的意识！从容的气度！正是人世的成功者所必备的。
　　能否客人，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大胸襟的主要尺度之一。
　　唐朝名臣魏征，原是唐高祖李渊所立的太子李建成的亲信幕僚。因李建成与其弟李世民之间为争夺君位而形同水火，魏征曾力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掉李世民。
　　后来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即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作为胜利者的唐太宗，并没有追究包括魏征在内的原李建成的许多部属，而是对他们量才而用，魏征就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他先后向唐太宗陈谏国是二百多次，即使君臣之间为此而产生误解、争吵与冲突，也在所不避。
　　史家公认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之所以能达到盛唐的高峰，跟他胸怀宽广，放眼长量，能容也善用包括魏征在内的忠诚却非唯唯诺诺的能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也因此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成为了千古佳话，印证了孔子所言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理。
　　事实上，不独君臣之间的关系如此。
　　俗话说：“宰相肚里可撑船”，特指身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必须能团结百官，搞好内部建设，抗御外来侵略。宰相缺此胸怀，常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想，一味党同伐异，就没有成为贤相的基础。
　　战国时代的蔺相如之所以能一味忍让廉颇的挑衅，就是为了保持将相的和睦，不让秦国趁机侵略赵国，正因蔺相如不失相国的胸怀，深受感化的廉颇的“负荆请罪”才成为了千古美谈。
　　相反，如果一个的心胸过于狭窄，在遇到不顺心之事、听到不顺耳的话语时，就怒不可遏，见到强于自己者，就萌生那种“最卑劣最堕落的情欲”（培根语）——嫉妒……结果只会危害了事业，又极大地伤及了嫉妒者自身的元气与身心。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年少气盛，虽英才盖世却心胸狭窄，妒才嫉能，屡害诸葛亮而不能如愿，自己却因此而被活活气死，死前还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怨愤。想想，又何必？！
　　在这方面，洪应明不点名地提到了屈原。
　　诚然，屈原是一个道行高洁者，是楚国的忠臣，是伟大的诗人，但他却不可称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既应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审时度势的机智，还应有容人的度量、团结人和用人的策略和技巧，从而增强而不是削弱自己所归属的政治团体的凝聚力。
　　而屈原恰恰缺了这些，他猖介高傲，多愁善感，独来独往，好持瑰节琦行，好作惊世骇俗之语，宣称整个世界都混浊不堪，所有的人都醉得昏昏沉沉，惟有自己才是清白的，惟有自己才是头脑清醒的，惟有自己才是对楚王忠心不二的……这正是他不断地怨天尤人的依据之一。这样，他的这些疏狂意识使他失去了沟通与楚国君臣上下关系的思想前提与人际关系基础，他的政治头脑中甚至缺乏“求大同，存小异”的意识，历史进程也就难以朝他所设想的方向运行。
　　可以说，屈原的悲剧不仅是道德与政治的冲突所造成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往往是不道德的），也是他个人的狭窄心胸和简单的思维定势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发展进程相冲突而造成的。确实，他坚持了他的原则，不随波逐流，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活与变通，似乎只有社会历史适应他而没有他适应社会历史的道理。在这种意义上说，他的认识不可称为通情达理，他的人生也不是理想与完美的。鲁迅先生则曾把曹雪芹笔下的焦大比喻为“贾府的屈原”（见《言论自由的界限》），我想，这一比喻，并非是在抬高焦大，也不是拟贬低屈原，而是说他们两人在愚忠、自认惟我独醒等方面，几无二致。当然，两人也有不同，即假如焦大“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换句话来说，屈原的《离骚》，不外是因其的愚忠不被楚王赏识所发的文字性诗歌化的高级牢骚罢了。
　　据此，洪应明结合对自然的观察，得到了另一项启示：“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事实的确如此。
　　按我们的理解，洪应明在谈人应建树大胸襟时，论及了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并不是主张君子可放松自己高洁的道德志向与修养，可以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是指人生一世，应当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应当像大地善于将污垢转化为肥料、进而据此育出新苗一样，注意从各种正反经验中汲取养料来完善自己的人生，应当对“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状况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与认可，会察人也会容人，会容人也会用人……
　　人至察则无朋，高深的且不说，类似郑板桥所言的“难得糊涂”，因时因地，也不失为处世之一妙法。按《菜根谭》的认识，有大胸襟者，才是大聪明的人，“吕端大事不糊涂”，对于小事也就不会斤斤计较，朦胧处置；反之，大懵懂的人，对小事是伺察在胸，对把握大事却茫然无措。可见，伺察小事乃人之成为懵懂的根源，而对小事模糊朦胧处置，往往正是营造着大聪明的无穷空间。
　　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能更好地理解陆王心学所特别推崇的孟子之言：“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从泛指方面看，历史上曾担当一人之下、千万亿万人之上的宰相职务者，十分有限。但这并不是说，不担当宰相者就不应培植起这种大海般的胸怀。恰恰相反，培植起这种胸怀，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宽怀相待，有助于个人心胸趋于坦荡，养成宽舒的气象。
　　即使是在每年一度的端午节，在以纪念屈原作名义的赛龙舟活动中，人们也能感觉到另一种迥异于屈原式思维定势的团体智慧：你我他同处在一条船上，与他船同处一条起跑线前，起跑枪一响，我们不争上游，就会处下风，彼此唯有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何暇分孰醉孰醒？冲过终点线了，赢家扛回了奖品——大缸酒加大块肉，然后，大家一醉方休，夫乐如何！输家也不必难受，筹划来年再赛，才是正道，游戏嘛，总是有机会的……所以，在怀念之外，用现代意识来看待屈原，屈原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血肉文字和作为知识分子所有的良知，依然令我们神往不已，这其中蕴涵着维系人类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命脉。而他的那种狭隘自恋的情结，则是应该抛弃的。毕竟，古今中外，何时何地无小人？无人前人后的是非？为小人为是非而自沉自毁，不值得。
　　中国老百姓所梦寐以求的福禄寿，在洪应明看来，只不过是仁厚之人的宽舒心地、从容处事的副产品而已。就我们今天所见的一些百岁人瑞老寿星来看，他们的长寿秘诀中，都有宽怀待人、随遇而安、少激动、不轻易对人发怒这一条，这种胸怀与良好修养，正是他们获得长寿的处世基础之一。
　　佛教有这样一则人格化的人生座右铭，那是贴在弥勒佛像旁的：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张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所以，大肚而又总是笑吟吟的弥勒佛，就不是口常说空者——不为空缠，也不是为物所役者——不为法缠……
　　这当然不易做到。
　　宋朝词坛大家苏东坡在瓜洲任职时，某天，因坐禅开悟，自认为已超凡脱俗，不为世俗的称、饥、毁、誉、利、哀、苦、乐等八种风所动。于是，因体悟而作成一诗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然后令书童乘船从江北送到江南，呈给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指正。
　　佛印禅师看后，挥毫批了两字：放屁。
　　东坡见侍者带回的批字后，火冒三丈，立即乘船过江。
　　佛印早已料到东坡会前来兴师问罪，故早已在江边恭候。
　　一见面，苏东坡指责道：“禅师，你为什么污辱我的诗？”
　　佛印若无其事地答道：“没有啊？我骂了你什么？”
　　东坡指着“放屁”二字，责道：“这是什么？你还狡辩？”
　　佛印呵呵大笑：“噢，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嘛，怎么被一个屁打过江来了？”
　　东坡一听，默然无语，自叹修养不及禅师。
　　过几年再看看他。
　　据此，再归纳建树人生大胸襟的诀窍，即：意似行云流水，不执着！
　　是的，不执着——连对“不执着”之念也不要执着，这就近于排宗六祖慧能所说的“无念”、“无住”了。
　　


                                       撑天撑地靠气节
　　
    【○……一段不为的气节，是撑天撑地之柱石。故君子于……一缕一丝，勿容贪冒，便可……为天地立心矣。
　　○矫情不若直节之为真。
　　○君子而改节，不若小人之自新。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节而使人忌。
　　○事业文章，随意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时。群信不以彼易此也。】
　　大丈夫为人处世，最少不了那一段气节、直节。
　　何谓气节？气节是为人所必需的志气和节操。
　　何谓直节？直节是为人所必需的正直节操。
　　遥想西汉时代，中郎将苏武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带着和平的使命，手持汉朝的使节（即代表朝廷出使的符信），率领副手张胜、常惠及百来个卫兵，出使匈奴。
　　当时，双方才经过了一场经年累月的战争，处于或战或和的关键抉择之时。无疑，苏武此行的使命是不同寻常的。所以，到了匈奴后，他不以个人为怀，凡事都从有利于汉朝的立场出发，小心谨慎，却不意他的副手张胜，因急功近利而卷入了一场企图刺杀原为汉朝使节、此时已投降匈奴者——卫律的预谋中，事未办成，风声却先漏了出去。于是，卫律和匈奴单于（匈奴族的最高首领）就将两种选择摆在苏武他们的面前：或投降，或被囚遭杀。
　　苏武一闻“投降”两字，就大义凛然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作为堂堂大国的使者，却像犯人一样被人审问，这不是给朝廷丢脸吗？我已经有辱使命，倘再丧失气节，即使活了下去，又有何面目再去见人呢？”说完就拔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即刻昏死过去，浑身是血。后经抢救，苏武虽醒转来，脖子却已受了重伤，而惹出事端的张胜却已在匈奴人的刀口威逼下，屈膝投降了。
　　对于苏武的气节与作为，连匈奴单于也感到钦佩，从而就更想将他收归己用。于是，卫律奉主子之命，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降，软硬兼施的伎俩都想尽用完了，得到的只是苏武的蔑视和责骂。
　　单于无法，只能将苏武关在地窖里，不供粮也不供水，想迫苏武就范，苏武却凭着那么一种气节与毅力，用雪和着毡毛来解渴充饥，顽强地活了下来。
　　单于见状，又派人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苏联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让他放牧公羊，扬言到公羊生出小羊后，才准他归汉。在那里，苏武只能以田鼠野菜充饥，而他对人生的种种磨难坎坷都可以不以为怀，惟独忘不了自己作为汉朝使者的使命，忘不了自己手持的使节，他白天手持使节放羊，晚上则抱着使节睡觉。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全脱落掉了，他依然把那条只剩杆子的使节视如命根。
　　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单于又派汉朝降将李陵到北海去劝说苏武投降。李陵先以苏武在此荒无人烟之处受罪，却无人知晓来劝说他不如归顺匈奴，以享荣华富贵。再告之自从苏武出使被扣后，苏武的兄弟被迫自杀、妻子改嫁和儿女下落不明的悲惨遭遇，欲断苏武的归汉之心。但苏武的回答依然是斩钉截铁的：“我生为汉朝之臣，不能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和父母之邦，你不用多费口舌了。”毫不客气将李陵顶了回去，绝不以气节作为交易的筹码，绝不以气节来交换荣华富贵。
　　如此过了十九年后，因匈奴发生内乱，匈奴新单于急于向汉朝求和，苏武、常惠等几人历尽波折磨难，终于回到了汉朝。此时，苏武的胡须头发全都白了，手里却依然拿着那条光杆子的使节交给汉昭帝复命。知道此事者，无不为之感动，直夸苏武是个真正的大丈夫。
　　从苏武身上，我们看到了支撑中国历史的脊梁骨，看到了他的气节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尊严和人格化力量，看到了气节如何具体地落实为生命的信念、生存的力量和精神的支柱。苏武在历史上并没有做出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丰功伟绩，但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坚贞不屈的高尚气节的顶天立地者，令人难以忘怀。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尚的气节者，不在少数。岳飞、文天祥、林则徐……不详述其事迹，仅开列名单，亦不可尽数。“在命运的颠沛中，最易看出人们的气节”（莎士比亚语），他们每每在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面临生死存亡或大抉择的关键时刻，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苟且，不退缩，经受了种种艰苦磨难的考验，以自己的气节和敢作敢为谱写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悲壮剧。
　　正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褒扬人之所以为人的气节，正如南宋的陈俊卿所认为的那样：“人才当以气节为主”。
　　结合以上挂一漏万地列及的历史事例与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洪应明为什么将气节视为撑天撑地的柱石，也就是将人的气节强调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
　　据此，就较易理解和接受洪应明关于气节的一系列思想，即认为：君子为人处世时，不贪图一缕一丝不应得的财利，那么他的气节就无愧于天地；平时，一个掩饰真情实感（矫情）者，必缺乏具有正直的操守者们所特有的率真；对于已有君子之誉者言，倘如他抛弃了气节，那他就甚至不如一个知错能改、改过自新的小人；在平日的人际交往中，以放弃原则的曲意逢迎来讨别人的欢心，还不如坚持正直的节操而令别人有所忌惮。
　　总而言之，气节精神所体现出的人的尊严与崇高情操，不像个人的事业文章那样，往往随着个人生命的自然终结而终结；也不像个人的功名富贵那样，往往随着时势的不同而有所转移。气节精神能超越时空的樊篱，光耀千秋，万古常新。有气节、坚持直节者的精神境界是崇高的，气节与直节，毋须自我标榜，却总会在他们的言行一致中表现出来。
　　对于生活在一个相对平和稳定时期的我们来说，气节与直节也并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话题，虽然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不会有面临类似苏武所面临的外交场合与大变故之时，但就是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与工作中，比如在与外国人交往时，要做到不卑不亢，不做任何有辱国格人格、有损于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就离不开气节的引导。再如，在工作中，要坚持原则，克己奉公，不充当墙头芦苇般的角色，不随风摇摆，不放逸自己，也必须以气节作为基础。在生活中，几十年前，类似著名学者朱自清在饥饿贫病时，还因抗议美国实行扶日政策而签名拒领美援面粉，也同样是民族气节的一种崇高体现……
　　人活着，必须有一种精神支撑着。
　　气节，正是这种精神之根之源。
　　气节能使人时刻不忘根本，使人不忘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则，使人能够不忘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使人能够保持人格的尊严……
　　这些，也正是我们今天依然重视气节，将气节视作我们为人处世时所必需的一项主要修养的缘由罢。
　　


                                      德为事业之基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
　　○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
　　○立业不思种德，如眼前花。
　　○讲道修德，念念要从虚处立基，若稍计功效，便落尘情。
　　○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附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
　　○阴谋怪习、异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祸胎。只一个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招和平。
　　○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度兴；若以权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
　　○谨德须谨于至微之事。】
　　  在个人修身自省的方面，洪应明十分强调德——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强调德才兼备而又以德为主导，认为德乃人生事业的基础，是个人才能的统率与主心骨。反之，离开了道德的建树，立业也就失去了稳固的基础，如艳丽一时而不可长存的花朵；缺乏道德的约束，个人的卓越才能还有走向反面的可能，会耗尽在鬼蜮的猖狂作为中……
　　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指鹿为马”的故事：
　　秦朝末年，宦官赵高将一只鹿称为献给秦二世的“马”。糊涂的秦二世还不至于糊涂到不辨鹿马的地步，所以就笑着纠正说这是鹿而不是马。赵高却不改初衷，一口咬定那匹鹿是一匹“马”。
　　对此，朝中大臣们中，有附和赵高的信口雌黄之言者，也有反驳赵高混淆鹿马的正直不阿者。结果，赵高在日后借故除掉了这些正直的大臣，秦二世也难逃杀身之祸，作为家奴宦官的赵高将秦廷秦国搅得乌烟瘴气，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幕家奴主事、宦官当政的闹剧。
　　其后，类似的闹剧接二连三地出现在那些最黑暗、最腐败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那些因性别器官受到阉割伤害而导致精神心理失调变态的宦官太监们，一朝得势，就会竭尽心力地向社会报复，既毫无原则地欺瞒自己的主子，又借助主子的威势来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极大地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有鉴于此，封建王朝的那些明君贤王，都作出了不允宦官太监们干预朝政的严格规定，以保朝政的清明公正。
　　显然，洪应明用家奴作主的事例来比喻那些有才无德者，是为了指出他们的危险性，因为他们会运用自己的才干去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损人肥己，还可以恃权恃势来压制人才，对自己的错误作出万般诡辩……从而引致事业的失败、江山的丧失乃至个人的身败名裂。可见，才并不能主宰更不能取代德。而且比较来看，无德有才者较之无德无才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毒化，会更深更力。
　　对此，唐太宗和魏征关于用人的一段议论可作佐证。
　　唐太宗认为不可粗率地选择官员，用了一个好人，就会引来别的好人；相反，用了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接踵而来。魏征则进一步肯定了这种思想，认为在天下动荡不安时，主要是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所用的人也就必须德才兼备。
　　历史的经验之谈堪作借鉴。
　　企业家们在研读《菜根谭》时，德为才之主的智慧之见就很值得借鉴。同在一个企业内，道德乃造就职员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培养职员对企业的忠诚感与认真敬业地工作的基础。在这方面，企业要将对雇员的品德要求予以具体化、细则化。如诚实，就是金融证券公司对雇员在这方面的最突出要求，惟有诚实者才堪担当掌管钱财的财务工作。
　　正因为强调了德才兼备，所以，在具体工作与职业培训中，大小不同企业都要创造种种便利条件，不仅要培养和发挥每个人的才干，也要提倡和发扬每个人的高尚品德，使职业道德真正成为本职工作的灵魂。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
　　正如洪应明所看到的那样，历史上的不少品德道行的高洁者，走的是寂寞的人生之路。如人们熟知的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身遭流放而后自沉于汨罗的屈原；持节牧羊的苏武；坚持抗金而后血洒风波亭下的岳飞等等。他们不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不是人生的春风得意者，但他们却是历史上的有德伟人，千百年来，一直具有一种人格感召的魅力。
　　相反，类似赵高、秦桧之流，生前趋炎附势，虽可享尽荣华富贵，前呼后拥，不可一世，却也免不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经受着凄凉万古的审判，遭人唾弃。
　　据此来论，富于高见的哲士达人们能够超越世俗的短暂功利，摆脱尘情的诱huo，注重品德的修养与修行，这似乎是世外玄虚之事，但却能时时体现在人生的实处。一个人即使无权无势，他也可以竭尽己力，造福于社会、遗德于黎民百姓，这样，他的自得自足感也就是无可比拟的。只要一个人的荣誉富贵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那么，一切就如山林的自然盛开之花，繁衍不息，是建立在功业或权力基础上的富贵名誉所不可企及的。
　　这种思想，可追溯到《左传》记载叔孙豹所论及的“君子三立”：立德、立功和立言。在这三项不朽的事业中，立德是居于首位的。
　　还应明确的是，洪应明虽未能从封建社会的实质来揭示那些品德高洁者是如何为封建社会所不容的，但他却明确地不推崇那些苦行修德的行径，认为那些超过一定限度的苦行，并不适合于正常人性的发挥，难以使人获得舒畅怡乐的心情。这是一种力求将德行与情趣统一起来的意识，具有浓郁的禅意。
　　时代在发展，道德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就在这种发展变化中，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秀美德更显露出蓬勃的生命力，诸如天下为公、以民为本、融入社区、敬业负责、勤俭持家、诚实待人、敬老爱幼、保持和睦的人际关系等等，今天依然有弘扬的必要与价值。同时，还要把这些美德具体落到实处，如在选拔干部时，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在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中，注意遵守社会公德……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3 12:39     标题: 续 2





            说到底，道德的要求在客观上伸张了社会的正气，在主观上则使个人无愧于人类的良知。因此，在为人处世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可放松对自身的道德要求，更不可恃才失德，这不论是对于我们的立身处世、应酬交往，还是对于保持我们的内心宁静，都是至为关键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道德与道德评判是重要的，但道德与道德评判并不是万能标签式的。
　　在古代传统社会中，因法制不健全，人治大于法治，因此，道德评判也就成为了归纳性、类型化和终极性的评判，以至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流风所及，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相应的判断与影响依然存在，如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评价为道德的，将没有礼貌的人说成是缺德的，在读大学生出现了怀孕、考试作弊等事情，校方也习惯性地使用“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之类的评语，等等。为此而引起的口角、争斗乃至官司，也就屡见不鲜。
　　因此，我们活在现代社会，较之古人，还要进一步明确道德与法制、道德要求与游戏规则要求等的区别。最近，国家教育部出台了新修订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禁止以“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等语来评价大学生的怀孕、考试作弊等，明确用法律用语来取代容易引起歧义的道德评价，显然就是一种进步。




                                                            经历浓艳   淡泊明志
　　
   【○簮缨之士，常不及孤寒之子可以抗节致忠；庙堂之士，常不及山野之夫可以料事烛理。何也？彼以浓艳损志，此以淡泊全真也。
　　○藜口苋肠者，多冰清玉洁；衮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颜。盖志以淡泊明，而节从肥甘丧矣。
　　○宁守浑噩而黜聪明，留些正气还天地；宁谢纷华而甘淡泊，遗个清名在乾坤。
　　○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全真。
　　○谈纷华而厌者，或见纷华而喜；语淡泊而欣者，或处淡泊而厌。须扫除浓淡之见，灭却欣厌之情，才可以忘纷华而甘淡泊也。
　　○淡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不然，操持未定，应用未圆，恐一临机登坛，而上品禅师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
　　○一生清福，只在碗茗炉烟。
　　○席拥飞花落絮，坐林中锦绣团裀；炉烹白雪清冰，熬天上冷珑液髓。
　　○向三时饮食中诸练世味，浓不欣，淡不厌，方为切实工夫。
　　○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
　　○浓艳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长一分。
　　○栖恬守逸之味，最淡亦最长。
　　○有一乐境界，就有一不乐的相对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寻常家饭、素位风光，才是个安乐窝巢。】
　　 在历史的长河中，洪应明敏锐地看到了这样一些对比鲜明的景象：
　　那些戴着华冠美饰的高官显贵们，常不能像那些家世寒微者那样坚持节操、为国尽忠。
　　那些厕身于朝廷高堂上的春风得意者，常不能像那些在山野上辛勤劳作的躬耕者那样料事如神、深明道理。
　　那些以藜苋之类的贱菜来充饥的贫困者，多有那清爽如冰、纯洁似玉的高洁人品；而那些惯于华衣美食的富贵者，则极易为了保持那些锦衣玉食而显出甘做奴才的软弱性格与嘴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那些家世寒微的劳作者，倘处得好清贫的生活，他就能因淡泊而明志，因明志而对人对事应对得当。
　　因为那些高官厚禄者，倘过份地依倚富贵，就有可能在沉缅于富贵温柔乡之时，逐渐消磨了自己的斗志。在关键时刻，甚至会因保持眼前已得的那些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而丧失了自己的气节与志向。
　　以三国时期蜀国的名相诸葛亮为例，他那济世救民的高尚志向，他那自比于管仲、乐毅的自信，他对天下事的洞若观火、了然于胸，并不是在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担任军师、宰相之职后才建树的。恰恰相反，他的志向与自信都是在他隐居隆中、过着山野村夫的生活时就形成的。
　　那时的诸葛亮，过着结庐耕学的生活，即住在自己结砌的茅庐中，以耕耘种田为生，在学习方面也绝不松怠，生活虽清苦，他还是十分关注世事局势的变迁，不时与知心朋友一道谈古论今，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当时政治军事格局的一套看法与应对策略。这又与他的高尚志向合在一起，使他赢得了时人的敬重，被视为卧龙藏虎式的人物。
　　所以，当刘备慕名恭请他出山时，年刚二十七岁的他才能了如指掌地纵论天下的形势，提出应对的策略……
　　可以说，没有淡泊明志的青年诸葛亮，就不会有日后被视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
　　他自己对于淡泊与明志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体悟。所以，日后他在《诫子书》中告诫自己的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也是两句传诵至今的名言。
　　与堪称淡泊明志楷模的青年诸葛亮相反，诸葛亮受命辅佐的蜀国后主刘禅，则可谓因浓艳而损志、从肥甘而丧节的典型。
　　刘禅不同于其父刘备，虽也经历过战乱，却多是生活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既无大本事，也未建树起高远的志向。刘禅即位之后，有诸葛亮凭着一股鞠躬尽瘁的劲头，蜀国还能出兵伐魏，刘禅还能背靠大树好乘凉，稳坐在皇位上，优哉悠哉地当个甩手掌柜。
　　在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后，刘禅就一筹莫展了。到了魏国大军压境之时，他也就只有乖乖地投降的份了。
　　当他被魏兵押到洛阳时，在司马昭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刘禅看到了蜀地的歌舞，非但没有勾起亡国之恨，还笑个不停。司马昭感到奇怪，问他：：“你不想念蜀地吗？”他脱口而出的回答，竟是：“这里很好，所以我不想念蜀地。”从而留下了一项“乐不思蜀”的历史大笑柄，历史上也将他称为“扶不起的阿斗”。
　　确实，一个无志气、无气节乃至无人格的人，虽曾贵为国君，但谁又能够扶助起他呢？所以，当时的司马昭就这样评说刘禅：“一个人没有心肝到了这个地步，即使诸葛亮还在，也无法辅助他，何况姜维呐？”
　　对于人生无深刻的体验者，不易知淡泊之难得可贵，不易知淡泊是有助于明志的。在洪应明看来，只有那些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通晓人情世故而又尽尝人世的浓淡滋味者，才会认识放达无拘之可贵，才会知道淡泊有助于培植明确的志向与坚定的意志，才会拒绝那纷乱而又华而不实的生活，甘于淡泊宁静的人生，从而在天地间营造一份独特的清雅。他们胸中有看似浑噩实则是厚积薄发的智慧，而少了那些机巧小聪明，从而将具有人格感召力的正气留在历史与天地间。
　　那么，说“非淡泊无以明志”，是否太绝对了呢？
　　并不绝对。
　　因为淡泊确能使人清心寡欲，使人不致于过份地执着于财富、权势和名誉等等身外之物，从而超越那些短浅的功名目标，建树起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的志向。
　　淡泊也能使人不致于被过分繁杂的生活头绪所迷惑，使人得以纯洁自己的身心，从而培植出超尘脱俗的心灵与气度。当人心静气定之时，无疑有助于贯彻与实现自己的高远志向。
　　总的来说，淡泊是明志的基础，明志则是淡泊生活的升华。
　　因此，古代国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普遍地接受了“淡泊明志”的哲理，并将之具体贯彻到人生的进程中。时至今天，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信奉并躬行此哲理者，还不在少数。
　　当然，要真正地过并且是过得好淡泊的生活，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
　　在这方面，洪应明指出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原先声称自己讨厌繁杂艳华的生活，却在见到繁杂艳华的生活时而喜不自禁；他们曾标榜自己喜欢淡泊的生活，却因生活在淡泊的环境中而产生了厌弃之心。
　　因此，洪应明认为，一个人是否真正守得住淡泊，还须经受得住声色浓艳的考验，抗得住声色犬马的诱huo，否则，操行上未够坚定，应用上又缺乏灵活，那么，在关键时刻，即使是平日道貌岸然的上品禅师，也只会成为一个委琐不堪的下品俗人。
　　要真正做到淡忘那繁杂艳华的生活，甘于那淡泊的生活，就必须淡化乃至是忘却在对人对物时所持的不喜即厌或不厌则喜的情感，就必须降低乃至是扫除在谈滋论味时所持的非淡即浓或非浓即谈的偏见，做到随顺自然，戒偏激，也戒执着。
　　有必要说明的是，“淡泊明志”说的淡泊，意味着的是恬淡寡欲而又自得其乐的生活，宁静、平和而又丰盈的心境，也即曹植在《蝉赋》中所言：“实淡泊而寡欲兮，独咍乐而长吟。”
　　从智慧的境界上言，淡泊也是切合禅的生活理想的，因为“禅对于生活表层上的种种繁杂并无兴趣。”（铃木大拙语）
　　所以，淡泊者的生活绝对不是苦行禁欲的生活，也不是像泥佛一般地终日打坐的枯木禅式的生活。淡泊者的淡泊生活，既体现出他们行为的高风亮节，又表现出他们生机盎然的心境、冲和虚静的趣味。这些又正是洪应明所推崇的。
　　而那种将偏于干枯的生活等同于淡泊的意识，则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因为那既失去了淡泊者所应有的趣味享受，也不利于人们去做助人济人、利生利物的善行好事。
　　如果认为上面的趣味享受之说过于虚玄笼统，类似诸葛亮与刘阿斗的例子也难免不具大众化的色彩，那么，我们还可以依据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所论及的思想，讲一些更具体也更具大众化色彩的方面。
　　先道道饮茶品茗。
　　洪应明认为人生的清福全在那一碗清茶、那一炉熊熊旺火中。
　　这无疑是一种偏好之见，却又是可以理解的，其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中国是茶的故乡，而是因茶性品洁不污，有助人涤滤除烦、提神醒脑乃至令人神思飞扬的功效。清茶一杯，每每能使人感悟出一种清淡、雅致而又悠长的韵味。
　　历史上，自唐朝茶圣陆羽在其名著《茶经》中，将加葱、姜、盐和香料煮成的茶比喻为倒在沟里的废水之后，就促使饮茶形式由煮茶改为今天依然流行的泡茶，人们已经学会珍视茶叶的那种单纯清和的真味了。
　　其后，茶的这种清爽、清香、清雅而又耐品味耐咀嚼的真滋味，因十分投合禅僧们那澹泊自然的胃口。于是，禅宗公案中，有的禅师对于任何来求教者都是一句：“吃茶去！”有的禅师则以“饭后三碗茶”来标榜自己的家风……终致得出了“茶禅一味”的意识，于是，品茗饮茶之时，自有禅意样趣含其中。
　　历史已降，作为中华文化瑰宝之一的茶文化更传入了东瀛日本，形成了以“和、敬、清、寂”为其神髓的茶道，茶道既使饮茶者的自我修养向完善的方面发展，也有助于培植与维护了和谐、宽容的人际关系……
　　这些，或许并不尽在洪应明的视野中，他只是依然用诗化的语言来赞美性地描绘那些隐者悟者：垫席已经被飞花落絮覆盖，他就以那锦绣的落絮作为坐垫，依然端坐林中；白雪清水正在炉中烹煮着，哦，那不是冰雪！那是仙人们所饮的玉液琼浆的精髓……
　　还有必要一提的是，在茶之外，祖国传统医学认为：白开水是百药之王。从现代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含糖饮料的价值，都不如白开水大，因为纯净的白开水具有特异的生物活性，进入人体后，容易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能很快被胃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发挥出新陈代谢的功能，同时还可以调节体温、清洁人体内环境。
　　再讲讲饮食及其滋味。
　　在洪应明看来，一个人要领略并领悟人生的真滋味，并非一定要在大场合或做大事业之时。即使是在平日一日三餐的饮食时间，也是一段品味体察人世滋味的好时光，此时能做到不因饭菜的浓淡而起欣厌之心，也就是心地上那一段高而又切实的修养的表现。
　　且先别笑这种说法，因为在读伟人们的传记时，我们或可不时看到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情节大致相仿的故事：主人公或是思想家，或是文学家，或是科学家，当他全神贯注地思考他所面临的棘手难题时，他对自己所吃的东西竟是嚼而不知其味的，甚至在未吃或吃了正餐之后，猛然一醒，还是搞不清自己是否已经吃了东西……人们对此每每觉得不好理解，因为这正是凡人不及伟人处。想想，倘若世界只充斥着贪吃会穿的人，他们个个都只会为饭菜的浓淡略异而轻起喜怒之心，轻作喜怒之状，那么，人们就很有理由怀疑：人类社会能有今天所呈现出的繁荣发展的局面吗？
　　再回到滋味浓淡的问题上，如果允许选择，洪应明更愿选择淡的滋味，因为这才是原味、真味，它较浓艳的滋味，更多一份清淡而又悠长的韵味——或许，这也大概是我国的南方地区尤其是两广人盛行饮早茶的风尚，爱吃白切鸡之类的单纯清淡的菜肴的缘由之一罢。人生一世，能有日常的饭菜吃，有平凡安宁的生活，不因乐极而生悲，不因得福而致祸，那么，人就算是生活在安乐的窝巢中，就能领略人生的真趣，夫复何求？这又正是符合坐行住卧、吃饭睡觉皆禅的意旨的。
　　而今天的科学研究还揭示，在莱肴中放盐过多（每人每天的摄盐量在10克以上），吃得过咸，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诸如高血压等不利后果。因此，吃盐过多是不可取的。
　　如此道来，那沁人心腑的茶之所以爱到人们的喜爱，那悠长的淡滋味之所以值得我们回味和珍惜，未尝不是淡泊明志的外在表现。
　　淡泊明志者不稀罕浓艳肥甘的生活，更不会为了浓艳肥甘的生活而丧失气节。
　　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君子的简单生活中，有栖恬守逸之味，味最淡，最值得回味，其存留时间，也最长。
　　所以，淡泊明志说，是智慧之说，至今还受人们的推崇。




                                                            心境清宁  宁静致远
　　
           【○昼闲人寂，听数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
　　○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知妄穷而真独露，每于此中得大机趣；既觉真现而妄难逃，又于此中得大惭悔。
　　○时当喧杂，则平日所记忆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宁，则夙昔所遗忘者，又恍尔现前。可见静躁稍分，昏明顿异。
　　○此身常放在闲处，荣辱得失，谁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静中，是非利害，谁能瞒昧我？
　　○静处观人事，即伊吕之勋庸、夷齐之节义，无非大海浮沤。
　　○降魔者先降其心，心伏则群魔退听；驭横者先驭其气，气平则外横不侵。
　　○朗镜悬空，静躁两不相干。】
　　  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在一次出游的途中，信步所至，却见一条大江横亘在眼前。此时，他没有急急忙忙去设法渡江，也没有匆匆走回旧路，而是悠闲从容地坐在草地上，心情平淡地欣赏着天上的云起云落、云聚云散，品味着它们在时快时慢中变幻不定的图案……
　　就在这么一种十分谐和宁静的心境中，他吟出的诗中，出现了这两句看似平淡却极富禅意的千古名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平淡的诗句，却已活泼地表达出了诗人的心境与自然韵律的和谐合拍，当诗人入神地静观云聚云散时，物我已融为一体…他因静坐而神飘云际，因静坐而得道适意，从而领受了坐行住卧皆禅的神髓，表明了对顺其自然的人生观的推崇，心智不再被生活表层的种种繁杂所迷惑，从而保持了心绪的协调与宁静，这就是禅。
　　不难理解，历史上，诗人王维以“诗佛”而名传于世。
　　这种场景，与洪应明在悠闲的白天，来到人迹罕至之处，聆听悠扬的鸟语；在寂静的深夜，仰看深邃无垠的夜空，耳目也就变得清澈高远的境历，可说是异曲同调。
　　王维、洪应明们都拥有一颗宁静致远之心，心绪也就得以把握更宏宽辽远的时空，可以包容更多的事物，思维更敏锐，记忆更清晰，感受更细腻，认识也就更全面、更深刻：
　　——在自我认识的方面，静观有助于把握自我的真实本性，有助于萌生人生的惭海意识，从而驱除妄心妄想，完善人生，得以达到修心养性的目的。此种静观，以夜深人静之时为佳。
　　——在个人心智的把握上，我们不少人都有过如此的经验，或因外界嘈杂，或因内心烦躁，一些平日记忆好的内容，却怎么样也不能回忆起来；境遇一变，或因外界清宁，或因内心宁静，过去时日所遗忘的内容，又涌上心头，恍在现前。可见，人在或静或躁的内外环境中，也就顿然有了或明或昏的差异。所以，在洪应明看来，作为一个人，我如果常能身闲心静，宁静致远，别人就难以用一时的荣辱得失来差遣我，别人也难以用一时的是非利害来蒙蔽我。
　　——在认识社会与人物是非的方面，以伊吕和夷齐为例，伊吕分别是指辅佐商汤攻灭夏桀的伊尹和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的吕尚（姜太公），他们功勋盖世，并称为古代贤相。夷齐则是伯夷和叔齐这两兄弟，他们先是互相谦让君位，进而又都先后放弃了君位继承权，最后因不满周武王灭商建周，在道义的感召下，他们就拒吃周粟，直至饿死，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古代一直被视为节义的典范。即便如此，洪应明还是把他们视为大海泛起的泡沫。为什么？因为心静者较之心躁者，拥有更宽广的可供人事是非周旋的心理空间，从而也就能以更高的气魄与眼界来看待世事人生的沧桑风云。也是因为伊吕与夷齐的作为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仅是沧海一栗而已。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恢弘博大的历史意识。
　　——在处世方面，经验丰富者往往教诲初涉人世者遇事要冷静处之，因为冷静能使人对包括突发性事件在内的各种事件，作出准确而又快捷的判断与反应，能挖掘个人心智的潜力。所以，是否冷静，几乎就是智慧与愚蠢的分水岭，这是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的。
　　尤其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各种交往增多，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化，个人能否保持宁静的心境，就事关全局。
　　有鉴于此，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如美能达照相机公司为公司职员专门开设了静坐沉思室，每室仅有一桌一椅，上班的公司职员可随意进入，独自静坐，从而得以避开任何人、事和电话的干扰，使想象与创造力获得自由发挥。不少有助于公司管理与生产的方案措施，就这样不断萌生在静坐者的头脑中。即使某些职员是在静坐沉思室里睡了个短暂的懒觉，他也不会受到指责，因为这有助于他恢复精力与体力，搞好下一阶段的工作，况且，一些灵感创意还是诞生在宁静的梦乡之中的呢。
　　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宁静的心境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谦和的态度、悦和的语气，既给人留下亲切的形象，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生活中曾有这样一个脾气急躁者，他因急躁而屡屡坏事，为了改掉自己工作生活中的急躁习性，他每天就用彩笔在自己的左手心上写上一个“静”字，逢到自己又将重犯急躁的毛病时，他就往手心多看几眼，默默告诫自己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同时，在业余时间，他通过参加多种体育运动、郊游等等，渲泄自己旺盛的精力，一段时间后，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效，他不用再在手心上写字了，因为自我克制已成为了他的自主意识的一部分，亲人与同事们觉得他更通情达理，更易接近了，他也有了心伏气平的良好感觉。
　　可见，宁静致远。
　　宁静的心境，足以使人把握更高远也更深刻的思想，使人从容处世，它并不仅是田园诗人与思想家的专利，而是中国人成熟的人生智慧的一项重要内容。




                                                              立身要高一步立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里灌足，如何超达？】
　　  洪应明以疑问的语气，肯定地说明了为人处世应立大志、立高志，惟有比别人高一步立身，才可以超越眼前事物所带给人的那些局限，否则，就如在尘土飞扬之时晒衣眼，在泥泞中洗脚……展开的只能是一团糟的人生。
　　反观历史与现实，常常可以看到，成功者与失败者之差，往往仅是一步之遥、一分之差。高一步立身，高一步的追求，往往就能使一个人成为生活中的强者、竞争中的赢家。
　　且看：
　　运动员在赛跑中，零点几秒之差，冠亚军的分水岭立见；
　　绿茵场上，甲队比乙队多踢进一个球，甲队就可以晋级夺冠；
　　考场上，小张比小李多得了一分，那么，小张就得以迈入了高等学府的门槛……一般说来，个人有了追求卓越的心理意识，往往会促使自己更具进取心，从而也有助于自己取得更大的成绩。因此，可以这样说，每个人所取得的成绩之所以有大小高低的不同，首先是由每个人立志立身的高低不同所决定的。
　　且看看以下几个小故事。
　　领导了秦末农民起义并导致了秦朝覆灭的农民领袖陈胜，在年轻时，因家贫，就跟别的雇农一起给地主耕地。有一天，大家在地头上作短暂休息时，论及耕地的辛劳，都因失望而叹恨起来。陈胜有感而发，说道：“倘若我们当中有人将来成了富贵者，可别忘了我们大家啊！”
　　其他雇农听了此言，七嘴八舌地讥笑他说：“我们人人都在为别人干活耕地，那儿会来富贵呢？你是白日作梦吧。”陈胜叹了口气，说：“唉！低飞觅食的燕雀那会理解鸿鹄的冲天志向呢？庸人又怎能知道英雄的胸怀呢？”正因为陈胜有着其他一般雇农所没有的高远的立身志向，所以，他和吴广能在大泽乡中率领一群平民兄弟揭竿起义，树起了中国历史上反对暴政的一块丰碑，作出了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事业。
　　班超是西汉人，他外表虽不修边幅，却自小胸怀大志。年轻时，因家境贫寒，他就经常到官府担任抄写文书的艰苦工作，以此奉养母亲。某天，他因受到所抄内容的触动，心有灵犀，猛然感悟，不禁掷笔而感叹：“大丈夫即使无更高的志气和胆略，也应当像傅介子、张骞一样，到国外去建功立业，博取功名，怎能长期坐在此，老是从事笔墨工作呢？”一起抄书的几个人听闻他这一番之话后，却报之以讥笑嘲讽。班超对此，正颜厉色地说：“庸碌小人怎会理解壮士的胸怀与志向啊！？”凭此从高立身的意识，班超日后投笔从戎，并通过一番努力，终成长为西汉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为西汉谋取了极大的利益，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郭沫若是人们熟知的中国现代大文豪，他小时候十分顽皮。有次，他和同学一道到庙里偷吃桃子，后被私塾的先生发觉并追查，先生就以能否对对子来作为免除或给予他们体罚的依据。先生出的对子上联是：“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郭沫若应声而答：“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先生听后，甚为惊异，因为他从此对语中看到了少年郭沫若所具有的远大志向与抱负，看到了少年郭沫若的横溢才华。于是，他免除了对学生的体罚，日后更悉心培养郭沫若。郭沫若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手笔。
　　以上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撷取了三个小故事，想说明立身不高则人行不远的道理。
　　翻看任何领域的古今中外的名人、成功者的自传、传记，可以说，无一人是不立大志而得以成大业的。高一步立身，能强化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能更严格地磨砺自已、充实自己，能促令自己为人民的事业、国家的利益而去努力拼搏，踏实工作。
　　要高一步的立身，就不能害怕别人的讥笑嘲讽，因为驳斥那讥笑与嘲讽的最好论据，不是由语言而是由行动来构成的。
　　因此，立身高者还会善于将别人的讥讽打击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你说我不行，我就通过行动来争取成功；你把我看扁了，我就通过我的成果来证明我是圆的……
　　有了这种意识与相应的努力，陈胜才不致于毕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夫，班超才不致于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郭沫若才不同于一般撒野顽皮的野孩子。类似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或许会说：我是什么？怎能跟历史上的这些成功者相比？换言之，是说自己的才能如何能够跟伟人们相比。
　　殊不知，我们每个人自身蕴含而又未能发挥出来的能量，是十分丰富巨大的。
　　曾担任东芝电气公司总经理、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士光敏夫，有一次，曾向一位学者请教：“爱因斯坦用脑用到什么程度？”
　　学者答道：“估计也就用了百分之三十吧。”士光敏夫据此而感叹道：“如此说来，我们也就最多用了百分之五呢！”
　　所以，可以这样说，许多人之所以未能在事业上取得更多的成就，未能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恰恰相反，是力有余而心不足，是类似“我这辈子就只能如此了”的认命思想妨碍了自己更上一层楼，是安于现状的意识构成了妨碍自己前进的惰性。于是，庸庸碌碌的作为和苟且偷安的人生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多失败者和平庸者呢？首要的方面，在于多数人的立志有问题。
　　十年前，有人问建筑工地上的三个瓦匠：“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说：“我在砌砖块。”
　　第二个说：“我在赚50块钱。”
　　第三个说：“我在为这个城市建高楼大厦！”
　　十年后，不同的心态，导致了截然不一的人生结果。第一个人依然是瓦匠，第二个人依然每天为生计而忙碌，第三个人则成为了工程师。
　　高一步的立身，初始如梦，有梦才会有希望，有希望才会有成功。我们永远不要嘲笑任何人，也不应轻视任何人，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学会用感恩的情怀去体验生活，用往前看的正面思维去直面人生，战胜自卑和恐惧，克服自我的惰性，发掘自我的潜能，使自我的工作与事业得更有成效。
　　所以，珍惜人生吧！因为人生对于我们每个人言，是不再复来的。
　　高一步的立身，是珍惜人生的至为关键的一步。
　　当我们在某天回顾平生之时，就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历程，不是从成功的方面，就是从失败的方面，为此提供了最生动的例证。




                                                             苦乐迷悟一念间
　　
          【○迷则乐境成苦海，如水凝为冰；悟则苦海为乐境，犹冰涣作水。可见苦乐无二境，迷悟非两心，只在一转念间耳。
　　○一念过差，足丧生平之善；终身检饬，难盖一事之愆。
　　○一念错，便觉百行皆非，防之当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针之罅漏；万善全，始得一生无愧，修之当如凌云宝树，须假众木以撑持。
　　○一念常惺，才避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开地网天罗。
　　○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出此入彼，念虑只差毫未，而超凡入圣，人品且判星渊矣。人胡不猛然转念哉？
　　○人定胜天，志壹动气，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铸。
　　○念头宽厚的，如春风煦育，万物遭之而生；念头忌克的，如朔雪阴凝，万物遭之而死。
　　○立百福之基，只在一念慈祥；开万善之门，无如寸心挹损。
　　○一念慈祥，可以酝酿两间和气。
　　○泛驾之马，可就驰驱；跃冶之金，终归型范。只一优游不振，便终身无个进步。白沙云：“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无病是吾忧。”真确实论也。
　　○当少壮之时，须念衰老的辛酸。
　　○老来疾病，都是少时招得；衰时罪业，都是盛时作得。故持盈履满，君子尤兢兢焉。】
　　  一名叫信重的武士慕白隐禅师之名而来求教：“难道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真的有天堂地狱吗？”白隐禅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提问，却反问他的职业，当听到他的回答后，白隐禅师以不屑的语气说道：“武士？你是武士？哪家主人会请你当保镖？看你的面孔气色，活脱脱就是一个乞丐。哦，你还佩着一把剑，你的剑一定是钝到连我的脑袋也砍不了的！”武士都把荣誉与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此，受到了奚落而马上怒不可遏的信重，马上就伸手拔剑。此时，耳边传来了白隐禅师的那无容置疑的话语：“地狱之门正在打开。”信重闻言，一怔之后，当即意识并信服了白隐禅师的言行高深，于是，他马上收剑并向白隐样师鞠躬致敬。“天堂之门由此敞开。”白隐禅师缓缓地说道。
　　在这一则著名的禅话中，白隐禅师通过了设问，说明了天堂与地狱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说明了人或因行善而升天堂，或因作恶而堕地狱，只不过是受当事者的一个念头所支配的行为决定的。
　　于是，信重先是用他的拔剑之手，即将打开了地狱之门；再又通过他的放剑之手，打开了天堂之门。
　　其中的差距，仅仅是一念而已。
　　其理确如禅家所言：“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可见，在标有正负取向的人生坐标中，个人的一念之确，能促令人步入天堂，走向成功；一念之差，则能使人堕入地狱，备受煎熬与惩罚。
　　您，他，我，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进程，都免不了受这一念那一念的影响。而在面临大是大非问题的抉择时，或面临着人生转折取向时，这种影响往往就是至为关键的，乃至有着重大与深远的影响的。
　　不是吗？即使是大至救人或杀人，拒贿或受贿……都是在一念之下而致。
　　这，正如洪应明所指出的那样：某些人的一念差错，就足以将一生的努力与功绩丧失殆尽；某些人的终生谨慎，也难以掩盖在一件事上的过失。以致个人动错了一念，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会遭到非议……因此，防止动错一念，就如用来渡海游泳的浮囊一样，容不得那怕是一个针头大小的隙缝漏洞。
　　所以，洪应明提醒人们：只有保持着每个念头的经常清醒，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尘不染的纯洁，才能避开那种种类似神弓鬼箭式的神奇报应，才能不受疏而不漏的天罗地网的网罗。
　　自然，一念又一念，不是绝对不可变的，而是相对可变的。
　　问题在于：一念又一念，应该如何转变？向何处转变？
　　在这方面，洪应明提到了四点：不论是那一个人，倘若他能把积累货物财富的迫切心思用来积累学问知识，能把追求功名的全部意念用来追求道义德行，能把爱护妻子儿女的深切感情用来挚爱父母长辈，能把保官保爵的计策用来保国保家，有了这种出此入彼的转念，虽说意念思虑仅有毫末之差，但已有了由凡入圣、由私至公、由平凡至高尚的转变，人品也就有了天地之别。
　　人啊人！你有什么理由不尽快转变自己的意念呢？
　　结合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城乡村镇中的一些七、八岁小孩因经商而失学；社会上的一些人见利忘义、见死不救，乃至在抢救落水者之前还要先讲报酬再作定夺；一些家庭屡屡出现拒绝赡养老人乃至虐待老人的现象；一些手握权柄者只知为自己及其子孙操心，置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于不顾……类似这些因一念之差而造成平生之憾和千古之恨的事例尚有许多，谁又能说洪应明的以上思想已经失去或是减少了现实的价值与意义呢？
　　人的每一言行，是由人的一念决定与控制的。
　　而确当的一念，包含了理性、情感与意志的因素。所以，洪应明信奉人定胜天的思想，强调了孟子的“志壹则动气”说，也就是在精神集中、意志专一的前提下，意气感情才可活络应用，君子也就能不受天地自然的原有模式的限制。
　　每一念的具体内容及其所针对的对象，会有所不同。
　　而一般人要保持每个念头的经常清醒，并不容易。
　　古时有一绰号为“哭婆”的老太婆，她在下雨天哭，在晴天也哭，也就是无日不哭。
　　一位禅师见到她后，问道：“施主，你为什么老哭呢？”
　　她回答说：“因为我有两个宝贝女，大女嫁给卖鞋的，小女嫁给卖伞的。天晴时，我就想到，小女的雨伞今天一定不好卖的，所以我哭。下雨天时，我就想到了大女儿，此时，不会有多少顾客登门去买她的鞋，所以我也哭。”
　　禅师听后，即开导她说：“施主为什么不换一下念头呢？您想，在晴天时，大女儿的鞋店生意会很兴隆。下雨天时，小女儿的伞一定很好卖，这不就好了吗？”
　　这个老婆婆一听此语，连连道：“好啊！对啊！”
　　从此，“哭婆”再也不哭了，无论在晴天或雨天，她总是笑嘻嘻的。
　　可见，那些使人感到亲切、能使人走向幸福的一念，必是宽厚、慈祥而又平和的，是立足在积极而非消极情感的根基上的。
　　因为宽厚的念头，反映出了人的大度量与大气魄，从而似春风催发着万物的繁育滋生；猜忌刻薄的念头，则是人心胸狭窄的表现，似寒雪飞舞、阴翳密布，只会使万物凋零败落。
　　因为慈祥平和的一念是建树人生幸福的基础，能给人给己带来安详、和气与宁静，能酝酿生成天地之间的和睦吉祥之气。
　　想想，小到人与人的交往中，团体与团体的交往中，大到国与国的交往中，双方都有宽厚的念头，就会有利于在人际关系的圈子中培植起和睦的气氛，有利于在国际环境中建立起和平共处的新秩序。
　　人生，每每需要我们每个人在一念中作出相应的抉择与应对，而某些一念，又能改变一件事情，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下面的这个故事，不是说禅，却胜似说禅，内中不乏禅的意味。
　　英美两国的两个制鞋公司，曾各派一名推销员，同时来到了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调查产品的市场需求情况，以确定本公司的销售计划与方略。到达后不久，两人就各拍了一份电报给自己所属的公司。英国公司收到的电文是：“该岛无人穿鞋，我翌日搭早班机回国汇报。”而美国公司收到的电文则是：“太好了，该岛无一人穿鞋，市场潜力大，我意长留岛内。”结果是，美国公司的推销员设法说服了该岛土著人的首领，让他免费穿上了漂亮的鞋子，东奔西走，借助他的权威广告效应，很快就促使了未开化的土著人产生了好奇。从此，岛上的潜在市场变成了现实市场，销路大开，这家美国制鞋公司也就越办越红火。
　　而英国的那家制鞋公司则因自己的推销员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无所作为，决策连连失误，坐失良机，终至破产倒闭。
　　思想的天地是广阔的，思想的触角则是敏锐的，前后左右上中下、过去现在和未来，无处无时不可思及。人确实应该更好地利用思想意念的力量，控制与引导自己，在人生之路上走得更好，从洪应明所论及的以下两点，即可见一斑。
　　一、即便是那些十分顽劣凶悍的马，最终也还会被人驾驭奔驰；即使是那因熔化而奔涌的金属，最终也还会被注如铸造的模型。对于人来说，如果仅是贪恋逸乐而缺乏振奋昂扬的意识，那么，一念之错，就会带来无穷的后患——一辈子浑浑噩噩，没有什么进步。事实上，那种因害怕出现毛病缺点而不求进步的观点，是最要不得的，所以，洪应明十分称誉陈白沙（1428—1500年，明代中叶的著名思想家）的两句诗：“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无病是吾忧”——对于一个正在求上进者言，有较多的毛病缺点，并不足为耻；一个人一生不振作，不求进步，并因此而没有任何缺点不足，那才是我所忧虑的。
　　二、对于任何一个能正常走完人生之旅的人言，既有少年壮年的时代，也有老年衰年的光阴，两者并非是绝然分开的。某些人在自己衰老之年，回忆往事，有不少不堪回首的辛酸，身体则经受着疾病的折磨，那多是由少壮年的荒唐放纵、不上进和不注意养生而导致的；而另一些人在衰败时遭到清算的罪孽，则是在他们飞黄腾达的兴盛年代所犯下的。因此，君子处世，在少年时，在兴盛时，在守住成业、获得成功（持盈履满）时，更应小心谨慎，马虎不得。
　　这些，无疑是积人生的众多酸甜苦辣经历而成的经验之谈，是有价值、有指导意义的关于一念的经验之谈。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4 11:00     标题: 续 3





            人生，每每促令我们每个人在一念之下，作出相应的抉择与应对，而某些一念又能改变个人的一生，天堂地狱一念间，悲哀欢乐一念间，失败成功一念间……把握好人生，总是先落实在关键的一念之中的。人的一生长路漫漫，而人们在面临着关键的人生选择时的一两个念头，又可能决定着人的一生。


