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把握“吾心”，却又是最难的。所以，在禅宗的公案中,屡有“觅心而心不可得”之说。
为什么？
按照洪应明的认识，人心这部真文章，常常被残编断简之类的书文封闭固塞了。这，通于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
人的为学，是用脑去学知识，学而知不足，结果就是相对有限的知识越积累，就越浩繁越广博，学者也就自得自溢。人的为道，则是用心领悟形上学，结果是越近于道，为道者就越谦卑虚己，越澄明宁静，这虽不是具体知识的直接增加，但对一个人心智境界的提升，一颗心灵的豁然开朗，却是不可或缺的。在方法路径上，“为学”用的是加法，“为道”用的则是减法。“为学”的对象是知识，而知识如罐头，是有保质期的，时光流逝，知识老化也就是必然的；“为道”的核质则在智慧，简洁澄明是智慧的特征，时光流逝，智慧的亮色却与日俱增，跨时跨代，在有灵犀有准备的心灵中，如吹拂出阵阵春色地处处通……这些，借用陆九渊的诗句来表述，就是“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可见，一个人“为学”与“为道”，一个人的知识多寡与是否睿智明达，并不是成正比的。也正因为“为学”基于有限，所谓生也有涯而学海无涯，也就不可能达到无限的境界。所以，古往今来，多少学者虽皓首穷经，终生也只是神思陷在象牙塔内，入乎其中而不能出乎其外，有限的知识成为了苍白生命的遮羞布、贫瘠人生的“皇帝新衣”，人心这部真文章，也就埋没在虚幻短暂的捕风之中。
按照洪应明的认识，人心这部真鼓吹，常常被妖歌艳舞声色犬马所障蔽湮没了。这，通于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从道的角度言，大象无形，目不可视；大音希声，耳听不见。人如果只执着于五色（红、黄、蓝、白、黑色，泛指可见世界的颜色）世界，五色所构成的光色污染就可以乱目，使人迷失了心灵的家园，而心灵的失明，会使人真正迷茫；人如果只执着于外在的声音，忽略了心灵的呼唤，那么，五音（宫、商、角、徵、羽音，泛指可闻世界的声音）所构成的噪声污染就可以乱耳，导致心灵的失聪，人就难免寂寞孤独；人如果只执着于五味（酸、甜、苦、辣、咸味，泛指可吃东西的味道），贪求口福，只去满足口感的需要，心灵也就无缘于那淡而有味又韵味无穷的大道……
所以，要把握“吾心”，学者就须扫除外在的一切束缚，直觅本来心，保有平常心，人生才有个真受用。
所以，夸逞自我的功业，炫耀自我的文章，诸如“老子称第二，谁敢称第一？”“天下文章属三江，三江文章属敝乡，敝乡文章属舍弟，我为舍弟改文章”之类的心态与言行，都是靠外物做人。殊不知，自我心体光明莹然，本来自在，不失一分一毫。所以，一个人即使是无寸功傲世，无片语只字传世，也自有其堂堂正正做人之处。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人一生清白，同样可以百代留下清芬。
从这些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即使过去是英雄，为何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从这些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那些含蓄蕴藉而玩味无穷的诗词，何以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高妙境界。
从这些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学富五车的孔夫子，何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与感慨。
……
所以，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收放自如之心，是可以自我把定之心。在洪应明看来，人活世上，身要忙闲得宜，心要收放自如。此心亮堂，虽处外境物欲之中，也不放纵，但也不是干枯如死井。平常心疏放于收摄之后，也就可鼓畅天机，融入大化自然的。
人能常有平常心，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立定自我，也就能自然随缘地应世，拿则拿得起，放也放得下，保持平和协调的心绪，日日心中有喜神，也就可以日日生活在好日中，离道也就不远了。
只是，一如古代《尚书》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则难安，微则难明。人活一生，其实都是在这“危”与“微”的途中行走，如何在这“危”与“微”的途中，减少坠毁入危途的机会？如何使“危者安，微者著”？这都是问题。
而人有不同，人的根机、遭际、历练与见识等等，也有不等。于是，不同的人闻道后，反应也就不一。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四十一章）意思是说，上等贤士听闻了道，就勤勉努力去实行；中等人士听闻了道，将信将疑；下等人士听闻了道，就哈哈大笑。
所以，看似平常的平常心，尤其是在不平常时期面对异常人与异常事的平常心，是最不平常的，难能可贵的。
人品极处是本然
【○持身涉世，不可随境而迁。须是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内的真人品。
○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踪迹虽隐还显。
○贫贱骄人，虽涉虚骄，还有几分使气；英雄欺世，纵似挥霍，全无半点真心。
