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见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不必多介绍他的身世功业了。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这是他老师教给他的——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或者说：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满清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到达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雍正皇帝是用得最著名而收效的，雍正以后的清朝帝王，均未放弃这一手法。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再从曾国藩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很明显地看到他深切的了解老庄思想，灵活运用老庄之道。这首诗说：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曾国藩写这首诗，引用屠羊说的典故，是对他的弟弟曾国荃下警告。他知道，这时的客观环境，对他的危险性非常大。不但上面那位老太太——慈禧太后，非常厉害，难侍候之至，自己不能不居高思危。而外面议论他，批评他，讲他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打进南京的时候，太平天国的王宫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都被曾国荃搬走了。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至交好友王湘绮，亦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是把曾氏兄弟以及湘军的坏处，也写进去了。这时曾国藩兄弟也很难过。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哥哥，还有一些重要干部，对于外来的批评，都受不了，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FAN清朝，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曾有人把这意见写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疲累了，先去睡一下。”打发那人走了，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的性命。


同时，他训练出来的子弟兵，也已经变成骄兵悍将。打下太平天国以后，个个都有功劳，都有得意自满的心理，很容易骄横，所以又教他的学生李鸿章，赶快训练淮军，来接他的手，冲淡湘军的自满骄横。


事实上，如果曾国荃与湘军一冲动，半个中国已经是他的，似乎进一步就可以把大好河山拿下来。但真的拿不拿得下来呢？亦自有拿不下来的道理。我们现在来仔细研究当时的情况，的确有拿不下来的理由。到底还是曾国藩了不起，宁可不做这件事，所以写了这样一首诗，要曾国荃“低头一拜屠羊说”。他说：尽管左面挂满了中央政府——朝廷的褒奖状，可是要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不必因此自满自傲，右边放了毁谤、诋咒我们的文件，这也同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生气，“人间随处有乘除”，人世间本来就如天秤一样，这头高了那头低，这头低了那头高，不必想不开。“低头一拜屠羊说”，只要效法屠羊说的精神与做法，学习这位世上第一高人，那么“万事浮云过太虚”。荣誉也好，毁谤也好，都不过是碧天之上的一片浮云，一忽儿就要被风吹散，成为过去，澄湛的碧天，依然还是澄清湛蓝的。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所以“官大者，主恶之”，古代帝王的时候，官做大了非常小心，地位高，出将入相，所谓功高就震主。只有懂得人生哲学的人，才了解其中的道理。岳飞为什么被杀？“主恶之”，宋高宗讨厌他。大家都知道岳飞是忠臣，岳飞的冤枉那还了得，而事实上秦桧也是奉命承旨才这么做的。因为宋高宗已经对岳飞不满，岳飞犯的错误就是忠过职了，第一他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试想高宗对这口号是什么味道？直捣黄龙可以，但是要把二圣接回来，高宗这个皇帝还干不干呢？岳飞直捣黄龙就好了，迎不迎二圣，是赵家的家务事，就不必去提了。第二个错误，岳飞在前方当统帅，硬要干涉皇帝的家务事，劝高宗赶快立定太子。岳飞这些建议真是忠，完全是好意，可是超过了他的职权，使高宗受不了。所以忠不得过职，而有所建议也不要超过职权的范围以外，不要干涉到别的事。这是过忠的反面。


再譬如写历史名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宋朝的名臣。司马光是几朝元老，等到宋神宗一死，他有一度退休回家了。哲宗小皇帝上来接位，皇太后在管事，召司马光再来，因为是老前辈。老百姓听到司马相公来了，自动出来欢迎。他一看，马上吩咐家人立刻回去，他知道这个不行，老百姓都拥护我，皇帝怎么做啊？这些都是历史名人故事，学问之道。


昨天有一个老辈子的朋友来看我，六七十岁，他在国际上开会刚刚回来，是美国非常大自动化公司的亚洲代表，也是这个大公司里的老资格，亚洲方面非靠他不可，跟我谈了许多国际上经济的情形。然后他发现世界上的大公司，他们最高的上层内部的家族，也会争权夺利的。我说你是几朝元老，那你讲话可要留意了。他就说，我很难讲话，很难办。这是“官大者，主恶之”，老板会怀疑你，会害怕你。这是人生经验，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想象的。


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与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之道”；张良则差一点，最后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于诸葛亮，他的立身处事，完全是儒家的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其分。


我们看历史上，与你共同做事，到了相当的时候，就退出了，停止了，这是德，因为不能再帮下去了。如果再帮下去，历史上有一句很了不起的话，就是功高震主，很多人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最后都被杀头，抄家。本来是很好的，功劳太大，道德太高，学问太好，到某一个时候，赶快要溜，否则功高震主，下场就不好了。道家的人，到某一个阶段，他晓得该撤退了，就是恰到好处。天下事不能圆的，太圆满就要爆掉了，所以，功高就必须要退。　

