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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诠法师:在平实中践行戒律

界诠法师:在平实中践行戒律


——《弘化》福建平兴寺界诠法师访谈录【注】
讲:界诠法师


本刊记者:您认为戒律对于中国佛教的意义在何处?现代社会弘扬戒律,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界诠法师:

我们研究戒律,也只能说对戒律有一些了解。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真正行持也有一定的困难。譬如,戒律规定出家人不能拿钱,那你现在出门不拿钱则寸步难行,所以很困难。

印度的寺院是居士帝王敕建的,现在中国寺院,都得僧人自己去做。我个人感觉,寺院游人出入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寺院毕竟是修行的地方,要保持一定的清净,出家人要去读经、打坐、念佛。

然而,游人熙熙攘攘一进来,就得应酬、接待,导致僧人去应对这些事。现在要以庙养庙,寺院不卖票,僧人怎么生存?不得不去做一些服务的事情。这样对寺院,就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使得出家人无法安心办道,也很少研究经典,这也对佛法传播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种禅堂的静修的时代,现在慢慢地远去了,念佛堂安心地念佛,这种道风也慢慢淡去了。

福建几个大的丛林,过去禅堂是非常有名的。可以说佛教从唐代以后,早期是译场的教育,后来是宗师的教育,在接下来就是禅堂的教育。禅堂的教育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它是把僧人赶进禅堂,禅堂里不允许说活,只有班首说话,维那带领大家坐香,那种教育很有的效果。一天坐几支香,都是统一的,打坐一起打坐,下坐一起下坐,时间排得紧凑,对修行很见成效。

现在慢慢禅堂坐香,共修比较少了,道风已经不行了。怎么去复兴?寺院恢复到传统样子已经不可能了,这是时代的问题。

但现在居士学佛倒是挺多的,研究佛学也挺多,可是从学术上、从文字上了解的比较多。真正实修上的遇到问题找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没有专门的人才,过去有问题找开悟的禅师,他能解决问题。现在找不到,具体的实修问题解决不了,佛教发展就有一定的障碍,慢慢流行的就是做佛教学问。

现代佛教需要实修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哪里找呢?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ge,这么长的时间,佛教受到的伤害是很大的。

我们常常怀念过去佛法兴盛的时代,如明代出现过四大高僧,民国时期的几位大德。比如像印祖那样念佛实修、弘一大师专门研究戒律并以身作则。

佛教发展需要人才,僧才很缺乏。现在社会上研究佛学的不少,我最近看有一部《佛教通史》(赖永海 编),这些学者写的东西,研究还有一定的深度,反而出家人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少了,因为他们都去应付其他事情去了。

从历史上看,古时国家要对出家人进行考核。五代曾经有一段时间,男众出家要背诵书最少三百张以上的经文,女众则一百张以上。这样会杜绝一些问题。

清末的旧社会,很多出家人都是没饭吃,混进佛门去当和尚。现在不存在这些问题,到哪儿都有饭吃。现在市场经济对寺院冲击也是很大,我常说,社会有钱了,对佛教硬件建设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体僧人修行是坏事。

世俗人有钱,他求两种保险:一种是买社会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一种就是到寺院来求健康长寿的保险,到寺院来,只要给他念经就好,他认为那就是保险。这么一来,无形当中给非法的僧人带来一定的空间,有人要念经,只要乐意就行。

国家对宗教是很宽松的,某种程度上使得僧团泛滥。真正人才出不来,蠢才一大堆,从而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在平兴寺只是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安安静静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修行。在这里不应付任何经忏佛事活动,也不出去外面应酬,最多是信徒来打随堂普佛而已。我们每天都在上课、学习,也没有招生,也没有毕业。

原则上我们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但来的人比较多,没地方住,我们就会筛选一下。每年来这里安居的不少,今年安居加住有400多人,平时也有300多人常年在这里学习。冬天我们有共修、念佛、坐香。夏天我们以学习为主,现在天气比较热,过去丛林也是“冬参夏学”这么一个做法。

这儿想传戒,需要向中国佛协统一申报。我们传戒完全是按戒律里要求去做。也有不少年轻人在这里出家,现在有二三十个预备出家的年轻人。


本刊记者:当年弘一大师要做南山律学院,现在平兴寺律学院已经做好了,请问一下,弘一大师的思想对你有什么影响?