○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贯。若伪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对人则面目可憎，独居则形影自愧。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优人傅粉调殊，效妍丑于毫端，俄而歌残场罢，妍五何存？
○逸态闲情，惟期自尚，何事外修边幅？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
○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景色虽不艳丽，气度自是风雅。士君子当穷愁寥落，奈何辄自废驰哉？】
以上这些引自《菜根谭》的语句，似诗，似楹联，也似慷慨陈词……所论及的都是做人的关键——人品，还附带地提到了为文之道。
按照洪应明的认识，成功的文章，不是通过堆砌奇文异字而取得的，而是通过内容的充实和字句的协调来达到的，说到底，就是各方面显得恰到好处，整篇文章有一种浑然一体的整体感。
要达到这种目标，当然要通过具体的写作来实现，这又落实在写作中的各个方面上，如不乱用比喻，避免堆砌词藻等等。
仅就文章中的形容词运用来看，从中国历史上众多的著名文学家到现代的文学大家，典型如老舍，并不主张在文章中运用过多的华丽的形容词，而是提倡一种天然清新而又自然贴切的文风，以免使文章失去了淳朴的魅力，给人以一种华而不实、肤浅卖弄之感，也避免使文章成为形容词的汇编，做到不因词害意，保证文章有充实的内容。
这并不是说为文时就不须讲究艺术的技巧，而是主张我们为文时，不必挖空心思地追求那些多余的文字矫饰，在平淡的文风中追求成熟而又绚丽的效果。
为文如此，为人就更是如此。
春秋时代，越国有一名叫西施的绝色美女，她有心病，在村里总是皱着眉头。
西施的邻里中，有一名叫东施的丑女，每每见到西施的这副让人怜爱的模样，觉得很美。有样学样，她在村里，也学着模仿西施的那种手捧胸口、皱着眉头的模样。为此，村里人见了她，富人是关上了大门，穷人则是带着妻子儿女避开，谁见到她，都是唯恐避之不及。
东施所知道的，仅是皱着眉头的西施的确美，却不知道西施为何即使是皱着眉头，也是美的。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东施效颦”。
它看似简单，但从庄子经黄庭坚而至今，已被中国人传诵了数千年，可见它包含有深刻而又冷峻的智慧哲理。它所论及的是一个人的形貌，直接地说明了当东施盲目地去模仿西施的形貌动作时，她的作为只会增加她形貌上的丑陋度，使她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事实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东施也不例外，只不过她因一味的模仿而失去了本真，结果是适得其反。
现代人明白了这点，所以，即使是相貌生得有些对不起各位看官，那么，一如流行歌词所吟唱——“我很丑，但我很温柔”，丑是客观，温柔是自然本色，丑加温柔，也是可爱。
形貌尚且如此，讲到人的品质、品格与品性行为，就更是如此。
结合每个活生生的人来论人品，人品就有好与坏、高洁与卑劣、可信与不可信之分，而这些，都通过每个人的各自个性、情趣爱好、行为追求和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体现出来。
在人品问题上，洪应明像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一样，推崇的是本然人品，也就是率真、纯真、本真的人品。
本然人品，人品本然，是不违反个人的自然本性，不被各种外在规则所规定，也不会被各种外在的功利目标所扭曲的。
本然人品，人品本然，是发自内心而又顺其自然地表现出来的，不是矫揉造作的。
论人品的本然与本真，可贵之处也就在此。
所以，是李逵，就不用如林黛玉般地吟诗焚稿、呕气吐血。是林妹妹式的人物，也不必似李大哥那样去挥舞大板斧，为劫富济贫而冲锋陷阵、打家劫舍。
为人至此，那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溪”——“踪迹虽隐还显”，类似诸葛亮那种藏龙卧虎的人中豪杰，就是如此。
为人至此，就能泰山崩于眼前而不眨，就能显出中流砒柱的英雄本色，关于这点，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莫不如此。
至于洪应明所言的“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贯”句，涉及的则是三则故事。
“霜可飞”：道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忠臣邹衍因冤下狱，相传他曾仰天大哭，虽时值盛夏的六月，然而上苍受此感应，竟然六月飞霜，以证邹衍的确是受到了冤屈。元朝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在其悲剧名作《窦娥冤》中，讲述了含冤被判处极刑的窦娥在临刑前，对天发下三桩誓愿，以证明她的确是冤枉，三者之中其一就是引证“飞霜六月因邹衍”的故事，立誓在三伏天时，让天降三尺瑞雪。
“城可陨”：讲的是秦始皇时代，有一名叫孟姜的女子，因思念被征配去修长城的丈夫，千里迢迢地去探夫。她到了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因劳累过度而死去，悲忿交加的她，在长城城墙下放声恸哭，她那哭的能量是如此充沛，瞬间即使长城崩塌了一大片。