　　人生得失一念间，乃至可谓一生系一念，一念定一生。
　　因此，一念的作出与施行，万不可当儿戏，万不可大意。
　　把握好人生，总是先落实在那些关键的一念之中。
　　


                                        心体光明在慎独
　　
    【○忙处事为，常向闲中先检点，过举自稀。动时意想，预从静里密操持，非心自息。
　　○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时时检点，到得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处，才是学问的真消息。
　　○从五更枕席上参勘心体，气未动，情未萌，才见本来面目。
　　○遇大事矜持者，小事必纵驰；处明庭检饰者，暗室必放逸。君子只是一个念头持到底
　　○肝受病则目不能视，肾受病则耳不能听，病受于人所不见，必发于人所共见。故君子欲无得罪于昭昭，先无得罪于冥冥。
　　○心体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头暗昧，白日下有厉鬼。
　　○小处不渗漏，暗处不欺隐，末路不怠荒，才是真正英雄。
　　○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从临深履薄中操出。】
　　 古代的君子们即使是忙忙碌碌地奔波走动，也还不忘寻找空闲的时间来自检自省，以保持安静的心境来作细密的打算，以减小行动上的失误，抛弃那些不合时宜、不合规范的幻想。
　　他们不论是在有事或无事、得意或失意时，都注意依据不同的内容自检自省：无事闲暇时，反省自己是否有闲杂的念想？有事忙碌时，反省自己是否因忙碌而意粗气浮？人生得意时，反省自己待人接物是否有骄矜辞色？人生失意时，反省自己是否有怨天尤人和等靠要的情怀？
　　这种自检自省的时间，最好是在大地曙光欲晓的五更黎明时，那时最易克服自我意气情感的干扰，发现自我的本来面目……
　　这些，是洪应明所推崇的自检自省。
　　古代的君子们处世，不论是面临大事或小事，在人前或人后，能心中亮堂堂，坚持始终如一的处世道德观念。他们的高风亮节、磊落态度，是从小事、从无人处、从山穷水尽而如履薄冰时培植起来的，他们光照日月的思想，源自冥默精诚的为人原则，并通过他们的具体言行，被他人所把握、认识和认同，进而影响到他人、团体、社区乃至国家，这也是他们指点江山、旋转乾坤的依据之—……
　　这，是洪应明所推崇的处世慎独观。
　　将这两者综合来看，自检自省是个人慎独的依据，慎独则是个人自检自省的具体化。
　　关于自省，作为孔子著名弟子之一的曾子所留下的“三省吾身”之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
　　曾子自述道：“我每天都就三件事来反复检查自己：替人办事时，有未曾竭尽心力之处吗？与朋友交往时，有未能诚实相待之处吗？对老师传授的学业，有尚未认真温习的部分吗？……”他每天依据这三条自律标准，逐条反省自己的日常作为，好则发扬之，不足则改正之，使其作为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并最终提高自己的处世水准的有效途径，从而使自己的修养趋于完善。
　　这种作为影响了无数的后来者。远的不说，就以被人民交口称赞的焦裕禄为例，在生前，他每天晚上躺到床上时，总要在脑海中把自己一天的经历言行重温一次，像看电影似的审视一遍，想想其中是否有不妥之处，是否有应予以改进之处。凭此，他与其他同志一道，将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使兰考县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确实，从一定角度言，自己最易找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对此予以自检自省，对症下药，既可完善自己，又会有助于民众的事业和利益。
　　能自检自省、自我约束者，就不难做到慎独，就可以在无人监督或不受舆论谴责的境况中，谨慎处世，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洁身自好，从而自觉调整并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社会的关系。
　　慎独还能使人避嫌，在这方面，古人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之类的训诫，意思是，当孤身一人经过别人的瓜田时，即使鞋子脱落了，也不要弯腰去提捡鞋子，以免别人怀疑你在偷瓜；同理，在经过别人的李树下时，即使帽子被碰歪了，也不要举手去戴正它，以免别人怀疑你在偷李子。可见，在处世时，要成为品格高尚的人，绕避类似瓜田李下的种种嫌疑，就不可不慎独。此理古今相通，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现在，不少人都注意给自己提出自检自省的标准。在这方面，作为美国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和作家的富兰克林，在青年时代所自订的十三项慎独自省的条例，可资借鉴。另外，这十三项慎独自省的条例，与《菜根谭》所论及的不少内容也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并不因人种、时代、语言、信仰和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受到削弱。当您阅遍《菜根谭》全书后，再体会此语，或可有更深的印象与体会。
　　下面，是富兰克林自订的每天十三项慎独自省的内容：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
　　二、沉默寡言。言必与人与己有益；避免无益的聊天。
　　三、生活秩序。每一样东西应有一定的安放的地方；每件日常事务当有一定的时间。
　　四、决心。当做必做，决心要做的事应坚持不懈。
　　五、俭朴。用钱必须与人或与己有益，换言之，切戒浪费。
　　六、勤勉。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七、诚恳。不欺骗人；思想要纯洁公正；说话也如此。
　　八、公正。不作不利于人的事，不要忘记履行对人有益而又是你应尽的义务。
　　九、中庸适度。避免极端；人若给你应得处罚，当容忍之。
　　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力求清洁。
　　十一、镇静。勿因小事或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
　　十二、贞节。除了为了健康或生育后代起见，不常举行房事，切戒房事过度，避免伤害身体或损害你自己或他人的安宁或名誉。
　　十三、谦虚。仿效耶稣和苏格拉底。
　　当然，时代在变，现代人不应全盘照搬而只应借鉴古人洋人的自省标准，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订出切实可行的自省标准，务实不务虚，一旦订出，就应切实做到，不可一曝十寒，此点尤为关键。
　　


                                        起死回生因愧悔
　　
    【○谢豹覆面，犹知自愧；唐鼠易肠，犹知自悔。盖愧悔二字，乃吾人去恶迁善之门，起死回生之路也。人生若无此念头，便是既死之寒灰，已枯之槁木矣。何处讨些生理？
　　○弥天的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
　　○饱后思味，则浓淡之境都消；色后思淫，则男女之见尽绝。故人当以事后之悔悟，破临事之痴迷，则性定而动无不正。
　　○悔既往之失，亦要防将来之非。】
　　 据古书记载，谢豹是一种类似虾蟆、浑圆如球、生活在深土中的动物，它们见到人时，马上就以前两脚相交，覆盖自己的头部，显出一副很懂羞耻的样子；唐鼠则是一种在一月之内三换其肠的易肠鼠。
　　洪应明通过谢豹与唐鼠的意象，比喻性地说明愧与悔的意识，在个人弃恶就善、起死回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孔夫子曾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人尤其是年青人因涉世未深，尚未建树起正确的人生观，难免有犯错误、产生过失乃至误入歧途的时候，人的这种失足，像马的偶然失蹄一样，并不罕见。
　　问题在于，个人的一度失足，是否就意味着他的人生是完全失败的了？
　　不，历史事例与理论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失足之后，倘能幡然悔悟，改正错误，那么，他的人生还可以迎来灿烂辉煌的前景。而要实现这种改过从新的转折，失足者对过去失足必需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愧与悔的意识。
　　愧与悔，是任何一个失足者之所以能改过从新的主要而内在的精神动力。
　　东晋时，江苏宜兴有一名叫周处的恶少年，他作恶乡里，宜兴人把他与害人的山中老虎、河中蛟鳄并列为乡里的“三横”，还把周处视为“三横”之首。
　　有人巧言劝说周处去杀虎斩蛟，用意却是希望包括周处在内的“三横”能同归于尽。周处觉得杀虎斩蛟并非难事，就欣然同意前往。他进到山里杀虎后，又下水斩蛟，追踪了数十里，经过三天三夜的搏杀，终如愿而归。
　　乡里的百姓们见周处去斩蛟后，数日未归，认为他必死无疑，大家正在相互庆贺。
　　这种场景正巧被死里逃生后归来的周处撞见，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触动，他萌生了悔过之念，但又觉得自己已年事磋跎，恐怕日后无所成就。
　　对此，有学者开导他说：古人认为，一个人在早晨认识了道理，那么，即使在晚上死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何况你今日已经觉醒，来日方长呢。人最可怕之处是没有志气，至于能否青史留名，那并不值得忧虑。
　　周处闻言，即立志改恶从善。后通过刻苦磨砺，他成长为一著名将领，在抵抗外族入侵的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
　　类似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鲜见。
　　西班牙著名医学家拉蒙·伊·卡哈尔自小好逸恶劳，偷盗成性，在学校学习时，门门功课不及格，终被学校开除。他的父亲因受到他的不良作为的刺激，被活活气死。
　　父亲之死，促使他幡然悔悟。此后，他专心向学，刻苦攻读，发愤钻研，终因对神经系统构造的研究有重大贡献，荣获了19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无独有偶，同类奖的1932年得主、英国著名病理学家谢林顿，少年时曾是伦敦街头一恶少。一次，他向一挤奶女工求婚，却遭到那位女工的断然拒绝：“我宁愿跳入泰晤士河淹死，也决不嫁给你！”
　　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并令他刻骨铭心，令他变得清醒。此后，他痛改前非，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学业，在日后的科学研究中，因发现了神经细胞“神经元”的功能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类似周处、拉蒙·伊·卡哈尔、谢林顿之类悔过自新的故事，说明的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理，说明浪子们在愧悔之后，可以发生转化，也可以作出令世人瞩目的辉煌功绩。
　　之所以能如此，在于他们因失足而大彻大悟，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在于他们在愧悔大好时光的流失时，能更珍惜现有的机会，在人生的征途上，把步子迈得更大也更沉稳些；在于他们有了失足的经历后，吃一堑，长一智，辩别是非的能力更强，对人生进程的把握也更准。
　　这正是洪应明所说的“弥天的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失足者产生了愧悔意识，也就是社会、家庭和亲朋好友们对失足者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在失足者心中引起了共鸣。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失足者就会据此而燃起走向新岸的希望。
　　因此，要避免把失足者拒之千里之外，不应歧视失足者，而应更热情地关心他们，肯定他们的愧悔之心，坚定他们弃恶从善的念头，还要在生活、工作上帮助他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他们一棍子打死。
　　关于这点，有句名言说得好：青年犯错误，上帝都会饶恕的。
　　当然，对于有思考能力、可以预见未来的人类的成员言，最好是不失足、不寄希望于失足之后再作悔悟、再痛改前非，而是一开始就把握好自己人生的航船，少走弯路，不入歧途，如不起损人肥己之念、不起贪污受贿之念、不起淫秽之念……并贯彻到具体的行动上，从而防止日后的愧悔，这也正是“人当以事后之悔悟，破临事之痴迷”。对于失足者言，则是在愧悔以往的过失后，绝不再做令日后再次追悔之事。
　　至于那种失足而又不愧不悔者，依然故我，则是完全不可取的。这只会贻害自身，于人于己无利。
　　论愧论悔，全是为了让失足者能在良心发现之后，不失告别行尸走肉式生活的机会。毕竟，人作为万物的灵长，是天宇之内的第一宝贵之物，偶然失足者也不例外。
　　因此，愧海并不是不珍惜现在而仅怀昨夜恶梦的懊悔，懊悔只会使人浪费时间，只会使人磨灭对当下的把握、未来的向往和理想的追求，还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出巨大的压力，甚至会使人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在这方面，真正值得推崇的是卧薪尝胆的勾践，而不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楚霸王。
　　愧悔者，路就在脚下，你选择吧！
　　


                                             应酬交际篇


                                                                                                            无矫无伪诚待人
　　
   【○待人无半毫矫伪欺隐，虽狡如山鬼，亦自献诚。
　　○白日欺人，难逃清夜之愧赧。
　　○矜高倨傲无非客气，降伏得客气下而后正气伸。】
　　《山鬼》乃屈原的《九歌》中的一篇，它描写了山鬼——山中女神诚心诚意地等待自己的爱人，终未见爱人前来，她为此而思前想后，忧思哀怨……
　　山鬼的无比衷肠、无比诚意与敏慧狡黠，汇集成了一个精灵的意象，千百年来，一直留存于历史的记忆中。
　　洪应明结合山鬼的意象作比喻，强调了个人在待人接物时，一方面应精明练达，另一方面则应奉献出自己的诚意。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中国古典文化一向推崇“诚”，“诚”乃一种发自我们内心的诚挚之意，作为为人之道，“诚”就是信实无欺、真实无妄。
　　一个人在处世时，能诚实待人，他就是最聪明者。
　　下面就列举一些以诚待人的聪明者。
　　曾参是孔子的弟子，他经常教导子女要诚实无欺，并以身作则。
　　某天，曾参的妻子要去集市，儿子哭闹着要跟去，她就诓哄孩子要学乖乖，大人回家后就杀猪给他吃。等她赶集回到家里，一眼就见曾参正在磨刀准备杀猪。
　　她忙拦住劝阻：“我刚才这样说，只是为了哄孩子，你怎能当真呢？”
　　曾参对此颇不为然，说：“我们不能哄骗孩子，因为孩子时刻在模仿父母，现在你哄骗他，等于教他用同样的方法去哄骗别人；而且当他知道母亲刚才只是为了哄骗他时，他就不会再信任自己的母亲了，将来你又如何教育他呢？”
　　最终，曾参还是杀了猪，让孩子吃到了猪肉。更重要的是，他使儿子懂得了做人须诚实的道理，父母的威信在孩子的心目中也更稳固了。
　　人与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有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也有上级与下级的隶属关系，上下级之间同样需要真诚相待，据此才能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识。
　　西周时期，周公代替年幼的周成王执政，集天下军政财权于一身。
　　即使如此，周公还是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真诚地对待部属。他曾就此告戒自己的儿子伯禽道：“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可算不低了。但我有时洗一次头，还要三度停下来握住散乱而又湿漉漉的头发，有时吃一口饭，还要三次停下来，吐出口中所含的食物，马上动身去接待来访的天下仁人贤士，即使这样做了，我还惟恐失去了天下有才能的人呢。”凭着这种赤诚的态度与客气的言行，周公以天下为己任，虚怀若谷，竭力揽能招贤，巩固了周朝的江山，大大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这正是曹操所赞誉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这也是那些专搞阴谋诡计、自高自大的政客们所永远不可企及之处。
　　同理，在谋求最大利润而又竞争激烈的商业经营中，哪家企业与商店赢得了顾客，就可以求得生存与发展，内中的诀窍千条万条，都离不开真诚待客这一条。
　　以中国的那些商号老、产品资格老、开业时间长的企业商店言，它们之所以能在顾客心目中保持着长久的信誉，跟它们的货讲真、价讲实而又真诚待客的宗旨是分不开的。
　　如北京“全聚德”出产的烤鸭，原料一律采用生长周期约为56天的填鸭，在这方面绝不马虎，即使是在这种新鲜填鸭紧缺的某些时候，宁愿不赚钱，师傅们也绝不用冻鸭或其它次鸭来替补，以免坏了自己的名声，他们实践的乃是“金字招牌金不换”的原则，正因为他们待客诚实无欺，北京烤鸭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其名声也就得以远播海内外。
　　从相反的方面看，那些生产伪劣商品的厂家之所以昙花一现，难以久存，跟它们的经营者怀抱欺骗顾客的侥幸心理是密切相关的，须知广大顾客是不可长久地受欺骗蒙蔽的。
　　在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一个诚字值千金，我们只能用爱来交换爱，我们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朋友之间的交往、恋人之间的相恋、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等等，无不如此。谁的心中有了这个诚字，就不会自恃权势身世而傲慢不恭地对待别人，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和气、顺气与正气。
　　否则，谁在为人处世时少了这个诚字，就会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就难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况且，即使能侥幸骗得过别人，良心发现之夜，就会心神不宁，摆脱不了精神上的自我折磨，悔恨、羞愧……甚至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正像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牧羊少年一样，当他第一次以“狼来了！”来哄骗大人并以之取乐时，悲剧的种子就已撒下了。于是，当真正的狼出现时，他的真诚呼救再也没有使大人们作出反应，势孤力单的他，只能看着羊羔被饿狼吞噬了。
　　故事是简单的，道理是浅显的，但却包含着深刻的智慧。而这，又是说来容易，做来也不难的，问题还在于一以贯之地贯彻坚持下去。
　　真诚待人，不可忘。
　　


                                           对己对人德陶熔
　　
   【○节义傲青云，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熔之，终为血气之私，技艺之末。
　　○立荣名不如种阴德。
　　○遇欺诈的人，以诚心感动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气薰蒸之；遇倾邪私曲的人，以名义气节激励之。天下无不入我陶熔中矣。
　　○气节激昂者，当以德性融其偏。
　　○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
　　○锄奸杜倖，要放他一条去路。若使之一无所容，便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尽，则一切好物都咬破矣。
　　○事有急之不白者，宽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切之不从者，纵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盖其顽。
　　○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
　　○平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卿相。
　　○市恩不如报德之为厚。】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强调与看重道德伦理的社会，时至今天，如果一个人——不论其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在社会交往中被人称为“缺德”，或是变相地被称为“瞧他那德性”，那就近乎是一项最严厉的指责了。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洪应明在《菜根谭》中不仅强调“德者，事业之基”、“德者，才之主”，还强调人应以德性来陶冶人生——也就是用高尚的品德来造就高尚的人生，让人生自然化育在德性中。
　　一方面，一个人的那些傲居在高官显爵之上的节义、妙手著文章的才能，更应用德性来陶冶造就，否则，这些节义与才能，就会成为感情冲动的产物，成为卖弄技巧的表现。
　　有了这种基础保证，才可能派生另一方面，即用自己的德性来感化与感染别人。这种感化会因人因遇而异，洪应明具体地列举了四种：
　　一是遇到那些欺诈者，要用诚挚之心来感动他们；
　　二是遇到那些残暴者，要用祥和之气来感化他们；
　　三是遇到那些奸邪不公者，要用人之所以为人的名誉气节来激励他们；
　　四是对于那些气节过分激昂偏颇者，要用道德意识、情感和行为来消融他们的偏激意气。
　　总而言之，在人际交往中，要善于以德服人。
　　三国时代，诸葛孔明“七擒孟获”的故事，可谓这方面的范例。
　　鲁莽爽直而又短于心计的孟获，是蜀国南方部族的首领，因起兵反蜀，被孔明率领的蜀军擒获，却不肯认输。
　　孔明为稳定南方部族，对孟获不骂不打更不杀，陪他参观了蜀军的军营后，就放他回去并约定日后再战。
　　毕竟与蜀军打过一仗，自以为聪明的孟获改变了以往与蜀军正面对垒的策略，亲率兵马趁夜色来偷袭蜀军的营寨。
　　殊不知，这早就在孔明的意料之中，于是，孟获及部下陷入了蜀军的埋伏圈中，再次被擒。他依然口口声声是不服，孔明又再次将他放了。
　　此后，孟获虽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战略，或坚守渡口，或退守山地，却总免不了一次又一次被擒的厄运。当他第七次被蜀军擒获后，他终于心说诚服地归顺蜀国，立誓永不叛乱。此后，蜀国的后方变得稳定，南方部族的人民也就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到，孔明是很懂得以德服人的诀窍的，即：攻心为上，并善于以周密的计策和雄厚的实力作为实现其目标的基础保证。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给傲慢的孟获留下了一条生路，通过擒后放、再擒再放的策略，达到使孟获及其部族真正归化的目的。
　　在孔明的言行中，可以集中地看到洪应明所称誉的那些懿德美德：为人清廉而又胸有度量，为人仁慈而又善于决断，处事开明而又不致于妨碍细致的考察，处事认真而又不致于矫枉过正，这些美德都像不过分甜腻的蜜饯、不过分咸苦的海味一样，更易被人所接受，直至使孟获之类的冥顽之人也情愿归心。
　　类似孔明之类的智者，尚能在某些敌我双方兵戎相见的场合中，以德降服敌手。那么，在自己所属的团体内，在平和的环境内，就更应以德性来陶熔感化部属或同事。
　　就孔明所效忠的刘备言，刘备并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盖世英雄，不时还有缺乏主见、优柔寡断乃至决策失误的表现，但他却能与曹操、孙权抗衡，使东汉之后的天下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很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以德来治理百姓，以德来招揽人才，这突出表现在他三顾茅庐、坚请孔明出山辅政的那段千古佳话中。
　　所以，刘备在临终前，对太子刘禅有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由衷叮咛：“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这可说是刘备一生创业立国的经验总结语。
　　不难从与此类似的更多例子中看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德性的陶熔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感召力。于是，与有德者交往，似沐浴在春风雨露中；在与缺德者打交道时，则有似坐卧冰天雪地的感觉……
　　为了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美好，让更多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个人的立德持德长养德，依然是我们所应注重的一项内容。
　　在这方面，洪应明提出尊重别人的三点建议，依然不失其值得坚持并予以发扬的之处。它们是：
　　一、不苛责别人的小过。此会使我们学会宽容待人，宽厚论人。
　　二、不播发别人的隐私。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尊重并同情他人。
　　三、不记别人的旧恶。这将使我们不再纠缠在恩恩怨怨之中，并赢得冰释前嫌的喜悦。
　　这些都不是很难做到的——哪怕是对平民百姓而言，而相应的成果就是颇为丰盛的：既施惠于别人，有助于自我品德的建树，还有助于自我的避害保身。
　　那么，如果他人以德性来陶熔我们，处于受惠者的地位，那应作如何反应呢？
　　回答无疑是：报德。
　　就像孟获之所以不再叛蜀，是为了报孔明的擒而不杀之德一样；像孔明之所以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了报刘备的知遇之恩德一样……
　　受德者知德报德，是对德行陶熔的正面肯定和共鸣，会将爱、希望与和谐散布于天地间。
　　


                                             使人无背后之毁
　　
   【○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毁。
　　○毁人者不美。而受人毁者，遭一番讪谤，便加一番修省，可以释回而增美。
　　○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
　　○处己者触事皆成药石，尤人者动念即是戈矛。一以辟众善之路，一以浚诸恶之源，相去霄壤矣。
　　○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则根烬复萌，而尘情终累乎理趣；今日之是不可执，执之则渣滓未化，而理趣反转为欲根。
　　○当是非邪正之交，不可稍迁就，稍迁就则失从违之正。值利害得失之会，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则起趋避之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的袁伟民率领女排，在国际女子排球三大赛中，勇夺世界冠军，赢得了“三连冠”的前所未有的佳绩。
　　这是国家队在三大球中所打的第一个翻身仗，令全球的炎黄子孙为之倾倒，为之扬眉吐气。
　　这项佳绩之所以能获得，原因不少。其中之一，是跟袁伟民善于做好女排队员的思想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平时，袁伟民对女排队员坚持的一项原则是：当面批评，背后表扬。
　　当面批评，也就是对任何女排队员都一视同仁，在集训与比赛中，对他们暴露出的不妥之处，马上予以批评纠正，不将问题留到明天解决，以此来严格要示球员戒骄戒躁，精益求精。
　　背后表扬，则是当着别的队员的面，表扬那些优秀或有进步的队员，虽然被表扬者没有直接听到表扬，但她们通过赛场下彼此的交流，终会知道此事，觉得自己所付出的辛劳和取得的成绩，都一一被教练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从而干劲倍增。而聆听者则可以通过榜样及其示范，对照自己，扬长避短，不断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袁伟民将这两者关系辩证地加以处理，前者保持了教练对球员的严格要求，后者则使球员感受到了教练的明辨是非及其所特有的人情味，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家女排的队伍建设，终致将其建成了一支团结协作、屡战屡胜的一流强队。
　　再回溯至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魏国大将乐羊率兵攻占了中山国。凯旋回朝时，国君魏文侯就将一个密封的箱子赏给了乐羊，不少人认为其中所装的必是金银玉石。
　　殊不知，乐羊回家打开箱子后，发现内中所装的，只是满满一箱的奏章。打开一看，它们都是其他大臣在乐羊围攻中山国时所上的奏章，内容不外是说乐羊之所以对中山国久攻不下，乃是因乐羊的儿子乐舒是中山国的重臣，两父子之间有着某种默契，所以乐羊就观望不战。即使是轻一点说，乐羊也是耽误战机。因此，建议应该撤销乐羊的职务，云云。
　　乐羊这才知道，自己之所以能率军夺取最后胜利，首先是得益于魏文侯对自己的相信。正因魏文侯将这些奏章锁在箱里，从而使自己得以不受到背后的毁谤所带来的种种困扰和损害，使军心得以保持稳定。否则，结局很可能就是适得其反的了。
　　不论是作为当代体育教练的袁伟民，还是作为古代国君的魏文侯，他们对待部属，都注意防止使他们受到背后毁谤的侵扰和伤害，从而使他们不致于分心，得以将全付身心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
　　结合类似的事例，回味洪应明所说的：“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毁”，可知其的确是至理之言。
　　使人无背后之毁，不仅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还是一种与人为善的交际技巧，别人有过失之处，我们能当面指出，会有助于当事者的改正，而且还能增加人际关系的亲密与融洽度，不致于因彼此背后的说三道四而引起猜疑、矛盾与不和。
　　人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动物，一个人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一个聪明的成功者，对于功劳与美名，不会独揽一身，而是实事求是，将完名美节分些给他人，如此，他在日后也就可以远害，可以全身，可以吸引志同道合者，事业也就可以走向更辉煌。而人非圣贤，一个聪明的成功者，面对在成功路上难免的一时失败，不会将责任、恶名和处分全推给他人，而是客观乃至更多地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来韬光养德。
　　对自己要求严格，善于反省自己，吃一堑长一智，触事皆成药石，失败也就是成功之母，也就开辟了不断通往成功之路。反之，一有失误就怨天尤人者，念头一起，即是戈矛，于事无补，表现出的是人性弱点，接通的也就是失败之源。两种态度与做法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
　　将这些认识结合到现实生活中去，我们当还可以举出不少活生生的例子。
　　应该注意到，誉毁的立足基础在于是非，因是而致毁，因非而致誉，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既然誉毁与是非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还有必要陈述一下洪应明关于是非得失的思想。
　　首先，他要求人们不应过多地纠缠在是非问题上，尤其是不能把别人的不是总挂在嘴上，以免有碍对别人的全面认识。也不能总是执着自己的是处，防止据此而产生不合理的欲望；
　　其次，个人对于是非问题，不可稍加迁就，否则，就会陷入是非的迷魂阵，不能把握趋是避非的标准。在面对利害得失时，则不可太分明，否则，就会斤斤计较，太分明则会使个人的私心泛滥，因私而害己。
　　使人无背后之毁，是我们个人所可能也应当做到的，这会使我们的修养趋于完美，使我们的认识变得理智。当然，在现实中，背后之毁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对此，还应予以正确的对待，尤其是对于背后之毁所包含的那些合理的因素，更应予以虚心接受。
　　在这方面，东晋著名雕塑家戴逵的作为，堪称榜样。
　　戴逵雕了一座五米多高的佛像。雕好后，他就躲在佛像旁的锦帐里，偷偷听取参观者对于佛像的褒贬之议。如此历经三年，他听到了不少有针对性的褒贬之议，并据此对雕像作了无数次的加工修改。最后，这座佛像成为了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佳作。
　　可见，被谤毁者面对谤毁，自加修省，可以去邪僻，使自己或自己手下的作品近乎尽善尽美，使自己的为人处事显得更为练达圆熟。这才是杜绝日后背后之毁的根本依据，须知，众口还能铄金呢。
　　


                                             人际交往道在恕
　　
   【○人之情欲不可拂，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其道只在一“恕”字。令人皆恕以适己，……毋乃不可乎？
　　○人之过误宜恕，而在己则不可恕。
　　○居家有二语，曰：惟恕则平情；惟俭则足用。】
　　以上是《菜根谭》论及“恕”的几段话语，说的是在待人接物时应持推己及人的态度。
　　孔子最早提出了“恕”的思想。
　　《论语》记载：子贡曾问孔子：“有一个可以终身不渝地履行的字吗？”孔子回答说：“那就是‘恕’字吧！自己所不喜欢的事，就不要施加到别人的身上。”（原话：“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后的大儒们对此都作了继承性的发挥，如孟子认为人只要坚持据“恕”而行，就接近“仁”的境界了；朱熹则认为“恕”就是推己及人……于是，一个“恕”字重千钧，在传统意识中已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原则之一。
　　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洪应明续论了“恕”的具体应用的。
　　按照“恕”的原则，他主张自己应节制情欲，不应自己宽恕自己的过错与失误；但对于别人的合理情欲，则应以顺应与引导的方法来予以宽恕谅解。
　　即使是在家庭内部，也惟有执行了“恕”的原则，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才可和洽持平。
　　他还用疑问的语气，反对了当时流行的意识：执行贯彻了“恕”的原则，仅是为了求得自己的舒适顺畅。
　　一个“恕”字，强调的是对别人尊重，并表现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所以，至今还有其不可取代的伦理价值和生命力。
　　一般说来，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每个人的社会角色都是相对明确的，如在商店内，一个人在购物，那他就是顾客，另一个人在接待顾客，那她就是售货员，此时顾客与售货员之间能否互相尊重，能否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将决定着购买过程能否完成和购买数额的大小，特别是在售货员的一方，如果她总能体察顾客的喜好需求，待客热情周到，无疑会有助于商店的赢利。反之，就会损害商店的信誉，招致门庭冷落鞍马稀的局面。
　　所以，一些深爱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近代民族企业家，都注意到了“恕”的应用。如宋裴卿开办的天津东亚公司，就用大字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训条，以此来要求公司的各级人员要和颜悦色地对待顾客，不能贪一时的营业额而不负责任地将伪劣产品推销给顾客……惟如此，才能增进供需双方的感情，使公司迎来一批又批的回头客。这反映了公司管理者的管理有方。
　　事实上，经商者与顾客交际应酬须讲究“恕”的原则，只是千里挑一的例子，在我们日常的平和生活中，不论是在家庭、单位或是多种其它场合中，“恕”的原则都是我们所应坚持奉行的，它使我们能以自己之心去体悟别人的合理要求，不逆悖别人的合理情意，节制自己，不执着于自己的意愿与利益，学会并更好地为别人着想，君子的处世风度也因此而得以成立。
　　在此基础上，才可使人人都能生活在以和为贵的社区中，这就是一个“恕”字给人们留下的最现实的启迪。
　　值得再提一句的是，类似“恕”的原则与意识，并不仅是中国或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如作为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圣经》就有言：“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现代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则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的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可见，天下的道理是相通的，东西方文化对此的认识，真可谓不谋而合。难怪今天的老外们还称赞孔夫子把如此有价值的思想，全浓缩在一个“恕”字之中。
　　所以，记住一个“恕”字，履行一个“恕”字，就会终生受用不尽——不管你是在此时或彼时，是身处海内或海外，是跟中国人或跟外国人打交道。
　　


                                        处世让一步为高
　　
   【○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
　　○人情反覆，世路崎岖。行不去，须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务加让三分之功。
　　○路窄处，留一步让人行；滋味浓，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极乐法。
　　○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
　　○处世不退一步处，如飞蛾投烛、羝羊触藩，如何安乐？
　　○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礼，多出机心。】
　　  平日人们在提到“让”时，总是说“忍让、忍让”，将忍与让并排连用。洪应明在《菜根谭》的遣词造句中，却是明确地将忍与让分开来陈述的。
　　细想下去，忍与让之间的确是有区别的。
　　忍，主要是就个人的精神心理承受度而言的，忍与不忍，忍得住与忍不住，往往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是十分根本的。如韩信忍得胯下之辱，就是如此（参见“为人处世一字诀之一：忍”条目）。
　　让，则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具体行为上，总会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如讲某人很会谦让，则这种谦让就必定体现在他的微笑的面庞、文雅得体的礼貌语言与谦恭的礼让动作等方面上。
　　所以，忍可视为让的思想基础，让则可视为忍的具体表现。由此一斑，不难看到《菜根谭》作者思考写作时所特有的缜密。
　　让，作为一种谦虚的美德，适用的范围不仅限于交际中，还可涉及众多的领域，在多方面多层次上表现出智者的胸怀。
　　在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启蒙教材——《三字经》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让的故事，就是“融四岁，能让梨”。
　　故事所讲的是东汉末年鲁国的孔融，天资聪颖，在四岁时，面对大人摆出的一筐梨子，能让自己的哥哥先拿，最后，他才去挑最小的梨子留给自己吃。之所以如此，他的逻辑是，我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当然只应该吃最小的梨子。
　　这是一个发生在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礼让故事，并没有涉及到不休的争端。而在另一些涉及到争执对恃的局面时，当事者的谦让，则反映出了他们的通情明理。
　　据说，在清朝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某日忽接到母亲自安徽桐城老家写来的家信，信中诉说家里正在准备扩建院宅，却因地皮问题而与毗邻而居的叶家产生了矛盾。因为叶家也欲建房造屋，故此两家相持不下，形近水火，信中隐约有要求张英用名位官威来压服叶家之意。
　　张英阅毕全信，沉吟再三，急就了一诗篇来劝导母亲，诗言：
　　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的母亲及家人见诗后，深明义理，马上主动地把将要砌建的院墙让后三尺。叶家的家人目睹此情此景，愧疚之余，也立即把正欲修建的院墙退后三尺。因此，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街巷。
　　此事在一时之间，为世间传为佳话美谈，至今尚被当地人所乐道，“六尺巷”也保留至今，成为桐城一景。
　　类似孔融的让梨，会增加家庭之内的和睦气氛。类似张叶两家的谦让，则不仅是给自己和别人留出了更多的生存活动空间，也是给自己和别人的心理留下了更多的回旋余地，给邻里人际关系带来了更多的祥和之气。
　　家事如此，国事天下事也可以如此，中国古代圣王就有将帝位让给贤人志士，而不搞子孙世袭制之举。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均属此类。禅让制在性质上，虽不可和现代的民主选举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却是一项有着先进意义的制度，它至少能防止因子孙世袭，屡屡出现刘阿斗式的懦弱无能的领导者，从而直接造福于苍生万民。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尧、舜、禹的一致肯定，无疑就包含了类似的意识，其后许多退让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无疑，这种让属于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让，其出发点就是视公众利益与国家的事业前途，高于个人的利益与进退出处。
　　让虽有多种，有层次的不同，而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日常交际应酬中的退让。如在购物与乘车中，男士们讲究“女士优先”，是一种基本的让；在发生危难时，让妇女与儿童们优先撤离，就更是一种反映出人类的良知的让。再如在单位分房中，在职称评定中，乃至在家庭成员中对内部事务的处理等方面，多一些退让与谦让，就会防止出现同窗反目、兄弟结仇的结局，可防止结怨双方出现那种不正常的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有利于每个人的学习、生活与工作。
　　这些，仅是《菜根谭》所说的“退让”，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应用的有限方面，举一反三之时，读者诸君当会结合自己的生活，逐渐发现退让之举，原是可应用在日常交际应酬的更多场合，会带来更多意料不到的良好效果。这里关键之处，在于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
　　还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让的两种不同的对立面。
　　一是有积极意义的“当仁不让”，这就是在集体、国家和民族利益需要个人的奉献时，在面临着棘手的工作、困难的局面时，每个人都应当仁不让，有毛遂自荐般的勇气、胆识与行为，在自己熟习的领域，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尽到自己的义务，完成自己的职责使命，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另一则是应该防止其产生、杜绝其继续存在的不退让——那种只会散布与深化仇恨的不退让，许多人都熟悉莎士比亚所描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这场悲剧之所以能产生，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青年男女所分属的两大家族，没有解开历史的结怨，彼此互不相让，彼此攻击角斗不止，终致用仇恨来扼杀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培植起来的美丽的爱情之花，其中的悲剧意义，已不仅限于飞蛾投烛、羝羊触藩的意象了。这虽是文学化的戏剧，不是真实的信史，但其中的警世意义却是明确的，也是深刻的。对于意气之争，尤其不应意气用事，避免图一时之快而遗恨千古。
　　另外，洪应明的《菜根谭》中，提到了世间还存在着一种过分的让，这种让是虚情假意的，其中往往潜藏着不可告人的机心，对此，人们不可不警惕，不可不有理有节地顶回去。
　　


                              对人不可轻为喜怒，对物不可重为爱憎
　　
             ○士君子之涉世，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窥；于物不可重为爱憎，爱憎重，则意气精神悉为物所制。
　　○以我转物者，得固不喜，失亦不忧，大地尽属逍遥；以物役我者，逆固生憎，顺亦生爱，一毫便生缠缚。
　　 林宾日是林则徐的父亲，他看到少年林则徐时常被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小事所困扰，并因此而发怒、耍性子，喜怒尽写在面上。
　　为了纠正儿子的不足，林宾日给儿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曾有一位十分孝顺父母的急性判官，人人皆知他最恨天下那些不孝顺父母的犯人，对他们一律施以重刑。某天，有两个大汉将一小伙子扭送到急性判官所主持的衙门，告这小伙子在家是个不孝之子，不仅咒骂亲娘，还动手殴打亲娘。判官听闻此言，火冒三丈，不容小伙子申辩，马上令手下人将他杖打得半死不活。不久，一个老太婆来报案，说两个强盗入她家偷窃，被她儿子发现后，他就想把他们扭送官府查办。无奈孤身一人，反而被他们绑架走了。一查证，原来刚才被杖打的小伙子就是那老太婆的儿子。此时，急性判官才知自己的情感喜怒被强盗利用了，再令人寻找那两个大汉，他们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个故事给少年林则徐以很大的触动，日后，他就十分注意在众人的面前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影片《林则徐》中，观众可看到他书房悬挂着书有“制怒”二字的横匾，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因为他一直以“制怒”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之一。
　　从这项回顾中可以看到，国人为人修养的传统，是十分注意喜怒不形于色的。如大家所见，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更讲究含蓄，注意把握自己的情感好恶，认为量小者易怒，浅薄者易喜，从而不同于情感外露、喜怒溢于言表的欧美人。
　　结合洪应明的相应认识，不难看到，轻喜易怒的人在为人处世时，往往偏重于情感好恶，极易因此而造成判断上的失误。而且这种藏不住思想情感的表现，还很易被别有用心者所觉察，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急性判官之所以陷人圈套，教训之一也就在于他的城府不深。
　　所以，一个人要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心胸就须有包容乾坤的雅量，有足够情感喜怒回旋的心理空间，这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林则徐因此也要时时以“制怒”来警诫自己，这也正是文化熏陶的结果。
　　待人不可轻为喜怒，是待人的分寸感。
　　对于财物不可重为爱憎，则是接物的分寸感。
　　把握好这种分寸感，人就可以不沉缅在物欲财欲中，就可以超脱“鸟为食死，人为财亡”的狭隘自私的人生观，就可以保持精神上的清醒与独立。否则，可能就做了财物的奴隶，乃至因财而亡。
　　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曾记下这样一个舍命爱财者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江水暴涨的湘江，一只船被激浪冲翻了，船上的人们落入了水中，各自奋力向岸边游去。惟有一位平日泳技最佳、速度最快的永州汉子，却远远地落在众人后面。水中的同伴不解，问其原因，才知他腰上缠着一千枚大钱。同伴劝他将钱扔掉，轻装游上岸，以保性命，但他毫不犹疑地拒绝了。不久，其他人都游到了岸边，而他依然在中流挣扎。有人就对他大声呼喊：“你真蠢，你被金钱述得太深了！现在你濒临死地，还要钱干什么？”固执的他还是摇头拒绝了众人的劝告，终于与那一千枚大钱同归水底，被水溺死了。
　　作为一重财物而轻生命的典型，他之所以丢掉了生命，正是精神意志完全为财物所主宰制约的结果，作为金钱的奴隶，他甚至忘记了宝贵的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5 12:46     标题: 续 4





        那么，如何看待常识中宝贵的财物呢？


　　且看智慧的一休禅师的一则故事。
　　一休的师傅有一只非常宝贵的茶杯，是件稀世之宝。一天，一休在无意中将这个茶杯打破了，内心为之一紧。就在这时候，一休听到了师傅的脚步声，他连忙把打破的茶杯藏在背后。当他的师傅走到面前时，一休忽然问道：“人为什么一定要死呢？”“这是自然之事，”他的师傅答道：“世间的一切，有生就有死。”这时，一休不紧不慢地拿出了被打破的茶杯，说道：“这个茶杯的死期到了！”
　　急性判官是不值我们仿效的，永州汉子的作为是可笑的，一休的机智与智慧则令人会心一笑。与此类似的例子都表明，一个人学会控制自己，不将自己的狂喜、愤怒、挚爱和憎恨完全挂在嘴上、写在面上，胸中有城府，那么，大至对于个人培养起正确的人生观、顺利地走完人生的旅途，小至调剂好日常的人际关系，显然会有所帮助。
　　仅从交际的角度言，对新知旧好不轻作喜怒状，会有助于以理性控制情感，正确地看待别人、看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对财物不过份地注重爱憎，就不会挖空心思地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在分配财物时，也不会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斤斤计较……试看你我周围的那些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又有谁不是如此去做的呢？
　　禅宗慧能大师有言：“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然也。
　　所以，“于人不可轻为喜怒”，“于物不可重为爱憎”，乃人生的真名言之一，很有人生的指导意义。




                                                   善人未能急亲恶人未能轻去
　　
          【○为恶而畏人知，恶中犹有善路；为善而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
　　○恶忌阴，善忌阳，故恶之显者祸浅，而隐者祸深；善之显者功小，而隐者功大。
　　○无善而致人誉，不如无恶而致人毁。
　　○善人未能急亲，不宜预扬，恐来谗谮之奸；恶人未能轻去，不宜先发，恐招媒孽之祸。
　　○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当严，待庸众之人宜宽严互存。
　　○士君子处权门要路，操履要严明，心气要和易。毋少随而近腥羶之党，亦毋过激而犯蜂虿之毒。】
　　  俗话说：一粒米养百种人。此语确实不虚，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所以，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要学会判别各种各样的人，要掌握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技巧，少不了要明确善与恶的标准，掌握与善人和与恶人打交道的不同技巧。
　　按照洪应明的体察认识，首先，具体到每个人的人性善恶，未必对应地在其外在的善恶言行上表现出来。
　　比如，一个人在作恶时惟恐被任何人知道，那么，在他这种畏惧的心理中，还表明他有重新走上归善从良之路的希望。而另一个人则沸沸扬扬地行善，惟恐天下人不知、迟知或是少知，以此为资本来要誉要名，那么，他行善之时所培植的正是恶根恶芽。
　　道理何在？
　　因恶行忌讳不为人知，否则，作恶者就不易得到外来力量的帮助来矫正，就不易弃恶就善。而善行则忌讳广为人知，否则，行善者就可能萌生出求功求名的不良动机，也可能因此而遭到嫉妒者的讽刺打击……不利于自己的修养，也不利于自己的处世。
　　结论因此也就是辩证而又深刻的：
　　作恶早为人知、广为人知者，他闯的祸就浅，反之，就深。
　　行善早为人知、广为人知者，他立的功就小，反之，就大。
　　在洪应明看来，对于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君子而言，即使他前面有二种抉择，一是自己未曾行善，但却得到了别有用心者的称誉；二则是自己未曾作恶，但却受到居心不良者的毁谤。他会选择后者，原因不挑自明：前者所带来的虚荣，是人生的迷魂汤；后者所带来的苦难，则是人生的磨砺石。
　　这些思想，能使人们明确一些判别善人与恶人的标准，也能更好地解答以下问题：中国的传统美德为什么推崇施恩而不图报者？中国普通百姓为什么更愿做好事而不愿留名？
　　人活一世，不能只顾自己。所以，一个人应该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并在帮助别人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成为一个高尚而又纯粹的人，并因此而抛弃虚荣心。不像那个曾有的不谙世事的小孩一样，他省下了父母给的早餐钱，交给老师并谎称这是在路上捡到的，为的只是听到老师对他的表扬；更不同于那些借行善来宣扬自己，以求达到种种不可告人目的的别有所图者。
　　既然世间不仅存在着多数的善人，还存在着少量的恶人，那么，人们就不能不讲究待人的方式，做到因人而异。
　　在这方面，洪应明的经验之谈有二：
　　其一，不能急匆匆地亲近善人，不宜预先显扬善人，原因在于：惟恐招来奸诈之徒的毁谤中伤。
　　其二，不能轻率地离开恶人，不宜无分寸地提前揭露恶人，原因在于：惟恐招来恶人们的构陷诬害。
　　历史与现实的很多事例，说明了“善人未能急亲”的必要性。
　　就以刘备“三顾茅庐”的历史来说吧，当刘备亲率关羽、张飞去恭请诸葛亮出山辅政时，因第一、第二次都未能碰上诸葛亮，关、张二人就已经很不耐烦。当刘备第三次光顾诸葛亮的茅屋，终请出他辅政后，刘备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
　　这种情形可把关、张二人急坏了，于是联合向刘备发牢骚：“诸葛亮年纪轻轻，有啥了不起？您对他是言听计从，我们跟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反倒不如他了？”刘备说：“我得了诸葛亮，就像鱼得到了水一样，请你们别这么说。”
　　其后，诸葛亮逐月累年所表现出的才干与能力，证明了刘备之言不虚，关、张二人才心悦诚服了。
　　从历史上看，关、张二人算不上是奸诈之徒，但他们已是牢骚满腹，不服的怨气溢于言表。如果真是碰上奸诈之徒或是中了敌方的离间计，那么，内耗与内乱就势在必现，结果必是自我削弱乃至自取灭亡。历史上，项羽正因为不善待人，气跑了韩信，气走了范增，终落得个自刎乌江边的结局。
　　再看“恶人未能轻去”，这的确是保存善人，减少人世间悲剧的途径之一。
　　且说战国时，魏惠王邀请鬼谷子的得意门徒孙膑出山治军。孙膑至魏后，不意却遭到了自己过去的同窗、时任魏国军师的庞涓的陷害，身受脸被刺字、膝盖被剜的酷刑。
　　为了摆脱恶人的陷害，孙膑就装痴扮傻，时哭时笑，称酒饭为毒药，抓泥土、猪粪当饭团吃，终于使庞涓一伙放松了对他的监督，最后安然到达了齐国，成为了齐国军师，设计斩杀庞涓于马陵道上。
　　由此可见，孙膑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也是处世的大师，他十分通晓对待恶人、小人们的对策与技巧。
　　类似的技巧，在现实中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小孩被人贩子劫拐，他马上就欲反抗，却猛然想起父母时常教导他不可急躁、不可蛮干、要用智慧战胜困难的叮咛，再掂量自己远非人贩子的对手，于是，他装出一副贪吃好玩、不谙世事的样子，对人贩子的吩咐也是言听计从。
　　几天之后，人贩子对他的监视明显放松了。当经过一个城镇的交通岗时，这个小孩趁机向交通警察跑去，从而得以回到了父母的怀抱，还协助大人们抓获了人贩子。
　　显然，这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智勇兼备的自我保护之举。试想，他如果不是靠智慧与技巧，不是做到揭发得时，他很可能就被拐卖，也可能死伤在人贩子的淫威与暴力之下。
　　孙膑与小孩所运用的技巧，可说是一致的，其关键之处是选准离开并揭露、擒获恶人的适当时机。
　　从以上事例，人们很易认同于洪应明的以下思想：对善人应该是宽待善待，令其善有善报；对恶人，应是严待恶待，让其恶有恶报；治国者对一般的大众，则应是该宽待则宽待，该严待则严待，宽严并存，宽严互济。这些，也正是社会的道义、公理与法律的要求与体现。
　　待人从容，处世遇事须从长计议，这就是掌握“善人未能急亲”，“恶人未能轻去”原理的诀窍。




                                                人有恩于我不可忘   怨于我则不可不忘
　　
   【○横逆困穷，直从起处究由来，则怨尤自息。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则怨尤自消。
　　○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
　　○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
　　○处世而欲人感恩，便为敛怨之道。
　　○与人不要感德，无怨便是德。
　　○施恩务施于不报之人。】
　　 不仅是许多初涉人世者，就是那些有一定社会阅历者，有时也难免因一时的逆境而陷于怨天尤人的心态中，或因工作上一时的不周而挥不去同事的埋怨之声，或因公耽误家事而招致亲人的怨望之光……做人难！这是一句常见的慨叹语，连鲁迅先生也说：“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
　　既然我们不可能因做人难而不做人，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做人难转化为不难。在这点上，《菜根谭》所论及的一些行之有效的为人准则，尚可资借鉴。
　　冰释化解自己怨天尤人的心绪，化解自己对别人或是别人对自己的怨恨，对有恩于己者知恩图报的释怨报恩原则，可算其中的一条。
　　春秋时期，齐国曾发生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之争。
　　当时，齐国原国君被杀，因为国不可一日无主，齐国的大臣们派人去迎接流亡在鲁国的公子纠回国继位，鲁庄公亲自率兵护送。
　　效忠公子纠的管仲，为了防止流亡莒国的公子小白先回到齐国继位，就率先领兵去拦截公子小白，亲手用箭射中了公子小白，见其大叫一声，吐出鲜血，扑倒在兵车后，才投转马头，悠哉游哉地护送公子纠回齐国即位。
　　殊不知，当他们到达齐国地界时，公子小白已抢先一步即位，成为了齐国国君齐桓公。
　　原来，管仲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的带钩，他趁势咬舌吐血，蒙蔽了管仲，然后抄近道急奔回齐国，经谋士鲍叔牙说服了齐国众大臣，终于登上了王位。
　　公子纠、鲁庄公对此，自然是不服。齐鲁两国也因此而兵戎相见，结果是鲁国大败，公子纠被杀，管仲被押送回齐国。
　　因管仲确乃经世治国之大才，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任命他为相国。
　　在这段历史中，正因为公子小白在逆境中不怨天尤人，相信事在人为，有设计力争的作为，他才能成为日后的齐桓公。又正因为他能不计旧怨，任用了与自己有一箭之仇但却具有治国才能的管仲为相，齐国才能很快强盛起来，齐桓公也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成就了一代宏伟的霸业。
　　齐桓公对于管仲，可说是以恩报怨。管仲效忠于齐国和齐桓公，则可谓是知恩图报。这使他们之间的恩怨故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释怨报恩的最好例子之一。
　　凡人常将恩怨相提并论，处理得好，怨就会变成恩，上例就是。但处理得不好，恩也有可能转化成怨。
　　同样是在春秋时期，宋国与郑国军队在大棘展开激战。
　　战前，宋军主帅华元，为提高和鼓舞士气，命令宰羊来犒赏三军。但在分发羊肉时，因不慎而忘掉了驾驭主帅战车的羊斟，羊斟因此而对华元滋生了怨恨之心，认为主帅瞧不起自己。
　　于是，在宋郑军队交战的阵前，羊斟意气用事，故意将华元乘座的战车驾到郑军的阵地里去，结果使华元被郑军生擒，宋军因此而陷人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中，惨遭大败。
　　在这个历史掌故中，羊斟因私怨而毁大局，自然是为人所不齿的小人作为。但作为主帅的华元也有疏忽之处，他在犒赏三军时，未能做到周密细致，结果是结怨于部下，因小怨而蒙大辱，恩化为怨，好事也就变为了坏事，内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与上述正反二例事实相似，场合与人物有所不同的更多事例，表明着释怨与报恩的为人准则，不仅是适用于政治家和军人，而且适用于现实中的广泛人群。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社会中，难免会碰上不尽如己意的事情，甚至会经受挫折与失败的考验，对此一味怨天尤人，就会背上心理负担，找到懈怠的借口，变得萎靡不振，不思进取。
　　另处，在日常生活中与别人因小事而结怨，就会造成人际之间的隔阂，轻者不利于团结，重者则发展成窝里斗，妨碍了事业的发展，当事者还可能两败俱伤，谁也占不了便宜，乃致身败名裂。因此，从任何方面说，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都是怨宜解而不宜结的。
　　这样，那种因怨而引致的种种不良乃至是犯法的行为——因与同事有怨而诬告诽谤别人，因与领导有怨而毁坏产品机器，因失恋有怨而毁旧日恋人之容……就会越来越少，直至销声匿迹。
　　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不忘别人对己之恩，知恩图报的言行，既是个人良知的标帜，也会加强加深人际关系的友好度。
　　在这个意义上，洪应明那些关于恩怨的思想，尚有其可取之处，尤其是其中一些辩证的认识，更是值得我们注意。如认为别人有恩于己时，不应忘记别人的恩德；而当自己对别人施以援手时，则不可要求别人对自己感恩戴德，以免沾上心术不正之嫌。再如，将自己相比于不如己者，从而打消怨天尤人的心绪，因为这可以矫正自己的好高骛远之处，而绝不是向落伍者看齐，不思作为。因为洪应明接着还写道：“心稍怠荒，便思胜似我的人，则精神自奋。”这将在后面的篇章中再行论及。




                                                             不贪为宝   安度一世
　　
          【○讨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亏；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损。涉世者宜审择之，慎毋贪黄雀而坠深井，舍隋珠而弹飞禽也。
　　○贪心胜者，逐兽而不见泰山在前，弹雀而不知深井在后。
　　○糟糠不为彘肥，何事偏贪钩下饵？绵绮岂因牺贵，谁人能解笼中囮？
　　○士夫徒贪权市宠，竟成有爵的乞人。
　　○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侯怨不授公，权豪自甘乞丐。
　　○君子严如介石而畏其难亲，鲜不以明珠为怪物而起按剑之心；小人滑如脂膏而喜其易合，鲜不以毒螫为甘饴而纵染指之欲。
　　○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得一世。】
　　  毋贪，主要是指不贪图名位财利。这在人际交往中，是个人善于掌握处世分寸的一种表现，也是评价个人修养的标准之一。
　　却说春秋时期，有一个宋国人偶然得到了一块玉，就想把它献给本国的执政大臣子罕，子罕坚决不接受。
　　献玉者见状，就解释说：“我已经将这块玉让玉器专家作过鉴定，得出了这是一块十分珍贵的宝玉的结论，想来只有您才配珍藏享用它，所以我才敢向您献玉。”
　　子罕依然不受，说；“我以不贪为宝，就像你以宝玉为宝一样，如果你把宝玉送了给我，而我也接受了，那么，我和你一样，就都要丧失各自的宝物了，我看还是各自珍惜与保持自己的宝物为好吧。”
　　就这样，子罕坚持履行“以不贪为宝”的原则，最终也没有接受献玉者自动献上来的宝玉。这就是洪应明所讲的“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得一世”的历史依据。
　　广州石门有一泉水名为“贪泉”，据说饮了贪泉的泉水者，即使是清廉之士，饮后也会萌生无尽无厌的贪欲，变成贪婪之人。
　　晋朝的吴隐之在前往广州任刺史时，路经此地，他酌泉而饮，并写了这样一首诗：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意思是说，自古相传，只要喝过贪泉之水的人，就会对财宝起贪婪之心；假如类似伯夷与叔齐这些自古相传的清廉节义之士，也饮了贪泉之水，想来他们也绝不会放弃清廉高洁的人品精神的。
　　吴隐之本人其后到了广州任职，操守清廉，日常菜谱不外是青菜加干鱼而已。他手下的人为了讨好他，每次都去掉鱼骨之后，才把鱼肉呈献上来，他毫不领情，还给他们予以处罚。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尚有不少。以不贪为宝，强调的是以自律来实现自我节制，杜绝并鄙弃那些贪得无厌的欲望，从而维护自己的高洁人品，增长智慧。
　　这在人际交往，尤其是在官民、强弱双方的交往时，对于处于官方、强方者更为重要。
　　子罕辞玉，正是在这方面掌握好分寸的一项典型。而从吴隐之的诗中，人们不难看到设计贪泉的无名者，是何等的聪明、何等的善于教化后人，一方面，大凡是贪官污吏，总怕人指斥其贪，所以，他们见贪泉，必是道貌岸然而不敢饮，但这并不证明他们就不贪。另一方面，对于清官言，正因其不贪，所以，他们就不会因饮了贪泉之水而变贪。相反，类似吴隐之式的清官能以此作镜，明白贪泉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在关键时刻，时时处处以此意象来自持自律，使自己在或廉或贪的取舍上，变得更理智，也更清醒。这，也正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讲的“酌贪泉而觉爽”。
　　在处世中，贪婪者因常有永无止境的贪婪意识，有时也能占一些小便宜，而这又进一步刺激起了他们更贪婪的心理。殊不知，此时已经埋下了得不偿失的隐患，用宝珠来弹打小小的鸟雀，因弹雀而人坠深井，就是贪婪者的个人作为与命运的一种真实境遇。
　　更大的方面，如在敌我交战的双方中，明智的统帅总会以一些小便宜、小恩惠来诱使敌方的首领上钩，从而夺取更大的胜利，战国时的秦惠王就是如此。
　　秦惠王一直计划要攻占蜀地，但苦于大批兵马难以通过山涧险峻的蜀道。后来侦知当时的蜀侯本性十分贪婪，秦惠王就采取计谋，令工匠雕琢了一些石牛，将许多金子置放在石牛之后，并称这是牛粪之金，以此来赠送给蜀侯。
　　蜀侯闻报，就派人劈山填谷，以迎取石牛回去。蜀人前边走，秦军大批兵马随后循路而至，很快就攻占了蜀地，蜀候也就因贪小利而失领地，落得个亡国灭身的下场，成为世人传诵至今的笑柄。
　　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很少有面临这种大场面的机会，但在日常生活的小场面中，性质类似的现象也是常有发生的。如在上街购物时，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商店或街边无证摆卖的商贩每每以降价多少折、放血大拍卖、平本生意等字眼来推销商品，如果谁贪买便宜货，就会心花怒放地又不加检择地开始购物，那么，买下来的就或滞销、或过时，还可能是质量不过关的伪劣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讲，“便宜无好货”，倒是一条不会过时的经验之谈，可见小便宜贪不得。
　　更大的不义之利，就更是贪不得了，倘如你是一个单位的领导者或企业的管理者，就应遵循职业道德，不贪图非份之利，否则，一念贪私，就会玷污了自己一生的人品，毁了自己的发展前途。更重要的是，这还危害了民众的事业与社会的利益，所以尤不可不慎思之，慎持之。
　　可见，不论是处理何种人际交往关系，坚持毋贪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现实的。应将此与人生的积极进取密切地联系起来。