界诠法师:

很惭愧,我们不能跟弘一大师相提并论。大师是何等身份的人?我们只是对戒律有一些好乐,尽份尽责地学一学。

弘一大师无论是自己的行持,还是自己的著作,对律宗典籍的整理,都是十分了不起的。大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自己的见解很少,他只是整理汇编一些材料,给大家带来学习的方便。他的《比丘戒相表记》绘制了一个表格,这样就会很容易看懂,为学律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我早期亲近圆拙老法师,而圆老曾亲近过弘一大师。据说,弘一大师给他们真正讲的不是太多,有些问题问他,他便解答,平时很少讲。

他唯一讲过的是妙莲法师。这位住在泉州开元寺的妙莲法师,大师很器重他,给他讲过戒律。可是这位法师文ge还俗了,后来又出家,对弘扬戒律没起太大作用。

我人生走到这里也没有计划,只是走到哪里算到哪里。我学戒也是偶然的,一个同学在那里学,也劝我学,我说:“行,那就学吧。”学了很欢喜、很高兴,于是走到了今天。

我们就是凭着这么一颗心就做。后来有这么多人,好乐来学习,我们寺院有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成就大家学习而已。我们要学到怎么样?也没有计划,我们只是要求大家尽力而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戒律本来是个人行持的事情,本来是共学的、共修的,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少不了戒律。“戒、定、慧”三学是佛法的基础。无论你修什么,戒是基础。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学戒的人少了,道宣律师对戒律做了阐释,后来人就把他看成南山律宗祖师。所以专门学习戒律的人才研究律宗,这是不应该的。此外,中国的一些宗派,如净土宗、密宗,连同律宗都不应该称为宗。

念佛只是一个法门而已,密宗也是修持的一个方法。真正称为宗的如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它们比较有一定的特色和传承。再比如说唯识、中观,是基本教理的概念,研究佛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修其他的法门必须要用性空的思想,知道唯识所现的道理,单独修中观、修唯识怎么修?修不了的。


本刊记者:弘一大师当年在世时持戒精严,人称“苦行僧”,你觉得这种行持还适应现在出家人吗?

界诠法师:

当然也适应。不过他那种生活毕竟很寂寞,修行本身就很寂寞,然而研究戒律更寂寞。因为佛教现在这个样子,整个僧人对律学的认识是非常缺乏的。

历史上因为禅宗的兴起,尤其是慧能大师讲的“心戒”,即心地法门,很受欢迎。中国人又喜欢简单,慧能大师说“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最好的戒,人们就认为不需要学习戒律。

按照弘一大师那样去做是很难,不是不适应,而是适应却很少人能去做。比如像印光大师那样老实念佛,很多人觉得念佛很简单,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像印光大师所讲的:“老实念佛,一句佛号念到底。”其实,一句佛号你念不下去,真正用功的人,一句佛号一直念,他就会念烦了。和吃饭一样,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换换口味人们会觉得新鲜,天天那样很难保持平常心。

弘一大师戒律行持非常严谨。他不愿意与大众在一起,觉得不如法。他诵戒也没有与大众在一起,为了达到戒律的要求。

他当时想办“律学院”,可是只有十几个人,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办成。我们现在也不是办律学院,很多人说:“你现在办律学院。”我说,“办什么律学院?能来这儿学习,达到学戒的目的就可以,为什么要那个名呢?”

有那个招牌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也不太喜欢那样。
我不能用圣水洗净人的罪业;也不能用手取掉人的身心之苦;
我的悟心也无法移植给别人;只能用真理进行教化使人们自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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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圆拙老法师依止弘一大师,而您又曾亲近圆拙老法师,如今成就了平兴寺律宗道场,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学律、弘律的历程?