“金石可贯”：讲的是周朝有一名叫雄渠的射箭能手，一天傍晚，他走在山路上，猛见有一只虎伏在路旁，他马上箭搭弓上，聚精会神，用尽全身气力把箭射出，箭射中了那老虎。但见那老虎既不叫喊，也不翻跳，他心中不免怀疑，走近一看，才知那“老虎”原只是一块石头。由于他射箭时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所以射中石头的箭，已深深没入石头之中，谁去拔都拔不出来。西汉时，著名将军李广也曾有与此相似的经历。
在这三则故事中，前两则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传奇故事，虽涉神怪灵异，却盛赞了人的真挚情感与精神；后一则为史实故事，它阐释了当人能集中精神，气贯长虹之时，就可以创造出平时所难以创造乃至想象的奇迹，也就是“精诚所至，金石可贯”。
可见，人之所以成人，建树起本然的、本真的人品，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否则，一个人倘若因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时时处处隐匿起自己的真面目，靠假面具来装扮自己，结果必是糟蹋了自己的个性，扭曲了自己的性情，从言谈到行为都充满了虚伪的成份和矫揉作态的举止，那么，这种人就只可配称为徒具形骸的伪妄之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只会给人留下虚伪可憎的印象，缺乏人格的力量。
当这种人到回首平生往事时，会发现他们最缺失的正是自我的本来面目。所以，头脑中只会留有形影孤单、自怜自愧的痛苦，摆脱不了因虚伪而引致的心理折磨。
显然，这种人不会获得幸福，其人生只可算是失败的人生。
因为他们的一生仅是在演戏，也许他们表演得很美也很得体，但并不能使自己信服，不能蒙蔽眼睛雪亮的人。
这，一如诗人那一针见血的揭示：
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席慕容：《戏子》）
退一步说，假如当我们世故到也戴起面具，写文章也到了需要修饰之时，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此而损害了自己的本然人品和文章的朴实。原因在于，本然人品与优秀文章都是容不得虚伪与矫饰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强调此点，从要求人保持天然的“本色”、“本来面目”乃至“君子坦荡荡”等等说法，均表明了类似的内容。
借用一个流行词，保持本然，也就是：不“作秀（骚）！”
所以，人活世上，《菜根谭》更推崇的，是一种能保持清标傲骨而又有逸态闲情的人生，是一种可以面对自我、不修边幅、素面朝天的生活。对于清贫之家，洁净在于扫地；对于清贫家之女儿，洁净在于梳头，景色虽不艳丽，而气度同样落落大方，自有风雅。如此，士君子即使是穷愁寥落，又岂会自惭形秽、自怨自艾？
洪应明是在论为文、为人与人品，事实上，举一反三，看世间事物，多如此。
明朝刘元卿曾记录过一个猫如何被某些人形容成“鼠猫”的故事，形容猫的英武，却要用猫爪下的猎物来形容，这正是某些擅于歪曲对事物本性的认识的人所经常犯的错误。此处引用，唯一要明确的是，这个故事绝不是写给猫看的。
这个故事所说的是：
曾有一名叫齐奄的人，十分看重自己所养的一只猫，逢人便夸耀说；“此猫名叫‘虎猫’”。
甲人听后，就给他出主意；“老虎虽算凶猛，但绝没有龙的神奇灵异，请你把它更名叫‘龙猫’吧。”
接着，乙人听后，更进一步进言说：“龙，是比老虎神奇，但龙要飞腾上天，必须依靠浮云衬托，可见云要比龙要更高一等，因此，还是改名为‘云猫’为好。”
但丙人却不以为然，说道：“云雾虽能遮天盖日，但只要风一刮来，云雾很快就被吹散了，看来是风比云厉害，你的猫，还是叫‘风猫’为好。”
而丁人对此论却更不以为然，批驳道：“大风虽能猛烈地刮，但只要用墙来作屏障，就足以阻挡狂风暴风了。风怎能与墙相提并论呢？可见，这个猫还是叫‘墙猫’才合适呢。”
最后一位说客，则另有一说：“各位所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依我看来，墙虽坚固，但只要老鼠在墙上打洞，这墙就会倾塌下来。可见，墙又怎么比得上老鼠厉害？如此看来，此猫还是得改名，窃以为，叫‘鼠猫’最好。”
他们这番谍喋不休的争论传出后，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就嗤笑他们道：“嘻嘻！猫本来就是捕鼠的，猫就是猫。为什么要乱给它起名安号来形容，使它失掉猫的本来真实的面目呢？”
是的，猫如此，人呢？
再，人论猫如此，人论人呢？
成功要有大胸襟
【○我果为洪炉大冶？何患顽金纯铁之不可陶熔？！我果为巨海长江，何患横流污渎之不能容纳？！
○物莫大于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沤。”事莫大于揖逊征诛，而康节云：“唐虞捐逊三杯酒，汤武征伐一局棋。”人能以此胸襟眼界，吞吐六和，上下千古，事来如沤生大海，事去如影天长空，自会经纶万变而不动一尘矣。
○权贵龙骧，英雄虎战，以冷眼视之，如蝇聚羶、如蚁竞血；是非蜂起，得失猬兴，以冷情当之，如冶化金、如汤消雪。
○仁人心地宽舒，便福厚而庆长，事事成个宽舒气象；鄙夫念头迫促，便禄薄而泽短，事事成个迫促规模。
○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廉官多无后，以其太清也；痴人每多福，以其近厚也。故君子虽重廉介，不可无含垢纳污之雅量；虽戒痴顽，亦不必有察渊洗垢之精明。
○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盖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胧正聪明之窟也。