                                                                 知足常乐是仙境
　　
           【○都来眼前事，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
　　○知足者藜羹旨于膏梁，布袍暖于狐貉，编民不让王公。
　　○宠利毋居人前，德业毋落人后，受享毋逾分外，修持毋减分中。
　　○眼看西晋之荆榛，犹矜白刃；身属北邙之孤兔，尚惜黄金。语云：“猛兽易伏，人心难降。溪壑易填，人心难满。”信哉！
　　○图末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业。】
　　  提起“知足”二字，许多人会想起“知足常乐”这个古老而又屡遭批判的命题。
　　确实，知足与固步自封一样，会使人产生惰性，不思进取。从小的方面言，妨碍了个人的进步；从大的方面言，则会使历史的车轮失去了动力而停滞不前。所以，从彻底的意义上言，知足心理所折射出的，往往是小生产者狭隘的目光、毫无希望的企求和平庸的生活，他们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之类的与世无争的生活，平生之愿就是过上仅免去饥寒之苦的生活，从而缺乏一种远大的抱负、无限的追求意识，没有冒险的勇气，没有参与竞争、谋求更大发展的作为，从而也就安于现状，万事是既然昨天如此，今天也只能如此，明天也必只能如此。
　　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屑不取，更不应仿效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现代化的国家迈进。这也是个人进步的要求，因为我们不应也不可能在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再去充当小农的角色，仿效小农的作为。
　　在此之外，在处理各种人际应酬与面对物质享受时，“知足常乐”的命题，也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试想想，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有一个成年人在面对各种利益的诱huo时，就像一个毫不知足而又第一次走人百货商店的孩子一样，这也想要，那也欲取，总是贪得无厌，那么，不用说，这个人在人际圈子中必是不受欢迎者，而且他还不会像那不知足的孩子，因具有某种幼稚可爱的天性而被人原谅。
　　再想想，在面对永无止境的物质享受时，假设一个人总是热衷于攀东家比西家，当他的期望值不能在现实中获得合理的实现时，他就可能想人非非，或利用职位权柄，或明火执仗，做出铤而走险、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事来。
　　类似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难看到的。究其主观原因，当事者没有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对物质利益与享受常怀不知足的欲望，缺乏谦让意识，不是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谋取合法利益的动机与行为，都是相应的答案，其中又以不知足的心理较为明显。
　　在一定意义上说，足与不足，除了必须有保持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外，往往是因人而异，因人的不同人生理想、生活标准而有所不同。
　　《列子》中有这么一则寓言，讲曾有一齐国人，他朝思暮想的只是金子。所以，他在大白天来到市场摆卖金子的摊铺前，抓起金子就走。他自然是不可能逃脱众人的追捕，当人们问他为何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时偷别人的金子时，他的回答是：“在我偷金子时，没有看到别人，我仅仅看到了金子。”
　　这是夸张的寓言，但却描述了贪婪者永不知足、利令智昏的心理实质，正是不知足的心理驱使他们做出了糊涂事。
　　罪犯如此，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也是如此，这里所涉及的已不是财富多寡的问题，而是守财奴对于聚敛财富，总怀着一种永不知足的变态追求，他们甚至拒绝合理的消费，对财富是至死不撒手，结果使自己成为了财富的奴隶、金钱的走狗，他们当然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人世间的幸福者。
　　比如将汉朝改为“新朝”的“新皇帝”王莽，在绿林军兵临城下之时，还依然手执短刀，守护着六十万两黄金，终遭杀头之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这些类似巴蛇吞像的贪得无厌，用一语来予以归纳，就是不自量力的不知足。
　　因此，从正面与积极的层面来认识和实行知足的原则，就是在自己应得的报酬、荣誉之外，不应向别人或集体索取额外的报酬，不沽名钓誉，不向社会提出过分的要求，更不能以非法的手段来进行违法乱纪的活动。要珍惜自己的声誉，维护自己的尊严，在事关人格国格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做出奴颜媚骨、摇尾乞怜的姿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应持有顺手牵羊、鸟过拔毛之类的凭侥幸而占小便宜的意识，否则，就会降低自己的人品，也不会受到别人的信赖与欢迎。作为领导者，更不应因不知足而凭借手中的权力来谋私取利，即使是对于送上门来的礼物礼金，也应理智地予以退还。
　　中国历史上的清官，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佳话。
　　如东汉时任南阳郡太守的羊续，上任伊始，就立志纠正郡衙之内越演越盛的请客送礼之风。所以，面对一位下属送来的一条又大又鲜的鲤鱼，他再三推辞不过，就让家人将这条鱼悬挂在屋檐下。
　　几天后，当这位下属又再送上一条更肥更大的鲜鱼，羊续就以自己身为太守，更应廉洁奉公为由，不仅是退回了这条鲜鱼，而且把这位下属上次送来、现已风干的鱼一并退了回去。
　　此事一传开，自此之后，送礼者的身影不再出现，羊续也以“悬鱼太守”之誉而垂名青史。
　　类似羊续这些的清官，之所以能两袖清风、戒贪拒贿，知足常乐的意识正是其心理依据之一。
　　知足，能使人维护心理的平衡，保持心情的宁静，在物质享受上不至于过分奢侈，而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切都量力而行。知足，更会有助于个人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事业中，投入到有益娱乐中。
　　如此看来，知足作为个人立身处世的诀窍之一，作为自制自律的一项内容，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知足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画定底线的原则。
　　在事业追求上，做大事业，是一切追求成功者的追求；而将大事业做得更大，则是不少已成功者的追求。这些，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种追求正是进步后再进步、成功后更成功的主观动力。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任何事业做得再大，也不能是无限的的，就如新大陆的开拓，总是有疆域的一样。而且，对于已有一定基础的成功者而言，在高利润和新创业的诱huo之外，往往还存在着守业的问题，存在着巩固原有产业的问题，古人对此有语：“创业难，守业更难。”
　　对这两方面如何应对？作为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的深万科的一些成功经验，堪为借鉴。
　　在追求利润的方面，早在1992年房地产热方兴未艾之时，针对不少地产商那种不做低于40%利润的项目的暴利心态，深万科董事长王石明确了万科“高于25%的利润不做”经营理念。而这种理念的成型，在于万科在此前的十年，在原先从事的贸易行业，也曾获得过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超额利润。但随着市场的成熟，高利润率逐渐走向平均利润，结果不仅是低利润率难以为继，原来所赚的超额利润也赔回了市场，因为炒作和经营是两个概念，赚惯大钱后就不屑也不会赚小钱了，从而受到了市场的惩罚。
　　同样在那个年代，当不少已有相当积累和一定规模的企业，一味地作跨行业的铺摊子，或兼并，或重组，或一窝蜂地引进高科技概念，在不知不觉地迈入多元化的陷阱之时，深万科却选择了只做房地产的专业化道路。为此，万科卖掉了所有与房地产无关的项目，哪怕是效益不错的万佳百货。
　　如此，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着明确的底线，万科也就明智地选择了一条符合企业发展规律之路，赢得了收益，赢得了中小投资者的认同，也赢得了社会的尊敬。
　　从深万科告别追求了暴利心态，一心一意走专业化道路的事例中，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何谓“图末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业。”
　　可见，知足则不败，画定底线则进退自如。
　　以上，关于知足与否的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及相应道理，最终可归结为老子在《道德经》（即《老子》）中所最早提出的两个命题中，即：
　　“知足不辱”，此乃其一。
　　“祸莫大于不知足”，此乃其二。
　　而禅者则有言：“知足者是最富有的人”、“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贪得者，身富而心贫”，据此再思考洪应明的相应认识，不难体悟到其中所有的老庄佛禅的智慧意识。
　　对于现代人言，如何将人生的知足意识与奋发向上的追求，和谐而协调地统一起来，是一项有意义的现实课题。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总时过高，总是不知足，当然就不容易寻找到快乐。而人在许多时候都需要积极的激励，需要自律，需要自己对自己的肯定。知足者常乐，其积极意义在于，必要的自我知足，是进步的基础，是快乐的途径。




                                                         用人不宜刻   交友不宜滥
　　
     【○用人不宜刻，刻则思效者去。交友不宜滥，滥则贡谀者来。
　　○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
　　○粪虫至秽变为蝉，而饮露于秋风；腐草无光化为萤，而耀采于夏月。故知洁常自污出，明每从暗生也。
　　○落落者，难合亦难分；欣欣者，易亲亦易散。是以君子宁以刚方见惮，毋以媚悦取容。
　　○与人者，与其易疏于终，不若难亲于始。
　　○休与小人仇雠，小人自有对头；休向君子谄媚，君子原无私惠。
　　○待小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
　　○遇朋友交游之失，宜剀切不宜优游。
　　○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其无久处之厌。
　　○结新知不如孰旧好。】
　　 用人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困扰着领导者的问题，对此能否予以全面准确的把握，往往是判断领导者的领导艺术高下的标准之一，因为它是事业成败乃至是关系到当事者性命的一项主要依据。
　　现在,“鸡鸣狗盗之徒”一词，往往被用来形容那些不务正业、专在小偷小摸上打主意的浪荡儿，语气是不屑与轻蔑的。但在历史上，引出“鸡呜狗盗”这句成语的两个无名小卒，却演出了一幕至今尚难令人忘怀的历史剧。
　　那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秦昭王久闻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很有能耐，很得人心，就邀请他到秦国当丞相。
　　因此，孟尝君就带着一批寄居于自己门下的帮闲食客，来到了秦都咸阳。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秦昭王受手下大臣的挑唆，不仅不重用孟尝君，还把他软禁了起来。
　　人被软禁的孟尝君，如身处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托人向秦昭王的宠妃燕姬求救，燕姬答应帮忙，开出的条件是要孟尝君送她一件白狐裘（由纯白的狐狸皮制成的袍子）。
　　孟尝君闻讯，十分犯难。因为他仅有的一件白狐裘，已在先前送给了秦昭王作见面礼，现已锁入秦宫大内衣库。
　　这时，他手下一位善偷窍的门客，马上拿出看家本领来为主人分忧排难。他在黑夜中，灵巧地学狗吠骗过了宫中的侍卫，钻狗洞潜入秦宫，终偷出了那件白狐裘，并立刻献给燕姬。
　　经燕姬的如簧巧舌一说，秦昭王同意释放孟尝君。
　　孟尝君惟恐夜长梦多，马上就启程逃出咸阳。到达函谷关时，正值半夜，函谷关的大门紧闭，按规定，只有每天清晨鸡鸣之后，守关的士兵才能打开关门，让人通过。心急火燎的孟尝君，面对着紧闭的关门，为秦昭王的可能反悔而忧心忡忡。
　　这时，孟尝君门客中，另有一位善于模仿鸡鸣者，开口喔喔喔地叫了起来，引得关里的公鸡都一鸣百应。如此的半夜鸡叫，却使守关的士兵以为天就要亮了，便打开关门，使孟尝君一行人得以逃出了秦国。
　　果然，那一厢的秦昭王后悔放走了孟尝君。于是，他派兵快马加鞭，赶在天亮前追到了函谷关，想拦截住孟尝君，但孟尝君一行已离开秦境很远了。
　　假设此次孟尝君少了这两位擅长鸡鸣与狗盗的门客，那么，他的性命与前程或许就凶多吉少了。孟尝君之所以能逃脱这次厄运，并在其后取得了一定的政绩，跟他的容人度量与不苛刻的用人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对于天下投奔他的人，不管是有什么能耐，一概收留，免费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的种种方便，当时号称“食客三千”。
　　正因孟尝君对这些食客不挑、不嫌更不疑，相信天生他材必有用，况且对他们待遇优厚、礼遇交加。因此，鸡鸣狗盗之徒也得以身厕孟尝君的门客之列，有事之时，门客也都各施所能，尽心尽力地报效主人。
　　作为政治家，孟尝君在这方面是较为成熟的，他不订出统一而又苛刻的模式来拒绝那些具有包括鸡鸣狗盗之类贱技的门客，他也不像同时代的楚国大臣屈原那样，强调天下唯我独醒、唯我品德高洁，以免将自己立在天下人的对立面。他认可当时的现实，将三教九流、善恶贤愚者都招揽于自己门下，当他们的特殊作用也有得以发挥之时，结果就或多或少地有利于他与他的事业。
　　在用人术上，孟尝君的做法是成功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借用洪应明的一语来概括，就是：“用人不宜刻。”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才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依然悬而未决的，则是更具体的问题，人才的标准，就是其一。眼下，有传媒以“年薪十万是人才标杆”、“年薪是衡量人才的惟一标准”为题，在相当范围内引发了对人才定义与标准的相关讨论。
　　以年薪作为衡量人才的惟一标准，优点在于标准够简洁，而且可以量化。从更深层面看，其论点的面市，表明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财经实力已经获得了整个社会最具分量的话语权之一。
　　但其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仅以薪酬论人才，尤其是以一个人眼下是否能拿十万年薪作为他是否是人才的惟一标准，不作具体的区分，一杆子**一船人，在不少地域与行业，就会出现专业精英非人才的笑谈。而且年薪是动态变数，往往更多地与经济环境、地域与行业是否发展平衡等因素密切相联，仅以十万元作为标杆，就会出现今年是人才明年非人才后年又人才、彼地非人才此地是人才的反复。
　　楚汉战争时期，韩信在项羽手下只能拿类似于连长的薪水，而到了刘邦军中，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却能一鸣惊人地吃上了三军总司令的皇粮，谁又能断言韩信本来就不是人才？
　　以薪酬定人才论的提出，很大程度是针对以往流行的学历学位定人才论的。其实，在知识经济时代，强调知识的重要，是无可非议的。必须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学历学位只表明他接受了相应的专业与知识教育，同样不是人才的惟一标准。
　　对此，可以作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的简单思考：历史上，第一个博士自然是有博士学位的，但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却肯定是没有博士学位的。总不能说这第一个博士是人才，而他的导师却不是人才。
　　由于现在还有因地区差别而导致的人才引进、人事调动与迁移等事项，在企业与社会之外，政府有关部门也是人才标准的主要定义与鉴别者，从而起到一种更趋全面性的导向作用。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上海人事局推出了一套由14项要素构成的衡量人才标准的“评价计分体系”，其中前10项是由个人基本情况、专业能力和导向三部分组成的基本分，满分为120分。后4项为附加分，共30分。该体系虽也考虑申请者的学历和职称，但已不具有以往引进人才时那种“一锤定音”的性质。
　　人才的标准是具体的，也是动态的。薪酬、学历学位、才华学识、专业技能、经验积累及实干业绩等，是可以共融在人才标准圈内的。既然我们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加上时代、领域与要求的不同，人才的标准同样也就是多维多样化的。
　　如果说如何用人，还仅是领导者、政治家所应十分注意的问题。那么，如何交友的问题，则是人人会碰到、人人想解决得更好的问题。
　　因为无朋友者，必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你的社会阅历越丰富，年岁越大，离家门越远，你的这种体验就会越深刻，越刻骨铭心。
　　在交友的问题上，洪应明很老到地论及了数项内容，在今天还不失借鉴的意义，下面就稍稍展开作相应的论述。
　　首先，交友要交君子之交。所以，交友不宜滥交，否则，那些别有它图者，就会利用某个人滥交朋友的弱点，想方设法地献媚取悦于这个人。
　　这里，判别的诀窍在于：求君子之交的双方，必须是各自光明磊落，能坚持己见，又彼此肝胆相照，做到和而不同，互相补充的。也许，他们彼此开始时因陌生而不易结交，甚至曾有不打不相识的过节，但在相知相识后，往往就成为了一生的挚友。相反，那些仅为利用别人而不是真正交友的奸巧之人，见到可被自己利用者，往往会装出一付一见钟情的模样，对其百依百顺，言行举止超乎常规地切合你的心意，给人一种两人似乎是同一模型铸制出来的样子……这种交情多是不稳固、脆弱的。
　　本质而论，交友讲究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春秋时期，著名琴师俞伯牙在弹奏表现高山流水的曲目时，知音也仅是青年樵夫钟子期一人而已。后来，钟子期先死，伯牙悲痛万分，在子期墓前弹了最后的一曲之后，就将瑶琴摔碎，以自己不再弹琴之举，来表达对自己唯一知音的恒久怀念之情。
　　类似的事例，在古今中外并不鲜见，管仲与鲍叔牙、蔺相如与廉颇、马克思与恩格斯、鲁迅与瞿秋白……莫不如此。难怪刘勰有言；“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鲁迅先生则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人生心得。
　　君子之交，确是知己之交的最美妙篇章。君子之交，可以超越贫富、身份等等的差别，可以超越民族、语言、年龄和地域等等的隔阂。君子之交，注重的是心的相通，而不仅是酒肉意气的相投。还是古人说得好：“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其次，在交友的问题上，洪应明也论述了一些对待小人与君子的策略，如不必与小人结仇，毋须向君子献媚等。至于说到“待小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是指对待道德品行不端的人，对他们抱严厉的态度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内心并不憎恨他们。“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指的则是常人一般都能对君子持恭敬之态，但却不易做到真正地礼贤下士——领导者尤其如此。所以，刘备三顾茅庐也就成为了千古佳话。类似的认识，反映出洪应明观人论世思想的深刻与独到。
　　其三，君子之交，会经得住历史的任何风风雨雨的考验，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受到损害或削弱，岁月的尘埃不会掩盖住友情的灿烂光芒。相反，岁月越久，友情就越纯，磨难越多，友情也越真挚。因此，泛泛地去结交那些打哈哈式的新友，其意义绝对比不上对旧日友情的促进，这也就是“结新知不如孰旧好”的真谛之所在，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结交那些希望你快乐和成功的人，你在人生的路上将获得更多益处。对生活的热情具有感染力，因此同乐观的人为伴，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人生希望。
　　况且，君子之交，是肝胆相照之交，是与友为善之交。看到自己的朋友在交友方面有过失，就应马上结合事理来指出他的不足，而不可犹豫，更不可作悠然自得的旁观，等等。这都是君子之交所应有的题中之义。
　　所以，在用人问题上，“用人不宜刻”，也正如龚自珍所言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所以，在交友问题上，的确应记住：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6 12:18     标题: 续 5






                                                          刚强终不胜柔弱   偏执岂能及圆融


　　
     【○舌存常见齿亡，刚强终不胜柔弱；户朽未闻枢蠹，偏执岂能及圆融？！
　　○执拗者福轻，而圆融之人其禄必厚；操切者寿夭，而宽厚之士其年必长。故君子不言命，养性即所以立命；亦不言天，尽人自可以回天。
　　○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
　　○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衰草，悉属旧时争战之场。盛衰何常？强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
　　○弈者争先竞后，较雌雄于着手，俄而局尽子收，雌雄安在？】
　　 这是平日所常见的两个小镜头：
　　其一，在一些老年人的口腔内，牙齿已经被虫蛀菌噬得不堪入目乃至是全部脱落了，惟有三寸不烂之舌依然存在，在日常谈吐与饮食吞咽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二，古老住宅的一些门板已经朽坏，即使如此，很少有人听说和见过这些门户的转轴，被害虫蛀蚀而受到损坏的。
　　洪应明根据这两种现象，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世间的柔弱之物，最终可战胜刚强之物。人们在行事处世中，抱偏见执着之法，必比不上持圆满融通之法。
　　这个道理初看起来，确是不易理解。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处世智慧中的这种贵柔意识，不妨去看看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是如何看待刚柔的关系的。
　　老子认为，活人的身体是柔弱的，死人的身体则是僵硬的；草木活着时，它们是柔软脆弱的，死掉后，它们就变得干硬枯槁了……可见，两相比较，刚强之物属于死亡的范围，柔弱之物则属于生存的范围。放大言之，军队过分强大，反而不能取胜；强壮的树木长成了，就会遭到砍伐。
　　老子还更具体地认为，水，作为天下最柔弱之物，在攻坚克强的方面，却没有其它事物可以战胜它，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代替它。可见，弱能够胜强，柔能够胜刚，强弱对比，强大的居于下风，柔弱的反而处在上面。
　　接着，可以再看看运用贵柔意识的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
　　战国时期，掌握了晋国大权的四家大夫——智伯瑶、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之间发生了矛盾。
　　始先，智家自恃势力强大，胁迫其它三家各交出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及其户口。虽非心甘情愿，魏、韩两家不得不勉强按要求交出了土地及其户口，惟赵家以维护先人的祖业为由，拒绝交出属于自己的这一部分势力范围。
　　智家就胁迫魏、韩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赵襄子率领兵马坚守在晋阳城内，因城内粮草武器充足，又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三家兵马将晋阳围困了两年多，也没有能把晋阳攻下来。
　　后来，智伯瑶想了个主意，让士兵将晋水改道，直冲晋阳城，将大半个晋阳城池淹没了，但晋阳城内的军民，依然不肯投降。
　　看见城破在即，得意忘形的智伯瑶，无意中说出了在日后必要时，同样要用水来攻打魏、韩两家。此语令魏桓子和韩康子如坐针毡，不寒而栗，唇亡齿寒的现实，终于促使魏、韩两家反戈一击，联合被围困在晋阳城内的赵家兵马，将晋水引入智家的营寨，向智家的兵马发起了猛烈的反攻，杀了智伯瑶，将智家的全部财产、土地和户口，按三家各一等份平分了。
　　日后，这三家的后代废了形同虚设的晋国国君，形成了韩、赵、魏三国，这也就是历史上的“三家分晋”。
　　这个故事，至少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一方面，智伯瑶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更是处世方面的失败，他以恃强欺弱始，以自取灭亡终。另一方面，是智伯瑶最先想到了用无坚不摧的水来围攻顽强抵抗的赵家军兵，殊不知，这个方法被后来联合起来的赵、韩、魏三家借了过去，柔弱的水，也就成为了三家最后战胜智伯瑶的不可或缺的法宝。
　　以柔克刚中的柔弱一方，当然不仅限于水。事实上，当事者的信念、人格与道德力量，当事者的临危不惧和凛然气度，等等，皆可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禅宗历史上，曾有一个得道的禅师，在晚上睡觉时，虽觉知了入室偷盗的小偷，却不吭不哈。
　　当小偷自以为得手并准备开溜时，却听到黑暗中缓缓传来了禅师的话语：“你出去时，请把门关好，以防强盗进来。”
　　这么一句出乎常理的话语，令小偷大惊失色，并受到了感化，终于改邪归正。
　　另外一个故事则是说，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一个门人，某天夜间，在房内捉得了一贼。他就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
　　盗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
　　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接着，他又说：“还太热了，你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
　　贼犹豫了，迟疑道：“这，好像不太好吧。”
　　他就向贼大喝了一声：“这，就是你的良知!”
　　故事中并没有说到通过这次谈话，那个贼是否发生了顿悟。但是它和前一故事一样，用的都是禅宗与心学的教人觉悟法，均说明了人人皆有良知，良知是个人本心的表现，因此才知道是为是，非为非。所以，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心学有“满街都是圣人”的著名命题，说的就是人人皆有作超凡入圣的潜能。
　　无独有偶，偶后有三，类似的故事与意识，并不仅是东方世界与东方思想家的专利。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中，就曾描写了因偷一片面包而被监禁了十九年的冉阿让出狱后不久，又偷了主教米里哀的银器。当冉阿让被警察抓住后，是主教为他开脱了罪名，还另外奉送了一对银烛台给他。从此以后，冉阿让立志脱胎换骨，开始为民谋利，兴办福利事业……
　　因此，智深仁厚者巧妙地促使误人歧途的强暴者心悦口服地回归到正道，是以柔克刚思想的另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
　　理解了贵柔的人生意识，据此再去反观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受意志驱使的雌雄之争，不难发现，许多事原是不值作雌雄之争的。在洪应明看来，人生十分短促，似燧石相碰而撞击出的火花；人生的舞台十分狭窄，似局限在蜗牛角上……此生此地，老作那些无谓的雌雄之争，只会浪费了生命的光阴，忘记了人生的使命。
　　再面对作为历史与自然的种种景象:狐安眠在败颓的砌石中，兔奔走在已经荒废的舞台，那尽是当年歌舞升平、莺歌燕舞的繁华地；寒露冻冷黄花，烟雨凄迷衰草，这都是古代曾兵马云集、大动干戈的古战场，人已逝，事已如风云飘过，场景却依稀旧貌，那么，盛与衰，何者为常？强与弱，现今安在？念及到此，令人难免心灰。
　　所以，洪应明对下棋者执着于胜负，也颇不以为然，因为这会成为心理上的负担。至于别的无谓的雌雄之争，不仅浪费生命，还可能埋下日后恩恩怨怨的祸根。
　　结合现实的某些极端例子来看，就更为清楚。如甲青年因不慎踩了乙青年的脚，双方为此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引致口角之争，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愿处于下风，最终发展成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结局，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
　　至于身负重任者，就更不应为一己之私而作拟分出雌雄的意气之争。在这方面，战国时代赵国蔺相如的作为，最为人称道。他因成功出使秦国，不辱使命，被赵王拜为相国后，大将廉颇不服，认为他仅靠耍嘴皮子，不应位居在自己之上，并扬言碰见他时，定要羞辱他一番。
　　蔺相如知道廉颇这番心思后，总是避开与廉颇见面。手下人不解其故，他就解释自己如此做的目的，不是怕廉颇，而是防止出现两虎争斗、秦国得利的状况，一切以维护赵国的安全为上。
　　后来，蔺相如的这番苦衷被廉颇知道后，廉颇深受触动，他就背负荆条，登门向蔺相如赔罪，两人终于重归于好，将相和，刚柔并济，齐心协力地保卫赵国。
　　可见，蔺相如深明不作雌雄之争的必要性及其策略，因此，他选择了示弱，以避廉颇的锋芒，养精蓄锐，蓄势待发，其理与古人的韬光养晦、潜龙勿用的道理，是一致的，也正是老子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即知道了雄壮刚强的欠缺，那就应守在雌伏柔弱之处，这样，才可成为汇集天下之水的溪谷。可见，柔弱、守雌的人生智慧，具有更广的包容性和更多的灵活伸缩性。
　　观之古今，在大自然中，蜥蜴曾是恐龙的同类，恐龙早就灭亡了，蜥蜴却存活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恐龙体积过于庞大，不便保护自己，而又所食甚多；蜥蜴则小巧灵活，虽然纤弱，却便于隐藏自己，从而得以生存至今。
　　观之古今，在人类社会中，不少强悍的人，动辄立下雄心壮志，热血沸腾，非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不可，可惜，不是热情难以持久，就是稍遇挫折便一蹶不振。相反，那些处于弱势的人，凡事不逞能，凡事忍让，没有豪言壮语，心境平和宽容，能抛除私心杂念，不受外人干扰，做事能够持之以恒，即使受到打击，也不会万念俱灰。因为心境平和，所以不论是身处顺境或逆境，都能处之泰然，一时虽然跑不快，但能坚持到终点，笑到最后。
　　所以，人生观有了贵柔的意识，并不是软弱；有了守雌的意愿，并不是无能。因为贵柔守雌的意识，综汇了韧劲、忍让、耐性和智慧，这也正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所具有的真切内涵。当贵柔的意识、守雌的意愿，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易?乾》）的自强意识结合起来时，就构成了中国人典型的完美人格，并最终体现在尽人事而不言天命的人生历程中。
　　在企业管理方面，创业企业如何以小博大，取得最后成功？
　　大卫?尤费在《柔道战略》中指出，运用结果是“柔弱胜刚强”的柔道战略，是创业企业以小博大，取得最后成功的法门之一。
　　柔道是通过借力打力来击败对手的武术，其原则有三：一是移动，二是平衡，三是杠杆借力。将这三条原则运用到商战中，移动原则可使对手失去平衡，并压制对手的最初优势；平衡原则可令自身与对手交战时，躲开对方的攻击；杠杆借力原则可战胜对手。当这三条原则一起发挥效用时，也就击败任何规模的对手。
　　为了说明这三条原则在商战中的言用，尤费集中描述了3家新兴的创业公司。
　　Palm公司在PDA领域之所以能击败微软，运用的就是柔道战略中的“移动”原则，巧妙地避开同行业所追捧的多功能产品，集中全力设计出常用功能最好用的产品，并低调推出，牢牢抓住第一批用户，此后，每年再向市场推出一款新产品，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RealNetworks公司运用的则是柔道战略中的“平衡”原则，抓住对手，与对手合作制定行业的标准，以巩固自己的竞争地位；同时避免针锋相对，不轻易仿效对手的做法，而是创造对手缺乏的资产；推拉制衡后，接纳MP3，兼收并蓄，从而在互联网领域战胜了微软。
　　CENT公司运用了的是柔道战略中“杠杆借力”的一招，在网络媒体巨头IDG等公司的合围下，成功胜出。其做法一是利用对手的资产，将新闻全部放在网上，而IDG等公司却不愿放弃盈利的传统业务；二是利用对手的合作伙伴，创造一种新的广告模式，而行业巨头们却不愿中断同现有广告商关系；三是利用对手的竞争者，将顾客链接到竞争对手的网站，而传统厂家对同行业的冤家对头，却不会这样做。
　　可见，类似原则的应用天地很大，而且能活学活用类似中国与东方智慧的，已经不限于国人与东方人。
　　


                                                    智勇权财不足恃
　　
   【○杨修之躯见杀于曹操，以露己之长也；韦诞之墓见伐于钟繇，以秘己之美也。故哲士多匿采以韬光，至人常逊美而公善。
　　○帜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被杀，霍光败于权势逼君，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康节云：“饮酒莫教成酩酊，看花慎匆至离披。”旨哉言乎！
　　○聪明人宣敛藏而反炫耀，是聪明而愚懵，其病如何不败？
　　○爽口之味，皆烂肠腐骨之药，五分便无殃；快心之事，多损身败德之媒，五分便无悔。
　　○总出世上因，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议世论人，一般多超越具体的人物与史实,而上升到处世的普遍原则上。惟在极少数的语句中，他才结合有代表性的人物而论及相应的结论，上列五则语句中的前二则，就属此类。这使我们得以结合相应的人物事例来阐述有关的道理。
　　杨修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任丞相曹操的秘书，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连能文能武的曹操也自愧不如。
　　据传，有一天，曹操和杨修骑马路过曹娥碑前，看到碑上刻有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杨修马上知道了这八个字的谜底，而曹操一时还不得其解。所以，他就嘱咐杨修不要将答案说出来，让他再想想，骑马走出三十里路后，曹操才省悟过来，两人一对答案，原来这八个字隐含着对曹娥碑的称誉：“绝妙好辞”。后来，此事令曹操不胜慨叹：“我的才智比杨修相差了整整三十里啊！”
　　杨修还善解曹操所出的谜语。
　　一次，曹操将一盒写有“一合酥”三字的酥糖交给大臣们，大家面面相觑，不明其意，杨修见字，拿起酥糖就吃了一口，并向众大臣说：“丞相所写的‘一合酥’，就是一人一口酥嘛。”
　　另一次，曹操在新修的相国府门前写了一个“活”字后，一言不发就走了。工匠们不解其意，请教于杨修。杨修听说，马上命工匠将新修的府门拆掉重建。因为“门”里添个“活”字，就是“阔”字，原来，曹操是嫌府门太大，太引人注目了。
　　类似的事例还有，它们使心胸狭窄的曹操更加嫉妒杨修的才华与才能，终致借故杀死了杨修，杨修死时才三十四岁。
　　韦诞与钟繇两人，是三国时期魏国的著名书法家。
　　某天，钟繇在韦诞的家中，看见了韦诞早年求得并珍藏的东汉大书法家蔡邕的真迹，即苦苦哀求索取，韦诞坚决不与，钟繇气得捶胸吐血。后经曹操以五灵丹相救，才得以康复。
　　韦诞死时，依然十分钟爱蔡邕的书法，留下遗嘱，将其当作自己的陪葬品。此事被钟繇侦知，就派人盗伐韦诞之墓，终使蔡邕书法得以重见天日，嘉惠后人，而韦诞也因此而至死不得安宁。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性的故事。因为据历史学家考正，钟繇卒于魏太和4年即公元230年，韦诞卒于魏嘉平5年即公元253年，故先死的钟繇盗后死的韦诞墓，以求蔡邕的书法真迹之事，非真实的信史。
　　韩信作为刘邦麾下的头号战将，勇冠三军，不论是带兵方法或是军事谋略，都有远非刘邦所可企及之处，对此，刘邦与韩信都是心知肚明的。
　　问题出自作为部下的韩信，对此毫不谦逊。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在你看来，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不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直肠直肚的韩信就答：“我是越多越好。”虽说这留下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千古美谈，但类似的言论及一些名位的要求（后面将有论及），却使功高震主的韩信逐渐成为了刘邦的心腹之患，最终并因此而被擒遭杀。
　　陆机是西晋的文学家，出身于吴国的高级土族家庭。
　　吴国被西晋剿灭之后，他与其弟陆云退居故里，闭门勤读近十年之后，兄弟二人来到晋都洛阳，以他们的文才为当时的权贵所推崇，以至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之说。陆机趁此而热衷于仕途，依附权贵，后卷入著名的“八王之乱”，为成都王率兵攻伐长沙王，战败而归，被宿怨者进谗言，诬告他久怀不轨之志，终被成都王杀死，并夷灭三族。
　　霍光是西汉的重臣，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昭帝死后，他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国君，因刘贺荒淫无度，即位二十七天后即遭废。霍光再迎立刘询为汉宣帝。
　　史载，汉宣帝即位时，在去拜祭祖庙的路上，霍光同车陪乘，汉宣帝十分畏惧，好似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后因霍光有事离去，由另一位将军代替霍光陪乘，汉宣帝才敢活动四肢，才有了少许安全感。在霍光死后不久，他的妻子儿女即全遭诛杀。《汉书》记载，当时的市井街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声威权威能镇住皇帝者，当然不可容留，霍氏家族的灭门之祸，正是始于霍光陪同宣帝乘车一事啊。”
　　石崇是西晋文学家，他任荆州刺史时，曾纵容部下拦路抢劫客商，劫得了很多财物，成为了当时的巨富，并因此而生活奢侈，连晋武帝的舅舅王恺也望尘莫及。
　　石崇与王恺曾多次变着法儿比富：
　　王恺命家人用米酒洗锅。石崇就命家人以白蜡来当柴烧。
　　王恺为了带妻妾出外游玩，所经之路，就命人用紫色的丝布来围成一条有四十里长的临时“胡同”，让老百姓能闻其声而不可见其人。石崇听说后，则命仆人用五彩锦缎围成了另一条足有五十里长的“胡同”。
　　……
　　在比富耀财的路上，王恺老是输给石崇后，唯有向晋武帝求援，晋武帝就将国库中收藏的唯—一件由外国进贡的二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恺，想为自己的舅舅争回一次光。
　　殊不知，石崇见到这颗珊瑚树后，故意将其打烂，然后令仆人抬出了六七株高三至四尺、更为富丽的珊瑚树，要赔给王恺，令后者目瞪口呆。可见，石崇的私人财富，有着国库的财富也无可比拟之处。
　　最终，又正是财富美色，使石崇及其全家老小尽遭灭门之灾。史载，临刑前的石崇在刑场上叹道：“这回，那些下贱者可以沾得我家的财富利益了。”见他至死不忘的依然是财富，旁边就有人回敬他说：“你知道过多的财富可招致祸患，为何不将这些财富早些分给百姓呢？”石崇才哑然无对。
　　以上所列的悲剧，是由封建社会的臣子与君王的人身依附关系所决定的。
　　平心而论，在这些人之中，韩信可称为西汉的开国元勋，杰出的军队将帅；霍光则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辅政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客观上，有助于酉汉社会政治上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韦诞则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杨修、陆机和石崇都是在自己的时代里久负盛名的文学家。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罪不当死，但历史事实却与此相反。如此看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锋芒毕露、争强好胜、不居人后、缺乏谦逊和不会秘己之美的种种处事方式及表现，成为了导致他们悲剧的直接诱因。他们才华盖世，权势在握，却在处世方面缺了一条韬光养晦的心弦。
　　据此，洪应明认为，只张“五分”（二分之一）帆却平安地行驶着的船，只注“五分”水却稳妥地保持着平衡的容器，对于个人如何更好地处世、如何保持包括上下级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平衡，是一项很好的启示。具体到个人如何对待爽口之味和快心之事，同样是应该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稳妥的，这也就是能人在处世时，能绕避祸患的“五分法”。人要把握自己，之所以要“饮酒莫教成酩酊”，是为了防止酒醉之后的失态，防止在某些不相应的场合讲出不应讲的话语来；之所以要“看花慎勿至离披”，是为了防止在身处灯红酒绿、花绕锦簇的繁华世界时，出现心醉神迷的状况，以至丧失了把持自我的意志。
　　细细想来，这些可谓是经验之谈。否则，聪明人也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难免不出现《红楼梦》描写王熙凤的那种结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据此，也就不难理解，智勇权财不足自恃、不足自耀，也不足自夸。也正因此，君子处世就要严守操履，为人须不露锋芒，那些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一般言行答对，能否处理得稳妥些、圆熟些和周到些，往往就决定着事的成败、人的生死，也就是“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从效果上看，人与人不同，不同的处世，高下水准也是日久自见的。
　　


                                     
                                     小人窃善行以济私
　　
    【○勤者敏于德义，而世人借勤以济其贪；俭者淡于货利，而世人假俭以饰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为小人营私之具矣，惜哉！
　　○心地干净，方可读书学古。不然，见一善行，窃以济私；闻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赍盗粮矣。】
　　  就道德品行的标准作依据，自孔子开始，以君子与小人作为分类，成为了传统文化中著名的议人评人观。一般说来，君子是指有德行者，如《礼记》论及君子标准，是：“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小人则是指那些背逆君子之道的无德行者。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道德伦理已作规范。在儒家伦理意识起着主导作用的古代，君子及其作为得到了社会的推崇，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小人则受到了社会的轻落，迎受着人们的唾弃。
　　正因为道德舆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在各个朝代中，都有一些心怀叵测而又颇有心计的小人，说君子之言，作君子之行，先用君子的面具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最关键的时刻，才显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这，正如洪应明所指出的：君子勤勉敏捷地实行着德义之行，俭朴地生活，对于财物金钱看得很轻很淡。君子的这些立身处世的风范与标准，却被世间的小人所利用了，他们表现出的勤勉，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借助节俭的外表，以掩饰自己的吝啬。即使是读圣贤书、仿效历史上的伟人们的言行，那些世间的小人也仅是表面地模仿古人的高尚言行，重复古书的至理名言，目的不外是将此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作为掩盖自我错误的依据。对此，洪应明大摇其头，认为如此读书学古，恰似将兵器与粮食送给敌寇强盗一样。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的说法，不妨回顾并思考以下的事例。
　　西汉末年，皇太后王政君依仗临朝实权，给自家的兄弟子侄封侯许爵，使外戚王家掌握了汉朝的实权。
　　王氏家族一朝得势，其成员也就难免声色犬马，一个比一个骄横，争豪华，赛奢侈。惟一的例外，是身为皇太后侄子的王莽，不随其波而逐其流。
　　王莽因父亲早死，未赶上封侯。所以，他就一直生活俭朴，勤奋读书，平日只与京城的名士结交，疏远权贵豪门的纨裤子弟，待人恭敬有礼，行事谨慎小心，对于自己的几个叔父，更是克尽孝心，病床前奉汤奉药，全无怨言……总之，他是温良恭俭让，样样俱全，以致朝里朝外人，多盛赞王莽为王家中最贤明的子弟，堪称道德的典范。
　　不久，王莽因此而被封侯，成为了他同辈的王家子弟中最显贵的人。即使如此，他越是升官，就越谨慎，不积蓄财富，尽其所有来赡养投奔他的宾客，以网罗天下的名士，又靠着这帮游说名士的鼓簧之舌，王莽的德望更如日升中天，万众仰慕。
　　更令天下人感动的是，当王莽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官奴后，在那个奉行“刑不上大夫”的时代，本来很易蒙混过去，而且即使是按照当时的刑律，王获也罪不当死。王莽却不然，为了维护他自己多年来克己奉公的名声，他硬逼着王获自刎而死。
　　这种大义灭亲、严于律己的作为，震动了朝野。王莽因此被颂扬为功比周公的有德者，朝廷要加封他为“安汉公”。对此，王莽先是谦让推辞了多次，舆论制造得够了，他才接受了封号，但却推辞了一切的赏赐，因为他说自己有这样一个宏愿：在天下的百姓都家富人足后，自己才愿接受赏赐。
　　几年之后，王莽抓住一件猪狗血洒上家门的事件，逼他自己的长子王宇服毒而死。然后再网罗罪名，杀了包括他自己叔父和堂弟在内的数百人，这依然是在大义灭亲的幌子下进行的。不久，朝廷要将几百万亩的土地加封给他，也被他推辞了。
　　如果王莽的表演就此结束，那么他的真面目就被掩盖了。因为他不久就毒死了汉平帝，自己先是当了“摄（代理）皇帝”，然后又公然篡权，把汉朝改为“新”朝，当上了“新皇帝”，进行复古改制。这一系列举措，直接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急剧激化，加深了民众的苦难。此时，人们才看清了王莽的真面目，知道他以前的俭朴、忠孝和勤政，只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手段，他的所谓“大义灭亲”，不过是从杀子出发，以达到铲除自己政治对手的目标的手段。
　　称帝后，王莽的种种倒行逆施，终于引致了绿林、赤眉军大起义。当义军最终攻人长安时，死到临头的王莽，还亲执短刃，守在六十万斤黄金及别的珍宝旁，终于死在义军刀下。
　　王莽前后半生的反差，足以说明了他是一个借君子之行来营小人之私的典型。他的伪善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以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假若王莽死在他谦恭无比而又未篡位时，又有谁能知道他一生的真伪面目呢？
　　可见，要真正看清小人的伪善与私心，还需相应的时间展开和长期综合的考察，不能仅就一事或一个时期的作为而轻易下结论。这，正如白居易所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而这，又正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难处之所在。
　　值得警惕的是，那大大小小王莽式的戴着君子面具的小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大者如二十世纪初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小者如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假公济私者，即是例证。
　　仅就相当一段时期的严打斗争所揭露出的贪污受贿犯来看，相当一部分罪犯在事发前，有着显赫的荣誉称号，或为劳模，或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他们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保护色来掩盖自己的违法行为，欺人耳目。他们看似聪明，而且也逞狂一时，也曾有一些物质上的得益，但最终都免不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事实上，那戴着种种君子面具的小人，不独是出现在决定或影响着国计民生的政治与经济领域中。作为普通老百姓，即使是看似远离敏感而又关键的政治与经济领域，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相应的影响，而且就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缺乏一双雪亮的眼睛，难免就受经过了伪装的小人的蒙蔽欺骗，乃至身受其害。
　　据报载，在不久前，某地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女合同工找到了一个因抢救遇险者而致残的立功者的门上，直接表达了她对他的无限仰慕之情和缔结连理的心愿。很快，他们两人登记结婚了，合同工被转为正式工，农村户口也被转为城市户口，而作为男人的他却未曾得以体验到新婚的激动与幸福，因为她总是在若即若离中将他拒之千里之外，在如此度过了“蜜月”的第一周后，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离婚申请。此时，人们才看清了她作为爱情骗子的真面目，原来她“嫁”给英雄，只不过是想利用社会对英雄及其亲属的种种照顾，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以便在以后的爱情游戏中提高自己的身价。自然，这件事被揭露后，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她所打的如意算盘也落了空。
　　这种举不胜举的从大到小、从古及今的事例，都很好地说明了在某个时期或某件事上表现出君子风度与作为者，未必都是君子。因此，包括《菜根谭》相应认识在内的传统察人评人观，还十二分地注重一个人能否言行始终一致，并依据道德的标准来区分君子与小人，然后再因对象的不同而作出相应的应对……
　　即使是到了今天，这些认识还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与启迪。
　　


                                                    趋炎附势招祸惨速
　　
   【○苍蝇附骥，捷则捷矣，难辞处后之羞；茑萝依松，高则高矣，未免仰攀之耻。所以君子宁以风霜自挟，毋以鱼鸟亲人。
　　○先达笑弹冠，休向侯门轻曳裾。
　　○附势者如寄生依木，木伐而寄生亦枯；窃利者如蝇虰盗人，人死而蝇虰亦灭。始以势利害人，终以势利自毙。势利之为害也，如是夫！
　　○趋炎虽暖，暖后更觉寒威；食蔗能甘，甘余便生苦趣。何似养志于清修而炎凉不涉，栖心于淡泊而甘苦俱忘，其自得为更多也。
　　○公平正论不可犯手，一犯手则遗羞万世；权门私窦不可著脚，一著脚则玷污终身。
　　○趋炎附势之祸，甚惨亦甚速。
　　○荣宠旁边辱等待，不必扬扬。
　　○荣与辱共蒂，厌辱何须求荣？】
　　  趋炎附势，指的是那些整日奔走于权门豪宅并依附于有权势者的人事，也就是俗称的“拍马”。平常，人们总是将“拍马”与“吹牛”即讲大话这两者相提并论。
　　古今中外有良知的自强者，对此，多是直接表示的不屑与轻蔑，并加以自觉的摒弃，这是有道理的。
　　按照洪应明的认识，君子必以戒趋炎附势作为处世之道的一项关键要素。原因之一，是因为趋炎附势只会玷污与危害君子的高洁品行，此乃根本之点；原因之二则在于，趋炎附势所招来的灾祸，很惨，还来得特别地快。
　　趋炎附势者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取得某些不外名利权势之类利益，或是为了扩展既得利益。因此，他们便有一种典型的“有奶便是娘，给钱便称爹”的心理，当他们不仅将趋炎附势当作一项权宜之计，而且还将此当作一种无本万利的投机机巧时，他们的策略就是见风使舵，见便宜就沾，树倒则猢狲散，毫无原则可言，毫无是非廉耻的观念，毫无忠诚的信念，所以，在祖国遭外敌侵人时，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必都是趋炎附势者。
　　正因为趋炎附势者活在世上一天，就是不择手段而又千方百计地作人生的投机与钻营，所以，这种人所有的只是卑贱的人格，没有为人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品卑劣低下，所过的只是依权依势的寄生生活。
　　在某些时候，趋炎附势者看似是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事实上，他们的力量十分渺小，对事对人毫无真诚可言，当然也就不可能与别人建立起正常、健康的人际关系。而他们与权势者所建立起的人身依附关系，因人事社会的变迁，也不可能无限地、长期地维持下去。荣宠与羞辱共蒂同根，又何必张扬？厌辱虽是常理，何又须一味自降人格地去卖身求荣？
　　所以，就根本，就长远的眼光看，趋炎附势者是失多于得，失也是大于得的。
　　有正确人生观的人，因上述原因，对趋炎附势者多表不屑，把他们视为社会中的末流。但囿于日常生活所见，一些人则觉得趋炎附势者至少会获得或多或少的利惠收益，感到《菜根谭》所说的“趋炎附势之祸，甚惨也甚速”，不好理解。
　　那么，下面的两则故事，对于理解相关的意识，或会有所帮助。
　　汉朝时，汉文帝有一段时间，不幸染上了脓胞疮，全身多处流着脓血，周围的侍人多感到难以服侍。惟有善于拍马溜须的邓通最为乖巧，每天都用嘴在汉文帝的身上吸吮脓血，而且为了不污汉文帝的鼻目，邓通总是把脓血直接吸入肚中，使汉文帝感到十分的舒畅。
　　有一天，汉文帝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
　　邓通即答：“太子。”
　　因此，当太子入宫侍候汉文帝时，汉文帝就叫太子学邓通的样，吸吮自己身上的脓血。
　　太子感到十分恶心，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并终于知道这是因邓通的言行所致，所以，太子就觉得邓通是十分可恨可憎的人。
　　后来，太子即位，就是汉景帝，他马上免去了邓通的官职，接着，又以别的罪名抄了邓通的全部家产，连一根别头发的簪子也没有给他留下。邓通衣食无着，又乞讨无门，终于活活地饿死了。
　　另一则故事则发生在清朝。
　　清兵入关后，清朝的官员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是明朝降臣，二是满族大臣，前者蓄发盘髻，后者则是剃发梳辫。每次入朝时，官员门各分两班站立，彼此相安无事，但不久，这一格局即被拍马者打破。
　　某日，明朝降臣孙之獬一改常貌，剃发梳辫上朝，本想跻身于满族大臣之列，以此来邀宠献媚，却因是他汉人而未被满族大臣们接纳；汉族大臣们又以他形貌装束一如满人，认为他不应位列汉族大臣之中。
　　孙之懈左右不讨好，恼羞成怒之余，就给顺治皇帝上了奏章，认为清朝允许明朝遗民保留原有的装束，只会损害清朝清帝的威仪。
　　顺治皇帝见奏，大为赞赏，遂发布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厉的剃发令。
　　天下欲反清复明的志士见此闻此，无人不对孙之獬恨之人骨，不久，山东的一支义兵攻人淄川，杀了孙之獬全家，当时的闻者，人人拍手称快。
　　这两则故事所涉及的都是真人真事，邓通拍马，是获得了汉文帝的欢心，却受到了汉景帝的厌憎，顾此失彼，最终并没有好下场。孙之獬拍马，看似是维护了满族皇帝的权威，却受到了天下人的声讨和义兵的征伐，招来了杀头之祸，是罪有应得。类似因势利而自毙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可见，《菜根谭》的相应认识，是有历史依据的。
　　趋炎附势作为一种广布于封建社会的丑陋现象，作为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典型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这是不奇怪之事。所以，封建社会中的品洁高行之士，往往只能通过自爱自律来约束自己，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
　　只有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在尊重独立人格的氛围中，趋炎附势才可能失去存在的依据，即通过自我机制的逐步完善，从制度保证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的高度，逐步将趋炎附势从人际关系尤其是上下级关系中清除掉，而代之以健康、正常的人际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尚有一些人对趋炎附势、吹牛拍马的作为抱有某些模糊的认识乃至是美妙的幻想，极个别的出版物还把吹牛拍马的“艺术”，当成人际交流的“艺术”秘诀来鼓吹。显然，这些已不仅是十分粗鄙、肤浅的认识，而且还散发出十分庸俗的市侩习气，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应受到正确的批判。
　　对于领导者言，远离趋炎附势者，正是反映其明智的表现之一，也是其取得更多更好政绩的依据之一，这些都是不难理解的。
　　


