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见

阿育王和其后的贵霜帝国的跨国弘法壮举，对佛教来讲是一大因缘。于是，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大德，沿张骞、班超开辟的丝绸之路，将印度的佛教典籍，还有佛舍利，带入中土。要特别说明的是：张骞是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班超是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扶风）人。作为汉朝的使者，他们到过许多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自然要与诸多高僧大德打交道，这对于以后关中佛教的兴起不无关系。

当那些高僧大德带着佛祖的指骨舍利来到中土，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安厝这至高无上的圣物。于是，丝绸之路孔道上的一块有着悠久历史的沃土留住了他们的脚步，也留下了佛指舍利。这里东距西安120公里，西去宝鸡90公里，地理座标为东径107°53′40″，北纬34°26′40″，北部是六盘山余脉岐山，其南麓为洪积扇区，略有坡势，形似进山的台阶。岐山古称“美山”，美山以南，便是被诗经誉为“周原膴膴，馑荼如饴”的古周原大地。渭水北岸，美山与秦岭主峰太白山遥遥相望。这里山势坦荡，风光绮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如古诗所云：“面太白千叠云屏，枕清渭而一条翠带。”

扶风所在的关中古属雍州，公元前21世纪。炎帝后裔在此建立函氏国，姬姓的周之始祖后稷在此诞生。公元前16世纪商朝建立。后稷之后裔公刘率族迁居于豳，周道始兴。公元前12世纪，公刘以后九代传至古公亶父。古公“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大力发展生产，同时积德行义，以道德教化族人，深受族人拥戴。以后为戎狄屡屡侵犯，于是古公亶父携家南迁，渡漆水、沮水、越梁山，南迁至“岐山之阳，渭水之阴”的周原之上，即今法门寺一带，定国号为周。《诗经·大雅·绵》载：“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止于岐下”。《孟子》上则说：“太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此后周原成了姬姓部落发展壮大的中心，成了周人的根据地。这里土地肥美，开阔平坦，适宜耕种。周人曾歌咏道：“周原膴膴，馑荼如饴”。为了抵御戎狄的侵扰，古公亶父在周原上修筑城池，建造室屋，称之岐邑，形成都城规模。其后，文王兴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建都于镐京(今西安市南)。周的政治文化中心东移，但是，作为其根据地的周原岐邑，在经过几代人的修筑后已形成较大的规模。周人在这里已经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宗庙、青铜作坊和住宅。周朝建立，武王分封完毕，率亲众到周原岐邑，在周族宗庙内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告慰列祖列宗。那隆盛的场面被世人谱写成诗歌传唱于世，这就是《诗经》中的《大明》、《下武》、《雍》等。

周室迁镐京后，岐邑虽然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在周人的心目中仍占有重要位置。由于周原岐邑是周人的发祥地，所以宫室，宗庙一直未废，始终是周人顶礼膜拜，祀天地、祭祖宗的圣地，一些重大的国事活动要在这里举行，不少王公大臣在此封有采邑，并世代居住在这里，死后还要埋葬在这里。周平王东迁之后，因戎狄入侵，岐邑毁于战火。成为废墟的古周原作为周文化的摇篮，孕育了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时代，在法门寺的塔基中印上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烙印。

印度佛教文化跨入中土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就是儒教文化，这是华夏文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而中国周秦汉时期的儒教文化有两个中心：东有山东曲阜，那是孔子的故乡；西有古周原，那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那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大本营，那是封建礼教的中心，那是儒者心目中的圣地。印度佛教文化只要能在古周原站住脚根，就可将他神圣的佛光普照中华大地。

法门寺一带，是周秦文化积淀最厚实的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佛教文化东渐中土，古周原正当孔道。此外，当时的东西干道是中土与西域的交通大动脉，曲阜太远，那些高僧大德当然不会舍近求远，佛指舍利安放何处自然心中有数了。

总之，因为古周原正当孔道，为出陇入蜀之枢纽，东西方交通之要冲，东西方文化际会之首区，当时携带佛祖指骨舍利的高僧大德们对此地倍加重视。因年远代湮，尚无史料证明这一推论，但有一些传说发人深思。