○有浮云富贵之风，而不必岩栖穴处；无膏肓泉石之癖，而常自醉酒耽诗。竞逐听人而不嫌尽醉，恬□适已而不夸独醒。此释氏所谓不为法缠，不为空缠，身心两自在者。
○异宝奇琛，俱是必争之器；瑰节琦行，多冒不祥之名。总不若寻常历履，易简行藏，可以完天地浑噩之真，享民物和平之福。
○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
有比熔金铸铁的冶炼大炉更富于力量的事物吗？
有比吞溪容污的长江大海更浩翰博大的存在吗？
有。我们的心灵，就是。
因为，我们的心灵具有囊括宇宙、超越光速的伟力。
这就是建树我们为人处世的大胸襟与大气魄的依据。
在古人看来：
天地万物以天地日月为大。而诗圣杜甫（字子美）却有诗言：“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沤”——在我看来，日月只可称为笼中之鸟，天地乾坤也仅是水面上的泡沫而已。
人世的纷繁万事中，则以君王之间的禅让、朝代的更迭盛衰，最为重要。而宋朝著名哲学家邵雍（溢号康节）却有诗称：“唐虞捐逊三杯酒，汤武征伐一局棋”——在我看来，远古时贤明的（唐）尧帝将帝位禅让给品行高洁的（虞）舜帝，仅有喝三杯酒的意气；商汤兴兵伐灭夏朝而建立商朝，周武王率军诛灭商朝而建立周朝，也不过只是下一局棋的风光罢了……
当悠悠千古事齐涌上这两位诗人的心头时，漫长的历史长河被浓缩了，宇宙人生的轻重主次也被明确化了，诗人思绪也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进人无限，诗人的眼界更不会局限在委琐的小是小非上。
读诗使人灵秀，读史使人明智。
难怪洪应明在品味杜甫和邵雍的这两段诗时，无限感慨上心头：人能有此等大胸襟、高眼界，就可胸怀天地四方，就可看破亿万年的沧桑变迁，视事来如泡沫生于大海，不必大惊小怪；视事去如鸟影隐匿长空，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即使是面对千丝万缕的国家大事，也能从容处置，不无端地扰动一尘一末。
《菜根谭》的主旨深蕴着宇宙意识，直契天地境界。有如此意识与境界，犹如在空中观物，再据此以冷眼看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争争斗斗，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皇室权贵们为城头变幻的大王旗、英雄豪杰们为名誉地位而虎战不休，也不过是如苍蝇因羶气而聚集、如蚂蚁因抢食而竞斗；世间的各种是非如蜜蜂飞起，各种得失如刺猬的硬刺那样竖立，以冷情处之，就可以如洪灶融化真金、如热水消融冰雪。
博大的胸襟！恢弘的意识！从容的气度！正是人世的成功者所必备的。
能否客人，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大胸襟的主要尺度之一。
唐朝名臣魏征，原是唐高祖李渊所立的太子李建成的亲信幕僚。因李建成与其弟李世民之间为争夺君位而形同水火，魏征曾力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掉李世民。
后来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即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作为胜利者的唐太宗，并没有追究包括魏征在内的原李建成的许多部属，而是对他们量才而用，魏征就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他先后向唐太宗陈谏国是二百多次，即使君臣之间为此而产生误解、争吵与冲突，也在所不避。
史家公认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之所以能达到盛唐的高峰，跟他胸怀宽广，放眼长量，能容也善用包括魏征在内的忠诚却非唯唯诺诺的能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也因此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成为了千古佳话，印证了孔子所言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理。
事实上，不独君臣之间的关系如此。
俗话说：“宰相肚里可撑船”，特指身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必须能团结百官，搞好内部建设，抗御外来侵略。宰相缺此胸怀，常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想，一味党同伐异，就没有成为贤相的基础。
战国时代的蔺相如之所以能一味忍让廉颇的挑衅，就是为了保持将相的和睦，不让秦国趁机侵略赵国，正因蔺相如不失相国的胸怀，深受感化的廉颇的“负荆请罪”才成为了千古美谈。
相反，如果一个的心胸过于狭窄，在遇到不顺心之事、听到不顺耳的话语时，就怒不可遏，见到强于自己者，就萌生那种“最卑劣最堕落的情欲”（培根语）——嫉妒……结果只会危害了事业，又极大地伤及了嫉妒者自身的元气与身心。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年少气盛，虽英才盖世却心胸狭窄，妒才嫉能，屡害诸葛亮而不能如愿，自己却因此而被活活气死，死前还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怨愤。想想，又何必？！
在这方面，洪应明不点名地提到了屈原。
