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善之家,有余庆——记杨荣、施琅、曾国藩、荣毅仁四位之祖德
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国高僧印光大师曾作过这样的阐述：“历观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故孔子之赞《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者，正庆正殃之盈余也。正庆正殃，乃积善积不善之本人受于来生后世，比余庆余殃当超过百千万亿倍焉。人若知此，断不肯以一时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祸害于无穷也。”（《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物犹如此序》）。
类似这样的道理，我在《尚书·伊训》里也读到过。其内容是商王太甲继位之初，辅佐过汤王的贤相伊尹谏训太甲所说的话。其中有一句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说：天帝并没有固定的喜爱和厌憎，作善的人，则降给吉祥，作不善的人，则降给祸殃。文中的“上帝”，大约就是指“天上的王”。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受善、恶、道德等观念的诸多影响，认为对于人间作善或是作恶的，天上的王都会对其施加影响力。可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确是人世间的一个真理。
杨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建文元年参与福建乡试中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少师等职爵，是辅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黄金时代——“仁宣之治”时期的重要人物，死后受赠太师。在今天福建省建瓯市西面的房道乡境内，有一个万木林，它原本是杨荣的祖父杨达卿逢灾年募民“植杉一株，偿粟一斗”营造的人工林。根据明朝杨士奇的《万木图序》一文，我们能够了解到杨荣的祖辈行善积德的感人事迹。
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饥荒无法生活，乡绅杨达卿储藏谷物很多，准备打开粮仓赈灾，但又担心接受施舍的人有愧耻之心。于是，他指着某山对众人说：“如有愿意帮我出力种树的人，种一棵树，我将付给一些粮食。”于是饥民争相出力，受救济的人不计其数。过了若干年，当年种下的树木已经长得很茂盛，杨达卿指着树林对子孙说：“没想到今天这些树木如此茂盛。你们不要仅为了自利，将来要以此树木来修学馆，修佛道寺观。修桥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你们可以送给他。有贫穷而想建房子和死后想要造棺木而没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给他们。”后来这片树林便被官方及杨氏宗族屡加扩大，并奏请朝廷下令封禁，历经六百多年的封禁保护。
到现代，万木林是我国最早（1957年）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世界护林和环保的典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的官员、教授誉为“先人留下的宝贵的自然遗产”，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福建林业学校特定为教学基地。万木林现已成为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教学与森林生态旅游为一体的重要场所。
我19岁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弥，但那时还很无知，关于万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来才知道的。过去常听师父说，那些尊贵显达的人，其祖辈都有异于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孙才昌盛起来。我刚才所讲的关于杨荣的家世，岂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吗？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受封靖海将军靖海侯。施琅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迁入福建，到施琅时已历经16代。施琅的祖父施一举，字玉溪，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施大宣是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施琅是次子。施一举在世时，家道较富足，一生乐善好施，远近皆闻其德。
明朝时，福建沿海倭寇横行，匪患很严重，海边常有尸体漂浮，因浸泡而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资财雇人打捞及掩埋这些异乡的死难者。海边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体拖出，他常加固修缮这些墓地。为此，施琅的族叔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
明万历时，晋江灾荒，施家收入减少，但每逢有人前来借粮，施家仍一如既往地慷慨借出，甚至到了后来连自家都无粮可吃的地步。施一举的夫人许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有一年冬天，一个乞婆流落到施家门口，许氏为她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那乞婆吃饱了想借宿一晚，许氏不但留她宿于家中，还让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举夫妇怜贫惜弱的义举，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当地县志和同时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
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乡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抢劫，可怜施一举在一次避难途中摔断了腿，一只眼也因伤失明。不久后夫妻俩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衰落。在那混乱不堪的岁月里，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时候就有一些异相和奇迹，这让他的父亲施大宣相信是由于自家祖辈行善积德，感动了上天，将来这个儿子或许会出人头地，光大施家，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施大宣曾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并常常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施琅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率清军收复台湾，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康熙皇帝曾将自己的御用袍赐给施琅。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于任职期间，世寿76岁，受赠太子少傅，受赐祭葬，谥襄壮。
施琅的祖父施一举积善的余庆，报应在了孙辈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怎么能说没有验证呢？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担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卫“孔孟圣道”为由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以读书人为骨干的湘军迅速成长，使晚清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军政的主角，位至总督、巡抚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则更多。各地的优秀人才纷纷投奔曾国藩，如数学家李善兰、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从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曾国藩祖上原本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的六世孙出了曾元吉，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勤劳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湘乡等地置有土地、房产。同一般家庭一样，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平均分给了六个儿子，仅衡阳40亩田留作养老。以后到曾元吉的儿子、孙子都很平淡。直到曾元吉的后人中出了一个叫曾玉屏的，这才开始改写曾家的命运。曾玉屏年少时喜欢游玩，性情懒惰，大白天还睡大觉，年长的人讥讽他“浮薄”，将成为“败家子”。后来曾玉屏觉悟改过，35岁开始好好务农，家计也渐渐好起来。