                                       看人只看后半截
　　
           【○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语云：“看人只看后半截”，真名言也。】
　　 与洪应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明朝文学家冯梦龙，在他所编辑的话本集《警世通言》中，辑录有一则名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杜十娘，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名妓。她在风尘中堕入烟花生涯，却久有摆脱烟花生涯、落藉从良之志，有寻到爱情与人生归宿的强烈希冀。
　　七年后，杜十娘与貌似忠厚的公子哥李甲相识后，相恋相爱，认定李甲就是值得自己信赖的人，并一步步地将终生希望寄托在李甲的身上。她先是设计考验李甲，然后再设计出资将自己赎出妓院。
　　在杜十娘即将能获得一个女人的平凡而又正常的生活时，李甲却因顶不住家庭的压力和财富的诱huo，将她转卖给出资千金的盐商孙富。
　　面对这意想不到的变故，刚烈的社十娘宁死不从，她在愤然指斥了贪利忘义的李甲后，抱着价值逾万金的百宝箱同沉江底，以一死来表明她义无反顾的从良抉择，表明她对爱情与人格尊严的至死不渝的追求。这也是数百年来，作为文学形象的杜十娘，之所以赢得千万读者的唏嘘同情与怜惜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杜十娘仅是文学上的典型悲剧形象，难免有虚拟的成份，那么，因从良而走向另一种为主流文化所认可结局的烟花女，是否真的存在过呢？
　　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上那些局限在才子佳人模式中的例子，自不待言。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时为歌妓的王朝云，被朝云的轻盈曼舞尤其是清新、高雅的气质所打动，娶她为妾，备加宠爱。
　　当时，苏东坡写了历史上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明的是写西湖旖旎风光，实际上还寄寓了他初遇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
　　苏东坡在历史上，以性情豪爽、了无城府而著称。他常常在诗词中畅论政见，数度因得罪当朝权贵而遭贬。而在苏东坡的妻妾中，以朝云最了解东坡心意。
　　有一天，苏东坡曾指着自己的腹，向身边人发问：“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
　　一人答：“文章。”
　　另一人答：“见识。”
　　苏东坡频频摇头。此时朝云笑答：“您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
　　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副使，再贬到广东惠州。朝云随苏轼到惠州时，才三十岁出头，而苏东坡已年近花甲。眼看主人再无东山再起的希望，苏东坡身边的侍妾都陆续离去，只有朝云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了惠州。在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朝云的坚贞，成为了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是和朝云的爱情密切相联的。
　　不料造化弄人，在惠州，朝云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子，并没有陪伴老迈的苏轼走完他的人生之路，她因突染瘟疫，反先离开了尘世的喧嚣。
　　当时，朝云已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临终前，握着苏东坡的手，念着《金刚经》上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表明了她对禅道的彻悟，以及对生死的智慧洞彻。
　　按照朝云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在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有阵阵松涛和禅寺的暮鼓晨钟相伴。后人在朝云的墓前修了一座亭子，取《金刚经》的偈语意，名为“六如亭”，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透射出苏东坡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更饱含着对一位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
　　后来，虽经历史变迁，朝云墓和“六如亭”经后人重修，至今仍是惠州西湖的重要古迹，使不同时代的瞻仰者，得以来此凭吊，发幽古之思情，感概系之……
　　再以现代旅法艺术家张玉良的身世（1899—1977年）而言，也是著名的一例。
　　张玉良幼年时，父母双亡，刚长到十四岁时，就被愚昧无知的舅舅卖到了烟花馆。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她告别了妓女生涯，当上了当时海关监督潘赞化的妾侍，并因绘画的爱好而得以迈入艺术的殿堂。日后，她凭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师从于刘海粟等大师，两度出国深造，终于成为了高等学府的美术教授、驰名世界艺坛的著名画家与雕塑家，她的作品多次获国际奖，她还是第一个有作品被著名的法国现代美术馆珍藏的中国艺术家。显然，瑕不掩瑜，她的一生可说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生，自爱、自尊、自信和自强的追求，促使她攀上了艺坛的高峰。
　　结合这些事例，还有李香君、柳如是等人的风骨与遭际，不难看到，洪应明在他所生活的封建时代，能对真诚从良的妓女，抱着同情、宽容、理解乃至是褒赞的态度，的确有超越世俗之见的合理成份。将眼界再扩大些，对那些曾失足而现在已知悔改的浪子，对那些犯过错误而现在已在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失的同志……类似的态度也是可以引伸过渡的。
　　当然，洪应明据此来论证“看人只看后半截”的评人观，的确有不够全面、不够辩证的方面。因为评价一个人，应按照全面的评世议人观来评判，而不应是仅论及这个人的前半生或后半世，不应厚此薄彼，不应作任意的歪曲与主观的避讳，这是十分明确的。
　　同时，当我们抱着不苛求古人的态度，辩证地看待“看人只看后半截”的评人观时，也是可以看到其中蕴含有真理的颗粒的。
　　首先，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后半截是前半截的延续，后半生的处世融汇了前半生的经验，所以，从道理上讲，每个人的后半生应该变得更成熟，活得更理智，而不是相反。如果说，上帝也会饶恕犯了过错的年青人，是因为他的幼稚所致，那么，一个暮年者倘如失去了晚节，类似的辩解理由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而且那些身处“59岁现象”的角色，往往也失去了从善改过的时间与空间。因此，失去晚节者往往也就成为人所不齿之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言，后半截确是至关重要的。
　　其二，人们在给一个人盖棺定论时，在内涵上，被评价者的人生后期，最可能产生新的升华与超越。在时间上，被评价者的后半生是离现时最近的，这也会使一般人产生错觉，认为可由他的后半生推知他的前半生。
　　其三，也正因如此，一个人能否保持晚节、珍惜晚节，在人生的旅途上，也就是至为重要的浓厚一笔。中外一些深受《菜根谭》思想影响的企业家，据洪应明此则论点，得出的结论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是晚年”，因为这关系到人生的福祸与荣辱。
　　历史为此提供了无数的正反例子，这里且举两例：
　　正面例子：溥仪，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前半生是已经死亡了的旧封建制度的象征。在日本侵华时期，他还曾充当了满洲的傀儡皇帝。抗战胜利后，他成为了被囚禁的战犯。后半生，他作为新中国的一名平凡公民，学习、生活、工作着，重新成为了共和国公民中的一员。
　　反面例子：汪精卫，他前半生曾有谋杀清朝摄政工的壮举，被俘遭禁后，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壮志，有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共和革命的经历。他的后半世，却公开投降日本军国主义者，成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大汉奸、大罪人之一。
　　据此可见，“看人只看后半截”之论，虽不尽全面，却不乏深刻之处。倘如我们不能看到此种深刻，那么，对《菜根谭》的认识，就不可能是全面的。
　　至于洪应明所说的“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的论点，是与宋明理学所推崇的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陈腐意识相关联的，语句的骨子里，隐藏的是对妇女的权利的漠视与压迫，具有极大的时代局限性。对此，不仅应予以严厉的抨击，还应反其道而行之，从而使相应的认识与作为，更合乎现代的理智与人道的要求。
　　所以，我们今天赞美丧偶老人的“黄昏恋”，并通过法律来保持老人晚年再婚的权利，对此，任何人都是不可歧视、打击和阻挠的。凡与此类似的种种，是数百年前的洪应明之辈所难以想象的，这也正是我们的社会，的确是向着进步方向变化着、发展着的明证之一。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7 10:59     标题: 续 6





                                                                                                          （下）


　　
　　                                              卷舒自由   行止在我
　　
           【○人生原是傀儡，只要把柄在手，一线不乱，卷舒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便超此场中矣。
　　○天地尚无停息，日月且有盈亏，况区区人世，能事事圆满而时时暇逸乎？只是向忙里偷闲，遇缺处知足，则操纵在我，作息自如，即造物不得与之论劳逸、较亏盈矣！
　　○龙可豢非真龙，虎可搏非真虎，故爵禄可饵荣进之辈，必不可笼淡然无欲之人；鼎镬可及宠利之流，必不可加飘然远引之士。
　　○我不希荣，何忧乎利禄之香饵；我不竞进，何畏乎仕宦之危机。
　　○睛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飞蛾独投夜烛；清泉绿竹，何物不可饮啄，而鸱鸮偏嗜腐鼠。噫！世之不为飞蛾鸱鸮者，几何人哉?！】
　　  人，极易成为被欲望——财欲、爱欲、权势欲等所操纵的木偶傀儡，因此就不易自持，甚至毫无自主权可言。这种事例在历史上出现得太多，以至不可胜数，敏感的洪应明对此，当然不会不知不觉。
　　于是，他的人生观就有了一项“行止在我”的内容，说的是人应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让别人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要完全让别人评定你的价值，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负责自我的人生选择与言行。
　　通俗点说，可以借用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
　　缺此，一个人就不可能变得自信，就不可能做自己言行的主人，就不可能进入更高的境界，也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功。
　　要真正做到行止在我，卷舒自由，保持自主意识，就要有相应的意识作支持，如知缺与知足的意识。知缺的意识，来自于对天地自然与社会的观察与感悟，且看：天地大美尚无停息，日月经天也有盈亏，何况我们作为天地间的过客，区区人世，怎么可能事事圆满而时时暇逸呢？所以，有限的人生就应有相对的知足意识，忙里会偷闲，遇不完美处能知足，则操纵在我，该作则作，需息就息，人生自如。对此，即使是造化也不得就此论劳逸、较亏盈的！
　　而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千百年来，使得无数的文人才子竞相奔走于从政入仕的狭窄路途上。多少人为此而虚掷了青春年华，皓首穷经，也有人因白发中举，喜极而疯……
　　对此，洪应明却冷眼观之。因为他看到了许多人抵御不了利禄的诱huo，更看到了那些踏入仕途者因不慎而招致人生的危机与祸患。与此相反，他还看到了利禄香饵，并不能钩钓笼络那些淡泊明志、淡薄权势欲者，看到了鼎镬之类的酷刑（将活生生的人投入鼎镬中的滚汤，活活煮死），并不会施加到隐逸之士的身上。所以，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他，把这些人当初的仕途抉择，喻为飞蛾扑向火烛，自寻死路；喻为鸱鸮（类似猫头鹰的鸟）偏爱食腐烂的老鼠，自身不洁却洋洋自喜。
　　鸱鸮爱吃腐鼠之喻，源于《庄子?秋水篇》。提起它，还有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庄子的朋友惠施当了梁惠王的宰相，庄子要去探望他。有人就向惠施打小报告：“庄子此来，探望你只是幌子，其实是想来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施感到了恐慌，就派人在境内搜寻庄子，搜了三天三夜。
　　不料，庄子却直接找上门来了。他对惠施说：“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名叫鹓雏的鸟（属于凤凰一类的鸟）吗？它从南海飞往北海，飞行途中，不遇见梧桐树，它就不停歇休息；不寻到竹子的果实，它就不吃；不发现甜美的甘泉，它就不饮。有一只鸱鸮，找到了一只腐烂发臭的老鼠，鹓雏正好在头上飞过，鸱鸮惟恐鹓雏抢去了它爪下的腐鼠，便仰头大叫一声‘嚇’！现在，你也想用你统治的梁国，‘嚇’一声我吗？”
　　类似庄子、洪应明的这些言行，表明了以他们为代表的隐逸之士，之所以远离宫廷、不参于封建政事，目的不外是两点，一是洁身自好，力求使个人的品行不受封建政治大染缸的污染；二则是明哲保身，避开以“成者王败者寇”作为游戏规则的政坛角逐，以免成为认权不认人的封建政治屠刀下的无谓牺牲品。
　　这两点理由的存在，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宫廷政治中，包含着大量肮脏与黑暗的东西，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从政者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身为宫廷大臣者，时时处在伴君如伴虎的微妙地位上，个人的地位升降乃到生死，完全由其主人的喜怒亲疏所决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即使是贵为天子皇帝，也因未必能看清“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之理，因施暴政而引发了民众的揭竿而起，再加上权贵间的相互争权夺利、外族的入侵等因素，导致了封建朝代如走马灯般地更迭更换。于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有死于枭雄之手者（如子婴），有携后妃同跳井以求生存者（如陈后主），有客死异乡者（如宋徽宗与宋钦宗），也有上吊自杀者（如崇侦皇帝）……
　　所以，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宦海种种风波、仕途处处险恶的实况作具体载录的历史。
　　所以，相对而言，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中的那些明智而又富于远见者，十分注意约束自己的权力欲望，使自己远离宫廷政治的阴谋，从而也就不受其祸福的影响。
　　这，正是洪应明的“行止在我”说的主要内涵。
　　当然，“行止在我”还可以贯彻到每个人的人生及其方方面面中。
　　以艺术家的艺术追求为例，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都善于向活着与逝去的老师学习，汲取百家之长，又善于师法自然，汲吮天地间的灵气，同时又绝不放弃对自我艺术风格的追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按照齐石白的说法，就是成功走上“以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的道路，终在艺术史上形成独特的一家一流派。试看艺术天空中的那些灿烂的星座：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郑板桥、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及更多的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又有谁不是走上并成功地走完这一条路的呢？
　　再就数十年来流行的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来看，小说中的主人公，每每是一剑走天涯的侠客，是一些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式的角色，他们不受人世社会的种种束缚，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并珍惜自己的情感，不论是比剑论道、打抱不平，或是喜笑怒骂、指点江山，想哭就哭，欲笑就笑，进退自如，行止在我，毫不拖泥带水。这种书本上的理想人生，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能给读者带来性情上的一种虚幻的满足，从而也就使武侠小说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
　　回到现实中来，封建社会的黑暗时代已是翻过去的一页了。今天的中国政治正在步向健全民主法制的正确道路。即使如此，也不可能是人人都选择从政之道的，缘由很简单，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面而又宏伟的建设工程，需要三百六十行的社会分工，需要每个人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所以，人生之路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走得更好？这对于每个人尤其是初入社会者，都是一个问题。
　　一般说来，那些真正贯彻“行止在我”者——也就是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信心、有主见者，面对复杂的社会，他们有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态度，对于自己的人生抉择能负完全的责任，从而也就具有了取得成功的更多保障，因为“行止在我”，正是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的表现之一。
　　在今天讲“行止在我”，还应辩证地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不能不顾国情和社会的各种规范，过份地强调个人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为这会滑向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泥坑。所以，说行止在我，说自由，也有一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限度，还是马克思说得好：“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普天之下，无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无两条完全一致的人生之路。行止在我，我走我的路，千百人就会有千百条路……
　　人生的意义，也就在于每个人对适合自己的路，不断地探寻、发现和行进之中。




                                                         造化氤氲醉亦禅
　　
     【○樽垒边幕天席地，时时共造化氤氲，孰谓醉非禅？
　　○黄鸟情多，常向梦中呼醉客；白云意懒，偏来僻处媚幽人。
　　○兴来醉倒落花前，天地即为衾枕；机息坐忘盘石上，古今尽属蜉蝣。结合一些事例与认识来阐发以上语句，会逊了文采，乃至会有碍于对那些不可言传的境界的意会，但这种选择对于更好地认识并理解《菜根谭》所论及的醉中自有禅意的思想，还是会有所帮助的。】
　　 这三则关于醉中自有禅意的语句，在义理上，或可同样归结为三点：
　　首先，淋漓尽致的醉，能使醉者产生一种以天地为舞台的感觉；尽情尽性的醉，能使醉者在飘摇迷离的意识状态中，作优哉悠哉的宇宙逍遥游，可令其产生一种腾云驾雾式的迷幻感。所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在把握天地自然本性的方面，有谁能说，醉的境界不是禅的境界呢？
　　其次，酒作为促使人能陶醉于自然山水林野中的杯中物，使醉者移情于自然，不时感受到了多情的黄鸟、意懒的白云等等野趣，身心融入到了生机盎然的自然中，和谐得体，心旷神怡……此种状态，或就如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草木之间也。
　　再次，一个人如果能如《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史湘云那样，酣醉睡卧在落花上，天当被来地作枕，那该是多惬意的一刻！
　　人的性情可以因得意而尽醉，因尽醉而趋于完美，那怕是因尽醉而走向人生的终点站。
　　君不见，前，有魏晋时期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常乘一鹿车出游，必携酒一壶酣饮，出发前命仆人带锹跟随，吩咐他：“倘我醉死，你只要就地挖坑，然后将我掩埋。”后，有清朝才子之一的金圣叹，主张：“死及烂醉时，便是性。”
　　醉之彻底，醉之洒脱，由此可见一斑。
　　进一步看，要说明醉亦禅，即醉的境界也可以引申到禅的境界，就必须找到这两者的契合点。
　　醉，是酒的酩酊迷醉效力的具体实现。
　　醉，能使醉者摆脱与生俱来的忧患，解除与情并生的忧愁。
　　醉，能使醉者返朴归真，再入天真无虑的境地。
　　醉，并不全是一醉方休，还可能使醉者产生浪漫的神思，产生类似于李白般的“斗酒诗百篇”的奇迹。
　　同时，醉，还可以使醉者留清白的人品、一身的正气于人间，能使醉者维护自我的尊严，不事权贵，类似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确实，就刘伶、李白之类的酒中仙而言，酒，能成为个人获得人生自由的催化剂。醉，则能使他们摆脱功名富贵的许多诱huo与羁绊。这，也正是古代的饮者醉者的醉所留下的启示之一。
　　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达到醉的最高境界的醉者，是“酒仙”；而欧洲传统文化中管理酒与醉鬼的，是“酒神”。
　　“酒仙”与“酒神”两相比较，酒仙无疑要属逍遥派，神思更为飞扬，言行更洒脱自在；酒神则是现实派，是人间司酒官的神化形象，其职责包括用酒来给人们助兴、对付酗酒之类令人头疼的问题，等等。中国历史走到了今天，酗酒问题并没有如欧美俄那样，成为一个令千家万户担忧、令社会秩序维护者感到棘手的问题，也多少说明了国人对酒与醉的反应，不乏精神享受的方面，而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
　　接着，说说禅。
　　“禅是大海，是空气，是高山，是雷鸣与闪电。是春花，是夏日，是冬雪。不，它在这一切之上，它就是人。”
　　以上是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所说过的一段名言。
　　禅是触及生机盎然的自然本质的意识，禅是一种智慧的自觉，禅尤其推崇觉悟的人，充分意识到传统所言的“佛”，并不是神，不是被人顶礼膜拜的偶像，而是觉悟了的智慧者。任何人只要获得了精神意识上的大彻大悟，获得了瞬间即永恒的顿悟，佛在心头坐，那么，他就在包括自我修养在内的人生观上豁然贯通了，从而也就摆脱了人性人情的种种滞碍，成为了自由自在的人。
　　此时，人不需崇拜任何铜铸木雕的偶像，不需昏昏沉沉地背诵经文，因为较之这一切，人是最高的存在。
　　禅宗历史上，有这么一则著名功案：
　　一个寒冷的冬天，丹霞禅师游方到了洛阳慧林寺。天气大寒，丹霞就在殿上砍了一尊木佛来烤火。
　　寺院的院主见了，大发脾气：“你怎么能烧我们庙里的木雕佛像呢？”丹霞用拄杖在火灰里拨了拨，说：“我烧木佛，是为了取舍利子呀。”院主说：“你糊涂了吧，木头雕的佛像里怎么会有舍利子呢！”
　　丹霞说：“啊！既然没有，那我就再取两尊木佛来烧吧。”
　　表象地看，保持活人的体温，较之保存一座高高在上的木佛，要更重要。
　　更重要的，“泥佛不渡河，铁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泥佛、铁佛、木佛之类，是偶像，是心外的形式，而真正的佛，则在人心内中坐，觉悟自在自性中。
　　所以，醉与禅的契合点，就在于：醉如禅，能使人摆脱各种束缚，使人成为自由自在的人。
　　在传统文化的意识中，有既涉及醉又不离禅的更直接的例子，来说明这点吗？
　　有，一个比较贴切的例子，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的“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一故事。
　　话说鲁达一拳打死镇关西后，为逃避官府的追捕，经赵员外介绍，来到了五台山落发为僧，长老赐名“智深”作为法号。
　　鲁智深天性纯朴，性情豁达，遣性任情之时，必少不了酒肉。
　　他不习惯于僧众对偶像的崇拜，也无意参加引经据典的争论，青灯枯坐的寺院生活，对他是一种束缚。因此，当他喝到出家之后的第一次酒，并喝醉之后，就产生了“指定天宫，叫骂天蓬元帅；踏开地府，要拿催命判官”的无畏气概，具有了禅宗所推崇的那种“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一往无前的气势。
　　果不其然，当鲁智深再次酩酊大醉时，他一路上山，先是打塌了半山亭，后是**了左右分立在寺庙山门前的两尊金刚塑像，理由是他们分别威胁或嘲笑了他，最后又撞开了寺庙的大门，直打到了寺庙的殿堂上，后闻长老喝住，他才罢了手。
　　这一段，虽是小说家的文学故事，但鲁智深式的所作所为，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就是禅宗历史上出现与存在过的“狂禅”者及其所作所为。作为快活烈性汉，鲁智深的所作所为，既有宣泄体力与情感的方面，也有切合禅的智慧的方面，也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所指的“妙理悦禅心”的意味。
　　可见，醉，使鲁智深摆脱了佛门清规戒律的束缚，强化了他走入新天地的独立意识，因此，他经历了无数风波后，再入佛门，以圆寂告终，表明他进入了禅的高境界。
　　鲁智深的形象，也就具有了行似鲁莽而心具高深智慧的内涵。
　　与此类似的著名人物，还有济公。
　　所以，醉者自有其醉的情趣，醉者自有其醉的智慧。当醉的智慧与禅的智慧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时，醉的情趣不至于流俗，不至于轻佻，也避免了肤浅。
　　只是，现在重提类似丹霞烧佛、鲁智深醉打金刚之类的实例，是否太空玄、太理想，乃至可望而不可及呢？
　　却也未必。
　　日本一家公司的管理者，发现本公司的产品常常无故受损。他们虽对此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由于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情形并无大的改观。为此，公司的管理者大伤脑筋。
　　偶然，在一次休息聚餐时，公司的一位主要管理者在无意中听到了一些公司员工的谈话，才知道员工们对公司的那种“功由上往下记，过由下往上记”等等做法，普遍地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于是，一些员工就将怨气与不满情绪，直接发泄到产品上，直接造成了产品的损失。
　　知道了问题的症结，如何解决问题呢？
　　公司的管理层接受了心理学家的建议，在公司员工的休息室中，安放了公司老板的一个塑胶塑像，旁边放着一条棍，让对公司的措施及工作有不满情绪的任何员工，都可以关起门来，棍打老板的塑像，以发泄心头的不满，平复自己的情绪。
　　刚过三天，老板的塑像就被打得变了形，公司的管理层因此更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集思广益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广泛听取公司员工的意见，采纳他们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进行认真的整改，等等。
　　终于，员工们以往的过激情绪得到了渲泄，很快，公司的产品质量获得了改善，公司的生产效益得到了提高，就是老板的塑像，此后也甚少经受棍打之苦了。
　　举一反三地想想，这个例子，是否也有些类似于丹霞烧佛、鲁智深醉打金刚塑像之类的实质或影子呢？



                                                        琴棋诗书画养性灵
　　
     【○琴书诗画，达士以之养性灵，而庸夫徒赏其迹象；……可见事物无定品，随人识见以为高下。故读书穷理，要以识趣为先。
　　○漫履揪抨观局戏，手中悟生杀之机。】
　　 琴、棋、书、画——这中国古代的四大艺术，还有中国诗歌，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智慧在文化意识与艺术情趣之中，最瑰丽、最富于艺术情调的结晶物。
　　中国古琴所奏出的和美清雅的悠扬乐声，使人神思飞扬，神飘天外……作为一项有益的娱乐棋戏，中国围棋的智力搏弈，则可提高下棋者与观棋者的逻辑思维、推断与直觉判断力，令人感到奥妙无穷……
　　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中国古诗，通过记录诗人面对自我、社会、人生和自然的独特感受，表现了文化心灵之旅，极大地丰富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并成为了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瑰宝……
　　中国书法家笔下的书法，则以线的收放、象形字的结构、韵致的布局，通过单纯的墨色，铺陈在独特的宣纸中，表现出了一种含蓄、深邃而又抽象的艺术意境……
　　在或充实、或空灵的场景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令观者可以神游其间，心旷神怡，那则是中国画……
　　所以，琴、棋、诗、书、画，一直被传统文化当作开启人的灵性、陶冶人的性情、增添人生情趣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而这些过程与结果证明，如此作为，确实有助于个人心智的启蒙、完善以及视野的拓宽。
　　以中国围棋而言，关于围棋的起源，自古就存在着两种传说。
　　一种传说是，远古时代的尧帝因儿子丹朱的荒淫傲慢，所以，尧帝就创制了围棋，用来引导丹朱，并受到了丹朱的喜爱。另一种传说则是，舜帝因儿子商均的智力低下，所以就发明了围棋，用来启蒙和引导儿子。在这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中，已明确一致地肯定了围棋可移人性情，可当作开启智慧宝库的钥匙，可引导参与搏弈者的心智向和善的方向发展。
　　确实，围棋的黑白两色棋子，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意识。当这些黑白子被布落在纵横各十九路的棋盘上时，棋盘就能生出如不可尽数的天星般的丰富变化，所以，至今我们还有成语将“星罗”与“棋布”并称的。如此，围棋本身也就含藏着一种经天纬地的宇宙意识，这是其它棋戏所不可企及的。另外，围棋的弈理，也处处透露着兵法的玄机，这也就是洪应明所说的“漫履揪抨观局戏，手中悟生杀之机”。可见他能以小见大，从容地以弈喻兵。一方面，围棋的每一佳着，既意味着能最大限度地攻击对方，又能最严密无隙地卫护己方，弈理因此具有了兵法上的战略意识；另一方面，弈理所注重的布局、做活、搏杀、收官等等，又不乏兵法上的战术意识。当然，以上只是一种随意的联想，因为围棋只是机智而又游戏性地容纳了兵法，其成败也就不带有任何现实的伤害性，这，正如唐太宗的《五言咏棋》诗所写：“舍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
　　同样，中国的琴、书、诗、画，也各自具有独特而又丰富的蕴涵，它们同样追求含蓄、追求深远的意境，在有限的音乐、文字和画面之中，能使人体验到无穷的意绪与韵致。
　　中国的琴、棋、书、诗、画有规范，但规范并没有束缚后来人门者的创造力，后来的入门者，既要以自然造化为师，又要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从而推动了琴、棋、书、诗、画事业的不断发展。那些领悟并把握到了琴、棋、书、诗、画的真谛者，当他们沉缅于琴、棋、书、诗、画时，他们专心致志，如入禅定之境，精神上的痛苦与压力得以减轻和缓解，乃至趋于消失。此时，人艺合一，他们能专注地品味和享受到艺术的乐趣、人生的乐趣，心中充满着恰然自得之情。
　　琴、棋、书、诗、画，是清和的乐事雅趣。所以，据此而建立起的人际友谊关系，如棋友、琴友、画友、诗友、书友等，是人生的清友，彼此之间可以不计年龄、地位、财富的距离，而变成人生的知音。如在著名的“高山流水”的典故中，擅长于弹琴的伯牙和擅长于听琴的钟子期，就是一对千古知音，当伯牙将琴摔断在先逝的钟子期的墓前，发誓不再弹琴时，表露的正是他对知音故人的无限怀恋和对死神的蔑视。
　　从更高的层次看，人们还可以从琴、棋、诗、书、画中，体验到深刻的禅意样境。
　　那么，禅是什么呢？禅的心灵状态又是如何的呢？
　　宗白华先生回答得好：
　　——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
　　难怪，中国历史上的琴棋诗书画的大家，如王维、苏东坡、黄庭坚、严羽等，均深受禅的影响，他们的处世与作品，也都不乏禅机禅意。
　　再以围棋为例，在现代，诸如日本棋圣藤泽秀行等围棋界的前辈，还屡屡叮嘱中国的年青围棋国手要多学一些禅宗的历史，因为这会有助于心智、棋品和人品的升华提高。
　　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多地生活在都市化和机械化的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这种高速度、快节奏生活，使现代人更难摆脱身心上的更多困扰。
　　如果一个人仅对与自己有利害关系、属于自己职业范围之内的事才感兴趣，那么，他就会成为一部周而复始地运转的机器，会处在疲劳、神经紧张和忧郁的恶性循环中，体会不到人生的乐趣，反过来，还可能会危及生活与工作的正常进行。相反，另一个人能在工作之余，将部分时间花在琴棋诗书画的创作或欣赏上，不乏生活上的闲情逸致，那么，他的艺术素养将会得到提高，智慧也得以激发，还会获得身心上的一种松驰，得以保持身心的均衡协调，从而提高自己思维与行为反应的机敏性，更有利于工作的展开，人生因此而变得丰盛。
　　在这方面，正反例子都有。
　　如国外某航空公司的一架载客飞机坠毁在某海湾，造成了24名旅客的丧生。据调查，失事原因是驾驶员因高度紧张、操作失常而致。
　　从此，这家航空公司就想方设法，注意减轻在职职工的紧张与压力，为全体职工开设了美术、围棋、园艺、烹调这四门文化课程，目的是促进职工之间的人际交往，给他们提供自我娱乐的机会，增添他们生活的情趣，减轻日常工作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压力，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更灵活、更富于创造性，从而更出色地完成工作。
　　事实表明，这种做法是富有成效的，很值得更多的企业管理者借鉴。
　　当然，我们今天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琴棋诗书画的狭窄圈子了，我们面对着更多艺术种类，选择的余地更大。但没有改变的是，古人认为琴棋诗书画有助于陶冶人的性情，有益于启迪人的灵性，强调要注重它们的情趣意识等等，至今还是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与欣赏时所神往之处，是不易之论，时代变迁，江山代有才人出，但琴棋诗书画的魅力，并丝毫没有的降低，反而身价日涨，这已是不需再多作说明的了。




                                                    鸟语虫声传心诀   花英草色见道文
　　
     【○鸟语虫声，总是传心之诀；花英草色，无非见道之文。学者要天机清彻，胸次玲珑，触物皆有会心处。
　　○翠条傲严霜，节纵孤高，无伤冲雅；红蕖媚秋水，色虽艳丽，何损清修。
　　○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风，催归尘土；竹坚雅操，几朝霜、几朝雪，傲就琅玕。
　　○心与竹俱空，问是非何处着脚？貌偕松共瘦，知忧喜无由上眉。
　　○高车嫌地僻，不如鱼鸟解亲人；驷马喜门高，怎似莺花能避俗。
　　○花开花谢春不管，拂意事休对人言；水暖水寒鱼自知，会心处还期独赏。
　　○昂藏老鹤虽饥，饮啄犹闲，肯同鸡鹜之营营而竞食？偃蹇寒松纵老，丰标自在，岂似桃李之灼灼而争妍？
　　○鹤立鸡群，可谓超然无侣矣。然进而观于大海之鹏，则渺然自小；又进而求之九霄之凤，则巍乎莫及。所以，至人常若无若虚，而盛德多不矜不伐也。
　　○鹤唳雪月霜天，想见屈大夫醒时之激烈；鸥眠春风暖日，会知陶处士醉里之风流。】
　　 当笔者逐一地将《菜根谭》中论及鱼鸟花木的文字，综列在一起时，不由地惊叹到：洪应明有着很明显的诗人气质！
　　这主要表现在，他是想象丰富、洞察敏锐及表述卓越的一位学人。所以，他面对着日常平凡的鱼鸟花木，却有着丰富而又细腻的感受、深刻而又睿智的颖悟，他善于将鱼鸟花木作拟人化的联想思考，而且点点滴滴的思考，常若隐若现地与个人的立身处世联系起来。
　　于是，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不论是耳闻鸟语虫鸣，或是眼看花繁草色，他都能将自然的种种生机景象，看成是以心传心的秘诀，看成是参悟大道的无字文章……
　　这些，正表项了一个学者所宝贵的天机敏锐清彻、胸次圆融玲珑，触物皆有会心处。
　　说到“传心之诀”，有必要提到禅宗历史上“拈花微笑”的典故。
　　据禅宗公案记载，释迎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曾无言地手拈金色的菠萝花示众。当时在场拟聆听佛法的数百佛徒，因不解其意而毫无反应。
　　惟有释迎牟尼的大弟子迦叶，眼光对接之时，因“妙悟于心”而破颜微笑。
　　心有灵犀一点通，释迦牟尼眼见迦叶能够颖悟自己的意思，当即向众人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迎叶。”意思是已经通过了眼神的交流和拈花的动作，毋须文字言语的说解，已将正法托嘱给迦叶，以代代传承流布。
　　自此之后，禅宗的历史得以展开，“以心传心”之语，也就意喻着一方的心思，通过一定的表征传播而被另一方心领神会。
　　概念移植一下，洪应明强调的是学者们应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胸怀，触物有思，触物生情，时时处处于事于物，实有所感、实有所思并实有所得。
　　读者诸君不妨先按洪应明对于鱼鸟花木的颖悟思路，去感受一番。
　　竹：历来都被传统文人士大夫们，与松、梅一起并称为“岁寒三友”。白居易尝有诗称誉竹子：“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说的是郁郁葱葱的竹子，凌冬不凋，不畏霜雪，具有挺拔坚贞的君子之风。
　　另外，竹竿的竖直与空心，易使人联想到正直、谦虚等美德，难怪苏东坡要高吟“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同样是面对竹子，洪应明所想到的是：青绿的小竹（翠条）傲立在严霜，气节即使是孤僻高傲，也无损于它的冲虚淡雅；竹子以它的高雅节操，经历了数番霜雪的洗礼，骄傲地保持着美玉般的本色。
　　他还举一反三地联想到：人心倘能与竹心一样，保持着空虚的境态，那么，是非又能在何处存留？人也就不难超越繁琐无谓的是是非非了。
　　荷花：又称芙蕖、莲花。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在其名篇《爱莲说》中，将荷花称为“花之君子也”，原因在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从品格的方面，点明了荷花为什么一直深得人们的爱慕。
　　洪应明所见所思的则是：红荷（红蕖）妩媚地展现在秋水之中，颜色虽嫌鲜艳俏丽，却无损于它洁美的操行……给人以一种浓妆淡抹总相宜、不失本色的启示。
　　松：人的形貌与松树同瘦，人生的种种忧患与喜好，也就无由在他的眉宇间表现出来……这或许是洪应明对松树的一种自嘲与自慰的联想，投下了他自述的影子。
　　可以明确的是，在常人常以崇高、庄严、挺拔等等词汇来联想并推崇松树的品格之外，洪应明更推崇的是松树的那种不露声色地俯视众生的超然状态。所以，即使是那高耸在寒天的老松，也是丰姿风采落落自在，岂似桃花李花那样光采鲜明、争芳斗艳？
　　鹤与鸥：鹤为仙客，鸥为闲客，这是北宋文学家李昉对鹤与鸥的命名。由此不难看到，鹤是高洁之士的象征，鸥则是隐逸之士的象征。
　　所以，在雪飘霜飞之时，洪应明耳闻清唳高亢的鹤鸣，他想到的是屈原清醒时的激烈心志；在春风融融的暖日，眼见姿态闲逸的鸥眠，他想到的是陶潜醉酣的风流自足。
　　怀古之外，鹤的风姿也很值得推崇，且看，高峻雄昂的老鹤虽然饥渴了，依然还是从容悠闲地饮水啄食，哪肯同家鸡野鸡一样忙忙碌碌地争抢食物？再看，鹤立鸡群之时，鹤的突出状态可说是无可比拟的，但接着与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海之鹏相比，鹤也就显得渺小了，又进一步与生活在天的极高处（九霄）的凤凰相比，鹤就更难以企及凤凰的巍峨雄伟的体貌了。
　　显然，类似的比较，能使人产生一种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启示。于是，深悟人生与自然的真谛者，只是保持着虚静淡泊的心态；德高望重者待人接物时，则无骄横傲慢的表现。
　　鱼鸟莺花：鲜花开放在春天，历经风吹雨打，终复归于尘土，这种景象，有着不忘根基的归宿意味。鱼鸟莺花懂得亲近人，不长势利眼，无俗气，不像与乘坐驷马高车的权贵交往那样，每每受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种种因素影响，于是，能可人慰人的鱼鸟莺花，也就成为了人的真正朋友。
　　另外，在洪应明看来，春天并不管花开花落，各种鱼对于水的暖寒，也各有各的标准。
　　这给人们的处世留下了两点启示：
　　平常自己遇到了不如意的事，不要对别人倾诉，以免打扰别人的宁静，以免令人生厌，以免令己尴尬。
　　日常处世时，自己每有心领神会之处，也有独自品味玩赏的必要，因为默静的心境似海，切毋让那好为人师的说教窒息了这深沉的静默……
　　不用说，洪应明对于竹鹤鸥及鱼鸟莺花的感悟与理解，只是千万感悟中的一种，只是万千理解中的一种。而当笔者试图解读它们时，多少也把自己的意念接续了，从而得以再次领受诸如竹松的品格力量，得以回味诸如鹤鸥的处世启示……
　　面对自然，自然会时时拨动每一颗敏感心灵的心弦。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吾人适志于花柳烂漫之时，得趣于笙歌腾沸之处，乃是造化之幻境，人心之荡念也。须从木落草枯之后，向声希味淡之中，觅得一些消息，才是乾坤的橐籥，人物的根宗。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地宽天高，尚觉鹏程之窄小；云深松老，方知鹤梦之悠闲。
　　○忽睹天际彩云，常疑好事皆虚事；再观山中闲木，方信闲人是福人。
　　○鹬蚌相持，兔犬共毙，冷觑来，令人猛气全消；鸥凫共浴，鹿豕同眠，闲观去，使我机心顿息。
　　○闲观扑纸蝇，笑痴人自生障碍；静睹竞巢鹊，叹杰士空遥英雄。
　　○鸟惊心，花溅泪，怀此热肝肠，如何领取得冷风月？山写照，水传神，识吾真面目，方可摆脱得幻乾坤。
　　○芳菲园圃看蜂忙，觑破几般尘情世态；寂寞衡茅观燕寝，引起一种冷趣幽思。
　　○芦花被下，卧雪眠云，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
　　○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
　　○古人闲适处，今人却忙过了一生；古人实受处，今人又虚度了一世。总是耽空逐妄，看个色身不破、认个法身不真矣。
　　○闲中不放过，忙中有受用；静中不落空，动中有受用；暗中不欺隐，明中有受用。】
　　  自然界并没有永恒的春天。于是，常人也就有了恨好花不常开的遗憾，有了怨美景不再来的叹喟……遗憾、叹喟，复遗憾、复叹喟，无穷尽。
　　洪应明则想到了另一方面。因为他看到了花卉柳木的艳丽、笙乐歌舞的喧闹，都是脆弱而又短暂的。倘若人们得意忘形地沉缅于其中，就会陷入自然的虑幻境象中，就会被放纵的念头所缠扰。
　　因此，他主张人应学会摆脱诱huo，学会在树木败落、花草凋零之后，在宁静的环境中，从清淡的食物里，寻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以领悟宇宙发展的依据和做人的根本。
　　于是，在本文开始所综列的一系列冷艳的对句中，人们得以领略了洪应明在自然之中的冷眼观察、冷静思索和悠闲的身心佳境：
　　不再因受宠而惊喜，不再因受辱而惊惧，眼睛，只是看着庭院四时的花开花落，悠闲；不再因升迁而得意，不再因贬谪而失落，思绪，恰似天边那些卷舒聚散随缘的云朵一样，自在。
　　相比大地的宽广、云天的高远，方悟大鹏的行程尚属窄小；看看云的幽深、松的苍老，才知仙鹤之梦确实悠闲。
　　忽然看到天边彩云的散匿，就怀疑人间所谓的好事福音，尽属虚幻；再去观看山中被人遗忘的闲木，才信人间的悠闲者，确是有福之人……
　　为什么看到山中的闲木，就会想到人间的悠闲者确是有福之人呢？
　　老庄的思想意识在其中起了大作用。
　　如庄子就曾面对过惠施所提到的一个问题：我有一棵大樗树，它的树干木瘤盘结、小枝折扭弯曲，根本不可能被木匠们锯裁规矩，所以它就成为了闲置路边的无用闲木……
　　庄子的回答是：你愁这棵大樗树无用，你为何不将它种在广阔的旷野？这样，人就可以随意地漫步在树旁，逍遥自在地躺在树下。想想，樗树正因无所可用，才不致于受到刀斧的砍伐侵害啊！
　　庄子就这样通过无用的闲树能长成参天大树，而有用的树则必遭砍伐的现象，多次说明了常识认为恶无用之材，实质所具有的大用处。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洪应明之所以欣赏鹤梦的悠闲，推崇悠闲的人生，全是因闲木、闲鹤、闲人能全其天真，能远避祸害，从而也就得以尽享天年——所谓“死于安乐”之故。
　　因此，他就轻落自然中的那种种毁身害命的争斗、损性失趣的忙碌：
　　鹬啄蚌肉，蚌则合闭其壳，以钳鹬嘴，两者相争相持不下，终都被渔翁擒得。因兔被猎尽，再无用武之地的猎狗，就被猎人烹而食之。再闲看那因趋光而猛扑窗户纸的苍蝇，忙忙碌碌，却出不得窗外；静观那争逐巢窝的鸟鹊，彼此争强好胜，也只是徒费气力而已……
　　于是，反观自身，个人心中的那种种急功近利的勇猛气概，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种种机巧的心计，也就猛然地平息了。回眸人间，可笑那些无知人，往往自己堵塞自己的思路，自寻烦恼；可叹那些杰出者，往往逞强好胜，终归也是南柯一梦归于空。
　　褒扬闲与和，贬弃忙与争，突出地表明了洪应明的那种隐士的心态。
　　从此出发，他对杜甫的那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激烈情怀，也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情怀会妨碍人们领略那冷俏的清风明月的意趣。
　　因此，他只愿悠闲地看着鸥与凫（野鸭）相安无事，共同沐浴在碧水清波中，看着鹿与豕（猪）相睦无争，共同栖息在一个地方。他只愿在山水中流连，了悟人生的真相，不受虚幻假象的蒙蔽。他只愿在种植了芬芳花草的园圃，闲看蜜蜂的忙碌；在清静的茅屋，观看燕子的安卧，从而得以看破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得以产生缕缕丝丝的冷趣幽思……
　　他也就赢得了身心的闲适自在，即使是盖着填充着芦苇花絮的芦花被（为粗陋卧具），纯净的雪云依然在梦乡飘过，清明纯净的心境（夜气）在被窝中得以保存；拿着盛有竹叶青（酒名）的酒杯，以清风明月为题吟诗，悠闲自在地脱离了繁杂喧嚣的俗世凡尘。
　　自然中的鱼鸟花木，带给人的感受太多也太深了。所以，洪应明的这种认识或可视为归结——即使成为了坐轩车、穿冕服的士卿大夫，也不可抛弃与忘怀了山野林间的意趣意味。
　　人活世上，闲适与忙碌是其中的两极。在这方面，古人得益于闲适，从而在精神世界上有实在的领受——读读《老子》、《论语》、《庄子》和各种佛经……百十代过去了，我们还能领受着其中智慧清风的荫凉。而洪应明时代的“今人”，与我们不少的现代人，境遇却还是一样的，忙忙碌碌地过了一生，总是耽空逐妄，既对种种时过境迁的现象看不破，也在终极精神的追求上留下了空白，多少也就虚度了一世。
　　所以，在人生闲与忙、静与动、暗与明的两极中，洪应明提出的理想态是：在闲适中能不放纵，在忙碌中有受用；在宁静中心不落空，在运动中有受用；在暗室中不欺隐自我，在明堂大众中有受用。
　　面对木落草枯、花开花落、鹤梦悠闲……油然而生的是一种秋的思绪；人生的闲适、逍遥、豁达、超脱……则是一种秋的智慧。
　　这种思绪，这种智慧，具有浓厚的出世意识，偏于消极，此乃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启迪也是存在的，那就是说逍遥闲适，也是对人生的一种珍惜与肯定，它能使人更投入自然，所谓“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东坡语），能使人以自我之心去体悟自然，能使人在鱼跃鸟飞、花繁木盛中寻到自然的启示，从而得以超然物外，得以静观世界，进而参悟人生、逸远淡泊、悠然忘我……
　　挚爱自然美的法国雕塑家罗丹，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大自然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乏能发现美的眼睛。依据此语的模式，再重温洪应明在鱼鸟花木前的颖悟认识，笔者想说：大自然中并不缺哲理，而是缺乏能发掘并颖悟大自然的哲理的心灵。
　　在结合我们的时代来论，有统计数据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或人均年纯收入达到500至800美元时，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休闲消费的急剧扩张期，人们将拥有相当的消费欲望、消费能力和闲暇时间来从事休闲消费。
　　截至2001年，国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已在800美元之上，而东部沿海地区4亿人口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显然，就相应的指标来论，国内城市已进入了休闲消费的急速扩张期。更有专家预测，在未来15年内，发达国家将相继进入休闲时代———以美国为例，其国民的1／3时间和2／3的收入是用在休闲娱乐上的，而发展中国家也将紧随其后。与此相应的景象，就是我们看到了黄金旅游周、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等的火爆，领受到了诸多第三产业的方兴未艾。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却也是不易达成平衡的。
　　在农业社会乃至工业化的时代，汗滴禾下土，唧唧复唧唧，身体的劳作与劳累是生存的题中要义。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多是许多人可望不可及的闲情逸致，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叹却可以引发诸多的共鸣。只有随着劳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今天的我们才能受惠于5天工作制，受惠于一年一百多天的法定节假日，休闲也才能成为劳动者工作的目的之一，才能成为引发人们更多精神需求、陶冶情趣、强身健体及开拓视野的契机，从而为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显然，只有消解休闲与工作之间所存在的紧张，作为个体的我们才可以追求与获得接近全面与和谐的发展。
　　正因为休闲成为了工作的目的之一，时间的全义也就不仅仅是金钱，休闲消费也就不仅意味着具体物质的消费，也意味着时间消费。因此，我们对赚钱的观念也正发生着变化，不是只会拼命地工作，不是一味追求赚钱，而是更多地注重休闲，或休息以调整身心，或行旅四方以开拓视野，或回归家庭共营温情，或读书就学以继续“充电”……失去了眼前的部分利益，换来的却是人生的丰盛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可见，休闲是人们的一种共同追求，而具体的休闲则包含着诸多个性化的选择。人们在工作日中忙忙碌碌，却不再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而是在休闲中告别了疲惫、短视与浮躁。这，正是我们的社会走向健全的前提，是我们的身心得以步向和谐的标志。
　　走入自然，拍拍脑袋，我们是否也能在自然界的鱼鸟花木前，不时灵机一动，进而有所颖悟呢？




                                                 浮青映白悟禅机   山川云物助学识
　　
     【○“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此是无彼无此得真机；“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常与水相连”，此是彻上彻下的真境。吾人时时以此景象注之心目，何患心思不活泼、气象不宽平？
　　○阶下几点飞翠落红，收拾来无非诗料；窗前一片浮青映白，悟入处尽是禅机。
　　○听静夜之神色，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
　　○天地景物，如山间之空翠，水上之涟漪，潭中之云影，草际之烟光，月下之花容，风中之柳态，若有若无，半真半幻，最足以悦人心目而豁人性灵，真天地间一妙境也！
　　○山川云物，高人以之助学识，而俗子徒玩其光华；可见事物无定品，随人识见以为高下。
　　○东海水曾闻无定波，世事何须扼腕？北邙山未省留闲地，人生且自舒眉。
　　○生老清溪碧嶂，俗流之胸次亦闲。
　　○会心不在远，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便居然有万里山川之势，……才是高士的眼界，达人的胸襟。
　　○满室清风满几月，坐中物物见天心；一溪流水一山云，行处时时观妙道。】
　　“霜天闯鹤唳，雪夜听鸡鸣。”
　　“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常与水相连。”
　　……
　　以上数则语句，是既记录了平凡景象，又意趣盎然、意境悠远，同时还反映了物我合一思绪的联语，在数百年前，曾令洪应明浮想联翩。
　　他或因此而感受到了自然的清爽纯洁之气，或感悟到了宇宙活泼变动的奥妙，或因此而把握到了物我合一的真谛（“无彼无此得真机”），或神会了天地万物亲密无间的交融（“彻上彻下的真境”）……
　　类似的景象，能时时进入我们的目，滋润我们的心，何愁我们的心思不敏感活泼？做人的气象不宽怀平实？
　　明朝是一个盛行对联的时代。所以，在对联方面，洪应明有着很强的欣赏力与联想力，乃至他在写作《菜根谭》时，也多采取了对联的对偶形式，就并非奇怪之事了。
　　读描述自然生机的对联，已是灵犀一点通。当真正地返观自然时，不论是对于种种平凡的景象或音响，或是对于处处俱见的山川与云物，洪应明也就能常怀体察共鸣之心，以铸就人生的高见识。
　　于是，庭院的台阶下，数点被翡翠鸟啄掉摇落的红花，就能在诗人的心中引发出鲜活的诗意；窗口前的水塘中，青青的荷叶映衬着白莲，则能促人参悟禅的机缘与意趣。
　　在万籁俱寂的静夜，听闻寺院传来的缕缕钟声，人生的种种幻境臆想也就惊醒；在月朗星稀的静夜，看着倒映在碧潭中的月影，精神上也就初步把握到了生命的本体……
　　总而言之，在洪应明看来，天地景物中的种种奇观妙境，不论是烟弥空朦的翠色山岚，或是水面上荡漾的弥散涟漪；不论是碧潭中倒映的云影，或是草地上变幻的烟雾光色；不论是月光下袅娜的花色叶容，或是随风而舞的柳姿叶态……种种似有似无、真幻兼杂的景象，最能使人获得赏心悦目而又拓宽心胸的效果。此其一。
　　对于自然的大好山河、风光云物，如果仅是观赏其表面的艳丽光采，还只是停留在俗人的一般见识上。见识高者，则善于以那种种山川云物，来作为助学长识的依据。面对的是同样的景物，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见识有高下之分。
　　正因为有这种自觉，所以，洪应明对山川云物的认识，总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总能与人生的哲理联系起来。
　　例如，曾听说东海水是无风也起三尺浪（“无定波”），他就想到：面对纷坛动荡的人生世事，我们又何须常常扼腕激动？
　　再如，知道埋葬公侯贵族们的北邙山（在河南洛阳市东北，古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谚），未曾节省留出一块闲地，他就想到：何人能长生不老？我们还是宽心地舒展眉宇吧！
　　在这方面，他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只要久坐静观那清爽的溪水、碧绿的山峦，种种庸俗委琐的胸怀，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处处的流水山云，时时能使人体悟到自然之道。此其二。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众多的自然景点，有远近之别和繁简之分。有些时候，千里迢迢地去观看那些遥远的自然景观，却未必会有学识上的收获与意趣上的满足，因为“会心不在远，得趣不在多”。
　　所以，在洪应明看来，对于一个具有高远眼界、通达胸襟的人言，即使是眼看仅有小小池石的盆景，也可以感受到万里山河的气势；坐在家中，沐浴在满屋的清风中，看着月光洒在桌几上，也可窥见任何物件都透露出的自然意趣。此其三。
　　从以上三项意译归纳来看，它们闪烁着活跃的性灵之光，蕴含着自悟自得、自得其乐的禅意禅趣，因为禅十分推崇人在大自然中的陶醉与感悟。如此，禅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并体悟自然的本来面目。
　　下面这两人的一问一答，就表明了此点。
　　有一次，唐朝大哲学家李翱曾向药山惟俨禅师请教：“什么才算是道呢？”（“道”即真理、道理）
　　药山禅师回答：“云在清天，水在瓶。”
　　意思是，道就是事物如云在清天、水在瓶般的各得其所，道就存在于天地间的一切景物中。
　　如此道来，天地间的一切景物，都能给我们带来感悟与启迪。
　　假如我们现在正在旅游，却不巧碰上了绵绵阴雨天，怎么办？呆在旅舍的床头玩扑克、发牢骚？或是去观赏另一种具有空朦飘渺色彩的自然景象？
　　依据禅识，再参照洪应明对种种真幻兼杂的景象的描述，在安全的前提下，应取后者。
　　这不仅是因争取时间，使旅游日程不至于因阴雨天而受到影响，更是因为雾中看花、雨中观景，也会有另一种景致与情趣，能令人产生另一种神思。
　　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言，雨帘雾笼再加云绕的山山水水，不再一览无遗，却显得更妩媚、更奇美、更幽远、更深邃也更神秘……
　　所以，旅游时，我们也应“莫为轻阴便拟归”（唐朝张旭句）。否则，就会留下遗憾，或许还是不可弥补的。
　　再说说听静夜的钟声、观碧潭的月影。
　　对于许多现代人言，月影常见，却已熟视无睹；至于聆听暮鼓晨钟，那多是只能由字面诗句所引发的贫乏想象了。而对于古人言，那月影、那钟声，与其说是一种感官的刺激，不如说是对生命之弦的一次弹拨。
　　不是吗？多少代人，对于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都不陌生——“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寥寥二十八个字，平铺直叙、笔墨稀疏而又用字平淡，几乎不需再作解释，却使寒山寺的钟声缕缕不绝地响彻千年，成为一种穿越了千年时光隧道的文化经典。
　　时至今天，“听寒山寺夜半钟声旅游”，更使寒山寺成为了一个旅游热点，每年的除夕之夜，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还专程赴苏州聆听寒山寺的钟声，他们认为那声声悠远、深远、古雅、庄严而从容不迫的钟声，能使人的神思与冥冥切合，有淡淡的禅味……
　　夜是寂静的，无形而又袅袅不绝的钟声，打破了这种寂静，使人神飘天外；碧潭的水是清澈的，月亮的投影则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大自然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和谐的图画……难怪，诗人张继能有那样的神思神笔，难怪洪应明能有那些独特的感悟，难怪中外游客能被寒山寺的钟声所迷住。
　　事实上，我们也能的——只要我们还有足够敏锐的感觉与足够聪慧的心智，就象现代作家徐志摩所言；“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因为类似寒山寺的钟声，蕴含着人文的、宗教习俗的信仰义，既充斥于天地间，也共鸣于不同的心灵内，自然不同于机械的自鸣钟，后者只有计时的功能，其鸣响也就仅具有单纯提醒的功用。
　　进而再说说面对同样的山川云物，低识不高者，往往只能一般化地观赏它们的艳丽外表，甚至连这也做不到。一些青年人在旅游时，到了目的地后，行李一放，马上就或沉缅到麻将的四方城中，或挥拍打羽毛球，更甚者，如笔者在漓江游船上所见：游客中，有一个背着小孩的农村少妇，只是津津有味地看小人书，许久也没有抬眼观看逐渐后退而消隐了的清山秀水，类似的例子并非少见。
　　于是，见识不高，也就难寻野趣之乐，难赏奇景之美。而见识高者则能因观赏山川云物，增长自己的学识与智慧。
　　关于这点，仅以现代著名画家刘海粟为例，他由一个学画青年到一个艺术大师的成功路程，是由他一次又一次、一步又一步地十上黄山所踏出来的，其中的关键转折，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黄山的泉石松壑、晴岚烟雨开阔了他的艺术视界，这种视界又造就了他的作品中的那些源于黄山又高于黄山的高远艺术境界。
　　比较易得结论。可见人的情趣、见识乃至是追求的高低，能极大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对自然景物的观赏，谁不想仅是泛泛地看景看物，就必须建树高识见，因为这是古今的文化大家们在观赏山川云物时，能意定如石、心清如水、身闲如云、情淡如烟、心阔如天的前提基础。
　　提到刘海粟大师，此处还想插提一句或许不是题外话的话。他自小就十分喜欢《菜根谭》中的这样一句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本书收人“对鱼鸟花木的颖悟之二：闲适与超然物外”则，请参看）老年时还曾屡屡抄录赠人，一些报刊刊登的文章，还以为此乃海粟大师所作。其实，这是不熟详《菜根谭》而闹的笑话，直至以讹传讹。此处提及，既作一辟正，也想说明《菜根谭》的文字，曾在诸如刘海粟等现代文化大家心中产生过的共鸣，因为精神交流的因缘是可以超越时代的。
　　关于自然景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又岂是这短短的篇幅所能道完讲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种种自然的真境、幻境，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观赏，更长的观赏，毕竟，先悦目才能赏心，道听途说则不足取。
　　所以，关于观赏自然景物，我们还不妨记住黄山中的一副联对：
　　“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好绝！到后方知。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8 10:46     标题: 续 7