诚然，屈原是一个道行高洁者，是楚国的忠臣，是伟大的诗人，但他却不可称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既应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审时度势的机智，还应有容人的度量、团结人和用人的策略和技巧，从而增强而不是削弱自己所归属的政治团体的凝聚力。
而屈原恰恰缺了这些，他猖介高傲，多愁善感，独来独往，好持瑰节琦行，好作惊世骇俗之语，宣称整个世界都混浊不堪，所有的人都醉得昏昏沉沉，惟有自己才是清白的，惟有自己才是头脑清醒的，惟有自己才是对楚王忠心不二的……这正是他不断地怨天尤人的依据之一。这样，他的这些疏狂意识使他失去了沟通与楚国君臣上下关系的思想前提与人际关系基础，他的政治头脑中甚至缺乏“求大同，存小异”的意识，历史进程也就难以朝他所设想的方向运行。
可以说，屈原的悲剧不仅是道德与政治的冲突所造成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往往是不道德的），也是他个人的狭窄心胸和简单的思维定势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发展进程相冲突而造成的。确实，他坚持了他的原则，不随波逐流，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活与变通，似乎只有社会历史适应他而没有他适应社会历史的道理。在这种意义上说，他的认识不可称为通情达理，他的人生也不是理想与完美的。鲁迅先生则曾把曹雪芹笔下的焦大比喻为“贾府的屈原”（见《言论自由的界限》），我想，这一比喻，并非是在抬高焦大，也不是拟贬低屈原，而是说他们两人在愚忠、自认惟我独醒等方面，几无二致。当然，两人也有不同，即假如焦大“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换句话来说，屈原的《离骚》，不外是因其的愚忠不被楚王赏识所发的文字性诗歌化的高级牢骚罢了。
据此，洪应明结合对自然的观察，得到了另一项启示：“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事实的确如此。
按我们的理解，洪应明在谈人应建树大胸襟时，论及了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并不是主张君子可放松自己高洁的道德志向与修养，可以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是指人生一世，应当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应当像大地善于将污垢转化为肥料、进而据此育出新苗一样，注意从各种正反经验中汲取养料来完善自己的人生，应当对“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状况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与认可，会察人也会容人，会容人也会用人……
人至察则无朋，高深的且不说，类似郑板桥所言的“难得糊涂”，因时因地，也不失为处世之一妙法。按《菜根谭》的认识，有大胸襟者，才是大聪明的人，“吕端大事不糊涂”，对于小事也就不会斤斤计较，朦胧处置；反之，大懵懂的人，对小事是伺察在胸，对把握大事却茫然无措。可见，伺察小事乃人之成为懵懂的根源，而对小事模糊朦胧处置，往往正是营造着大聪明的无穷空间。
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能更好地理解陆王心学所特别推崇的孟子之言：“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从泛指方面看，历史上曾担当一人之下、千万亿万人之上的宰相职务者，十分有限。但这并不是说，不担当宰相者就不应培植起这种大海般的胸怀。恰恰相反，培植起这种胸怀，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宽怀相待，有助于个人心胸趋于坦荡，养成宽舒的气象。
即使是在每年一度的端午节，在以纪念屈原作名义的赛龙舟活动中，人们也能感觉到另一种迥异于屈原式思维定势的团体智慧：你我他同处在一条船上，与他船同处一条起跑线前，起跑枪一响，我们不争上游，就会处下风，彼此唯有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何暇分孰醉孰醒？冲过终点线了，赢家扛回了奖品——大缸酒加大块肉，然后，大家一醉方休，夫乐如何！输家也不必难受，筹划来年再赛，才是正道，游戏嘛，总是有机会的……所以，在怀念之外，用现代意识来看待屈原，屈原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血肉文字和作为知识分子所有的良知，依然令我们神往不已，这其中蕴涵着维系人类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命脉。而他的那种狭隘自恋的情结，则是应该抛弃的。毕竟，古今中外，何时何地无小人？无人前人后的是非？为小人为是非而自沉自毁，不值得。
中国老百姓所梦寐以求的福禄寿，在洪应明看来，只不过是仁厚之人的宽舒心地、从容处事的副产品而已。就我们今天所见的一些百岁人瑞老寿星来看，他们的长寿秘诀中，都有宽怀待人、随遇而安、少激动、不轻易对人发怒这一条，这种胸怀与良好修养，正是他们获得长寿的处世基础之一。