界诠法师:

1980年我考上中国佛学院,读完以后又去广化寺,1991年再回到平兴寺。

在中国佛学院,我们是文ge以后恢复的第一届学生。我在北京住了五年。中国佛学院毕竟是个学院,我是一个出家人,要过出家人 的生活。听说广化寺可以学戒,所以就到那里。

1985年,我去莆田广化寺亲近圆拙老法师,广化寺在全国比较特殊,赵朴老说是“样板丛林”。我是文ge期间的中学生,没读多少书,也没认得几个字,读古文有一定的困难。后来圆老就教我们一些方法,一天读五页,反复地读,这样坚持学了两年。当时福建佛学院在广化寺,圆老让我来帮忙管理兼教学,在那里先后住了七年。

我在广化寺学戒,《南山三大部》都没学完。当时有五个人,所谓“五比丘”在一起学戒。圆老想劝年轻人学戒,但大家都不学。因为学戒,一个是文字难学,守戒也比较困难,也没有这个气氛,慢慢地就没有人学了。

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我又回到太姥山平兴寺——我是1978年在这里出的家。文ge后期,平兴寺这片地方还是个农场。文ge开始时县统战部把一些僧人集中在这儿办了一个农场,叫“佛教徒茶场”,种茶、种树、种药材。我返回的时候,只有三间屋子。

当时出家人不是穿僧装,而是穿俗装,完全是从事生产劳动。我在这儿第一年还帮记工分,那时候也没信徒,没有任何供养,完全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计。

1992年前后,台湾有一个法师想在大陆办僧伽教育。找到我,我很不客气地回绝对方,当时办僧教育几乎都是不成功的,说得更难听一点是失败的。不过,现在还好一些。

后来那个法师亲自过来找我,我说:“要不谁愿意学就学,山上不怕寂寞的,原先路也没那么好,都是泥巴路。”他说:“行啊,你就成就人家学习吧。”于是就开办了“普隐学堂”,学堂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普隐”的意思就是做个普通的僧人,把所有功德都隐藏起来,不要彰显。

1994年,我突然不想办了,因为太辛苦,生活也很困难。一个月给僧众每人10块零花钱,就是10块钱有时也发不下去。粮食自己种,蔬菜也自己种,只是买些配料而已,生活很简单。到了春天山上长了竹笋,就打竹笋,大家就吃这个东西,生活条件很艰苦。

就在1994年下半年,突然来了几个比丘要跟我学戒。我说:“还学戒?人家都不学了,你们还要来学戒?!要学,你们自己学吧。”他们说没书,我就帮他们找了一些书。

1994年的时候,圆拙老法师、妙湛老法师请我去当福建佛协会长。实在无法推脱,我就去了。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活动都不参加,我做不来,就静静地住在这里。1998年,一届任满我就辞职了。

1996和1997年,我们在福建传了两次戒,其中在广化寺搞了一次规范戒,一百零八天,我去讲了几堂课。于是来了二十几个人,到平兴寺来学戒。慢慢地人多起来,学习就进入一个规范的状况。我带着他们学戒律,一学就是十多年。

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么久了,它随着国家的制度,弘法的一些法师们的态度,以及社会上人们信仰的程度,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佛教。

早期佛法到魏晋南北朝时,就变成许多学派。到了隋唐,有了宗派的产生,这都是弘法人的思想使然。早期没有佛学院,最早是译经场的教育,就是翻译经典,印度来的一些大师和中国的一些大师,一边翻译经典,一边教育,慢慢形成一些格局,形成学派、宗派的产生。

然后佛教在中国这么久,朝廷一松一紧。

南北朝佛教发展就有些泛滥,所以有两次灭佛,北周武帝、北魏太武帝,原因是很多国家人员,经济导向都去发展佛教,搞什么石窟,历史记载:一个小小的洛阳就有一千多座寺庙。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灭佛。