                                        隐逸林中无荣辱   进步处便思退步


　　
     【○仕途虽赫奕，常思林下的风味，则权势之念自轻；世途虽纷华，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
　　○鸿未至先援弓，兔已亡再呼矢，总非当机作用；风息起休起浪，岸到处便离船，才是了手工夫。
　　○彩云易散琉璃脆，达人当早回头。
　　○鸽恶铃而高飞，不知敛翼而铃自息；人恶影而疾走，不知处阴而影自灭。故愚夫徒疾走高飞，而平地反为苦海；达士知处阴敛翼，而巉岩亦是坦途。
　　○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头。
　　○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
　　○隐逸林中无荣辱，道义路上泯炎凉。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着手时先图放手，才脱骑虎之危。
　　○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得意时便生失意之悲。
　　○羡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
　　○谢事当谢于正盛之时，居身宜居于独后之地。】
　　 以上把《菜根谭》论及引退隐逸的语句，综列在一起。
　　在它们之中，穿插运用了多项典故，这里先欲就较难理解的两则典故，作一简明的阐述：
　　“人恶影而疾走，不知处阴而影自灭。”——典出自《庄子?杂篇》的“渔父”篇，所讲的是曾有一个十分讨厌影子的人，他走得快之时，发现影子依然没有离开他自身，他就自以为是地认为这全是因为自己走得还太慢的缘故，所以就快跑不停，最后弄得气竭力尽而死。这就是发生在一个不知走到阴暗处，自己的影子就会消失的人身上的故事。
　　“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典出自《周易?大壮》，讲的是一头公羊看见了一道由竹林编成的篱笆，就自恃自己犄角的坚硬，向篱笆撞去，结果是篱笆纹丝未动，它的犄角却因此而被撞伤。但它却不知停步，依然去撞篱笆，结果是它的犄角被篱笆夹住，进也不得，退也不是，只能留在那里，徒唤奈何地“咩咩”叫唤。
　　洪应明正是欲通过包括这两则寓言在内的寓言，以说明引退隐逸的道理。
　　引退隐逸，即退出官场与寻求田园山林、躬耕自种之乐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化意识中，在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中，一直与走入官场仕途、谋求迁升构成了一对矛盾，也就是进退仕隐的矛盾。关于引退隐逸，现在多被视为人生的消极之举。然而，依据具体人物的具体情况深究下去，则未必尽是如此。
　　却说汉高祖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在一次宴会上，向大臣们这样总结道：“能在军营内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是比不上张良；能安抚百姓，给在前方作战的军队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饷，我是比不上萧何；至于能带领百万大军，作战必胜，攻城必克，我是比不上韩信。这三人都是人杰，我能信任他们，任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缘故。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任用，所以，他终于被我打败了。”
　　刘邦这段话，高度地褒赞了“汉初三杰”——张良、萧何和韩信。这三个人在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分别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个人的终局亦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人生在不同的方面都具有典型的意义，本书对他们将陆续有所论及。这里论及的是张良。
　　张良年青时，为报家国之仇，在博浪沙曾演出一场一锤掷秦皇的英雄壮举。事不成功，他因此而逃亡。
　　不久，他在下邳接受了黄石老人传授的《太公兵法》。此后，他经过不断的学习揣摩，熟悉兵法，终以谋略见长。此后，作为刘邦的主要谋士，他每每在关键时刻，经深谋远虑之后，高瞻远瞩地提出应对的策略，这些成功的策略包括设计攻占了秦都咸阳，设计让刘邦摆脱鸿门宴上即将加身的杀头之祸，设计火烧栈道。同样是张良，阻止了刘邦欲分封六国后代的打算。在楚汉议和后，他力主猛追穷寇，彻底消灭项羽。得到天下后，经权衡利弊，他力主汉朝建都长安，并帮助了刘邦镇抚了心有不满的众将领，等等。
　　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可算是盖世功劳，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件，刘邦能否建立汉朝，汉朝是否能延数百年的命脉，就只能是一件十分不明朗之事。难怪宋朝的王安石，对于张良，有如此的赞誉：“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留侯”就是张良在刘邦分封功臣时自请的封号，此前，他已拒绝了势力范围更大的三万户封地。
　　张良十分熟悉并理解黄老之术的神髓，他也身体力行老子所讲的“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思想。所以，在汉朝的根基变得稳固之后，他就闭门不出，不食谷物（辟谷），学黄老仙道之术，用引退隐逸来实践了他功成不居、激流勇退的人生哲学。
　　即使如此，晚年的张良也不是完全不理会朝中的大事，只不过是以一种更超然的方式来参与其中而已。最典型的事例是，为了保住太子刘盈不致于被刘邦废弃，他为吕后出策，请出了当时著名的四个隐者——“商山四皓”，说服了刘邦，保住了太子的地位，使立国不久的汉朝避免了一场宫廷内部的争斗，从而也助于社会的稳定。
　　引退隐逸作为个人的人生选择之一，本该是无可厚非的，而当这也受到厚非之时，如把引退隐逸视为逃避人生的认识等，其中有些原因就值得思考了。
　　此处只简单地论及数点。
　　其一，视隐逸即逃避的论者，往往只是把从政入仕作为人生的唯一事业，因此，谁从政坛上自我引退，谁就是人生的逃避者，这种认识，跟强调“学而优则仕”，强调向上爬的传统官本位意识是十分吻合的。
　　其二，有关的论者没有看到某些隐逸者之所以选择引退隐逸的道路，选择的本身就是与黑暗时代的一种抗争，是个人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一种前提，以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为例，他之所以退出官场，就是不愿为五斗米而向势利权贵者折腰，就是要摆脱官场上的那些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所带来的心理重负，就是要避开官场上的险恶人情，所以，卸去官职，使他就如出笼之乌一样，顿感轻松顺畅、自由自在，也就是他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其三，有关的论者往往认为隐逸者的生活，就是终日饱食而无所事事，事实却不然。以陶渊明为例，辞官断了他生活中的一条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他晚年的生活也不时陷入贫苦困顿中，断粮断酒（他嗜酒如命）都是常有的事。即使如此，“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语），依然关心天下事，更以他的笔，写出了一批文风清新、意境悠远而又具有丰富哲理的诗文。他被后世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在文学史上占有别人所难以取代的一页……再以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为例，在他知府任满，年已五十三岁之时，就辞官归隐，他说其中的原因，就是想从那种“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的无聊的官场应酬生活中脱身出来，以此还自己一个自由身，走遍天涯海角来寻求知己，著书立说，完成并完善自己的一家之言，最终，他是完成了自己的这项人生目标。
　　本质上论，隐逸者更重的是心境，是宁静而又充裕的精神生活，外在的环境倒成为了其次。所以，随着生活环境由乡村向都市的变迁，才产生了“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之类的说法，“大隐”者，应胸怀韬略，有经天纬地之才，能宁静淡泊，闹中取静，真心即道场，无争长竞短之欲，谦虚澄明，深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即使不是身处山林之野，而是遁迹于市井之中，也正应了“民间处处有高人”之语。
　　如此看来，引退隐逸未必就是逃避，却可以是个人参予历史进程的另一种方式，是对人类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所作的又一次新的奉献。从这种角度来看，隐逸，并不意味着隐逸者就停留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怕孤独中。对于隐逸者言，他们往往都有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隐，对于他们言，仅是一种处世的方式；逸，则表明了他们悠然自得的处世以及他们所有的宁静心境，再加上有充裕的时间保证，他们内心所有的喜悦，精神情感上的收获乃至是文字著述上的丰收，都是难以言表，自不待言的，这也就是北宋思想家程领所说的：“睡觉东窗日已红”，更是他所说的，“万物静观皆自得。”
　　今天再谈引退、论隐逸，自然是应取其意而不必拘泥其形迹的，因为时代不同了，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所以，取其意，就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上士大夫们的引退隐逸所包含的积极意义。
　　如在职业的选择上，不要认为世间唯有从政人仕一条路，而要看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广阔前景，把握好自己，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又如，要看到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永远在起作用，个人在年老之时能自觉地从岗位退下来，从而既有利个人的颐养天年，也是对自然规律（老子所讲的“天之道”）的尊重，从推进事业发展的长远眼光来看，这也有利于新旧交替的完成和事业的传承。再如，隐逸者晚年对养生之道的探索实践，他们所具有的精神世界，他们为有益于后来者而著书立说的行为，等等，都很有值得今天的老年人借鉴之处。
　　同样，取其意，也包含有摒弃传统的引退隐逸说所具有的消极成份的意味。至于像《菜根谭》所论及的那种“未得山林之趣”的假清高、假隐逸者，只不过是借隐逸来标榜自己，以谋求更高职位，以待价而沽，讨价还价，这在今天，同样是不足取的。




                                                  为人处世篇------行云流水处世事
　　
     【○彩笔描空，笔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染；利刀割水，刀不损锷，而水亦不留痕。得此意以持身涉世，感与应俱适，心与境两忘矣。
　　○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霁日青天，倏变为迅雷震电；疾风怒雨，倏转为朗月晴空，气机何尝一毫凝滞？太虚何尝一毫障蔽？人之心体亦当如是。
　　○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系。
　　○应事若流水落花，悠然而逝，则趣味常多。
　　○济世经邦，要段云水的趣味，若一有贪著，便坠危机。
　　○扫地白云来，才着工夫便起障；凿池明月入，能空境界自生明。
　　○喜寂厌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静。不知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着于静，便是动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
　　〇万境一辙，原无地著个穷通；万物一体，原无处分个彼我。世人迷真逐妄，乃向坦途上自设一坷坎，从空洞中自筑一藩篱，良足慨哉！】
　　  某天，天下着雨，坦山和另一个和尚因事外出。途中，见到一位漂亮的姑娘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段泥泞路前发呆。原来，她因怕弄脏身穿的丽服，故无法跨过这段泥泞路。
　　坦山见状，征得了她的同意，就将她抱过了那段泥泞路。然后，再继续上路。
　　一路上，与坦山同行的和尚半天都不说话，脸上却总挂着困惑不解的神情。到夜晚投宿时，他终于按捺不住地问坦山：“依照戒律，我们出家人不能近女色，否则，将会危及我们的修行。我不明白，你白天为什么要那样做？”
　　坦山答道：“哦，那个女子吗？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还抱着吗？”由这简单的故事与简单的对答，可见坦山对于助人济人的事情，采取了一种十分随缘自然的应对策略，他甚至不因成文的戒律而抱避嫌、旁而远之的态度。事过境迁之后，他既没有因自己的济人助人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想到什么戒律而心颤心悸，他依然是一个没有心理负担、磊磊落落的自由自在人。
　　因为，他是以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意念来持身涉世的。
　　在《菜根谭》中，洪应明对于持身涉世的这种行云流水般的意念，有一些绝妙因而也很著名的形容。
　　他认为如行云流水般地涉世，就如用彩笔在虚空中描画，笔有色，而虚空却不受笔染；如用利刃切割水，刀刃不受损，水也不留有什么痕迹；如疾风吹过了稀疏的竹林，风过后，不曾在竹林里留下一丝声息；如飞雁飞跃寒潭，飞过后，潭水中也就不再留有雁影；如一片孤云飘出山岩，自然而然，不被或去或留的犹豫所束缚……
　　人的心体如宇宙。太空万里，时而丽日青天，时而又可以迅变为雷鸣电闪；时而疾风怒雨，时而又可以迅变为朗月晴空，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凝滞？何尝有一丝一毫的障蔽？健全的心体，也当如是。
　　有如此心体，有如此行云流水般的意念，人就能保持着一种空灵的心境，不为不可弥补的过去而懊丧，也不为不可捉摸的未来而忧虑，避免了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也避免了心智上的浪费。如此，遇事也就易于作出正确的应对。事毕，人的心境又回复到了空灵的状态，即所谓“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如此，待人处事就能像落花随流水般地飘然悠然而去，禅趣禅味也就在其中了。
　　欲对社会多作些贡献者，治国的管理者，有了类似的云水趣味，就会自得其乐，不会因个人的得失荣辱而耿耿于怀。反之，就难以体验到工作与人生的乐趣，更严重者，则会执着于贪念，使人生面临着危机。
　　可见，这种空灵的心境，是一种开放、平稳和成熟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令人有足够敏锐与恰当的应变应对能力来接人待物和处世行事。在洪应明看来，空灵的心境对外物外境有足够敏锐与明快的反应，就像开凿了一个水池，天上的月影即倒映在其中一样，所以，空灵的心境，能萌生出真正明白、确凿的智慧。空灵的心境是虚心，精神空虚则是心虚。这，也正是空灵的心境不同于精神空虚之处，因为百无聊赖的精神空虚，是腹中空，是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不能也不欲正确认识，是面对复杂人生的茫然无措。
　　下面的这则著名禅话，就揭示了此点。
　　一位大学教授向南隐禅师问：“何谓禅？”
　　南隐禅师却不马上回答，只是以茶相待。只见他将茶水倒入了茶杯中，茶杯满了，他还在继续倒茶……
　　教授看着，终于忍不住，提醒到：“不要再倒了！茶水已经漫出来了。”南隐禅师这才说道：“你的脑子就像这只杯子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原有的看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
　　这个故事，形象地阐明了虚心的状态，也就是空灵的心境，在我们学习与创造时的重要与必要性，至今还为创造学家们所津津乐道。
　　作为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现代人，我们既得益于信息，也苦于因头脑中充满过多无用无效的信息而窒息了自己的创造力，磨灭了自我的个性，也丧失了人生的许多乐趣。从不得不死记硬背、被沉重的功课和沉重的书包压得抬不起头和腰的中小学生，到脑袋中充满了概念、定义、公式、定理的成年人，无不如此。传统的模式化教育将包括我们在内的大批受教育者，培养成了一种相同的产品——入学前，是问号；毕业时，则变成了句号，成为了被单调的学识成见、规则规范所支配的木偶……“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语），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
　　所以，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较之以往的任何时候，更需虚心、虚心、更虚心，更有养育空灵心境的迫切感。
　　不妨想想现代数学大师希尔伯特的这一段无异是当头棒喝的警世之言吧！他说：“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一代，爱因斯坦说出了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最有卓识、最深刻的东西？因为一切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哲学和数学，他都没有学习过。”
　　另外，从心理认识规律和减轻精神负担、保持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空灵的心境也是值得推崇的。
　　那么，养育空灵心境的诀窍何在呢？
　　在于不执着一念，防止心智思想的僵化。
　　还是结合《菜根谭》的思想来谈吧，比如有一个喜好安静而厌恶喧闹的人，往往就执着于一种避开人世社会而求宁静的意念。而这种执着，正表现出他的浅薄，因为当他执着地向往无人的世外桃源时，他就过份地执着于自己的偏狭之念了。而当他执着于宁静的意念时，这种执着就会变成他的心理躁动不断膨化的依据。于是，他因执着于出世之念而否弃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这也说不行，那也看不惯。他因执着于宁静之念，却变得更为浮躁，且不论噪声，就是周围环境中的那些正常的音响，也搅得他心烦意乱、火冒三丈。
　　想想，他又如何能达到禅意识所推崇的人我一空、动静皆忘的境地呢？缺乏真正空灵的心境，他就不能忘掉我相，执着于静念，他就难以理解更难以培植诸如“闹场能学道”的功夫（参见“读书?疑?信?悟?躬行”则）。所以，执着于一念，念起处，思想意识就会产生障碍，发生阻塞，就像“扫地白云来”一般。
　　总之，不执着于此一念彼一念，避免凡事都耿耿于怀，正是我们践履行云流水般的处世处事观的思想基础。而如此处世处事，人我双方都会感到舒适自在，能进入忘我又忘外境的高境界。
　　如此，就可以不再画地为牢，不再迷真逐妄，个人意气与天下相通，如春风吹拂万物，没有半点隔阂；个人肝胆与天下相照，如秋月朗照群物，没有一毫暧昧。
　　如此，在过程中，人陶醉在其中；事过境迁后，又不以为怀矣。如此处世，极富于禅意和诗意。
　　“够了！吹得这么美妙，我失恋了，如果你是我，你也能在处理这种情感失落时，寻到你所说的什么禅意诗意吗？”
　　——笔者假设有一个失恋者在看了以上的文字后，抛出了这样的一个棘手问题。
　　“是的”，笔者将答道：“我只需将台湾诗人席慕蓉的二首名为《掸意》的诗抄送给你。
　　禅意（之一）当你沉默地离去说过的或没说过的话都已忘记我将我的哭泣也夹在书页里?好象我们年轻时的那几朵茉莉也许会在多年后的一个黄昏里从偶然翻开的扉页中落下没有芳香?再无声息
　　窗外那时?也许会正落着细细的细细的雨禅意（之二）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慢慢地将你忘记
　　心上的重担卸落请你?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地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
　　天这样蓝   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
　　诗并不长，文字也浅显，却很耐回味咀嚼，这里无须强作讲解了。还有三点忠告：一是不要老想‘我失恋了，我失恋了’；二是不要老想‘失恋者是我，就是我’。三是不要将失恋等同于倒霉。”
　　失恋也罢。
　　因为，古人说得好：天涯何处无芳草？
　　笔也该打住了，否则，笔者就会坠入文字掸与口头禅的圈子中，为别人提供更多的执着之念，自己也难以行云流水了。
　　好在包括洪应明在内的古人已开出了解药，笔者也已经提及到了。




                                                            逆境拂心造强者
　　
     【○欲做精美金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
　　○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众人以拂意为忧，而君子忧从快意处起。盖众人忧乐以情，而君子忧乐以理也。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中矣。
　　○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切莫放手。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
　　○居逆境中，周身皆碱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内，满前尽兵刃戈矛，销膏糜骨而不知。
　　○横逆困穷，是煅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煅练者，则身心交益；不受其煅炼者，则身心交损。
　　○磨砺当如百炼之金，急就者非涵养；施为宜似千钧之弩，轻发者无宏功。
　　○毋忧拂意，毋喜快心，毋恃久安，毋惮初难。
　　○得意处论地谈天，俱是水底捞月。拂意时吞水啮雪，才为火内栽莲。
　　○欺人者非福，而受人欺者，遇一番横逆便长一番器宇，可以转祸而为福。】
　　  是隧石，也须用力敲击，才可闪现出耀眼的火花。
　　是皮球，也须用力击打，才会克服地球的引力，跳得高，蹦得远。
　　是强者，也须经历逆境的磨难，克服拂意（不如意）的困扰，才可能建树起丰功伟业。
　　二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意指日后能担当重任者，必先经过包括因遭遇逆境而导致的精神困苦，因参加体力劳动而导致的身体疲劳和肠胃饥饿、情欲饥渴等等在内的艰苦磨炼，才可以增进才能，以赢得事业上的成功。
　　孟子以降的一千多年后，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则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相应思想，它们基本体现在前面引述的十一则语句中。
　　慧能，原是生活在唐太宗、武则天时代的一个岭南樵夫，幼即丧父，家境贫寒，靠打柴来赡养母亲，苦苦度日。青年时，受佛教义理的吸引，不远千里来到湖北黄梅，拜师学佛，在寺庙中担负起担水、劈柴、踏碓舂米等杂役。据传，慧能在踏碓舂米时，因个小身轻，便在自己腰上绑系了一重达六十多斤的坠腰石块，借以起重碓头。
　　经历了人生的种种逆境和艰苦的磨练，他的韧劲、耐性、毅力和佛教学识，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做了八个月的杂役后，他以自己的著名求法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赢得了祖师的传法。
　　其后，他更是一鸣惊人，实际创立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记录了他讲法内容的典籍——《坛经》，是中国佛教界历代高人达士所写的无数作品中，唯一被尊称为“经”的典籍，按照佛教内的传统，惟有记录佛的说教内容的典籍，才可称之为“经”。
　　而慧能本人，终生未进过学堂，平生不识一字，能促进他成就大事业的，有机遇，还有逆境对他的身体与非凡领悟能力的磨炼和促进。
　　类似慧能那样，在艰苦环境下磨砺自己，以求崛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人生历程中，可说是共有之点。
　　当年，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时，为了撰写《资本论》，经常到大英博物馆查阅各种资料，但有时却又数天不去，原来是他的上衣和外套尚抵押在当铺中，就是在这种困苦窘迫的生活中，他完成了划时代的名著《资本论》。此时，他还因缺乏邮资，不能马上将《资本论》寄给出版商。
　　而在内外兼修又取得巨大事功的古今成功者中,屡经逆境拂心之事，而又百折不挠，终成大事者，被史家称为“古今完人”的曾国藩，尤值一提。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奉旨至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在太平军节节得手后，他眼看办团练已无济于事，而作为正规部队的绿营兵也不堪使用，他即上奏并获准按戚继光的办法组建新军，也就是以其家乡湘乡的练勇为基础，招募质朴的农民为士兵，以当地儒生为军官，编练成一支军队，史称湘勇或湘军。
　　湘军既成军，曾国藩即发布《讨粤匪檄》，誓师出战太平军。
　　两军初战时在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在长沙西北)，湘军连战连败，曾国藩痛不欲生，第一次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
　　痛定思痛后，曾国藩重整旗鼓，后攻占武昌重镇，奉诏署湖北巡抚。不久清廷怕他拥兵自重，无法驾御，又解除他的署任，让他长期以侍郎的虚衔带兵。
　　其后，曾国藩率水师进攻九江、湖口。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部来援，设计将湘军水师的轻便快船诱入鄱阳湖，再一举封锁湖口，使仍在长江中的湘军水师的笨重大船成为“无翼之鸟，无足之虫”，再用火攻。湘军水师的数十艘大船被毁，曾国藩率残部狼狈退至九江以西，其座船也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杀，被随从捞起，只得退守南昌。
　　其间，曾国藩因指挥湘军与敌交战无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用了“屡战屡败”之语。其部下李元度（另一说为彭玉麟）见后，建议改为“屡败屡战”，字无不同，但次序如此一颠倒，满篇精神大变，境界也就大不一样，远在京都的皇帝与重臣们读后，只觉曾国藩及其率领的湘军精神可嘉，不觉其屡屡失败可罪。后人张鸿来对此评点道：“文有改字次序，便觉精神大异者。昔者曾（国藩）文正公在湘军奏报，有‘屡战屡败’语，经李元度改为‘屡败屡战’。一转移间，变颓丧为奋扬，虽曾语忠诚，终不敌改稿得体。”从此，汉语词汇宝库中，也就增加了“屡败屡战”这一新成语。
　　更重要的是，这还不仅是一个妙笔生辉的故事，正因为依靠百折不挠的精神斗志，屡败屡战，如履薄冰，不断地走出逆境，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曾国藩终率领湘军，会同左宗棠、李鸿章等指挥的部队，逐渐实现了对太平天国的“天京”的战略包围，并在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攻破了“天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类似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它们说明，成功者与伟人们多不是命运的宠儿，多不是春风得意的幸运儿，他们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能建树丰功伟业，在于他们克服了一般人面对逆境时的艾怨之声和软弱怯懦的表现，逆境并不能使他们屈服，他们理智而又冷静地面对逆境，在逆境中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气概与力量。坎坷促使他们变得更顽强、更刚毅，既坚定了自己的凌云之志，又具体付诸踏实的行动中。因此，他们得以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战胜了自己，也就征服了世界，这也正是强者得以成功的诀窍。
　　相对而言，过于舒适的环境，往往会使人沉缅在物质享受之中，消磨了人的斗志，降低了人的思维效率，使人的反应能力变得迟钝，使人变得目光短浅，难以建树高远的人生追求目标，庸人弱者，也就不外如此。
　　可见，伟人强者与庸人弱者的区别之一，也就在此，即“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
　　作为一个现代人，同样应有强者的那种超越逆境意识，并将此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社会前进的需要。
　　日本企业家们之所以推崇《菜根谭》，跟《菜根谭》论及“横逆困劳”锻炼人的意识甚合他们的心意，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模式，十分注意在生产上向高科技的尖端产品发展，并特别注意到两点，一是保证产品的质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日本工业品的质量已在全世界消费者的心目中，建树起了相当高的声誉；二则是注重产品的推销，视推销场如战场，认为推销对于推销员言，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考验。
　　因此，日本的不少公司，特别注意招聘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持久耐力的人为员工，认为这种人能将挫折化为动力，使企业走出低谷。许多公司对于刚招聘来的新职员，往往都先让他们担任推销员，让他们在推销场这副“炉锤”中经受锻炼，经受住商业竞争的考验，培养出相应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从而使产品打人世界市场。所以，日本的手表敢于和瑞士名表在竞争中决一雌雄，日本的汽车能打入欧美市场，这跟他们的推销员在竞争的逆境中尽心尽力、勤勤恳恳而又见缝插针的努力推销，可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是，自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广告在全球的报刊电视台刊播之后，数年之内，在全球大部分地方也就成为了事实。没有一批擅于推销的推销员的辛勤而又默默无闻的努力，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日本战后获得了经济上的腾飞，跟日本人善于利用逆境来鞭策自己及其奋发上进的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历史上，上述慧能坠腰石的故事随着禅宗与禅文化传入日本后，日本人为了纪念这位佛学大师，学习他坚毅学法、以苦为动力的精神，妇女们穿和服时，就在腰背上系着一形似石块的饰物，以此为鉴，鞭策自己奋发上进。逆境中求奋起的意识对日本人的影响，据此又可见一斑。
　　人活世上，总期望自己一帆风顺，往往是一厢情愿之事，因为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升学无望、就业未果、事业不顺、情场失意、生活受挫、经济拈据、病魔缠身、亲人遭受意外的不幸等等，都可能使人陷入逆境之中；况且，一个人的追求越高，思想越走在同时代人之前，那么，遭受的打击往往就会更大，逆境、险境、不如意之事、不中听之言就会更多地向你袭来，所谓“人生忧患识字始”、“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并非虚言。
　　此时，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应该选择当一个强者，而不是做一个弱者。因为情况正像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不幸，是天才的进身之阶，是信徒的洗礼之水，是强者的无价之宝，是弱者的无底深渊。”从积极的意义看，逆境与挫折是对人生的挑战，可以锻炼和增强强者的意志力，可以使强者学会做人，可以使强者吃一堑后长一智……
　　何谓强者？强者就是坚持自己远大的人生目标，有信念，能把握自己并知道珍惜现在，命令自己马上去行动的人。
　　强者不是天外来客，而是像你、像他、像我一样的人。只要记住逆境并不可怕，你、他、我，也可以通过行动来超越逆境，也就可以加入强者的行列。




                                                           生死同根有悲乐
　　
           【○生与死同根，贪生不必畏死。
　　○富贵的一世宠荣，到死时反增了一个恋字，如负重担；贫贱的一世清苦，到死时反脱了一个厌字，如释重枷。人诚想念到此，当急回贪恋之首而猛舒愁苦之眉矣。
　　○人之有生也，如太仓之粒米，如灼目之电光，如悬崖之朽木，如逝海之巨波。知此者如何不悲？如何不乐？如何看他不破而怀贪生之虑？如何看他不重而殆虚生之羞？
　　○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
　　○色欲火炽，而一念及病时，便兴似寒灰；名利饴甘，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蜡。故人常忧死虑病，亦可消幻业而长道心。
　　○知生之必死，则保生之道不必过劳。
　　○试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又思既死之后，有何景色？则万念灰冷，一性寂然，自可超物外而游象先。
　　○想到白骨黄泉，壮士之肝肠自冷。
　　○山河大地已属微生，而况尘中之尘！血肉身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
　　○云烟影里现真身，始悟形骸为桎梏；禽鸟声中闻自性，方知情识是戈矛。】
　　  以上语句，集中地反映了《菜根谭》的生死观，其思想意识，可归纳为以下七点：
　　一、明确地认为人生只有一世，没有提到任何轮回转世的观点。
　　二、通过人生如粒米电光之类的比喻，说明人生的渺小与短暂。
　　三、正因为人生的短暂，所以就提倡对人生的珍惜，防止出现虚生的忧虑。
　　四、指出在人生之中，今日、现时是最易飘忽而逝的，所以，对人生的珍惜，就必须体现在对现时的把握上。
　　五、看到了有生必有死，应该破除贪生畏死之念。
　　六、既然死亡是人人皆有的归宿，悟此念此，就可减轻乃至放下名利富贵所铸成的人生重担。
　　七、人生的短暂，死亡不免，故提倡闲适逍遥的人生。
　　《菜根谭》的生死观，实质上所秉赋的，是庄禅的传统意识，是对传统文化的生死观所作的凝炼和提升。其主旨，就是对于个体生命的必然归宿——死，有一种惊人成熟、彻底面实的洞察，因而也就有了珍惜人生的意识，有了一种追求超脱豁达的人生观。
　　庄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对人生有着独特的体验和洞彻的思考，所以，他的哲学可称为生命的哲学。
　　在生死问题上，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他思想上的特点：
　　一是庄子的妻子死后，庄子的朋友惠子前往吊孝，却发现庄子没有嚎啕大哭，却正在敲打着盆子唱歌。
　　惠子十分诧异，并以庄子没有为妻子之死而悲伤痛哭来责怪庄子。
　　庄子闻言，就解释道：自己开始并不是没有悲伤，但后来想到，一个人的降生与死亡，就好象是自然界的春夏秋冬的运行一样，周而复始，人死了，那就是静静地安息在天地所构成的巨室广厦之中，而我却在嗷嗷痛哭，难免就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了，所以我才止住了痛哭。
　　此即是著名的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
　　二则是在庄子将死之时，他的弟子学生们准备厚葬自己的老师。
　　庄子提出的要求，却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我要用天地来作棺材，用日月星辰作点缀的双壁和宝珠，用天地万物来做祭品，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气派也更隆重的呢？
　　他的学生闻后，悲恸地说：这样做，我们怕你会被乌鸦、老鹰吞吃了的呀。
　　庄子对此回应道：放在露天，是会被乌鸦、老鹰吃掉。而埋到土里，则会被蚂蚁吞吃。你们是要从乌鸦嘴里抢出给蚂蚁吃，这该是如何的偏心啊！
　　禅宗哲学家对于生死，提倡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两忘法，主张不执着于生，也不执着于死，人只要是顺应自然地生活，就可以傲睨王侯。生活着，把握住现时，踏踏实实地学习、工作与生活，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对此，无须慷慨高歌，也无须怨尤哀叹，只要平平实实、轻轻淡淡地做来，就可以臻达佳境。死亡，也就是生命的必然终结，对此，不必畏惧，不必自扰，而要有坦然接受认可的心理准备。
　　曾一个富翁向仙崖禅师求墨宝，禅师问明来意后，写下了六个字：“父死、子死、孙死”。
　　看见了这些字，那位富翁很不高兴：“我求你写的是一些祝福我家世代兴旺的话语，你怎能用这种不吉利的话语来敷衍我呢？”
　　禅师对此的回答是：“我绝无开玩笑之意，想想，倘如你儿子死在你死之前，你要白发送黑发，你会十分悲痛的；倘如你的孙子在你儿子前面先死，那么，你和你的儿子都会悲痛欲绝的。假如你家族的人能一代一代地按我所写的自然次序而死，那么，人人就都可享尽天年，这才是真正的家族兴旺呢。”
　　这一席话，对那位富翁，对世人，无疑是醍醐灌顶的智慧语。
　　类似故事所包含达生知命的意识，构成了关于东方生死智慧观的主调之一，也深刻地影响着东方的哲人贤士那直面人生而又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心态，不贪生，不怕死。
　　所以，瞿秋白就曾认为：个人在忙于公务之余的休息，为平生的小快乐；夜间的安眠，为平生的大快乐；辞世长逝，则为人生的真快乐。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来，他的这种思想蕴含着不折不扣的庄禅意识。所以，活着，对他意味着的是充实的人生；面对死亡，则能视死如归。
　　再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为例，他曾动情地详述过禅宗思想对于他的文学乃至是人生观的深刻影响。他晚年时，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方式自然不足取，而就在他被人用车送往医院急救的途中，他对司机尚不忘讲了这么一句话；“路这么挤，真辛苦你了。”这也就是他的临终之言。
　　可以说，包括禅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对人的尊重，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死亡的坦然认可，在他这句轻轻吐出的朴实无华的话语中，已得以完整的表达。
　　把这一切都归纳起来看，生与死，并不仅是如一般人所感所做的那样简单——仅仅是欢生悲死，或仅仅是醉生梦死。
　　看看现实中一些庸碌无为者，终日饱食而又无所作为。再看看现实中某些人借丧事而大肆铺张，讲排场之风，某些富裕地区的一些人在积聚一些财富之后，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也不是放在培育后代的文教智力投资上，而是大兴土木来修建坟墓，乃至出现了为健康活着的小孩修建百年之后的坟墓之类的咄咄怪事……讲这是水平低、素质差，的确是客气之语了，因为这是百分之百的愚昧。
　　所以，重提《菜根谭》珍惜人生的意识，不惧死亡的观念，庄子反对厚葬的事例，等等，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高山仰止，一般人当然是不易达到相应的水平，但从这些深刻的思想与卓绝的行动中，能多少接受一些启迪，于事有所补益，总是一件好事。
　　而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智慧会使我们在传统所论及的生死观的基础上，更理智也更本质地看待人的生和死，弘扬生命的意识，着眼于人生获得更灿烂的升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今天，要做到死得伟大，重于泰山，就更需将个人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振兴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无限事业中，必要时候，绝不贪生畏死，这也正是先哲先烈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所以，生死问题绝不是超现实的形而上学问题，生生死死——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或聪明、或愚昧，或伟大，或渺小……每个人都必须作出抉择。




                                                    情之同处即为性   欲之公处即为理
　　
           【○耳目见闻为外贼，情欲意识为内贼，只是主人公惺惺不昧，独坐中堂，贼便化为家人矣。
　　○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理路上事，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
　　○天理路上甚宽，稍游心胸中，便觉广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才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涂。
　　○钟鼓体虚，为声闻而招击撞；麋鹿性逸，困豢养而受羁縻。可见名为招祸之本，欲乃散志之媒，学者不可不力为扫除也。
　　○人生只为欲字所累，便如马如牛，听人羁络；为鹰为犬，任物鞭答。若果一念清明，淡然无欲，天地也不能转动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况一切区区事物乎！
　　○情欲意识尽属妄心，消杀得妄心尽，而后真心现。
　　○了心之功即在尽心内，不必绝欲以灰心。
　　○心是一颗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犹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情识衬贴之，犹明珠而饰以银黄，其洗除最难。故学者不患垢病，而患洁病之难治；不畏事障，而畏理障之难除。
　　○塞得物欲之路，才堪辟道义之门。
　　○爱是万缘之根，当知割舍；识是众欲之本，要力扫除。
　　○进德修行，要个木石的念头，若一有欣羡，便趋欲境。
　　○胜私制欲之功，有曰识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识得破，忍不过者。盖识是一颗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斩魔的慧剑，两不可少也。
　　○人欲从初起处剪除，便似新刍遽斩，其工夫极易；天理自乍明时充拓，便如尘镜复磨，其光彩更新。
　　○情之同处即为性，舍情则性不可见；欲之公处即为理，舍欲则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灭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绝欲，惟期寡欲而已。
　　○念头起处，才觉向欲路上去，便挽从理路上来。一起便觉，一觉便转，此是转祸为福、起死回生的关头，切莫当面错过。
　　○饮宴之乐多，不是个好人家；声华之习胜，不是个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个好臣工。
　　○躯壳的我要看得破，则万有皆空而其心常虚，虚则义理来居；性命的我要认得真，则万理皆备而其心常实，实则物欲不入。】
　　  春秋时期，有一位因赶路而找不到住宿的女子，来到鲁国人柳下惠处求宿，柳下惠收留下她。因怕晚上的寒冷之风将她冻坏，柳下惠就解开外衣，让她坐在自己的怀里，并用外衣来紧紧裹住她，就这样，两人坐了一夜。
　　由于柳下惠为人正派，没有人怀疑他对这个女子有过什么非礼越轨的行为，后世人就依据此项美谈，用“坐怀不乱”来形容那些坚持道德、克制自我的正人君子。
　　不论今天有多少人感到这件史实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当它已演化成一句既约定俗成又颇具大众传播基础的成语时，它要明白无遗地宣示的，是这样一项人生智慧：人作为道德理性的动物，已经不再是情感欲望的奴隶。
　　关于道德理性与情感欲望的矛盾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早就将其归纳为天理与人欲、理与欲的矛盾关系。
　　如在《礼记》中，已将“灭天理，穷人欲”看作是某些人有悻逆诈伪之心，行淫泆作乱之事的根源。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9 11:11     标题: 续 8





        到了宋明，理学家们更是提出了“明天理，灭人欲”的著名理欲观。


　　洪应明生活在二程、陆九渊、朱熹和王守仁之后的明朝万历年间，思想上有着明显的理学渊源。因此，他在《菜根谭》中，就对理欲问题有较多的论述，总体上有压抑人欲、高扬天理的倾向，内容则夹陈着正确与谬误，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
　　合理认识方面，如认为一个理智的人，不应为追求一时之欢而纵欲，因为无理智约束的人欲与物欲，会使人丧志散志，会累及个人的人生前途。正因理性不易约束欲望，所以，人在频频泛起的人欲与物欲前，就更不能持退后松懈之策。在这点上，保持思想上的高见识，保持信念定力，是两项十分关键的因素。
　　他还认为，活生生的人不可能舍情绝欲，君子也仅是节欲寡欲而已。据此，他们才可能打开道义之门，纠正那些偏颇过度的欲望。
　　他提倡进行正确处理理欲关系的道德教育，宜早不且迟。
　　他强调有益于公事公众的欲，也就是理，等等。
　　以上的认识，至少有这几方面的合理成份：
　　首先，是讲清了极端膨胀的个人私欲所具有的危害性与危险性，确认了伦理道德意识的约束力量与升华作用，试看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丧师之将、败家之子，往往是因不能自律，不能遏制个人物欲、性欲和权力欲的膨胀，沉缅于声色犬马和黑暗的政治阴谋中，终招致身败名裂的结局。相反，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且严格自律者者，往往通过节制私欲来磨砺自己，专心致志地向大事业、大学问的高峰攀登，铁肩担道义，就不是个人私欲作祟的结果。
　　如林则徐就以“无欲则刚”四字，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它无疑是他能不屈服于外国列强的高压，坚决禁绝鸦片烟的精神支柱之一。
　　其二，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欲之辩实乃公私之辩。所以，即使是宋明理学家的那些“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之类的偏颇主张，虽然未曾明说，客观上，也更多是针对和否定封建豪门贵族的那种“朱门酒肉臭”的奢侈豪华、荒淫挥霍的生活的，是对当时民众要求基本饱暖的一种理论上的同情之声。
　　其三，寡欲节欲的要求，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应的。在当时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生活中，这种要求，实质上也就是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之一。洪应明即使未能看到此项实质，但他要求每个人通过道德信念的建树，来自觉克服贪图享受的自发行为，至少是与当时经济的缓慢发展历程相应的，等等。
　　不足与谬误之处则在，他对于如何正确地对待个人的合理情欲，基本没有涉及，总体上还有否弃情欲的倾向。未注意在鲜活的实践中，而仅是主张在个人的主观世界中作过多玄虚的尽心反省，这也正是宋明理学家们常犯的错误。
　　如生卒年代略早于洪应明的明朝理学家黄绾，就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不食不寐地反省，还用本子作了记录：有一个念头出自“人欲”，就用墨笔在本子上点一个黑点；有一个念头符合“天理”，就用红笔在本子上点一个红点。如此经年累月，耗费了光阴，也只是维护了自己头脑中关于理欲的先入之见，使自己的言行不出大错而已，这显然是迂腐而又不可取的。
　　另处，过分地禁锢人的情欲，压抑了人性的正常发展，降低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从而也就妨碍了社会的发展。
　　具体如程颐那样认为寡妇宁可饿死也不能改嫁，改嫁就是失节不贞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里，遗害无穷，戕害了无数妇女的青春、幸福乃至是生命。所以，这些绝欲明理的思想，在近现代屡屡受到启蒙思想家们的猛烈抨击，也就是容易理解的了。
　　将以上意识综括起来，可以明确三点：
　　一是个人应学会用理智来约束、调节和引导自我的欲望，欲不可纵，从而促成人生的升华，既有益于自我的完善，又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在这点上，洪应明所提到的议家评人的三标准，依然是成立的，即认为：过分地追求饮宴之乐的家庭，不可算是好家庭；过分地追逐华美声誉的学子，不可算是好学子；过份地执着于名位之念的官员，不可算是好官员。
　　二是明理者对于肉体躯壳的自我，要有看得破的深刻意识，心常如竹，保持虚心，以容纳正义公理；对于自我的人性精神，则要有认得真的正确态度，如此，万理皆备，人不空虚而心灵充实，吾欲则刚，断不会物欲横流。个人是包含精神与躯体联合而成的完整个人，个人在面临这理欲矛盾是，更多地运用理智与自律，其后就应包含着一个个有效的安排，从而使自我得以选择并适度地表达理智、情感和善意。
　　三则是对于宋明理学家的那些否弃人的正常欲望，并已在历史上有过极端非人性化发展的说教，则应予以深刻的批判，彻底的抛弃，因为这些绝欲禁欲的主张富于愚民的意味，背弃了人性的自然而合理的追求。
　　显然，现代人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理欲观，更合乎情理地处理好人生的理欲关系，不要使自己被欲望感觉牵着鼻子走，也不应用纯理性来排斥作为人的合理的欲望与情感。只要能很好地找到理与欲的契合点，幸福的人生，会向我们招手。




                                                     贞士无心邀福   险人著意避祸
　　
     【○天欲祸人，必先以微福骄之，所以福来不必喜，要看他会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祸儆之，所以祸来不必忧，要看他会救。
　　○蛾扑火，火焦蛾，莫谓祸生无本；果种花，花结果，须知福至有因。○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开条福路；不积诗书偏积玉，还如筑个祸基。○福不可邀，养喜神以为招福之本；祸不可避，去杀机以为远祸之方。○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惟气和心暖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亦长。
　　○贞士无心邀福，天即就无心处牖其衷；险人著意避祸，天即就著意中夺其魂。可见天之机权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很久以前，在长城边，住着一位老翁。
　　某天，他养的一匹马在忽然走失了。
　　邻居们知道后，纷纷过来劝慰他。
　　老翁却轻描淡写地回道：“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件福事呢？”
　　不久，那匹马又自己跑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另一匹骏马。
　　邻居们又纷纷来表示祝贺。
　　老翁却忧心忡忡地说：“谁知道这是不是祸事的开头呢？”
　　数日后，老翁的儿子因骑那匹骏马而被摔了下来，腿被跌破了。
　　邻居们又纷纷先后赶来慰问，感到十分的惋惜。
　　老翁的坦然话语，却依然令人吃惊，因为他不以为然地说：“有谁知道，这是不是又一件福事即将降临的预兆呢？”
　　果然，不久即爆发了战争，所有的青壮年都被强征入伍，残酷的战争牺牲了十之八九的兵士们，许多幸福的人家因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独有老翁的儿子，因先前骑马摔下，成为了跛足的残疾人，所以未被应征入伍。父子两人也因此得以相依为命，平安地生活着……
　　这个故事，记载于《淮南子》的“人间训”篇中，也就是后来演变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著名成语的依据。
　　它形象地说明了，当一个人人生的偶然性因素——如失马、得马以及骑马时摔下等等，结合在历史的必然进程——如战争的爆发之中时，在命运的天平上，个人的福祸是如何地产生摇摆，产生相反的转化，而且这种转化是相当的快捷，而且是一环扣一环的紧凑。
　　《淮南子》这种关于福祸转化的意识，直接来源于老子的思想。这项思想，在《老子》一书中，是通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表述出来的，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指，在灾祸的里面隐藏着幸福，祸是福的先行凭据；幸福的里面则潜藏着灾祸，福是祸的潜在前提。
　　老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具有这种思想，集中地表明了中国古代哲人已拥有了惊人成熟的、富于穿透力的辩证思维，这种思想能够很有效地说明许多文学艺术或历史上的现象，在为人处世方面，能给历代人以深刻的启迪。
　　而《菜根谭》的人生祸福观，正是对此所作的更全面也更为完整的总结。毕竟，较之古人，洪应明看到了更多的事例。
　　下面所讲到的萧何避祸的故事，想来应是他所十分熟悉的。
　　西汉十年，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协助吕后，用计谋诱杀了韩信，这与萧何早年月下追韩信之事，构成了一幕完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喜悲剧。
　　汉高祖刘邦此时率兵在外平叛，闻此讯后，立即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外加许多优厚的恩赐奖赏，文武百官为此而来，向萧何贺喜。
　　惟有大臣召平却前来报忧吊孝。
　　召平对萧何说：“目前诸王都心怀二志，所以，皇帝要亲自率兵在外平叛，无暇后顾。而相国你却镇守京都，不用冒负伤战死的危险，皇帝难免对你有疑心。可见，现时皇帝给你加封晋爵，用意只在于试探你，若你因此而居功自傲，日后就难免有不测之祸。所以，我恳请你坚决推辞这些封赐，还要拿出全部家财来资助劳师远征的军队，惟有如此，才可以消除皇上对你的疑虑。”
　　萧何听后，如梦初醒。他从善如流，马上依计而行。对此，刘邦十分高兴，不再为后方分心。
　　同年秋天，淮南王黥布又起兵反汉，刘邦不得不再次率兵亲征。
　　出发后，刘邦数次派遣来使回京，询问萧何在后方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事。
　　因此，萧何就想旧戏重演，准备在后方尽心尽力安抚百姓，并倾尽家产来资助前方的军队。
　　他的一位宾客知道后，马上劝阻他：“您如果再像上次所做的那样的话，您就将要面临杀头灭族之祸了。您想想，作为相国，您已是功盖群臣，权利爵位已是登峰造极，而且在您初入关中时，就已深得民心，再经这七年多来呕心沥血的苦心经营，您就更受百姓的爱戴与拥护。现在，皇帝之所以数次派使者回来询问您的情况，就是怕您以自己的声望，搞成一个‘后院起火’的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您现在最好用贱价来强买民间的田宅，并向民众放债，以此来招致民众的怨恨，这样，皇帝就会对您感到放心了。”此言一出，萧何恍然大悟，依计而行。不久，就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刘邦在前线知道了萧何与民失和，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萧何也就因此而避开了即将加身的大祸。
　　以上史实，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均有记载，是真实可靠的信史。由此不难看到，正因萧何善于听从别人的教正，从善如流，事事谨慎，善于看到由福到祸的相互转换，并采取了相应对策，消除了杀机，使事情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因此才得以善始善终。
　　另外，萧何之所以只能采取被动的应对法，并非是出于多疑或神经过敏，而是封建社会的君臣附庸关系所决定的。
　　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之后，非刘姓王共有七人，刘邦在位时，为了长期保持自己的家天下统治，此事就一直成为他的心病。后来，他就审时度势，逐步分批地设计消灭这些异姓王，最后，仅剩一个不足挂齿的长沙王吴芮。
　　在这种大背景下，萧何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但他对于自己“伴君如伴虎”的境地，是有着很透彻的认识的。所以他能事事处处小心谨慎，用智慧来转祸为福。在汉初三杰中，萧何堪称能把握住自己，在名利富贵场上面面俱到的平衡大师。
　　司马迁对萧何的评价是：“功冠群臣，声施后世”，确有一定的道理。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被铲除，刘邦萧何之间所有的畸型的君臣关系，已是一去不复返的昨日黄花了。因此，重提这个故事，一是为了说明《菜根谭》的福祸思想的依据；二则是为了说明这种福祸思想在人生观的方面，给我们的处世所带来的启迪。
　　世无刘邦，世也再无萧何，但人生的各种各样恩怨福祸，并没有完全消失，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因此，如《菜根谭》所言，福来之时，不必过喜，要能恰如其分地承受；祸来之时，不必沮丧，要学会及时适度的自救。对于福祸，要注意并参透它们所有或即将有的过渡转化，着意推动事情向有利于社会大众、也有利于个人的方面发展。
　　至于在个人修养上，则应注意培养自己气和心暖的性情，着意在智慧学问上的兢进，不以奇行怪节来作自我标榜，从而得福免祸，等等，都该是有益的启迪吧。
　　


                                                     富贵是无情之物   贫贱是耐久之交
　　
           【○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茕独；气骨清如秋水，纵家徒四壁，终傲王公。
　　○土床石枕冷家风，拥衾时魂梦亦爽；麦饭豆羹淡滋味，放箸处齿颊犹香。
　　○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
　　○富贵是无情之物，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贫贱是耐久之交，处得他好，他益你反深。故贪商於而恋金谷者，竟被一时之显戳；乐箪瓢而甘敝緼者，终享千载之令名。
　　○以幻迹言，无论功名富贵，即肢体亦属委形；以真境言，无论父母兄弟，即万物皆吾一体。人能看得破，认得真，才可以任天下之负担，亦可脱世间之缰锁。
　　○世人只缘认得“我”字太真，故多种种嗜好、种种烦恼。前人云：“不复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又云：“知身不是我，烦恼更何侵？”真破的之言也。
　　○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得太真。尧夫云：“昔日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人常作是观，便可解却胸中罥矣。○彼富我仁，彼爵我义，君子故不为君相所牢笼。
　　○富贵家，宜宽厚而反忌克，是富贵而贫贱，其行如何能享？
　　○生长富贵丛中的，嗜欲如猛火，权势似烈焰。若不带些清冷气味，其炎焰不至焚人，必将自 fen。
　　○炎凉之态，富贵更甚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此处若不当以冷肠，御以平气，鲜不日坐烦恼障中矣。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能者劳而俯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贪得者身富而心贫，知足者身贫而心富，居高者形逸而神劳，处下者形劳而神逸，孰得孰失？孰幻孰真？达人当自辨之。
　　孰得孰失？孰幻孰真？达人当自辨之。
　　○多藏厚亡，故知富不如贫之无虑；高步疾颠，故知贵不如贱之常安。○功名富贵，直从灭处观究竞，则贪恋自轻。
　　○车争险道，马骋先鞭，到败处未免噬脐；粟喜堆山，金夸过斗，临行时还是空手。
　　○炮凤烹龙，放箸时与齑盐无异；悬金佩玉，成灰处共瓦砾何殊？
　　○贫贱所难，不难在砥节，而难在用情；富贵所难，不难在推恩，而难在好礼。】
　　  芸芸众生中，富贵贫贱者惧存，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常人多求富、求贵，而避贫、避贱。在这种潮势下，常识中对富贵贫贱的认识，已尽在不言中。
　　独有睿智的思想家能对富贵贫贱的问题，作另一番思考。
　　洪应明就是如此。
　　他的思想中，有安贫乐道的意识。
　　所以，在他眼中，值得称羡的并非大红大紫的富贵者，而是那种身贫却心富者。
　　且看他们，有着春风般的和煦心境，口袋中虽无多的银钱，却还能在精神上怜悯那些孤独无助者；有着清纯秋水般的气骨，家中虽仅有四面白壁，也能在精神上傲视王侯公爵们。
　　再看他们，睡的是土砌的床和石磨的枕，在清贫家风的熏陶下，拥被酣睡，梦亦清爽；吃的是麦做的饭和豆煮的羹，在对清淡滋味的品味中，筷起筷落，嘴亦含香……
　　由此，不难看到清贫乐道者的那种自娱自得与自足的心态。
　　而另外一些人的那些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争来的一场空幻大富贵，不仅是有物得，还更有自失。
　　如何理解安贫乐道者的得？如何理解求富求贵者的失？
　　洪应明依据史实典故，不点名地论及了四个人：战国的商鞅、西晋的石崇，以及孔子的两个著名弟子——颜回和子路，以此来说明人越看重富贵，即受害越大；人越处好贫贱，即受益越深之理。
　　商鞅原叫卫鞅，是卫国的贵族，他为秦孝公的求贤令所感召，投奔秦国，以鲜明的改革变法措施和雷厉风行的作为，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封为侯，秦孝公还将商於一带的十一个城池封给他，尊称他为商君，所以时人及历史就称其为商鞅。
　　由于他的变法改革触动了某些权贵的利益，包括秦太子在内的一批权贵，就或明或暗地批评或阻挠新法的实行。对此，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有时一天就杀了七百多名反对改革者，太子动不得，就将太子的两个老师治了罪：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终于把对新法的批评之声压了下去，新法的施行，奠定了秦国日后统一中国的基础，但商鞅也因此结怨权贵。
　　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成为秦惠文王，包括秦惠文王的老师在内的权贵们，就给商鞅加了个谋叛的罪名，残酷地用车裂即五马分尸的方式，将他公开杀戮。
　　关于石崇的奢侈作为及其临终赴刑场时，终知过多的财富会招致祸患的幕幕景象，前已有所述及（见“智勇权财不足恃”条目）。洪应明所说的“恋金谷者”，也是指这个石崇。
　　石崇在洛阳的金谷涧内建立了名为“金谷园”的私家园林。当时，有诗人这样描述园中的繁茂景色：“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国植乌椑。灵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曾几何时，石崇在其中过着奢靡无比的生活。只是物是人非，景物依旧，石崇及其家小被早早地推上了刑场，空留“金谷春晴”一地，成为了洛阳的八景之一。仅此一处，人们就不能信服宋朝司马光的诗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在洪应明看来，历史上的商鞅与石崇，前者贪求商於的封地，后者迷恋金谷园，却因富贵而害身，虽荣耀富贵显赫一时，到头来，却还是免不了被公开处决的一刻。
　　颜回，是孔子门下资质最高、也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以德行著称于史，被后世尊称为“复圣”。
　　颜回曾向孔子请教如何实行“仁”，孔子因此而说出了那段历史上有名的话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依照孔子的教诲，颜回十分注意在处世的方方面面实行“仁”的理想。
　　因为贫穷，颜回只能居住在简陋的巷室，只有一只竹苇制的盛器来盛饭，一只葫芦做的舀水器来饮水（即“一箪食、一瓢饮”，也简称为“箪食瓢饮”或“箪瓢”）。别人对于这样的贫俭生活，大多因不能忍受而忧心忡忡，惟独颜回能够不改安贫乐道的志气。平日与人交往，他能不将怒火发泄到别人的身上，能不把烦难的事推给别人，能不犯同样的错误，还能不矜夸自己的好处……
　　因此，孔子曾称赞颜回，认为他能长期地依“仁”而行，而别的人，则只能是偶然地达到“仁”的境界而已。
　　子路也称子由，是孔子的另一位著名弟子。
　　子路性格豪爽耿直，心胸坦荡，重友情，有勇气。他曾说及自己的志愿，就是把自己的车、马、衣、袭和朋友们共同享用，即使是用坏了，也不怨恨。他还曾在向孔子求学时，直称孔子的“正名”说为迂阔之说……后来，子路人仕为官。
　　孔子对于子路，有这样的评价：穿着破旧的以乱麻为絮的袍子，与穿着狐貉皮制大衣者并立共事，而又能够不以为耻者，那必是子路吧！（“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在洪应明看来，历史上的颜回与子路，前者虽箪瓢而不改其乐，后者甘敝缊而不失其志，终因品行高尚而千古流芳，美名载入史册。
　　在洪应明看来，就现象幻迹而言，无论是功名富贵，乃至身上的肢体，都是不能长存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瞬间就可以有万般变化，对此，要看得破；而就天地境界言，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乃至天地万物，物我一体，都与自我密切相关，对此，要认得真。一个人，唯有该看破的看破，该认真的认真，才可以肩负天下之负担，也才可以摆脱世间名利的缰锁。一般人只因“我执”，将一个“我”字认得太真，所以才萌生出种种嗜好和种种烦恼。前人有语：“不复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又有语：“知身不是我，烦恼更何侵？”还有语“昔日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常作是观，就是去“我执”、了烦恼、放舒心、去掉自我胸中的障碍与隔膜的心方良言。
　　所以，通过对比，洪应明得出的结论就很明显：当富贵与仁义两者，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时，君子应该取仁义，而非取富贵。有此思此举，君子就不会被君相之类的权势者所牢笼束缚，以至被杀身害命。
　　对于富贵贫贱，洪应明还有以下思考：
　　首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生长在富贵之家者，所可能产生的害处与对策。
　　一般说来，生在富贵人家的人，因一直高高在上，对于嗜好与欲望的追求品种与数量多，对于权势的追求欲望强，心里常经受着猛火烈焰般的煎熬。而且在富贵之家内，即使是骨肉手足之间，那种种反映了世态炎凉与人间妒忌的言行与心态，也都多于贫贱人家与家中的外人。
　　在这方面，典型如三国时的曹丕与曹植两个亲兄弟，贵为魏王的曹丕因妒忌弟弟曹植的文采，尤其不满他对自己的傲慢劲，就借故限曹植必须在走七步之内，吟出一首以兄弟为题而又不能沾“兄弟”二字的边的诗，否则就要受惩罚。
　　殊不知，才思敏捷的曹植走了两三步，就吟出了一首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中用煮豆时用豆茎作燃料，暗喻眼前的骨肉相残、兄弟相逼。曹植的话如此说穿了，也是为了守信，曹丕才勉强显出了帝王的所谓宽容，也就是免了曹植的死罪，但还是减少了他的封地。
　　这个例子，较之秦二世胡亥杀了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君王位而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历朝的帝王将相的儿女们，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每每有恨不生于寻常百姓家的遗恨了。
　　因此，洪应明提出的对策是：宽厚之家待人接物处事时，应该坚持宽厚从容的原则与倾向，显出大家的风度，最忌刻薄局促，此乃一；二则是忠告那些生长在富贵之家的人们，不妨用一些清冷气味来降低那些过分炽热的功名利禄之欲，以免时时受欲望的缠扰、烦恼的折磨，更是为了避免害人害己。
　　其次，洪应明指出了富贵与贫贱之间具有的相对性，认为富贵与贫贱的区别，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不是不可以相互转化的。
　　将奢侈者与勤俭者作一比较，奢侈者因挥霍无度，财产再富有，也总是感到不足；勤俭者因节约度日，理财有方，生活虽是清贫，手头上还是有节余。与此同理，一个能人因为其有能耐，所以整天忙忙碌碌，天长日久，难免会有怨气，倒不如一般人所认为的笨拙者，安逸而身安心闲。
　　关于财富，将贪婪者与知足者作一比较，贪婪者因贪得无厌，虽拥有大量的财宝，心中依然觉得自己十分贫困，恨不得天下的金银财宝全归入自己的库房；知足者则有知足常乐的意识，虽然贫穷，但却拥有充实而又丰富的精神生活。关于地位，位高权重者的外形安逸，但每每因高处不胜寒而神伤心劳；位卑言微的处下者，身体每每因劳作而疲劳，但却多精神的愉悦……
　　比较易出结论。所以，洪应明所欣赏的是勤俭知足，鄙视的则是奢侈贪婪，选择了形劳而神逸，要放弃形逸而神劳（关于这些，已在或将在有关章节中作论述，读者诸君不妨参照阅读）。他主张达人智者不妨从得失真幻的角度，思考相关的问题。
　　因此，依据《老子》的“多藏必厚亡”之说，洪应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聚财过多而又不能散以济众，就越怕失去财物，所以，暴富者恰恰缺乏清贫者无忧无虑的逸神闲态；越是身居高位，就越成为欲篡位者的众矢之的，倾覆得也就越快，所以，权贵者恰恰不能享受贱民们那种天长日久的平凡而又安然的生活。
　　再次，洪应明对于功名富贵，还提倡一种灭处观，也就是从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角度，彻底地看破功名富贵。
　　于是，即使是炫耀自己的粮食满仓、金银满斗、全身披金佩玉的富豪，死时依然是两手空空；十年百年过去了，即使是生前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富豪们，也早已变成了与砖瓦无异的灰尘，那时，荣华富贵又安在？……洪应明的这些冷眼、豁达、超然与调侃的语句，使人们很易想到曹雪芹笔下“好了歌”的这一段：“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是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千种思绪，欲说还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彻底断灭处来观功名富贵，对于人们把并不是最重要的功名富贵，看得轻淡一些，防止不择手段地谋取功名富贵，是会有所裨益的。
　　最后，洪应明分别论及了贫贱者与富贵者在待人接物方面的难处。
　　对于贫贱者言，难处不在于磨砺自己的节气节操，而在于适当地处理自己的感情，所以，类似颜回的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才显得可贵；对于富贵者言，难处不在于将恩惠施及他人，而在于以真诚的礼仪礼节来对待他人，所以，类似刘备的三顾茅庐请孔明的事例，才会成为千古佳话。这其中，确实有一定的值得思考品味之处。
　　洪应明依据的史实，多是得益于贫贱而受累于富贵的事例，结论虽不全面，却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们能使人们意识到：富贵并不就一定能使人拥有智慧，获得幸福，更不易使人变得崇高。
　　具体地分析，天下富人有两种。
　　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光明正大，通过合法正当的手段，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富裕，金钱是他的好仆人，他可以将金钱捐之于社会，济之于民生，其行近圣人，在物质财富之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心即天堂。在这点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尤值一提，他依靠自己创建的微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奋斗而富甲天下，但他却从不奢侈挥霍，更不干斗富比阔之类的蠢事，相反是致力于回报社会，已经为慈善事业捐款超过了百亿美元，而且在遗嘱上写明，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个人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不久前，有传媒报道了一份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钦佩”与“崇拜”是国人对盖茨的主要倾向，其中，52.7％的人表示“钦佩”盖茨，51.2％的人“崇拜”他，48.8％的人认为盖茨是“自我激励”的榜样，42.9％的人坦诚“羡慕”他的成功与财富，只有11.3％的人对他怀有嫉妒的心情，但却没有一个人仇视他。二是那些巧**夺不义之财的富人，金钱成了他们最坏的主子，在他们心中，占上风的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然而当金钱多到成为符号，物质欲望在宣泄后更加空虚，兼之日趋衰老，死亡恐惧渐逼，金钱却带不走一分一毫，日吃山珍海味，夜眠黄金屋，一丝一毫也驱不走心灵的内疚和恐惧，难得心灵的安息。一如西谚有云：富人上天堂，犹如骆驼穿针眼。活在世间，依然如活在人间地狱，又何来幸福？
　　再去深究现实之中，那被人贩子拐卖到穷乡僻壤的女大学生乃至女研究生，更不用说那些因走私贩毒而触犯各国法律、步入刑场的走私犯……他（她）们的心中，不是共有一种或为利诱、或就是“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轻生求财的意识吗？在更广的范围内，那些因贪小便宜而吃大亏的事，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所以，老祖宗的劝戒之言，并非全是背时之语。
　　也因此，在《菜根谭》所论及富贵贫贱的话语外，这里还想重复两段更为著名的话语：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述而》）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膝文公下》）
　　确实，这些语句并不难理解，难就难在履行。