佛教有这样一则人格化的人生座右铭，那是贴在弥勒佛像旁的：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张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所以，大肚而又总是笑吟吟的弥勒佛，就不是口常说空者——不为空缠，也不是为物所役者——不为法缠……
这当然不易做到。
宋朝词坛大家苏东坡在瓜洲任职时，某天，因坐禅开悟，自认为已超凡脱俗，不为世俗的称、饥、毁、誉、利、哀、苦、乐等八种风所动。于是，因体悟而作成一诗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然后令书童乘船从江北送到江南，呈给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指正。
佛印禅师看后，挥毫批了两字：放屁。
东坡见侍者带回的批字后，火冒三丈，立即乘船过江。
佛印早已料到东坡会前来兴师问罪，故早已在江边恭候。
一见面，苏东坡指责道：“禅师，你为什么污辱我的诗？”
佛印若无其事地答道：“没有啊？我骂了你什么？”
东坡指着“放屁”二字，责道：“这是什么？你还狡辩？”
佛印呵呵大笑：“噢，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嘛，怎么被一个屁打过江来了？”
东坡一听，默然无语，自叹修养不及禅师。
过几年再看看他。
据此，再归纳建树人生大胸襟的诀窍，即：意似行云流水，不执着！
是的，不执着——连对“不执着”之念也不要执着，这就近于排宗六祖慧能所说的“无念”、“无住”了。
撑天撑地靠气节
【○……一段不为的气节，是撑天撑地之柱石。故君子于……一缕一丝，勿容贪冒，便可……为天地立心矣。
○矫情不若直节之为真。
○君子而改节，不若小人之自新。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节而使人忌。
○事业文章，随意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时。群信不以彼易此也。】
大丈夫为人处世，最少不了那一段气节、直节。
何谓气节？气节是为人所必需的志气和节操。
何谓直节？直节是为人所必需的正直节操。
遥想西汉时代，中郎将苏武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带着和平的使命，手持汉朝的使节（即代表朝廷出使的符信），率领副手张胜、常惠及百来个卫兵，出使匈奴。
当时，双方才经过了一场经年累月的战争，处于或战或和的关键抉择之时。无疑，苏武此行的使命是不同寻常的。所以，到了匈奴后，他不以个人为怀，凡事都从有利于汉朝的立场出发，小心谨慎，却不意他的副手张胜，因急功近利而卷入了一场企图刺杀原为汉朝使节、此时已投降匈奴者——卫律的预谋中，事未办成，风声却先漏了出去。于是，卫律和匈奴单于（匈奴族的最高首领）就将两种选择摆在苏武他们的面前：或投降，或被囚遭杀。
苏武一闻“投降”两字，就大义凛然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作为堂堂大国的使者，却像犯人一样被人审问，这不是给朝廷丢脸吗？我已经有辱使命，倘再丧失气节，即使活了下去，又有何面目再去见人呢？”说完就拔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即刻昏死过去，浑身是血。后经抢救，苏武虽醒转来，脖子却已受了重伤，而惹出事端的张胜却已在匈奴人的刀口威逼下，屈膝投降了。
对于苏武的气节与作为，连匈奴单于也感到钦佩，从而就更想将他收归己用。于是，卫律奉主子之命，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降，软硬兼施的伎俩都想尽用完了，得到的只是苏武的蔑视和责骂。
单于无法，只能将苏武关在地窖里，不供粮也不供水，想迫苏武就范，苏武却凭着那么一种气节与毅力，用雪和着毡毛来解渴充饥，顽强地活了下来。
单于见状，又派人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苏联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让他放牧公羊，扬言到公羊生出小羊后，才准他归汉。在那里，苏武只能以田鼠野菜充饥，而他对人生的种种磨难坎坷都可以不以为怀，惟独忘不了自己作为汉朝使者的使命，忘不了自己手持的使节，他白天手持使节放羊，晚上则抱着使节睡觉。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全脱落掉了，他依然把那条只剩杆子的使节视如命根。
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单于又派汉朝降将李陵到北海去劝说苏武投降。李陵先以苏武在此荒无人烟之处受罪，却无人知晓来劝说他不如归顺匈奴，以享荣华富贵。再告之自从苏武出使被扣后，苏武的兄弟被迫自杀、妻子改嫁和儿女下落不明的悲惨遭遇，欲断苏武的归汉之心。但苏武的回答依然是斩钉截铁的：“我生为汉朝之臣，不能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和父母之邦，你不用多费口舌了。”毫不客气将李陵顶了回去，绝不以气节作为交易的筹码，绝不以气节来交换荣华富贵。
如此过了十九年后，因匈奴发生内乱，匈奴新单于急于向汉朝求和，苏武、常惠等几人历尽波折磨难，终于回到了汉朝。此时，苏武的胡须头发全都白了，手里却依然拿着那条光杆子的使节交给汉昭帝复命。知道此事者，无不为之感动，直夸苏武是个真正的大丈夫。