普见

我引用清朝一位才子郑板桥（郑燮）的名言，叫做“难得糊涂”。他是江苏人，出身也很贫寒，自己站起来的，没有考取功名以前，靠卖画教书过活。那个时候教书待遇很低，我们过去家里请来的老师也是那样，不像现在做老师有很好的待遇。所以古人讲“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家里太穷了才出来教书过生活。

郑板桥后来考取功名，做山东潍坊的县令，潍坊是很有名的文化地区。我曾看过他给家里写的信，对我影响很深，这个就是教育。他叫家里的子弟们不要一定想多读书求功名，读书读出来，有学问，有功名，又作官，不一定有什麽好处。他是个才子，琴棋诗画无所不能，所以他说我们郑家的风水都给我佔光了。以后的子弟们要像我这般样样都会，是做不到的啊！你们只要规规矩矩，学个谋生的技术，长大了有口饭吃，平安过一辈子，就是幸福。所以他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

怎麽叫难得糊涂呢？笨一点没有关系啊，但是作人要规矩。他对自己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有注解，你们必须要留意，他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一个人天生聪明很难。老实讲，哪个父母晓得自己的孩子够不够聪明？像我看我的孩子，跟我相比都马马虎虎，不够聪明。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学我，充其量读书读到我这样多，事情文的武的都干过，有什麽好处啊？没有好处，只有更多的痛苦与烦恼。知识愈多，烦恼愈深；受的教育愈高，痛苦愈大，我只希望你们平安的过一生。

昨天有个孙子打电话找我，我问：“你是谁啊？”“我是你的孙子啊！”“哦，我知道了，什麽事啊？”“我的孩子要考某个中学，分数差一点点，他们告诉我，请爷爷您写一封信就行了……”我说：“你的孩子男的还是女的啊？”（众笑）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是男的。我说：“你叫我爷爷对不对？你是我的孙子，你难道不知道吗？为自己的子孙写信，向地方管教育的首长讨这个人情的事，我是不做的，你怎麽头脑不清楚啊！”“是啦，爷爷！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被太太逼得没有办法，一定要给你打个电话。”我说：“你告诉你的妻子，随便哪个学校都可以出人才，你看我一辈子都靠自己努力，这事绝不可以做。”

今天我这个孙子又给我打电话，“昨天爷爷的教训，我都跟家里的人讲了，大家都明白，您是对的。”我说：“我知道你心里也不舒服，但你们去反省，读的学校好不好有什麽关系？你看世界上的英雄，像毛泽东、蒋介石，哪个是好学校毕业的啊？你说历代的状元，每个大学考取第一名，有谁做出了事啊？那些做大事的人，譬如美国的汽车大王、钢铁大王，都不见得是大学毕业的，为什麽要这样注重学历啊？”

所以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真做个笨的人，也不容易，就怕孩子不笨，真笨了倒是真规矩、真老实，不敢做坏事。聪明的人容易做坏事，反而有危险，所以“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注意第三句话，很聪明，却要学糊涂，这就更难了，一切听其自然，好好努力，这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几句话。

再说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尧、舜、禹，后代都不好，并不是坏，是不够聪明，这就讲到现在科学所谓基因的遗传。我也做过父母，还四代同堂，我晓得孩子不够聪明，这四代聪明给我佔完了。你们看水果树，有一年长了很多果子，接下去就要休息好几年。你们都是了不起的聪明人，不要再往孩子身上加压力，这个里头的深意很大了。孩子生下来身体强弱、脑力够不够、个性好坏，遗传自父母的佔百分之三十，所以做父母的要反省对儿女的教导。

我经验很多事，见到很多人，问到人家的父母时，不说“你爸爸干什麽的，你妈妈干什麽的？”以前我们对部下是很礼貌的，“你的老太爷做什麽的？你的老夫人是农村的吗？几时来？我请你老太爷、老太太吃饭。”这样就可以晓得这个人的个性，其中有一部份是父母的遗传和家教。这里头学问很深的，大家要注意。

所以对孩子们不是叫你们不关心，而是不要爱得过份，放一步，让他自由发展，但是现代人都关心得过头了。教育的目的，不是教他知识，是把孩子天生遗传不好的个性转化，所以真正的教育不是只靠学校，而是家庭教育，父母最重要的是不可偏爱。孩子们有许多的个性，遗传自父母的优点很少，缺点特别多，大家仔细研究一下，拿孩子做镜子反照一下自己。有些孩子脾气特别大，有些孩子很忧郁，都是爸爸妈妈内在的遗传，孩子各种各样的心态跟父母都有关系。所以教育从家教开始，学校不过是帮忙一下。现在人的观念，把教育都寄託在学校，这是错误的。