                                                 少年当抑其躁心   老成当振其惰气
　　
     【○少年的人，不患其不奋迅，常患以奋迅而成鲁莽，故当抑其躁心；老成之人，不患其不持重，常患以持重而成退缩，故当振其惰气。
　　○才智英敏者，宜以学问摄其躁。
　　○心稍怠荒，便思胜似我的人，则精神自奋。】
　　  青春年少者，正处于成长的阶段，血气方刚而又不够成熟，情绪易冲动、易变，在为人处世方面，时有不周全之处，所以，他们虽有精神振奋、行为迅速敏达的一方面，也有因奋迅而可能转化成轻率鲁莽的一面。
　　因此，洪应明对于青少年，有一语重心长的劝告：应当学会抑制自己的浮躁之心、暴躁之情和急躁之气，并具体指出潜心学问乃一种极好的抑躁法。
　　前面简略提到了生活在秦汉之际的张良，曾在博浪沙（位于河南）导演出了一场一椎掷秦皇的雄浑壮举，不久，又在下邳接受了黄石老人传授的《太公兵法》。说来这些往事，还真有一些值得回味思考之处。
　　张良出身于韩国的相国之家，年轻时，亲眼目睹了秦国灭韩国的一幕，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因此变卖家产，决心报家国之仇，而当他把复仇的矛头对准秦始皇，并铤而走险地采取了埋伏谋刺的这种简单而又受偶然性支配的复仇之法时，已不难看到他的急躁与不够成熟的一面。
　　当这种孤注一掷的行刺失败后，他躲藏到了下邳（位于江苏）。一天，当他走到一座桥上时，见到一个白胡白眉的老人有意无意地将一只脚上的鞋掉到了桥下，却吆三喝四地要张良到桥下将鞋捡起来。
　　当张良出于敬老之念，强忍怒火地将鞋子捡上来时，那老人却不谢不接，而要张良跪着给他穿上鞋，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要走。
　　心中一动，张良猛觉他的不凡，立即随后跟上，要拜老人为师。那老人也不多言，只约他在五天后的清晨，依然到此桥上会面。
　　第五天凌晨，当张良匆匆赶到桥上时，老人却已经先到了。老人因此而严厉地训斥了张良，因为按道理，应该是年轻的张良等着老人，而不是相反。老人因此约他五天后再会面。
　　到了那天的鸡鸣时分，张良就往桥上赶，却依然是迟了一步，老人已经先到了。
　　老人第三次约他五天后再来。这次，张良更不敢怠慢了，在半夜时分就来到了桥上，静静地等待着老人的到来。不久，老人到了，他称赞了张良一句，就拿出写在竹筒上的《太公兵法》赠送给了张良，然后，也不留姓名，就飘然远去。
　　此后，张良勤奋钻研《太公兵法》，书中那种以柔制刚、弱能胜强的观点，对他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再加上原有或逐渐培植起的敬老尊老、守时守信等观念，他原有的那些浮心躁思得到了抑制，思想情感趋于成熟，而这正是他日后能成功地成为刘邦的主要谋士所必需的心理与思想素质。所以，在日后楚汉双方空前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大相争中，他提出与筹划的一项项对策与谋略，既不过火，也不过凉，分寸恰当，时机准确，不仅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而且已经被历史雄辨地证明为英明正确的。
　　想想，隐名埋姓地躲藏在下邳的张良，在偶遇黄石老人及其后两人的约会时，如果不能抑制自己的心头火与躁心，耐得住黄石老人的种种刁难与考验，那么，历史上就不可能出现运筹帏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他就只会成为一个因失败而不为世人所知的无名刺客——因为连“张良”之名，也只是他的化名而已。当然，这只是一项假设。
　　而就在历史事实与历史假设的这种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因某种行为的挫折或精神的苦闷而急躁，只会走入见识、情感和行为的死胡同，因为躁心容不得学识，也不可能萌生智慧，只会自己耽误自己，这正像明朝吕得胜所言：“性躁气粗，一生不济。”（《小儿语》）一个人，惟有克服了急躁的情绪，戒绝鲁莽的言行，才可能真正平实地参予社会现实生活。
　　在这方面，学问知识，是足以开启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性情、打消躁气的一把钥匙，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太公兵法》之于张良，就是一项显例。
　　老成者，是指那些具有较多的社会阅历并因此而练达世事者。虽说世间也偶有少年老成者，但建立在阅历基础上的见识要求，决定了老成者多为中老年人。老成者的为人处世，多有稳健持重的特点，只是当这种特点被过分强化时，某些老成者就可能在对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偏向于消极保守、畏缩不前，显得老气横秋，以至丧失机会，留下遗憾。
　　因此，洪应明对于老成者，就有这么一项积极通达的劝告：应当振奋精神，去除惰性惰气。
　　三国时期，司马懿算得上是一个英才，他老成持重，一生用兵十分谨慎，以至被诸葛亮利用，数次错失了用兵的良机，后侮莫及，在历代妇孺皆知的“空城计”中，就是如此。
　　那时，因马谡失守街亭，司马懿得以亲率二十万魏军进攻诸葛亮坐镇的西县。
　　当时的西县城中，仅有蜀军五千和一班文官，在数量上居于绝对的劣势，远不足以抗衡强大而又斗志高昂的魏军。危急关头，诸葛亮果敢地命令全军隐蔽，僵旗息鼓，大开四个城门，在每一城门口仅派几个老弱残兵洒扫街道。
　　司马懿闻报后，亲临城下观看，见状大惊，认为诸葛亮必在城里城外埋伏了重兵，当即命令全军火速退兵。诸葛亮率领的少数蜀军，因此得以躲过了灭顶之灾。
　　无独有偶，当诸葛亮率军第六次伐魏时，为了引诱司马懿出战，他派使者屡下战书，甚至送上一套妇女的衣妆来羞辱司马懿，而司马懿就是坚持屯兵坚守、不出击的对策。
　　原来，司马懿从种种迹象判断诸葛亮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计划趁蜀军撤退时才出兵追杀。
　　不久，果然就见蜀军拔营而去，司马懿大喜，率领大军追赶而去，即将追上之际，猛听一阵鼓响，只见蜀军的后队变为前队，直向魏军冲来。
　　这种情景，使司马懿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怀疑诸葛亮是否真的死了？怀疑蜀军的退却是否只是一诱敌之计？稍一犹豫，魏军的官兵已经开始逃跑，兵逃如山倒，拦也拦不住，以致自我践踏，死伤数千人，蜀军也因此得以安然撤退。
　　诸葛亮这次是否真的布下了诱敌之计呢？
　　不是的，蜀军的确是因诸葛亮病死而撤退。只不过，蜀军的将领们严格按诸葛亮临死前订下的计策行事，实者虚之，利用司马懿多疑寡断的弱点，用诸葛亮的智慧与蜀军的威势吓退了魏军，成功避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也就是当时老百姓称为“死诸葛吓走活司马”的一幕。
　　从司马懿的例子中，最易看到惰性惰气所导致的失落，因为那是发生在血与火竞争的战场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最容不得丝毫的含糊犹豫和退缩。
　　事实上，不止是在战场上，就是在和平的环境中，惰性惰气都会消蚀人的志气，妨碍你我他的进取，妨碍人们走向成功。
　　所以，对于老成，人们应取其思想情感成熟的一面，而不应因老成而失朝气，不应因见识多、阅历广而顾虑多，以免庸人自扰、畏缩不前乃至错失良机，使自己的思想不受诸如“人到中年万事休”、“人过四十日过午”、“四十未娶，不宜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四十未富，不必求富”等习惯说法及古训的左右。
　　事实上，只要克服惰性，认真劳作，任何年龄者都可能取得成功。且不论齐白石在绘画上的“衰年变法”、毕加索在九十高龄时还从事绘画与雕刻等等艺坛轶事，就以涉及多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言，据资料显示，在1987年至1989年三届诺贝尔奖各科获奖者中，他们的平均年龄是：物理学奖60岁，化学奖55.7岁，医学奖61.6岁，经济学奖73.7岁，文学奖65.7岁。有关的研究也表明，除了诗人，其它行业的天才们，多是在中年以后才功成名就的。这充分表明着中老年人依然拥有一个工作与创造的黄金时代，问题在于自我抓紧，以免失之交臂。
　　真的，生命对于每个人言，都可谓是短促之极的，我们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切莫让惰性惰气来缩短这已经够短促的生命进程了。
　　老成者克服惰性的方法有多种，千条万条归结起来，主要的一条是：把握现时，从事有意义的工作。
　　具体落实下来，或可包括这几方面：
　　一是重新检视与重建自己的人生目标，剔除那华而不实、幻而不真的成份。
　　二是在立意已定之后，马上开始行动，避免出现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的局面，而且在这方面，不妨尝试一些新的冒险，走一些自己未曾走过的路，在全新的天地与行为中寻到新的体验、新的发现和新的机遇，须知由此而致的求知欲、创造欲的勃兴，正是撞击惰性的直接结果。
　　三则是在人情练达之余，应力戒圆滑玲拢，以免磨去自己的棱角、认同于庸碌。
　　四则是注意身体保健，开展适量的体育运动，因为健心必须先健身，身体是精神的基础，是事业的本钱，适量的体育活动能够通过激发潜在体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从而大大有助于克服人们的惰性惰气。
　　五则是像洪应明所论及的那样，在自己产生懒怠思想并欲荒废事业时，不妨利用积极的比较法（不同于诸如“人比人，气死人”之类的消极比较法），想想那些在事业上远远超出自己的那些人，力求向他们看齐，就会产生振奋的精神，并落实到相应的行动中，等等。
　　从《菜根谭》所论及的少年当抑其躁心、老成当振其惰气的寥廖数语，做了以上的引申认识后，可以更明确地看到，那种视《菜根谭》之类的古籍为引导人们消极处世的书籍的看法，实属不全面的认识。因为洪应明同样有要求老成懈惰者振奋精神、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尤其当这种意识与青少年应抑制自己骄躁心性的劝告，统一在一起时，他的认识就显得辩证全面了。
　　良药利身，良书利心，据此再看孙锵对《菜根谭》功效的评价——“急功近名者服之，可当清凉散；萎靡不振者服之，可当益智膏。”即知此语确实不虚。
　　可见，以老成者的智慧来抑制青少年的躁心，以青少年的朝气来振奋老成者的惰气，诚智慧之论也。




                                                   少壮者事事当用意   衰老者事事宜忘情
　　
     【○少壮者，事事当用意，而意反轻，徒泛泛作水中凫而已，何以振云霄之翮？衰老者，事事宜忘情，而情反重，徒碌碌为辕下驹而已，何以脱缰锁之身？
　　○红颜失志，空贻皓首之悲伤。】
　　     在此，洪应明的头一段话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即认为每个年富力强的人，应尽心尽力地关注一切事情——至少是尽可能多的事情，否则，无所用心或用心不够，像随波漂浮的水鸭一样，如何会有展翅高飞的本领？每个年衰体弱者，则应对所有的事冷静处之，不动感情——至少是不动过份的感情，否则，俗情过重，像忙碌奔走的而又不惯驾车的幼马一样，如何能够挣脱名利的缰锁？
　　他所说的“少壮者事事当用意”，在思想实质上，与同一时期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所撰写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有异曲同调之妙。在此之中，个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高远的理想，溢于言表，都是告诫青春年华、年富力强者应该珍惜时光，培植并保持自己敏锐的心智，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学会尽可能全面地把握纷纷繁繁、大大小小的世事，切莫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切莫蹉跎岁月。否则，人生易老，到老大徒伤悲之时，也就只有徒唤奈何的份了。
　　要做到“事事当用意”，要尽心于学问，也要尽心于生活，要认真地读有字书，也要认真地读无字书……这正是古今成大学问与大功业者的前提条件。
　　试想，年轻的曹雪芹如果不是时时处处地留心观察种种的风土人情，不是对诗词歌赋、工艺美术、园林建筑乃至烹调、医药及农业知识均有所了解和研究，不是对人生的悲欢离合、少男少女们的情爱纠葛有着深切的体会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又如何可能写得出《红楼梦》这部被后人誉为描写封建社会末期生活的“百科全书”？类似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
　　所谓“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所谓“工夫在诗外”，这种工夫就要事事当用意，不钻牛角尖，多向别人学习，从而进入留心处处皆学问的佳境。
　　值得说明的是，“事事当用意”所述及的仅是少壮者所易忽略的全面性。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人生有限而知识无限，少壮者即使是精力旺盛，也不能不分主次轻重，不能不顾实际地全面出击，避免出现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按不住的局面。
　　说得更具体点，青少年时期，正是长知识和逐步形成人生观的重要时期，所以，青少年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学习知识、充实自己的方面上，在工作中，就要注意处理好自己所学的专业与兴趣的关系，在读书时，则应处理好精读与泛读的关系，等等。总之，要注意全面成长的同时，还要善于像聚透镜那样，将所有的光线聚集到一点上，把自己的工作和自己所挚爱的事业搞好，以赢得人生的真正成功。
　　洪应明所说的“衰老者事事宜忘情”，作为经验之谈，不失是对年老体衰者的一则养生忠告。年老体衰者在生理上，体力与精力已大不如青壮年，在思想情感上，饱经沧桑的人生履历已使他们变得更成熟，更豁达也更超脱，名利权势之类的诱huo力已经大大减少。他们较之年青人，更懂得生命的珍贵，也更懂得人生的真谛。他们要颐养天年，不为情困，不为情忧，就是一项必要的前提条件，为此就须重视自我情感与情绪的调节。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情分七种，即喜、怒、忧、思、悲、恐、惊，它们是个人对客观事物或事情的主观情感反映，它们的来去变化与人的精神与生理体态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以五脏的生理反应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如在中医名著《素问》中，就有此言：“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显然，喜怒哀乐之类的情感所造成的过分强烈或长期持续的情感刺激，会导致人的心肝脏腑发生功能性的紊乱与失调，从而引致疾病，不利于养生长寿，对于衰老者就更是如此。
　　当然，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怀全忘，对于有血有肉又吃五谷杂粮者，是不可能的。所以，更现实地说，衰老者对于人的七情六欲，不可过分地看重，不要过分地执着。孔子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便是：“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不失为经验之谈。据此，则不难保持适度温和、不偏倚的性情和宁静的心境，通过修心养性来达到养生的目的。
　　近代报界泰斗陶百川先生在百岁寿诞之际，曾自创“老年健康自律歌”，歌云：
　　日行三千步，夜睡七小时，
　　工作不过劳，饮食有节制，
　　以忍耐齐家，以和平处世，
　　俭能常有余，勤故无难事，
　　名利看得淡，大事不糊涂。
　　既要对名利看得淡，又要在面临大事时不糊涂，看似矛盾对立，整体正切合《菜根谭》所论及的养生之道。
　　对于衰老者而言，以上这些经验之谈，是可以落实到具体方面的。如接人待物时能豁达大度，凡事能从大处着眼，不因个人的得失而斤斤计较；勇于将事业传授给后来者，须知对于个体的有限生命而言，事是做不完的，书是读不全的，路是走不尽的……在一定意义上言，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在这方面，对年青人的不信任甚至是欲与年青人再争长短，无疑是不理智甚至是愚蠢的。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10 11:26     标题: 续 9





            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在其名篇《论老年》中，曾嘲笑公元前六世纪的大运动家密罗。因为密罗在风烛残年的时候，当看到年轻人在竞技场上大显身手时，再看看自己的鹤骨鸡肤，竟忍不住地嚎陶大哭，最后因不服气，狂劈橡木而死。类似密罗之类的心理与作为，自然是不足为效的。


　　老年人也要注意与青年人交往，彼此真诚相待，以求互相了解，不应恃年龄、经验乃至是权威的优势来压制青年人，防止制造或是扩大隔代人之间的代沟。在家庭生活中，要注意创造一种和睦的家庭气氛，乃至淡化家庭琐事。子孙自有子孙福，对于子孙的就业婚姻，不操过份的心，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避免计长较短，这也就是“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另外，做一些自感兴趣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到老有所为，情有所寄，对于亲朋故友的不幸，还要有节哀顺变的认可态度，等等。
　　做到了这些，老年人就可避免因过分的喜怒哀乐及焦虑、抑郁、悲伤、怨恨、愤怒、惊慌等等消极情绪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助于自己颐养天年。
　　古人言：“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在今天中国的一些长寿区，已是“人活百年不称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健措施的改善，中国和一些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即将迈入或已迈入老龄社会。因此，在这里重温《菜根谭》及中国文化的一些养生养性的思想，依然是有着现实指导意义的。




                                                          逆己情欲道在忍
　　
           【○己之情欲不可纵，当用逆之之法以制之，其道只在一忍字；……今人皆恕以适已，而忍以制人，毋乃不可乎？
　　○雪忿不若忍耻之为高。
　　○当怒火欲水正腾沸时，明明知得，又明明犯着，知得是谁？犯着又是谁？此处能猛然转念，邪魔便为知真君子矣。
　　○己之困辱宜忍，而在人则不可忍。】
　　      从以上四则引语中可以看到，《菜根谭》的作者十分重视一个“忍”字。“忍”之一字，也就是刀刃架在心上，在为人处世方面，自有其特有的效用及必要性。
　　提到“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你可能会想起“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一妇孺皆知的千古美谈。纵观韩信的一生，可说是为一个“忍”字，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因一时忍得住而得以建立大功业，却也因一时忍不住而导致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早年，青年韩信还是一个布衣百姓时，往往衣食无着。
　　一天，韩信佩带刀剑行走在淮阴的街头时，被一屠户家的少年无赖拦住，并当众嘲笑：“你个头虽高大，整日身不离佩剑，而你的内心，却是十分胆怯懦弱的。”进而更以人身侮辱来向韩信挑战：“你不怕死，那就拔剑刺死我吧。你如果怕死，就从我裤裆下钻爬过去吧。”
　　韩信闻言，血全涌上了头，盯了那无赖很久。转念一想，终忍下了这一口气，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从这个少年无赖的裤裆下钻了过去。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韩信在街坊邻里的眼里，成了一个有名的胆小鬼。
　　事实却并非如此。韩信之所以忍受了这种常人所不易忍受的耻辱，是他不愿将生命葬送在无端的争执打斗上。果然，随着秦末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他先是投奔项梁、项羽，未受重用。进而改向投奔刘邦。然后，发生了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插曲，终被刘邦设坛拜为三军大将，率领百万大军，作战必胜，攻城必克，为创立汉王朝立下了别人无可比拟的汗马功劳。
　　随着威名的远播、军功的增多，韩信的个人名利心也在逐渐膨胀。在权位利禄的诱huo下，他终于忍不住了。
　　当他率军降服并平定了齐国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刘邦上书，以齐国乃一是非之地为由，提出必须设置一代理齐王来镇抚人心，稳定局势，并直接提出自己堪当此重任。
　　当时，刘邦正在荥阳被楚军围困，见到此信，破口大骂：“我被困于此地，从朝到晚，都盼着你韩信来助我一臂之力，你却在现时只想自立为王！”
　　幸得他手下的谋士张良、陈平十分机智，反应敏捷，三言两语就向他晓明利害关系，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禁止韩信称王，汉军的阵线就会出现大的变故。
　　刘邦马上醒悟，他忍下了怒气，又继续假惺惺地大骂：“大丈夫既可平定诸侯，就该做真正的齐王，那有做代理齐王之理？”于是，他立即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以此驱动韩信率领大军继续为汉家争天下。
　　一念之差，一时不忍，一着不慎，韩信就在自己与刘邦的君臣关系中，埋下了一颗钉子。而刘邦在一转念中，却忍住了怒火，他犯不着为了一个齐王的封号，马上与韩信闹翻，失去垂手可得的天下。
　　后来，刘邦将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得天下后，刘邦又借故将韩信贬封为淮阴侯。最终，韩信被吕后扣上谋反的罪名斩首，并受到了诛灭三族之祸。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作了一种假设：“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假使韩信能够学点处世之道，知道谦虚忍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又不恃才骄傲，就差不多了。换言之，韩信的人生结局，就应该是另一种样子了。
　　顺便交待一句，韩信被封为楚王后，衣锦还乡之时，对于那位曾侮辱过他的少年，韩信不仅没有杀他，还高姿态地称他为“壮士”，任命他当军队的中尉。原因在于当时正因容忍了他的侮辱，才取得眼前的成就。此时，韩信的确是懂得“雪忿不若忍耻之为高”的道理的，可惜，这未能一直贯彻落实在他的处世之道中。
　　人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已不再是韩信所面对的场景及黑暗的历史了，但这并不妨碍“忍”之一字，依然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诀窍之一。
　　就拿我们上街言，人行道上，人流熙熙攘攘，单车道上，车轮滚滚，不时难免有我碰了你或你撞了他之类的事发生。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我对你或你对他真诚地道个歉，你或他则忍受了一下小委屈，那么，彼此的过隙马上就会化解，彼此的心理平衡也就得到了恢复，或许还会开始另一种良好的人际交流……
　　倘不如此，而是在碰撞发生之后，马上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对骂起来，只会恶化彼此的心境，把原有的美好情绪完全冲跑。时间一久，甚至还会招来一些好起哄的围观之徒，导致对骂的双方大打出手，皮肉之伤难免，有时还会有医院甚或牢狱之灾。
　　此种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在报刊杂志上，不时有所见闻。
　　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养忍的意识，学会谦让，学会通过发自内心的真诚微笑来化解自己与别人所存在的误会与矛盾冲突，对于每个人言，是十分有用和必要的——不论你是在街上步行，或是你面对着亲朋好友或同事。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有言：“忍则众恶无喧”，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忍，对于领导者，更是一种应用的修养素质。俗语讲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上述刘邦对待韩信自请称王之事的处理，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领导者在涉及到集体、地区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时，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不因小失大，就应有忍的度量，应有克制的态度与周密的对策。
　　这方面的最成功范例，在现代，当算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面临杀蒋或是放蒋的选择时，能从民族存亡的最高利益出发，忍住了阶级的怒火，选择了一条被历史证明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解决道路，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使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
　　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强调忍的意识，还有其现实的意义。比如，因为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生产效益也不够高，所以，就国家言，还需要抑制高消费，提倡艰苦奋斗。这在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大范围的、人人有份而又富于长远眼光的“忍”。
　　在这点上，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腾飞，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日本在战后的经济腾飞进程中，基本能遏止住失业率的上升，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每到关键时刻，企业内的每一位员工必须接受老板的以下恳求：“如果把工资提高得过高过快，公司就会出现危机。为了使企业内部的每一位员工都不被裁减，大家还是都忍耐一下，共同削减工资吧。”由此，不难看到日本人所有的团体意识和忍的功夫，他们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忍是大勇者之所为。确实如此，因为“忍”就是将刀刃架在心上的考验。
　　关于忍，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就个人言，我们所提倡的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式的那种忍，因为这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逆来顺受、而又具有很强的自我麻醉成份的“忍”，是一种终会压夸与摧毁自己做人脊梁的“忍”。同样，在处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时，我们所说的“忍”，也绝不是清末统治者在面对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时，所被动地采取的那种赔退银两、割地求和的“忍”让法。
　　忍，是忍以待发，而不是忍而坐，坐以待毙。这是十分明确，不容混淆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仇边之弩易避，而恩里之戈难防。苦时之坎易达，而乐处之陷难脱。
　　○大恶多从柔处伏，哲士须防绵里之针。深仇常自爱中来，达人宜远刀头之蜜。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戒疏于虑者。宁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诈，此警伤于察者。二语并存，精明浑厚矣。
　　○相知犹按剑，莫从世路暗投珠。】
　　  且说战国时代，为了讨好楚国，魏王将一位具有绝代姿色的魏国美人送给楚怀王，她当即受到了楚怀王的宠爱。
　　楚怀王的夫人郑袖见状，也表现出十分喜欢这位魏国美人的样子，在吃喝玩乐方面上，十分照顾她、依顺她。在包括楚怀王在内的其他人看来，郑袖对这位美人的喜爱，连楚怀王也忘尘莫及。楚怀王因此而称赞郑袖没有女人常有的妒忌心。
　　自然，那位魏国美人也因此把郑袖视为知己，对她言听计从。
　　某天，郑袖很亲切地对这位美人说：“君王很喜欢你，只是不喜欢见到你那不够漂亮的鼻子，为了使他更高兴，以后见到他，你最好把鼻子遮掩起来，那你就尽善尽美了。”
　　魏国美人闻言，不加思索地依郑袖之言而行。
　　如此反复几次后，楚怀王就犯疑了。
　　楚怀王想到她与郑袖是最相好相知的，就向郑油探询魏国美人为什么每次见到他时，总要掩鼻的原因。
　　郑袖先是以不好说来作托辞，将楚怀王的好奇心吊起之后，她才故作神秘地说；“那是因为魏国美人讨厌闻到你的口臭啊！”
　　头脑简单而又脾气暴躁的楚怀王，闻言大怒，喝令手下的人马上去处死那位魏国美人。
　　郑袖真是一个善于绵里藏针、笑里藏刀的奸巧者，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挑起了楚怀王的冲动与冒失，又借楚怀王之手，将不明底细的魏国美人变成了冤死鬼，或许后者在临死前还感激她的种种假恩假德呢。
　　这正是：难防在施恩外表下所隐藏的干戈，难逃在欢乐场面中所隐藏的陷井。
　　绵里藏针与刀头之蜜的阴狠厉害，于此可见一斑。
　　人们不难因此理解洪应明对于人们的提醒：不少大奸大恶的诡计，往往是隐伏在温柔亲切的外表之后的，所以，聪颖明智者应当防备绵里之针；深仇大恨经常是由爱欲转化而成的，所以，通达事理者应当远离刀头之蜜。
　　从典故的内容来看，“绵里之针”与“笑里藏刀”的意思相同，都是指那些表面装得和气，内心却阴险尖刻并伺机残害别人的奸诈者。
　　“刀头之蜜”之说，源自《佛说四十二章经》，经中将贪婪者贪恋财富美色，比喻为孩童贪吃利刃上的蜜糖，甜蜜的享受是短暂的，却带来了割舌的灾患。
　　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伦理规范和法律秩序，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须这两者的调节梳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功利关系与情感好恶，就不可能完全公开透明地摆到桌面上，那些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就更是这样。它们要出现，要实施，一须伪装埋伏，二则须一些能诱huo意志薄弱而又头脑简单者的诱饵，使人不知不觉地落入圈套。
　　正因为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什么事都可能随时发生，所以，生活在这个复杂社会中的善良人们，对此就不能不提高警惕。洪应明对于人世间的那些疏忽大意，遇人遇事不认真动脑筋者，有这样一项醒世之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事实上，即使先前未读过《菜根谭》，我们中的不少人，对于这句名言也是十分熟悉的。就在一代代人对这句名言的口头流传中，人们学会了自我保护。
　　防人之心是一种防守性的防备心理，其包含了应有的敏锐警觉贺冷静思考。有了这两者，才可能有正确的应对。
　　另外，防人之心还涉及到一项防卫限度的问题，对此，洪应明的主张是：即使是对于知己挚友，也须有一定的戒备（“相知犹按剑”的“按剑”即因防备而摸剑），切莫追逐复杂社会中的种种表面浮华的诱huo。
　　先别将此认识视为空穴来风或神经过敏、不近人情的认识。以《水浒传》描写林冲被逼上梁山的那一段故事来看，那当然是以高俅、高衙内为首的恶势力胁迫所致，而就在这个迫害的过程中，作为林冲旧日“知己挚友”的陆谦，则起着一项别的人所替代不了特殊作用。是他，哄骗了林冲的夫人，使她险遭被奸；更是他，率人赶到了林冲的流放地沧州，欲置林冲于死地……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即陆谦把高官厚禄看得重于珍贵的友情，从而也就有了那种种卑劣的行为，真可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增广贤文》），知己朋友也有真假长短之分。而一般人面对朋友时，戒备心态总会降到最低的限度，直至消失，那种假知己、假朋友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我们已经活在网络时代了，地球村已经成为了现实，但天下太平的日子并没有到来。类似通过网络征友的便捷途径，涉世尚浅的女孩被“网友”胁迫强jian的事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以下就是一个新近发生的案例。
　　一名叫胡倩（化名）的青年女子，因在家寂寞，便下意识地打开电脑上网聊天。不一会儿，网上发出悦耳的啾啾声，胡倩一看，是一名叫“雨丝情仇”的深圳网友，来到武汉要与其会面。胡倩虽再三推托，但经不住“雨丝情仇”一片诚意，两人终见了面。
　　见面时，“雨丝情仇”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其是香港人，同其叔叔在深圳投资数亿元做房地产生意，这次来汉，准备考察一下武汉的投资环境。一阵寒暄后，胡倩和“雨丝情仇”并肩来到附近一招待所，刚一进屋，两男子就闯了进来，气势汹汹地将胡倩按倒在地，“雨丝情仇”也露出狰狞面目，抽出匕首抵住胡的脖子威胁道：“小美人，不许声张，我们只要钱不要命！”随即，用胶带封住胡倩的口，捆绑住手脚，将其手机和钱物洗劫一空。
　　这三人满足兽欲后，又威逼胡与其母亲联系，谎称庆贺朋友生日急需要钱，托一男朋友来家拿钱。随后，“雨丝情仇”乘坐一的士，壮着贼胆敲开胡家的房门，甜甜地叫了声“阿姨好！”胡母热情地给来客迎座沏茶，“雨丝情仇”落座后，边饮茶边和胡母讲了些客套话，胡母听得乐颠颠的，继而给了他1100元钱，让其注意安全。“雨丝情仇”拿到钱后，回到招待所，几人用麻醉药将胡倩灌昏后才逃走。
　　后来，终被警方抓获的“雨丝情仇”，经查证，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爱好上网聊天的流氓。在仅仅12天的时间里，他与同伙冒充香港人或深圳人，以网上交友的方式，专门勾引女大学生，作案4次，抢劫4部手机和数千元钱物，并对网名为“白雪儿”、“香香公主”等三名女大学生实施了强jian。
　　面对这样一个不令人起眼的人，为何这几个女大学生会轻易掉进其设下的网络陷阱呢？
　　原来，“雨丝情仇”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曾阅读了一些描写当代女大学生的书文，潜心钻研过女大学生的心理活动。通过传媒报道发现麻醉抢劫作案易得手后，他抓住了一些女大学生喜欢结交网友的心理与行为，投其所好，设下圈套引她们上钩，从而制造了系列麻醉抢劫强暴女大学生案。
　　显然，“雨丝情仇”们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很主要一点，就是抓住了极少数女大学生精神空虚，爱虚荣，图享乐，只追求新鲜、刺激的弱点。她们少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这么一根弦，以至被劫财劫色。
　　所以，切勿因为所交往的“网友”人在曾一起聊天或活动过，就放松警惕，因为现在的一些“狼”正是披着“羊”皮上网的。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既然不是生活在充满了爱的真空世界中，就不能毫无自我保护的措施——诸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之类，还多少具有一些现实应用的价值。因为正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论所揭示的那样，安全需要仅次于生理需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而学会自我保护，正是实现安全需要的最基本措施的关键。
　　对于人世间的那些因看人看问题看得太细致、太本质，从而受到伤害的精明者，洪应明则有另一项警醒：宁可被别人蒙蔽，也不要事先毫无根据地去揣度怀疑别人，以免自欺自误。
　　这也就是《论语?宪问》所论及的君子处世之道之一：“不逆诈”。做到了这点，就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减少自我的烦恼，世间的是非就会减少了许多。因此，那些因为心智过份敏锐、想象力过份丰富和嘴巴太快而深陷于是非的沼泽并且已不堪其苦者，不妨学学糊涂，学会尊重事实而不是猜测，乃至学会讲“我什么也不知道”的一语……这样，心绪或许就会变得愉快些，人生的脚步也会迈得更轻爽些。
　　毕竟，天塌不下来，不要学类似于忧天的杞人那样的精明与敏感罢。
　　淳朴厚道者，能切实履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教诲，他就具有了精明的心智，此其一；精灵明察者，学会了“宁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诈”的处世策略，他就具有了厚道的表现，此其二。在洪应明看来，一个人为人处世，能将这二方面统一起来，那他就是既精灵聪明，又淳朴厚道的十全十美者。
　　不妨将这个理想的人，与自己作一项比较，然后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具体接受相应的合理认识，以作自我修正，以求自我完善。
　　所有的一切，均须切切从我作起，从现在做起。




                                                         作人要脱俗   应世要随时
　　
   【○随缘便是遣缘，似舞蝶与飞花共适；顺事自然无事，若满月偕盂水同圆。
　　○随时之内善救时，若和风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脱俗，似淡月之映轻云。
　　○作人要脱俗，不可存一矫俗之心；应世要随时，不可起一趋时之念。】
            佛教理论认为，宇宙与人生的种种景象，大至日月经天、江海横流，小至此时的笔者在沥沥的雨声中写此段文字，彼时的你在灯光下阅读此段文字……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生起坏灭，是汇聚了种种因果关系或条件——缘——所造成的。离此，不存在着独立的个体与事件。
　　洪应明正是在这种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推崇并宣述着一种主张随缘顺事而又超脱世俗之见的人生观。
　　他认为人应顺应种种因缘条件而处世，也就是随缘随时而安，顺应时代潮流地去参与现实生活，适应现实，得以既免除了心理的负担，也排除了因过去的因缘琐事而引致那些理不清的缠缚，使人生成为真正而又自然的人生，如此，似舞蝶与飞花共有的舒适，也似满月与盂水（指圆口器皿所盛装的水）同有的圆满……
　　另一方面，人应在适应现实生活时，善于不落俗套地补救时弊，似和风消除酷暑的炎热，润人肺腑；在世俗生活中，保持脱俗的品性与人格，不存为纠正敝俗而有意标奇立异之心，不起追逐时尚之念，似淡淡的月光映洒着轻云，相得益彰……
　　或许有人会生疑问：随缘顺事，是否就是随波逐流呢？是否就是安于现状呢？
　　似乎是，但实质不是。
　　即使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不难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为数不少的善于长嘘短叹的怨天尤人者——甚至包括自己在内，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往往不能适应现实，却对现实适应自己的想法想入非非。于是，他们会抱怨北方的冬天太寒冷，抱怨南方的夏天太炎热，会埋怨这个单位的人际关系太复杂，埋怨那个单位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等等，似乎天地之大，惟无自己的立足之处。于是，人生的宝贵光阴，也就消耗在这无尽的犹豫、动摇、迁移之中。
　　对此，随缘顺事，就不失为对症下药的一剂良方。随缘顺事的实质，正如创立了禅宗五宗之一的临济宗的义玄禅师所说：“随处可以做主人”。将这种思想落实到管理工作中去，善于举一反三的管理者们就认为，一个人不论是处在现代生产与管理系统中的那个职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任何境遇中，他都应该把握自己，珍惜现时，在自己的岗位中，毫无怨言地尽职尽力，随遇而安。这样，他就会因此而获得很多的智慧与经验，从而有助于他在日后负担起更重要的工作。
　　如一个银行总经理在开始参加银行工作的头八年中，所担任的都是会计、存款员、复核员之类的普通工作，而与他同时进入银行参加工作者，都早得到了升迁，担负起责任更重大的工作。虽然如此，他依然是默默地工作、学习，并得益于此，对银行的工作与系统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而这，正是促成他在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银行总经理的基础之一。
　　所以，随缘顺事与安于现状，乍看十分相似，实质却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缘顺事是积极的、主动的，而安于现状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处世观，它意味着人只能浑浑庸庸地混日子。
　　况且，洪应明在论及人应随缘顺事地生活时，还论及了人应有脱俗的品行，要学会善于补救时弊，不要无原则地追逐每个时代都有流行的时髦病。这些无疑都是积极可取的，至今还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因为它们指导着个人应有所作为，学会把握事物发展的远景，同时又不致于丧失自我的个性与本色。
　　就拿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现实中依然有市场的那些老牛拉破车的落伍思想，工作中那些松松散散的拖拉作风，不干正事却善于指手划脚等等时弊，就是值得每个人用切实的行动来予以纠正的，如此才可能搞好现代化的建设。
　　此处仅举一例。闻名中外的上海宝钢总厂，是一个有着数十万人的大型重点企业，各种往来的电话繁多，可想而知。而宝钢总厂信息部却不因此而降低工作标准，还勇于向社会宣布：无论每天24小时中的任何时候，任何电话打到宝钢总机后，3声铃响之后，应有接线员应答。如果打电话者等待的时间超过10秒，查实后，每次将扣信息部的奖金一万元。此言一出，即使是经那些善于在鸡蛋中挑骨头的好事者的反复试探，也无懈可击。此举无疑就是补救时弊之举，确实不同凡响，它表明了宝钢信息部的一班人，已经建立起珍惜别人时间、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的现代观念。
　　可见，“作人要脱俗”、“应事要随时”之类的原则，是传统的，但它们所蕴含的合理的成份，却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这，正是我们之所以能用现代意识和事例来阐发它们的内在依据。




                                                        宁默毋躁   宁拙毋巧
　　
     【○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并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君子所以宁默毋躁，宁拙毋巧。
　　○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
　　  在谈判桌前，日本人一向被视为极难征服的对手，因为他们十分善于运用“也许”、“大概”、“可能”之类的模糊词，极少有肯定语气，有时甚至一言不发，通过这种不置可否和沉默的技巧，让对手把话说完，从而窥探出对方的态度和摸清对方的意图，最后作出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抉择与决策。
　　下面的这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想与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联营。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联系好了之后，他立刻飞赴日本，想马上将此事拍板确定下来。
　　日方的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对于他的提议，却不作任何肯定性的承诺，从而令他大惑不解。
　　在以后的两年内，双方的高层人士又有了多次接触，每次都是美方代表口若悬河地介绍自己的打算与要求，日方代表依然沉默寡言，似乎是学生听课一样，不置可否，美方代表无法，只能抱怨日方缺乏诚意，谈判的态度也趋于松懈。
　　此时，出乎美方代表的意料，日方代表突然表态，作出决策，使措手不及的美方代表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最后达成了对日方公司有利的决议。有日本学专家指出，日语本身并不妨碍清楚、简洁而又合乎逻辑地表达思想。所以，日本人在言语交流中偏于含蓄、模糊的倾向，并不是因为语言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心直口快的缺点：不慎重之语，会损害自己的形象，又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还能引起双方的冲突……故此，他们信奉“语言乃万恶之本”的信条，知道将舌头放在心上，而不是将心放在舌头上。
　　不客气地说一句，日本人这种认识与行为，还是来自中国古代先哲的教导（当然，也融汇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智慧与生活经验），且看一些古代典籍对慎语的强调：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老子》）
　　“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谨于言而慎于行。”（《礼记》）
　　“口可以食，不可以言。”（《鬼谷子》）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鸡肋编》）
　　……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涉及慎语的话旬已见前列。其思想意识有两点：
　　首先，一个人谈天说地、述人论事，在他所说的话中，即使有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也未必可算为稀奇；假如其中百分之十是错误的，那就会成为天下的笑柄，成为别人攻击埋怨的目标。所以，君子宁愿沉默，不愿匆忙地作不稳妥的发言。一个人行动果决，筹谋了十件事，就有九件是成功的，他人也未必归功于他；但筹谋了十件事，有一件是不成功的，则有关他的坏话毁语就可能出笼。所以，君子宁愿守拙也不轻易运用巧术。
　　其次，日常交往中，在与沉默寡语之人打交道时，君子应该注意心态的平衡，防止出现意志低沉与认识偏颇的心态；面对那些恼恨别人取得好成绩的自负者，君子就要谨语慎言，以免被对方抓住把柄，祸及事业前途乃至个人的人身安全。
　　依据这些认识，再去看待与日方谈判的美方代表，他们不知在自己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中，已经出现了被对方盯住不放的漏洞，从而掉入“言多必失”的陷阱中。另外，他们在长时间面对沉默寡言而又胸有成竹的对手后，已经在精神状态上变得疲惫，在应变反应能力上又输了一筹，最后只能在谈判桌上处于下风，被对手赢去了最大的利益。
　　类似的例子及那些深刻的思想，使我们看到，慎语乃是谨慎处世态度在日常的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在复杂的社会中处世，不可不重视慎语。
　　慎语，能使一个人在工作中，注意使言语变得更恰当、更简约也更凝炼，减少废话与空话，减少出现失误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开展工作与解决问题。
　　慎语，能使一个人在离家旅行时，不轻易对陌路相逢的路人道出自己的旅行意图，避免了各种利害话题。如此，骗子小偷之类也就不易盯上你。
　　慎语，能使一个人日常在与别人作思想交流时，不传播无根据的小道消息，这同样也是个人的智慧与道德修养趋于完美的具体表现之一，所谓“流言止于智者”。
　　慎语，也能使一个人更深地体会到“沉默是金”的道理，认识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奥妙，从而为自己赢得更多认识社会、思考人生的时间……只有野心家、别有用心者，才会信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信条。
　　两千多年前，子禽曾向自己的老师墨子请教：“多说话到底有没有好处？”
　　墨子则反问子禽：“话说得太多，有什么好处？”
　　接着，墨子又举了两个例子：“青蛙日夜都在叫，叫得口干舌燥，却很少有人注意它。公鸡在天快亮时只啼叫两三次，人们知道鸡啼意味着天快亮了，所以，都很注意它。”
　　两者取其一，作为哲学家的墨子已向他的学生指明，聪明者，当效法公鸡而非青蛙。
　　所以，慎语，能使一个人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必会使这个人给别人留下更好的印象。




                                                       不可少变其操履   不可太露其锋芒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淡薄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世，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
　　○倚高才而玩世，背后须防射影之虫。
　　○盖世的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
　　○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
　　○御事者，与其巧持于后，不若拙守于前。
　　○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士君子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谓明；必胜非勇，能胜能不胜之谓勇。
　　○饰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胆之镜。】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视颇高的人，他们锐气旺盛，锋芒毕露，处事则不留余地，待人则咄咄逼人，有十分的才能与聪慧，就十二分地表露出来，他们往往有着充沛的精力，很高的热情，也有一定的才能，但这种人却往往在人生旅途上屡遭波折。
　　笔者曾见一本科毕业即分配到某矿务局工作的大学生，他下车伊始，就对单位的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顺。未到一个月，他就给单位领导上了洋洋万言的意见书，上至单位领导的工作作风与方法，下至单位职工的福利，都—一综列了现存的问题与弊端，提出了周详的改进意见。
　　但效果却适得其反，他被单位的某些掌握实权的领导视为狂妄、骄傲乃至神经病，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还借别的理由将他退回学校再作分配。
　　两年之内，他因同样的情况，换了四个单位，而且还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不如意，他的牢骚更甚，意见更多，却也无可奈何。
　　作为锋芒毕露者的典型，此君在为人处世方面少了一根弦，以致屡屡在新的人际关系圈子中，未能处理好包括上下级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加上在工作中，又不注意讲究策略与方式，结果不仅是妨碍了将个人的才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还招来了多种的诽谤影射、妒忌猜疑和排挤打击。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人往往不是因锋芒毕露而走向成功，却极易因屡受挫折而一蹶不振，以至被逐渐消磨了锋芒。
　　结合类似的事例，再看待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再三复述的君子不可太露其锋芒的思想，不难发现其合理之处。“不可太露其锋芒”，并不是消蚀锋芒，不是改变操履，而是指人应隐其锋芒，不要恃才恃权恃财而咄咄逼人，从而使自我更易被注重秩序与习俗的社会所接受，以免身受背后之箭的害，以免引致那些无谓的烦恼与挫折。
　　其实，这也是一项强化自己的学识、才能和修养的过程，有利于培养自己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与技巧，是放弃个人的虚荣心，踏实地走上人生旅途的表现。
　　那么，不可太露锋芒的诀窍何在呢？
　　按照洪应明的思路，诀窍在于学会把精明智慧放在心上。须知智慧不是一个戴在脸上的华丽面具，不是老挂在嘴角旁的口头禅，精明的智慧，应体现在踏踏实实的人生进程中。做事要有宁拙毋巧的风范，因为面对未知的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未来，谁也未必就是胜券在手的，面对着失误乃至失败的可能，与其在失误乃至失败后千方百计以巧言掩饰，不如拙守于事前，不露锋芒，保持着必要的谦逊、敬畏，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地踏实前行。
　　在待人接物时，则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尊重别人，不要动辄就口无遮拦地对别人品头论足、议论别人的美丑贤愚，不要老揪住别人的小过失不放，须知一个人长得丑些、笨些和犯了一些小过失，多半不是他的过错，如果我们不学会尊重各种各样的人，就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同理，平日不可因追求一时的口语之快而作意气之争，不可因意气用事而得理不饶人……总之，学会收敛锋芒，真诚宽厚地待人，掌握话语含蓄和行动稳重的技巧——所谓“敏于行而讷于言”，也就正是君子“内精明而外浑厚”的表现，是不露锋芒的诀窍。
　　当然，这些表现都应是自觉的，容不得伪装的，否则，倘若伪装忠厚的面貌来欺骗别人，总归是难瞒有识之士的。
　　有人认为，不露锋芒，就会埋没自己的才能与才华。
　　其实不然，真正的不露锋芒者，都有一种实至而名归的特色。
　　东晋时，某天，勤于练书法的少年王献之，将一个毛笔写就的“太”字，送到母亲处炫耀。
　　经一番细看，他的母亲评论道：“这个字，仅那一点的功夫才算是到家的啦！”
　　献之闻言，才深感自己的书法，在功夫与功力方面，尚欠火候。原来，那一点正是他父亲王羲之刚添加在他所写的“大”字上的。
　　此后，王献之以父亲为榜样，不慕虚声浮名，依缸磨墨，刻苦练字，把十八缸水都用完了，日后终成为了与父亲齐名的大书法家。
　　历史与现实中的那些深得不露锋芒之道者，每每会以喜怒不形于色、少言寡语、平和恬淡的神态，绝不哗众取宠的态度来投入生活，做到为人周到，处事练达。
　　在这方面，初涉人世者不妨从多动手、多动脑、多用耳朵与眼睛，少用嘴巴，避免与人争强好胜、计长较短做起，从而开始踏实地走好自己的人生旅程。




                                                               居安思危自坦然
　　
     【○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处。君子只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古人将引致人是物非、沧海桑田等等境遇状态发生变化的种种不可知的、神秘的因素，常归之于天或天命。因此，在《菜根谭》中，洪应明依然沿袭同一思路，天或天命，是解释一切导致自然、社会尤其是人事变化的不可知因素、不可测缘由的归纳性依据。
　　之所以要有这种解释，在于他看到了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因各种主客观条件在起作用，这种转化往往在向原有事物的相反方向转化。因此，历史老人在今天捉弄了昨日的英雄，使原来的豪杰头脚颠倒，落马失足……看沧桑历史，难寻永久牌的天之骄子。
　　因此，居安思危的言行及防备意识，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的。既然瞬息万变的世界尚有许多因素是人所未曾认识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所可以完全把握的，任何祸患、什么zai 难都有随时发生的可能，故人们在安居乐业的期间，明智者对此应有所预见、有所警惕并有所防备，以免在zai 难浩劫袭来之时，因自己的毫无防备而措手不及，小则摔跤跌倒，大则招致灭顶之灾。
　　在实质上，潜在或现实的危机，能激发我们竭尽全力去应对。反之，无视潜在或现实的危机者，往往就会麻木地陶醉在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中，幻想自己的生活会永远风平浪静。显然，我们不能坐等危机或悲剧的到来，而必须从内心挑战自我，并使之我们生命力量的源泉。因此，从变动不居、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来看，居安思危的意识，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意识，是一项可以体现在处世言行中的忧患意识。
　　对个人是如此，对于民族也是如此。无此意识者，则患了思想上的近视症。
　　春秋时期，有一次，郑国曾面临着被其它十二国联合围攻的危机，后经晋国的周旋，才化险为夷。
　　郑国国君为此而给晋国国君晋悼公送去了大批礼物，以示感谢，这批礼物包括兵车一百辆、著名乐师三人、歌女十六人及许多钟磐之类的乐器。对此，晋悼公十分高兴，论功行赏之时，他就欲把歌女中的八人转赠给他的功臣魏绛，以奖赏他竭思精虑，为国事筹谋划策的丰功伟绩。
　　魏绛却谢绝了国君的分赠，并抓住时机向晋悼公作了一番不失分寸的劝告：“国事之所以办得顺利，首先应归功于国君您的才能。其次，则是靠朝中同僚们的齐心协力，我个人有何贡献可言呢？我衷心希望您在享受安乐之时，还能想到国家尚有许多事要办。《书经》上有句十分正确的话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望您能牢记！”
　　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日本作为太平洋上的一岛国，资源贫乏。因此，日本上下对此常怀危机意识。另外，日本民族深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如因台风、地震而造成的zai 难，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次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度等等，因此，日本人对于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各种zai 难，都保持着一种高度警惕的意识。
　　下面的这件事例，多少也反映出了此种状况：当电影《日本列岛的沉没》在日本本土上映时，创下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价值。而片中的内容，不外是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日本列岛正被呼啸而来的大海潮所吞没，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却显然无意给这场zai 难的脱险者提供避难的地方……这部影片，充其量不过是一部着意渲染日本末 ri的恐怖与阴暗的科幻片，却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共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仅是时间上的迟早而已。
　　由此事例，不难看到日本民众确有一种关注未来、居安思危的强烈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今人论日本，多是仅看到日本具有世界上运转效率极高的经济体制，是有着先进技术的发达工业国家，看到日本的那些汽车如流、高楼林立的表面繁华，而看不到日本人的头脑中所具有的那种居安思危的意识。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在二战之后的经济腾飞，未必不是得益于这种意识的，因为有了这种意识，他们才能超越短视的目标，形成了个人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不惜忍辱负重的观念，并将此贯彻到具体的行为中。
　　据此再去回顾日本在二战后几十年所走过的历程，不难看到日本人民的那些看似消极、被动的逆来顺受的言行中（如电视剧《阿信》等所描写的），也包含有富于韧性的默默无闻的抗争，这也正是他们居安思危的意识、逆来顺受的行为中所深深蕴藏的积极意义。
　　未来学家在预测世界的前景时，多数人之所以看好日本的前途，主要依据之一，在于日本民族具有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或不够强烈的优秀的精神意识，居安思危意识，就是其中的一项。
　　所以，事实绝不像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浅薄者所认为的那样：居安思危的意识，是一种多余乃至是神经过敏、庸人自扰的意识。可见，治家者不应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治国者更不应抛弃居安思危的意识。
　　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居安思危，人才能走出困境。