扶风县有个小地方，名叫佛指沟，相传与古代人所见到的瑞应有关。传说很早以前，有一天，西域沙门释利房等一行18人，历3年之艰辛，穿越36国，终于踏上了中土。他们沿丝绸之路东进，一天傍晚来到古周原的美阳城附近，就在一个无名沟岔的所在住了下来。由于长途跋涉，他们疲惫不堪。刚要安歇时，忽然有人在外边惊喜地喊了一声“快来看!”众人闻声，纷纷赶到他跟前，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整个美阳城上空飘逸荡漾着五色祥云。这云一朵朵、一串串，像秋日的花丛，似流淌的彩练，纵横交错，相互辉映，照耀得美阳上空亮成一片，祥云异彩久久不散。
众人观看之时，无不怦然心动，他们每个人都鬼使神差似地将刚才所见到的情景默默地和这次出使东土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并念着“阿弥陀佛”。这一行人肩负的任务就是将佛祖的指骨舍利带来中土安厝，让佛光普照中土大地。走到古周原竟有如此瑞兆显现，那就说明这里是安厝佛骨最理想的地方。释利房一行在东渐路上住宿的最后一个驿站无名沟岔从此也就有了地名，称之为“佛指沟”。

于是，后面的故事便发生了。当时周原上设立了两个县：一个是雍邑，为都城所在地；一个是美阳县，美阳县的治所即在今法门寺。美阳之名来自于法门寺北边的美山，山产奇石，青纯嵌空，比于灵璧，东有美水，又在岐山之阳，故称美阳。当时又称“美亭”。法门寺附近出土的众多战国陶器，上面都戳印着“美亭”二字。秦昭王的母亲，曾辅佐昭王执政，她在法门寺一带建筑豪华的离宫泉宫，由此可见当时的法门寺仍为京畿重地。其后，佛骨舍利便安厝于此——法门寺建塔成寺。

明弘治十五年(1502)，当时的状元武功长宁人康海曾游法门寺，凭吊遗迹，作《扶风道中》一诗云：
凤泉原是美阳城，秦后离宫迹已平。
细草不知龙辇去，城边日日唤愁生。
杏林东望望隋陵，覆斗陇丛隐地形。
香火莫愁陵邑吏，河山空倚少微星。

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如何传入中国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古印度的阿育王讲起。
公元前２7３年，古印度阿育王（亦译无忧王）即位（前２7３~２３２）。阿育王用武力统一了战乱频仍、小国林立的古印度，除锡兰岛与印度半岛南端外，其余皆入版图，并包括阿富汗的一部分。阿育王使孔雀王朝达到极盛时期。
在统一战争中俘虏和战死了许多人，战争结束后，阿育王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转而反战并狂热地崇佛，他四处立柱凿壁，镌刻崇佛反战的敕文，

如在他的敕令中这样写道：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10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地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zai 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斯塔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三编第九章）

史载：年迈的羯陵伽国国王被捕后宁死不屈，在囚禁中自尽身亡。这件事给了血气方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阿育王以心灵震撼，使他明白武力只能征服国土，并不能收服人心的道理，而且他在即位第四年就已皈依佛教并受灌顶之礼。遂以幡然醒悟的姿态下令休兵，并颁布诏令，表示忏悔。他宣布佛教为国教，在全国建起84000座寺塔，约在公元前２5３年在华氏城主持佛教史上第三次结集，编纂经、律、论三藏经典，统一认识，解决教派争端，为佛教的发展立下不世之功，被佛教徒尊为“护法之王”。

阿育王最值得称道的弘法之举是传法的跨国行动，他曾派大批佛教传教师到印度各地以及印度周边国家传教。阿育王时代佛教已自恒河流域向周边扩散，传播到印度各地及南亚、东南亚诸国。不仅如此，据阿育王时期碑文《摩崖法敕》（第１３）记载，传教师的足迹已到中亚、南欧及北非。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首先在西域。“西域”是个历史地理概念，是汉以后对于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汉书·西域传》。西域有两种意义：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包括在内。