唐代会昌法难,五代后周灭佛,变来变去,所以中国不得不适应中国人的一些性格,像禅宗兴起,中国人很喜欢简单,文字也好,经济也好,中国人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很多相关的意义能接受。

宋朝以后,佛教慢慢就形成中国一个格局。大家现在看到的寺院,完全是一个中国体系,着装,丛林生活,与印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得不适应中国的情形,随着社会的变更,转型,佛教也面临新的情形,未来怎么发展?我们教内人,对这些事也很担忧,现在教制上也不适应这个时代,僧人该怎么做?往哪里去?以前寺院有土地,可以耕种,可以租赁,有办法生存,现在没有土地,寺院慢慢变成旅游了,过去丛林在深山老林里面,出来一次,进去一次都不容易,现在无论在哪个地方,公路都开到山门口了,游人熙熙攘攘地进入寺院,对寺院的结构有一定的破坏。

像平兴寺还好,杜绝旅游参观。我们在门口就有一个碑:“寺院静修,谢绝入内”。寺院应该是保留清净的地方,信徒来,我们接待,一般游人来,我们不接待。所以这里相对封闭一点,现在有近400人在这里一起学习,最近在安居,我们时间安排得很紧。总体就这么一个情形。


本刊记者:在办学过程中,一定是挺难的,看你的博客里经常提到,管理寺院难,管理僧人难,这个“难”字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界诠法师:

你喝茶,什么味道只有自己知道。僧团的结构与学校、事业、企业单位性质不一样,僧人里面好管。我们这里三四百人,其实没什么事情。

这些人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我们这里从文盲一直到博士生,文化程度差距这大,工、农、商都有来出家的,而且地区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信仰浅深不同。每个人的习气毛病不一样,在一起生活很难,它有问题。

同住一间房,一个早睡,一个晚睡,一个要打坐,一个要诵经,这很矛盾。一个家庭,两三个人就拉拔,一个要吃稀饭,一个要吃干饭,一个要吃面条,一个要吃饼,很难协调,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肯定有问题,只有牺牲自己,服从大众,才能和谐。

那么多年轻人,如果是在社会里而不去管理,肯定乱得一塌糊涂。话说回来,寺院基本上没有事情,没有事情也有困难。为什么?

出家人,他天不怕、地不怕,他死都不怕,父母不要、家不要,他怕什么?他无所谓的。他死了也就一条命,大不了当和尚,所以就又很难管。

过去有句话,“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很很潇洒。他能适应你,与你有共识才住下来。其实在这儿住,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太大问题,多少有些事情,合不来怎么办,调整房间。闹意见其实都是小事情,修行上、见解上不一样,才真难。

至于怎么个难法,进入我们圈子才知道。


本刊记者:戒是维持佛教最根本的,你刚刚也讲到,中国环境与印度不一样,尤其是现在更不一样,那么你觉得要维持那些最根本的戒律?

界诠法师:

其实我前面就讲了,社会变成这样子,已经转型了。

以前在深山老林里面生活很简单,只是白天出坡去耕作,做完了晚上回来坐香、睡觉,没其他事情,也没什么人干扰。现在已经变化太大了,说要持戒,一般人耐不住那种寂寞。

戒律是很重要,佛教的庄严相是靠戒律来维持的,戒律不行,僧人庄严相没有了。庄严相没有了,社会就无法认可僧宝。

出家人就应该持戒,否则人家就会批评,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是对于出家人的基本要求。

现在网络走进千家万户,不管你愿不愿意,它已经进入社会了。手机与电脑同步发展。出家人学戒、学教、修行,好久都没见效。可是一玩网络就见效,马上就着迷了。这样修行就很困难,社会就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佛教根本的东西,如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实践就十分匮乏。

真正有修行有成就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有信仰的魅力在。可是如今被网络影响的出家人跟世俗人一样,这样怎么可以?如果有信仰感觉就不一样,毕竟是个寺院是个修道场所,你感觉他有所成就、有号召力、有影响,这样才能推动佛教的发展。

如果寺院与公司一样,方丈就是老板,当家就是经理,这就没意思了。要有戒律庄严,维持佛教形象,然后要有真正修行的人。其次再谈做学术的事情,做学术的人很多,写文章你们都会。


本刊记者:当年弘一大师曾经撰写了《南山律在家备览》,是在家居士认识戒律、受持戒律的宝典。在当今时代,社会环境变化巨大,对于居士来说,如何去受持戒律呢?