                                                               济人利物行好事
　　
    【○春至时和，花尚铺一段好色，鸟且啭几句好音。士君子幸列头角，复遇温饱，不思立好言、行好事，虽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士君子济人利物，宜居其实，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则德损。
　　○遇事而为人除害，即是导利之机。
　　○从热闹场中出几句清冷言语，便扫除无限杀机。
　　○钓水，逸事也，尚持生杀之柄；奕棋，清戏也，且动战争之心。可见喜事不如省事之为适，多能不如无能之全真。
　　○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
　　○士君子贫不能济物者，遇人痴迷处，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难处，出一言解救之。亦是无量功德矣。
　　○贫士肯济人，才是性天中惠泽。
　　○费千金而结纳贤豪，孰若倾半瓢之粟以济饥饿之人？构千楹而招来宾客，孰若茸数椽之茅以庇孤寒之士？
　　○一点不忍的念头，是生民生物之根茅。
　　○“为鼠常留饭，怜蛾纱罩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无此，即所谓土木形骸而已。
　　○闲中玩物情，虽木石之偏枯、鹿豕之顽蠢，总是吾性真如。
　　○不昧己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
　　 济人利物中所说的济人，是接济、救济与帮助他人之意。利物则是指为一切有情感、有意识的生物谋取福利与安乐，即佛教所说的利乐有情（众生）之意。
　　在洪应明看来，每当时光又将天地万物带入到温暖祥和的春天，自然界就会呈现出一派万紫千红、莺歌燕舞的生机蓬勃的景象。生活在其间，连鲜花也会为辽阔的大地铺列出一段又一段春色，小鸟也会为自由的飞翔婉唱出几声赞词。那么，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呢？有气节的读书人（士君子），倘侥幸崭露出了头角，又能过着衣食不愁的温饱生活，却不思在人世间写出好文章、为他人做好事，那么，即使他能享百岁之寿，也等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过一日，等于白活了一遭。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11 11:08     标题: 续 10





       洪应明尤其强调，士君子在济人利物时，应该务实，而不应追求虚名。否则，就会有损于自己的道德修养。


　　济人利物之举，可具体落实在许多方面上。
　　以“从热闹场中出几句清冷言语，便扫除无限杀机”为例，说的是在人声沸沸扬扬的危急关头，善于济人助人者，道出几句既在理又为关键人物所接受的清言冷语，就能圆事于股掌之中，救人于虎口之下。
　　姑以故事来说明之。
　　且说春秋时期，楚庄王拟用大夫之礼来礼葬一匹刚刚病故的爱马，并放言杀不赦来阻止那些正直大臣们的进谏，一时间，朝堂之上，正直的大臣们全被隐含着无限杀机的氛围所笼罩。
　　楚国宫廷内的优孟（一位名叫孟的以乐舞戏谑为业的滑稽艺人）闻知此讯后，就来到了楚庄王前，边哭边说：“堂堂的楚国，仅以大夫之礼来安葬大王所钟爱的爱马，太寒伧了！应以君王之礼来埋葬它。因此，就应用玉石雕棺，用梓木作椁，派军卒去挖墓道，派老者弱者去背墓土，下令齐、越、韩、魏国的来使参加陪祭，像祭太庙一样，让有万户人家的县邑负责拜祭。这样，其他诸侯听到了这件事，就会知道大王是怎样地轻贱人而贵重马的了。”
　　这一席既谐又庄、似褒实贬、语顺意谏的话语，终使本欲一意孤行的楚庄工收回了成命，也将朝堂上那无限的杀机一扫而光。
　　优孟凭其机智的才思与敏捷的口才，堪称济人方面的高手。他的诀窍，是先顺着楚庄王的思路来思考，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将这种思路的谬误及其不可弥补的害处，真切地揭示了出来，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段，达到了说服对方的目的。
　　而要从根本上去掉杀机，在于注意去掉杀心。在这方面，洪应命看到，即使是闲逸事如水边垂钓，钓鱼者的手中也持着对鱼虾的生杀之柄；即使是清雅戏如手奕一局，对奕者的心中也会涌动着争强好胜战不已的意念。可见，喜欢这种蕴含着杀心与杀机之事，不如省去这些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了这些能耐，不如没有这些能耐，更能接近自然之纯真。人处世上，不必处处想着邀功，没有过失便是功。多些反省，我对人有功，不可念念不忘，而因我而产生过失，则不可忘记，要多加反省。
　　可见，济人未必就仅是在物质金钱上接济别人。在日常生活的许多场合中，善于济人者，即使囊乏一文，也是可能用一二句或由衷、或温存、或正确的话语来济助那些需要帮助、安慰与提醒的人们的。
　　比如，对一些因电路火灾而惊呆、茫然无措者，及时说一声：“快！拉电闸。”就可能免除或是减轻一场zai 难的降临。
　　再如，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关键时刻，能提醒那些贪玩乱窜的小孩：“注意！车来了。”
　　又如，在拥挤的柜台前或公共汽车上，能提醒粗心大意者注意照管好自己的提包，让居心不良者难以下手……
　　这些，都是解人于痴迷、救人于危难的行为，是见义勇为、济人助人精神的表现，正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说。
　　所以，洪应明认为，身贫者以一言来醒人救人，也就建树了不可限量的功业与德行，是由其本性所衍发出的益人助人的恩泽。古人对此说得好：“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晏子春秋》）。
　　至于说到在物质利益上济助别人，洪应明论及了一点：通过花费千金来巴结权豪和纳容贤士，那里比得上倾尽自己仅有的半瓢米去接济那些饥饿者呢？通过构建豪华的房舍来招徕宾客，那里比得上用茅草来覆盖那些破漏的茅屋，以庇护天下的那些家世寒微的读书士子呢？此项意识，既反映出了他关于做人须耿介刚直的意识，也反映出了他对天下贫苦者温饱要求的同情与支持。
　　因此，在济人方面，具体到是济贫或是济富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济贫更为重要。作个比喻，即是认为“雪中送炭”较之“锦上添花”，更为迫切也更为必要。
　　这种意识，很容易使人想起诗圣杜甫的那种更为博大、更蕴含着无限爱意的胸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在利物济物方面，洪应明则是提倡心萌一点不忍之念，长养一种恻隐之心，也就是怜爱天下万物之心，不忍伤害天下万物、不忍杀生之念。不忍的程度，借用并略改苏东坡的两句诗来论述，是：“为鼠常留饭，怜蛾纱罩灯。”（苏东坡的原诗句是：“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见其《次韵寄定慧钦长老》）即因怜惜老鼠会因缺吃而饿死，就经常有意识地为老鼠留一些饭粒；因为怜惜扑火自 fen的虫蛾，就专门用纱布罩灯，以免火焰伤及虫蛾。这自然是就极端的事例而举的例子，对于在秋收时深受老鼠之害、在夏夜时深受虫蛾之扰的人们来说，这种养鼠护蛾的观点似乎过于迂腐、不现实乃至有些可笑。
　　是的，从一般的见识来论，确实是这样。只是我们且慢否定它们，因此它们仅只是个别极端的例子，在它们的背后，洪应明则提出了两条我们几乎不能再予以漠视和轻率否定的理由。
　　为什么要有一种养鼠护蛾之心呢？
　　其一，这是使黎民百姓得到教养（生民）、使万物得以繁衍生长（生物）的根芽基础。
　　其二，这是我们能赢得身心上的新生的契机，缺了这种契机，人就仅是徒具土木形骸的行尸走肉而己。
　　由此可见，培养一颗博大而慈爱万物之心的重要性。
　　要说明第一条理由，不妨先提及北宋著名哲学家程颐的几段对话。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程颐听说贵为皇帝的宋哲宗在宫中洗漱时，有意地躲避蚂蚁，就问：“真有此事？”
　　宋哲宗答：“确有此事。”
　　程颐说：“把这种心肠推广至四海，那就是做帝王的要道了。”
　　又一次，程颐见到了宋哲宗在无意中折断了一条柳枝，程颐就声色严肃地说：“正值春天和暖的季节，草木万物正在发芽生长，不能够无故地摧残折断它们”……
　　道理说得很明白，君主能以不有意伤害蚂蚁之类的仁爱之心来治理天下，那么，四海平和、百姓安乐的日子也就不会远了。
　　至于程颐严肃地指斥宋哲宗折断柳枝，则是说明人在万物欣欣向荣的春天，不应无端地对弱小的动植物施以强暴，以免将损毁生命的遗憾留在自己的身后，从而既防止了损坏大自然的俏丽和谐的面庞，也使人杜绝萌生那种荼毒生命的残暴心性。
　　从这种立场出发，不难理解古人在那些主张人在春游时，不应轻易折枝摧叶，以及“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之类的劝诫。
　　况且，在古人依据放生及不无辜伤害生灵的思想，从而劝告人们要爱护包括鼠蛾蚁树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意识之外，我们在环境污染和生物种类及其数量趋减已成为了一大难题的今天，更痛切地感到了一个充满着鸟语花香、到处莺歌燕舞的绿色的地球，对于我们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因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我们不可能再拥有或去制造另一个地球，而任何动植物，都是组成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星球世界的一部分，是生命链密切相联的一个又一个环。
　　第二条理由，则是从人类应该通过具体护生行为来培养出慈爱万物之心的角度来言的。
　　在这方面，曾作《护生画集》的现代艺术名家丰子恺居士，有一段话说得十分在情在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
　　《伊索寓言》中的一则故事，同样也涉及到类似的认识。
　　在海边，一个哲学家目睹了一艘船沉没遇难，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全部被淹死了。
　　哲学家便抱怨上帝不公，只因一个罪犯偶尔乘座这艘船，上帝竟然让全船无辜的人都死去。
　　正当他沉迷在抱怨时，他发现自己被一大群蚂蚁围住了。原来，他正站在蚂蚁窝旁，有一只蚂蚁更爬到他脚上，咬了他一口。
　　顷刻间，他就用脚将这些蚂蚁全踩死了。
　　这时，天神赫耳墨斯现身了，并用棍子敲打着这个哲学家，说道：“你自己也和上帝一样，如此对待众多可怜的蚂蚁。你又怎么可能做判断天道的评判者呢？”
　　可见，相应的意识重要，知行合一就更为重要。
　　据此，再去理解洪应明所提倡的养鼠护蛾之心，即知这只不过是就极端例子而列举的护生之心。既然能连鼠蛾都予以呵护，那么，天下还有什么生物的生命不应予以呵护呢？所以，我们所应培植并予以珍惜的，正是这种济物护生之心，而不必拘泥于那种养鼠护蛾之说（鼠蛾毕竟还是害虫）。于是，从这种济物护生之心出发，我们更欣赏在影视文学作品或现实生活中所见的这样一些场景：
　　或是一个饥渴难忍的濒临绝境者，连滚带爬地来到了一条溪水旁，喝了水后，刚缓过气，他就为自己所发现的一朵花或一条小鱼、一条小蝌蚪，感到无限的喜悦，他小心翼翼地给这朵花浇水，或将那条鱼、那条小蝌蚪轻轻地放入水中，让它们再次自由自在地翔游在碧波里……
　　或是一个小孩在其慈父慈母的指导下，精心地护理着一只受伤的鸟雀。虽日久情深，但还是依依不舍地将它放归大自然……
　　这些，绝不仅仅是一些富于闲情逸致和诗情画意式的场景，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了人与其它生物种类的情感沟通，学会珍惜爱护其它生物种类的生命，也养成了自己平和的热爱生命之心，这正是人类无愧于万物之灵的称誉的表现之一。
　　按照佛教的义理，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在《菜根谭》的意识里，人们在闲暇中，流连于动植物之间，常识虽多认为木石偏枯了一些，鹿豕则不乏顽蠢，但它们都是天地生机的体现，都相通于人的真如本性。
　　依据济人利物的原则作了以上的阐述之后，不难理解乃至认同洪应明所论及的三条原则，即：
　　一、在处世时，不能自己欺瞒自己，也就是说，要凭良心去做人做事：二、在与别人交往时，不要逆悖别人的真情实意，要合群，要随缘；
　　三、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时，要注意适量适度，不能作不留余地的搜刮之举，避免类似竭泽而渔的蠢举。
　　洪应明论及这三条原则的立场，带有他的时代认识的特色，如认为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主张为子孙造福的意识，则是十分正确的远见卓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竭物之举，正是为了造福而不是遗祸于后世。在今天，此点尤有强调的必要，因为有地球上的不少地区，人们已经在不顾后果地滥伐森林，滥采矿藏与原油……人类也正因此而逐渐领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与报复，现在，已经到了迫切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实施不竭物力的思想之时了。我们需要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不可逆地毁坏自然生态与资源的畸形发展。
　　孔子有言：“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确实，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如果人类对于生养我们的地球继续作贪婪无度的破坏性摄取，等到有一天，当春天不再有花香鸟鸣，地球温室反应更高，不再有瑞雪飘飞的冬天，人间也就没有好时节了。
　　为了让我们彼此的人生多领受一些春天般的温暖，为了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多保留一些鱼跃鸟飞的生机，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依然拥有广阔的天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一点平常心的智慧，对地球多一点平常心的敬畏与尊重。因此，济人利物的原则，我们不可忘，更要具体履行之。




                                                            治家方略大经纶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学问；消得家庭内嫌隙，便是一大经纶。○家庭有个真佛，日用有种真道人，能诚心和气、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间形体两释、意气交流，胜于调息观心万倍矣。
　　○家人有过，不宜暴扬，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而隐讽之。今日不悟，俟来日正警之。如春风之解冻、和气之消冰，才是家庭的型范。
　　○处父兄骨肉之变，宜从容，不宜激烈。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合当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如施者任德，受者怀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问祖宗之德泽，吾身所享者是，当念其积累之难；问子孙之福祉，吾身所贻者是，要思其倾覆之易。】
　　      关于家庭的治理与风范，依据以上洪应明所提出的思想，可获以下的认识与启示：
　　惟有治家者能消融自己性情上的偏私偏颇的意识，对家庭中的某些成员不偏爱，对另一些成员则不嫌弃，那么，才能保持家庭内部的平衡。也惟有治家者有理有方地消除某些家庭成员之间所有的过节与距离，才能保持家庭内部的和睦。
　　当然，这两者都不是易于实现的，惟其难，治家才可称为经纶学问，很不简单，也很重要，因为能把家庭的内部事务处理好，那么，家庭成员就会人人心情舒畅，就可获得精神与情感上的愉悦与满足，能保持心境的平静——比打坐调息、顺气观心的效果还好。此为其一。
　　在处理家庭事务的策略上，还应坚持一些原则，如“家丑不可外扬”就是一条，面对家庭某个成员所犯下的小过失，不宜令其沸沸扬扬，不宜将他的过失与痛苦放到社会上展览，也不宜对他置之不理，而应注意帮助矫正他，在方法上，既可正面开导，也可从旁敲击，借古论今事来启发他，力争经过一段时间，他觉悟后，能悔过自新，这就好似和暖的春风化解了冬日残留的冰雪，家风得以维护，家庭对于荣誉和尊严的要求也得以实现。如此，则堪称为家庭的典范。此为其二。
　　即使是在父子兄弟婆媳等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时，也应贯彻“宜从容，不宜激烈”的原则，即当事人宜从家庭的稳定与幸福的大前提出发，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缓和以至解决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纠纷，力求彼此理解，互谅互让。不得已之时，发生矛盾的家庭成员因分歧的扩大而不得不断交分离，如夫妻离婚，也应有“君子绝交，不出恶语”的风度，注意自我克制，不用恶语向对方作人身攻击，避免矛盾的加深。此为其三。
　　在和睦的家庭中，老人怜爱晚辈、子女孝敬父母、兄弟保持手足之情，都是合情合理的，不必产生那种处处感激的念头。如果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互相帮忙，帮者施恩要报，被帮者则要感恩戴德，那么，这就沾染上市侩交易的庸俗意味了，还可能隐含着日后发生矛盾的缝隙。此为其四。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家庭是血脉的交融与基因链条延续的环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是血缘关系的交融与延续。正常的家庭是既有前人祖宗，后有子孙传人。有德行的前人会遗福给后代，一如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所以，要问祖宗留下的德泽与家业，就在后人现身所享用的，身在福中，后人要念念不忘前人创业积累的艰难；要问我们子孙的福祉，就看我们在身后留下了什么，留下什么，我们还要考虑到它们是否易于倾覆。创业难，守业更难，要走出“富不过三代”之类的怪圈，仅留下物质财富，是远远不够的。此为其五。
　　将这些认识来反观现实，还能看到其中的合理之处。曾有作者写道，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现实与青少年的胡思漫想不一样，自己要处理好的关系，不外是三类，一是在家庭圈子里，处理好与亲人的关系；二是在工作圈子里，处理好与上下级与同事的关系；三是在社交圈子里，处理好与朋友的关系。三者处理好了，十有八九已OK。
　　确实，家庭内部事务与关系处理好了，对于家庭各成员更好地投身于正常的工作、学习中，享受到家庭内部的天伦之乐，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前提。
　　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将治家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一是力图将它们统一起来，治国治家有方有略，相得益彰，此乃上策者之所为，而亡国而又败家者，则是最不可取的；二则是治家的方法、策略技巧对于治国者言，也有借鉴的意义，虽然治家是小道，治国是大道，但两者并不是绝然分开的。
　　下面的这个故事，就表达了类似的认识。
　　东汉时，有一名叫陈蕃的忠臣，他十五岁时，从不洒扫自己所住居室，以至庭院房间内脏乱不堪。
　　他父亲的朋友见后，就问他：“孩子，你为什么不清扫庭院以迎接宾客呢？”
　　陈蕃答道：“大丈夫处世，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局促于一室一房呢？”
　　大人们见他人小却立志高远，十分惊异。当时就有人用反问来进一步引导他：“你连自己的居室都不清扫，如何能扫除天下呢？”
　　一席话，终使陈蕃懂得了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懂得了成大事者必自小事做起的道理，这对于他日后的成长，确实大有裨益。
　　当然，治国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更关注的是如何将治家与搞好本职工作、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处理好家庭之外的各种人际关系协调统一起来。
　　在这方面，治家的方略也是可以引伸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不少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在工会小组的建设中，陆续试行“职工小家”的做法，也就是将家庭生活中的某些做法移值到工会小组的建设中，使工会小组像小家庭，工会小组长就充当办事公正的“家长”，组内有办事讲民主、赏罚分明的“家规”，形成了成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排忧解难的良好“家风”。这样，工会小组的每个成员就都享有整洁清新的“家庭”环境，彼此都建立保持着情同手足的人际关系，大家互帮互学，共同进步。这种成功的做法，现已作为搞好搞活基层工会工作的好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了推广。
　　类似的做法，并不是凤毛麟角的，发达国家的不少工商企业公司，数十年来，通过各种手段，致力在团体内部造成一种家庭式的祥和气氛，以此来加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与企业的凝聚力，这已被证明是人性管理的一项好内容。
　　这里的诀窍何在？
　　答案就是，借鉴了治家方略，大而扩之，以情感沟通为主，晓之以理为辅。




                                                             治家惟俭则用足
　　
     【○居家有二语，曰：“惟恕则情平，惟俭则用足。”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
　　○休徵景福，多集宽洪长厚之家，何须琐琐。】
　　 北宋时，张知白在朝廷上当了宰相之后，全家的生活水平仍然保持在他在河阳当书记官时的水准。
　　不少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一些人甚至认为他是假扮俭朴来骗取声誉。
　　因此，就有人劝他改掉那些不合乎宰相职位的寒酸生活水准。
　　张知白的回答是：“以我今天的俸禄水准来衡量，我全家即使是要锦衣玉食，也很容易做到了。但我害怕这样的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试问，我今天如此多的收入，怎可能经常保持下去？难道我个人可以长生不死吗？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情形不同于今日，而我家的男女老少却早已过惯了奢侈的生活，无论如何，是不能立即回复去适应勤俭度日的日子的，那样，必有灾祸降临。那里比得上不论我在位与不在位、活着或死了，总是保持在同一生活水准为好呢？”
　　张知白是清醒的。因此，在治家中，他就能一直贯彻节俭的原则，而不论自己官居何职和收入的增多。因为他懂得，只要节俭，那就可以保持家庭的各项日用开支得到满足和保障。他根据历史事例与个人经验，得出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至理名言。
　　更远地追溯历史，在《尚书》中就有“克俭于家”之说。《老子》则把“俭”视为个人所拥有的三宝之一。因此，《菜根谭》的“俭，美德也”之类的治家须俭的认识，就是既有理论源头又有历史佐证的认识。
　　按照今天更细致的分类认识，家庭生活的日常费用可大致分为以下的四类：
　　一乃家庭成员的生存费用，其用途在于维持和延续家庭所有成员的生命，基本目的在于保证各人的温饱，故主要开销在吃、穿、住、行的方面。二则是家庭成员的发展费用，其目的在于保证并促进各人的智力、体质等方面获得尽可能全面的发展，主要用在家庭成员的智力开发、接受教育和体育运动等方面。
　　三则是家庭成员的享受费用，这属较高层次的消费开支，主要落实在交朋结友、文化娱乐、旅游及美容健身等方面。
　　四则是应付突发事件的应急费用，这主要通过积蓄体现出来，以帮助家庭中的任何成员从天灾人祸中摆脱出来。
　　正因为家庭的各种不同的费用，有着不同的性质、层次和先后顺序，了解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我们就易于依据节俭的原则，量入为出，统筹安排，各方兼顾。
　　首先，必须保证满足家庭所有成员的生存费用。然后，是尽量保证满足家庭所有成员的发展费用，从而有益于各人在各方面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再依据总费用的多寡，考虑家庭成员的享受费用，同时，要注意留有部分的机动应急费用，使家庭在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性事件时，不致于因费用的拮据而一筹莫展。
　　显然，在家庭费用的开支上贯彻节俭的原则，正反映出治家者治家有方，有长远的考虑。古人在这方面，有“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想有时”的经验之谈，虽看似是谨慎过头，但确是至理不易之言。
　　节俭是一种反浪费、戒奢侈的行为习惯。治家者能坚持节俭的原则，就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大手大脚的铺张浪费。家庭有了这么一种好的气氛与环境，那么，对于每一个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能培养出并形成勤俭的人生观，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以今天城镇家庭的不少独生子女为例，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令人舒心：吃包仅吃馅，吃蛋仅吃蛋黄，穿衣仅穿新衣，新玩具玩了两天就扔……因此，让他们真正懂得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让节俭的原则成为他们日后人生行为意识的一部分，大人们的言传身教，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身教更为重要。否则，家庭或其他成员因失俭而趋于奢侈，接踵而来的必是相应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小者入不敷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缺漏了精神的食粮，常陷入经常拮据的境地；大者则是胃口越来越大，利欲熏心之时，难免就铤而走险，干出贪、骗、盗、抢之类的罪恶勾当来。所以，在治家中强调俭的原则，并不是小题大作，更不会没有现实价值与意义。
　　应该辩清的是，节俭并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寒酸，也不是要求我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节俭是治家者用最少的费用来获取最大效益的艺术。
　　所以，依据《菜根谭》的相应认识，可以明确地说，吝啬并不是节俭，节俭者所持的是适度的理财用财观，不是该用处不用，而是力求把钱财用得恰到好处、恰合其度。
　　吝啬者所抱着的，则是荒谬的守财观。
　　《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严监生，在临死之时，虽已说不出话来，还久久地举着两个手指，因为此时的他，唯一不满之处是家里的灯点着两根灯草，惟有在家人挑灭了一根灯草之后，他才安然瞑目。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塑造的守财奴的典型形象——欧也妮?葛朗台，则为节省嫁妆，千方百计地阻挠女儿的出嫁……
　　类似故事所反映出的，正是守财奴的那种惜财甚于惜命的丑陋心理，反映出了他们人格的低下与行为的卑琐，他们用钱财筑起了自己人生的樊篱，不是钱财为他们所转，而是他们为钱财所转。所以，他们也就不会获得人生的幸福。
　　显然，节俭不是吝啬。日常居家生活中，成熟的消费观推崇的是节俭，告别的是吝啬。这在中国传统治家的意识中，一直是成立的，不独《菜根谭》是如此提及的，如在《颜氏家训》中，也是提“俭而不吝”的原则，如此，不仅显得较为全面，也更合乎人情事理。
　　还有一点必需提及的是，俭主要是就物质生活而言。在精神生活上，在学问的探寻方面，古今中外的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都是不俭更不吝的。清朝著名诗人、思想家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有言：“俭腹高谭我用忧”，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认识。这里所说的“俭腹”，意指腹中空虚，喻知识贫乏，“高谭”即是“高谈”，指空而无实、大而无当的坐而论道，全句意指，精神生活的单调贫乏和纯粹务虚的清淡之风，正是最值人生忧虑之处。治家要俭，又明确避免与鄙弃“俭腹”，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上的清贫，他们宁愿俭朴些、清淡些，却绝不愿放弃在知识海洋中的奋发追求，千百年来，这两者一直是相辅相承的。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作为社会的一个相对的独立体，能在家庭治理中真正贯彻实现节俭的原则，不仅是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也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消费水平，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论是在食物消费、能源消耗、住房水平，或是交通运输、娱乐设施等方面上，均是如此。因此，节俭能抑制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消费倾向。
　　而从更高的思想境界来言，节俭尚能纳入无私助人的人生观中，如将自己节俭下来的钱财无偿地援助灾区人民、帮助素昧平生的落难者，这里，节俭能与让别人活得更好的美好愿望结合在一起，闪耀着人性与道德的光芒，因此，就更应予以发扬光大。




                                                             养子弟最要谨交游
　　
     【○养子弟如养闺女，最要严出入、谨交游。若一接近匪人，是清净田中下一不净的种子，便终身难植嘉苗矣。】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官宦人家的未出嫁的女子，一般就生活在自己的闺房中，男女授受不亲，与外界隔绝。即使是出嫁后，也是男治外女治内，男女有别。女性被囚禁在家庭这一狭小天地中，生活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洪应明在这方面的认识，当然也不可能超越时代所提供的视野。
　　即使如此，他关于培养子弟时，须“谨交游”，防止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受到不良污染的认识，至今重温，还有某些可以借鉴的积极之处。在中国历史上的无数关于家教的故事与轶事中，“孟母三迁”是最负盛名的故事之一。
　　故事所讲的是，孟轲三岁死了父亲之后，母亲仉氏就担负起了教养他的任务。
　　他们母子原先住在一所公墓附近，年幼的孟轲好奇心强，经常见到送葬队伍中有哭哭啼啼的死者家属和吹吹打打的吹鼓手，他也就一会学哭啼，一会又再学吹打，还模仿将泥沙堆成假坟堆，以此为乐。
　　孟母认为小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沉缅在这种游戏中，不利于其身心的发展，很快就将家搬进了城镇里。
　　在城镇里，孟轲目睹了那种王婆卖瓜式的商人，在集市里自吹自夸地卖东西赚钱，他也学着模仿。在他回家读书时，西邻的打铁声、东邻杀猪时的猪嚎声，又极大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孟母觉得这样的环境也不利于孟轲专心向学。所以，她再次搬家，搬到了学堂附近。
　　这样，孟轲就能经常看到老师以书诗礼义来教导学生，耳熏目染，他也就与新结识的小伙伴们在游戏中，引入了学习礼节和读书的内容。
　　有了这种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母子两人也就安心地住了下来。正因为有慈母的严教勤督，孟轲自此后，专心向学，日后终成为了一个知书达礼者，成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后世将他与孔子并列，尊称为“亚圣”。
　　确实，人在幼儿少年和青年时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他们是通过模仿而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的，此时，他们具有很强的好奇心，易于接受别人或明或隐、或有意或无意的暗示，因此，周围的人和环境，对他们都可能产生出程度不等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也正是成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表达出的意识。
　　养子女而不教子女，那是父母的大过失，这种过失有时还是不可弥补的。所以，父母要教育好子女，就要从严要求，宁严毋宽，古人对此有语：“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父严者，异日多贤；宽者，多至不肖。”所以，父母对于子女所生活的环境，对于子女常接触的人，对于子女所交的朋友，要充分关注，予以正确的引导，防止产生疏忽，以免子女受到不良的影响。尤其是父母作为孩子人生的第一老师，就更应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不论是在对待家庭事务或是社会公务上，父母都应该注意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所可能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倘若父母仅是撇孩子到一边去做作业，自己却吆三喝四地打麻将；或是仅在口头上要求孩子奋发上进，自己却在家中聚众赌博；或是仅要求孩子要文明礼貌，自己平日却少不了粗言烂语，等等，如此上梁不正，那么，对孩子的教育就难以获得积极的效果。所以，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更应先正己，在子女前起到表率的作用，这也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所认可的“严出入，谨交游”，并不是历史上的那种中门不迈、大门不出的被动规限，而且这也正是我们所反对的。
　　据报载，江苏省某乡镇有一个小学生，因偷窃财物而被学校勒令退学，他父母对他管教既无力又无方，作为铁匠的父亲在一怒之下，为了防止他出去作恶，就打了一副铁镣，将他锁了起来，使他过了整整四年形似囚徒的生活。最近，经有关部门的劝说，他父母才不得不暂时为他解下铁镣。
　　另外，笔者也曾见过与此类似的情况：面对作奸犯科的女儿，“恨铁不成钢”而又无可奈何的父母，干脆就强将女儿的头发剃光，将她锁在房中，目的是为了不让她出外作恶鬼混。谁知在父母上班后，她却戴着帽，从窗口跳了出去，依然我行我素去了。
　　诸如此类父母粗暴对待失足子女的事，我们是反对的。之所以反对，一是因为这不利于失足子女身心的全面发展，父母看到社会有多种复杂因素，为防止这些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将子女当作圈养的家禽，这也只是被动消极的防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使子女在吸收积极信息的方面处于劣势，使他们应对各种刺激的反应能力下降。二则是因为这在法律上，侵犯了子女的人身与自由活动权利。可见，在品德上严格要求子女，并不就是简单地将他们安置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而是应该注意引导他们，尤其要培养他们辨别各种人的本领和据此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使他们能分清好坏美丑、真假善恶，不致于误人歧途。
　　在这方面，古人的那些极富真知灼见的认识，还依然是有现实应用的意义的，如宋朝哲学家朱熹下面这段论述如何交友的话：“交游之间，尤当审择，……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大人们应引导孩子交益友，避免交损友。
　　即使是对于那些交上不良分子、沾上不良习惯的孩子，也不能歧视他们，更不应对他们置之不理，而应正确地诱导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要设法切断他们与不良分子的交往。当他们有畏惧心理尤其是人身危险时，要注意保护他们，打消他们的畏惧念头。当他们有所进步时，即使是十分细微的进步，也应及时地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消除父母与失足子女以前所有的隔阂，使两者的关系更贴切，能以心换心。
　　所以，洪应明关于这方面的认识，也是较为正确的，即：在“接近匪人，是清净田中下一不净的种子”之后，是“难植嘉苗”而非“不可植嘉苗”。因此，家长就更应有信心，有纠偏的对策与措施，而且是越早补救纠偏，就越好。




                                                          惟公则生明   惟廉则生威
　　
           【○居官有二语，曰：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
　　○存心若有半毫未净，事为虽公亦私。
　　○廉所以戒贪，我果不贪，又何必标一廉名？以来贪夫之侧目。让所以戒争，我果不争，又何必立一让的？以至暴客之弯弓。
　　○真廉无廉名，立名者正所以为贪；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
            廉洁奉公，作为一项原则，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是对为官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们，都将此视作为人为官的根本，从而对人、对家属尤其是对自己，有着严格乃至是苛刻的要求。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一句人皆熟悉的口头禅，贿赂者往往以此话来打消受贿者的顾虑，以达到贿赂谋私的目的，倘如被贿赂者缺乏主心骨，不能自我把持，往往也就对这句话予以默许，接受了贿赂。
　　而在历史上，这句话却是出自拒贿者之口，是杨震用来义正词严地拒绝收受贿赂的。
　　故事发生在东汉，著名的清官杨震在去山东东莱赴任时，路经昌邑县。此县县令王密曾是杨震的学生，并经杨震的举荐才做了官。所以，杨震到达的当晚，王密就前往拜见恩师，并送上十斤黄金为礼，一来是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二则是希望在日后能继续得到恩师的提携。
　　对此，杨震感到十分生气：“我是因为理解你而不是出于私情，才推荐你为官的，现在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的为人原则呢？”
　　王密还自作聪明地以为恩师是害怕给别人留下话柄，就劝说道：“恩师，您还是收下这些金子吧，现在是黑漆漆的黑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杨震马上予以正颜厉色的反驳：“此事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够说是无人知道呢？”
　　王密闻言，感到十分惭愧，终将金子拿了回去。
　　类似杨震以及人们所熟悉的包拯、海瑞之类的清官，之所以在历史上有极高的声誉，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作品中成为大书特书的角色，表明了中国的道德哲学和老百姓，总是将是否廉洁奉公作为考察与评估官员的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ZHUAN制集权的社会，无约束的权力意味着一切，从而也就使居官者在特定范围与特定时期里，可以为所欲为，可以生活在适宜培植贪婪的土壤上，而不能从根本制度上保持和约束居官者的廉洁。正因此，老百姓对于能廉洁奉公的清官们的期望值，也就越来越高涨。在老百姓的朴素认识看来，清官们能够保持自身的廉洁，就不会倚仗权势来搜括民脂民膏，懂得从公益事业的长远目标出发，让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并会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事、为百姓谋利。
　　洪应明关于居官须公正、须廉洁的认识，正是对此的升华总结。他的相关认识，可谓是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认识。
　　一方面，他指出为官者只有做到了廉洁，才会在下级面前保持着威严，才会在百姓心中具有好的声誉。同理，为官者只有实现奉公的原则，才会耳聪目明，明白事理。既然廉洁奉公者的目的，不外是造福黎民百姓，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所以，他们也就不会炫耀自己的廉洁，大肆宣传标榜自己的公正谦让，以免惹来各种烦恼乃至人生的祸患。
　　另一方面，洪应明又以旁观者的清醒头脑和敏锐目光，看到了某些只是一味无限地吹嘘与标榜自己有限的表面廉洁行为的为官者，不乏欺世盗名之徒。只要剥去他们写满廉洁字眼的外衣，往往就会发现他们干着的正是大量不廉洁的勾当。结合古今中外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真廉无廉名，立名者正所以为贪”的认识，自有其一针见血的深刻处。真廉无廉名，一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从道术技巧的角度言，也正如大巧无巧术，所以，能如此运用大术者，表现为至拙。
　　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居官者已不再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而是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了。所以，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公仆们最高的宗旨，廉洁更属题中之义，廉洁就是为了奉公。陈毅元帅曾在题为《手莫伸》的诗中写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飓尺手自缩。……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集中说明了我们依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注意通过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杜绝个人的贪污腐化，又注意加强和完善监督制度来保证人民公仆们能真正地做到廉洁奉公，这正是封建社会所提倡的廉洁奉公所不可比拟的。
　　放眼世界，许多国家对于贪污奉私的人事，都持坚决查禁的态度与做法，一些法律健全的国家与地区，对于廉政，更有系列配套的法律规定与施行措施，敢于伸手的大小贪婪者必被究，田中角荣、全斗焕、卢泰愚、马科斯夫人、勃列日涅夫的女婿等相继走上了被告席，就是这方面的显例。这些，对于正在大力健全民主法制、推行廉政建设的中国，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依据。廉洁需要道德的认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尤其是在当前推行的廉政建设中，各级干部在群众最为敏感的问题——如“四子”’（房子、车子、孩子、票子）等问题上下功夫，从而改善了在“文ge”时一度被扭曲的干群关系，民众从此看到了希望，获得了更多的奋发动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居官就要爱子民
　　
    【○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
　　 洪应明的这项思想十分简明干脆，入仕为官者如果不爱自己统治的臣民，凡事不从他们的利益来考虑，那么，他们就是道貌岸然、徒有人的外表的衣冠强盗。
　　古代居官者爱民，就是要为民作主，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权为民所用，谋为民所计，情为民所发……所以，爱民的意识，一直是支配古代清官们的言行取舍的出发点之一。
　　以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者——北宋范仲淹为例，他确实是事事处处都能从民众利益而不是一己之私出发，后人对此是有口皆碑的。
　　兹举范仲淹的两个故事：
　　其一：以前，苏州有条名叫“卧龙街”的街道，其得名的缘起，就跟范仲淹有关。原来，范仲淹在苏州为官时，一位风水先生认为此街的南头为龙头，北头为龙尾，所以就建议他建房于街南，如此，则可保范家的子孙世代进科中举，功名富贵不断。
　　对此议，不料范仲淹却予以断然的拒绝。
　　范仲淹说道：我一家的世代富贵，那里比得上本地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的世代富贵呢？
　　所以，范仲淹就命人在该街的南头建孔庙，设府学，并大力聘请当时的名儒来此讲学，先后培养出了不少益国益民的人才。
　　此地也就被众人视为藏龙卧虎之地，并称之为“卧龙街”。
　　其二：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施行新政，措施之一是派一批“按察使”巡回各地作视察，视察内容包括了对各地官吏的政绩的考察，然后再根据这种考察的结果，罢免那些不能胜任的官员，把他们的名字从官员登记簿上勾掉除名。
　　勾掉的官员名多了，有个朝中重臣，就劝范仲淹少勾一些，说：“你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容易，但是，被勾掉名字的官员及其一家人都哭了。”范仲淹马上予以反驳：“一家人哭，怎么比得一路（‘路’在宋朝相当于现在的省的编制）人哭呀！”依然不改初衷。
　　正因为贯彻了爱民的原则，类似范仲淹之类的清官，能将民众的利益放于首位。这在今天看来，并不稀奇，但在封建社会的为官者中，却不是很易做到的，因为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了民众的低贱地位，他们是蚁民、子民、贱民，而为官者则是有着生杀夺与大权的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地头蛇，在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所以，能真正无私地贯彻爱民原则的清官，必是那种有品德，能约束自己并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为官者，他们因此就可能触犯别的权贵，受到猜忌、排挤和打击，在多种压力下，清官们的态度与选择也就必是决然断然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选择，就是其中之一。
　　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再评价居官须爱子民的意识，当然应该看到，在这种意识中，为官者摆出的，依然是一付父母官的架子，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承认，最好的官民关系也就是父母疼爱子女的关系。所以，封建社会为官者的爱民原则，更多地具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怜爱的成份，而不是双向平等之爱，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
　　所以，爱民说的性质，跟我们今天认为居官者乃人民公仆之说，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两者在境界上有低高之别，不可同日而语，惟有居官者乃人民公仆之说，才更本质更贴切地阐明了官民的鱼水关系，才明确了人民公仆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此相应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再就居官者必须爱民之说而言，其具体内容也还有可值今天为官者继承发扬之处，类似范仲淹的言行、洪应明的思想，永远都是居官者的一面镜子，它有助于为官者更体察民情，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上，比古代的清官们做得更好也更完善，从而前不愧于古人，后不负于来者。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12 10:51     标题: 续 11





                                                  为官的施政与教化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则无放逸之心；小民亦不可不畏，畏小民则无豪横之名。
　　○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
　　○作人无一点真恳的念头，便成个花子，事事皆虚；涉世无一段圆活的机趣，便是个木人，处处有碍。
　　○建功立业者，多虚圆之士；偾事失机者，必执拗之人。
　　○应用要有圆机，无圆机则触物有碍，何以成旋转乾坤之经纶！
　　○解斗者助之以威，则怒气自平；惩贪者济之以欲，则利心反淡。所谓因其势而利导之，亦救时应变一权宜法也。
　　○士大夫忧国为民，当有其心，不当有其语，有其语则毁来。
　　○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
　　○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礼，则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御事而留有余，不尽之才智，则可以提防不测之事变。
　　○事事要留个有余不足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忘我，鬼神不能损我。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者，不生内变，必招外忧。
　　○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善移易风化者，当因其所易而渐反之，毋轻矫其所难。
　　○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
　　○人之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的，要善为化诲，如忿而嫉之，是以顽济顽。】
　　  正如做人须有做人的原则与技巧一样，为官也须有为官的原则与技巧，以求全事保身。
　　为官须做到公正廉洁，须爱护民众，这是前面已经阐述了的洪应明所论及的为官原则。此外，“畏大人”与“畏小民”，也是洪应明所论及的另一条为官原则。
　　国人的敬畏之心，是有传统的。如《论语》中就记载有孔子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不同人或因有敬畏之心，或因无知故无畏，从而在境界上有本质的差异。
　　而在洪应明看来，为官者对于“大人”——也即是今天所说的“上级”，应该怀着一种敬畏，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产生放任恣欲的意识；为官者对于“小民”——即一般的百姓民众，也应该怀着一种敬畏，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招来豪强蛮横的骂名。
　　这是一种十分清醒的意识，对此，可举例来说明。
　　先就唐太宗与魏征这一对千古名君名臣而言，不少人知道魏征敢于触犯龙颜，敢于不顾一切地极言直谏。但实际上，魏征并不鲁莽，他有他的准则。
　　一次，魏征向唐太宗说自己可以做个良臣，却不能做个忠臣。
　　唐太宗不解，问其故，魏征就说出了以下一番道理：所谓的“良臣”，自己的名字或许不易流传千古，但却能辅助君王得到美誉，同时，他的家族也能兴旺，子子孙孙可以繁衍不断。所谓的“忠臣”，碰上一个无道的君王，则有随时被诛杀的可能，在国破家亡之后，就只能留下一句“曾有一位忠臣”之类的美誉。如此看来，“忠臣”与“良臣”之间，真有着天地般的差别。
　　这番既在理、又包含着称誉唐太宗之意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连连点头，也表白了魏征所怀持的敬畏心迹。
　　因此，魏征的直谏，并非胡意乱来，而更讲究委婉在理的技巧，以求取得最佳效应。这一点，唐太宗看在眼里，意会到心上，他曾对别人说：“人们都说魏征举动疏慢，我却见到他的妩媚。”（即《龙文鞭影》所说的“魏征妩媚”）由此，可见居官者“畏大人”的必要。
　　还是再以魏征向唐太宗的劝谏之言，说明“畏小民”的必要。
　　魏征多次劝唐太宗要切实地以隋朝亡国作为为治国之鉴。为此，他将君王比喻为舟，将民众比喻为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强调要爱护民众，要轻徭薄赋，使民众真正得到休养生息，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身为一国之君，要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用强取豪夺的手段把民众推到死亡的边缘，只会促令民众揭竿而起，加快整个王朝的倾覆，也会招致千古骂名，遭历史唾弃。
　　唐太宗面对这些关于君王要敬畏民众的谏言，同样是虚心接受，并落实在励精图治的施政措施中，从而开出了“贞观之治”的一代盛世。
　　历史上，必须敬畏民众的原因，根植于民本思想。正如西汉初期的思想家贾谊所言：“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即“敌”）也。”——民众是最大的族类，具有不可抗拒的无敌的力量，所以，民众是千秋万代延续的根本，民为重，君为轻，民众也就是一切为君为臣者所不能也不敢不敬畏的对象。这些思想在思考与表述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方面，虽然不足以跟今天现代民主社会所信奉的民本理论相比拟，但其中的合理认识，确确实实包含着闪光的真理颗粒。
　　为官的根本在于坚持原则，廉与公、爱民及畏大人畏小民，就是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原则必须不折不扣地坚持，否则，就会玷污了自己的一生人品，毁坏了民众的事业，传统文化用了一个字：“方”，以形象地比喻这种必须坚持的方方正正的原则性。洪应明尤其强调：为人为官者在“治世”，也就是安定而又有序的时代，应坚持原则性（所谓“处治世宜方”），否则，谁缺乏了这种原则性，缺乏真切诚恳的心思，谁也就无异于不顾自尊的乞丐，所作所为皆是虚浮而不实在之举。
　　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洪应明还强调另一个字：“圆”，也就是随机应变的灵活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谁为人处世倘如像个木头人，缺少应有的委婉、灵活、变通、机智和情趣，那他就易处处碰壁，时时不顺。从古今纵横来看，那些能建奇功、成伟业的成功者，多是虚心婉转、善于灵活变通之人；而那些因把握不住机会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定是愚顽固执之人。
　　对此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但篇幅却不允许，于是，此处仅仅提楚汉相争的双方统帅——项羽与刘邦。
　　刘邦确实可谓虚心而又善于变通之士，所以他的麾下，能拥有诸如韩信、张良、萧何等一批当时的良将贤相，并直接依靠他们及他们所统率的千军万马，以人和再加把握天时地利，虽屡经挫折，历经磨难，终踏上坦途，迎来了风雨之后的彩虹，一统天下。
　　再观项羽，却一味只会逞匹夫之勇，表妇人之仁，不听良言，一意孤行，冥顾不灵，麾下的忠臣不被重用，就是仅有的一个忠心耿耿而又谋略出众的范增，最终也被气走气死，终使曾经实力雄厚、横扫天下的楚军，变成了一群草木皆兵的乌合之众，项羽本人最后也只能落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边的结局。
　　就在项羽临终前，他还固执地拒绝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机会：不肯渡江到江东，不再以图东山再起。显然，在大败后再求翻身的方面，项羽远远不及卧薪尝胆的勾践。项羽所争的，仅是一时之胜负、一气之长短而已。
　　正因为在应世处事上缺少灵活的圆机，项羽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他也不就能成为扭转乾坤的一代枭雄。
　　历史上，刘邦与项羽同生活在秦朝末期的乱世中，只是两人的性格有不同，处世应事的方法有圆与方、灵活与固执的差异，经过反复的较量，高下立见，成败即现，命运也就大异其趣。
　　另外，洪应明还论及一点：若一个人生活在叔季之世——末世（在古代以“伯仲叔季”作兄弟长少顺序的称谓中，以“伯”为大、为始，以“季”为小、为末），也就是生活在一个朝代的末期，即由治世转向乱世的时期，那他就应方圆并用、原则与灵活并举，做到该坚持原则则坚持原则，该机智灵活则机智灵活。
　　关于处世的方与圆，还值得一提一种意识，是唐朝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所言：人应“方其中，圆其外。”——为人须在内心保持方正刚直，待人接物时则须灵活圆通。
　　说了这些，无非是想说明方与圆、原则性与灵活性两者之间，有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显然，有圆无方的圆滑乖巧，或有方无圆的固执死板，都不是成功者所取之道。
　　那么，为官者的灵活性，可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洪应明指出了其中一点，那就是为官者在补救时弊、应对变故时，不妨随事势的发展趋向，注意采取适宜的方法，注意运用变通的措施，因其势而利导之。比如，在调解矛盾争斗时，不一定就是劝解争斗的双方降气，而是为争斗的双方助威，把矛盾推衍到极致，让包括争斗双方在内的众人，都看到其中的荒谬处，那么，就可以真正地平息双方争斗者的怒气。再如，在惩治贪婪者时，不是单纯就讲一通廉洁的道理，而是有意激化他们的贪欲，欲擒故纵，使他们为此而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这样，就会使已利欲熏心的他们，学会看淡利欲。
　　下面这个故事，能很好地说明相关的道理。
　　清朝同治年间，浙江鄞县县令段广清在一次出巡的路途中，看到了一群人在围观一个农民与一米店老板当街吵架，他即停步询问原因。
　　原来，这个农民在进城时，不慎踩死了米店老板所养的一只小鸡。
　　见此，米店老板揪住了这位农民，以这个小鸡是特别的品种，只需再养数月，就可长至九斤重，按一斤鸡肉值一百文钱的市价来计算，坚持要农民赔偿九百文钱才行。
　　但农民身上仅带了约三百文钱。于是，双方一语不合，就当街争吵了起来。
　　了解了原委后，身为父母官的段广清不动声色地对农民说：“你走路不小心，踩死了别人的小鸡，理应赔偿。他要求九百文钱的赔偿费，并不过分。你现在所带的钱不够，你可以将你穿的衣服马上拿去典当嘛，如果还不够的话，我替你补足。”
　　农民迫于无奈，只得将衣服典当了，得了三百文钱，再加上段广清补足的部分，米店老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九百文钱的赔偿费。此情此景，农民及旁观者多心中不平，只是敢怒不敢言。
　　正当米店老板拿钱欲离去之时，他被段广清叫住了：“你的小鸡虽再养数月，就可重达九斤，但它死时，实不足九斤。人人皆知，养肥一斤鸡需一斗米。现在，你的鸡死了，可省下九斗米，既然你获得了别人的赔偿，看来，你也应将这省下的九斗米还给别人才合理嘛。”
　　闻此，米店老板无话可说，更不敢抗命，只能乖乖地向农民交出九斗米。
　　此时，这位农民与旁观者，才恍然大悟，意识到段广清巧惩贪婪狡猾的米店老板的良苦用心。因为当时买一斗米的钱，就可买五至六斤鸡。
　　这样，双方的争执就平息了。贪婪的米店老板，这回是赔了鸡又赔了米，似得实失，还招来了邻人的冷嘲热讽，日后再利欲熏心时，也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段广清不愧为一个善于为民解忧的清官。他的特点，在于不以忧国为民之言作为哗众取宠的招牌、自卖自夸的广告，而是平平实实地做来，这不仅反映了他淳朴厚重的一面，也反映出了他老练稳重的一面：不自语自夸我有爱国忧民之心，从而不给别有用心者滋生出种种毁谤的口实。这，也正是洪应明所欣赏的那类做法。
　　类似的机智故事，还有。
　　从前有位老翁，有一女一婿。在他的发妻死后，他又续弦，后妻生了一个幼子。
　　老翁预立下遗嘱，说明了遗产的分配方法。遗嘱上的几句话，是没有标点符号点断的。
　　老翁死后，大家把遗嘱启封，女婿看了，就想把遗产全部取去。因为按照他的点读法，遗嘱是这样写的：“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曰：‘非是也。’家业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
　　老翁的后妻不服，认为遗嘱写的，应该是说把遗产交给她的儿子，所以，就告到官府去。
　　最后，县官判决；遗产应该交给老翁与后妻所生的幼子。
　　原来，照老翁的后妻和县官的读法，那个遗嘱是这样断句的：“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曰‘非’，是也，家业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
　　至于洪应明所说的“有其语则毁来”，可结合屈原的生平遭际来思考，此处就不展开了。
　　此外，居官者在施政与教化时，还必须注意讲究相应的技巧，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在这方面，洪应明所论及的三点内容，即使是到了今天，也还有值得领导者思索借鉴之处，它们是：
　　一、对他人（包括下级）施以恩惠，予以奖赏，应该由浅入浓，先低潮后高潮。否则，先浓后浅，由高峰跌入低谷，他人也就不会记住并感念这种恩惠奖励的。对他人显示诸如法制纪律的威严，就应该开始于从严，然后趋向于从宽，否则，先从宽后从严，他人就会埋怨执政行法者过分残酷，不近人情世理。
　　二、待人处事均应留有余地，也就是人情不应堵死，话不说尽，事不做绝。正因为待人而留有余地，主事者也就可以有延绵无尽的恩惠与礼遇施于别人，就可以据此来维系人的那些永无满足——也可以说是充满了好奇与期待的心理。也正因为处事而留有余地，那么，主事者也就可以拥有不枯竭的才干与智慧，足以提防或应付日后的突发事变。洪应明对此点是再三强调，在他看来，一个人事事都留有余地，那么，即使是天地鬼神（未知与神奇事物的代称），也不能忌恨和损害他。如果做事必求做满、求功必求全功者，即使是自己所在的团队内部不生变故，也会招致外在的忧患。想想，这也正是秉承历史智慧，到今天的我们还依然强调“谦受益，满招损”的缘故之一罢。
　　三、在教化百姓方面，善于启迪百姓心智的人，总是依据百姓所易于明白的事理，来逐渐开通百姓的心智，而不是强硬地灌输为百姓所不可理解的内容；善于在社会中移风易俗者，总是以社会所易于接受的方式，逐渐通过教化，以接近乃至达到返朴归真的目标，而不是轻易随便地矫正社会上的那些积习难返的问题。具体到对个别人的批评与教育，在批评时，语气不必太过严厉，要想到被批评者所可以接受的限度；在教育时，目标不要订得太高，要想到被教育者能否依从实行。
　　洪应明尤其强调，对于别人的不足，要婉转地予以弥补缝合，否则，对此予以过分的渲染张扬，那只能算是以短攻短的行为而已；对于别人的固执，要善于感化教诲，否则，对此轻动忿怒而又生嫉恨之心，那只不过是在固执之上再加固执的表现罢了。
　　这些，举重若轻，均可视为不激化矛盾，进而最终解决矛盾的有效手段。
　　关于以上三点，本可举不少古今中外的例子来加以例证、引申，但还是打住了，主要是想给读者留下更多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例子而作举一反三之思的机会。读者诸君，可别以为以上那么多在道在情之理，仅是针对为官从政者而言的，因为为官的原则与技巧，首先是为人的原则与技巧。否则，为人不地道，为官又焉能地道？