汉武帝派张骞初通西域，汉宣帝始置西域都护。唐在西域设安西、北庭二都护。以后各代，大月氏原居住于敦煌、祁连山一带，在汉文帝时（前176~前174）败于匈奴冒顿单于，经乌孙、大宛西逃，于公元前1３0年至妫水（阿姆河），征服了大夏，占有了整个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公元前1２8年张骞出使西域曾经过康居到过这里。大月氏后来分裂为休密、双靡、贵霜、筭顿、都密“五部翎侯”（即五部君长），其中以贵霜部最强大。大约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贵霜翎侯邱就却攻灭其他四翎侯，自立为王，建立贵霜王国，西侵安息，占有了喀布尔平原，南侵印度，灭濮达、罽宾。至其子阎膏珍（约45~78）统治时期，贵霜帝国南侵印度吞并了印度西北部诸小国。在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约78~1２0），贵霜帝国进一步扩张，势力到达恒河和印度河流域，并逐渐建立起一个纵贯中亚和南亚的庞大帝国，其疆域东起恒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北至咸海、药杀水、葱岭一带，南达印度的纳巴达河。今新疆喀什、叶尔羌、和田亦在其版图之内，首都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时称布路沙布罗。

贵霜人很早以前便已从印度人那里接受了佛教，时间大概要上溯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贵霜帝国征服印度后与西域也均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仍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亚、欧海运畅通前，横贯西域的大路长期是东西往来要道，便利于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印度佛教传入西域没有确切的时间，但早在阿育王时期，便已有佛教传教师来西域弘扬佛法。从阿育王直到公元前末期，印度佛教已从早期佛教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公元1世纪以后，上座部、大众部中先后分出部派18部或２0部之多。各自的部派都已具经、律、论三藏，史称这时期的部派佛教为小乘佛教，并已传播至安息、大夏、大月氏等中亚地区。

贵霜帝国继孔雀王朝之后再一次大规模传播佛教，用佛教文化征服天下。北传路线以大乘佛教为主，先影响毗邻的安息（今伊朗）、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于阗（今新疆和田）、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小国，然后东传中国内地，再传蒙古、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南传以小乘佛教为主，经锡兰（今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居住地区。

佛教传播路线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条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沿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兹焉。这就是史书常提及的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路有三条路线：

北路：自长安，由河西走廊，北至哈密，然后沿北疆的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伊犁，顺伊犁河下游通往里海沿岸；

中路：自长安，由河西走廊经敦煌、玉门关，顺汉古长城经古楼兰，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库尔勒、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喀什通往伊朗及地中海沿岸各地；

南路：自长安，由河西走廊经敦煌折向古阳关，沿若羌、且末、于阗、和田、叶城、莎车穿越南疆，取道塔什库尔干南去印度、克什米尔，西去阿富汗、伊朗。

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古道总长约7000公里，从公元前２世纪至公元15世纪止，把古老的中原文化、印度的恒河流域文化和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联系在一起。

在公元前若干年，印度的商人僧侣风尘仆仆跋涉在这条丝绸古道上，西域是他们最先光顾的地方。

印度佛教文化最早是沿陆上丝路传入西域，东渐中土始于汉明帝永平年间。传说佛灭后200余年，称霸印度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前往王舍城取出阿阇世王所藏八万四千舍利，造八万四千琉璃宝箧盛之，并造八万四千宝函、以八万四千匹彩为之庄严，使诸鬼神于世界各地同时筑起八万四千座宝塔，相传华夏之中有五，扶风为其中之一。关于阿育王分舍利、造塔的事迹《广弘明集》、《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显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以及敦煌壁画中都有所记载。
据《法苑珠林》载：阿育王塔在中国有19所，它们是：西晋会稽鄮县塔、东晋金陵长干塔、后赵青州东城塔、姚秦河东蒲坂塔、周岐州岐山南塔(即法门寺塔)、周瓜州城东古塔、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周洛州故都西塔、周凉州姑藏故塔、周甘州删丹县故塔、周晋州霍山南塔、齐代州城东古塔、隋益州福感恩寺塔、隋怀州妙乐寺塔、隋并州净明寺塔、隋并州榆杜县塔、隋魏州临黄县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