从苏武身上，我们看到了支撑中国历史的脊梁骨，看到了他的气节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尊严和人格化力量，看到了气节如何具体地落实为生命的信念、生存的力量和精神的支柱。苏武在历史上并没有做出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丰功伟绩，但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坚贞不屈的高尚气节的顶天立地者，令人难以忘怀。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尚的气节者，不在少数。岳飞、文天祥、林则徐……不详述其事迹，仅开列名单，亦不可尽数。“在命运的颠沛中，最易看出人们的气节”（莎士比亚语），他们每每在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面临生死存亡或大抉择的关键时刻，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苟且，不退缩，经受了种种艰苦磨难的考验，以自己的气节和敢作敢为谱写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悲壮剧。
正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褒扬人之所以为人的气节，正如南宋的陈俊卿所认为的那样：“人才当以气节为主”。
结合以上挂一漏万地列及的历史事例与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洪应明为什么将气节视为撑天撑地的柱石，也就是将人的气节强调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
据此，就较易理解和接受洪应明关于气节的一系列思想，即认为：君子为人处世时，不贪图一缕一丝不应得的财利，那么他的气节就无愧于天地；平时，一个掩饰真情实感（矫情）者，必缺乏具有正直的操守者们所特有的率真；对于已有君子之誉者言，倘如他抛弃了气节，那他就甚至不如一个知错能改、改过自新的小人；在平日的人际交往中，以放弃原则的曲意逢迎来讨别人的欢心，还不如坚持正直的节操而令别人有所忌惮。
总而言之，气节精神所体现出的人的尊严与崇高情操，不像个人的事业文章那样，往往随着个人生命的自然终结而终结；也不像个人的功名富贵那样，往往随着时势的不同而有所转移。气节精神能超越时空的樊篱，光耀千秋，万古常新。有气节、坚持直节者的精神境界是崇高的，气节与直节，毋须自我标榜，却总会在他们的言行一致中表现出来。
对于生活在一个相对平和稳定时期的我们来说，气节与直节也并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话题，虽然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不会有面临类似苏武所面临的外交场合与大变故之时，但就是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与工作中，比如在与外国人交往时，要做到不卑不亢，不做任何有辱国格人格、有损于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就离不开气节的引导。再如，在工作中，要坚持原则，克己奉公，不充当墙头芦苇般的角色，不随风摇摆，不放逸自己，也必须以气节作为基础。在生活中，几十年前，类似著名学者朱自清在饥饿贫病时，还因抗议美国实行扶日政策而签名拒领美援面粉，也同样是民族气节的一种崇高体现……
人活着，必须有一种精神支撑着。
气节，正是这种精神之根之源。
气节能使人时刻不忘根本，使人不忘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则，使人能够不忘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使人能够保持人格的尊严……
这些，也正是我们今天依然重视气节，将气节视作我们为人处世时所必需的一项主要修养的缘由罢。
德为事业之基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
○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
○立业不思种德，如眼前花。
○讲道修德，念念要从虚处立基，若稍计功效，便落尘情。
○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附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
○阴谋怪习、异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祸胎。只一个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招和平。
○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度兴；若以权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
○谨德须谨于至微之事。】
在个人修身自省的方面，洪应明十分强调德——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强调德才兼备而又以德为主导，认为德乃人生事业的基础，是个人才能的统率与主心骨。反之，离开了道德的建树，立业也就失去了稳固的基础，如艳丽一时而不可长存的花朵；缺乏道德的约束，个人的卓越才能还有走向反面的可能，会耗尽在鬼蜮的猖狂作为中……
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指鹿为马”的故事：