                                                     矜名不如逃名趣   练事何如省事闲
　　
     【○了心自了事，犹根拔而草不生，逃世不逃名，似羶存而蚋仍集。
　　○羶秽则蝇纳丛嘬，芳馨则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业，亦不立芳名。只是元气浑然，圭角不露，便是持身涉世一安乐窝也。
　　○要誉不如逃名之为适。
　　○人知名位为乐，不知无名无位之乐为最真。
　　○矜名不如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而好名不殊好利；天子营家国，乞人号饔飨，位分霄壤也，而焦思何异焦声。
　　○为善而欲自高胜人，施恩而欲要名结好，修业而欲惊世骇俗，植节而欲标异见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夹带，最难拔除者也。须是涤尽渣滓，斩绝萌芽，才见本来真体。】
　　 能轻富贵，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能重名义，又复重一重名义之念。是事境之尘氛未扫，而心境之芥蒂未忘。此处拔除不尽，恐石去而草复生矣。
　　“我的上帝，我此后的生活又将怎样呢？”
　　这是年仅31岁的李政道，在获悉自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之时所发出的一声感叹。
　　他当时的心情，并不尽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全是被欢欣与高兴所充斥，而是更长远地考虑到了自己获奖之后的人生道路该怎样走。
　　众多的事实表明，获奖尤其是荣获诺贝尔奖这么一项举世瞩目的大奖，能使获奖的科学家在一夜之间，成为人人皆知的名人，而这对于他们日后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各项人生抉择，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这种影响在负的方面上言，至少有这么几点：一是获奖在获奖者与自己以往亲密的同事们之间划出了鸿沟，造成了一定的距离；二是少数科学家在获奖后，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转移到了社会领域与政治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贤明的角色；三是因为公众将他们视为权威，所以他们也不时遭受到名人所难免遭受的搔扰，等等。从而在整体上对他们继续潜心于科学研究，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曾这样回忆说：“我得奖的那一年真糟糕。当然是好极了，但我什么工作也没做。”
　　对此，也并不是没有可称为正确的对待方法，下面的故事就说明了此点。
　　曾有一次，居里夫人的一位侄女前来作客，当她逗弄居里夫人的女儿时，却突然发现这个小女孩正在玩耍英国皇家协会前不久颁发给居里夫人的一枚金奖章。
　　她大吃一惊，忙问：“这枚奖章象征着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随便就给孩子玩呢？”
　　居里夫人笑着回答道：“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而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这是何等清醒的认识，何等长远的眼光！联系到因杰出的科学成就，居里夫人其后梅开二度，再次荣获诺贝尔奖，她的女儿与女婿也荣获诺贝尔奖的史实，不难看到她的良苦用心及其卓越成果之所在，看到了淡泊名利，看到了无比的谦逊，是如何地有益于他们投身于科学事业。
　　类似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还可举出很多，很多……
　　现在再回头，看看《菜根谭》的有关思想，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当然可以看到洪应明将作垢业与立芳名、好名与好利相提并论的认识，具有片面而又偏激的思想成份，看到单纯逃世与逃名的认识所具有的消极成份……
　　但结合上面的例子，我们也当然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根据现代的意识，看到洪应明所主张的“要誉不如逃名之为适”、“无名无位之乐为最真”等认识所具有的合理成份，看到锋芒不露、不追逐名利所可以给人们的立身处世带来的益处，从而对于荣誉与名声，树立起正确的认识与应对方略。
　　人活世上，无论贫富贵贱，穷达逆顺，都免不了要和名利打交道。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点。
　　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来到了江苏镇江的金山寺。
　　当他看到山脚下大江东去，百舸争流，不禁兴致大发，随口问一个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可知道这江上每天来来往往有多少艘船？”老和尚回答说：“我只看到两艘船，一艘载着名，一只载着利。”
　　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之语。正因为有名利做动力，所以，船在江面上来来往往，车在道路上奔驰，人们在劳作，新发明的船取代了旧船，个人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但名利也是一把双刃剑，正确的名利观可以促人进步，错误的名利观则会使人付出代价，名利并不就等同于幸福，如有心理学家经多年的研究，发现不少青年人认为幸福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名利双收，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者，并不多。因此，他们就从原来的情绪高涨变成一落千丈，如再无及时开导，就会渐渐演变成忧郁症的初期阶段，在临床上的表现为，吃什么都不香，经常睡不着觉，焦躁、喜欢独自发呆，对周围的事物、朋友和原来喜欢的东西或怀疑或丧失了兴趣。据统计，这些单纯崇拜名利的年轻人患上忧郁症的机会，较那些并不十分看重名利的同龄人，要高出20％。
　　因此，根据以上所述，对于《菜根谭》“逃名”意识的理解，或可包括这三方面：
　　首先，对于不是自己所应得的名誉，不可强要，更不可欺世盗名。否则，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沽名钓誉者，即使能暂时获得某些大红大紫的得益与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
　　其二，对于那些勉强可得的名誉，要发扬高风格，谦逊而又真诚地将其推让给比自己做得更好更出色的其它同事，这既会增加了彼此人际关系的友好度，又是个人具有自知之明的突出表现。
　　其三，对于自己应得的荣誉，要善于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而不要将其转化成人生的负担、前进的阻力，不能把名誉当作不思进取所依仗的老本，尤其不能将名誉当作炫耀的凭据。在此，须知水满桶不响，而半桶水却哗哗作响的道理，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境况确实存在。所以，对于获得了荣誉的功名成就者而言，谦逊，表明了他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有多种发展可能的世界，表明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事业尚有无限发展的余地……居里夫人及不少伟人对于名誉的不经意、不看重，无不表明此点。
　　在现实中，每每见闻一些名人尤其是名演员，常受到外人的围观搔扰，连散步、购物之类的基本行动自由也难以保证。至于因名利而引来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麻烦事乃至灾祸，在报刊中也时有披露。诸如此类，都不难使人看到，名声在表明个人事业的成功之外，有时还会产生累人的负效能。更为严重的是，名利对于那些未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在事业中尝浅辄止的人言，往往会造成了他们事业与人生的昙花一现，所谓鲜花和掌声也可以捧杀一个初出茅庐的成功者，所讲的就是此点。
　　从这些角度来看，《菜根谭》的相应思想，乃至鲁迅先生的警世之言：“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着堪值我们思考品味之处，然后才有可能活用新用的。
　　在现实中，这方面也有不少好例子。
　　如潍坊市中级法院最近作出决定，将本系统的所有锦旗、奖状牌匾，统统从墙上摘下来，以免本系统的干部因荣誉多了而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不利于加强自身的建设。
　　他们此举的出发点，就是严格要求本系统的职员，要把人民法院的形象树立在人们心中，而不是挂在墙上。类似的高明作法还有，其中包含着更多的真知灼见，而主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所提倡的不计名利、不追逐名利的观点，是隶属于现代伦理道德体系的，是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仅从此点看，这跟《菜根谭》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而提倡“逃名”的观点，在性质上已绝然不同，虽然两者的表现形态难免有所相似。




                                                              人生之戒数则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伤天地之和，一事而酿子孙之祸者，最宜切戒！
　　○毋偏信而为奸所欺，毋自任而为气所使，毋以己之长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
　　○毋因群疑而阻独见，毋任己意而废人言，毋私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以快私情。
　　○不可乘喜而轻诺，不可因醉而生瞋，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鲜终。】
　　每个人处世行事，总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成功者就更是这样。而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又是由相应原则所导引的。那些使人有所不为的原则，即可称为人生之戒。
　　洪应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将能极大地影响社会或人的未知因素视为鬼神作祟的时代，是一个信奉“天人感应”的思想，从而也就相信天地之间是否有祥和之气，也会影响人类社会是否和平、人际关系是否和睦的时代，是一个依然实行灭族株连法的时代。所以，从不与鬼神之禁忌发生冲突的立场出发，从维护和睦人际关系的立场出发，从保护自我与家族延续需要的基本立场出发，他认为任何有违于这些立场的一个念头、一句话语和一件事项，是最应戒绝的。
　　结合他的时代来看，这项人生之戒，是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认可并选择的。时至今天，其中的一些意识已时过意迁，另一些则尚有借鉴的意义，如认为应戒绝因一言一语而伤了天地之间的和睦之气的意识。
　　此外，他还论及了数项人生之戒：
　　自己不要偏听偏信，以免为别有用心者所欺瞒；
　　不要放任自己，以免为自己的任性意气所驱使；
　　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来对比并贬斥别人的短处；
　　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妒忌别人的才能。
　　不要因为众人的怀疑，就阻止个人的独特见解；
　　不要仅信任自己的思想感觉而拒绝别人的言论建议；
　　不要因谋求个人的小利而伤害大众的利益；
　　不要借助公众的议论来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情。
　　在日常生活中，则不要因过分喜悦而对人轻作许诺，不要因醉酒而发怒，不要因愉快过头而惹事生非，不要因自己的疲劳厌倦而使已经开始着手的事半途而废……
　　以上可称作君子的人生之戒，其中包含了自我控制、尊重他人意愿与意见的意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识，不搞一言堂的意识，具体地处理好日常人际关系的意识，等等。它们既合乎人情，更合乎道理。
　　以“毋因群疑而阻独见”一语作例言，就很好地说明了人在团队中，不应以许多人有怀疑、不同意作为理由，扼杀、禁绝任何可能包含有真知灼见的独立见解。因为合理认识与真理的拥有，并不是由认识、掌握并相信它们的人数的多寡所决定的，而且无数的历史事实已表明，合理认识与真理，首先往往是由个别人所把握并拥有掌握的。
　　所以，时至今天，现代人就更懂得珍惜独特的认识与独创的见解，诸如创造学中的奥斯本智力激励法，就更是鼓励人们就相应的议题畅所欲言——即使是离经叛道、荒诞不经的言论，也在所不禁，以免堵塞别人的思路，以求集思广益，新意迭出，迅速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下面这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美国北部，通用电力公司的高压干线常因暴风雪带来的过重积雪而被压断。公司为此召集了有关人士开会，研讨解决的对策。会议采用了奥斯本智力激励法，要求出席者各抒己见，知无不言。
　　在会上，甲认为可添装加温装置来消溶积雪，乙则提出可安装震荡器来抖掉积雪……美中不足的是，安装这些电气化的设施，需要一大笔投资，而且施工周期长，日后耗电也不小，维修还是一个大问题。
　　于是，有人连笑话怪话一齐端到台上来了：“要投资少，不耗电，又不需要维修，看来只能马上去用大扫帚去清扫了。”
　　有人接着调侃道：“能挥动这把大扫帚者，非天上的上帝莫属了。”
　　话音刚落，另一人就自思自语道：“上帝在天上手握扫帚来回清扫？这样，开一架直升飞机不就行了吗？它高速飞行时所产生的风力，应该足以快速地吹掉线路上的积雪。”
　　于是，公司终于找到了一种经济、直接而又有效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相应的意识与事例，表明了在许多尚有潜力可挖的企业公司中，普遍地提倡干部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确是迫在眉睫、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样做，不仅能集中企业员工的智慧，改进企业的管理方法与结构，以赢取更大的效益，而且还能强化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让他们真正体验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位置。为此，做到“毋因群疑而阻独见”，就显得十分关键与必要。在这方面，一言重九鼎的企业决策领导者，尤应带个好头，不可意气用事，避免用冷言冷语来挫伤部下的积极性，使合理化建议的渠道永远畅通。
　　事实上，类似的道理并不只是适用于企业管理上的，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工商企业界在经历了企业型到管理型的发展阶段后，今天，已进入了智力型的崭新阶段，谁拥有了高科技产业，谁拥有了更多的脑力资源，谁就拥有了主导的地位。因此，人人都开动脑筋，人人都要学会尊重别人的独立见解，并据此而受到启发，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再以“毋任己意而废人言”来说，历史上的那些由成而败，由盛而衰的亡国败家者、害人害己者，除了非人力因素所可挽救者，多是因不能坚持此戒而自食苦果的。
　　战国时期的齐桓公田午就是如此。某天，名医扁鹊（秦越人）向他进言说：“我通过察颜观色，发现主公有病，病在皮肤，宜及早医治。”齐桓公挺挺自己的胸脯，弯了弯自己健壮的胳膊，相信并坚称自己无病，事后还揣度扁鹊进言之举，不过是借别人没病而找病治，多捞一些外快的伎俩而已。
　　五天后，扁鹊再次恳切地对齐桓公说：“主公确实有病，现病已渗入血脉，若再不医治，病就会严重起来的。”齐桓公不高兴地拒绝了扁鹊之言，因为他自我的身体感觉颇好，所以还是不相信自己会患病。
　　又过了五天，扁鹊又专门来对齐桓公说：“主公的病已至肠胃，再不医治，病就会加深，以至不可收拾。”此时，齐桓公已把扁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有病之语，视作不吉利的咒语了，他干脆就不搭理扁鹊，扁鹊无奈，只能退下。
　　接着又过了五天，扁鹊见到齐桓公已经耽误了十五天，病毒已由皮肤渗入血脉，再进入到了肠胃，此时更进入了骨髓，已无法医治了，他也不再多说。
　　再过五天后，齐桓公果然病倒了。他马上派人去找扁鹊，却总也找不到。原来，扁鹊自知回天无力，已经预先躲了起来。再过几天，齐桓公就一命呜呼了。
　　可以这样说，齐桓公不是死于肆虐的病魔手中，而是死于拒听忠言的固执中，他至死也不知“忠言逆耳”、“忠言不中听，中听不忠言”的道理，教训是深刻的。可见，盲目地自信和一意孤行，是不可取的。
　　人啊！是得警惕。当一个人无足够正确的理由却凭逞强的意气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别人的意见时，或许就是他就正处在即将病入膏肓时。
　　所以，要想获得成功，避免失败，思想交流是必要的，接受别人的合理意见就更是必要的，这种交流与互容，会有助于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在这方面，英国大文豪肖伯纳说得好：“倘若你手中有一只苹果，我手中有一只苹果，彼此交换一下，那么你我手中仍各有一只苹果；但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一下，那么，你我都将各有两种思想了。”
　　至于洪应明所论及的其它人生之戒，因篇幅问题，这里就不—一再展开阐述了。读者不妨依据对历史或现实的诸多人世成败事例的观察思考，对此予以再认识，并举一反三，结合对自己的反省认识，针对自己的弱处短处，也订出自己的人生之戒，使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我们能少一些、再少一些因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少一些、再少一些事后于事无补的后悔与哀怨。




                                                 读书  疑  信  悟  躬行
　　
            【○蓬茅下诵诗读书，日日与圣贤晤语，谁云贫是病？
　　○读书不见圣贤，如铅椠佣。
　　○功夫自难处做去者，如逆风鼓棹，才是一段真精神；学问自苦中得来者，似披沙获金，才是一个真消息。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要努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机。
　　○闹场能学道，方为心地上功夫。
　　○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喜寂厌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静。不知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着于静，便是动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
　　○作人无甚高远的事业，摆脱了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的工夫，减除得物累，便臻圣境。
　　○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事理因人言而悟者，有悟还有迷，总不如自悟之了了；意兴从外境而得者，有得还有失，总不如自得之休休。
　　○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
　　○学者要收拾精神，并归一处。如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誉，必无实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
　　○千载奇逢，无如好书良友。】
　　 在古代藏书阁与现代图书馆中，那一叠叠、一排排的书，组成了一个蕴含着无限人类精神财富的海洋。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已经辞世了，而他们的精神成果犹在，所靠的就是书，书的确是超越时空的信息载体。
　　既然不能在空白地带重新建造人类的精神文明，那么，我们就要虚心地、审慎地接受前人所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其中有价值的成份。为此，读书就是主要途径之一。
　　我们要读书，我们必须读书。
　　真正的富有，是心智与知识的富有，身贫未必贫。
　　洪应明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人即使是住在简陋的茅屋中，只要天天能诵诗读书，那就等于日日与古圣前贤们会面交谈了，谁能够说身贫者唯一拥有的只是困苦的生活？真可谓“人家不必论贫富，才有读书声更佳。”（唐伯虎诗句）
　　读书人要领会书的义理真谛，做书的主人而不可作书的奴隶。
　　洪应明也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人读书时，若不能见贤思齐，若不能领会圣贤先哲们思想的真谛，那就只会成为书本的奴仆佣人了。
　　要读书，要把书读好，还要有相应的行动与精神状态。在这方面的意识，《菜根谭》提及了三点：
　　一、读书，做学问，似逆风撑船、淘沙寻金一样，从难处入手，在苦中收获，成效才真才大。在学习中，须有水滴石穿的精神，有恒心，要奋发努力。有此基础，在自然而至的机遇机缘出现时，才可能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彻悟与收获。
　　二、读书，须排除外界的不良影响，假如一个人在吵闹喧哗之处，还能潜心读书、专心向道，那就进入了一种最佳的状态。
　　三、读书时，读书者必须身心自在轻松。为此，读书者就须摆脱世俗人情的种种诱huo，摆脱物欲的种种拖累，平平实实、恬恬淡淡地做来，才能学有所成，理解并达到古代圣贤的精神境界。
　　古今的许多事例，很好地证明了以上三点读书之道的成立。
　　读书之苦，甚至不以“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限。以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为例，他自小立志高远，热爱读书和思考，因生怕婚后的家庭琐事拖累了学业，他就终生不娶，还搬到了环境幽雅宁静的寺庙里住，专心向学，苦读苦思了十多年，终于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可见读书的刻苦与读书的大收获，是成正比例的。
　　再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锻炼自己的心性定力，曾专门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闹市茶肆中去看书。当他全神贯注于书本时，周围的景象与噪杂声在他的意识中逐渐淡化了，他也进入了一个耳边无噪声、心地有波澜的高境界，他追求的是学识，而不是宁静的环境。而这种闹场能学道、茶肆能读书的锻炼，无疑有助于他逐渐培植起优秀的心理素质。他的一生，因此而得益颇多，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了。
　　从闹场能学道的事例，从《菜根谭》所表达的意识，可见人生的动静、闲忙，应该是互补的。因此，行动时动如狡兔，读书或静思时静如处子，才是人生的理想态之一。一个人，能从静中观物动，能在闲处看人忙，眼观世界，静思反省自我，才科能领会超尘脱俗的趣味；一个人，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自我的心灵世界不被五色五音等牵制，那就是一段安身立命的工夫。
　　相反，唯求安静的喜寂厌喧者，往往一味地闭门避人以求静，殊不知，如此一心一意地执着于无人之境，便成了我执之相，心执着于静境，反成了内心躁动的根源。从心性修练的角度言，这又怎么可能到达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呢？
　　另外，真正的读书、做学问，不应该是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之事，也不是“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之事，所以，真正的读书人、学者都懂得摆脱俗情、减除物累的重要性，不至于因盲从“学而优则仕”之理而攀附权贵，也不至于因时髦的“经商热”而告别了书本……在这点上，还是钱钟书先生的比喻最恰当、最形象：“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确实，确实如此。
　　读书并不仅是单纯的看与读，在最佳的读书状态中，疑与信也十分重要。
　　疑，是疑书。
　　在这点上，孟子曾有经验之谈：“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原来，他在读《书?武成》篇时，看到了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有“血流漂杵”之语。他认为此语不可信，因为武王率领仁义之师讨伐暴虐无道的纣王，得到了民众的欢迎与支持，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杀人杀到血流成河，连木棒都浮了起来呢？所以，他认为《书?武成》篇的可信处，仅有十分之二三，可见书上的话绝不能全信。
　　孟子可说是深知疑书之道，惟有疑，读书者才能保持独立思考，才能提出问题，也才科能跳出前人的巢臼，不至于盲从书本，不至于成为一个仅是储存书本的两脚书柜，也才能解决新的问题，迎接新的挑战。
　　信，是信书——相信与接受书中的合理见解与正确认识，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因为读书就是一个接受知识、认同真理的过程。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还能不时遇到这样一些骄傲自大、患上“文人相轻”重症的读书人。他们读书时，最善于用缩小镜来看书本中的合理处，用放大镜来看书本中的缺陷毛病。于是，他们就不懂博采百家之长来立一家之言之道，只会指诘百家之短来强化自己那本来已经够刻薄尖酸而又肤浅庸俗的认识。对此，有必要重温以下这么一则典故。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少将军人曾向当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请教读书的书目与方法。
　　当这位少将将自己所读过的书的缺点与不足，先后向熊十力侃侃道出时，却被熊十力严厉地打断了：“你这个东西，怎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好坏兼陈。你为什么不先看一本书的那些好的内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即使你读了百部千部，你又能得到什么益处？”
　　此当面一喝，如禅师的当头一棒，立刻使这位少将得以醒悟，进而在读书方法上有了起死回生的转折。日后，他卸下了戎装，专心向学，成为了以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标职的“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是徐复观。
　　此项事例，足证一个“信”字在读书过程中的重要。
　　在洪应明看来，疑与信要密切结合起来，相互参照探究，当这种探究的工夫做到家时，读书人才可形成真知灼见。
　　以上所言，是读书的实在工夫，须读书人一步步做来。
　　此外，读书人要把书读好，灵性与悟性是须臾不可少的，它们是将死书读活的关键。
　　说到灵性、悟性之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虚无漂渺、不可捉摸的。因为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之类，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人饮水而冷暖自知的，笔者对此再多作饶舌，无疑是多此一举。所以，这里只想再强调一遍洪应明所提出的思想：对于事物与真理的认识，仅是听别人的说解而领悟，还是包含有迷痴的成份，比不上自我领悟的那样彻底明白；人生的蓬勃意趣，仅是因外界景物而得以引发者，还是先埋下了失落的预兆，比不上自我感悟所得的那样逸闲。事实上，仅是就字论字却不能了悟书的真谛者，恰似鸡啄米一样，啄得一粒是一粒，不能举一反三，缺乏思想的飞跃与猛进。而在这方面，对待禅与诗，就很需要领悟与意会，忌咬文嚼字、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
　　读书是为了什么？
　　书呆子们从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为读书而读书。
　　而聪明的读书人却十分认真地正视这个问题，洪应明就属这种聪明的读书人，因为他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个善于讲学问、论道德的人，却不崇尚亲身去做、去行、去实践，那只是口头禅罢了。何谓口头禅？禅宗和尚往往用一套常用语来作为启迪后来者的依据（“话头”），随着禅宗影响的逐步扩大，在社会上、佛门中，就有不少不明禅理或对禅理仅一知半解者，就爱用这些常用语来作为自己谈话的点缀谈资，这也就是“口头禅”——泛指常挂在某些人嘴边而无实际意义的空话套话。所以，论“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的原因，很简单，借用陆游就读书而示儿的两句诗，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聪明的读书人当切戒纸上谈兵，去呆气、傻气和迂腐的言行。否则，仅仅将读书的兴致寄托在对风雅诗文的吟诵上，夸夸其谈，那就不易有什么深刻的内心感受和大的收获。
　　知之越切，爱之越深。对人如此，对书也是如此，因为书是学习的依据，是怀疑与思考的轨迹，是人生了悟的记录，是实践躬行的指南。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说得好：“书籍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世界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籍里结晶成形。……书籍是未来的纲领，因此我们要尊敬书籍！”
　　明白了书的宝贵，明白了读书的必要，也就容易对洪应明的这样一种认识产生共鸣：千年奇遇，比不上购到、借到和读到一本好书，比不上遇见一位挚友益友。
　　想想，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一个真正爱读书而又重友情的人，能读到一本书，而这本书正是自己已众里寻它千百度的；能在熙熙攘攘而又陌生的人群中，不期而遇自己的一位挚友，而那位挚友又是能理解与支持自己的，那时的心情，真是任何言语所难以言表的、充满着无比喜悦的……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与感受，那么，就应该祝贺自己并发扬下去。
　　如果没有，那么，希望你尽快将此处空白填上，填上充实而又鲜活的书情与友情。
　　因为人生一世，能有好书相顾相伴，能有良友相容、相念和相携，就不算虚度，人生就有乐趣，可谓充实，也可谓幸福。
作者: 弥迦使者    时间: 2009-7-13 11:32     标题: 续 12






                                               读无字书   弹无弦琴


　　
           【○人解读有字书，不解读无字书；知弹有弦琴，不知弹无弦琴，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书佳趣？】
　　 在《菜根谭》近四百则的语录中，其中不乏一些不易理解且富于人生哲理的语句，它们很耐人寻味。论及读无字书和弹无弦琴的此则，就是其中的突出者。
　　提到书，人们就会想到黑字印在白纸上的有字书，或是历史上的汉简竹帛。提到无字书，则难免会有人感到困惑：书还有无字的吗？真的存在无字书吗？
　　唐僧与孙悟空等师徒四人到达西天取经，首先得到的就是“无字真经”——无一字一句印录的白纸书——此乃《西游记》所描述的一段故事。就此故事可以看到，从狭义来看，无字书指的是不著录一字一文的白纸汇编。而从广义的标准来看，无字书泛指的，则是独立在有字书之外的、人们所有的生机盎然的日常生活，是风声雨声读书声，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是衣食住行，也是男女私情，是你的对空长啸，也是她的望月感怀；是日月历天，江河东流；是鸟语花香，风云变幻……总而言之，无字书所囊括的，是有字书之外的一切。洪应明所讲的“无字书”，正是在此意义上言的。
　　如此看来，无字书的内容，要比有字书丰富得多，无字书的变化，要比有字书微妙得多。举个例以证之，现实生活中，恋人之间的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瞬间，较之文学大师对此的最为优秀的文字描写，还会更多了千种风采、万缕情丝。
　　因此，解读无字书，无疑要比解读有字书，更不容易。无字书的内容是无限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尽的生活头绪，而有字书的内容则是有限的，是摘一个就是一个的饱满的既有成果。归根结底，无字书是有字书的根源与依据。
　　所以，读无字书也就是最根本也最彻底的，同时还是极富于禅意的。这，诚如清朝文学家张潮所言：“山水亦书也，花月亦书也。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能会难通之解，方可参最上禅机。”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禅宗何以通过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来立宗。
　　理解了无字书的实质及解读无字书的必要，再去认识弹无弦琴，相对而言，就容易些了。
　　弹无弦琴的典故，出自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一段往事中。
　　据史书记载，陶渊明有一把无琴弦之琴，当他心情十分平静之时，他就会摆出这把无弦琴，在上面“弹奏”、“抚弄”一番。当然，这把没有可抚弄弹拨的琴弦的琴，自然是不会演奏出任何悦耳动听的琴声的。
　　而这，对于不谙音律的陶渊明来讲，却已经是足够的了。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弹琴的神趣，是对弹琴的一种神悟、一种意会，用他自己的诗句言，就是“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况且，如果是琴中有了弦，难免就使弹者的手受到了阻碍；因弹拨琴弦产生了琴声，难免就规限了听者的无限乐思及其想象……这些都是陶渊明在弹无弦琴时所没有受到的束缚，一如他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般的洒脱与超越。
　　故在弹无弦琴这种看似是反常识的行为中，所隐含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弦外之声”、“象外之致”之类的境界追求。未尝不可把它视为一种智力的挑战，一种反常识与反逻辑的游戏，一种等待填充的空白，且看我们能否神思飘逸，能否也有足够丰富的精神意识来把握、理解并完成之，就如在面对一张白纸时，我们要经受能否就白纸而想象出一幅接近于尽善尽美的设计图一样的测试。
　　读无字书，弹无弦琴，难，但并非不可为。
　　古人在讲“读万卷书”时，还讲到“行万里路”，就可算是读无字书的路径与方法之一。至于更详尽、更丰富也更具体的路径与方法，则隐藏在我们的学习、工作与为人处世之中，有待于每个人各自去参详了。弹无弦琴，也是如此。进而能举一反三，不拘泥于形迹而能心神领会，则可得琴与书的真趣味，得人生的真趣味，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无字书、无弦琴中的一个“无”字，看似简单，事实却不然。在这个包含有哲学智慧在内的“无”字中，肯定还有许多文章可以续做，可以引伸，可以作新出新阐发。
　　以企业管理而论，据较新的资料显示，在日、美等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中，数十年来，已经掀起了一场“人性管理”的旋风。这种人性管理较之以往旧的管理模式，更尊重企业员工的感情与工作，尽量创造一切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潜力的条件，防止或是延缓他们在智力与体力上的老化与退化，从而使管理更有人性也更有人情的意味。
　　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运用人性管理的方法来管理员工，使公司在二十年间，由只有九个人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拥有二十万员工的跨国大公司，也使公司的美容师和推销指导员的个人年收人超过了五万美元，从而使“人性管理”受到了世界管理界的瞩目。
　　而这种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人管理”。所谓的“无人管理”，就是不再有直接地管理与监督企业员工的专职管理人员，而是由企业员工实行直接的“自主管理”，由他们制定管理章程，也由他们组成自己的审核小组，促成大家共同遵守章程，从而发自内心地强化自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同心协力地把工作完成得更好。如此一来，企业员工们就觉得自己不是像牛马一样，要听从上司的训斥、指令乃至是惩罚（如扣工资、扣奖金甚至是处分及开除等）后才会完成本职工作的。就管理人员言，他们也就可以摆脱平日的琐事杂事，也不用时时面对员工，以避免发生那些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员与任务的协调与调整上，放在最后的决策上，从而也就多少有一点“无为而治”的意味，有助于把生产搞上去，也有助于改善劳资关系。
　　当然，“无人管理”的施行，也须有一些前提，即员工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与职业道德，彼此是团结的、合作的，同时还是具有较高自觉性的，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是彼此信任的，管理人员有足够的信心和措施来保证生产指标的完成，等等。显然，这些条件不会是先天就已有的，而是要靠企业的全体人员来共同创造出来的。
　　可见，看无字书，弹无弦琴，实行无人管理，还有……，触类旁通之处，奥妙存乎一心。
　　


                                              
                                  定云止水   处变不惊
　　
      【○大烈鸿猷，常出悠闲镇定之士，不必忙忙。
　　○操存要有真宰，无真宰则遇事便倒，何以植顶天立地之砥柱？
　　○欲遇变而无苍忙，须向常时念念守得定。
　　○遇事只一味镇定从容，纵纷若乱丝，终当就绪。
　　○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才可以弥意外之变；有事，常如无事时镇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
　　○……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不然，操持未定，应用未圆，恐一临机登坛，而上品禅师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学者动静殊操，喧寂异趣，还是煅炼未熟、心神混淆故耳。须是操存涵养，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的景象；风狂雨骤处，有波恬浪静的风光，才见处一化齐之妙。
　　○持身如泰山九鼎，凝然不动，则愆尤自少。】
　　 且说东晋时期，前秦的苻坚率领百万之师，踌躇满志地自称投鞭可以断流，挥师南下，欲一举灭晋。
　　在这股强大军事势力的打击下，东晋的许多将领相继败退，大家多心存畏惧。
　　此时，惟宰相谢安处变不惊，他派侄儿谢玄率八万晋军去迎敌。当谢玄向谢安问计时，谢安镇定自如地说了一句：“一切均已作了安排。”
　　谢玄不敢再多问。回来后，心又不能放下，只有派张玄再次前往谢安处问计。
　　谢安见到张玄，依然不谈军事，却要张玄和他下围棋，并以一幢别墅作为赌注。平日里下棋，是谢安输给张玄的多，但当时的张玄为军情而忧惧，心神不定，很快就输给了谢安。
　　棋毕，谢安就出外游玩，至夜方归。然后召集众将领，分派任务，面授机宜。
　　正因为谢安的镇定自若与从容应对，极大地稳住了东晋的军心，再加上军力布置得当，用计正确。于是，在其后的淝水大战中，晋军以寡胜众，终使前秦官兵陷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崩溃境地中。
　　谢玄率军打败了苻坚军队后，捷报很快就送到了谢安的手上。此时，谢安正与宾客下棋，他看了捷报后，并没有露出任何的喜色，只是继续下棋。宾客问他发生了何事，他才慢慢地答道：“小子们已经打败了贼军（批前秦军队）。”
　　从谢安两次安然下围棋的场景中，不难看到他有一种过人的胆识，从而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喜怒不形于色，而同时又能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泰然自如地处理好所面临的所有棘手问题。
　　谢安确实拥有一种真正的处变不惊的将帅风度。
　　洪应明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丰功伟业与恢宏的谋划，多是由悠然闲适、镇定从容而非手忙脚乱之人所建树与提出的。理由很简单，悠闲镇定而又泰然自若者，能对人对事作出冷静的判断，不失及时而又敏捷的反应。相反，惊慌失态者则只会徒乱心志，埋下了自我崩溃的伏笔。
　　无疑，谢安堪称这种悠闲镇定之士的典范。
　　这种悠闲镇定的心态与行为，并不是由先天遗传来的，而是修养的结晶，是一种心性上的定力，是面临大事变故时所自然产生出的静气。在洪应明看来，这也就是把握生存与发展关键的主心骨（真宰）。缺了这种主心骨，遇生死存亡之事，就只会一败涂地，不可能培植出顶天立地的精神砥柱；有了这种主心骨，则会镇定从容地处事应变，即使是遇到大的变故或头绪纷乱之事，也能妥善地处理好，而不会自乱阵脚。
　　在这里，有两点十分重要：
　　一、辩证地处理好有事与无事的矛盾。在无变故大事发生时，就要有提防之心与提防措施，居安思危，如此，才能防止意外变故的发生；当变故大事发生后，则要有类似无事时的那种镇定，如此，才能解除己方身处局中的危险。
　　二、镇定的操行，不仅内化在心智不散逸、念念守得定的方面上，还需经受众多场合的实地考验，一如林则徐所言：“观镇定，在震惊时。”就如看自称甘淡泊、守清贫者能否抵御种种浓艳的诱huo一样。否则，一个人的操守不坚定，应用又不灵活，那么，在需要他处变不惊时，他就可能显出优柔寡断的软弱状态，如一个平日享有一流誉称的禅师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有可能只表明他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俗人一样。
　　以上这些，当然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就说念念守得定，有人是单纯地守住某一意念，类似谢安则是以围棋作为寄托物，对战局布置作了胸有成竹的安排后，他就借助下围棋而进人了一种身闲意定的自如境界。既然围棋仅是导人入定的中介物之一，那么，这种中介物就会因人而异，不一而足。谢安可以在下围棋时表现出处变不惊的将帅风度，别的人则可能在或下象棋、或奏乐、或看书、或书法、或作画、或踢足球、或骑车等等状态中，同样有着处变不惊的出色表现。
　　下面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就说明了此点：
　　一个交响音乐会正在音乐厅里举行，听众们都被乐队指挥的高超指挥技巧及乐手们的出色演奏迷住了，陶醉在音乐那无垠的天地中……
　　猛然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悄然袭来了。交响乐停奏了，身体已感觉到了晃动倾斜的观众，那刚才还随音乐而飘荡的神魂，瞬间就堕入了恐惧的深渊，胆小者已经尖叫起来，反应快的人已在夺路而逃，混乱又拥挤的场面已经出现。可以想象，下一步就是人们的自相践踏，有人将可能不会再爬起来……
　　此时，一阵为观众所熟悉的铿锵乐曲传来了，“是国歌！”
　　于是，一怔之后，不少观众因出于已养成的尊敬国歌的观念，肃立住了，拥挤的场面马上得到了缓解。
　　最后，观众们是尽可能快而又井然有序地退出了音乐厅，一场并不全是因天灾而可能引致的人祸，得以避免了。
　　这全靠乐队指挥的处变不惊和整个乐队的应变得当。在变乱出现时，欲镇别人之惊，先得自定，乐队指挥和他所能驾驭的乐队，通过演奏国歌来镇住了全场观众，从而使场面由被动变主动，由失控变有控，由纷若乱丝变为井然有序。
　　想想，悠闲只是镇定之士们的一种外在形态，头脑清醒而又冷静，则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这使他们得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使他们有别于一般的惊慌失措者。不论是观古察今，或是论近述远，都不难发现，面对变故而惊慌失措者，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身为将帅，就会失去对局势的控制；身为百姓，则会自害其身。
　　记得，在一九七六年的七、八月间，在当时的国人心头都摆脱不了唐山大地震的阴影时，不少地方都闹过程度不等的“地震恐慌症”。夜半三更时，并无地震，而神经过敏者的一声惊呼：“地震了！”却每每引得一些未处变而先惊者，不管是否真的地震了，就从楼上的窗口或阳台往下跳，于是，因此而断臂折腿而致终身残废者，已属侥幸地捡回了一条命；更惨者则命丧黄泉，至死还不明白自己并不是地震而是自己软弱的心理素质的牺牲品……
　　所以，正如洪应明所指出的那样，学者们如果在自身的动与静、内心的喧与寂的矛盾中，不能兼容，那么，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心性煅炼未熟、心神混淆。而成熟心性操存的涵养，应该是在定云止水中，有鹰飞鱼跃的景象，定力中蕴含了动力；也应该在风狂雨骤处，有波平浪静的风光，处变不惊。两方面结合，才可见物我一体的奥妙。
　　确实，能处变不惊者，每每凝聚着当事人的定力、智慧、经验以及随机应变。
　　下面这么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德国一家电视台出高酬征集“10秒钟惊险镜头”活动，在诸多参赛作品中，一组名为“卧倒”的镜头，以绝对优势夺得了冠军。
　　镜头记录了这样的场景：
　　在一个小火车站，一个扳道工正走向自己的岗位，为一列徐徐而来的火车扳道岔。同一时，在铁轨的另一头，另一列火车正从相反方向驶进车站。显然，假如他不及时扳道岔，两列火车就会相撞，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时，扳道工无意中回过头一看，发现自己的小儿子正在铁轨那边玩耍，而那列开始进站的火车就行驶在这条铁轨上。
　　是马上飞奔过去抢救儿子？还是马上扳道岔以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大zai 难？
　　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扳道工威严地朝儿子大喊了一声：“卧倒！”同时快速扳动了道岔。
　　眨眼工夫，这列火车进入了预定的轨道，那列火车也呼啸而过。列车上的旅客丝毫没有觉察，他们的生命曾千钧一发，危如累卵，而一个小生命则卧倒在铁轨边上，没受一点伤。
　　这一幕，恰巧被一位路过此地的记者摄进了镜头。
　　不用多说，每个人的人生一世，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变故，欲少犯错误，欲去除蠢举，那么，持身稳如泰山，重如九鼎，一般不轻举妄动，动则一矢中的，就是十分必要的。人活世上，就要勇敢面对恐惧，战胜恐惧就可以迎来安全乃至安逸。
　　可见，要做能笑到最后的成功者，处变不惊不可缺！




                                                         入世而有为    出世而无染
　　
           【○完得心上之本来，方可言了心；尽得世间之常道，才堪论出世。
　　○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中，不必绝人以逃世；了心之功，即在尽心内，不必绝欲以灰心。
　　○驰得尘俗之肩，方可挑圣贤之担。
　　○世事如棋局，不着的才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见真空。
　　○思入世而有为者，须先领得世外风光，否则无以脱垢浊之尘缘；思出世而无染者，须先谙尽世中滋味，否则无以持空寂之苦趣。
　　○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万物付万物；还天下于天下者，方能出世间于世间。
　　○真空不空，执相非真，破相亦非真，问世尊如何发付？在世出世，徇欲是苦，绝欲亦是苦，听吾侪善自修持。
　　○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若一味敛束清苦，是有秋杀无春生，何以发育万物？
　　○宇宙内事，要力担当，又要善摆脱。不担当则无经世之事业，不摆脱则无出世之襟期。
　　○世态有炎凉，而我无嗔喜；世味有浓淡，而我无欣厌。一毫不落世情窠臼，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
　　  佛教称人间红尘为俗世，于是，古代人尤其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在人生抉择上就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大多数人所选择的入世、在世生涯，这意味着花前月下、食肉饮酒、娶妻生子，或入仕，或务农，或经商，或做学问……总之，是成家立业，做经世致用的事业。就己，图个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于国，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民众求幸福。
　　二则是少数人所选择的离世、出世生涯，或因信佛（教）而出家修行，或因仰道（教）而从仙羽化，或是入山甘当隐逸之士……总之，是斩断尘缘，抛却尘情，不事尘务，不受世俗观念的约束，走上自我独善之路。
　　入世与出世，自古就是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和一对矛盾。一个人要出世，要闲适自在、逍遥度日，就不能入世，犹如你讲你手中的盾牌是最坚固的，就不能再说你另一边手中的长矛是最锐利的，无坚不摧的。回过头说，也是一样，你要入世，要成就功业、赢取荣名，就不能出世……入世与出世，确是类似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抉择。
　　禅宗的出现，禅意识的确立，使这对矛盾获得了调和性的解决。
　　因为由慧能实际创立的禅宗，主张出世不离入世，修禅悟道者同样也离不开俗世的现实生活，也就是慧能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法就存在于人世间，不可能远离人世间而获得觉悟，谁若想离开人世间而寻找智慧，那就等于寻找并不存在的兔角一样。于是，禅就得以融入禅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运水搬柴是禅，行坐住卧是禅，吃饭后去洗钵也是禅，直至提倡务农与修禅同时并举的“农禅并作”的生活。这样，在那种饥来吃饭，困来睡眠的自然生活中，就有着一种随缘任运的逍逼，自我解脱的通达，人生就该完成自己所应所能做的工作……
　　在禅意识中，不仅是主张不离俗世地寻找真理，甚至还主张不着意绕避、不刻意摆脱俗世的各种人情纠葛与烦恼，即：“烦恼即菩提”说，指出人生的种种烦恼之中就蕴涵有智慧。
　　正是在禅意识的影响下，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得以提出入世出世法说：只有领悟了人世间的种种寻常之道，才可论说出世，因为出世之道即包含在处世历事中。所以，求道者不必断绝与人的交往，不需逃避世俗生活，这就像要了悟自心，就体现在全心尽意地去生活，没有必要通过禁欲或绝欲的手段来求取灰心厌世一般。在他看来，入世与出世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个人要在俗世中有所作为，他就必须领略到出世的意识，否则，就不可能脱离尘世的种种污浊病垢的污染；反之，一个人要超越俗世而不受污染，他就必须先尝遍人生种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否则，就不可能在出世后持守空寂的清苦乐趣
　　就这些意识来看近年来出现的“宗教热”中的一些现象，确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如一些自许看破红尘、要求遁入空门的青年人，诱因仅是因为一两次失恋而致。而这种所谓的“看破红尘”，显然是十分幼稚而浅薄的认识，因为它是以将恋爱等同于人生的简单认识作为基础的。所以，人一失恋，世界就显得灰暗一片，人生就全无意义，自己就再无接受人生的其它挑战的力量……在他们这种封闭的意愿与行为取向中，表现出了极为脆弱的情感和粗浅的认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更多地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没有经受过人生的各种摔打锻炼，就以一种虚假的、灰暗的虚幻沧桑感，代替了自己日后可能对人生所拥有的更全面的认识。因此，他们种种所谓的看透看破之论，也就是空的虚的，缺乏实在的内容。另外，他们以为进入空门就可以“六根清净”，就可以出世独居而不受杂务的干扰，也未必现实。君不见，佛门内部至今也还是等级俨然，和尚也要分个科级处级、应酬繁多的么？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的，南宋诗人杨万里曾有诗云：“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就多少揭示了此种状况。
　　可见，世间并无纯然的出世。
　　于是，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既反对无节制的纵欲，也反对苦行的禁欲；反对执着于具体事物，也反对执着于空虚之相。人只能依据自身的了悟，才可认识天下万物的真谛，才能立足于人世间而自然而然地萌生出世的意识……
　　于是，入世，就意味着有所作为，要尽力担当起社会人生的使命，做出有助于世的事业，不会因厌世遁世而浪费生命。出世，则意味着要善于摆脱世间的琐事杂事，不为庸俗的世情所束缚，不以世俗的荣宠为怀，喜怒不形于色，处变不惊，不被眼前的景物所束缚……从而养成真正超脱豁达的胸怀。这样，即使是面对炎凉的世态，尝到浓淡不一的世味，也能不轻起喜怒之心，不轻起欣厌之意，从而不受人间俗情的局限。如此，人虽身处俗世，精神意识却已得到了超越和升华。
　　正因人生有限，岁月无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在自己那短暂的一生中，为社会为大众做更多有益之事。不要因人生的平凡而掉以轻心，须知平凡通非凡。也不要因人生的挫折而厌世，须知自古磨难多英才。同时，又要防止因过多地沉湎于单纯的入世而妨碍了精神意识的升华，因为有超越才会有升华。
　　在相应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近现代的文化大家如李叔同、朱光潜等，就赞成并践履了在世出世法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么一曲妇孺皆知、如倾如述、亦真亦幻又意切情真的《送别》，令人想到了其作者李叔同（弘一法师）。
　　在二十世纪初，青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油画并旁及音乐戏曲。他先后扮演过《茶花女》等著名话剧的女主角，开了国人演出现代话剧的先河。回国后，他先后担任过报刊编辑和图画音乐教师，现代艺坛名家如丰子恺、潘天寿等均出自他的门下……
　　在时人的眼中，青年李叔同是一位善于吟诗作画、填词赋曲的多才多艺而又多情的风流才子，而在别人看他春风得意之时，他却忽然离开了发妻爱妾与稚子，抛弃了世誉名利，皈依了佛门，出家为僧，法名弘一，此后就是持戒守戒，绝无懈怠，为此而决然放弃了他所擅长的音画诗词。他又专志于弘扬佛教南山戒律，成为了佛教律宗的一代宗师。
　　他的前半生（李叔同）与后半生（弘一），各以入世与出世作为归属。但两者又是互有联系、互有渗透的，正因他入世时已萌生了出世的意识，他的为人与艺术才显得清新自然、超尘脱俗，又正因出世是他的全部入世生活与情感经验导致的自然归宿，他出家后就能持守那种种空寂的清苦情趣，能由绚烂而归于平淡，而且出世也并不意味着绝然地淡忘世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鲜明地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之。由此可见，他选择出家之路的缘由，并非是厌世、想绝然地逃避人世，而是对生命与终极信仰的一种真诚的追求。所以，他的人生是充实的。他的人生之路虽特殊，却在一定方面暗合了《菜根谭》所述及的在世出世法说。
　　所以，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在纪念弘一法师时，总结出了“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人生理想，从而通俗而又具体地揭示出了在世出世法说的普遍意义。想想，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哲人，他的人生无疑是为他的人生理想所作的最佳注脚，正是“出世精神”，使他能洒脱豁达地摆脱了人生的种种挫折、磨难和遭人误解批判的困窘境地，做到宠辱不惊，绝不自暴自弃；“入世事业”则具体地落实在他毕生对知识与智慧的热诚追求中，结晶在他的美学理论著作中。今天，斯人虽逝，而精神永生。再接续洪应明的思想来看，作为学者的朱光潜先生，他一生所做的入世事业，不就是由那段“兢业的心思”所引导的吗？他一生所怀的出世理想，不正是那段“潇洒的趣味”所表现出来的吗？两者兼备，他就不是那种严厉地束缚自己的苦行僧，于是，他的人生不似秋日的万物萧条肃杀，而似春日的万物复生，蓬蓬勃勃，生机盎然，终结出累累硕果。
　　显然，朱光潜先生的“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之说更具普遍的现实意义——即使对于并非人人都想当学者的我们来说，也是这样。
　　可以说，能真正做到“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那就真正悟禅入禅、实现自我了。
　　在世出世法说，虽说未必要以禅文化来命名之，但浓郁的禅意却是蕴含其中了。




                                                          不是结语的结语
　　
     《菜根谭》的首句箴言为：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
　　《菜根谭》的未句箴言则为：
　　——世态有炎凉，而我无嗔喜；世味有浓淡，而我无欣民。一毫不落世情窠臼，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
　　首末两句，使我们把握到了一个关于内外兼修、实现自我的成功者的逻辑圆圈。
　　《菜根谭》确是一部形散而神不散的、富于禅意禅趣而又兼揉了儒道意识的处世恒言。
　　据此，约略总结成功者之所以能步向成功，之所以能避免失败的内中奥秘，至少以下几条是至为关键的：
　　一是要有高远的目标，“立身要高一步立”。没有那个成功者是在自己不喜欢或不感兴趣的领域，取得自己毕生的最大成就的。因此，要成功，就要有的放矢，就要订立目标。要订立追求成功的目标，就要考虑与自己的兴趣兴奋点密切相联。从感性的角度言，成功者的目标是自己追求成功的欲望的表达，只有先明确“我要达到什么目标？”然后，才可能具体设想与设计“我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从理性的角度言，目标又不仅是欲望，目标的内涵更具体，也有相应的空间时限。因此，目标是明确的，目标既受欲望、感情和兴趣兴奋点的牵动，同时也包括了自己要有主心骨，从而排除因油然而生的惰性而在散漫无序中游移不定的因素。
　　二是要有海纳百川、有容纳大的大胸怀，有用天下之材、尽天下之利的气度。在人际关系上，这种大胸怀也包括了最大程度的包容，如对异己者的包容，对陌生者的包容，对不如己者的包容，对于他人创见的尊重，对于不同意见的重视，“毋因群疑而阻独见，毋任己意而废人言，毋私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以快私情”，等等。如此，追求成功者才能形成一种博大而有无限涵存的人生观，提升自我的生命境界，加强团队的凝聚力，把事业做大，更上一层楼，终止攀上自我成功的顶峰。
　　三是要有尝试与行动的勇气。面对着无限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人有着相应的主动性。目标明确后，通过不断的尝试与行动，才能更进一步知道自己更适合做什么，更进一步地明确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更客观地明确目标，调整追求成功的策略与步骤。万事开头难，所以要毋惮初难；居安要思危，所以毋恃久安。成功的一切转机，是通过当事人的奋斗中来，是在动态的发展中来。尝试再尝试，行动再行动，这就是成功之母。
　　四是要有耐性，有定力，通过坚持来获得最后的成功。许多事没有成功，不是由于目标不明确，也不是行动策略不好，不是由于完全没有努力，而是由于努力不够，功亏一篑最可惜。因此，要获得最后的成功，就必须拒绝形形色色的诱huo，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咬定目标不放松，在遇到困难时，要有一股决不放弃的韧劲。毕竟，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成功。
　　最终，在同等的客观条件下，人事成败往往系于主观一念；成败得失之微妙，存乎一心。目标、胸怀、勇气、坚持等等因素，因智慧的统帅，成为了成功者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尤其是最终成功的重要保证。
　　智慧，并非是那些因聪明而反被聪明误的聪明。聪明是天生的，是个体的一种能力，是个体的慧根；智慧则是后天熏陶与培植的，是靠相应原则与信念构建的大厦，是个体的慧根长成的参天绿荫，可以超越时空，泽及无数后来者……所以，即使是小小幼儿，人也尽可以夸赞其聪明；而白发苍苍的老翁老妇，却未必是智慧老人。
　　而所有成功者所证明的，成功的终极精神因素，就是智慧的开发。
　　因此，把心性练大，把心力练强，提升自我的智慧，就是一切追求成功者所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读《莱根谭》这样的经典名著，就是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也因此，读《莱根谭》这样的经典名著，是可以常读常新，百读不厌的——对于社会阅历越丰富者，此感越强。
　　史载，写出《道德经》的老子出关后，是“不知所终”——这一幕，发生在两千多年前。
　　写出了《菜根谭》的洪应明，同样也是“不知所终”——这一幕，发生在大约四百多年前。
　　这就是无言的结局？
　　不是的。
　　从只要人类存，则智慧的思想与信念就不死的角度来看，老子、洪应明们是“不会有终”的。
　　经典如死般地躺在书架上，依然鲜活的，惟有智慧的思想与信念。
　　所以，当先哲们已化为宇宙的尘埃时，他们那些智慧的思想与信念，依然存世，依然在后世成为驱逐黑暗与愚昧的火炬。
　　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他们那些智慧的思想与信念，像一根根有能量但却冰冰冷冷的火炬，作为读者的我们，须用自己的生命之火，才能去点燃它，印证它。
　　所以，通过阅读经典去寻找大师──依据他们的智慧轨迹来寻找！在那里，即使找不到可望一劳永逸的全面结论，但还是能够找到闪光而又深刻的智慧之光，依然能给寻找者带来心性上的享受，激发相应的思幽怀古之情，引起的连翩浮想，把握人事成败的沧桑，真正领悟成功的真谛。
　　进而，才可言：古人不余欺也。
　　智慧之重要，之难得与难能可贵，一如数学公理之重要，就历史长河来看，都是不待证而自明的。
　　可喜的是，智慧如盐，似乎单一乏味，但它的加盟，却使所有的味道都得以激活，得以更鲜和，而其中的养份，更是不在话下，并在天长日久中体现出来。
　　可惜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时处处在忙碌中透露出浮躁的时代，智慧尽管稀少，却总是供过于求。
　　对照孔夫子的人生年龄设计，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少现代人“有志于学”的年龄已早于十五，少数成功者的立业也在“三十而立”之年前。但在这之外，又有几人能真正“四十而不惑”呢？结合现实不乏一些曾经春风得意、曾被公认为聪明无比的成功人士，却落入了诸如“39岁现象”、“59岁现象”之类的俗套陷阱中，旁观者也未必深明其然。
　　可见，我们生活的信息时代，并不缺乏聪明，但聪明只是成功的必要而非充分前提。所以，我们的社会也就屡屡不乏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实例。
　　可见，与以往时代无二的是，我们生活的信息时代，真正缺乏的是智慧，而智慧却是获得最终成功、实现自我而且能使成功者笑到最后的充分条件。
　　智慧又是简洁的，其难不在知，而在于行。对此，古人曾表达出类似的意识：三岁孩童也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可见，智慧的践履，在于拒绝一念之差的行，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笃行。
　　因此而导致的结果，一是少部分人因此而成功，二是大部分人因此而平庸，三是少部分人因此而失足。
　　《菜根谭》是部有字的大文章，人事成败是部无字的大文章。
　　能不慎乎？能不如履薄冰乎？
　　您、我、他，或是这大文章中的一章、一节、一段？或是这大文章中的一句、一字，一符号？
　　笔在自己的手上，路在自己的脚下。
　　写了，走了，能笑到最后的，总是少数。
　　姑以诗人陈秀喜名为“离别的缄默”之诗，作为这不是结语的结语吧：菜根没有语言腌、压、晒的折磨香脆中带着苦涩
　　咀嚼菜根的时候请同时以瞑思含咀我千言却嫌少的缄默有沉重的苦衷
　　恻然讥笑境中人溺志中竟会产生渝盟的顽石




                                                                  后 记
　　
     谨以此书，献给今已年逾古稀的我的父亲。
　　因为树有根，水有源，除了父子的血缘传承，这本书，在精神传承上，是包括父亲的人生言行与睿智、父亲书房中的二十四史、佛藏与道藏……种种活水源头，在我的心田中所引萌、所浇灌出的一颗小小树苗。
　　在自己已踏入不惑之年时，写这篇后记，有几许感慨，也有几许思考。在人生感悟中，笔者是更愿从智慧的角度来解读“不惑”的，不惑即智慧。
　　回首望望，是更多的后生可畏，自古英雄出少年，江山代有才人出……神思接古今，则是前贤古圣毕至，人杰地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展望未来年岁的人生设计，按夫子自道，“而立”与“不惑”之年后，接着还有“知天命”之年，有“耳顺”之年，有“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
　　日子终会一天天地来到，生命真要不虚度，要获得最后的成功，心中是要由智慧而不仅是聪明来主宰的。
　　如其他经典名著一般，《菜根谭》散发出的智慧魅力，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稍为逊色。因此，《菜根谭》甚得吾心。举世滔滔，我注六经非吾求，六经注我乃吾愿。在我看来，六经注我，也就是六经智慧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熏陶。所以，本书的编著，顺着古为今用的路径，边读边思边写作，其写作宗旨，以《菜根谭》中的一语道之，是：“士君子贫不能济物者，遇人痴迷处，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难处，出一言解救之，亦是无量功德矣”，是对传统智慧的认同感所致，以求有助于读者诸君能更智慧地读好人生这部只能读一遍的大书，在处世方面更能左右逢源、路路通达，取得或接近成功，避免或减少失败。
　　感慨如斯，思考如斯。悟与得，当与读者诸君共勉，同励。
　　慧锦老师参与了本书初稿的部分写作，因无暇参与此次修订稿的写作，坚要不署名。对此高风之议，笔者虽是恭敬不如从命，不能不尊重，但按《菜根谭》的相应意识，却是不能秘而不言的。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广东经济出版社姚丹林先生和罗振文编辑的指导与帮助不少，特此感谢。
　　人生四十，自己多少也阅了一些书，阅了一些人，也阅了一些世，但离敢自道“吾阅书阅人阅世久矣”的饱经沧桑之语境，还远着呢。想到古人有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倍感写作是会留下遗憾的过程，这些遗憾，或表现在，写作内容还可更充实些，文字还可更雅致些，一些提法还可更全面周到些……只是，电话再加伊妹儿，编辑催稿了，一拖二拖后，也不得不以类如丑媳妇终要见公婆之心情来交稿了。想想，也罢，天下事还是了犹未了，人生又何处不遗憾？写书编书，又焉能例外？
　　好在，以后还有机会，明天更有希望。这，是自信，也是对读者诸君的最大祝愿。
　　                                                   癸未夏日于鹏城心海宇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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