我在《大界墓表》里读到曾玉屏自己说过的一些话，从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为理由，为尊重和祭祀祖先，改变以往没有祠堂的状况，主动和宗族的长者商量，发起建立祠堂并每年定时致祭的倡导。曾玉屏认为自己很早就没有读书，并以此为耻，所以喜欢接待读书人，常愿有学问的宿儒来自己家走访。对有品德的正人君子，他都尊重礼敬，不敢怠慢。对待乡邻族里，“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有邻里争讼的，曾玉屏常出来主持公道，遇到无礼者则厉辞诘责，有时摆酒席请人吃饭，使相争的人“一笑散去”。遇到桥梁道路毁坏无人管的，或是孤寡残疾无助的人，曾玉屏都会及时出钱出力，还认为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后再去做，“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
这位曾玉屏，正是曾国藩的祖父，也是曾国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十七日写给祖父的家书上读到这么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可见曾国藩祖父所做的，不仅仅是对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乡邻，也多有救济，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国藩才发出“孙所知者，已难指数”的感慨。
也许是积德累仁的缘故，曾玉屏的儿子曾麟书首先打破了曾家几百年无秀才的局面。曾麟书考取湘乡曾氏家族中的第一个秀才后，生活在僻居穷乡的曾氏家族子孙中，由此科名大开，出了曾国藩、曾广钧两个进士，秀才、贡生、举人更是多达二十余人。而曾麟书的五个儿子中，显达扬名者，除曾国藩以外，还有一个曾国荃。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是曾麟书的第四子，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称其为“九帅”。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加封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
正是曾玉屏积善余庆所致，才使曾国藩家族如此辉煌。
荣智健，江苏无锡人，1942年生于上海，1959年考入天津大学，“文ge”期间被下放到四川凉山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这段经历磨练了荣智健的毅志），后赴香港发展，现任中信泰富集团董事局主席。1978年，荣智健仅以父亲留在香港的一百万港元的股本金创办爱卡电子公司。1982年，他出售爱卡公司，获得750万美元，四年资产增长56倍，一举成名。自此以后，荣智健屡创经济奇迹。1998年，他以80亿港币身价荣登香港第八富豪。2002年、2004年、2005年皆荣登“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首位。
关于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来却鲜有奉献的人觉醒的感人事迹。荣德生是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开办过面粉厂、纺织厂等一大批产业。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德生富起来以后，他所捐献的公益事业，在当时也可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
先从办学上讲。1906年至1918年期间，荣德生创办公益小学及竞化女子小学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资。从1910年以后及后来创办的公益、竞化各校，均由荣德生和胞兄荣宗敬独立承担经费。1919年至1973年，荣德生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和公益初级中学，办学经费也全部由荣德生承担。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曾是工商中学的学生。后又开办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主持了公益中学的复建工作，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荣德生一生用于办学的经费消耗极其巨大，数十年间开办众多的学校，在当时是罕见的，荣先生办学之精神可谓竭诚无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对道德沦丧的社会十分焦虑，为此他请专人编写了《人道须知》，阐明传统美德和道德修身的轨范，先后刊印三版，免费捐赠给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弘扬道德文化。1012年，荣德生设想建立一个图书馆，向农村青少年免费开放，作为办学的一种补充。他花巨资购书，1916年创立大公图书馆。到抗战前夕，大公图书馆已收藏古籍18万卷。
对于荣德生发心建图书馆的目的，《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跋》中作了回答：“德生为本乡社会教育计，已设男女初高小学凡八处，于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补助。居恒相聚，仍窃议社会之不良，而忧无以教育之。民国四年春，乃定筑一小小图书馆，本无我之旨，命名大公。”荣德生本人则说：“外人不明此意，以为粉厂要如许书籍何用，不知购存为大众计也。”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后，其子荣毅仁根据父亲生前遗命，将大公图书馆及荣德生的私人藏书共计十一多万册，全部捐献给无锡市图书馆。
另外，荣德生还修建园林，免费供人参观游览。1912年，他开始建造梅园，梅园占地81亩，建成后成为无锡著名的风景区。荣德生在捐桥捐路方面的贡献，更是不可胜数。1914年，荣德生出资修建长近九公里、路面宽九米的开原路，这是当时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1918年，他又出资捐建全长3.8公里的通惠路，同时捐建惠农、惠工、惠商、惠通四座桥梁。另外，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荣德生倡议和捐资修筑。至1929年，他已先后筑路八十余里。荣德生还联合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人士，发起成立“千桥会”（后更名为“百桥公司”），专门用以捐助地方修建桥梁。荣德生多次捐出资金，用于“千桥会”新建、助建、改建桥梁共102座，其中有名称的桥梁88座。对于主要桥梁，荣德生还亲赴现场勘测水流、探查土质、试验桩木等。
我以前每年去无锡太湖鼋头渚的广福寺时，都要经过新老两座宝界桥，这里面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在1934年，时逢荣德生先生六十寿诞，他捐出亲友馈赠的寿仪六万余元，作为在蠡湖建桥的资金，以完成他造福家乡的夙愿。桥长375米，是当时无锡最长的桥。此桥建成时，荣德生欣然命名为“宝界桥”。荣德生曾经对在江南大学任教的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
这座老桥钢筋水泥结构，现在仍然结实牢固。我2003年就曾在这座桥上和传修法师一起放生。此桥建成的60年后，荣德生之孙荣智健，捐资3000万元，在老桥东侧十米处，另建新宝界桥，桥长390米，于1994年建成。“新老宝界双桥”的故事在今天的无锡是一个美谈。
荣德生一生积德行善，所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他还开办平民习艺所、孤儿院、残废院、妇女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发起救济苏北水灾等。当年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积德颇深”，所以荣家能够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几代人皆能建功立业。如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是荣德生的儿子，自己开拓一片新天地的当代中国内地首富荣智健，是荣德生的孙子。
在海外的荣氏后代，则有拥有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荣智鑫。荣智鑫的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是德国商界女强人。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家“智”字辈的人数众多，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传承荣家商业辉煌的坚实力量。
荣德生致富以后竭诚积善，他的子孙后代有“余庆”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和荣德生同时代的那些闻名全国的达官贵人、富豪，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默默无闻，不能再立新功，重现祖辈的辉煌。我想，荣家满门昌盛应该算是《尚书·伊训》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最好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