《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很有名的大夫，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经历卫国两代的变动，由卫文公到卫成公，两朝代完全不同，宁武子却安然地做卫国的两朝元老。“邦有道则知”，这个邦就是古时国家的别称，国家政治上了正轨，他的智慧、能力、才具发挥出来，了不起！可是后来到了卫成公的时候，政治、社会，一切都非常混乱，情况险恶，他还在朝，也参加了这个政治，可是他在“邦无道”的时候，却表现得愚蠢鲁钝，好像什么都很无知。但从历史上看出他并不笨，他对于当时的政权、社会，在无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见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面上好像他碌碌无能，没有什么表现，可是他对于国家、社会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断语：“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说宁武子那种聪明才智的表现，有的人还可做得到，但处于乱世那种愚笨的表演，就难以学到了。

人们到了社会历史发生变动的时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权变乱时，在前一个君王手上，充分表现了政治才能的人，本来是很容易遭忌的。这是政治上千古以来不移的定例。何以如此？有点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人类心理的通病，能干了会有人妒忌的。为什么妒忌？只能说是人类天生的劣根性，我们必须以学问、道德来消磨它。这种妒忌心理，到了事业或利害相对的时候，就忌刻别人。所以学问之道，就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把这些罪恶的心理，消磨了、转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所以孔子说到宁武子，当初他的才能表现得那么高，应该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变乱的时候，他表现很碌碌无能，没人打击他，也没有人仇恨他，这一点修养是别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时，聪明才智很容易露锋芒；“其知可及也”，这点大家还可以做得到。但是其实无华、老实平淡、笨笨无能的样子，“其愚不可及也”，这就很难做到了。

这里我们就想到清朝名士郑板桥，说过几句很了不起的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绝顶聪明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自己聪明的锋芒收敛起来，而转进糊涂，这就更难了。下一句话说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权位都让给人家，心里很舒服，并不希望人家事后报答，只要当时心里舒服就好。这也是孔子说宁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伸。

《论语别裁》

清朝有名的名士袁子才年轻考取功名，在康乾盛世，天下绝对太平那个时候，考取了进士就外放做县长，他的老师主考官是乾隆时代名臣尹文端。他来辞行的时候，老师问他，你年纪轻轻，出去做地方官，你有什么主意呀？等于现在问，你的政策是怎么样？他说：老师啊！到那里再说啦！也没有什么政策，不过我口袋里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他老师听了很不高兴。老师是讲理学的就训他，年纪轻轻怎么讲这个话！他说，老师啊！社会上的人如果像老师一样，就不需要准备这些了。尹文端一听，胡子一抹说，嗯！还是有些道理，不过不可以这样做啊！他出来后，同学们问他怎么样？他说高帽已经送掉一顶，这是袁子才有名的故事。

太平盛世做官是很舒服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马蹄银”，不需要贪污，绝对一毛钱不贪，收入就有那么多，不像我们现在待遇苦。所以袁子才做了两任县长就不干了，回去当名士，买了《红楼梦》的那个大观园，改名叫小仓山房。两三百年前那个时候，他的房子已经用透明的红色玻璃了，进口货很贵啊！小仓山房就在山里头，树木、林园美得很，像他们这些人生的哲学，就是走这个路线。

另外一位很清苦，与他相反的，就是有名的郑板桥，功名没有考取以前很可怜，是教书的。讲到教书啊！同我们一样，古今中外都很可怜，外国的教授也一样可怜。郑板桥教书的时候，饭都吃不起，尤其古代的教书，请到家里教，有些刻薄的主人家，早晨吃的稀饭，有人形容，“鼻风吹动浪悠悠”，鼻子呼吸起来，稀饭都起波浪了，所以有人说：“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他是江苏人，因为过年过节人家来收账，还不起，只好逃到外省在杭州教书。当然后来功名考取就做了官。

这个人非常有趣的，也非常高雅，同袁子才一样，做了一任县长以后就不干了，回家读书。他有几句名言，青年人不要学，学了不好，画虎不成就变成狗了。“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绝对的聪明人，最后通达了，再学到绝对的糊涂，这个是真难了。他说人生做人处事，要万事放人家一马，退一步，当下心里头就很安详。并不是像宗教家那个样子，求来生要得个好福报，这就不对了。像这一类的思想充满在文化中，中国的文学家，也就是哲学家，以及历代许多文人，一生走这个路线的非常多。因此像郑板桥、袁子才（枚）他们，在家里又讲究吃，讲究穿，讲究玩。这个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多年之间，文人知识分子，充满了这种状况。因为太平社会太安定，安定到人活着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

现在我们归结下来，就是庄子所讲的，少知识少烦恼，知识学问愈高，痛苦烦恼愈大。尤其生当乱世的时候，知识学问愈高的人，心里随时都在忧患痛苦中。

《庄子諵譁》

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名士叫郑板桥，他就常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内心要绝对的聪明，外边要假装糊涂。尤其是家庭夫妇之间，彼此有点不到的事，要装作没有看见。这就是由聪明转入糊涂，这也是最高的修养。

郑板桥接着又说：“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个福报并不是指信宗教、作点好事或求来生享福的福报，而是为了自己一生心境上平安的福报。玩神通、玩聪明的人，结局都不太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由聪明转入糊涂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