秦朝末年，宦官赵高将一只鹿称为献给秦二世的“马”。糊涂的秦二世还不至于糊涂到不辨鹿马的地步，所以就笑着纠正说这是鹿而不是马。赵高却不改初衷，一口咬定那匹鹿是一匹“马”。
对此，朝中大臣们中，有附和赵高的信口雌黄之言者，也有反驳赵高混淆鹿马的正直不阿者。结果，赵高在日后借故除掉了这些正直的大臣，秦二世也难逃杀身之祸，作为家奴宦官的赵高将秦廷秦国搅得乌烟瘴气，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幕家奴主事、宦官当政的闹剧。
其后，类似的闹剧接二连三地出现在那些最黑暗、最腐败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那些因性别器官受到阉割伤害而导致精神心理失调变态的宦官太监们，一朝得势，就会竭尽心力地向社会报复，既毫无原则地欺瞒自己的主子，又借助主子的威势来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极大地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有鉴于此，封建王朝的那些明君贤王，都作出了不允宦官太监们干预朝政的严格规定，以保朝政的清明公正。
显然，洪应明用家奴作主的事例来比喻那些有才无德者，是为了指出他们的危险性，因为他们会运用自己的才干去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损人肥己，还可以恃权恃势来压制人才，对自己的错误作出万般诡辩……从而引致事业的失败、江山的丧失乃至个人的身败名裂。可见，才并不能主宰更不能取代德。而且比较来看，无德有才者较之无德无才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毒化，会更深更力。
对此，唐太宗和魏征关于用人的一段议论可作佐证。
唐太宗认为不可粗率地选择官员，用了一个好人，就会引来别的好人；相反，用了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接踵而来。魏征则进一步肯定了这种思想，认为在天下动荡不安时，主要是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所用的人也就必须德才兼备。
历史的经验之谈堪作借鉴。
企业家们在研读《菜根谭》时，德为才之主的智慧之见就很值得借鉴。同在一个企业内，道德乃造就职员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培养职员对企业的忠诚感与认真敬业地工作的基础。在这方面，企业要将对雇员的品德要求予以具体化、细则化。如诚实，就是金融证券公司对雇员在这方面的最突出要求，惟有诚实者才堪担当掌管钱财的财务工作。
正因为强调了德才兼备，所以，在具体工作与职业培训中，大小不同企业都要创造种种便利条件，不仅要培养和发挥每个人的才干，也要提倡和发扬每个人的高尚品德，使职业道德真正成为本职工作的灵魂。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
正如洪应明所看到的那样，历史上的不少品德道行的高洁者，走的是寂寞的人生之路。如人们熟知的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身遭流放而后自沉于汨罗的屈原；持节牧羊的苏武；坚持抗金而后血洒风波亭下的岳飞等等。他们不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不是人生的春风得意者，但他们却是历史上的有德伟人，千百年来，一直具有一种人格感召的魅力。
相反，类似赵高、秦桧之流，生前趋炎附势，虽可享尽荣华富贵，前呼后拥，不可一世，却也免不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经受着凄凉万古的审判，遭人唾弃。
据此来论，富于高见的哲士达人们能够超越世俗的短暂功利，摆脱尘情的诱huo，注重品德的修养与修行，这似乎是世外玄虚之事，但却能时时体现在人生的实处。一个人即使无权无势，他也可以竭尽己力，造福于社会、遗德于黎民百姓，这样，他的自得自足感也就是无可比拟的。只要一个人的荣誉富贵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那么，一切就如山林的自然盛开之花，繁衍不息，是建立在功业或权力基础上的富贵名誉所不可企及的。
这种思想，可追溯到《左传》记载叔孙豹所论及的“君子三立”：立德、立功和立言。在这三项不朽的事业中，立德是居于首位的。
还应明确的是，洪应明虽未能从封建社会的实质来揭示那些品德高洁者是如何为封建社会所不容的，但他却明确地不推崇那些苦行修德的行径，认为那些超过一定限度的苦行，并不适合于正常人性的发挥，难以使人获得舒畅怡乐的心情。这是一种力求将德行与情趣统一起来的意识，具有浓郁的禅意。
时代在发展，道德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就在这种发展变化中，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秀美德更显露出蓬勃的生命力，诸如天下为公、以民为本、融入社区、敬业负责、勤俭持家、诚实待人、敬老爱幼、保持和睦的人际关系等等，今天依然有弘扬的必要与价值。同时，还要把这些美德具体落到实处，如在选拔干部时，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在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中，注意遵守社会公德……