界诠法师:

居士一般受五戒,所谓“三皈五戒”。五戒虽然简单,其实它是根本。比丘戒很多,无非是从五戒开出来的,因为五戒是根本,其他戒是枝末。为了保护根本戒,所以才制订那么多。

比丘戒首先是保护根本戒,其次是要避讥嫌。当时印度社会对出家人有根本要求,出家人必须是修行的、听闻佛法,不能从事生产。到目前为止,在印度社会修行人乞讨仍旧是民族习惯,僧人乞讨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在中国,无论是从朝廷政府,还是老百姓,觉得乞讨是很下贱的事。所以习惯不一样,讥嫌的事情就产生了。

居士就是这五条,杀、盗、淫、妄是根本,叫性戒,酒戒是遮戒。居士随分能做到的,尽力而为。现在居士很想受戒却做不到,因为在社会上很多事情,如妄语戒,你做生意、卖水果,人家问你水果甜不甜,你不能说水果很酸,酸谁买呀?水果放了几天,你说是新鲜的,无形当中就有妄语。生活就是这样,你不打妄语,生意没法做,活不活了。

现在人消费心理是这样的,说便宜他不要,说贵了反而要。我有一个亲戚在做生意,他说十几块钱的沉香,三百块钱很快就卖完了,但是卖二十、三十块,却没人要。我说这不是坑人吗?他说,东西是你自己看的,本来就是这样。

原则上,我们不要害人就最好,像杀、盗、淫。在家居士吃素,也是汉传佛教的一个传统,所谓斋戒是指过午不食,不杀生吃肉是慈悲心的一种扩展,不愿去残害众生生命。偷盗、不与取,有主的东西,我们不要去侵犯人家的财产,它里面很细。

所以居士能把五戒做好,对社会、对家庭都是很大的增上,很大的帮助。所以真正学佛学得好的,对工作家庭能带来很多欢乐的事情。如果学成半吊子就麻烦了,会带来很大的负担,本来学佛是带来轻松解脱的事情,内心的一种法喜。如果没学好就觉得很负担,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佛教本来是给你解脱、清凉的。因为佛知道这样那样的行为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叫你不要去做,其实是对你的一种保护,本来是这样。

这么一想,我们伤害别人的生命,使别人不自由,将来也导致自己不自由。杀害动物、虐待动物,肯定这种行为是不好的,我们能够去保护它、利益别人,本来是件很和谐的事情。

能这么想,学佛就没负担了。



【注】本文根据**年6月22日福建平兴寺,界诠法师接受弘化社参访时所开示的录音整理而成。由于时间原因,本稿未及请界诠法师确认,如果整理过程中造成了错谬,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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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弘一大师圆寂70周年,为永久缅怀大师,弘化社经过将近一年的精心准备,并特别邀请行者(作家、当代学人)参与筹划,参访了国内外多位与大师有甚深因缘的大德法师、居士、艺术家等,积聚大众倾情之力,共同完成了本期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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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弘一大师学名文涛,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初为新文化运动之前驱,启蒙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等诸多文化领域。1918年入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精修佛律,民国13年出版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1942年10月13日在泉州圆寂。往生时,年六十三岁,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海内外诸缁素将其遗著结集出版,又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南山律苑文集》、《晚晴集》、《晚晴老人讲演录》、《弘一大师全集》等,承传南山律宗,并被遵为第十一代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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